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中国人仍然只能以专制组织起来

现今中国，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仍然是主流价值，为大多数中国人所信奉。

国家主义把国家的统一、主权、秩序和治理能力放在政治论述的中心。民族主义强调民族共同体的身份、尊严和政治自主。集体主义则强调个人服从共同体，主张个人利益应当让位于家庭、单位、阶层、民族或国家利益。在这种伦理中，个人被要求放弃自己的所有权利，而为国家、民族或集体作出牺牲。

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在五四新文化时期形成的，在此之前，中国人的主流价值观基本上就是儒家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但近代以来，中国在与列强的交战中屡战屡败，战败后签订的条约使得列强能干预中国的内部事务。这被中国的精英和大众视为极大的耻辱，急于想摆脱这种状况，把列强赶出中国。发出“救亡图存”的号召。

通过反思，近代精英认为儒家以“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的宗族让中国人形成了“一盘散水”，中国需大却不强。不强的原因正在于“一盘散沙”没有凝聚起来。于是发起新文化运动，批判儒家“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笼统而言，就是打倒儒家礼教，就将“君为臣纲”也捎带进去了。但实际上，对“君权”的批判被虚置了和表面化了，对“君权”的批判只停留在“君权不能世袭”的层面。实际效果却是将“君权”转化为了国家主义，由“忠君”转化为了“爱国”，“爱国”成了最高和唯一的价值。从效果上讲，废除“父权”和“夫权”反而加强了“君权”。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从此取代儒家“三纲”成了现代中国人的主流价值。 

但国家主义正是专制组织容易生长的土壤。它不要求成员拥有平等的政治能力，只要求成员服从。它不让所有人充分讨论，只要让命令迅速传递。它不依靠成员之间稳定的信任，而依靠领袖、纪律、利益分配和惩罚机制维持秩序。

组织的核心不是口号，而是协调。一个人单独行动时力量有限，许多人要共同做事，就必须回答几个问题：谁负责决策，怎样分配任务，怎样处理分歧，怎样惩罚违约，怎样更换失职者。

专制组织对这些问题给出了一套简单答案：最高权威作出决定，下级负责执行；成员之间按等级排列；资源由上而下分配；不同意见在内部解决，甚至被视为破坏团结。它的优点是决策速度快，责任链条清楚，短期动员能力强。它的代价是信息上行受阻，成员缺少安全感，领导人难以被纠正，组织目标很容易被少数人的利益取代。

民主组织则要复杂得多。民主并不等于每件事都投票，也不等于多数人可以随意支配少数人。但至少包括平等成员资格、公开规则、可质疑的权威、真实的竞争、少数人的基本权利，以及领导人的可更换性。民主组织必须允许成员说“不”，并且在说“不”之后仍然能够继续合作。

所以，在国家主义仍然是中国的主流价值的条件下，中国人要组织起来，必然是专制的组织。而以专制组织反对专制统治，推翻旧的专制统治后，建立的必然还是专制统治。

原因有三。第一，组织手段会塑造组织目标。一个组织若长期依靠秘密、命令和个人权威，就会把服从视为最重要的美德，把质疑视为最严重的风险。即使它最初以自由民主为口号，不管是真心还是欺骗，掌权后也仍然会沿用原有的组织原则，不会来个华丽转身。一方面，上级对下级习惯了绝对的支配，另一方面，下级对上级也习惯于绝对的服从。再者，人性也决定了，权力没有制衡，绝大多数人不会主动放弃，道德高尚的“君子”和“圣人”是极少数，制度要针对绝大多数普遍人来建制才有效。

第二，权力集中会造成信息失真。下级知道真实情况，却担心说出坏消息。上级听到的都是经过筛选的好消息，于是误判形势。为了维护权威，组织又会要求更严格的宣传和纪律。信息越不真实，越需要强制；强制越强，越没人敢说真话。

第三，缺乏轮换和监督的组织，容易把公共资源变成内部奖赏。掌权者可以用职位、土地、许可、合同和司法保护交换忠诚。腐败不只表现为收受贿赂，也表现为裙带分配、权力寻租和精英俘获。

新政权或许开初较清廉。但随着统治延续，组织成员的利益会分化，监督者会被纳入利益网络，反对者会被排除在外。若没有独立的司法、媒体、议会、地方自治和社会组织，反腐就只能依靠上级整肃。上级整肃可以清除部分贪腐者，却不能改变腐败产生的制度条件。

总之，自由民主制度不可能靠新专制组织推翻旧的专制统治而建立起来。而现今中国人又不能以民主的原则组织起来，因为自由平等这些理念没有成为中国人的主流价值，更没有在日常的公共生活中，在家庭、学校和社区中得以实践。现今中国人仍然只能靠专制才能组织起来。所以，中国要实现自由民主，只能从培育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维护和争取个人权利为起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没有几代人的时间完成不了。 

2026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