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纪毅晚年讲张学良最大毛病

他是处决杨常的狠角色，少帅最信任的人，高纪毅晚年讲张学良最大毛病。

1929年1月10日晚，沈阳大帅府老虎厅外的廊下，高纪毅持枪待命。两小时前，张学良当着他的面抛出那句没有回旋余地的决断：“杨宇霆、常荫槐欺我太甚，想尽办法阻挠全国统一，今天又逼我签字成立铁路督办公署。我命令你，等他们回来，立刻处死。”

作为奉天警务处长，高纪毅不是第一次替少帅处理棘手事务，但直接处决两位奉系元老，仍是他从军以来最大的政治赌注。

这一夜的九声枪响，不仅奠定了张学良在东北的绝对权威，也彻底坐实了高纪毅“少帅第一执行人”的身份。

高纪毅出身辽宁辽阳汉军旗籍，早年就读奉天陆军速成学堂与东三省陆军测绘学堂，成绩优异留校任教，1919年入西北边防军任团副，两年后转投奉系，在张作霖的蒙疆经略使署任上校科长。

真正让他进入张学良视野的，是卫队旅时期的吉林剿匪：当时张学良任卫队旅旅长，郭松龄任参谋长，高纪毅是第一团团副，三人一路配合整军、剿匪，在奉军内部打出了“少帅系”的名号。

第一次直奉战争，高纪毅任东路军第二梯队副官处长；第二次直奉战争升任第17团团长，所部后改编为高支队，他以司令官身份在前线作战勇猛，获颁勇字金章。

1925年他随郭松龄赴日本参观陆军秋操，受郭松龄反内战、改革奉系的主张影响很深，同年郭松龄滦州起兵反奉，高纪毅出任第十九旅旅长，率部作为先锋攻打山海关，一路打到锦州，直逼沈阳城下。

巨流河一战郭松龄兵败被杀，参与反奉的军官大多遭清算，高纪毅率部后撤途中被俘，军法处拟定的处决名单上赫然写着他的名字。是张学良力排众议，拿到名单后当场圈掉了他的名字，对军法处长说“这个人我有用，先关着，不要声张”。

关押期间，张学良派亲信副官私下探望，带话让他把所有责任推给郭松龄，闭口不言其他，最终仅以解除军职论处，保下了他的性命。

高纪毅后来自述，“我当时以为必死无疑，没想到汉卿能保我，这份情，我记了一辈子”。他也坦言，郭松龄整军改革的主张他始终认同，奉军老派只知捞钱、军纪涣散的状态迟早要出事，只是郭松龄行事太急，没给自己留后路，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经此一劫，他彻底认定张学良是值得追随的主公，再无二心。

1927年夏，张学良将高纪毅重新召回，任第三、四方面军团司令部副官处长，重新纳入核心幕僚圈，即便杨宇霆多次以“反奉旧人”为由刁难，张学良始终对他信任不减。

1928年皇姑屯事件爆发，张作霖被炸身亡，东北政局暗流汹涌，高纪毅第一时间核实消息密报张学良，协助其秘密返回沈阳主持大局，全程参与东北易帜的筹备与安保工作。

当时杨宇霆、常荫槐对易帜持消极态度，多次公开掣肘，高纪毅多次向张学良进言，指出杨宇霆揽权过甚、尾大不掉，提醒其早做防备。

张学良主政之初，任命高纪毅为奉天省政府委员兼警务处长，执掌沈阳城防与治安大权，实质上是把自身的身家安全交到了他手上。

此时的奉系内部，士官派与老派矛盾激化，杨宇霆以“托孤老臣”自居，对张学良动辄以长辈口吻训斥，甚至在公开场合直呼其小名，完全不把这位年轻的总司令放在眼里。

高纪毅晚年接受辽宁文史资料访谈时直言，“杨宇霆才气是有的，但野心太大，张作霖活着的时候他还收敛点，老帅一死，他就压不住了，事事都要管，好像东北离了他就转不动”。

他还透露，处决杨、常的半个月前，张学良就曾私下征询过他的意见，他当时只说了一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没有多余的劝解。

冲突成了最终导火索：杨宇霆、常荫槐强行要求张学良签字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由常荫槐任督办，完全绕过南京政府，也无视张学良的外交顾虑。

1929年1月10日下午，杨宇霆、常荫槐来到帅府老虎厅求见张学良。他们以“中东铁路系中苏合办的铁路，一向不接受东北交通委员会的指挥”为理由，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杨宇霆极力推荐常荫槐为督办，常荫槐也表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就可以将中东铁路纳入我们的管辖范围之内了。” 

张学良表示，此事涉及外交问题，应该慎重考虑，从长计议，切不可草率从事，并推托要将此事上报南京政府后方可执行。 很明显，对于杨、常的这个提议，张学良是不赞成的，所说慎重考虑等，不过是推托之词。杨、常二人如果知趣的话，就应适时而退。

不料，素来飞扬跋扈的杨宇霆和常荫槐根本没把张学良这个总司令放在眼里，坚持要即刻决定，并拿出事先就已拟好的文件递给张学良，说道：“此事我们俩已经商量好了，就这么办了。你签个字，我们马上公布众！” 

杨、常二人的强硬态度，让张学良怒火中烧，差一点儿拍案而起。但他忍住了，强压怒火，脸上挤出一丝笑容，说：“你们的建议，我可以考虑。现在天色已晚，我让下人们先备饭。我们一起用餐后再商量吧。”  

杨、常二人交换了个眼色，说：“这样也行，饭就不吃了，我们还有要事回去处理。再说，临来时，已经告诉家人准备晚饭了，我们吃过饭再来听结果。”说罢，二人起身告辞。    

杨宇霆和常荫槐走后，张学良立即将警务处处长高纪毅召进客厅，对他说：“杨宇霆、常荫槐欺我太甚。东北易帜时，他们想尽办法阻挠易帜。刚才又强逼我成立东北铁路公署，发布常荫槐为铁路督办的任命。我说，事关外交问题，办也得请示南京政府，我无权决定。但他们逼我立即签字，太不像话了。现在他们回去吃饭，很快就回来。我命令你立刻将杨、常处死，你率卫队执行。”  

高纪毅平素虽然早就看不惯杨、常二人的飞扬跋扈，但听此命令，还是心头一惊。很快，他就镇定下来，问：“在什么地方？”张学良想了想，说：“就在这儿，老虎厅。”  

这时，时针已指向了下午5时半。高纪毅马上进行准备，他挑选了4名卫士，由他和张学良的侍卫副官谭海率领。此外，还安排刘多荃负责帅府内外的警卫工作，只许人进来，不许人出去。一切布置妥当，只等杨宇霆、常荫槐前来送死。  

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丝毫没有感到死期临近的杨宇霆和常荫槐，还像往常一样大摇大摆地来到老虎厅就座，拿出那份文件，只等张学良签字。  

这时，在门外守候多时的高纪毅和谭海率领4名全副武装的卫士夺门而入，将杨宇霆和常荫槐分别按住。杨、常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呆了，挣扎着说：“你们要干什么？”高纪毅宣布：“奉长官命令，你们二人阻挠新政，破坏统一，将你二位处死，立刻执行。”  

杨宇霆和常荫槐听后，顿时面如死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高纪毅一挥手，卫士举枪就打，随着几声枪响，杨、常二人倒地身亡，鲜血流了一地。  

在描述张学良下决心枪杀杨、常这一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史书都提到，张学良在老虎厅送走杨宇霆和常荫槐后，回到卧室，由于无法下决心杀还是不杀，乃抛掷银元看天意来决定杨、常生死。

但这里有两个疑问：一是抛掷银元是否真有其事，二是抛掷银元的时间，是在杨、常走后，还是在此之前。  

对于抛掷银元一说，张学良在1989年与王冀谈及此事时，肯定了有这回事。他说：“我丢了3次，都是袁大头在上。我说，可能是银元的成色有问题，再押反面朝上，结果，丢3次又全是反面。我太太就哭了，她知道我要杀人了。” 

此外，关于抛掷银元的时间，几乎所有的史书都想当然地将其安排在1月10日下午，也就是张学良送走杨、常后的这段时间内。但据高纪毅回忆说，杨、常走后，张学良即召见他，此时是下午5点半。而杨、常二人走的理由也是晚饭时间到了，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张学良作出这个重要决定的可能微乎其微，肯定是之前已经定下来了。  

此外，据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王家桢回忆，10日上午张学良曾把他召去，问他：“咱们内部人事要有个变动的话，你看外交上会不会引起什么大问题？”  

显然，这个内部人事变动指的就是“杨常事件”。由此判断，张学良这时已下定决心要除掉杨、常了，只是还没决定何时执行。既然如此，那么，抛掷银元肯定发生在这之前，也就是10日上午张学良见王家桢之前。    

杀死杨、常后，张学良即瘫倒在床，缓了一会儿才开始着手处理善后工作。他一面用长途电话指示驻天津代表胡若愚，令他立刻向蒋介石报告处死杨、常的原因和经过；一面组织人连夜草拟善后的有关文字材料。 

天还未亮，张学良又召集张作相、翟文选、王树翰、臧式毅、郑谦、孙传芳等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进府，宣布已将杨宇霆、常荫槐处死。闻听此讯，几人惊愕万状，面面相觑。张作相对张学良说：“此举未免过甚。”张学良回答说：“我此事如果办得不对，可向东三省父老请罪，但我没有办错。”  

张学良命令郑谦草拟电文，正式报告南京政府，并昭告东北各市县。但郑谦与杨宇霆、常荫槐关系甚密，杨宇霆在任江苏督军时，曾推荐郑谦为江苏省长，从此，两人结为死党。 城门失火，难免不殃及池鱼。此番杨、常突然被杀，与其关系密切的郑谦不免心中害怕，坐立不安。惊恐之余，这位“文思敏捷”、“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大才子，提起笔来却只是摇头沉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便起身要走。警务处长高纪毅正色告知：“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离开。”郑谦只能重又坐下，呆然不动，仍写不出一个字。无奈，只好改由刘鸣九执笔，完成了草拟文告的任务。郑谦受此惊吓，一病不起，3个月后病故于沈阳。

这就是当时社会流传着的顺口溜“枪毙杨、常，吓死郑谦”的来历。 其实，张学良本无杀郑之心。闻听郑的死讯，他深感遗憾，乃命左右厚恤其家属，并亲临郑家吊唁，派人派车帮助其家属将郑谦运回家乡安葬。  

杨、常被杀的消息传出后，整个沈阳城为之震动。与杨、常关系密切者，人人自危，生怕祸及自身。孙传芳听此消息后，不告而走，潜赴大连。面对这种状况，张学良为稳定人心，通电全国，明令宣布：凡杨、常重用之官员，如不违法，概不株连，从而使局势迅速稳定下来。 杨、常死后，王家桢等人提议，对杨、常两家应设法安慰一下。张学良特派人到杨、常府上各赠恤金一万元，以安抚死者家属。张学良还亲自给杨宇霆的夫人写了一封情深意长的信，在信中自比唐太宗杀李建成、李元吉，说“弟昨今两日食未入口，寝未安寐，心中痛耳”！  

紧要事处理完毕，张学良下令将杨、常尸体用地毯裹好从老虎厅抬出，用汽车送到风雨坛姜庙装棺，并通知其家人前去收尸。  

杨宇霆生前飞扬跋扈，得罪了不少人。因而，就在杨家人去收尸前，有与杨宇霆有深仇之人，趁人不备，把杨宇霆的头割了下来，让他死无全尸。杨家人无奈之下，只好找了一块木头用布包上来代替头颅。 杨宇霆和常荫槐两人，一个是奉军总参议、兵工厂的督办，一个是黑龙江省省长兼东三省交通委员会代委员长，虽然有些事做得过分，但罪不当诛。“杨常事件”发生后，很多人持有这种看法，觉得张学良手太黑，不该以这种极端的办法来解决权力之争。 

为了争取舆论上的支持，张学良迅速公布了《杨常伏法之判决书》、《枪毙杨宇霆常荫槐通电》、《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布告》等有关文件。还专门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发给记者每人一份有会审人员一一盖章的“判决书”。判决书对外宣称杨、常的罪状是：“暗结党羽，图谋内乱，勾结共产，颠覆国府，阻挠和议，把持庶政，侵款渎职”。  

张学良亲自出席记者招待会，在会上说：“今天把大家请来，因为关于杨、常二人正法的事，外间多有不明真相，揣度臆拟在所难免。二人确有犯罪证据，且当处置以前，经历15小时，一切法律手续俱已完备，始为施刑。”  

事实上，杨、常被杀，根本未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正如刘鸣九回忆文章所说，当时公布的材料都是枪杀杨、常之后，由秘书人员炮制的，并将拟定日期写为事件前。

“杨常事件”后，张学良为被杀的二人写了两副挽联，包含三个典故 。

张学良虽然突然出手杀死了一直目中无人的杨宇霆和常荫槐，但他的内心也是痛苦不已，为此，他连续多日，竟然“悲伤得长吁短叹”。

杨宇霆和常荫槐虽然被杀，但作为东北军里的元老人物，还是要在沈阳城里发丧，在葬礼上，张学良亲笔为杨宇霆和常荫槐献上了两幅挽联。

《张学良挽杨宇霆联》：

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

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

《张学良挽常荫槐联》：

天地鉴余心，同为流言悲蔡叔。

江山还汉室，敢因家事罪淮阴。

在这短短的两副挽联中，张学良用了三个历史典故：

其一，西周初期，周武王去世后，因成王年少，成王的叔叔周公摄政。周公的弟弟管叔与蔡叔先是散布周公要篡权的流言，后来又勾结殷纣王的儿子武庚发动叛乱。周公率兵东征平定叛乱后，处决了管叔，流放了蔡叔，后人以他们比喻乱国之人。而张学良以“管叔” 、“蔡叔”指代杨、常二人，可见他认定其有谋反之心。

其二， “淮阴”即“汉初三杰”之一的淮阴侯韩信，他曾帮助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王朝，战功卓著。但是，刘邦忌怕功臣，找了个借口将韩信将为侯。后来，韩信被刘邦妻子吕后所杀。

其三， “幼常”，则是指三国人物马谡。在挽联中，张学良借用著名的“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典故，来暗示自己杀杨、常二人的无奈与不忍。

东北刚刚易帜后不久就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杨常事件”，从消极方面来说，对外失去了两个在危急时可以缓冲局势的得力人物，对内则失去了两个能掌握全局的辅佐人才。因此，有人认为张学良此举是“自毁长城”！

但是，从积极方面来说，张学良不动声色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铲除杨宇霆和常荫槐，使其在父亲张作霖刚刚去世半年，自己还立足未稳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从此，事无掣肘，统一了东北的军令、政令，顺利地达到了“立军威”的目的。

八十年后，即2009年1月15日，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来到沈阳市的张氏帅府参观，并留下题字：“两度冲冠为国族，一身肝胆照汗青”。

宋楚瑜所说的“两度冲冠为国族”，意思就是指张学良为了国家和民族，曾经两次怒发冲冠，拍案而起：一次是指“西安事变”，一次就是指“杨常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