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缺失的军事革命

这是美国海军预备役上校、也是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老兵道格·贝克（Doug Beck）近日发表在在《外交事务》杂志的评论，旨在讨论“为什么华盛顿仍有可能输掉科技竞赛”。道格·贝克先生于2023年至2025年8月担任国防创新部门主任；他曾于2015年协助创立该部门。2009年至2023年，他担任苹果公司副总裁，负责领导苹果在东北亚和美洲的业务。请读他的评论：

想象一下，你要给自己和家人购买新款苹果手机。你到一家商店查看最新型号——苹果手机17，然后前往苹果公司的网站购买自己的手机。但在最终确定购买之前，你必须花两到三年时间对你选中的型号进行试验。到那时，苹果公司已经推出了两个更新的型号，也许是苹果手机18和苹果手机19。然而，你却不允许升级订单——你必须坚持购买自己测试过的那个型号。

即便如此，你那部已经落后两年的苹果手机17还要再等两年才能交付，而到那个时候，苹果手机20和21都已经面世。而且，届时只有你的手机能够交付——你的孩子和配偶还要再等一两年才能拿到他们的苹果手机17。你甚至可能被锁定在当初第一次测试苹果手机17时所使用的操作系统软件上。

长期以来，美国国防部就是被迫以这种方式购买技术，包括导弹、无人机以及控制它们的软件。当五角大楼官员发现一个问题时，寻找一个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系统并将其购买下来的过程通常需要数年。此后，还要再花数年时间，才能采购足够数量的这种解决方案，以满足军方的需求。到那时，这一解决方案已经过时。私营部门无休止的竞争催生了各种新技术，但军方却无法购买这些技术，更不用说进行大规模采购了，因为它们没有经历同样繁琐的测试、评估和采购程序。

我曾经亲身处于这个等式一端的最前沿——担任苹果公司高管；后来又身处另一端——作为负责推动五角大楼国防创新的官员，因此，我曾近距离亲身观察过双方的情况。

这种根深蒂固、错综复杂的采购体制，正是人类历史上科技最先进的国家如今面临不再拥有世界上最先进军队这一风险的原因。美国私营部门确立了全球创造力的标准，而硅谷这样的科技中心尤其如此。然而，美国购买和部署军事技术的方式，却像僵化的苏联式五年计划一样，官僚主义到了令人麻木的地步，而就连中国和俄罗斯也早已抛弃了这种做法。尽管已经取得了真正的进展，但美国改变这一过程的速度仍然不够快，规模也仍然不够大，无法在一个日益危险的世界中保障美国的安全。

从乌克兰到中东的战场已经以残酷而清晰的方式证明，战争已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技术创新突飞猛进的速度，使人们能够推出新的自主武器、人工智能算法以及其他不断更新且易于扩大规模的先进系统。俄罗斯人每天都在乌克兰证明，他们的开发人员大军能够不断推出新型无人机，同时更新硬件和软件，有时甚至每天更新，以应对基辅方面持续不断的技术进步；而乌克兰的这些持续进步，反过来又使其得以继续阻挡俄罗斯，尽管俄罗斯的武装力量和经济规模都远远大于乌克兰。中国已经开始进行大规模军事扩张，包括增加舰艇、卫星、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并且已经证明自己有能力采用最新技术并将其整合进这些装备。甚至伊朗今年也成功利用新技术，有效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尽管其军事实力完全无法与美国相比。

美国同时面临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以及其他方面的挑战。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经要求其军队做好准备，到2027年能够在台湾海峡击败美国。与中国发生战争既非不可避免，也非迫在眉睫。但是，华盛顿及其盟友必须有能力威慑习近平，而且一旦被迫作战，就必须做好取胜的准备。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必须充分利用源自商业领域的技术力量。

五角大楼几乎不可能对真正的新技术下注。

美国人明白，现行采购体制已经出了问题。川普政府、此前的拜登政府、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军方领导人，以及科技行业的创始人和投资者，都呼吁彻底改变国防部购买和部署技术的方式。这种共识本身就代表着进步。十年前，只有一小群人主张五角大楼需要进行这种转型，或者认为硅谷的商业技术对于军事力量至关重要。如今，这已经成为每一场国防相关会议的核心议题，成为五角大楼和国会山出台政策的核心内容，也成为一个不断壮大、充满活力的国防科技行业投资理念的核心。

但是，如果美国人以为华盛顿已经接近解决这一问题，那将是愚蠢的。事实并非如此。美国尚未兑现这一战略要务，也尚未进行实现这一目标所必需的永久性转型改革。迄今取得的进展相对孤立。成功案例登上了新闻，但改进主要发生在军队的边缘领域。甚至为了获取应对伊朗冲突所需能力而付出的艰苦卓绝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过是一系列豁免、特别措施以及依靠强力领导硬推的结果。

要以所需要的规模实现真正、持久的变革，就必须改造整个体系。五角大楼、国会和私营部门需要在过去五年的势头基础上继续推进，并且在购买技术方面彻底摆脱彼此相互强化的病态谨慎。他们需要共同适应承担风险、犯错误，并迅速掌握进行大规模创新的能力——就像私营企业、投资者和消费者每天都在做的那样。否则，迄今为止的这些改变，最终不过是在国家安全这艘“泰坦尼克号”上重新摆放甲板躺椅而已。

在燕麦粥中奔跑

现行军事采购体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47年，当时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旨在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华盛顿混乱的采购程序标准化和简化。随着美国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扩大实力以应对苏联威胁，新规则运行良好。但与此同时，随着军方、国防承包商、政治领导人以及科学技术机构之间形成越来越紧密的关系，这些规则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形成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总统在1961年告别演说中警告过的“军工复合体”。艾森豪威尔说，这个复合体可能会谋取自身利益、过度花费，并最终将美国政策引向错误方向。事实证明，他的预言极具先见之明。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成本超支和国防丑闻促使国会制定了严格的规则，强调竞争、可审计性、文件记录和合规，并增加了旨在保障公平、节俭和透明度的采购规定。

这些法律的初衷是好的，而且曾经发挥了——现在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它们在几十年间不断累积，最终形成了一片令人震惊的监管限制、政策和习得性行为的泥潭，而政府内外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网络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切，从而拖慢了采购和采用新技术的速度。

问题甚至在任何东西被订购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需求制定程序最终产生的是长达数百页的文件，枯燥地描述政府希望制造出来的具体产品，而不是让科技行业的专家来决定如何以最佳方式运用新技术解决军事问题。如果是为军方专家熟悉的传统能力制定采购要求，这类文件或许没有问题。但是，当它们被应用于源自商业领域的技术时，就行不通了，因为这些技术的发展速度与由全球数十亿消费者推动的市场一样快。通常情况下，最具创新能力的公司，而不是它们的客户，才最清楚技术可能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如果我在2009年至2023年任职的苹果公司的工程师们，在2007年询问普通消费者希望智能手机是什么样子，那么得到的答案很可能是一部速度更快、颜色更鲜艳的翻盖手机。这个世界也就永远不会看到苹果手机、应用商店，以及后来出现的所有其他创新。

五角大楼规避风险的文化，又受到国会制定的各种规则的强化，束缚着军事研发、采购和整合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那些理解速度之必要性的军方领导人，往往感觉自己仿佛是在燕麦粥中奔跑。五角大楼把用于载人飞机在居民区上空飞行时的同一套试验规则，也应用于远离陆地、在海上进行的无人机试验，这意味着无人机测试受到原本旨在保护人类飞行员和地面人员的程序限制。在商业领域，一款产品发布前的微小软件更新和漏洞修复可能一天完成数次，而在五角大楼，这些工作却可能需要召开多次会议，并最终得到一名三星或四星将领的批准。或许最具破坏性的是，国会和国防部制定的预算程序至少提前两年就把具体产品设计锁定下来。甚至要等到采购过程全部完成、五角大楼准备部署这一产品之后，才会开始把该产品纳入军事规划、训练和人员配置。因此，五角大楼几乎不可能对真正的新技术下注，也几乎不可能以战争不断加速的速度进行调整。

管理采购的无数程序，是由一大批爱国、勤奋的官员负责执行的。但是，这套体制给予他们的激励，却是绝对不要越雷池一步。如果某个系统存在缺陷或出现严重成本超支，采购人员、他们的上司以及他们上司的上司，都将面临国会质询和外部调查。他们可能会丢掉工作。许多人担心，如果他们的行为被误解为腐败，他们甚至可能锒铛入狱。但是，如果士兵因为没有获得最新创新技术而死亡，或者美国军队因此战败，却不会有人回溯五年，找出当初因为过于保守而导致这一结果的那名工作人员。因此，采购团队极端谨慎也就不足为奇了。即使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Pete Hegseth）去年11月呼吁奖励成果和敢于承担风险的行为，而不是奖励对程序的遵守，五角大楼的绩效激励机制仍然围绕着合规、规定的里程碑以及避免成本超支来设计。

采购官员与传统国防承包商之间功能失调的相互依赖关系，使所有这些问题进一步恶化。那些在满足日益复杂的官僚体制需求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公司，已经变成了合规机器。它们多达10%（甚至可能更多）的员工在法律相关、合同和网络安全团队工作。另外还有多达20%的员工，是专门帮助公司应对五角大楼官僚体制的专家。在普通科技公司，法律、合规和政府事务团队平均只占员工总数的2%至5%——而在科技初创企业，这一比例还要低得多。这些公司并不热衷于雇用大批员工或顾问来处理与军方的关系——尤其是在军方是否会购买它们的产品远未确定的情况下。有些公司无论如何还是这样做了。但这样一来，它们又面临变得与许多现有承包商一样的风险：更加专注于如何与政府打交道，而不是如何创造突破性发明。

因此，美国军队获取作战能力的速度与现代变化的步伐完全脱节，也就不足为奇了。乌克兰今年将生产大约700万架无人机。它每周更新无人机软件，每隔几周就修改一次硬件，以适应战场上的变化。相比之下，美国在2024年仅采购了4,000架小型无人机。美国公开声称，2025年的采购量大约是这一数字的十倍，但其中许多无人机都是较老的型号，并没有根据乌克兰战争或近期中东冲突中获得的经验教训进行更新——例如应对全球定位系统干扰的需要。为了给伊朗战争采购更多无人机，国防部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它已经向国会申请资金，希望在未来两年内通过“无人机主导计划”采购多达34万架现代无人机，而截至2026年，目前已经签订了首批3万架的合同。陆军的目标甚至更高，希望在未来几年内采购100万架无人机。但是，这些雄心勃勃的数字与乌克兰相比仍然相去甚远，而要实现这些目标——更不用说把这些无人机转化为已经部署的军事力量——都有赖于军方、国会和私营部门进行大规模但尚未实现的变革。

速度的需要

国防部知道自己存在问题，并且在过去十年中一直采取措施加以解决。2015年，国防部长阿什·卡特（Ash Carter）成立了国防创新部门（当时称为国防创新实验单位），专门帮助军方向部队提供源自商业领域的技术。这个机构起步缓慢。在最初的一些会议上，身穿牛仔裤和T恤的科技界领导人与身穿西装的国防创新部门官员相对而坐，双方说着彼此都无法理解的语言。但是，那年晚些时候，卡特通过引入既精通科技界语言、又精通作战语言的新领导人，对这个部门进行了重组，此后，该机构成功地在这两个群体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这个经过重组的部门——国防创新部门2.0——证明，真正的军事问题可以利用源自商业领域的技术来解决。它还证明，商业科技行业能够迅速创造出这些解决方案，在数周或数月内交付原型，而不是像政府通常那样需要五到十年时间。该团队通过率先采用“其他交易”采购授权实现了这一点；只要采购中包括非传统供应商，这种授权就允许国防部绕过大多数繁琐的采购规则。这些授权从20世纪50年代末太空计划启动以来就在法律上已经存在，但过去几乎从未使用过；它们帮助国防创新部门推动了一种快速、具有竞争性的采购程序，能够回应真正的需求。其采购团队既包括一线军事作战人员，也包括技术专家，并且既重视速度，也重视质量。2017年至2023年间，该团队在数百个项目中交付解决方案的成功率超过50%——这意味着原型获得了军方接受——并帮助安杜里尔（Anduril）等创新公司站稳了脚跟。它引进了任务规划工具、无人机、反无人机技术以及太空发射能力。

但是，原型既不能威慑战争，也不能赢得战争，而且也无法带来企业进行大规模投资所需要的那种财务回报。由于五角大楼官僚主义的程序以及对传统供应来源根深蒂固的偏好，国防创新部门很难帮助自己引进的创新技术从原型合同阶段转化为实际部署的作战能力。军方没有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战略效果。投资者开始坐立不安。风险投资公司安德森·霍洛维茨的凯瑟琳·博伊尔（Katherine Boyle）在2021年警告说，“留给硅谷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国防采购官员受到的激励，是绝对不要越雷池一步。

随后，在2023年，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提升了国防创新部门的地位，使其不再向负责研究与工程的副部长汇报，而是直接向他本人汇报。我当时成为新任主任，奥斯汀要求我们制定一项全新的战略。由此产生的国防创新部门3.0建立在五大支柱之上。第一项支柱，是把国防创新部门的团队成员嵌入每一名四星作战司令部司令的参谋班子之中——这些司令负责监督美国军队在特定地区或特定职能领域的军事活动，例如网络作战——从而确保国防创新部门始终聚焦于那些能够产生最大影响的问题。例如，领导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塞缪尔·帕帕罗（Samuel Paparo）海军上将身边的商业技术负责人，就是一名嵌入其团队的国防创新部门成员，负责帮助弥补太平洋地区关键的作战和战略能力缺口，并动员国防创新部门其他人员以及整个五角大楼共同完成这一任务。

第二项支柱，是直接与负责为军队提供人员、训练和装备的各军种——陆军、海军、空军、太空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确保通过第一项支柱构想出来的各项举措符合各军种的优先事项，并拥有新战略所谓的“规模化路径”。第三项支柱要求把国防部内部200多个专注于创新的机构整合成一个协调一致的共同体。第四项支柱侧重于确保国防创新部门在其每一个技术领域——例如自主武器、人工智能、太空、人类系统、网络能力和能源——都拥有足够的专业深度、与科技行业的联系、自身的技术专长以及知识基础，从而使国防部能够获得最新、最优秀的创新成果。这项支柱还着眼于消除企业与军方合作时面临的障碍，以扩大供应商基础。第五项支柱要求与盟友和伙伴建立关系，使美国及其盟国的军队能够共同发展壮大。

随后，国会将奥斯汀对组织架构所作的这一调整写入法律，把国防创新部门主任确定为“首席参谋助理”——与国防部副部长处于同一级别——并使其在五角大楼的领导层中拥有一席之地。国会把国防创新部门的预算增加到接近10亿美元，并改变了这一预算本身的性质。从2024年《国防拨款法》开始，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委员会主席肯·卡尔弗特（Ken Calvert）的推动下，国会赋予国防创新部门突破性的灵活性。国防创新部门可以在自己的项目组合内部调动资金，以满足最关键的需求，并可以从一个构想的形成开始，一直为其提供资金，直到首批作战单位投入部署。这使实时试验和优化成为可能。国防创新部门现在可以帮助各军种的合作伙伴购买新技术，迅速制造原型并进行测试，而且能够在一年之内开始部署。随后，在第二年，国防创新部门可以帮助各军种开始扩大这种新技术的规模，同时继续对其进行更新。现在到了第三年，即使在现行这种繁琐的预算机制下，各军种也能够真正实现规模化，前提是它们在第一年首次与国防创新部门合作时，就已经为这种扩张做好规划。国防创新部门与各军种共同努力，终于拥有了让前文苹果手机那个比喻成为过去的工具。

要了解这种方式在实践中如何运作，可以看看萨罗尼克（Saronic）这家年轻的国防科技初创企业。2024年1月，国防创新部门与海军合作，宣布将征集一种性能强大、价格低廉的新型海上水面无人艇方案，这与乌克兰曾经著名地用来击沉俄罗斯黑海舰队部分舰艇的无人艇类似，尽管乌克兰自己只有一支规模很小的海军。从成熟的国防承包商到初创企业，共有100多家公司响应了这次征集。7月，国防创新部门向三家申请企业授予原型合同，其中包括获得风险资本支持的萨罗尼克，这是一家由前海军海豹突击队员领导的小公司。到12月，萨罗尼克的原型艇已经通过由海军作战人员、国防创新部门技术专家以及其他人员进行的严格测试，并获得国防创新部门用于扩大规模的“成功备忘录”。国防创新部门利用自己新获得的灵活资金，为一个新成立的海军中队购买了首批作战单位，使该中队的水兵能够在这些无人艇生产的同时利用它们进行训练，并制定使用这些无人艇的战术。随后，海军在2025年年中向萨罗尼克授予了一份价值3.92亿美元的合同，足以采购数百艘无人艇。萨罗尼克的无人艇已经在伊朗帮助美国军队执行任务，其中包括今年早些时候营救被困在阿曼海岸外的直升机飞行员。这种迅速加速的发展也反映在公司的估值上：萨罗尼克于2025年2月在第三轮融资中筹集6亿美元，又于2026年3月在第四轮融资中筹集17.5亿美元，当时公司估值达到92.5亿美元。如果没有国防创新部门、它所拥有的灵活资金以及它与海军的合作关系，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

国会在给予国防创新部门前所未有的信任和自主空间的同时，也增加了新的报告要求，以确保透明度和监督。但这些要求是合理的：国防创新部门必须在执行支出计划之前将计划告知国会。它仍然可以按照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执行这些计划，从最优秀的公司中选择最优秀的技术。国防创新部门甚至进一步提高了透明度，最频繁时每两周就向国会拨款人员提供每一个项目的最新情况，其中既包括好消息，也包括坏消息。这让五角大楼的一些官员感到不安，因为他们担心这种审查会招致干预。但是，尽管国会提出过尖锐的问题，却一次也没有进行干预。相反，公开透明建立了信任，维护并加强了国防创新部门的行动自由，使其能够满足军方最迫切的需求。国防创新部门已经把这种自由运用于广泛的关键领域，包括无人机和反无人机技术、基于人工智能的指挥控制系统、人工智能驱动的生物威胁探测技术，以及许多其他领域。

五角大楼现任领导层已经采取措施，在这些进展的基础上继续推进。赫格塞思呼吁建立一套“作战采购体系”，以更广泛地推动采购改革，并规定所有软件采购都必须采用国防创新部门的“其他交易”采购程序。在“金穹”导弹防御系统、潜艇和无人机等优先事项上，他已经将决策权集中起来。国会已经提出多项立法方案，而白宫则接连不断地发布行政命令，表明对创新的支持。

与此同时，商业企业对国防创新的投资已经远远超过冷战初期以来的任何时期。事实上，这是近年来风险资本投资少数几个实现增长的领域之一。2025年，风险投资公司仅在国防技术领域就投入了300亿美元；如果把军民两用企业计算在内，则达到500亿美元，而2020年这一数字还不到100亿美元（一些估计甚至认为不足20亿美元）。这一数字在2026年继续上升，仅在今年上半年，成熟投资公司以及专门投身这一行业的新参与者就在国防技术和军民两用产品领域投入了超过350亿美元。

美国军队现在在空中、海面和水下拥有了更多无人系统。它已经利用这些系统打击中东地区的目标。它正在世界各地调整战术，以反映这些新能力。它能够使用更多的人工智能模型，而且正在更有效地运用这些模型，其中包括改善针对敌方无人机的防御。它正在整个技术领域开发新的解决方案，而且越来越擅长这样做。

彻底改革

然而，这些措施仍然远远不够。即使拥有所有这些扩大的权限、行政命令、新政策和公开声明，美国国防预算中用于真正创新技术的比例仍然只有大约1%至3%。国防创新部门自身的预算大约只占国防总支出的千分之一。而在所有签订的合同中，只有大约千分之三属于“其他交易”合同，无论这些合同来自国防创新部门还是其他机构，其金额占新增资金承诺的比例略低于3%。其余部分仍然深陷于旧有的做事方式之中，而且绝大多数合同仍然流向传统国防承包商。近年来的改革已经形成了一种积极而且不断加速的势头，但这些改革仍然只是绕开现有体制的变通办法，而不是对体制本身的改变。华盛顿需要采取更加根本的措施，实现真正的系统性变革，而且这种变革必须能够延续到本届政府以及下一届政府之后。

首先，美国应该巩固并扩大自己在获取、制造原型、交付和整合源自商业领域技术方面取得的早期成功。这意味着加强国防创新部门在“双重精通”领域中的领导作用——也就是培养同时理解科技和军事的人才——通过军种合作关系，更全面地把国防创新部门人员嵌入整个国防部，并进一步加强与科技界的联系。国防创新部门应当继续专注于国家最具战略意义的需求，并且应当获得相应地位，以拆除五角大楼与商业部门之间仍然存在的障碍。国会还应该增加其灵活预算。国防创新部门本身应该继续保持精干，但应当获得充分授权，成为变革的先锋。

但是，承担风险和引进尖端技术是整个国防部的职责，而不仅仅是某一个部门的职责。而且，如果不彻底改革五角大楼资金运作的方式，那么目前旨在把国防部采购组织架构从传统项目转向更加灵活的项目组合的改革就不会产生实际意义，而目前正在整个军队内部进行的创新性重构也无法发挥它必须发挥的作用。因此，国会应该从预算中划出一部分资金——比如目前研发和采购预算的20%——交给各军种，并要求这些资金必须用于自主系统、人工智能、能源、生物技术、太空、网络技术、先进制造和量子计算等领域的技术解决方案。在这些正式项目组合内部，各军种应该拥有国防创新部门目前享有的自由，可以从一种产品转向另一种产品，从一个版本转向另一个版本，并且可以从原型阶段转入实际作战部署，而无须重新返回国会寻求批准。

五角大楼必须奖励适当的风险承担，而不是惩罚每一次失败。

在获得这种新的灵活性的同时，各军种也应该像国防创新部门一样，被要求提供详细的实时报告，说明它们如何使用这些资金，并频繁提供最新情况，包括出现坏消息的时候，从而确保国会和美国人民能够进行适当监督。五角大楼内部许多人认为，这种信息共享风险太大，或者实施起来太困难。但是，已经成为私营行业标准配置的项目追踪技术，正在使这种报告方式越来越成为一种治理标准，而不是一种特殊负担。国会已经明确表示，如果各军种不能提供与国防创新部门同等程度的透明度并建立同样的相互信任，它就不会给予各军种国防创新部门已经享有的同等灵活性。

国防部还迫切需要降低采购舰艇、飞机等较传统平台的成本，并提高采购速度。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与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无关，但商业部门在这里同样能够提供帮助，可以通过提供零部件、材料和先进制造技术，帮助军方以更大的规模和更低的成本生产这些系统。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开始出现，包括F-35战斗机的软件、海军在潜艇生产中使用制造企业哈德里安（Hadrian）的软件，以及多个军种与先进制造企业合作，对巡航导弹和其他平台进行试验。要在大型平台方面取得成功，就需要灵活敏捷的商业公司与具备管理大型项目能力的传统承包商建立合作关系。五角大楼需要运用自身力量促成这种协作。

为了充分利用新技术，美国官员还必须把目光投向国境之外。最优秀的创新通常汇集来自许多地方的人才、硬件和软件——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盟友——而且还需要全球市场，才能与中国的制造业生态体系展开竞争。华盛顿需要盟友拥有最先进的技术，这既是为了有效应对共同的对手，也是为了能够与美军实现互操作。美国需要让盟国科技公司有机会进入美国市场，也需要让美国科技公司有机会进入盟国市场，从而使所有这些企业都能够在不依赖中国资金或零部件的情况下参与竞争。尽管美国总统川普施加的压力终于促使盟国增加国防开支，但围绕他公开表达的吞并格陵兰岛意愿、关税和贸易失衡以及伊朗战争等问题产生的摩擦，同时也正在削弱盟国对华盛顿的信心。今年6月切断盟友使用安思若普（Anthropic）最新人工智能模型权限之类的决定，更加加剧了许多盟国首都对于过度依赖美国技术风险的担忧。美国必须专注于自身最关键的需求，但同时必须充分认识到，技术和国家安全领域真正的实力来自伙伴关系，而不是任何一个国家单独拥有的力量。

推动变革并充分利用变革成果，还要求国防部招聘、培养和留住更多同时精通科技与军事的人才。尽管五角大楼一直宣称要引进理解商业世界的人员，但实际上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糟糕。这主要是因为其招聘程序慢得令人恼火。虽然那些合格而且有爱国心的科技人才愿意为了国家从事重要工作，哪怕接受90%的减薪，但很难说服他们在开始新工作之前等待6到18个月——从最初接触到正式录用，通常就需要这么长时间。这还不包括那些此前没有安全许可的人为获得安全许可而必须额外等待的时间。确实存在例外，但就像当今国防创新领域许多其他事情一样，这些例外往往来自最高层直接施压，而且通常只针对个别案例。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彻底改革国防部的招聘方式以及其看待人才的方式。那些与采购程序一样高度官僚化的招聘流程，必须由类似私营部门那种更加高效的程序取代。此外，五角大楼还需要建立新的职位类别、薪酬结构、激励机制和职业发展路径，以留住并培养那些同时精通两个领域的军职和文职人员。如今，这些人中有太多人认为自己在军队内部几乎没有晋升机会，于是离开军队，投身私营部门蓬勃发展的国防科技行业。无论是引进新人才，还是留住科技人才，所需要进行的绝大多数改革都掌握在五角大楼自己手中。至于其余改革，国会也愿意提供帮助。

也许最重要的是，五角大楼必须采取更多措施，释放其团队尚未发挥出来的潜力。它必须改变对采购、合同以及技术采用人员的绩效激励机制，奖励适当的风险承担，而不是惩罚每一次失败。国防领导人仅仅要求五角大楼工作人员改变行为是不够的；他们必须改变决定官员职业发展的根本性考核和晋升标准。随着人员规模扩大，在整个团队中有效平衡风险与机遇，正是硅谷取得巨大成功的核心所在，而政府同样可以做到这一点。国会也有作用可发挥，应当在谴责那些所承担风险没有取得回报的官员与奖励那些出于正确理由进行大胆冒险的官员之间取得平衡。

科技行业的创始人和投资者也必须作出改变。国防科技正在经历一场淘金热，其推动力量包括巨大的需求、庞大的潜力、政府改革方面已经采取的实际步骤、不断增长的国防预算，以及越来越多成功企业提供的正面范例。这个行业既包括日益饱和的领域——例如简单的空中无人机——也包括仍处于萌芽阶段、对新进入者完全开放的领域，这意味着有些领域已经到了整合和扩大规模的阶段，而另一些领域仍然是初创企业可以开拓的沃土。五角大楼“复制者”计划等项目为100多家公司提供了资金，其中三分之二是小企业，同时拒绝了300多家公司，这说明激烈而具有达尔文主义色彩的竞争在这一行业既不可避免，也有利于行业健康发展。要在创新方面击败中国，就必须采用硅谷那种不断新陈代谢的思维方式——不断推出产品、经历失败、进行收购并重新部署资本和人才——而不是传统承包商那种一旦遭受损失就跑到国会或媒体那里寻求帮助的本能反应。

正确的风险

从根本上说，国防领域真正需要的，是对待风险方式的一场根本性转变。国防部和国会官员必须与私营部门合作，在今天承担适当的财务风险、程序风险和声誉风险，从而避免日后不得不承担更加危险的风险——包括对军事任务的风险、对军队人员的风险，以及更广泛地对整个国家的风险。美国人非常擅长在遭受可怕冲击之后推动剧烈变革，例如珍珠港事件、九一一事件或新冠疫情。这一次，美国不应该等到悲剧发生之后才行动。

当然，修复军方的采购和技术采用体系，并不能保证华盛顿一定能够威慑美国的对手，或者一定能够赢得一场大规模冲突。但是，本届政府和国会拥有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可以与一个积极投入的科技行业合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人提供支持，在此时此刻实现真正的变革，并在这一过程中让美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变得更加安全。无论美国人个人在政治光谱上处于什么位置，也无论他们对国内政策或外交政策选择存在多么不同的看法，没有任何人能够承受让这个国家错失这一机会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