中国百年大变局：习近平再造中共与统一台湾困境及中华民族危局

作者：圣贤学徒

发表时间：2026-09-07 15:33

中国百年大变局：习近平再造中共的险局与统一台湾的困境及中华民族大危局

作者：北京爱国学者

总目录：

前置内容：摘要

一、振兴中华与“天下为公”的伟大历史任务从孙中山转交到习近平

二、重新认识被严重误解的爱国强人政治家习近平

三、代表革命意愿与天理良知的习仲勋才是真正的革命正统

四、不忘初心：革命先烈的奋斗成果不能落到权贵手中

五、习近平团队所面临的权贵官僚反噬风险

六、人口危机、改革滞后与武统台湾的三重风险叠加

七、习近平及团队如何保障“天下为公”和自身权益

八、如何实现中共与中华民族的双赢局面

九、习近平的困局与拯救中华民族的命运

十、习近平及继任者如何重建并掌控真正的人民军队

（正文2.5万字，摘要6000字）

摘要：

北京学者：近十几年来，从反腐败、扶贫、环境保护、扫除黑恶势力、发展军工和战略高科技产业、以反腐败和整治官场改善政治生态、以发展军工和反腐败提高军队战斗能力等执政成果来看，习近平主席的执政业绩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领导人，也超过中国近百年来的其他所有领导人。习近平强力推进反腐败，中国官场腐败问题得到很大改观，这是百年罕见之政治肃清。习近平强力推进扶贫，中国很多贫困地区的面貌得到很大改观，这是百年未见之功业。习近平强力推进环境保护，中国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等都得到很大改观，中国北方地区的雾霾现象得到有效治理，这是百年罕见之功绩。习近平强力扫除黑恶势力，治安不善的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治安得到很大改善，黑恶势力和黄赌毒大幅降低，这是百年罕见之功业。习近平积极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力主建设自主的完整工业链，这让中国应对美国贸易战越来越有力量，也让欧盟和日本无法通过经济制裁撼动中国，这是百年未见之强盛。习近平推动军工产业和军民两用产业发展，让中国军工产业及军工产能潜力都获得巨大增长，达到让美国恐怖的地步，这是百年未见之强大。习近平以军工发展和反腐败重建中国军队，让中国军事实力大幅增长，让美国霸权主义已经开始恐惧中国军事实力，这是百年罕见之雄心壮志。从习近平的理想与执政业绩来看，习近平是一位意志坚定的目标长远的爱国强人政治家。如果习近平能够再为中国建立维持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贤能民主制度及恢复符合真理中道的中华文化，通过经济社会文化的系统改革解决中国超低生育率危机，习近平就是中国近百年来孙中山之后的伟大政治家。

浙江老领导和北京学者都认为：权贵集团最不希望习近平推动中国民主自由，因为权贵集团害怕失去权力所带来的既得利益。如果习近平在执政初期就推动民主自由，就会遭到权贵集团的强烈抵制。而且，如果习近平当初表现得像父亲习仲勋一样开明，中国人民就会更加拥护习近平，这是权贵集团不想看到的局面。当时很多人拥护习近平，就是因为习仲勋的开明及奉行“权力为公”的良心，但这会损害权贵集团的利益，因而很多红二代支持薄熙来优于支持习近平。权贵集团害怕习近平推动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会在制度上打击权贵集团的利益。经过习近平两年大力反腐败之后，以权谋利的权贵集团就非常痛恨习近平，企图阴险推翻习近平，比如2015年的“股灾”、对异议人士和维权律师的大抓捕、推动互联网与媒体出版的言论高压政策，都是为了抹黑习近平，也是为了把习近平拖下水，让党政军民都痛恨习近平，进而推翻大力搞反腐败的习近平。一个开明的推动民主自由的习近平将被人民拥护，很难被权贵集团推翻。但权贵集团很容易反扑党政军民都痛恨的专制高压统治，只要把专制高压统治与习近平绑定在一起，只要全国党政军民痛恨专制高压统治，权贵集团就会最终成功反扑习近平。

浙江老领导和北京学者都认为：长期以来，人们总把毛泽东、邓小平等当作中共革命正统，这是十分错误的。革命正统不是谁拥有最高权力，而是谁代表革命的伟大理想追求，谁代表最广大革命先烈的伟大意愿，谁代表符合真理中道的天理良知。显然，习仲勋等有良知的共产党员才是主流，他们奉行“革命为公”，也就是继承孙中山和中华道统的“天下为公”，这才是真正的中国革命正统，习仲勋就是中共革命正统的代表。毛泽东、邓小平等人品不佳的领导人是“劣币驱逐良币”，不是中共党员的主流，违反革命先烈的革命意愿，也违反天理良知与中华道统，因而不是中国革命正统。孙中山高举“振兴中华”和“天下为公”，其革命理想追求符合真理中道与天理良知，孙中山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先驱，也是中国革命的正统。在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习仲勋是最有良知的领导人，代表了最广大党员与革命先烈意愿，因而习仲勋才是真正的中共革命正统，习近平是继承父亲习仲勋的伟大革命遗志。

浙江老领导和北京学者都认为：习近平是孙中山之后最高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人，习近平是孙中山之后最高举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领导人，习近平是孙中山之后最秉持“权力为公”的领导人。中共革命的目的是“革命为公”，中共政权的目的是“权力为公”，中共的最终理想是“天下为公”。中国共产党是以“革命为公”实现“权力为公”，以“权力为公”实现“天下为公”。权贵集团企图把中共变成维护权贵集团利益的中共，企图把中共的“权力为公”变成“权力为私”。习近平以反腐败打倒权贵集团，就是使中共重新回归“权力为公”，进而实现革命先烈“天下为公”的革命理想。因此，习近平拯救了中共，也扭转了中国历史进程。习近平的下一步伟大目标，就应当是通过遵从天理良知的中华文化和符合真理中道的贤能民主，以最优的制度和文化确保中国实现“天下为公”及可持续发展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浙江老领导说：20世纪的中国有孙中山，高举“振兴中华”和“天下为公”的革命大旗，推翻满清专制压迫和帝国主义代理人，开启中华民族的近代独立发展之路。21世纪的中国有习近平，让中国拥有国家强大的尊严，让中国人摆脱权贵集团掌控国家的危险。毛泽东只是让中国穷人站起来了但实际上还是继续穷，还要让中国人和革命战友向毛泽东下跪（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只是部分解放了中国人的劳动创造潜能，但埋下权贵集团掌控中国的危险隐患（陈云也负有重大责任）。江胡时期虽然经济上继续改革开放，但让腐败的权贵集团也越来越大，有让权贵集团吞并中共和国家的危险。习近平以强力反腐败打倒权贵集团，为恢复“天下为公”的伟大理想奠定政治基础。习近平大力发展高科技和军工产业，以强大实力让中国人真正在世界上与西方白人平起平坐的站起来，恢复中华民族应有的尊严与地位。有学者提出中国超低生育率是中华民族的新千年最大危机，只要大家提出好的解放方案，相信习近平可以解决中华民族的新千年危机。

浙江老领导说：改革开放让中国经济获得巨大发展，也形成了巨大的权贵体系，这些权贵体系对习近平的强力反腐败和夺取权力严重不满。因为这些权贵集团试图把中国变成他们的私人资产，将孙中山和革命先烈们所追求的“天下为公”变成新权贵集团的“天下为私”，让中国共产党变成这些权贵掠夺利益和维持利益的工具，让革命先烈流血牺牲的奋斗的成果毁于一旦，让1亿中共党员的努力奋斗变成权贵们的垫脚石。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奋斗的目标与初心，就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打倒剥削压迫者，让国家属于人民，也就是实现“天下为公”的伟大理想。如果红二代、太子党和官僚集团变成新的剥削压迫者，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奋斗的成果就被窃取了。但是，这些权贵集团不甘心失败，他们准备随时推翻习近平及其团队，进而把中国窃取为权贵们的私产。习近平看到了这个危险趋势，因而通过反腐败而打垮新的权贵集团，把国家权力重新从权贵集团手中夺回来。可以说，习近平拯救了党和国家，改变了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

浙江老领导说：习近平要延续改变中国的发展成果，习近平选择李强担任总理是非常正确的。从改革发展来看，李强的地方执政能力及业绩明显优于团派的李克强和胡春华，不少方面也超过改革著称的汪洋。请大家不要只看学历，学历不等于能力和品德。受到“文革”影响的一代人，很多人学历不高，但不代表能力不强。从浙江和上海的执政业绩和亲民亲商来看，李强明显优于团派的胡春华。在产业结构改革、新型产业发展、重大产业项目、营商环境和招商项目落地，李强的执政能力是非常卓越的。比如，李强引进特斯拉电动汽车项目，带动中国整个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又为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团派和江曾派系曾经的地方主政领导，有几个能够赶上李强的执政能力？无论是习近平推动整个中国的高新科技产业发展，还是李强主政地方时推动中国高新科技产业发展，都展示出巨大执政发展能力，都远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只不过是习近平、李强等缺乏有力的宣传团队及宣传意愿，导致其功绩被大家忽视。请大家既要相信习近平的能力，也要相信李强的能力，其执政为国为民的品德也都是很高的，请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北京学者：在目前中国，腐败的贪婪的权贵集团痛恨习近平，因为习近平让权贵集团不能再骑在中国人民头上压榨中国人民。因反腐败、扫黑除恶和扶贫等受益的一般民众支持习近平，但一般民众缺乏权力、资本和声音。要防止权贵集团反扑，就要以制度保障“权力为公，主权在民”，才能以人民的力量压制权贵集团。无论历史还是逻辑证明，专制独裁统治与权贵寡头统治都最终危害国家和人民，一人一票的西方民主存在“自私无知者多数人暴政”的西式民主陷阱，中国尧舜禹时期推举贤能和贤能治国的“贤能民主”才是实现“天下为公”的最科学制度。同时，遵从天道的符合真理中道的中华文化，既是建立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文化道德秩序，也是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以贤能民主和中华文化作为保障，才能实现“天下为公”的伟大理想，才能长期保障习近平以反腐败从权贵集团手中夺取权力的政治成果，将习近平的政治功绩变成伟大的历史贡献，也巩固习近平及继任者的稳定执政。

北京学者：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下滑和就业形势恶化，中国年轻人积累的不满越来越严重，中共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最终摧毁中共以经济增长作为执政合法性的政权稳定基础。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大学扩招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中国人民对民主自由法治的需求不断提高。但是，从2013年以来，中国民主自由法治都陷入停滞或倒退，这与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民主自由法治需求越来越脱节。近十几年的专制高压政策，让中国党政军民已经积累巨大不满。如此，人口经济形势恶化与中国政治改革滞后的危机就会叠加起来，经济恶化、就业恶化、财政恶化、债务恶化、养老费用飞涨与人民的不满就会一起爆发，维持中共一党专政的难度越来越高。同时，习近平又要完成统一台湾的历史使命，而台湾人民最恐惧的就是中共缺乏民主自由，这就会导致台湾人民坚决抵抗中共统一台湾。一旦习近平武统台湾不能速战速决，不能迅速消除台湾人民的顽强抵抗，战争所导致的经济动荡和国际制裁就会使中国经济崩溃，中国党政军民对习近平的不满就会一起大爆发。如此以来，人口经济恶化的危机、政治改革滞后的危机与武统台湾的危机就会三重叠加，导致中国党政军民一起迅速推翻近十几年来的专制高压政策，西方自由主义或权贵集团夺权。

北京学者：中国超低生育率的人口危机演变为经济发展危机和房地产危机，继而造成企业发展与债务危机、个人就业收入与债务危机、政府财政与债务危机。必须解决超低生育率这个经济社会危机长期的最关键导火索，才能长久解决中国人口经济危机。因此，中国必须以印钱和发行国债鼓励生育率，以经济社会激励机制调整鼓励生育（比如改革养老模式、女性就业与生育挂钩），以恢复中华传统文化和重建婚姻家庭道德恢复生育。通过鼓励生育孩子刺激经济及改善经济长期预期，通过经济发展及改善长期预期而改善投资、就业和收入，再通过延缓还债和通货膨胀缩水债务，才能长期化解中国企业、个人与政府的债务危机。其中，印钱鼓励生育，一边增加消费需求和长期经济投资预期，改善经济与就业；一边又通过印钱制造合理通货膨胀，进而长期化解债务。

北京学者：习近平和继任者要确保权力与政权的稳定，就要从权谋、制度、文化、升迁、宣传、利益、政绩与威望等系统化努力。首先，通过民主法治的反腐败制度设计确保打倒腐败的权贵集团，削弱腐败权贵集团的权力与资本，防止其反扑的可能性。第二，建立民主法治宪政的科学完善的国家制度，通过贤能民主、选贤任能、贤能治国、言论自由，确保权力的廉洁公正、天下为公。第三，以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华文化对党政军进行深入灵魂的教育，在教育、媒体、互联网及全社会恢复中华文化，并以“阳明心学”重建文化道德。第四，通过完善制度确保党政军领导升迁的公正透明，既让其看到希望，又降低其不满。第五，对执政和功绩进行科学公正的解释，继而进行有效的宣传。第六，科学合理的方式精简行政及降低行政开支浪费，比如以人工智能提高行政效率并降低行政成本，然后在此基础上合理提高官员收入，特别是对掌握巨大权力者实施适当的高薪养廉。第七，通过民主执政、科学执政和聚集智慧，以发展建设成就和功绩树立威望。第八，提升智慧与道德修养，成为德才兼并的贤能，让党政军民敬仰，获得无形的巨大影响力。

北京学者：西方左派思想主导的自由民主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文明的死局。因为绝大多数人自私且无知，一人一票的自由民主必然导致“无知的道德堕落的多数人暴政”，让自由民主陷入死局。“开明专制”和“贤能民主”都属于“贤能政治”，儒家思想和中华文化可以为中共和习近平目前的“开明专制”提供最好理论解释。从“开明专制”过渡到“贤能民主”，摆脱专制制度的巨大弊端，摆脱西方民主的巨大陷阱，习近平和继任者就能为人类文明指引方向。目前，世界主流思想文化是西方左派自由主义，由于自由主义把传统文化约束人性之恶当作自由的压迫，由于自由主义打倒维持文明精神文化道德秩序的传统文化，导致道德堕落、婚姻解体和低生育率危机，摧毁民族、国家与文明的未来。习近平和继任者恢复符合真理中道的可持续发展的中华文化，既是拯救中华文明，又是引领人类文明。因此，贤能民主和中华文化，就能立即让习近平和继任者占据人类道德高地，成为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的拯救者。

北京学者：由于东亚国家传统文化遭到严重破坏，反婚姻反生育的女权主义思想严重泛滥，东亚国家从20世纪末开始陷入超低生育率。超低生育率就会导致超级老龄化，中老年人选票占据绝对多数，形成“老年民主的多数人暴政”，老年人以选票将沉重养老医疗负担压在年轻人身上，导致超低生育率与超级老龄化的恶性循环，民族、国家与文明陷入死局。西方左派自由主义文化主导的现代文化严重破坏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摧毁婚姻家庭和生育。一人一票的平等民主导致低生育率与老龄化的恶性循环，再次巩固低生育率危机。因此，西方左派自由主义思想和一人一票的平等民主相结合，就会导致家庭、经济、社会、民族、国家与文明陷入可持续发展危机，导致中华民族陷入死局！

北京学者：实际上，不仅普通老百姓和基础党政人员痛恨腐败且不公的政治环境，士兵和中低层将官也是痛恨腐败且不公的军队环境。在过去军队腐败严重的时候，中国军队将领升迁几乎等于明码标价，军队将领几乎到了不腐败就不能升迁的地步，这让具有正义感的将士们非常愤怒又无奈。习近平通过强力反腐败而减少了腐败，但没有建立有效的制度和文化，党政军腐败仍然继续延续。而且，依靠习近平强人政治的运动式反腐败，让腐败的党政军领导集体痛恨习近平，这种政治强人运动反腐败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习近平和继任者必须摆脱依赖政治强人的运动式反腐败，以科学完整有效的制度文化体系确保党政军的廉洁公正，让各级党政军领导心服口服并真心拥护党中央。因此，必须建立科学完善的贤能民主制度，必须恢复优秀的中华文化，必须通过言论自由、民主监督和综合评判预防腐败升迁，让组织审核、上级评判、下级评判、人民群众评判和媒体舆论监督等都参与党政军领导的升迁，实现阳光透明、廉洁公正、民主科学、选贤任能。

中国百年大变局：习近平再造中共的险局与统一台湾的困境及中华民族大危局

作者：北京爱国学者

目录：

一、振兴中华与“天下为公”的伟大历史任务从孙中山转交到习近平

二、重新认识被严重误解的爱国强人政治家习近平

三、代表革命意愿与天理良知的习仲勋才是真正的革命正统

四、不忘初心：革命先烈的奋斗成果不能落到权贵手中

五、习近平团队所面临的权贵官僚反噬风险

六、人口危机、改革滞后与武统台湾的三重风险叠加

七、习近平及团队如何保障“天下为公”和自身权益

八、如何实现中共与中华民族的双赢局面

九、习近平的困局与拯救中华民族的命运

十、习近平及继任者如何重建并掌控真正的人民军队

进入21世纪，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十字路口，破坏传统文化与生育的“断子绝孙”的西方左派思想病毒泛滥，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文化模式严重破坏婚姻家庭和生育，中国面临超低生育率和未来人口大崩溃的危机，曾经人口最庞大的中华民族有迅速沦落为一个濒危弱小民族的千年级危险。按照近年来中国1.0的总和生育率，新生人口每过一代减少55%，两代减少80%，三代减少91%，四代减少96%，五代减少98%，600年后中国只剩下一个孩子，中华民族面临千年级的兴衰存亡危机！这种危险仅次于五胡乱华、安史之乱和日本侵华，甚至是比这些外族入侵更加危险！

21世纪的中国走到了十字路口，是选择可能面临“自私无知者多数人暴政”制度陷阱的西方民主，还是以权谋利的新权贵掌控中国，或者是中国找到一条符合天道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民主制度。如果是以权谋利的新权贵掌控中国，他们以各种方式压榨中国年轻人，中国将是陷入难以自拔的超低生育率危机。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是资本操纵政治、媒体与教育，国家被贪婪的资本所绑架，仍是难以走出超低生育率危机。持续的超低生育率危机将导致中国2031年就陷入超级老龄化，如果采用一人一票的平等民主，就会导致“中老年人的多数人暴政”，中老年人以选票绑架国家，沉重的养老医疗负担压迫在年轻人身上，导致超低生育率与超级老龄化的恶性循环。

在过去，中华民族面临危险时，还有儒家“仁义忠孝”等精神做支撑，中华儿女自觉挽救中华民族的危机。现在，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华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被打倒，自私堕落的西方左派自由主义思想泛滥，真正关心民族与国家未来的人越来越少，这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险！目前，中国面临人口、文化与婚姻家庭的大崩溃，中华民族到了和平时期最危险的时候，中华文明正在面临史无前例的文明大崩溃！拯救中华民族的未来，扭转中国超低生育率危机，必须使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回归可持续发展的真理中道。这是重建民族、国家与文明，这是拯救中华民族新的千年任务，也是为拯救人类文明探索道路。

一、振兴中华与“天下为公”的伟大历史任务从孙中山转交到习近平

在现代文明，如何拯救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中华文明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思想文化，孙中山先生是第一位探索者。作为中国革命先驱的孙中兴先生，高举“振兴中华”和“天下为公”的理想，推翻满清专制统治，建立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如何应对现代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与民族可持续发展问题，孙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义”，希望实现民族、民权与民生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因为与孙中山先生比较相近的理想，因而跟随孙中山先生。由于共产主义理想十分遥远，孙中山先生的奋斗目标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振兴中华”、“天下为公”和“三民主义”的追求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现实目标。

儒家经典《礼记·礼运大同篇》描述中国尧舜时代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当大道行于天下的时候，天下就是人们所共有的。人们会推举那些品德高尚、德才兼备的人，让他们出来管理国家。人人讲求诚信，彼此和睦相处。人们不只是把自己的亲人当亲人，不只是把自己的子女当子女，让老年人能有个养老送终的处所，青壮年有个工作来养家糊口，年幼的孩子可以有个健康成长的地方，让那些鳏夫、寡妇、孤儿、残疾人、独居老人都能得到社会的供养。男子有职务，女子有归宿。对于财货，人们憎恨它被白白扔掉，捡起来却不一定要自己私藏。人们都愿意为公众事业竭尽全力，而不一定是为自己谋求私利。因此，奸邪之谋不会发生，盗窃、造反、害人的事情不会兴起，所以大门也就不用紧紧关闭。这就是大同社会。

到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高举“振兴中华”和“天下为公”，结合现代社会的文明可持续发展危机，创立“三民主义”以实现民族、民权与民生的可持续发展。1924年，孙中山在其《三民主义》中说：“真正的三民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孙中山又说：“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当然，孙中山此处的“共产”，并不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而是指“社会财富、经济利益全民共享”，并且进一步主张政治权力也要由人民共管，把民生主义和儒家《礼运》大同理想相互贯通。

孙中山高举“振兴中华”、“天下为公”和“三民主义”，就是拯救中国、拯救中国人民、拯救中华民族。“天下为公”就是国家为公众所有、权力为公众所有、利益为公众所有，但没有限定生产资料所有制，因而不存在教条主义囚困思想。按照儒家“中庸之道（折中之道）”和“止于至善（最优解）”的观念，孙中山所高举的“振兴中华”和“天下为公”就是以科学合理的政治经济模式实现人民利益最大化、国家发展最大化和民族的兴旺发展，就是“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就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1978年之后的中国共产党，逐步回归孙中山“振兴中华”、“天下为公”和“三民主义”。当然，中共存在很大历史曲折探索，存在“文化大革命”、“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等严重错误，现在仍有很多不足或问题，但整体趋势正在回归孙中山先生所追求的梦想。

孙中山是政治家兼思想家，同时对政治经济文化与民族人口发展有深刻理解，因而提出“三民主义”。习近平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目标的“中国梦”，其实就是回归孙中山先生所高举的“振兴中华”、“天下为公”和“三民主义”。如何具体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政治经济文化都符合真理中道，需要掌控国家权力并实践真理中道。习近平通过超高的政治谋划，已经从红二代权贵、新官僚权贵和腐败官僚手中夺回了国家权力。现在中国紧急缺乏的，就是顶级思想家探索政治经济文化的真理中道，然后习近平以国家权力实践真理中道，实现权力与思想的伟大结合，实现孙中山未完成的伟大理想。如果习近平实现孙中山提出的伟大目标，习近平就是近现代中国仅次于孙中山的伟大政治家。

二、重新认识被严重误解的爱国强人政治家习近平

2026年5月，笔者参加了北京某智库统一台湾研讨会，官方领导的深度介绍让我重新认识了习近平，发现习近平确实是一个目标长远的能力很强的爱国政治强人（详见研究报告《北京智库：中国统一台湾势在必行，中俄联合取消美国霸权，中美共治世界造福人类》）。2026年8月，笔者在北京参加了一个饭局，有位来自浙江的老领导为习近平作了很多解释，让我更加深入了解习近平的爱国理想、坚忍奋斗与习近平团队所面临的凶险局面。

大约从2015~2016年开始，西方媒体和自由民主人士给习近平戴上“独裁者”的帽子，这存在很大误解，或许还有系统的抹黑。实际上，习近平自幼就是一个爱国者，这是西方媒体和自由民主人士所严重忽视的。在习近平五六岁时，母亲齐心给他买了岳飞传等小人书，并给他讲“精忠报国”、岳母刺字的故事。习近平表示：“‘精忠报国’四个字，我从那个时候一直记到现在，它也是我一生的目标。”

说实话，“精忠报国”也是笔者的追求，这点我与习近平的爱国追求是一致的。笔者儿时看到孙中山“振兴中华”的理想，我就把“振兴中华”作为一生的理想。真正的爱国必须找到正确道路，沿着真理道路前进才能救国。否则，在错误的道路上爱国就很可能是误国误民。因此，笔者在小学四年级就立志为中华民族的未来探索真理，以真理振兴中华。为中华民族的命运而探索真理，这就铸就了笔者近几十年来的人生道路。

习近平从儿时就有伟大的爱国理想追求，又饱受“文化大革命”带来的苦难，这塑造了习近平的思想认知，也塑造了习近平的人生道路。比如，在陕北农村的辛勤劳动，让习近平非常同情穷苦农民，因而习近平大力推进扶贫工作。只有理解习近平的爱国心和人生经历，才能正确理解这几十年来的习近平。据习近平前妻的公开说法，年轻的习近平就有宏大理想。笔者在5月份参加北京某智库统一台湾研讨会时，官方领导说1985年习近平到厦门工作时，就有统一台湾的梦想，并为两岸交流发展做力所能及的工作。至少从2012年11月开始，习近平就确立了发展中国军事实力以统一台湾和抗拒美国霸权主义的战略规划。时至今日，习近平的一系列作为，都以习近平的爱国理想为出发点。

近十几年来，从反腐败、扶贫、环境保护、扫除黑恶势力、发展军工和战略高科技产业、以反腐败和整治官场改善政治生态、以发展军工和反腐败提高军队战斗能力等执政成果来看，习近平主席的执政业绩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领导人，也超过中国近百年来的其他所有领导人。习近平强力推进反腐败，中国官场腐败问题得到很大改观，这是百年罕见之政治肃清。习近平强力推进扶贫，中国很多贫困地区的面貌得到很大改观，这是百年未见之功业。习近平强力推进环境保护，中国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等都得到很大改观，中国北方地区的雾霾现象得到有效治理，这是百年罕见之功绩。习近平强力扫除黑恶势力，治安不善的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治安得到很大改善，黑恶势力和黄赌毒大幅降低，这是百年罕见之功业。习近平积极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力主建设自主的完整工业链，这让中国应对美国贸易战越来越有力量，也让欧盟和日本无法通过经济制裁撼动中国，这是百年未见之强盛。习近平推动军工产业和军民两用产业发展，让中国军工产业及军工产能潜力都获得巨大增长，达到让美国恐怖的地步，这是百年未见之强大。习近平以军工发展和反腐败重建中国军队，让中国军事实力大幅增长，让美国霸权主义已经开始恐惧中国军事实力，这是百年罕见之雄心壮志。从习近平的理想与执政业绩来看，习近平是一位意志坚定的目标长远的爱国强人政治家。如果习近平能够再为中国建立维持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贤能民主制度及恢复符合真理中道的中华文化，通过经济社会文化的系统改革解决中国超低生育率危机，习近平就是中国近百年来孙中山之后的伟大政治家。

有人说，习近平反腐败和集中权力是为了个人权力，浙江老领导认为这是对习近平的误解与抹黑。浙江老领导说：如果习近平真的为了个人权力，他就应该学习江ZM和曾QH，通过腐败聚拢官员人心并绑定在一起，这就能让习近平像江ZM、曾QH一样长期幕后把持权力。相反，习近平强力反腐败，让全国党政军领导痛恨习近平，这实际上是损害习近平巩固个人权力，让习近平的高压反腐败的权力模式非常脆弱。习近平的强力反腐败，不仅使习近平面临人身安全风险，也使习近平全家面临安全风险。习近平反腐败不仅针对其他派系，也针对腐败的“自己人”，习近平痛心疾首拿下了很多他提拔的人。如果习近平反腐败是为了个人利益，习近平就不会这样做，因为强力反腐败的结果反而损害习近平的权力稳定及家族的长期安全。只有真心为国为民，只有伟大的爱国情怀，才能让习近平如此坚毅。

关于近十几年来管控言论自由和抓捕自由派人士，北京某智库统一台湾研讨会领导的说法是中美对抗的结果，因为美国企图借助言论自由和自由派人士妄图颠覆中国政权及分裂中国，进而打断中国崛起威胁美国霸权，相关部门建议中共中央限制言论自由。这次，浙江老领导认为，这是习近平与红二代、江曾派系、腐败官僚等权贵集团斗争的需要，因为这些新权贵妄图借助言论自由和自由派人士之手颠覆习近平政权，也是权贵集团试图把习近平带入维护权贵利益的“政治陷阱”。

浙江老领导认为：权贵集团试图把习近平带入黑路，让习近平向权贵集团立“投名状”，借此让中国人民和西方媒体痛恨习近平，进而让习近平与权贵利益绑定在一起。比如，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2011年提出“五不搞”，就是江曾派系给习近平的执政定基调，确保权贵集团的利益。比如，江曾派系的傅政华（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后任司法部长）与孙力军（时任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局长、副部长）操盘和主导2015年“709维权律师大抓捕”等事件，针对中国异议人士、人权律师等进行大规模逮捕镇压行动，权贵集团的目的就是让习近平的手粘上权贵们想要的鲜血，进而把习近平与权贵们绑架在一起。再如，2015年的中国“股灾”，就是江曾派系等权贵集团企图通过股市暴跌而发动“经济政变”，企图颠覆习近平政权。权贵集团进行各种阴谋和陷阱，就是企图借助各种力量黑化习近平或打击习近平。在权贵集团的诱导下，也是为了稳固中共政权的需要，因而习近平采取言论高压政策。但这也让习近平走向一条全国党政军民痛恨专制高压政策的危险之路，让习近平的权力大厦非常脆弱，这也是权贵们制造的政治陷阱。

浙江老领导说：习近平一边打击掌控媒体与互联网的权贵集团，一边防止美国和自由主义阴谋颠覆，两边作战的压力再加上诸如傅政华孙立军之流们以“投名状”拖下水式的邪恶引导，因而被迫限制言论自由。请大家放心，这种言论高压状态总会过去的，企业家和各界人才不要恐惧着往外国跑，中国不会变成大号朝鲜，也不会实行特务治国和警察治国，请大家不要过度忧虑中国政治走向，请国内外企业家和各界人才放心在中国发展。统一台湾之后，言论高压政策就可以结束。有学者提出中国大陆以放开言论自由来降低台湾人的恐惧和抗拒心理，这个建议很值得考虑。在国家媒体引导下对美国西方进行思想文化的软实力舆论战，打破美国西方对中国在思想文化价值观上的围堵与颠覆，这个建议也很好。

三、代表革命意愿与天理良知的习仲勋才是真正的革命正统

浙江老领导认为，习近平既不会走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也不会成为权贵集团的一部分。习近平将继续其父习仲勋“革命为公”的历史使命，秉持“振兴中华”和“天下为公”的伟大理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毛泽东贪婪权力，很多错误政策严重伤害国家和人民利益，这违背了中共“革命为公”的目的，更是与孙中山先生所高举的“天下为公”背道而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虽然有促进国家发展的目的，但也有权贵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并不是遵从“革命为公”和“天下为公”的革命理想。

浙江老领导认为，习仲勋是中共第一代革命领导人最有良知的人，毛泽东是中共第一代革命领导人最阴险狡诈的人，习仲勋所走路线一向比毛泽东更有良知更加科学。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都阴险整治过其他人，把很多革命同志及有良知的人整治的很惨。习仲勋一直坚守良知，敢于正义直言，保护了很多人。但可惜，毛泽东太会玩阴谋权术，窃取刘志丹和习仲勋领导的陕北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之前，先派人整治和杀戮陕北革命干部，再以大救星的方式出现去纠正极左整肃而“拯救”刘志丹和习仲勋等陕北干部。然后，毛泽东派人暗杀刘志丹，拉拢习仲勋稳定人心，最后再整倒习仲勋。习仲勋为了保命，或者被毛泽东欺骗，只得说感谢毛泽东曾经拯救了他，实则是毛泽东霸占陕北革命根据地并一直阴险的收拾刘志丹、习仲勋等陕北革命干部。因此，从天理良知的中华道统来看，从中华古圣贤到孙中山所坚持的“天下为公”来看，习仲勋、刘志丹等陕北革命领导人才是中共之中符合良知与天道的正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都不如习仲勋走的路，习仲勋走的路更符合天理良知与真理中道。

浙江老领导认为：如果把毛泽东等阴险狠辣的掌握最高权力的人当作中国革命正统，就是对广大有良知中共党员的羞辱，就是对广大革命先烈流血牺牲的侮辱，就是对中国广大仁人志士革命理想的窃取。不能以权力大小界定革命正统，而应该以革命人格的伟大使命、革命理想的伟大追求、革命路线的科学道路作为革命正统的判断标准。显然，毛泽东阴险狠辣，不具备高尚革命品格。习仲勋具有高尚革命品格，才能代表广大革命仁人志士。毛泽东、邓小平、陈云等贪婪权力与既得利益，实为秉持“天下为私”，背叛“天下为公”的革命理想，不能作为中国革命正统。习仲勋坚守良知，秉持“革命为公”及“天下为公”，追求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这才是真正的中国革命正统。毛泽东坚守苏联模式马列主义，导致中国发展道路的严重曲折。习仲勋坚守符合天理良知的实事求是的科学路线，这才是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习近平受父亲习仲勋影响，也是秉持“天下为公”，冒着自身安全风险和家族安全风险而不惜代价的打击一切腐败势力，就是为了防止中国落入腐败的新权贵手中。

2013年10月，中国中央电视台播放纪念习仲勋纪录片，温家宝总理在片中接受采访时说：“仲勋同志一生坎坷，为人正直，待人宽厚，敢于直言，光明磊落。他在中央，在新老干部中间深受大家的尊重。记得我调到中办工作不久，仲勋同志就找我谈话，他待人亲切、和蔼、朴实，我一点不感到拘束，他对我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来之不易，我们花了巨大的代价，要倍加珍惜，坚持不动摇。”

四、不忘初心：革命先烈的奋斗成果不能落到权贵手中

浙江老领导说：习近平自幼就是有伟大理想的人，他和父亲习仲勋都有一颗爱国心。但习仲勋被陷害的冤假错案让习近平很小就遭受打击，“文化大革命”又给习近平家庭带来沉重打击，这让习近平不得不学会隐忍。2006年，胡锦涛和温家宝联手扳倒上海帮陈良宇之后，让江ZM和曾QH被迫寻找新的接班人。当时薄熙来过于招摇，在“文革”时对父亲非常薄情，因而当时中央没有选择薄熙来。江ZM和曾QH都认为习近平是容易被拿捏的红二代软柿子，所以把习近平当作接班人。胡锦涛和温家宝感恩习仲勋，因而也认可习近平。

浙江老领导认为：虽然是江ZM和曾QH力挺习近平，但温家宝为习近平掌权所做的实际贡献最大。温家宝力主扳倒上海帮陈良宇，又非常警惕“文革”余孽薄熙来，为习近平成为新一届领导人创造了历史机遇。温家宝力主扳倒薄熙来和周永康，为习近平实际掌权铺平了道路。据香港媒体报道，在一个有数人在场的军方半公开场合，徐才厚曾对郭伯雄说：“让他（习近平）干5年就滚蛋！”2012年前后，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和令计划结成同盟，试图让薄熙来替换掉习近平。温家宝在2012年3月力主扳倒薄熙来，为习近平掌权铺平了道路。但这让温家宝得罪了周永康与薄熙来势力，他们就在海外大肆抹黑温家宝。海外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不分黑白，也跟着抹黑及攻击温家宝。

浙江老领导说：习近平掌权时面临非常凶险的局面，腐败的权贵官僚体系已经掌控中国很多年，让中国革命先烈的奋斗成果有被权贵官僚体系窃取的严重危险。如果让红二代、太子党和官僚权贵窃取中国政治经济权力，让中国人民再次成为被权贵压迫的对象，那么革命先烈流血牺牲的奋斗意义又是什么？当时，红二代支持习近平，既有有良知的红二代痛心疾首父辈革命成果被新权贵窃取，又有成为新权贵的红二代试图永久成为压迫中国人民的新权贵集团。江ZM和曾QH支持习近平，就是通过习近平红二代的身份保住中共政权，进而维持江曾派系的利益，让中共政权退化为权贵利益集团，这完全与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驰。习近平不愿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所奋斗的革命成果被新权贵集团窃取，也不愿中国走向西方民主的资本家掌权。通过反腐败击败新权贵集团，习近平为了人民和国家利益而夺回权力。

浙江老领导说：习近平是懂得感恩的人，并不是过河拆桥的人，习近平拆掉的都是腐败分子和自私的新权贵。习近平打击江曾派系等腐败势力，拿下腐败的两面人部下，这是秉公执法、铁面无私，这是公正领导人应有的伟大品格。王岐山仗着自己的红二代身份，妄图成为新权贵，被习近平发觉并及时收回权力。一些红二代支持习近平，其实是出于私心，是为了维护红二代新权贵们的利益。比如，刘源、陈元等原先支持走“文革”路线的薄熙来，薄熙来倒台之后，他们才被迫投机的支持习近平，这种支持显然是虚心假意的。习近平知道一些红二代要成为新权贵，因而果断抛弃他们，这正是习近平坚守良知并奉行“权力为公”。习近平知道张又侠腐败，但为了兄弟情义，一直忍耐张又侠，最后为了伟大理想才被迫出手。这说明习近平十分仗义，但仍然坚持以国家大局和民族大义为重。

浙江老领导说：毛泽东的能力主要是政治权谋和军事才能，但毛泽东发展建设国家的能力是一塌糊涂，“文化大革命”对中华文化造成史无前例的大破坏，穷折腾和错误国际战略让中国错失第三次科技革命，最后让中国经济科技军事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相反，习近平高举中华传统文化，让中国经济科技军事实力迅速追赶美国，用反腐败打击权贵集团而拯救国家和人民，这才是真正的政治家。毛泽东的政治权谋是打倒革命战友，让中国人民跟着陪葬，比如把习仲勋关押16年、把刘少奇折磨死、“三年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死了很多人，这样缺乏良知的政治才能就是中国的大灾难！习近平的政治谋略是打倒权贵集团，恢复“权力为公”的政治基础，让人民和国家获利，这才是有良知的伟大政治才能。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是打内战，没有打过多少日本人，这样的军事才能对中华民族有多少好处？习近平的军事发展战略是统一台湾、打败美国霸权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这才是真正造福中华民族的军事才能。实际上，毛泽东的强项就是政治内斗和军事内战，这基本无益于中国，这与习近平的建设性贡献相差甚远。因此，毛泽东不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习近平才是真正挽救国家和人民的政治家，毛泽东对国家和人民的贡献真的不如习近平。

五、习近平团队所面临的权贵官僚反噬风险

从1989年到2012年，江曾派系逐步超越红二代而成为中国最大的权贵集团，其势力遍布党政、军队、国安、公安、政法、情报、金融、宣传、国企、外交、石油、电力、电信、科技、高校、互联网、思想理论、民营企业、民营资本、长三角地区、香港与海外商业情报网略，远比团派更有实力，其巅峰时期对中国的掌控力度超过目前习近平，目前遗留影响力仍然很大。江曾派系曾经让胡锦涛当了十年“儿皇帝”，让温家宝“政令不出中南海”并围堵温家宝的政治体制改革呼吁。比如，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和周永康等江曾派系集体绞杀温家宝的政治体制民主改革主张，不仅集体抵制民主自由，还围剿温家宝的改革言论。

浙江老领导说：当年蒋介石领导人的国民党背叛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理想，将中华民国政府变成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买办的政府，将中国变成服务于少数权贵利益的“天下为私”。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和农民，推翻国民党反动派。但是，一些领导干部尝到权力的美好滋味之后，就开始腐败堕落，变成新的权贵集团。如此以来，中国共产党就可能从中国人民的解放者变成中国人民的压迫者，从“天下为公”的伟大理想变成“天下为私”阴险图谋，那么中国共产党就变成了新的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就会被人民推翻、被历史抛弃。习近平看到了这个危险趋势，因而通过反腐败而打垮新的权贵集团，把国家权力重新从权贵集团手中夺回来。可以说，习近平拯救了党和国家，改变了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

浙江老领导特别嘱咐，请大家一起帮助习近平主席和李强总理多想想办法，如何防止权贵集团反扑，如何让中国获得更好发展，如何持续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果习近平不能稳妥的选好接班人并稳定后续发展，如果不能通过合理的民主制度和思想文化保障“天下为公”，国家权力就有可能重新回到权贵集团手中。因为这十几年来，习近平通过强力反腐败和言论高压统治而控制权贵集团反扑的可能性，但这引起全国党政军民的严重不满，导致习近平及其团队的权力面临很大不稳定因素。

六、人口危机、改革滞后与武统台湾的三重风险叠加

由于维持可持续发展的传统文化被毁、自绝未来的自由主义思想泛滥、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养育孩子成本提高、社会化养老的普及、城市化的高压力和高房价等因素，导致中国陷入极其危险的超低生育率危机。按照近年来中国1.0的总和生育率，新生人口每过一代减少55%，两代减少80%，三代减少91%，四代减少96%，五代减少98%！按照1.0的总和生育率，预计2100年中国人口将仅剩约4.2亿，新生人口约150万，65岁以上老人将占55%左右，中国将成为经济衰败且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日本在1994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05年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日本经济从1992年开始陷入停滞。按照最新数据及1.0的总和生育率，中国将在2030~2031年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养老体系将濒临崩溃。这是因为中国在1971年开始实施全面计划生育，1979年开始实施一胎政策，且中国政府系统性的摧毁传统文化和生育文化，导致中国在相同经济条件下是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也就导致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由于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正在进入尾声，新一代购房人口崩溃式减少，虽然人工智能发展部分延缓了中国经济增长下滑，但2035年左右超级老龄化的中国必将陷入像日本1992年之后的经济停滞状态。

有些专家认为人工智能可以解决中国超低生育率和超级老龄化危机，这是十分愚昧无知的观念。日本工业机器人在1980~1985年就开始爆发，但没有解决日本人口恶化所导致的经济发展危机。因为经济的本质就是人的创造服务于人的需求，没有人口的消费需求就没有经济。年轻人口快速减少和超级老龄化必然大幅降低消费潜力，进而使经济增长陷入停滞或衰退。工业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无法解决年轻人口快速减少和超级老龄化所带来的创新能力下降，因而日本产业虽然有大量工业机器人也在竞争中节节败退。就像1945年的美国拥有世界最强工业实力和军工实力，但失去这些实力也就几十年时间。人工智能工厂建起来很容易，但中国人口超级大崩溃导致大量人工智能工厂倒闭也很容易，这就像日本采用工业机器人的工厂倒闭一样。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下滑和就业形势恶化，中国年轻人积累的不满越来越严重，中共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最终摧毁中共以经济增长作为执政合法性的政权稳定基础。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大学扩招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中国人民对民主自由法治的需求不断提高。但是，从2013年以来，中国民主自由法治都陷入停滞或倒退，这与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民主自由法治需求越来越脱节。近十几年的专制高压政策，让中国党政军民已经积累巨大不满。如此，人口经济形势恶化与中国政治改革滞后的危机就会叠加起来，经济恶化、就业恶化、财政恶化、债务恶化、养老费用飞涨与人民的不满就会一起爆发，维持中共一党专政的难度越来越高。如果中共权贵集团还试图继续维持一党专政的利益，就会催生革命的到来，进而使中共权贵集团瞬间丧失一切。因此，红二代、官二代、江曾派系和官僚集团们切勿再阻止民主自由改革，否则革命将摧毁一切！

使一个政权保持健康廉洁，可以采用民主制衡、法治约束、言论自由监督和道德文化约束的方式，这是政权健康廉洁的可持续发展方式。使政权廉洁也可以短期采用政治强人的强力高压反腐败方式，但这仅仅是短期有效的方式，且导致党政军的集体不满，这就是习近平反腐败的困局。同时，习近平又要完成统一台湾的历史使命，而台湾人民最恐惧的就是中共缺乏民主自由，这就会导致台湾人民坚决抵抗中共统一台湾。一旦习近平武统台湾不能速战速决，不能迅速消除台湾人民的顽强抵抗，战争所导致的经济动荡和国际制裁就会使中国经济崩溃，中国党政军民对习近平的不满就会一起大爆发。如此以来，人口经济恶化的危机、政治改革滞后的危机与武统台湾的危机就会三重叠加，导致中国党政军民一起迅速推翻近十几年来的专制高压政策，西方自由主义或权贵集团夺权。

中国超低生育率的人口危机演变为经济发展危机和房地产危机，继而造成企业发展与债务危机、个人就业收入与债务危机、政府财政与债务危机。必须解决超低生育率这个经济社会危机长期的最关键导火索，才能长久解决中国人口经济危机。因此，中国必须以印钱和发行国债鼓励生育率，以经济社会激励机制调整鼓励生育（比如改革养老模式、女性就业与生育挂钩），以恢复中华传统文化和重建婚姻家庭道德恢复生育。通过鼓励生育孩子刺激经济及改善经济长期预期，通过经济发展及改善长期预期而改善投资、就业和收入，再通过延缓还债和通货膨胀缩水债务，才能长期化解中国企业、个人与政府的债务危机。其中，印钱鼓励生育，一边增加消费需求和长期经济投资预期，改善经济与就业；一边又通过印钱制造合理通货膨胀，进而长期化解债务。

由于经济下滑和就业恶化导致很多人陷入债务陷阱，大量年轻男性因为恋爱被骗和结婚离婚陷入债务危机，大量年轻女性因为高消费和虚荣攀比陷入债务危机。陷入债务危机的年轻男女难以结婚生育，就会进一步恶化中国长期经济发展。中国应该实行个人破产制度，同时以生育孩子减缓债务。比如，对于房贷，生一个孩子可以暂时减半还贷并延缓还贷8年，生两个孩子则延缓还贷16年，生四个以上孩子则延缓还贷32年。对于个人破产，生一个孩子可以延缓还债8年，生四个以上孩子则延缓还债32年。由于通过印钱鼓励生育而制造合理通货膨胀，负债的年轻人就能通过生孩子延缓还债及减免还债而缩水债务。

习近平及团队需要像张良、诸葛亮、刘伯温、王阳明一样的大贤能或圣贤先知级思想家辅佐，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局及解决中华民族的新千年危机。关于人口经济危机、政治改革滞后危机与武统台湾风险危机叠加，详见研究报告《北京智库：中国统一台湾势在必行，中俄联合取消美国霸权，中美共治世界造福人类》。如何解决中国人口经济危机，详见作者文章《中国到了大崩溃的千年危急时刻，系统改革才能拯救中华民族大衰败命运》。阅读这两篇文章请在国际互联网搜索，或者联系邮箱：chenlin1968cn@outlook.com

七、习近平及团队如何保障“天下为公”和自身权益

习近平通过强力反腐败，从红二代、江曾派系和官僚权贵集团手中夺回了权力，为中国实现“天下为公”的伟大理想与全面改革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避免了权贵集团长期掌控中国的危险局面。历史需要习近平这样具有谋略的有良知的政治家从官僚权贵集团手中夺回权力，然后再把权力交给人民，实现孙中山等革命先驱所追求的“天下为公”。但是，那些企图以权谋利的权贵集团并不甘心失败，随时都有可能反扑。权贵集团的反扑不仅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也会损害习近平及团队的家人利益。因此，“一不做，二不休”，既然习近平已经彻底得罪腐败的权贵集团，贪婪的权贵集团对习近平恨之入骨，以反腐败打击权贵集团的战斗就应该进行到底，让反动的权贵集团既无权力也无资本进行反扑。同时，通过反腐败打击权贵集团，既削弱权贵集团力量，又增加财政收入及缓解政府财政压力。

在目前中国，腐败的贪婪的权贵集团痛恨习近平，因为习近平让权贵集团不能再骑在中国人民头上压榨中国人民。因反腐败、扫黑除恶和扶贫等受益的一般民众支持习近平，但一般民众缺乏权力、资本和声音。要防止权贵集团反扑，就要以制度保障“权力为公，主权在民”，才能以人民的力量压制权贵集团。无论历史还是逻辑证明，专制独裁统治与权贵寡头统治都最终危害国家和人民，一人一票的西方民主存在“自私无知者多数人暴政”的西式民主陷阱，中国尧舜禹时期推举贤能和贤能治国的“贤能民主”才是实现“天下为公”的最科学制度。同时，遵从天道的符合真理中道的中华文化，既是建立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文化道德秩序，也是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以贤能民主和中华文化作为保障，才能实现“天下为公”的伟大理想，才能长期保障习近平以反腐败从权贵集团手中夺取权力的政治成果，将习近平的政治功绩变成伟大的历史贡献，也巩固习近平及继任者的稳定执政。

以贤能民主制度保障反腐败的长期政治成果，以中华文化和“天下为公”的理念深入人心，为“权力为公”建立制度与文化的双重保障。通过民众参与的民主监督、媒体监督和民众舆论监督，将“权力为公”和反腐败进入稳定的制度化，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形成对权贵集团和腐败官僚的长期遏制。通过民主法治和言论自由的制度保障，让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习近平及继任者就能收获巨大的民众支持，形成对权贵集团的长期压制。习近平的爱国理想与人民群众的力量结合起来，将爱国理想赋予制度与文化的双重保障，伟大的爱国理想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

灵魂认知有误，行为就会有误。强制高压政策只能暂时管住行为，影响灵魂认知才能长期影响行为。习近平通过专制高压统治虽然暂时压制了权贵集团和官僚体系，但没有深入影响思想灵魂，也没有民主法治的制度保障，终究是不可能长久的。只有符合天道的中华文化，才能长期深入灵魂，也为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奠定文化根基。只有贤能民主制度，才能以制度机制长期保障“天下为公”，确保习近平的政治贡献可以长期延续。

习近平和继任者要确保权力与政权的稳定，就要从权谋、制度、文化、升迁、宣传、利益、政绩与威望等系统化努力。首先，通过民主法治的反腐败制度设计确保打倒腐败的权贵集团，削弱腐败权贵集团的权力与资本，防止其反扑的可能性。第二，建立民主法治宪政的科学完善的国家制度，通过贤能民主、选贤任能、贤能治国、言论自由，确保权力的廉洁公正、天下为公。第三，以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华文化对党政军进行深入灵魂的教育，在教育、媒体、互联网及全社会恢复中华文化，并以“阳明心学”重建文化道德。第四，通过完善制度确保党政军领导升迁的公正透明，既让其看到希望，又降低其不满。第五，对执政和功绩进行科学公正的解释，继而进行有效的宣传。第六，科学合理的方式精简行政及降低行政开支浪费，比如以人工智能提高行政效率并降低行政成本，然后在此基础上合理提高官员收入，特别是对掌握巨大权力者实施适当的高薪养廉。第七，通过民主执政、科学执政和聚集智慧，以发展建设成就和功绩树立威望。第八，提升智慧与道德修养，成为德才兼并的贤能，让党政军民敬仰，获得无形的巨大影响力。

习仲勋为人正直，奉行“革命为公”的伟大理想，习仲勋的开明形象给习近平留下巨大政治资本。习近平自幼就有“精忠报国”的伟大理想，怀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近十几年来，习近平在反腐败、扶贫、环境保护、扫除黑恶势力、发展军工和战略高科技产业等方面都取得很大成效。但是，近十几年来的言论高压政策，近年来的经济就业恶化，导致中国党政军民积累了对习近平的巨大不满，这让习近平的伟大理想面临严重危机。由于人们对习近平的不满，也开始质疑其父亲习仲勋及习近平家族。这不应该是习近平和父亲习仲勋的命运，也不应该是习近平团队所面临的危险局面。但是，在言论高压环境之下，谁也不敢说真话，谁也不敢提醒习近平，这就成了习近平及团队的最大危险。

近十几年来，引发中国党政军民强烈不满、遭到海内外华人和西方媒体痛恨的最大问题就是思想言论高压统治。人最痛恨的专制独裁是失去人身安全自由，其次是失去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也是最基本的民主。言论自由不仅是基础的自由权利，也是民意表达的途径和民主的前提条件。只有合理的言论自由才能保障“权力为公”，并让人民和国家都变得更有智慧。真理越辩越明，言论自由促进科学决策，言论自由就是科学执政的先决条件。言论专制高压统治不仅使真理难以诞生，也使真理难以传播，最后是全国上下都陷入愚蠢，最终也损害专制统治者自己。言论专制高压统治不仅导致党政军民的严重不满，也大大加剧了执政失误，进而损害执政的根基，最后是不满的党政军民一起推翻专制高压统治。

《国语·周语上》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现代文翻译：堵住百姓的嘴，其危害比堵塞河流更严重。河流若被堵塞而决口，伤害的人一定很多，民情也是如此。因此治理河流的人要排除堵塞，让水流畅通；管理民众的人要疏导民众，让他们畅所欲言。

自由分为“良知遵从天道的自由”和“人性之恶违背天道的自由”，即“有益的自由”和“有害的自由”，也就是“自由权利”与“愚蠢邪恶”。法律与道德都在规范自由的边界。实际上，圣贤先知根据灵魂与文明发展的需要而制定思想文化道德价值观，已经给人类提供了最好的行为规范。真理越辩越明，言论自由的边界可以通过自由讨论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然后依法规范言论自由。比如，反婚姻反生育的极端女权主义、破坏优秀文化道德的极端自由主义及道德堕落思想等，都可以进行法律规范。因此，言论高压专制统治既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得人心的，最终会被人民的怒火和历史的洪流所推翻。合理放开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和互联网自由，化解中国党政军民的严重不满，才能长期维护执政稳定。

以言论专制打压权贵集团的临时手段应该结束了，以言论自由保障权力为公、人民权利和国家利益的时代应该到来了。没有言论自由就不会有真理的自由，没有真理的自由就不可能有完整的科学决策，没有完整的科学决策就会误国误民，甚至是毁灭中华民族，比如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纵容反婚姻反生育的女权主义、纵容反传统文化的自由主义。比如，由于言论自由和出版环境的恶化，笔者挽救中国超低生育率危机和中华民族未来危险的百万字著作一直无法出版，也难以网上发表救国思想，这就是中国智慧的巨大损失。通过合理的言论自由释放智慧和集中智慧，就是民主集中制及贤能民主的制度保障，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制度保障。

集中权力的专制可以做好事，也可能导致很多负面恶果，比如“文化大革命”、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就是缺乏民主自由的巨大恶果。由于近十几年的言论专制高压政策，西方媒体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把习近平称为“独裁者”，尽管这有一些误解，但这不可避免的严重损害习近平的形象和历史评价，甚至是损害习近平的灵魂功德和来世福报。因此，习近平必须通过已经集中起来的权力做更多好事，才能向人民和历史做出最好的答卷，才能不愧父亲习仲勋“革命为公”的伟大奋斗，才能向秉持天理良知的神明做出最好答辩。

目前，统一台湾这个理由还不能解释言论高压政策，而且言论高压政策本身就是大幅提高台湾人的抗拒心理。以集权专制做好事，习近平及继任者可以选择的历史级重大任务有：1、建立贤能民主制度，以专制手段推进最优国家制度。2、恢复维持民族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中华文化，为可持续发展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文化根基。3、以专制方式结束各种危害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与政策，打击各种危害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现象，比如，打击反婚姻反生育的女权主义、打击破坏传统文化的自由主义、扭转崇洋媚外的不良文化氛围、以法律维护道德秩序（如恢复“通奸罪”）、改革损害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化养老、女性就业与生育挂钩以解决“母职惩罚”逆向激励、代孕合法化提高生育率、改变鼓励缺德捞女的左派婚姻法、改变隐瞒艾滋病等荒谬左派法律。

目前，中华民族面临极其严峻的超低生育率危机，这将导致中华民族迅速大衰败的危险命运。挽救中国超低生育率危机，需要恢复维持民族可持续发展的中华文化，需要改变不可持续的经济社会法律政策，需要建立保障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贤能民主制度。如果习近平和继任者可以完成这些伟大的历史任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再造中华文明并引领人类文明，习近平和继任者就能成为比肩孙中山的历史伟人，大幅超越毛泽东和邓小平。

儒家思想以“天理良知”为标准，以天道为最高准则，以“止于至善”的“最优解”为真理标准，以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实现真理中道，以“天下为公”和“圣贤治国”实现最优社会理想，实现科学性与神圣性的伟大统一及真理中道的最优方案。因此，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华文化就是真理中道。中共回归并坚守中华文化道统，就是中共政权的最好护身符。习近平团队及继任者回归并坚守中华文化道统，就是习近平团队的最好护身符。回归中华文化道统，回归真理中道，其战略高度就远远超过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本质是原先的极左路线严重偏离真理中道，被迫逐步回归真理中道。如果习近平团队直接回归中华道统和真理中道，就能直接取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能从中华先贤和孙中山那里直接获得执政合法性。

西方左派思想主导的自由民主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文明的死局。因为绝大多数人自私且无知，一人一票的自由民主必然导致“无知的道德堕落的多数人暴政”，让自由民主陷入死局。“开明专制”和“贤能民主”都属于“贤能政治”，儒家思想和中华文化可以为中共和习近平目前的“开明专制”提供最好理论解释。从“开明专制”过渡到“贤能民主”，摆脱专制制度的巨大弊端，摆脱西方民主的巨大陷阱，习近平和继任者就能为人类文明指引方向。目前，世界主流思想文化是西方左派自由主义，由于自由主义把传统文化约束人性之恶当作自由的压迫，由于自由主义打倒维持文明精神文化道德秩序的传统文化，导致道德堕落、婚姻解体和低生育率危机，摧毁民族、国家与文明的未来。习近平和继任者恢复符合真理中道的可持续发展的中华文化，既是拯救中华文明，又是引领人类文明。因此，贤能民主和中华文化，就能立即让习近平和继任者占据人类道德高地，成为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的拯救者。（详见研究报告《北京智库：中国统一台湾势在必行，中俄联合取消美国霸权，中美共治世界造福人类》《中国到了大崩溃的千年危急时刻，系统改革才能拯救中华民族大衰败命运》）

近一百多年来，无知的知识分子和政客把法家思想、帝王专制统治和满清专制统治导致的近代中国落后归罪于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华文化，让中华文化遭到巨大污蔑与打击，让中国人失去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让断子绝孙的西方左派思想在中国泛滥，导致目前中国的超低生育率危机。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对中华生育文化造成巨大破坏，让汉族陷入超低生育率危机。同时，中共过去长期的左派政策，对汉族造成很大损害，让很多汉人十分愤怒。因此，习近平及团队高举中华文化，让中国人恢复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就能得到广大爱国者的支持。习近平及团队恢复汉族文化为主导的中华文化，停止打压汉族及汉文化的左派政策，停止“一等洋人、二等少民、三等汉人”的逆向民族主义，就能得到占人口91%以上的汉族人支持。高举中华文化，维护汉族尊严与利益，恢复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就能迅速提升习近平及继任者的支持率。

习近平团队应该积极拉拢著名的改革派，逆转专制高压政策带来的负面形象。比如，让著名的改革派元老温家宝支持习近平，让曾经作为习仲勋手下的温家宝为习仲勋和习近平证明，就能让很多怀疑习近平反腐败和集中权力动机的人改变对习近平的负面看法。其实，无论是温家宝高喊民主自由和政治体制改革，还是习近平从权贵集团手中夺回国家权力，都是从天理良知出发而要实现“天下为公”。“天下为公”就是至少从尧舜禹开始的中华政治经济文化理念，被孔子继承，被孙中山发扬，也被习近平和温家宝内心认可。从这个方面来说，习近平与温家宝都是“天下为公”的良知派。因此，从小学习儒家经典的温家宝应该积极支持从小就怀有爱国梦想的习近平实现伟大爱国理想，支持习近平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支持习近平建立贤能民主制度，支持习近平恢复维持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中华文化。

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如果习近平及继任者坚守“天下为公”的伟大理想，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致力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持续改善中国人的权利、福祉与尊严，高举符合真理中道的中华文化，恢复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信，解决中国及全球华人的超低生育率危机，引领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的未来，就能赢得中国人民的最大支持，也赢得历史的赞誉与神明的奖励。坚守真理中道，以制度和文化维护真理中道，才能持续科学执政，进而实现“得道者多助”，才能长久赢得民心与众多支持。将维护执政稳定与“天下为公”的伟大理想融为一体，“公利”与“私利”实现伟大融合，才能实现“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习近平团队及继任者要获得伟大智慧的力量，需要像张良、诸葛亮、刘伯温、王阳明等大贤能或圣贤先知级思想家辅佐。

八、如何实现中共与中华民族的双赢局面

目前，中华文化遭受严重破坏，断子绝孙的西方左派思想病毒泛滥，思想文化与经济社会因素导致中国陷入超低生育率危机，中华民族到了和平时期最危险的时候。由于强制一胎政策和超低生育率所导致的人口经济危机，中共以经济增长换取执政合法性的模式正在濒临破产，超级老龄化和财政崩溃正在快速到来。如何拯救中华民族，中共如何挽救执政危机，需要将两者结合起来。

现在，对现实和未来失望的年轻人躺平并减少消费，年轻人收入恶化和人口恶化导致房地产等产业崩溃，经济恶化和观念转变导致超低生育率危机与超级老龄化的恶性循环。随着危机持续加深，中国经济危机、就业危机、财政危机、养老医疗危机与人口危机螺旋式恶化，中共以前以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换取执政合法性的政治经济模式彻底破产，在大学扩招和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专制高压统治越来越不满，党政军民对近十几年专制高压统治的严重不满终将大爆发，00后士兵不愿帮助中共专制高压政权镇压抗议者，中共政权就会迅速土崩瓦解。由于选择镇压的党政军领导都会被清算，由于党政军对专制高压统治都非常不满，所以最后将几乎无人维持专制政权，也就是苏联最后无人是男儿的困局。这样的不幸结局既是中共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衰败作为巨大代价的历史悲剧。

在现代民主的早期，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仅是纳税男性有选举权，这是民主理性最高的时候。19世纪中后期，左派打着“平等”的道德旗号，将选举权扩张到中下层男性，这是民主理性质量第一次大幅下滑，导致左派政治思想文化的第一次大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国家纷纷将选举权扩张到所有成年女性，导致民主理性质量的第二次大幅下滑，导致左派政治思想文化的第二次大扩张。由于西方左派思想打倒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由于左派思想把女人当男人使用而破坏男女分工，导致生育率持续下滑。研究显示，女性偏袒同性利益是男人的4.5倍，很多男性也偏袒女性，男女相同选举权就会导致违反公正的纵容女性人性之恶的女权主义思想泛滥，女权主义具有严重的反婚姻反生育反公正反本国男性的倾向，进一步摧毁婚姻家庭和生育。如此，平等选举权就会导致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严重偏离真理中道，进而摧毁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资本为了让感性的女人高消费，媒体和互联网为了利益，就支持女权主义，掏空想要结婚的男人，让男人恐惧恋爱婚姻。资本掌控政治和媒体，女性掌控媒体、互联网审核、政府、司法、教育等，必然变成女权主义泛滥，摧毁婚姻家庭和生育，这是先进国家女权主义泛滥的基本原因。

由于东亚国家传统文化遭到严重破坏，反婚姻反生育的女权主义思想严重泛滥，东亚国家从20世纪末开始陷入超低生育率。超低生育率就会导致超级老龄化，中老年人选票占据绝对多数，形成“老年民主的多数人暴政”，老年人以选票将沉重养老医疗负担压在年轻人身上，导致超低生育率与超级老龄化的恶性循环，民族、国家与文明陷入死局。西方左派自由主义文化主导的现代文化严重破坏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摧毁婚姻家庭和生育。一人一票的平等民主导致低生育率与老龄化的恶性循环，再次巩固低生育率危机。因此，西方左派自由主义思想和一人一票的平等民主相结合，就会导致家庭、经济、社会、民族、国家与文明陷入可持续发展危机，导致中华民族陷入死局！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绝大多数人自私且无知，绝大多数人都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一人一票的平等民主就是让不具备思考能力的自私无知者决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国家与文明的未来，让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偏离真理中道，进而摧毁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这是愚蠢的，也是危险的。权利对应责任、义务、贡献、价值、能力、品德、智慧、付出、风险等，因而社会性权利并不是免费午餐。“权利平等”本质是“结果平等”，就是取消权利所对应的责任、义务、贡献、价值、能力、品德、智慧等，导致权利秩序混乱，社会陷入不可持续发展的危机。儒家主张“权责对等”，符合权利与责任义务的对应关系，符合天道自然秩序和天理自然正义，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西方左派主张“权利平等”，摧毁权利与责任义务的对等关系，违背自然秩序和自然正义，必然破坏可持续发展。“平等民主”或“平等选举权”就是打着“平等”的道德旗号，将缺乏理性智慧的人也拥有相同选举权，必然导致“自私无知者的多数人暴政”，让平等民主变成摧毁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死亡陷阱”。

如果中共没有及时有效改革而导致革命爆发，如果是思想开明和力主民主改革的中共内部人士获得权力，对中共权贵的清算较低，但对维持专制独裁的人一定会进行清算。革命爆发也很可能是激进的民间意见领袖掌权，对中共权贵进行严厉清算。由于是突然革命，而不是通过改革探讨与共识而找到科学的民主模式，突发革命就会让中国选择一人一票的西方民主，资本掌权中国媒体与政治，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中老年人霸占中国政治，中国陷入西方民主的陷阱，让中国陷入超低生育率危机而难以自拔。因此，中共维持专制高压统治的结果，就是中共和中华民族的共同悲剧。只有中共通过主动改革而找到科学的民主道路，人民不再清算过去的专制独裁者和中共高层家族，才能形成中共和中华民族的双赢局面。（更多论述详见研究报告《北京智库：中国统一台湾势在必行，中俄联合取消美国霸权，中美共治世界造福人类》《中国到了大崩溃的千年危急时刻，系统改革才能拯救中华民族大衰败命运》）

九、习近平的困局与拯救中华民族的命运

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就是自我实现与国家利益的伟大统一，就是灵魂升华得救和造福民族、国家与文明的伟大统一，就是心灵修德与建立功勋伟大统一的“功德”。习近平说“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就是伟大功德的展现。但是，习近平的功业面临巨大困局。习近平通过强力反腐败，防止中共变成一个腐败的权贵集团，为实现“天下为公”的伟大理想奠定政治基础，但缺乏完善的制度与文化保护这份功业的可持续发展，权贵集团有随时反扑的可能，并可能诞生新权贵集团。习近平以强硬政治手腕推进很多发展建设成果，但言论高压政策让党政军民都十分不满，这让习近平的功业与权力面临风险。习近平想统一台湾，但中国大陆缺乏民主自由和言论高压政策让台湾人十分抗拒，这使统一台湾变得困难。武统台湾就会激发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美国也会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而牵制中国，这让中国建立东亚秩序面临很大困难。在习近平想要建立青史留名的功业时，超低生育率和新生人口持续下滑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基被摧毁，超级老龄化和人口大崩溃将彻底摧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理想，但缺乏民主自由的决策机制产生很多负面结果，言论高压政策让党政军民十分不满，这导致海内外对习近平产生巨大怨气，这不仅严重损害习近平的历史形象，也严重损害习近平的功德，让习近平面对历史评价和神明评判时都面临巨大困局。习近平有强烈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望，但习近平时代的超低生育率和“断子绝孙”的左派思想泛滥注将摧毁中华民族的未来。习近平的爱国理想与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都陷入巨大危机。只有权力与真理相结合，让权力获得智慧的力量，让智慧获得权力的力量，才能让习近平及继任者摆脱困局，才能真正拯救中华民族的未来。因此，习近平及继任者需要一位大贤能或圣贤先知级思想家的辅佐。

按照儒家经典，人类文明的真理就是美德、智慧与客观规律的伟大统一，实现灵魂与文明发展的“止于至善”，也就是“最优解”。儒家思想以“天理良知”为标准，就是科学性与神圣性伟大统一的“最优解”。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文明，天理与天道都是相应条件之下的“最优解”。自然界的真理是其相应条件下的最自然状态，是客观因果自然演变。人类文明的真理则要求可持续发展的最佳状态，包括客观规律和主观价值观的最优选择。人类文明的真理就像数学运算求得最优解一样，不是主观意志所决定的，所以要有“圣人无我”的伟大客观理性，最终以遵从天道而实现“大道至仁”。如果习近平从“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上升到“圣人无我，大道至仁”的高度，就可以实现拯救自我灵魂与拯救中华民族的伟大统一。

如何以最佳方案统一台湾，如何以制度和文化拯救中华民族，详见研究报告《北京智库：中国统一台湾势在必行，中俄联合取消美国霸权，中美共治世界造福人类》。如何解决中国超低生育率危机，详见文章《中国到了大崩溃的千年危急时刻，系统改革才能拯救中华民族大衰败命运》。作者还有拯救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的百万字著作，但由于言论高压政策和出版自由的大幅下滑而无法出版，这是中国的巨大损失，也是人类文明智慧的巨大损失。

十、习近平及继任者如何重建并掌控真正的人民军队

欲成就大事，就要掌控权力。欲掌控权力，就要掌控军权。习近平及继任者要维护以反腐败打倒权贵集团的政治成果，确保“权力为公”，就要有效控制军队。由于红二代、江曾派系等长期掌控军队，由于反腐败引发腐败将领不满，导致习近平和继任者难以有效的控制军队。对于军队中腐败的权贵势力，需要继续以反腐败进行清理，确保军队的廉洁与战斗力。更重要的是，通过制度和文化保持军队的廉洁与战斗力。

在江曾派系掌权军队的时期，中国军队严重腐败，严重损害中国军队战斗力及战略执行能力。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俄罗斯军队的严重腐败让俄军战斗力和战略执行力大打折扣，让普京颜面尽失，让俄罗斯陷入长期战争泥潭。因此，习近平强力在党政军进行反腐败，这是拯救中国权力和军队体系。因为习近平强力推进反腐败，中国党政军的腐败分子们集体痛恨习近平，习近平不惜个人风险和家族未来风险，这种爱国决心是令人敬佩的。但是，如何在确保军队廉洁的同时又能掌控军队，而不是江曾派系以腐败绑定在一起，这对习近平和继任者确实是一个大难题。

实际上，不仅普通老百姓和基础党政人员痛恨腐败且不公的政治环境，士兵和中低层将官也是痛恨腐败且不公的军队环境。在过去军队腐败严重的时候，中国军队将领升迁几乎等于明码标价，军队将领几乎到了不腐败就不能升迁的地步，这让具有正义感的将士们非常愤怒又无奈。习近平通过强力反腐败而减少了腐败，但没有建立有效的制度和文化，党政军腐败仍然继续延续。而且，依靠习近平强人政治的运动式反腐败，让腐败的党政军领导集体痛恨习近平，这种政治强人运动反腐败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习近平和继任者必须摆脱依赖政治强人的运动式反腐败，以科学完整有效的制度文化体系确保党政军的廉洁公正，让各级党政军领导心服口服并真心拥护党中央。因此，必须建立科学完善的贤能民主制度，必须恢复优秀的中华文化，必须通过言论自由、民主监督和综合评判预防腐败升迁，让组织审核、上级评判、下级评判、人民群众评判和媒体舆论监督等都参与党政军领导的升迁，实现阳光透明、廉洁公正、民主科学、选贤任能。

军队要在选贤任能的基础上恩威并施，才能树立公正的权威。首先通过反腐败拿下腐败无能的将领，为德才兼备的人腾出位置。其次，建立公正透明的选拔制度和反腐败制度，通过完善制度设计杜绝升迁和采购中的腐败。第三，通过客观公正的评判标准与选拔模式，将德才兼备的人提拔上来。第四，适当的多晋升军衔，让更多将领名利双收。第五，合理增加一些将领的收入与福利，切实帮助将士解决一些困难和问题。

笔者私下问过很多中共党员，发现他们没有人真心信仰马列主义，对表面的政治宣传学习根本不感兴趣。笔者私下问过一些年轻将士，他们更不相信共产主义，对强加的政治宣传教育更不感兴趣。比如“两个确立”、“两个维护”等宣传，都是在嘴上而不是在心上，并没有多少实际效果，有时候就是“低级红，高级黑”。因此，笔者在研究报告《北京智库：中国统一台湾势在必行，中俄联合取消美国霸权，中美共治世界造福人类》中提出：以“三民主义”和中华文化智慧取代无效的马列主义宣传教育，儒家的“仁义忠孝”、“天下为公”等价值观远比马列主义深入灵魂，这才能通过思想文化增强党政军的廉洁奉公及军队战斗力。

“权威”就是“权力+威望”，习近平及继任者面临的困境是有权力而缺威望，这让权力及功绩都可能面临诸多不稳定因素。如果习近平和继任者高举“三民主义”、“天下为公”与中华文化，高举可持续发展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切实为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而奋斗，比如建立科学可持续的贤能民主制度、积极恢复符合真理中道的中华文化、全力扭转摧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超低生育率危机、建立合理的激发智慧的言论自由环境、为经济民生与社会公正做各种实事、为正确战略做出党政军民都认可的科学解释，方能让党政军民真心认可，才能建立真正的威望。确保战略方向是正确的，法律制度与思想文化是符合真理中道的，执政业绩是突出的，方能赢得全国党政军民的支持。伟大目标、伟大品德、伟大业绩、解决痛点、拯救危机，对这些做出合理解释并宣传出来，才能赢得民心、建立威望，继而巩固权力及确保执政稳定。因此，习近平主席和李强总理需要一个大贤能当“军师”。

作者：北京资深学者、海外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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