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正在对伊朗结合运用地缘经济战与动能战争
著有《地缘政治：从冷战到21世纪》和《美国的全球角色》等书的作家弗朗西斯·P·森帕（Francis P. Sempa）于8月21日晚上在《美国观察家》杂志发表评论认为，“美国人的急躁一再破坏军事胜利所带来的政治成果，对伊朗的战争可能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他赞扬川普总统正在对伊朗运用地缘经济战与动能战争：
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解释说，战争是通过暴力手段延续政治。但是，暴力只是一个国家战争武库中的一种工具。其他工具包括经济、网络战、外交、信息战——也就是过去所谓的宣传、心理战和虚假信息战——间谍活动、反间谍活动以及颠覆活动。美国人是一个缺乏耐心的民族，但是战争中的急躁可能导致政治和民众支持的丧失——而这种支持对于民主国家取得胜利至关重要。
过去，美国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一直受到此前战争的影响。朝鲜战争的僵局导致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在1952年不再寻求连任。同样，未能在越南取得胜利导致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于1968年退出民主党总统初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所谓的“慕尼黑教训”，影响了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在朝鲜和越南作出的决定。朝鲜战争影响了我们在东南亚发动战争的方式。我们最终在东南亚的失败也导致了“越南综合征”，此后它对美国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施加了心理和政治上的限制。
地缘经济战争需要耐心。川普和贝森特正在谈论一种围困式经济战，它可以随着时间推移使伊朗经济崩溃，并可能使其政权垮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1991年那场针对伊拉克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战争，促成了美国人对于取得胜利的急躁情绪，以及美国人认为战争可以用越来越少的伤亡赢得胜利的预期。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国通过42天的战斗实现了自己的军事和政治目标，其中包括持续100小时的地面战役，而且战斗伤亡相对较少。我们在海湾战争中的胜利提高了美国人的预期，使他们相信战争可以迅速取胜，而且人员代价很低。2002年和2003年，我们先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战争时，也期待能够以较少的伤亡迅速取得胜利，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小布什政府把早期的战场胜利转变成了一场推动全球民主的十字军式行动，这场行动持续多年，伤亡人数不断增加。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被所谓“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综合征”主导的时期。
在阿富汗，早期的军事成功产生了一种傲慢自负，由此开启了“全球反恐战争”，并最终导致我们在那里遭遇政治失败。2003年在伊拉克，小布什过早吹嘘“任务完成”，随后发生的叛乱在那个国家制造了更多暴力和政治混乱，并导致国内对战争的支持不断下降。借用川普总统的说法，这些“无休止的战争”严重削弱了美国人的信心和意志，以至于“退出战略”这个词已经成为美国每一次军事行动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当然，我们确实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所犯的错误中吸取了宝贵教训，就像我们曾经从越南战争的失败中吸取宝贵教训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越南的失败给美国21世纪的战争投下了阴影。“不要再有越南”成为那些反对美国在世界任何地方进行军事干预者的战斗口号。
但是，第一次海湾战争同样给美国21世纪的战争投下了阴影，其中也包括目前对伊朗的战争。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结果给人留下了一种印象，即美国的技术，包括精确制导武器，将使我们的战争变得更加高效、更加干净，而且代价更低。这正是我们在21世纪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时所期待的。
这同样也是我们在目前对伊朗的战争中所期待的——或者说，是别人告诉我们应该期待的。而事实上，我们2025年最初针对伊朗核设施发动的攻击仅仅持续了12天，而且造成的美国人员伤亡极少；与此同时，今年2月开始的与伊朗的新一轮军事冲突至今也只有六个月，我们的伤亡仍然相对较少。然而，美国人已经开始对迄今为止这场针对伊朗、在军事上取得显著成功的战役感到不耐烦，而反川普的媒体，甚至川普的一些支持者，也把这场战争称为“泥潭”。
对伊朗战争的动能部分已经严重摧毁了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军事能力，但是美国希望实现的政治结果尚未达成。川普政府没有重新发动大规模动能军事行动，而是正在进行地缘经济战争，并誓言将加大这方面的力度。美国海军已经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给伊朗造成了真实而痛苦的经济损失。伊朗经济已经萎缩近3%，通货膨胀率估计超过60%。总统已经警告伊朗，他们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压力——一场“经济诺曼底登陆日”。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表示，美国“将采取在一个国家遭受经济孤立的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措施”。预计贝森特将在星期一公布这些措施的具体内容。
地缘经济战争需要耐心。川普和贝森特正在谈论一种围困式经济战，它可以随着时间推移使伊朗经济崩溃，并可能使其政权垮台，但是任何研究过战争的人都知道，围困需要时间。要使这场战争取得有利的政治结果，需要美国人民保持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