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六老翁毕汝谐回看1970年九级浪的存在主义意义

毕汝谐2026年8月21日按：

欣闻纽伦堡“文革60周年研讨会”即将举行， 七六老翁毕汝谐年事已高，不便远游；
然赤子之心不泯，谨此敬奉拙作一篇，以求指教！
请允许鄙人舍弃第一人称而直呼毕汝谐其名，皆因鄙人视乎毕汝谐并非个人，而是
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种难能可贵的人文现象。
回看1970年，一打三反妖风正炽，处决另一位文革思想先驱遇罗克的枪声犹然在耳，  那是一个

连梦呓时都不得造次的残酷年代；借用哈姆雷特的一句台词来形容，便是：“时代整个脱节了。”
而20岁的美少年毕汝谐接受历史母亲之命，愤然完成中篇小说《九级浪》！
《九级浪》开篇引罗曼.罗兰的话： 
生命是一张弓， 
那弓弦就是梦想， 
箭手在何处呢？ 
                     罗曼.罗兰《箭手》
 
1970年深秋，七亿中国人民抬手动脚必先引用毛主席语录，而毕汝谐公然以罗曼.罗兰语录取代

毛主席语录，其叛逆性由此可见一斑！
“九级浪”是这样传开的—— 
毕汝谐的老哥们张祥龙（文革期间以一篇文章“论新思潮”闻名北京； 张祥龙后来成为北京大学哲学系

一级教授 ）是 《九级浪》的第一读者；看完后，他以一种仿佛能够剜肉的尖锐眼光盯视毕汝谐 ，

道：这个小说能够给你带来一定的声誉。 
张祥龙立即组织人力分章抄写“九级浪“，这是社会上那些手抄本的总源头。
上世纪九十年代， 《文化大革命的地下文学》的著者杨健认为，毕汝諧是文化大革命采取批判

现实主义的第一人。 而后，文革地下文學著名小說《九級浪》，一举进入中国文学史暨国内高校

文科教材；《九级浪》手稿已作为文物收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21世纪初，毕汝諧回看《九級浪》，认为其意义有三：
（一）毕汝諧挺身而出，石破天惊地发出「文化大革命不好」的勇敢呼声！犹如「皇帝的新衣」里的

小孩子！一句大实话戳破一个政治神话！
（二）毕汝諧借小说主人公陆子之口道：「我们争论否定之否定定律是否正确，据此，某些历史现象

会不会一再出现」；这是一个政治预言：文革否定了十七年，未来中国否定文革而形成否定之否定；

未来中国具备十七年的主要特征，却是十七年的更高级的阶段！今日中国的政局，证明毕汝諧的

判断完全正确！
（三）毕汝諧鼓吹性自由，坚决反对披着革命外衣的中世纪禁欲主义！

1970年深秋，文学青年毕汝谐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超越当时全中国所有第一流的大政治家——
1970年深秋，毛泽东执迷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乌托邦理论，至死不悟；
1970年深秋，林彪的真实的政治理念，至今不为世人所知；
1970年深秋，周恩来以妾妇之道迎奉毛泽东，唯唯诺诺；
1970年深秋，邓小平流放江西南昌，龙困浅水，无暇虑及未来中国的政治远景；
1970年深秋，蒋介石执迷于反攻大陆的梦呓，至死不悟。

而今，七六老翁毕汝谐再度回看1970年九级浪，深入发掘其存在主义意义——
1970年，万众山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即便是公认的文化大革命思想解放先驱遇罗克杨小凯等人，

也无法摆脱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桎梏，而20岁的美少年毕汝谐接受历史母亲之命，直臂高举存在主义

的熊熊火炬，发力对抗毛泽东思想的毒太阳！

 请看九级浪第四章关于存在主义的片段——

司马丽患的是阵发性心脏病。有时候会无缘无故地心跳，气喘。这时，她无论做着什么都得

停下来，一只手放在额上，另一只手扶着胸口，闭上眼睛。每当疲劳的时候，她也
是这样。

我真心同情她。在谈话时也注意到尽量顺从她的意思，避免太激烈的争辩。但是有一次我们

在冯明家里吵了起来，各不相让。

关于艺术——

“艺术应当能唤起人的美感。如果把谁也不懂的东西算成艺术，是唯心主义。”我说。

“艺术就是艺术。它与我们无关地存在着。因为人们不懂就否认它，是唯心主义。”她说。

冯明一直端坐着，不看我也不看司马丽。但我觉得，他似乎同时看着我们（他的探亲假

早过了，却呆在北京不走）。这时，他清了清喉咙
，折衷地讲了些隔靴搔痒的话，我们都不高兴。

走出冯明家，我们破例在白天来到这个小公园。她问了一句：“你知道哲学上的

存在主义吗？”

我不知道。司马丽似有揶揄地说：“难怪了，你专读古典作品不好。从荷马史诗到现在

两千年了，小说的技法有多大的改变呢？绘画也是这样。固步自封。
最近几十年出现了重大的革新，青年人是推动这种艺术革新的主力……而存在主义从哲学上

肯定了这种革新。我现在很困惑：老这么做技术练习，将来能有成绩吗？”

“你，太不实际了。”我委婉地说。

她低声说：“我知道。我生活在象牙之塔，理想王国。我不想过早地撕破理想。我家和巴金

笔下的家一样充满着勾心斗角。人生是短促的，更何况我一定短寿。先天性的悲剧
。造物主给人的只是孑然一身，几十年后还是孤单的归回自然。人生像朝露，更像流星。

所以，阿谀奉承不能使我发笑，流言蜚语不能使我哭泣。我好像生来就不会哭也
不会笑。贝多芬的第五部——《命运交响曲》真好。所有音符都表达着一个意思：希望！

我觉得真正懂得贝多芬的人只有一个，他就是……”

我接道：“罗曼·罗兰。”

司马丽喜气洋洋的，“你说对了。头角峥嵘的克利斯朵夫，和贝多芬交响乐中的英雄性格，

是完全吻合的。大作家和大艺术家在精神上有很多互相呼应的地方。艺术。希望。
我把希望寄托给未来。你看”，她随手拔起一株草，“青草一岁一枯荣，自生自灭。许多

花蕾呢，未到盛开时节就凋谢了。可是如果把花和草写进小说绘入图画，它们就
获得了永恒的生命。艺术是永恒的，这是我对艺术的见解……”她又用手按着胸口，

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休息。

这毋宁说是对人生的见解。我却不这样想。人生也许很好呢。我们只有十七岁，道路还

漫长而遥远。现在付出的劳动，会在未来岁月中得到丰裕的酬答……

夜幕低垂下来。民警交换了班次，圆月代替了夕阳。今天是中秋月夜吗？

“你讲的《冰海沉船》的故事真好。”司马丽隔过去人生问题，说：“死的哀愁反衬了

生无乐趣。你讲故事那天也有月亮。不过不是圆的，是新月……”

月光照临在她苍白的矜持的脸上。每天，她都用左手按捺着杂乱无章的心跳，右手挥笔作画，

把生命和青春投入艺术。

我的心灵深处涌出了沉痛的缠绵的感情。

请看九级浪第十章关于存在主义的片段——

邻桌有几个中年人大声地争辩着：按照正规的西餐吃法，遇到鸡能不能上手？接着

他们扯开了，又谈到西欧北美，国外的情形……

在国外，苏共二十大以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猖獗一时——假共产主义，实证主义，

影响极大的存在主义……它们不可避免地给文学和艺术带来了阴暗的逆流，
也在不同程度上侵袭着中国青年，我们必须警惕。

正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借用文革大批判语言， 20岁的美少年毕汝谐对于存在主义是

抽象的否定、具体的肯定。

1970年，即便是中国大陆哲学界也没有什么人谈论存在主义，更不必说中国大陆文学界了。

20岁的美少年毕汝谐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七六老翁毕汝谐坚信，未来的中国哲学史必将为1970年20岁的美少年毕汝谐大书特书一笔。
 

七六老翁毕汝谐回看1970年九级浪的存在主义意义

——关于毕汝谐文学史地位的一个学术命题

1970年，二十岁的毕汝谐在中国大陆完成了中篇小说《九级浪》。在文化大革命的恐怖的

政治和文化环境中，存在主义通常被归入需要彻底批判和高度警惕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潮”。

然而，《九级浪》不仅明确写出了“存在主义”这一概念，还将它引入人物关于艺术、

死亡、孤独、自由、希望和人生意义的讨论之中。

这一现象提出了一个值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认真考察的学术命题：毕汝谐是不是“文化

大革命”时期中国大陆最早在文学作品中直接写出“存在主义”，并自觉运用存在主义观念

思考个人命运和时代处境的作家？

一、存在主义不是一个孤立的名词
《九级浪》第四章写到，女主人公司马丽在与“我”讨论现代艺术时，主动提出：

“你知道哲学上的存在主义吗？”

这句话并不是一次偶然的名词引用。围绕这一问题，司马丽谈到了艺术革新、个人生命、

疾病、死亡、孤独和希望。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她意识到自己可能短寿，因此更加强烈地

追问：当人生如此短促，个人如何面对命运？艺术是否能够使有限的生命获得某种永恒

意义？

她说：

“造物主给人的只是孑然一身，几十年后还是孤单的归回自然。人生像朝露，更像流星。”

她同时又相信：

“如果把花和草写进小说绘入图画，它们就获得了永恒的生命。艺术是永恒的，这是我对

艺术的见解。”

这些话已经超出了通常的艺术讨论。小说通过司马丽的疾病和死亡意识，把艺术选择转化

为一种个人对抗虚无、保存生命意义的方式。这里涉及的孤独、有限性、死亡意识、个人选择

和意义创造，正是存在主义哲学与存在主义文学长期关注的核心问题。

因此，《九级浪》中的“存在主义”不能被视为一个装饰性的外来术语。它已经进入人物的

精神生活，并成为人物理解自身存在的一种思想资源。

二、以个人生命经验回应时代
《九级浪》所表现的并不是抽象课堂中的哲学讨论。小说人物生活在“文化大革命”的

社会环境中，但他们的谈话有意越过现实生活中无所不在的政治语言，转向古今中外的文学、

绘画、音乐与哲学。

列宾、列维丹、苏里柯夫、阿依瓦佐夫斯基、贝多芬和罗曼·罗兰等艺术家，组成了小说

主人公赖以维持精神生活的文化世界。他们讨论美、艺术、命运和希望，试图在一个高度

政治化的红色恐怖年代保留个人感受和独立思考的空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并未把人物简化为某一种政治身份，而是首先把他们表现为面对

疾病、爱情、孤独、艺术理想和死亡的人。这样的写法，在“文革”时期具有特殊意义：

它把被宏大政治话语遮蔽的个人重新放回文学中心。

从这个角度看，《九级浪》的存在主义意识，不只是来自对某种西方哲学名词的了解，

更来自作者毕汝谐对具体人生处境的体验和思考。人物无法决定自己所处的时代，也无法

摆脱疾病和死亡，但仍然可以通过友谊、爱情、阅读和艺术创作，为自己的生命寻找意义。

三、正文探索与尾章批判之间的张力
《九级浪》尾章出现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在国外，苏共二十大以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猖獗一时——假共产主义，实证主义，

影响极大的存在主义……它们不可避免地给文学和艺术带来了阴暗的逆流，也在不同程度上

侵袭着中国青年，我们必须警惕。”
革命样板戏沙家浜里，阿庆嫂竟敢在鬼子面前耍花枪；

在 《九级浪》尾章，毕汝谐竟敢在当局面前耍花枪！
从字面上看，这段话采用了当时官方意识形态批判存在主义的标准表述。但是，它与小说

正文中对司马丽思想世界的同情性书写形成了明显反差。

正文让存在主义进入人物的内心，表现它与艺术、死亡和希望之间的联系；尾章却重新

使用政治化语言，将它称为应当警惕的“阴暗的逆流”。两种声音同时存在，使小说呈现出

值得研究的思想张力。

作者毕汝谐后来将尾章的批判性表述解释为当时政治环境下的一种自我保护策略。按照

这一自述，尾章的官方话语可以理解为作品的“政治保护层”：作者必须在表面上批判

存在主义，才有可能在小说内部保存和展开相关思想。

而今，七六老翁毕汝谐的较为审慎的说法是：尾章的批判话语在客观上为正文中的思想探

索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掩护，不得不如此耳。

四、“第一人”命题如何成立
七六老翁毕汝谐把1970年20岁的毕汝谐称为中国大陆“文革诠释存在主义第一人”，是一个

具有启发性的文学史命题，但“第一人”属于需要严格证明的历史判断。

因此，在现有材料基础上， 七六老翁毕汝谐较为严谨的表述是：

1970年，二十岁的毕汝谐已经在这部中篇小说中明确写出“存在主义”，并通过人物对艺术、

孤独、疾病、死亡和希望的讨论，自觉地将存在主义作为理解个人生命与时代处境的思想资源。《九级浪》很可能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大陆最早直接把存在主义写入小说并加以

文学化运用的作品之一。毕汝谐也因此是这一领域最早的探索者之一。

如果经过原始手稿、版本年代和同期文学材料的进一步考证，确认没有年代更早的同类作品，

那么还可以提出更明确的结论：

毕汝谐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大陆最早在文学创作中明确提出存在主义，并自觉运用

存在主义思考个人生命和时代处境的作家。

结语：
七六老翁毕汝谐认为：《九级浪》的文学史意义，不应仅仅取决于它是否最终被证明

为某种绝对意义上的“第一”。更重要的是，在1970年的中国大陆，一位年仅二十岁

的青年作家已经通过小说提出了一系列被当时主流文学压抑的问题：人在时代洪流中是否

仍然拥有独立的精神生活？面对孤独、疾病和死亡，个人应当怎样赋予生命以意义？艺术

能否帮助有限的生命超越时间？希望又如何在荒诞和苦难中继续存在？

《九级浪》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使它成为研究“文革”时期地下写作、青年精神史以及

存在主义在中国传播与转化的重要文本。它所呈现的，既是一代青年对世界文化的秘密追寻，

也是在严酷政治环境中保存个人思想和生命感受的一次文学实践。

因此，七六老翁毕汝谐认为“毕汝谐是中国大陆‘文革诠释存在主义第一人’”可以作为一个

值得提出和深入考证的学术假设。这个命题的最终确立，需要更加完整的原始文献和比较研究；但《九级浪》已经展示出的文本证据，足以使毕汝谐及其存在主义书写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

研究者的视野。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