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印被判无期徒刑与百年间中国商人的选择与命运
从张謇、卢作孚、陈嘉庚等“实业救国”的民族资本家，到许家印、肖建华、王健林等充当红色权贵奴仆的“高级白手套”
8月20日，前中国著名企业家和中国首富、于2023年恒大集团日落西山时被捕的许家印，被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诈骗、行贿等罪名判处无期徒刑并没收全部财产。这位曾经春风得意、在中国政商界叱咤风云、民间也颇有名望的前首富，如此的结局令人颇为感叹。关于他的人生故事和是非，已有不少人评价，笔者不想赘言。笔者联想到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许多知名的资本家、企业家的命运，以及不同时代他们身份的变化与境遇的差异，就在此做些梳理和评述。
中国近现代的资本家阶层，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与外国通商。这客观上促成小农经济的瓦解、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诞生。伴随着中国工商业的发展，也就出现了资本家和企业主。这其中分为官办企业的经理人和民营企业的掌门人，前者的代表是盛宣怀，后者的典型是张謇。
相对于盛宣怀以高级官员职务督办企业的身份，张謇虽也有官身但属于真正主理企业的商人。张謇创办了大生纱厂及其他若干以轻纺工业为主的企业，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重要奠基力量。而推动张謇积极建设工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动力，是他及中国人面对中国内忧外患、与西方在经济与技术上巨大差距下形成的“实业救国”思潮。
“实业救国”思潮是与“民主共和”思潮并列为清末民初两大求变的主张和潮流。面对积贫积弱的中国现状、与西方列强全方位的差距，一些人强调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的变革，一些人注意到中国在经济与科技上与西方的差距、西方凭借工商业发展称霸世界的“奥妙”，决心在中国发展独立自主的工商业，包括开办工厂、钻研技术、发展贸易，来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和贫困的民生，拯救国家和国民。“实业救国”主张者在工业和商业中更强调工业、制造业，因为这是生产实物，也更利于强国富民，而非商业那样主要重视流通和投机、少数人暴富而对大众利少弊多。这一点判断非常准确和深刻。
“实业救国”和“民主共和”二者并不矛盾，当时许多有识之士包括张謇同时在推动这两大目标。在兴办实业同时，张謇还开办学校、担任清廷和民国的重要官职，推动国家建设。不止张謇，其他许多清末民初的俊杰，也都在“实业救国”思潮的感召下，兴办企业、开设公司、经营商行，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这些资本家及其骨干及广大工人，也都是中国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组成部分。
张謇之外，其他知名的民族资本家包括身兼化学家和企业运营者的侯德榜、“面粉大王”荣宗敬荣德生兄弟、“船运大王”卢作孚等，都在各自行业取得巨大成就，成为中国近（现）代化过程中各工业领域的开创者和领路人。另外在南洋的许多华人华侨商人，如经营橡胶为主且跨行业经营的南洋华侨陈嘉庚，无论身份认同还是与中国本土工商业及国家命运的联系，也都算作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员和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相对于同时期英法德俄等传统列强及后起的日本强大的工业水平、庞大的工厂，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及其工业成果相对薄弱微小，但总也是从无到有的逐渐发展壮大，并为未来与列强竞争打下基础。
这些民族资本家不仅兴建工厂、经营商业，还广泛参与到政治及社会建设中。如这些资本家都高度重视中国教育发展、兴办新式学校，张謇创办了今复旦大学前身的复旦公学，并参与创建同济大学前身的同济医工学堂，民国时的国立中央大学、上海商科学校、南通大学等诸多高校，都有张謇参与创办和发展。而陈嘉庚则创办了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为东南地区及华人华侨的教育事业做出极大贡献。其他民族资本家也都或多或少参与了中国教育建设。
张謇等资本家也创办和资助了若干现代医院及幼儿救助机构。如张謇创办南通医院和育婴堂；卢作孚建设了重庆北碚的医院、公园、图书馆、科学院等一系列公共机构和设施；荣氏兄弟建设了大量道路桥梁；他们也都在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社会救助、科教发展等各方面做出了贡献。在当时非常贫穷落后、大多数民众缺医少药、文盲遍地、政府救济体系失效及腐败情况下，这些民族资本家的社会建设起到治病救人、启蒙大众、引入西方先进技术和经验的重要作用，并且形成示范效应，促进了全国范围的社会现代化与民生改善。
这些民族资本家也积极参与政治，在推动国家民主法治、抵抗外国侵略中起到重要作用。张謇在清末就力主国家立宪，建立虚君的宪政民主制度。当满清保守贵族阻挠宪政、挤压民主时，张謇又转向同情革命、赞同共和。民国建立后张謇对于南北和议、北洋民主运作都有贡献。他担任农林总长和水利总裁时也利用国家权力推动民生建设。后来目睹官场黑暗，张謇又辞职而全力投入实业，直到去世。
抗日战争爆发后，汉族和中华民族面对生死存亡之时，民族资本家纷纷慷慨解囊、组织人力物力，支援抗战。如陈嘉庚为代表的南洋华人工商业者，为抗战捐款捐物，捐助了大量飞机、大炮、医药、橡胶等各种重要军民物资，成为贫弱中国抗战的重要资金和物资来源。卢作孚等在中国大陆的民族资本家也全力配合抗战，捐出轮船用于军事，不惜倾家荡产也为国家民族奉献。
在清末至民国这个历史大转折、内忧外患交织、中国从积贫积弱走向强大、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过程中，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中国做出了重大而独特的贡献。许多民族资本家们有着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天下为公”的公共意识与社会责任心，利用其学识、财富、影响力，不仅发展工业，还在科教文卫各领域做出贡献，弥补了政府的不足，为贫穷蒙昧的中国带来希望。在日本侵华的危急时刻，民族资本家毁家纾难，舍小家为大家，牺牲了辛苦挣来的资财为全民族抗战做出卓越贡献。
清末至民国的民族资本家，虽然与政府及官员有着密切关系，一些人自身就是官吏，但也保持着较大独立性，而非成为政府和官员的“提线木偶”。相反，民族资本家还能成为监督政府的重要力量。虽然也不宜过高评价民族资本家的独立性与贡献，但与几十年之后红色专制下的资本家们相比无疑要独立自主的多、责任感和贡献要大的多。
尤其需要注意到的是，清末和民国的中国民族资本家们，是处在一个极度贫穷、愚昧、腐败，内忧外患严重到亡国灭种状态环境中的。他们所作所为放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21世纪的今天的许多国家，算不上特别惊艳甚至是某种常态。但在当时中国特定的环境下，其远见和开创性、克服艰难险阻开辟新路、对社会和民众的贡献，都是价值重大且不可替代的，是值得敬佩和景仰的。
这些民族资本家兼具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与责任心，也熟悉和信奉西方传来的民主宪政现代思想；既追求政治上的民主法治，又深知兴办实业发展经济对国家人民的重要性；既有理想蓝图，又有行动力。他们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邹容等革命家和政治家，鲁迅、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思想家，一样的伟大和对中国变革发展有着重大贡献。那个时代是不幸的，民国国家也是不幸的，但也给了这些民族资本家施展才能的机遇。
本来，这些民族资本家的努力已经让中国见到国家独立自由、政治民主、经济富强的曙光。但可惜的是，抗战结束不久内战爆发，1949年中国大陆落入中共之手。一些民族资本家被中共的统战宣传诱惑，投入中共怀抱。如卢作孚、侯德榜、陈嘉庚、乐松生等，积极支持“新中国”。他们被毛泽东和中共承诺的“新民主主义”路线，以及保护民族资本主义、善待民族资本家的许诺迷惑，自以为在新中国会让他们更有用武之地、施展才华的平台。
但很快，朝鲜战争爆发、中共加快国内镇压“反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进程。许多被指控不肯支持战争、投机倒把的资本家被抓捕、批斗，资产被没收。卢作孚、冼冠生这两位知名民族资本家都在1952年自杀身亡。在接踵而至的“三反五反”和“三大改造”中，许多资本家和商人自杀或被处决，以及更多人虽保全生命但资产遭没收、几十年努力付之东流。
随着中国大陆全面的公有化，民族资产阶级几乎被消灭，民族资本家要么死亡、身陷囹圄、失落无闻，要么在中共体制内担任一些技术性职务，在严密管制下作为体制的“螺丝钉”存在。民族资产阶级及资本家这个阶层和群体，在毛泽东时代已消亡。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名义下，堪称中国现代化脊梁的民族资产阶级被摧毁。且这并不是和风细雨的，而是暴风骤雨、伴随血腥暴力的。而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本来逃过一劫起码保住生命的民族资本家，惨遭批斗，又有许多人被打死或自杀。其中“同仁堂”掌门人、中共建政后一度担任北京副市长的乐松生，在1968年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是最知名的例子。
1976年毛泽东死去、文革结束，并逐渐平反包括民族资本家在内的各种在“前三十年”被迫害的人。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但这时，萌芽于清末、壮大和辉煌于民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几乎被彻底消灭，灰烬已不能复燃。而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扛鼎者们--民族资本家，大多数已经以各种不幸方式死去，活着的也贫病交加。他们的子女大多并没有得到资源和能力的有效传承，许多在民国时响当当的企业和商铺已化为烟尘，无法恢复。即便有一些名义上得到恢复，也已经没有当年的企业文化、商号信誉、产品品质，空有旧名字与躯壳罢了。（也有少数资本家家族成为中共权贵集团成员，如荣毅仁家族、霍英东家族。这些人也发生了蜕变，从爱国进步资本家变成新的权贵）
从毛时代结束、改革开放启动至今，中国又诞生了一批新的资本家、商人、资产阶级。但他们从立身根源、价值观，到行为和影响，都与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本家们大不相同了。
简而言之，改革开放以来新兴的资本家们，是严重缺乏独立性、高度依附于体制和权力阶层，并服务于官员在内权贵，而极其缺乏自由民主精神、为公共利益奉献的愿望、促进社会进步的意愿与能力的。虽然他们也会做一些公益与慈善活动，包括投入基建、兴办学校和医院、扶贫开发、造福家乡等，但仅止于纯粹的经济和物质层面，而没有像民国时民族资本家那样在其中加入思想启蒙、社会更新、地方自治等成分，对社会的益处也就大打折扣。
在专制极权下的资本家，不仅没有自主性、不能也无意愿促进社会进步，还必须紧密靠拢当权的官员、与权贵阶级保持密切关系，才能保障自己的富贵和安全。几十年来中国官方曝出无数腐败案件，官方的通报往往就是官员被商人“围猎”，“丧失理想信念”、“腐化堕落”，似乎是因为商人的贿赂造成了官员的堕落。但实际上多数情况下因果关系是相反的，是官员凭借权力巧取豪夺，明示和暗示商人贿赂，迫使资本家们上贡金钱和美女及其他贿赂。如果商人不肯贿赂官员、不利益输送，那经商可谓寸步难行。
无论是成克杰、慕绥新、白向群这样的“封疆大吏”，还是一些不知名、层级低但拥有关键权力的乡镇书记、科长股长，都可以轻易利用权力让商人就范、提供贿赂。中国官方反腐也经常提及“老虎”（高官）和“苍蝇”（基层官吏）。在没有民主法治、也没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环境，无论大资本家还是小商人，既缺乏合法保护自身权利的方式，又无法抵御拥有权力的官吏的压榨。许多人从被迫贿赂转向主动与官员结交并“上贡”。但无论被动还是主动，根源上都是专制下商人高度依附权力的体现。
而还有一种商人，则与权力的关系更紧密、对权力的依附更深，乃至就是权贵的直接代理人。这样的人被称为“白手套”，即为权贵代持公司企业及其财富的人。而许家印正是最著名和典型的人物之一。
许家印早年确实是白手起家、从农村一步步凭努力劳动和经商富起来的。他出身河南农家，后来成为工人，再后来辞职下海经商。早年经商的成功也是凭自己的能力和胆识。但再后来，他创建广州恒大、一路拿到各种令其他商人艳羡的资源、一路成为中国房地产巨头和中国首富，就绝不是纯粹凭自身努力，而主要是靠其背后的权贵支持了。
中国权贵阶层，广义的包括中共各层级官员和公务员，以及各行业精英与既得利益者。而狭义的权贵则指那些掌控中国国家命脉、在某个或多个领域说一不二、家庭背景往往是早期革命元勋的、在媒体舆论甚至官方报告中的鲜少出现、但大权在握的那些神秘的、半公开半隐身的人物。其中包括与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中共政治局常委与委员、各行业尤其经济军事与资源领域的头面人物是亲属或亲密友人关系的人。
正是有这样的人支持，许家印才能拿到其他商人拿不到的资源，包括珍贵的大城市地皮和商业开发许可、吞并其他企业、上市融资一路顺风。而各地官员不敢难为他，当然也是靠了后台的支持。而这些权贵当然不是好心的无条件支持他，而是以许家印将利润分红给这些权贵为前提的。或者更准确说，许家印只是恒大及其他相关财富的代持者，而非真正的拥有者。他不是真正的总裁，而只是实际的CEO和名义总裁。其背后的人随时可以将他“拿下”，许家印当然只能乖乖听话。虽然恒大的具体运作许家印有自由裁量权，并非提线木偶，但在利益分配（或者说分赃）时决定权却在背后的权贵们。
在各种商业项目中，土地及房地产是利润最高的。许多楼盘本身的建设成本，只有售卖后价格的20%-50%，利润由地方政府及开发商背后的权贵所得，用于支付建筑材料和建筑工人的成本费则是很小一部分。而谁可以拿到地、谁来开发、利润如何分，都是在权贵及政府与商人的黑箱中进行的，根本不与大众讨论和共享。许家印的恒大也正是在房地产上的“开疆拓土”中崛起，其他商业项目如餐饮、体育、娱乐、汽车等全都以房地产业的利润为基础得以发展壮大的。而许家印当然也从中分得一杯羹，并且享受了若干年的高光形象和首富声名。
但没有商人长盛不衰，更没有一直增长的行业、永远在涨的房价。随着经济下行和房价暴跌，恒大面对着危机并最终破产。权贵们当然不会将钱财返还，破产的代价由包括购买“烂尾楼”的民众、投资恒大的其他商人和股民、放贷给恒大的公私机构与个人负担。而许家印享受了“白手套”的好处、一度风光无限，出事后也要承担风险的后果、作为“替罪羊”，给各方及社会大众交代。许家印从得势到失势，从众星捧月到身陷囹圄，也就不到20年，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无论其兴还是亡，也都只是作为权贵的“白手套”、“高级打工人”，而从没有自己真正的独立性与人格。
这样的“白手套”当然并非只有许家印一人。例如另一个“地产大亨”、同样多次登顶中国富豪榜首的王健林，同样是权贵的“白手套”。如《纽约时报》就报道王健林与包括习近平家族在内多个中共权贵家族来往甚密，他被广泛认为是中共红色权贵家族财富和生意的代持者。虽然王健林曾对此作过辩解，但综合各方信息仍可判断其长期为中共权贵服务。这样的“首富”资产并非真的都属于其个人，大部分资产都是其背后的权贵家族所有，他自己只被权贵分出一杯羹作为其报酬。许家印王健林等人也都比其他非“白手套”的商人更缺乏自主性，因为后台从选择时到扶其上位后都要保证其听话服从。
另外的地产大亨王石、流亡美国且因诈骗入狱的地产商人郭文贵，也被认为是“白手套”。许家印、王健林、王石等人及其背后势力热衷房地产及各种投机、轻视实业，也是难以长久的重要原因。这也反映“实业救国”先驱的明智和今日权贵与商人的急功近利。无论这些“白手套”还是其背后的人，也都不在乎国家利益和民生福祉，只知道借权势和机会巧取豪夺，不惜拉抬房价、让人们掏空钱包成为“房奴”。而当年“实业救国”的民族资本家则努力生产国家和民众需要的货物，与当今这些权贵与商人又形成鲜明对比。
而多年前已身陷囹圄的前商人徐明、肖建华，是被更明确揭露为“白手套”且已落马的人。徐明是曾担任大连和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的“白手套”，为薄家聚敛财富和打理生意。2012年，徐明随着薄熙来落马而倒台。徐明虽只被判四年半有期徒刑，却于出狱前因病死于狱中，并引发死于非命的猜测。而肖建华1989年时作为北大学生会主席，在学潮风起云涌之时逆势反对学运、力挺中共。于是肖建华在六四后获得青睐，一路发达，其执掌的“明天系”企业集团也一度风光无限。但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下，肖建华失势，2017年在香港被捕并被带回中国大陆，被判刑十三年。二人都曾靠投机和“抱大腿”得势，却也都有失势被捕的一天。他们出卖了良知追求名利，最后不仅没能富贵终生，还在残酷的权力斗争中失去自由，生死全凭他人决定。
（关于许家印、王健林等人“白手套”及为红色权贵服务问题，因为涉及大量黑箱交易、不为人知的情况，笔者当然无法直接和完全确证这些事实，只能根据既有公开信息和合理逻辑推测。笔者无法确保这些推测百分百正确，但显然有理有据而非造谣诽谤）
当然，“白手套”并非这寥寥几人，权贵也并非都在中央层面。广义上说，中国各地方、各市县乡村，都有类似的“白手套”或相似的官商关系、权力与资本关系。而那些不算“白手套”的商人，也都要向有权势的人输送利益。面对权力，资本家只能卑躬屈膝，而无法反抗。除非一些资本家找到更大的靠山、更有权势的官员，才能去抵挡甚至报复那些低于更大靠山的官吏。这些商人出卖自己的人格、自主性、道德，以换取荣华富贵和安全，且有时仍难免被抛出作为“替罪羊”而不能善终。
在高度的依附于权力、处在专制极权下、缺乏民主社会公民教育的资本家和商人，也很难有意识和能力像民国的民族资本家们那样，去启蒙大众、推动公民社会、为弱势民众代言、自主的参与政治等。大多数中国知名企业家，如马化腾、刘强东、宗庆后等，都恪守作为企业家的“本分”，不越雷池一步，以求自己荣华富贵。
也有一些企业家，试图突破各种明里暗里的“红线”限制，利用其资本和影响力做些想做的理想主义的事，但后果往往是严重的。如著名企业家马云曾积极就公共议题发言、有参与政治的倾向，后来就被封杀和打压，近年虽复出但已低调许多。而更进一步批评政府、试图为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做些事的，如王功权、孙大午、李怀庆等，直接身陷囹圄（其中王功权短暂被拘捕后获释，孙大午和李怀庆被判处长期徒刑）。还有一些企业家避免触碰政治、而做些非政治的独立公益、常常就社会议题发言，如曹德旺、陈光标、于东来等。他们有一些贡献，但若不能参与更敏感的公共议题和政治事务，就必然成就有限、难以再有进展。他们有民国时期关怀大众的民族资本家的潜质，却没有后者的外部条件。
另有一些不参与政治，但“不够安分”或卷入权力斗争、触及权贵利益的商人，如牟其中、褚时健、兰世立、顾雏军等，纷纷身陷囹圄，也更加震慑了其他商人小心翼翼、不敢得罪权贵及中共党和政府。这样背景下商人们都努力保护自己身家性命，更无暇关怀公共事业和民生疾苦。
当代中国资本家与民国时期民族资本家们在身份、观念、行为上的巨大差别，正是因为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的不同。民国时期中国虽不完美、问题很多，但有比现在好的多的民主自由和社会开放度，国家爱人民，人民也爱国家，劳资矛盾虽然激烈但也得到一定调和（尤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资本家们也有公共意识与责任心。虽然那时也有官商勾结，还有兵匪侵扰，但资本家们的独立性更强、有更大选择空间、能更加自主的决定自己的命运。且如果没有日本侵华和中共夺权，统一中国的国民政府会让民族资本家得到更加安定自由的生存空间和发挥潜力的平台。
已经过去的历史、已发生的事，都无法挽回了。但对于当下和未来，包括资本家/商人/企业家们在内的中国人，还都可以做事和谋求改变。中共的极权专制让资本家在内的中国各身份群体都在缺乏安全感、命运被权贵掌控、没有自主和尊严的状态中。中国每年大量官员落马，多数案件都由企业家因行贿等罪行牵涉其中。不贿赂寸步难行，贿赂则成为腐败官员的共犯。那些“白手套”们一时风光，也有很大概率身陷囹圄。
最近几年，因为中国经济下行、财政紧张、各地政府收入吃紧，许多地方政府尤其公安部门开始对有些资财的富人加大压榨力度，甚至对远在千里之外的企业和富商“远洋捕捞”，不惜动用酷刑让商人们“吐出”钱财。中国工商业者的处境日益恶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普遍有着较多财富、丰富阅历、较好的学识、广泛人脉关系的中国的资本家们，应当利用自身优势，努力以各种手段瓦解专制统治，促进中国走向自由民主法治。这既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中国各阶层的人民，以及中国国家民族的未来。笔者曾在另一篇文章《中国企业家的觉醒与民主抗争的独特力量》 https://yibaochina.com/?p=254300 中有论述，在此不再展开。
总之，当今中国的资本家/商人/企业家，以及社会各界精英，应当了解和学习清末和民国时期中国民族资本家们以天下为己任、有责任感与担当、爱国爱民的情怀与行动力，为了自己不再卑躬屈膝、依附于人、担惊受怕，也为了更广泛民众的利益，努力以各种直接与间接、勇敢和巧妙、坚定又灵活的方式，去改变如今不公不义的中国，争来民主法治、各阶层公民权利自由得到保障的真正的“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