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街头的男女战争：当制度性困境变成性别仇恨

艾地生

近日，有网友留言，希望我谈谈重庆发生的年轻男女街头冲突以及所谓“incel游行”，特别是中国体制之下日益显现的性别仇恨。

坦率说，这并不是我过去特别关注的问题。我大半生的现实生活经验中，虽然当然见过男女不平等、婚姻冲突、男权观念，也见过男女之间形形色色的恩怨纠葛，但很少感受到今天互联网上如此强烈的、把整个异性群体视为敌人的仇恨。也正因此，当我重新审视重庆街头发生的一幕，反而感到值得认真讨论。

首先需要澄清：把重庆事件简单定义为一次成熟的“incel游行”，或者说成“中国警察无法驱散的大规模游行”，都并不准确。

公开信息显示，事件最初发生于重庆南岸区长江国际附近，与时代峰峻旗下艺人、饭圈粉丝、网络主播和围观青年之间的冲突有关。重庆警方8月20日通报确认，17日晚当地发生人员聚集，以及泼水、追逐等不当行为，警方随后介入处置。网络流传的视频则显示，事件在连续数日中不断发酵，并逐渐出现明显的男女阵营化、相互辱骂、挑衅和攻击。

所以，与其急于给这些年轻人贴上“incel”的标签，不如追问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一场原本极其琐碎的饭圈和网络冲突，能够迅速演变为一场具有明显性别敌意的街头集体行动？

真正值得观察的，不是一次街头打架，而是它背后正在恶化的中国社会生态。

一、从“这个男人”到“男人”，从“这个女人”到“女人”

Incel是英文 involuntary celibate 的缩写，本义是“非自愿独身者”。在欧美互联网演变过程中，它逐渐形成一种特殊男性亚文化：一些在恋爱、性关系和社会竞争中长期受挫的男性，把自己的失败归因于女性、两性关系和社会制度，并进一步形成强烈的男性受害意识乃至厌女情绪。

重庆事件中的某些表现确实与这种文化存在相似之处，但如果把参加冲突的年轻男性统统称为incel，反而可能遮蔽真正的问题。因为这里发生的，更像是一条非常值得警惕的演化链条：饭圈冲突——网络围观——男女站队——身份敌对——群体动员——街头冲突。

它说明，今天中国社会的性别矛盾已经积累到了这样一种程度：性别仇恨正在成为一种可以随时被调用的社会情绪燃料。

过去发生婚姻纠纷，我们通常说某个男人如何、某个女人如何；今天却越来越容易变成：“国男就是这样。”“女人都是捞女。”“男人都是潜在强奸犯。”“女权都是女拳。”这里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转换：具体的人消失了，抽象的身份出现了。

当一个人不再面对张三、李四、王五，而是面对“男人”“女人”“女权”“国男”这样的抽象群体，人的道德约束会迅速降低。你可以同情一个具体的人，却很容易仇恨一个抽象的群体。这正是所有身份政治走向极端时共同的心理机制。

二、男女双方都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如果仅仅把今天中国的性别冲突解释为“男性厌女”，其实是不够的。

中国互联网已经形成两套高度镜像化的受害叙事。

一部分女性看到的是就业歧视、生育惩罚、家庭劳动、性骚扰、家暴、婚姻风险，以及传统家庭结构中长期存在的男性优势。所以她们得出的结论是：女性才是被压迫者。

而另一部分男性看到的是房子、车子、彩礼、婚恋竞争、养家压力、就业压力，以及自己认为存在的婚姻司法和社会舆论对男性的不公平。他们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男人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的耗材。

如此就出现了一种非常危险的社会心理：男女双方都觉得自己付出最多，对方得到最多；双方都认为自己遭到制度和社会的不公平对待；双方又都把这种不公平主要归因于对方。

于是：女人认为自己的问题来自男人；男人认为自己的问题来自女人。双方都越来越难看到一个更大的问题：男人和女人很可能同时生活在一个对普通人并不友善的制度结构之中。这才是理解中国性别战争最重要的入口。

三、真正的问题不是男人和女人，而是年轻人的生活越来越难

一个普通中国年轻男人今天面对什么？就业困难、收入增长停滞、房价压力、阶层固化、教育竞争、婚恋成本以及社会上升通道越来越狭窄；一个普通年轻女性面对什么？同样的就业压力之外，还有招聘中的性别歧视、生育带来的职业惩罚、育儿成本、家庭劳动以及传统社会对于婚育的期待。换句话说：男女双方承受的痛苦并不完全相同，但痛苦本身都是真实的。

更重要的是，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阶段。过去四十年形成的那套人生路径正在失效：读书——工作——买房——结婚——生子——收入增长——阶层上升。越来越多年轻人突然发现：这条路走不通了。但是旧价值体系仍然要求他们沿着这条路前进。男人依然被要求：有房、有车、有收入、有事业、承担家庭经济责任；女人则同时面对两套彼此冲突的要求：既要成为现代职业女性，又要承担传统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所以男女都累，都委屈，都觉得自己吃亏。

当整个社会蛋糕持续扩大的时候，这些矛盾很容易被经济增长掩盖；可是当增长放缓、机会减少、社会流动困难以后，一个古老的社会心理便会重新出现：如果我越来越差，一定是谁拿走了原本属于我的东西。问题于是变成：谁拿走了？

四、制度性问题不能政治化，最终只能私人化

这才进入中国问题真正特殊的部分。在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里，年轻人面对住房、就业、工资、劳动权益、生育成本、托儿服务、教育负担、婚姻制度等问题，可以通过各种公共机制表达利益。工会可以讨论劳动者权益；妇女组织可以推动女性权益；男性组织可以讨论男性的特殊困境；媒体可以调查；大学可以研究；议员可以提出政策；政党可以把这些问题变成竞选议题；公民组织可以游说；选民最终还可以用选票要求政府改变政策。这样大量私人痛苦最终会进入公共政治：“为什么我的生活这么困难？”会进一步变成：“我们的制度应该怎样改革？”

但是在中国，这条通道非常狭窄。独立工会不存在；真正独立的社会组织受到严格限制；独立女权运动受到打压；独立媒体空间不断缩小；年轻人更不可能围绕住房、税收、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形成真正具有政治谈判能力的组织。于是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学转换：制度问题不能政治化，只好私人化；私人痛苦无法向权力追问，只好横向寻找责任人。

这时候，女人成为男人最容易看见的敌人，男人也成为女人最容易看见的敌人。本来应该发生的是：公民与权力之间的纵向追问，最后发生的却是：普通人与普通人之间的横向战争。这是我认为理解今天中国性别仇恨最关键的一点。

五、房价、彩礼和婚姻，本质上都是资源分配问题

比如很多男性最痛恨的彩礼。为什么彩礼会不断上涨？简单归罪于“中国女人拜金”，解释不了地区差异，更解释不了几十年来的历史变化。这里至少存在人口性别比、城乡差距、房地产、家庭财富结构、社会保障不足和婚姻市场竞争等一系列因素。

中国长期存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由此产生的“婚姻挤压”尤其集中在农村、低收入、低教育程度男性身上。当适婚女性相对稀缺时，婚姻当然会成为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与此同时，中国又把住房与婚姻高度绑定。年轻男性面对的不是简单的爱情，而是一套昂贵的人生准入制度：房子＋彩礼＋婚礼＋育儿＋赡养。

但是反过来看女性，她们为什么越来越重视男性的房产和经济条件？其中同样存在制度因素。因为中国家庭承担了大量本应由社会福利体系承担的风险。生育意味着女性职业中断风险；育儿意味着巨大的时间和经济成本；住房意味着家庭最重要的安全资产。社会保障越不足，家庭越重要；家庭越重要，婚姻中的经济条件就越重要。

所以非常讽刺，男人看到的是：“女人为什么这么现实？”女人看到的是：“没有经济保障，我为什么要承担婚育风险？”两边其实都在对一个高度不安全的社会环境作出理性反应，可是最后却彼此憎恨。

六、中国还有一个特殊变量：人口政策留下的男性过剩

讨论中国incel现象，还不能回避计划生育时代留下的人口结构。长期的重男轻女文化叠加强制性人口政策，造成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异常。几十年之后，这个统计数字终于变成了活生生的人。

大量男性进入婚恋市场，却没有相应数量的女性。而这种婚姻挤压又不是平均分布的。城市精英男性未必感受最强烈，真正承受压力的，往往是农村、低学历、低收入和社会资源较少的男性。也就是说：经济竞争中的失败者，与婚恋竞争中的失败者出现了相当程度的重叠。这非常危险。一个人在职业上失败、财富上失败、阶层流动上失败之后，如果亲密关系也失败，他很容易形成一种彻底的社会排斥感：没有事业；没有财富；没有女人；没有未来。

这正是全球incel文化产生的重要心理土壤。而中国恰恰拥有一个规模极大的潜在群体。如果经济继续低迷、社会流动继续下降，这个问题恐怕不会自动消失。

七、更值得警惕的是：性别仇恨正在与民族主义结合

重庆事件还有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现象。部分现场视频中出现唱红歌、唱国歌、举国旗等行为。这看起来非常荒诞：男女之间的街头冲突，为什么突然出现民族主义符号？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中国网络男性亚文化中，近年来逐渐出现一种特殊的话语组合：民族主义＋反女权＋男性受害意识。

女权主义被描述成“西方输入”；独立女性被怀疑受到“境外思想”影响；甚至女性的婚恋选择都可能被上升到民族忠诚。这里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性别主义其实共享一种非常相似的心理结构，都是：我们受到欺负；我们是受害者；敌人在掠夺我们；我们必须团结；对方不是需要理解的人，而是需要斗争的敌人。只要把民族主义中的“中华民族”替换成“男人”，整个逻辑几乎可以无缝转换。

这也提醒我们：一个社会如果长期接受敌我政治教育，那么敌我思维不会永远只停留在国际政治领域，它迟早会渗透进社会生活。今天可以是中国人与外国人；明天可以是穷人与富人；男人与女人；本地人与外地人；体制内与体制外。

而任何社会矛盾都可能被重新编码成：我们与他们。

八、算法又把每个人推进自己的仇恨世界

还有一个二十年前不存在的巨大变量：算法。

一个年轻男人只要连续看几个“拜金女”“天价彩礼”“女拳”的视频，平台很快就会判断：你喜欢这个。于是不断推送类似内容；几个月以后，他看到的世界可能变成：女人都在索取；男人都在受欺负；婚姻都是骗局；女权都在压迫男人。

女性也完全一样。连续观看家暴、出轨、性骚扰、杀妻、婚姻悲剧之后，算法同样可能构造出一个世界：男人都不可信；婚姻就是陷阱；男人都是潜在危险。

双方看到的都不是完全虚假的事实。这才是最危险的。算法不需要制造谎言，只需要选择事实。每天从十四亿人口中选择最极端的几十个案例不断推给你，就足以让你相信：世界就是这样。于是人与人的现实经验开始输给屏幕经验。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像我这样的上一代人，在现实生活中未必强烈感受到“性别战争”，而今天一些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却真诚地认为自己生活在一场男人与女人的战争之中。我们认识异性主要通过生活；他们越来越多地通过算法认识异性。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九、压缩正常社会组织的国家，最后可能得到大量异常的社会组织

重庆事件最让我感兴趣的，其实还不是性别，而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些年轻人为什么能够迅速聚集？

人是社会动物，年轻人尤其需要归属感。健康社会提供大量中间组织：学生社团、社区组织、公益组织、工会、教会、兴趣协会、地方自治组织、公民团体、政党。人在这些组织里并不仅仅“参加活动”，更重要的是学习：合作、责任、妥协、程序、规则、讨论以及如何与不同意见的人共同生活。这就是公民社会最容易被忽略的功能。

但是当一个国家长期压缩真正自治的社会组织空间，人类对于群体归属的需求并不会消失。它只会寻找别的出口，于是我们看到：饭圈；游戏圈；直播粉丝圈；民族主义社群；极端女权圈；男性主义圈；incel亚文化。这些群体同样能够提供身份、朋友、荣誉、敌人和归属感。但它们与公民共同体存在一个根本区别。公民共同体建立在：权利、责任和规则之上；网络部落建立在：身份、情绪和敌我之上。

所以可以提出一个看似悖论、实际上非常重要的判断：一个长期压缩正常社会组织的国家，最后未必得到一个没有组织的社会，反而可能得到大量异常组织起来的人群。

公民社会衰弱以后，部落社会就可能生长。重庆街头，也许只是一个很小的预演。

十、从利益型群体事件，到情绪型群体事件

过去几十年，中国出现过大量群体事件。农民因为征地抗议；工人因为欠薪抗议；业主因为烂尾楼抗议；投资者因为金融爆雷抗议。这些事件虽然让政府紧张，但实际上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参与者有明确利益诉求：还我工资，交付房屋，赔偿损失，停止征地。这种群体行动至少存在谈判可能。

但是重庆事件呈现出来的另一种东西更加值得注意：情绪型集体行动。很多参与者甚至没有明确诉求，他们去那里可能只是为了围观，直播，起哄，骂人，寻找同类，攻击对方，获得存在感，体验一种“我们终于站在一起”的兴奋。

这种群体行动反而更加不可预测。因为你无法满足它的要求，它根本没有要求。它满足的是：愤怒、身份、尊严、归属和存在感。

如果未来中国经济继续下行，而大量青年长期处于失业、低收入、低婚恋机会、低社会流动状态，这种“无明确诉求的集体情绪释放”可能比传统利益型抗议更加值得观察。

十一、重庆街头真正发生的，是中国社会生态的一次切片

所以我并不愿意简单站在女性一边谴责男性，也不愿意站在男性一边攻击所谓“女拳”。那样恰恰掉进了性别战争本身的逻辑。

女性受到的结构性不公平是真实的；底层男性遭遇的生存和婚恋困境同样是真实的。真正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两个同样焦虑、同样疲惫、同样缺乏安全感的群体，最后开始彼此仇恨？重庆街头恰好提供了一张中国当下社会生态的切片。

经济下行；青年失业；阶层固化；房价压力；婚恋危机；人口失衡；饭圈文化；算法极化；民族主义；公共空间萎缩；社会组织缺失；以及越来越强烈的个人无力感。这些东西平时散落在社会不同角落，重庆的一场街头冲突，却让它们突然发生了化学反应。

所以真正值得担心的并不是：中国是不是出现了incel；而是：越来越多年轻人正在失去把个人困境理解为公共问题的能力，却越来越擅长把自己的痛苦解释成另一个群体的罪恶。

这才是真正危险的地方。

十二、一个社会最危险的时候，是痛苦的人开始彼此仇恨

回到重庆街头。那些互相辱骂甚至攻击的年轻男人和年轻女人，表面上站在彼此的对面，但从更大的尺度看，他们其实站在同一边。他们都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都面对越来越昂贵的人生，越来越困难的就业，越来越不确定的未来，越来越脆弱的亲密关系，越来越狭窄的社会流动通道，以及越来越强烈的孤独感。他们真正缺少的，也许不是一个可以攻击的异性，而是一个能够让普通人重新建立尊严、信任、责任和共同生活规则的社会。

这也让我重新想到这些年越来越关注的一个词：社会生态。

自然生态遭到破坏以后，我们会看到河流污染、土地退化、物种消失；社会生态恶化却没有那么容易被看见。它首先表现为人与人越来越不信任；然后是越来越没有同情；再然后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最终每个人都开始寻找自己的敌人。男人找到女人，女人找到男人；穷人找到富人；失败者找到成功者；年轻人找到老人。一个社会就这样逐渐碎裂成无数彼此仇恨的部落。

真正成熟的政治文明恰恰应该完成相反的工作：把私人痛苦变成公共问题；把群体怨恨变成制度讨论；把身份战争变成利益协商；把“男人和女人”重新变成一个个具体的人；最终让人们从敌我关系重新回到公民关系。

所以，重庆街头真正值得我们记住的，也许并不是那些辱骂、追逐和冲突的画面，而是画面背后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一群本来应该恋爱、交友、工作、旅行、憧憬未来的年轻男人和年轻女人，最后站到了街头彼此敌视？

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下一次冲突的双方未必还是男人和女人。因为——一个社会最危险的时候，不只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痛苦，而是痛苦的人不知道痛苦从哪里来，于是开始彼此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