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歌之后，我们还要等待多少个李克强？

艾地生

2023年10月27日，李克强去世。

那几天，我感觉到熟悉的朋友圈弥漫着悲情的氛围，随后我接连写过几首诗。没有长篇大论，没有制度分析，也没有今天这些反思。只是惊，只是叹，只是悲。

我写：

一秋又一冬，南国觅高松。
怅望银河际，今朝雾霾重。

又写：

一惊复一叹，悲兮疑好汉。
黄粱一梦远，金柝声声慢。

几天以后，我写下：

丞相化烟灰，妾心不胜悲。
主皇大抱负，噩噩万民随。

三年过去，今天重新读到“妾心不胜悲”五个字，我忽然停住了。

我为什么自称“妾”？

当然，那是仿古诗里的戏拟，是借古人的语言写今人的悲凉。但问题恰恰在这里：为什么面对二十一世纪中国最高层的政治兴衰，我们仍然如此自然地进入了“君臣”“丞相”“主皇”“妾”的语言？为什么一个共和国的国民，在潜意识深处仍然如此熟悉臣民的位置？

我开始重新审视那场悲伤，不是否定它，而是理解那场悲伤。但后来，我更想问的是：哀歌之后呢？

一、我们究竟在为谁而哭？

李克强之死在中国社会引发的巨大悲情，很难仅仅用对一个退休总理的悼念来解释。许多人哭李克强，其实哭的不是李克强一个人，他们哭的是一个时代，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没有到来的时代。

在许多中国人的想象中，李克强代表着另一种可能：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懂经济、知道民间疾苦、至少愿意面对部分真实的政府首脑。人们记得他的“六亿人每个月收入也就一千元”；记得他反复谈市场主体，谈就业，谈改革开放；记得那个后来被称作“克强指数”的故事——他宁可观察电力、铁路货运和信贷，也不完全相信漂亮的官方统计数字。而当另一条政治路线越来越清晰，当权力越来越集中，当个人崇拜重新出现，当疫情时代的极端管控给普通人留下深刻创伤，当经济开始陷入困境，李克强在人们记忆中的形象也发生了变化。他越来越不像一个普通的前总理，而像一条没有走成的岔路。

如果当初是另外一个人呢？如果权力没有如此集中呢？如果改革继续呢？如果李克强拥有更大的权力呢？如果胡春华接班呢？如果……

中国人太熟悉这个“如果”了。胡锦涛也是如此。

今天回头看胡锦涛时代，许多人甚至产生一种恍如隔世之感。当年的问题当然很多，腐败、维稳、审查、权贵资本、贫富分化，无一不存在。但与后来相比，那时至少还有集体领导的表象，还有任期的惯例，还有不同声音生存的有限空间，还有一种“明天也许会比今天更开放一点”的社会预期。

于是二十大上胡锦涛被带离会场的画面，才会拥有如此强烈的象征意义。

而胡春华，则像另一个尚未展开便结束的故事。寒门出身，北大毕业，长期在边疆和地方历练，一度被广泛视为未来最高领导层的重要候选人。最后却在二十大失去政治局委员席位。

胡锦涛、李克强、胡春华，三个人当然完全不同。但在许多中国人的政治想象中，他们逐渐叠合成了一种共同形象：体制内部那个比较温和、比较理性、比较专业、比较像正常人的人。

于是我们替他们委屈，替他们不值，替他们悲伤。我完全理解，因为我也曾经这样悲伤。

二、可是，假如李克强赢了呢？

现在，我越来越觉得，有一个问题必须问出来，虽然也许会让许多怀念李克强的人不舒服。假如李克强真的赢了呢？假如2012年登上最高权力位置的不是习近平，而是一个更像李克强的人，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吗？假如2022年胡春华进入常委，甚至后来成为最高领导人，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吗？

也许中国会少走很多弯路；也许不会出现如此强烈的个人集权；也许民营经济不会遭遇如此剧烈的政策震荡；也许疫情不会以那样的方式结束；也许社会空间不会收缩得如此之快。这些“也许”完全值得讨论，但即使所有这些“也许”都成立，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十四亿人的命运，为什么必须取决于最高位置上坐的是习近平，还是李克强？

如果一个国家的未来，需要我们赌最高领导人是一个好人，那么这个国家本身就已经出了问题。我们赌他开明，赌他理性，赌他懂经济，赌他尊重知识，赌他同情底层，赌他愿意听不同意见，赌他不发动政治运动，赌他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专业判断之上，最后还要赌——他到了时间真的愿意走。

这不是现代政治，这是一场十四亿人参加、却没有人可以拒绝下注的政治赌博。

三、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怎样找到一个好皇帝

中国两千年的政治文化，花费了巨大精力讨论一个问题：怎样让皇帝成为一个好皇帝？儒家讲仁政，讲君君臣臣，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士大夫希望遇见明主，希望君王纳谏，希望贤臣得用、小人远离；所以中国历史留下了无数忠臣、贤相、清官的故事。我们赞美魏征，怀念诸葛亮，歌颂包拯，同情岳飞，痛惜海瑞，这种文化到了今天，真的消失了吗？

恐怕没有。我们只是把“明君”换成了“开明领导人”，把“贤相”换成了“技术官僚”。我们期待一个懂经济的总理；期待一个温和的总书记；期待一个有知识、有良知、有基层经验的接班人；期待体制内部突然出现一个人，替我们阻止坏事发生。

李克强之所以承载如此巨大的悲情，恰恰因为他在某种意义上满足了中国人古老的“贤相想象”。皇帝刚愎自用，贤相苦苦支撑；朝廷粉饰太平，贤相告诉大家民间还有六亿人月收入不过千元；皇帝好大喜功，贤相心忧苍生；最后贤相郁郁而退，身后万民悲哭。

这套叙事，我们太熟悉了，熟悉到几乎不需要任何人教。可是问题也正在这里。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一个贤相？

四、“妾心不胜悲”：真正让我难过的是这个“妾”字

我重新读自己三年前的诗：

丞相化烟灰，妾心不胜悲。
主皇大抱负，噩噩万民随。

我突然觉得，其中真正值得反思的，也许不是“丞相”，甚至不是“主皇”，而是那个“妾”。为什么我们如此自然地把自己放到了权力之外？皇帝是他的；朝廷是他们的；国家大事是中南海的；我们只是围观。我们分析谁上谁下，猜测谁得宠谁失势，议论哪个常委比较开明，哪个领导比较残暴；看到一个好官升迁，我们欢欣鼓舞；看到一个好官失势，我们扼腕叹息；看到一个暴君出现，我们只能等待他的健康、他的年龄、他的权力斗争，甚至等待另一个“开明人物”从体制内部出现。这不就是臣民吗？

所谓臣民，最深刻的特征甚至不是跪下，是相信：国家是他们的。所以民间甚至体制内不少人曾经把胡锦涛、李克强这样的人称为“赵家职业经理人”。今天我仍然觉得这个比喻残酷，却准确。胡锦涛拿到过最高级别的聘书；李克强拿到过国务院的聘书；胡春华曾经离更高级别的聘书很近。他们可以管理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可以制定政策，可以治理地方，可以处理经济，但他们并不拥有这个制度。

然而继续想下去，还有一个更加刺痛的问题：如果他们只是职业经理人，那么我们是什么？员工？消费者？韭菜？还是只能等待经理人善待我们的臣民？

不，现代政治真正应该建立的关系恰恰相反：国家不是统治者的公司。如果一定要使用公司的比喻，那么人民才应该是股东。总书记也好，总统也好，总理也好，不过是人民通过制度聘请的职业经理人。经理人做得不好，就换；经理人违法，就查；经理人任期到了，就走。不需要等他良心发现；不需要等宫廷政变；不需要猜他的健康；更不需要祈祷下一任是个好人。

五、现代政治文明最重要的，不是让好人掌权

这是我在这些年的悲伤之后越来越确信的一件事：一个好的制度，不是保证好人永远掌权，因为没有任何制度能够保证这一点。野心家会出现，庸人会出现，骗子会出现，狂人也可能出现。

真正成熟的政治制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即使坏人上台，他也不能为所欲为。让一个野心勃勃的人无法轻易修改规则无限连任；让一个不懂经济的人不能凭个人意志摧毁市场；让一个热衷运动式治理的人受到法律、议会、媒体、司法和地方权力的约束；让专家可以说“不”；让记者可以调查；让普通人可以批评；让反对党可以存在；让失败的政策可以被纠正；让掌权者知道，他总有一天必须回家。这才是好的制度。

我们真正值得追求的，从来不是让李克强战胜习近平；而是建立一种制度——无论习近平还是李克强坐在那里，都只能在有限的权力范围内做有限的事情。李克强不需要成为圣人；习近平也不能成为皇帝。这才是现代政治。

六、我们不能把李克强重新塑造成圣人

走出哀歌的第一步，也包括停止造圣。李克强值得同情的地方很多，胡锦涛值得重新评价的地方也很多；胡春华的遭遇，也足以让人感慨一个体制如何处理那些缺乏最高权力私人信任的官僚精英。但他们都不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殉道者，他们首先是这个制度培养出来的高级干部，也是这个制度曾经的管理者和受益者；他们没有从根本上挑战一党统治，没有建立独立司法，没有开放新闻自由，没有让中国人获得真正选择最高统治者的权利。

我们可以说，如果是他们，中国也许会好一些；但不能因此推导出：如果他们掌权，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命题。如果因为习近平太坏，我们便把所有比习近平温和的人塑造成圣人，那么我们仍然没有离开明君政治，我们只是换了一个明君候选人。

七、最需要反思的，不只是共产党，也是我们自己

写到这里，刀不能只指向中南海。它最终必须转回来，指向我自己，也指向每一个希望中国改变的人。因为反对习近平，并不天然意味着摆脱了帝王思想；反对共产党，也不天然意味着拥有民主文化。一个人可以每天高喊民主，却不能容忍别人反对自己；可以痛恨共产党的个人崇拜，却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制造另一个个人崇拜；可以谴责共产党打压异己，却一旦自己掌握一点资源、话语权和组织权，就立即排斥异见者；可以要求共产党接受监督，却认为自己代表正义，所以自己无需接受监督；可以反对一党专政，却梦想有一天由“我们这些正确的人”永远掌权。如果是这样，那么即使旧制度有一天轰然倒塌，旧制度的幽灵仍然活在我们身上。皇帝死了，皇帝文化还活着；党国没了，党国人格还活着。这才是最困难的革命。

八、哀歌之后必须是建构

批判当然重要，揭露谎言也重要，记录苦难更重要，反抗不公更重要。但一个民族不可能永远靠愤怒建设未来，我们终究必须回答：共产党之后呢？甚至在共产党仍然存在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开始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究竟想建设一个怎样的中国？答案不能只是几个漂亮的大词，民主、自由、法治，说出来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把它们变成一种日常生活方式。我们能不能允许自己讨厌的人说话？能不能接受自己支持的候选人输掉选举？能不能承认对手也拥有合法权利？能不能让司法判决不服从政治需要？能不能让记者调查我们自己阵营的丑闻？能不能让一个我们极其厌恶的人，只要没有违法，也享有完整的公民权利？能不能在拥有权力之后，仍然愿意限制自己的权力？

这才是真正的民主训练；民主不是等共产党倒台以后才突然开始，民主必须从今天开始；从一个小组织开始，从一次公共讨论开始，从尊重一个与你意见相反的人开始，从公开账目开始，从权力轮换开始，从拒绝个人崇拜开始，从允许别人批评自己开始，从学习组织、合作、妥协和承担责任开始。

我们需要建立独立的社会联系，需要保存真实的历史，需要传播公民常识，需要学习自治，需要训练公共讨论，需要让一个个孤立而恐惧的人重新建立信任。这些事情看起来远没有“推翻暴政”四个字激动人心，但未来真正的中国，恰恰只能从这些不起眼的地方长出来。

九、不要再等待下一个李克强

2023年10月26日，李克强去世后，我还写过一首：

儒术怨尤深，商君善驭民。
煤山歪脖树，正待后来人。

三年以后再读，我对“煤山”有了另一层理解。中国历史上已经有过太多煤山。暴君死了，王朝亡了，皇帝换了，然后呢？如果我们只是等待一个坏皇帝走向煤山，再迎接一个好皇帝，那么煤山之后，不过又是下一轮王朝循环。真正需要结束的，不只是某一个统治者，而是我们对于统治者的想象。

我们不能永远等待体制内部出现一个李克强，不能等待下一个胡耀邦，不能等待下一个赵紫阳，不能等待下一个“开明领导人”，不能等待某一天突然从中南海走出来一个人，对十四亿人说：从今天开始，我把你们的权利还给你们。

自由从来不是圣主的恩赐，权利也不应该来自贤相的怜悯。

十、我仍然会为他们悲伤

写到最后，我并不想嘲笑三年前那个写下“妾心不胜悲”的自己，我仍然理解他。如果今天重新回到2023年10月，我也许仍然会悲伤。因为一个社会在漫长黑暗中看到一点理性、一点克制、一点对普通人生活的体察，本来就值得珍惜。

我们没有必要为了证明自己彻底，而否认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悲悯。所以我仍然会为李克强悲伤，也会为胡锦涛晚年的落寞感到复杂，也会理解那些为胡春华鸣不平的人。

今天，我更希望自己的悲伤比三年前多走一步。三年前，我问：为什么好人不能掌权？今天我更想问：为什么我们的命运必须等待一个好人掌权？

三年前，我为贤相失势而悲，今天我希望有一天，中国不再需要贤相；三年前，我希望庙堂之上还有一个人敢说真话，今天我更希望有一天，每一个普通人说真话，都不需要等待庙堂里某个人保护他。

这也许才是李克强的哀歌真正应该抵达的地方。不是怀念，不是神化，不是把希望寄托给下一个寒门精英、下一个技术官僚、下一个开明总书记，而是从此拒绝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任何一个人。

我们究竟想要一个好皇帝，还是一个不再需要好皇帝的中国？

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哭完以后，我们就该起身了。去读，去写，去记录，去传播，去连接，去组织，去学习合作，去实践自治，去捍卫每一个具体的人应有的权利，也去学习约束我们自己的权力欲。

让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微小之事，都不再是为了等待下一位李克强，而是为了有一天——即使再也没有李克强，即使掌权者并不高尚，即使政治人物都只是有缺点、有欲望、有野心的普通人，这个国家仍然能够正常运转；权力仍然受到约束；人的尊严仍然得到保护；说真话的人不必成为英雄；失去一个好官，也不至于让亿万人顿觉天塌。到那个时候，也许我们才真正走出了几千年的循环；到那个时候，中国人面对一个政治人物的死亡，可以只是悼念一个人的死亡，而不必同时悼念一个国家本来可能拥有的另一种命运。

哀歌可以唱完，然后，我们自己成为历史的行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