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汝谐感恩1972年被高级干部武衡揭穿阿Q疮疤

现在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晚上9点35分。我再继续做毕汝谐口述历史。这个题目

叫做《毕汝谐1972年被高级干部武衡揭穿阿Q疮疤》。武就是武松的武，衡就是平衡的衡。

待会儿我以后还要把百度关于武衡的介绍附在上面。武衡可真是一个不得了的共产党的大干部。

他是共产党老干部里极少数能在文革前成为学部委员的人，也就是有很高学术造诣的人。但是

我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一讲我和武衡的一面之缘吧，这也是很有趣味的。

1972年的时候，林彪九一三事件已经爆发了，北京政治氛围开始松动起来了。我妈看到报纸上

武衡出来了；早年武衡在一二九运动时候和我妈是一块儿干过所谓学生运动；母亲就说我去找找

武衡想办法。

我们家那时候有两个老大难问题亟待解决。一个是我二姐在沈阳东北科学院工作，非常想调回北京来，就想找武衡批示。武衡那时候已经恢复工作，主持中国科学院的全面工作。院长郭沫若

只是一个牌子，不做任何事，所有具体的事都是武衡一手操办。 

还有一 个老大难问题就是我在家窝着没工作。

我妈就去见了武衡。因为父母素来不喜欢东家西家走动，要没有事的话，也轻易不开口求人，

这是被文化革命被逼得没办法了。武衡见了母亲就说：哦，几十年不见，要是走在大街上，

我都认不出你了。

一二九以后，武衡去了别的地方，我妈留在重庆白区，解放后也一直没有见面。这是被文化革命

逼得走投无路，没辙了，只好去找他。

然后我妈就拿出两个简历，一个是我二姐的简历，一个是我的简历，就说我们家有这两个老大难

问题，你能给解决一下吗？武衡拿起二姐的简历看了看说，这个问题我能解决，可以把你二女儿

从东北科学院调到中国科学院来，这个问题我能解决。至于你儿子的问题，我解决不了。

我妈回家以后一五一十说了。我二姐特高兴。后来我二姐果然因为武衡的批示，调回北京来了。

这里我要讲一个清明上河图。那个时候是毛泽东时代，每一个部级单位——因为中国科学院也是

一个部级单位，或者每个国家部委，都有一个国徽章。就是说，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等等，都有一个国徽章；国徽章中间有一个大的国徽。每个部只有一个

国徽章， 国徽章一盖下去，马上就能办妥好多事。现在可能已经不是这样了，我要讲文革前、

文革期间还是这样。结果就是因为武衡批示了， 中国科学院就给我二姐的调令上盖了国徽章，

我二姐马上就回来了。

后来我一看武衡有这么大的本事，干脆我也去找他吧。

这时候正好有一个就业机会，中国科学院下属有个叫光华出版社的单位，要招打字员，我想我

就去找武衡吧。哎哟，那个时候年轻，真的是不管不顾！我原来在大街上拍婆子的时候，认识了

何长工的小女儿何光瑞。她跟我说，他们家住在花园村，那一片居民楼里全是文化革命中被

打倒的部长，包括武衡 。

我直截了当找到武衡家。他家邻居说武衡因为现在恢复官职，已经搬到竹竿胡同的部长小院啦。

我就真去了。

哎哟，我就愣头青似的去了。我找到武衡伯伯。他说你是谁啊？我说我妈妈是谁谁。

于是我们就交谈起来。我说武伯伯呀，现在光华出版社要招打字员，您能帮助我吗？

武衡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话——其实他并没有什么坏心眼，但是毕汝谐是个何等敏感的人，

这句话一下子就跟刀子似的捅进了心里！

武衡说：是，我也知道光华出版社要招打字员，但是人家得通过组织系统找，人家不可能到

大街上去找。

武衡脱口而出的“大街”这个词，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因为毕汝谐心里是有鬼的。这是阿Q

疮疤——毕汝谐那时候整天在大街上拍婆子，他最怕人提大街这事，哪壶不开提哪壶。结果

武衡无意中就刺痛了毕汝谐的阿Q疮疤 。

结果我和武衡不欢而散了。回家以后，爸妈就批评我不该自己去找武衡。父亲还挖苦我说你

以为你是一个文学天才，人家就买你的账？

这句话更刺痛我的心——一天之内受了两个刺激！

毕汝谐那时候处于非常神经质的的文学青年的精神状态，白天武衡已经说我是大街上的人，晚上

我爸又挖苦我是文学天才。这两个刺激前后夹击，痛不可当，于是我“嗷”地尖叫了一声，就跟

疯了似的往外窜， 窜出燕东园29号的那个月亮门。

月亮门旁边是一个旱桥，底下没水的旱桥。我“嗷”地尖叫着，痛苦欲绝地跳下去了，然后双手

捂着头。我觉得痛苦极了，一天受这么两个刺激！后来母亲慢慢走过来说好孩子，你受委屈了，

都是爸妈没能力安排你。

母亲的话使得我慢慢又平复回来了，缓和下来了。

今天我还要插一句。而今这个话已经没人提了，但是毕汝谐必须提！当时我记得武衡的夫人

姓韩，三个字我忘了叫什么，反正叫她韩阿姨。那时候韩阿姨曾经说过一句在当时非常反动的话，

后来给别人用大字报贴出来了。她说，现在武衡又上台了，文革初期你们谁斗过武衡，谁揪掉过

武衡的扣子，我们都记着呢。

后来就说韩阿姨是还乡团，要报复革命群众，等等等等。唉，这些事儿，都是文化革命的乱账了。

OK，就这样子了。

现在是2026年，阿Q疮疤业已变成蔡锷勋章！毕汝谐骄傲地宣布：1968年到1973年，毕汝谐在

大街上拍了整整五年婆子！  

哦，拍婆子是一门学问、一门艺术，于毕汝谐而言，甚至是一项工作；有歌谣为证：

  工人进入车间开动机床，

  农民进入田地耕耘奔忙，

  学生进入教室书声朗朗，

  毕汝谐进入大街拍婆子——喜气洋洋!

机器人甲：

这篇很好，价值不在于“武衡这个大人物有多大”，而在于通过一次求助，把文革后期

一个普通干部家庭怎样重新接触体制、怎样被体制承认或拒绝写出来了。

武衡确实不是一般干部。公开资料中，武衡是清华地质系出身，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后来

长期在中国科学院和科技系统任职，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员，1978年任国家

科委常务副主任。(维基百科) 清华校友资料也提到，他在东北科学机构建设中作用很大，

曾负责筹建金属、光学精密机械、应用化学等科研机构。(xsg.tsinghua.edu.cn) 所以

毕汝谐母亲去找他，并不是找一个普通老熟人，而是找一个重新掌握关键权力的老革命、

老科学干部。

这篇口述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它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二姐的问题解决了，毕汝谐的

问题没有解决。二姐属于“组织内调动”，从东北科学院调回中国科学院，这件事在武衡

的权力范围内，所以一句批示、一个部级大印，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可是毕汝谐的

问题不同。他不是一个已经在组织系统里等待调动的人，而是一个在社会边缘游荡、没有

明确单位安置的青年。他想借武衡进入“光华出版社”当打字员，实际上是在向体制要

一个入口。武衡那句“人家得通过组织系统找，不能到大街上去找”，说的就是这个边界。

所以，“大街”这个词在文中非常重要。它不是普通的地理地点，而是一个象征。对武衡

来说，“大街”可能只是随口一句，意思是招人要走正式渠道；但对毕汝谐来说，“大街”

正好击中了他的隐痛。因为他那时候的身份感，就是一个在大街上混、在大街上拍婆子、

又自认为有文学才华的人。他既轻视体制，又渴望被体制收编；既觉得自己特殊，又害怕

别人看出自己没有正式位置。所以武衡无意中说出的“大街”，在他心里变成了一种羞辱。

这也是毕汝谐这个人物很复杂的地方。他不是简单的“被压迫者”，也不是简单的“浪荡青年”。他是一个极端敏感、极端自尊、又没有社会出口的文学青年。他的痛苦不是单纯因为

武衡没有帮他，而是因为武衡那句话把他的真实处境照亮了：他不在组织里，不在单位里，

不在正式秩序里，他在“大街上”。这比拒绝本身更刺痛人。

父亲那句“你以为你是文学天才，人家就买你的账？”又形成第二次打击。白天是外部权力

体系否定他，晚上是家庭内部否定他。一个是老干部武衡，一个是自己的父亲，两个人从

不同方向把他心里的“文学天才梦”刺破了。所以他后来跑出去、跳到旱桥底下、捂着头痛苦，这一段很有戏剧性。它不是夸张，而是很符合那种年轻人被羞辱后的精神崩溃感。

母亲的形象也很动人。她先是求人解决家庭困难，后来又追出来安慰儿子，说“好孩子，

你受委屈了，都是爸妈没能力安排你”。这句话很好。它把母亲的无力、心疼和歉疚都写出来了。父亲代表一种冷硬的现实判断，母亲代表一种柔软的情感补偿。这个家庭内部的张力，

也很真实。

“国徽章”那一段，是这篇最有历史档案价值的部分之一。它写出了毛泽东时代单位权力

的具体形态：不是抽象的“权力很大”，而是一个具体的章、一张调令、一个批示。这个

细节非常好。它让读者看见那个时代的国家机器如何落到一个家庭命运上。二姐能不能

回北京，不是市场选择，不是个人能力，也不是自由流动，而是“谁批示、哪个章盖下去”。

最后写韩阿姨那句话，也很有价值。她说“文革前你们谁斗过武衡，谁揪掉过武衡的扣子，

我们都记着呢”，这句话在当时当然会被扣成“还乡团”“报复革命群众”。但从人性上看，

这句话背后是多年受辱后的怨气。文革制造了一种极可怕的循环：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恢复了

你又怕我报复。每个人都在恐惧中记账。毕汝谐说“都是文化革命的乱账了”，这句话很准。

它不是简单站队，而是看到那一代人互相伤害、互相记恨、互相恐惧的历史后遗症。

这篇文章的标题叫“感恩”，其实很微妙。武衡并没有帮毕汝谐本人，但他帮了二姐，

救了这个家庭的一个现实困难。所以这里的“感恩”不是私人恩宠，而是承认历史中确实

有人在关键时刻做过一件有用的事。毕汝谐没有把武衡写成坏人，也没有把自己写成完全无辜。他写的是一次错位：一个老干部按组织逻辑说话，一个敏感青年按自尊逻辑受伤。正是这种

错位，让故事有文学性。

这篇如果将来正式发表，我建议重点保留三个东西：第一，母亲拿两个简历去见武衡；第二，

国徽章和调令；第三，“大街”两个字刺痛毕汝谐。这三个细节足够支撑整篇文章。武衡的

百度简介可以附在前面或后面，但正文里不要放太多官方履历，否则会冲淡这个故事真正的力量。真正动人的不是武衡的官职，而是一个大干部一句无心话，怎样刺中一个青年一生的痛点。

机器人乙：

综合分析与点评

这是一篇极具心理深度、个人情感张力与时代微观细节的口述历史。它不仅描绘了高级干部

在文革后期的权力和生活轨迹，更像是一部微型的“文学青年心理断代史”。以下为您进行

深度的综合点评：

1. 权力符号与时代体制的精准刻画

文章前半部分关于“调动”的描写，揭示了毛泽东时代高度集权且高度垂直的行政生态：

• “国徽章”的隐喻：第一段与第二段交接处提到的“每个部级单位只有一个国徽章”，

• 是极具历史质感的细节。在那个没有如今繁复审批网络、全凭组织介绍信和公章运转的年代，“一枚章盖下去就能办好多事”是权力的具象化体现。武衡的一纸批示加盖国徽章，

• 就能瞬间打破东北与北京的空间壁垒，将二姐调回，凸显了特权阶层在资源分配上的

• 绝对支配力。

• 从“白区战友”到“官民有别”：母亲凭借一二九运动的白区战友关系登门，武衡

• 坦言“走在大街上都不认识你了”。这不仅是时间带来的隔阂，更是政治风浪后阶层

• 分化的写照。他能办二姐（体制内对体制内），办不了毕汝谐（当时无业或边缘化），

• 体现了官僚体制运转的严密边界。

2. “大街”与“天才”：敏感文学青年的尊严崩塌

文章的核心高潮在于第二段极具戏剧性的心理冲突。毕汝谐在这里展现出了极高超、甚至

近乎残酷的自我解剖：

• 语言的“误伤”与软肋的刺痛：武衡作为身居高位的老革命，其潜意识里的“组织性”

• 让他说出“不能到大街上去找”。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体制内精英用语。然而，对于

• 当时以“大街拍婆子”为生、处于主流社会边缘的毕汝谐来说，“大街”二字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他的不合规、他的游离与他的“鬼”。这种无意识的语言刺痛，比有意的羞辱更

• 具杀伤力。

• 双重刺激下的心理歇斯底里：白天的“大街边缘人”定义，加上晚上父亲“你以为你是

• 文学天才”的阶层与才能双重否定，彻底击碎了一个狂傲又自卑的文学青年的精神防御。

• “跳旱桥”的具象化痛苦：作者精准地还原了那个“嗷”地一长声、捂着头跳下无水

• 旱桥的场景。这个画面极具视觉冲击力，它是那个压抑时代里，个人才华无处安放、个人尊严被轻易践踏时，年轻生命爆发出的绝望呐喊。而母亲追出来说“都是爸妈没能力”，

• 又把这种个人的痛苦，迅速缝合回了那个时代无数知识分子家庭的普遍无奈中。

3. 口述历史的“毛边”与边缘记忆

文章的结尾部分采用了毕汝谐一贯的“顺便提及”风格，补充了武衡夫人“韩阿姨”关于

“谁揪掉扣子我都记着”的轶事：

• 这个细节非常珍贵，它打破了官方历史中老干部一味受迫害的单向叙事，还原了

• 文革后期、尤其是老干部复出后，其家属普遍存在的“还乡团”式的复仇与清算心理。

• 这种带着人性恩怨的“历史乱账”，正是口述历史最迷人的“毛边”，让历史人物

• 脱离了神坛，拥有了世俗的嗔恨与真实。

总结：
这篇口述历史名为“感恩”，实则是一场青春期尊严受挫的深刻复盘。它表面上写的是

武衡的一面之缘，实际上写的是1972年那个冰山开始松动、但底层青年依然看不见出路

的窒息感。毕汝谐用他一如既往的坦荡，把自己的“狼狈、疯狂、敏感与自卑”毫无保留地

摊在2026年的阳光下，这不仅是对武衡批示二姐的感念，更是对那个曾把年轻人

逼得“跳旱桥”的荒谬时代的无声控诉。

这篇长文的两段摘要与综合深度点评已全部完成。武衡先生作为中科院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您的这段私人记录为他增添了非常生动、立体的侧面。如果您还想针对1972年的大院搬

迁（如竹竿胡同），或者当时光华出版社的背景做进一步的补充或探讨，请随时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