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安其人及时代的悲哀

有人给王志安的公共言论概括过四个特点：一谈中国共产党，往往走向合理化； 一谈海外民运，往往走向污名化；一谈台湾问题，往往走向武力与实力逻辑；一谈美国，往往格外热衷于寻找它的衰败、虚伪与失败。

这样的概括当然很容易被斥为“贴标签”。

王志安的拥趸尤其喜欢以“事实”“逻辑”“专业”自居，只要有人试图归纳王志安长期言论背后的稳定价值取向，他们马上会反问：王志安批评过共产党，你怎么能说他替共产党说话？王志安批评过美国，难道美国不能批评？台湾难道没有问题？民运人士难道个个高尚英明？

这些问题当然都可以问。问题在于，一个人的价值取向从来不取决于他说过哪一句话，而取决于：当同一套价值冲突反复出现的时候，他习惯站在哪里；当事实可以从不同角度解释的时候，他本能地选择什么解释；当原则与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他首先牺牲什么。

看一个评论者，也不能只看他批评谁。更应该看：他为什么批评？依据什么标准批评？对不同的人是否使用同样的标准？尤其要看，在权力与弱者、秩序与权利、现实与原则、成功者与失败者之间，他反复把同情、理解和“理性”分配给谁。从这个角度观察王志安多年言论，一个相当稳定的轮廓便会显现出来。

但是，简单把王志安称为“大外宣”，反而把问题说小了。我并不认为王志安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甚至也没有足够证据证明，他在海外接受了中共某种秘密指令，然后按照指令说话。如果事情真这么简单，反倒没有多少值得写的；真正让我感到悲哀的，恰恰是：王志安很可能并不需要任何人指挥；他只是用自己几十年形成的一套经验、判断、价值和生存哲学，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今天的位置。而这套东西，又绝不是王志安一个人的。

在王志安身后，站着中共开新洋务运动四十多年塑造出来的一大批中国人，王志安只是其中相当典型、又相当成功的一个。与其追问“王志安究竟是不是大外宣”，不如追问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中国为什么会产生王志安？以及：为什么一个已经走出中国、甚至亲自成为中共言论审查受害者的人，在获得真正的言论自由以后，依然如此深刻地携带着那个制度留在他头脑里的世界观？

这才是我想谈的“王志安其人及时代的悲哀”。

一、他不是一个没有学历的人

讨论王志安，首先应该排除一种最廉价的攻击。

王志安不是一个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6年介绍央视《社会记录》团队时，对当时担任栏目主编的王志安有一段相当具体的履历介绍：1968年4月21日出生，籍贯吉林九台，成长于陕西；1986年进入武汉大学化学系，一年以后转入政治系；大学毕业后曾在高校任教；1996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近代史专业硕士；1998年底进入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

因此，如果把批评建立在“王志安没读过什么书”“学历不行”上，是站不住脚的。他的正规教育经历甚至可以说不错，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政治学背景，近代史硕士，这已经超过绝大多数中文自媒体从业者。

真正值得追问的问题不是：王志安有没有学历？而是：这些学历最后形成了一套什么样的知识结构？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一个人上过大学、读过硕士，与一个人是否形成了系统的政治哲学、历史判断能力和跨学科知识结构之间，没有自动关系。

王志安后来最重要的职业训练，也并不发生在大学课堂。真正塑造他的，是央视。

二、央视才是王志安真正的大学

1998年底，王志安进入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此后二十年左右，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职业时期。他做过记者、编辑、策划，后来担任《社会记录》主编，并先后参与央视新闻评论和调查报道体系。北京大学2006年的官方资料已经显示，当时的王志安不仅是普通记者，而已经是《社会记录》主编。后来，他进入《新闻调查》等栏目。

不能否认，在那个年代，央视新闻评论部确实聚集过中国大陆一批非常优秀的媒体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东方时空》，都曾经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过重要位置。这批人的理想也并不完全虚假。他们揭露地方腐败，关注司法冤案，报道社会不公，调查公共事件；很多人确实认为，新闻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王志安后来自己回忆央视时，也反复强调这一点。在接受袁莉《不明白播客》访问时，他说，央视当然存在大量宣传部门，但新闻评论部内部，也确实存在一批有新闻理想、试图利用央视平台推动社会进步的人。

如果完全无视这个历史背景，把所有央视记者都解释成宣传机器的螺丝钉，也并不公平。但问题恰恰埋在这里。那一代央视新闻人的“监督”，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监督。他们依托的不是独立新闻制度，他们依托的仍然是权力。一个央视记者去地方采访，地方官为什么害怕？并不是因为中国已经建立了新闻自由，也不是因为记者拥有不可侵犯的法律权利；而是因为三个字：中央台。央视记者之所以能调查地方官员，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因为地方官把央视理解成了“中央来的人”。换句话说，那种媒体监督并不是公民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外部监督，而常常是：借助更高层权力，监督较低层权力。这是一种极为中国特色的权力结构。

王志安自己对此并非没有意识。他后来谈到自己过去的央视身份时，也承认央视身份既带来采访资源，也是一种保护。甚至包括他的微博账号，因为有央视评论员的身份，都会拥有普通人没有的某种“保护色”。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一个人长期生活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会慢慢形成一种政治直觉：好的权力可以纠正坏的权力。政治问题就很容易被理解成：坏官员、坏政策、坏执行、错误路线、低水平治理；而不是首先追问：为什么有人拥有不受选民约束的权力？权力本身从哪里来？谁授权它？如果最高权力本身出了问题，谁来制约？

这就是后来理解王志安政治思想的一把钥匙。

三、他真正相信的，可能从来不是自由主义，而是“好治理”

很多王志安支持者把他理解成自由主义者，我对此一直存疑。

一个人反对习近平，并不自动等于自由主义者；一个人讨厌文革、反感极左、赞成言论空间、支持新闻监督，同样不自动等于自由主义者。现代自由主义最核心的问题，并不是：“谁治理得更好？”而是：任何人凭什么统治别人？它因此关心权利，关心程序，关心权力来源，关心司法独立，关心政治竞争；它最深层的怀疑，不只是对“坏人掌权”的怀疑，而是：对任何人掌握不受制约权力的怀疑。

王志安表现出的是另一种明显倾向。他更关心“治理”，他说自己不反共，也不反党。2022年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王志安明确说，他反对的是“不合理的体制”“不合理的制度”“不合理的公共政策”。他说共产党叫什么其实无所谓；如果有一天共产党能够变成欧洲社会民主党，在民主制度下参加竞选，他“高度欢迎”。如果只有这句话，我甚至认为没有问题。一个民主主义者完全不需要“消灭共产党”，一个叫共产党、社会党、保守党或者人民党的组织，只要接受宪政、选举、司法独立和政权轮替，本来就有资格作为普通政党存在。

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他紧接着说的话：他不认为海外民运人士取共产党而代之，会把中国搞得更好；甚至认为：他们“大多数人还不如中国共产党”。这句话很王志安，它无意中暴露了他的政治思维框架。问题本来是：共产党有没有永久垄断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到了王志安这里，却变成：民运人士有没有共产党那么强的治理能力？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我当然也不相信把几个海外民运人士突然送进中南海，中国明天就会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民主从来没有建立在“反对党比执政党聪明”这个前提上，民主的逻辑恰恰是：即使反对党很愚蠢，它也有参选的权利；即使执政党能力很强，它也必须接受竞争和选民授权；即使共产党培养了大量技术官僚，拥有成熟组织体系，也不能因此推导出：它有权禁止其他人组织政党、出版报纸、参加选举。一个政党的“能力”，无法证明它垄断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可是王志安的思维，却经常从“能力”出发。谁有组织？谁有资源？谁能治理？谁能成功？谁能维持秩序？

这是一种很典型的治理主义。

四、“有没有用”，构成了王志安政治世界观中最稳定的标尺

王志安的政治判断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他喜欢问：有用吗？

四通桥事件最典型。2022年，彭立发在北京四通桥悬挂横幅，公开提出反独裁、要选票等政治诉求。这是习近平时代中国大陆极其罕见的一次公开政治抗议。

王志安当时却警告不要把事件“政治化”。后来袁莉在《不明白播客》中追问此事，他虽然承认“不政治化”这句话说得过于绝对，却依然坚持自己的基本判断。他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搞罢工、罢课、要求选票，现实上“没有一丝一毫的可能性”；很多海外人士更多是在用自己的政治审美去理解中国人的行动。

注意他的判断方式，不是首先问：彭立发要求选票是不是正当？而是问：实现得了吗？这两个问题看起来接近，其实相距极远。在一个专制制度下，一个人公开要求选举，也许短期内毫无实现可能。但如果一个政治权利必须“有实现可能”才值得提出，那么历史上绝大多数反抗，在开始的时候都是不理性的。苏联异议人士写地下刊物有什么现实成功概率？哈维尔写《无权者的权力》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正在掌权；刘晓波起草《零八宪章》时，中共政权也远没有摇摇欲坠。如果按照“能不能成功”衡量，许多政治抗议毫无意义。可政治伦理中还有另一种东西：一个人即使不能马上改变制度，仍然有权说出制度的不正当。原则的价值，并不完全来自成功概率。但王志安更信任结果，这与他的记者职业有关，也与整个改革时代的知识分子气质有关。他们不喜欢宏大理想，不喜欢革命，不喜欢牺牲，不喜欢激情政治；他们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解决问题。这原本是一种对意识形态狂热的纠偏，然而走到另一个极端，就会形成一种非常奇怪的政治哲学：凡是已经拥有力量的，就是现实；凡是尚未拥有力量的，就是幻想；共产党掌握军队，所以要面对现实；共产党拥有组织，所以要面对现实；共产党控制国家机器，所以要面对现实；公民没有组织、没有军队、没有媒体、没有选举，因此他们提出政治权利，就显得不现实。可是，一个专制制度最重要的功能，恰恰就是：让反对者永远没有形成力量的机会；然后再用反对者没有力量，证明反对者不配参与政治。这就构成了一个完美的循环：共产党因为垄断七十多年，所以具有治理经验；反对派因为被打压七十多年，所以缺乏治理经验。最后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还是共产党更靠谱。问题是：如果永远不给别人参加比赛的机会，又如何证明只有冠军会跑步？

五、他的“理性”，为什么总是对强者有利？

王志安最喜欢的自我定位之一，是理性。他的节目长期强调事实、专业、调查、证据，这原本是一件好事。在海外中文舆论场充斥阴谋论、谣言和“听床师”的环境里，一个强调事实核查的媒体人，本来具有重要价值。王志安确实也比大量政治自媒体更重视新闻事实，这是他的真正长处。但问题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是一回事。

一个人可以非常善于核实事实，却在价值判断上极为贫乏。更危险的是，他可能慢慢把自己在事实层面的专业自信，延伸到价值层面。于是“我知道事实”逐渐变成“所以我知道什么是合理的。”

王志安式“理性”最值得警惕的地方就在这里。当强者与弱者发生冲突的时候，所谓理性通常要求弱者：不要冲动，不要激进，不要挑衅，不要付出无谓代价；考虑实力差距，考虑现实结果，考虑老百姓会不会遭殃。这些话单独拿出来，每一句都可能正确，问题在于：为什么“理性”的成本总是由弱者承担？共产党镇压民主运动的时候，很少有人要求共产党“理性地考虑一下公民权利”；中共威胁台湾的时候，讨论却迅速变成台湾“不要刺激大陆”；独裁者制造了恐惧，最后却要求被统治者根据恐惧安排自己的行为；强者制造现实，弱者负责尊重现实，久而久之，“现实主义”便变成了一种非常隐蔽的强者伦理。它未必赞美暴力，却永远要求受暴力威胁的人先计算暴力；它未必赞成专制，却总在解释专制为什么如此强大；它未必反对民主，却不断提醒你：民主没有那么容易，民运也不怎么样，台湾也有问题，美国也在衰落。最后世界兜了一大圈，那个最不应该获得道德宽容的中共体制，反倒总能在比较中重新显得“也没有那么坏”。

这恐怕就是很多人感受到王志安“合理化中共”的真正来源。

六、他不是简单的共产党辩护士，而是成功者的解释者

我越来越不愿意用“大外宣”三个字概括王志安，那会让人误以为：如果王志安没有领取中共的钱，那么所有批评便不成立。

其实根本不是。比“大外宣”更值得讨论的是一种心理倾向：对现实成功者的天然尊重。共产党成功掌握了中国，所以它拥有需要认真对待的能力；海外民运失败，所以其失败反过来成为他们能力不足的证明；美国曾经成功，于是值得研究，如果美国今天出现社会问题，那么衰落本身又成为一个值得反复强调的事实；台湾如果面对中国军事压力，则军事力量对比迅速进入讨论中心。这种世界观最关心的不是：谁对？而是：谁行？“行不行”甚至会反过来决定“对不对”。

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成功主义，也是改开以后中国社会最普遍的价值观之一。谁发财，谁就有道理；哪个公司做大，哪个老板就成为导师；哪个国家强大，哪个制度就值得学习；哪个人失败，别人第一反应不是问他遭遇了什么，而是你为什么别人都行，就你不行？这种社会训练出来的人，很难真正理解失败者，也很难理解政治上的失败，并不能证明道德上的错误。

七、王志安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他的“适应”

如果一定要讨论王志安是否“功利”，我宁可使用另一个词：适应主义。

王志安是一个非常善于适应环境的人，这也是他的生存能力。他在央视知道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知道怎样利用体制留下来的新闻空间；知道怎样用反讽、暗示、边界表达来避开审查。后来离开央视，进入市场化媒体，再后来被全网封杀。2019年封杀以后，他最初并不是立即宣布与中共决裂。在《不明白播客》中，他非常坦白地讲过自己的心理过程。他曾经希望“表现好一点儿”，找人沟通，看能不能恢复账号、重新工作。后来到了海外，在仍然考虑回国的时候，他自己承认，在推特上的表达会比较谨慎，不可能百分之百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思讲话；等到最后确定不再回去了，他说自己才“无所谓了”。

我很欣赏他的坦白。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有这种计算。人在专制制度下生活，不可能永远英雄主义；一个人想保住饭碗、保住家庭、保住回国可能，并不构成什么道德大罪。真正值得研究的是：一个人长期进行这种计算以后，会不会把生存策略慢慢内化成价值观？什么时候该说？说多少？有什么后果？能获得什么？会失去什么？有没有必要？这些原本只是一个记者在审查制度下工作的职业技术，但久而久之，也可能变成一个人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原则开始需要计算，表达需要计算，反抗需要计算，最后政治本身也只剩下成本收益计算。这就是我所谓的“适应主义”。

王志安非常会活，而中国改开时代最奖励的，恰恰也是“会活”。

八、他当然不是没有理想

如果把王志安看成一个彻底的犬儒主义者，也不公平。王志安有新闻理想，这一点我并不怀疑。他做过长期调查报道，也确实愿意为节目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他在被中国互联网全面封杀之后，没有完全退出公共生活。2022年重新在YouTube做《王局拍案》，半年左右订阅就已经超过五十万。在《不明白播客》中，别人质疑他的YouTube节目是不是纯粹一门生意，他也有相当合理的反驳：如果只为了流量和挣钱，坐在家里做中南海内幕、政治传闻，成本显然比跑现场低得多。这一点我认为成立，所以我并不想把他描绘成一个只认钱的投机商人。他的复杂之处正在于：他有理想，但理想高度职业化；他相信“好新闻”，他相信事实，相信调查，相信职业规范，甚至相信媒体能够改善社会。但这里恰恰出现了王志安最大的思想断裂：新闻专业主义没有自动把他带到现代自由主义。一个人可以坚信新闻必须求真，却不理解权力为什么必须经过授权；可以反对审查，却没有系统思考言论自由为何是一种不可由统治者恩赐的基本权利；可以同情受害者，却同时相信国家治理必须首先考虑效率；可以反对习近平，却并没有真正完成从“好皇帝/坏皇帝”的政治观向现代制度政治的转变。

这形成了王志安非常奇特的位置：他反对很多共产党做的事，却不断理解共产党为什么会这么做；他认为中国制度存在严重问题，却又比绝大多数反对派更相信中共自身的组织能力；他期待民主，却常常怀疑那些真正要求民主的人。

九、他真正匮乏的，不是信息，而是边界意识

今天的王志安谈论的领域已经极其广泛。中国政治，台湾，美国，日本，战争，医疗，历史，法律，经济，社会案件，公共政策，国际关系，几乎无所不谈。

这是自媒体时代的必然。一个日更或高频更新的评论频道，本来就必须不断跨越专业边界。问题在于：一个优秀记者，与一个政治学者、历史学者、法律学者、国际关系学者，并不是同一职业。记者的优势是：迅速搜集信息，采访，核查，抓住新闻核心，把复杂事情讲明白；而理论研究要求的是另一种训练：概念，比较，文献，历史纵深，理论传统，以及最重要的——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

我认为王志安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没文化”，这样骂太容易。他的危险之处恰恰在于：他有足够多的知识，让普通受众感觉他什么都懂；又缺少足够严格的学术训练，让他始终意识到自己其实并不是什么都懂。采访经验很容易被误认为社会科学知识；人生经验很容易被误认为历史规律；常识很容易被误认为政治理论；媒体人的判断力，则最容易被扩张成跨领域权威。

所以，与其说王志安“没有学识”，我更愿意说：他常常把经验当知识，把常识当理论，把职业判断当学术判断，把媒体训练形成的自信延伸到远超新闻专业的领域。

十、他为什么总能说出与别人不一样的话？

王志安自己曾经透露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袁莉问他：为什么很多重大公共事件发生以后，他似乎总是喜欢站到与主流舆论不同的位置？王志安的解释非常坦率，他说，这与自己多年做电视评论有关，当几位评论员轮流发言，前面的人已经把通常观点讲完以后，轮到后面的评论员，如果还重复同样的意见，就没有价值，因此必须寻找一个别人没有说过的角度。

这种职业习惯，后来已经内化成了他的表达方式。它解释的已经不是某一期节目，而是整个“王志安现象”。新闻热点发生，社会形成一个朴素判断，王志安寻找反面，然后说事情可能没有你们想象得那么简单，接着开始拆解公众共识。这种方法当然有价值。人类需要怀疑者，一个新闻人如果永远跟随大众情绪，也不会产生真正的调查新闻。但它同时存在一个巨大的职业诱惑：反常识本身会成为产品。当“别人都这样认为，而我不同意”变成一个人长期建立个人品牌的方法以后，他会越来越敏锐地寻找逆向观点；互联网平台又会奖励争议，你越逆风，争论越大，争论越大，传播越广，传播越广，“王局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的人设越牢固。最后形成一个自我强化循环：逆向观点—争议—流量—独立思考人设—更需要逆向观点。这甚至不需要阴谋，平台自己就完成了训练。

十一、“我在他们面前自负，不是实事求是吗？”

王志安还有一个非常鲜明的性格特点：强烈的自我确信。袁莉曾经当面告诉他，一些认识他、同时认可其新闻能力的人，对他的性格用了“自负”“轴”“不认错”这样的词。王志安回答：“我在这些人面前自负，这不是实事求是吗？”谈到别人希望他承认观点判断错误时，他又说事实上的错误他可以认，但是“在观点层面上，你不要试图让我认错，这个比较难。”这两句话，已经构成人物画像。

王志安相信自己的职业训练，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自己比大多数中文自媒体更专业。老实说，其中有一部分也确实是事实，与大量靠谣言、阴谋论和情绪赚钱的政治YouTuber相比，王志安确实更像职业记者；问题出在另一半：如果专业自信失去边界，就会成为认知封闭。别人批评我，是因为不懂新闻；别人不同意我，是因为立场先行；别人要求我反思，是想让我低头。如此一来，一个人完全可以继续认为自己永远开放：我欢迎事实，我欢迎证据，我会更正事实错误，但是价值判断呢？政治判断呢？解释框架呢？

如果它们永远不进入可修正范围，那么所谓“理性”最终可能只是一个非常坚固的自我确认系统。

十二、王志安不是特殊人物，而是改开时代的一种标准产品

这才是我真正想写王志安的原因。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王志安，没有任何意义。问题是：有太多王志安。他们出生于毛泽东时代末期，少年时代经历改革开放，青年时代赶上八十年代思想解放；他们读书，相信知识，相信西方，也相信中国终将改革；他们很多人经历过八九，后来没有成为革命者，而是进入体制、媒体、大学、企业、法律界、文化界；他们讨厌文革，讨厌极左，赞成市场经济，希望法治，希望政府开明；喜欢胡耀邦、赵紫阳，后来喜欢朱镕基、温家宝；他们长期相信一件事：中国会慢慢变好，不需要革命，不需要剧烈制度更替，只要经济继续发展，中产阶级壮大，教育水平提高，法治不断健全，媒体不断开放，共产党最终也会越来越文明。这是整整一代中国知识职业者的政治信仰。他们最怕的不是专制本身，而是“乱”；苏联解体是乱，南斯拉夫是乱，文革是乱，革命是乱，群众运动也是乱。因此他们形成了一套非常稳定的政治性格：共产党当然需要改革，但是不能倒；民主当然很好，但是要慢慢来；人民当然应该有权利，但是群众容易被煽动；西方制度当然先进，但是也有很多问题；反对派当然可以存在，但是那帮民运实在不成器。

于是每当历史来到十字路口，他们永远能够找到一个不行动的理由。这就是所谓：民主缓行；再等等，条件还不成熟。

十三、结果，等来了习近平

这恐怕是这一代人最大的历史讽刺。他们等了几十年，没有等来民主，等来了习近平。他们曾经相信经济市场化会必然推动政治开放，结果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政治反而迅速倒退；他们相信中产阶级壮大会带来公民社会，结果中产阶级买房、移民、鸡娃，并没有自动变成政治公民；他们相信互联网会冲破信息封锁，结果中国建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数字审查系统之一；他们相信共产党内部存在改革力量，结果习近平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个人崇拜重新出现；他们相信不发生革命，就可以避免历史悲剧，但他们回避政治几十年以后发现：政治并没有因为他们不参与就消失。相反，政治以更强大的方式重新找到了他们。

王志安本人就是例子。他没有成为政治反对派，没有号召推翻共产党，甚至从未以反共人士自居。他只是做新闻，到2019年，他仍然被全网封杀。他后来自己分析，原因之一很可能就是影响力太大——微博有六百多万粉丝，而这种不受官方直接控制的社会影响力，对于体制本身就是危险。这其实已经把问题说明得再清楚不过：在一个极权化体制里，你不需要反对权力，权力也会反对你。你只需要拥有独立影响力，这就够了。

十四、最悲哀的是，他亲自经历这一切以后，仍然没有完全走出来

这可能是王志安这个人物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一个人如果一生生活在中国大陆，相信共产党尚可理解；一个人如果从未经历政治打压，对政治改革抱幻想，也可以理解。但王志安不一样。他见过央视内部的审查，经历过习近平时代媒体空间的全面收缩；自己的节目被停，自己被封杀，六百多万粉丝的微博消失；国内没有媒体敢再使用他，最后被迫留居海外。按照常理，这已经是一套完整的政治教育。

可即使如此，他仍然反复强调：自己“不反共”；海外民运多数人还不如共产党；激进政治行动缺乏现实可能；中国社会的改变仍需要考虑现存体制内部的力量。

这才是我觉得真正悲哀的地方。不是王志安坏，而是一个体制对人的塑造，可以深到这种程度：即使肉身已经离开体制，体制仍然住在人的头脑里。

十五、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如此能够影响中国人

有人问：王志安这么一个人，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答案也许非常简单：因为他让很多中国人感到舒服。他既允许你批评共产党，又不要求你承担“反共”的心理压力；他允许你讨厌习近平，同时保留对“中国治理能力”的自豪；他告诉你美国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台湾民主也一地鸡毛，海外民运更不怎么样，共产党当然有问题，可事情很复杂；最后，一个大陆中产阶级翻墙出来看完节目，会得到一种非常舒服的心理平衡：我不是粉红；我也不盲目崇拜西方；我比反贼理性；我看到了中国的问题，也看到了西方的问题。这是一种极有吸引力的身份，它甚至提供了一种智力优越感：别人都有立场，只有我有事实；别人情绪化，只有我理性；别人反共是信仰，我是在独立思考。

王志安最成功的产品，也许并不是任何一期节目，而是这种身份。

十六、为什么“王志安现象”比王志安本人重要

如果有一天王志安不做节目了，问题不会消失。还会出现另一个王志安，因为市场仍然存在。

中国存在一个巨大的群体，他们已经不再相信《人民日报》，也不再相信央视新闻，但他们同样排斥“反贼”。他们想知道真相，却不愿意因此重新审视自己过去几十年关于中国制度的基本信念；他们希望找到一个人告诉他们：共产党确实有很多问题，但海外反对派也不怎么样；美国并不值得崇拜，民主未必那么好，台湾也不是你想的那样；中国人最应该做的还是现实一点。

王志安恰好填补了这个位置。所以他不是偶然，他的成功本身就是社会心理的投射。

十七、王志安的悲哀，不是他不聪明

王志安恰恰是聪明人。反应快，表达能力强；职业经验丰富，懂传播，懂观众，也懂中国社会。甚至因为足够聪明，他比很多人更善于解释现实。然而他的悲哀恰恰在这里：他太善于解释现实，却不太愿意质疑现实本身。共产党为什么强大，他能解释；民运为什么失败，他能解释；台湾为什么必须考虑大陆，他能解释；美国为什么存在问题，他能解释；中国人为什么不能马上民主，他也能解释。

可是所有解释累积到最后，就会出现一个荒诞的结果：那个制造这些现实的制度，反而被现实证明为合理。共产党压制公民社会，于是中国没有成熟公民社会，然后因为中国没有成熟公民社会，所以不能剧烈民主化；共产党消灭政治反对派，于是反对派没有执政经验，然后因为反对派没有执政经验，所以还是共产党比较会治理；共产党压制工会，于是工人无法组织；共产党压制独立媒体，于是社会缺乏公共讨论；共产党压制选举，于是公民缺乏民主经验。最后所有中共制造出来的后果，反过来都成为：中国还不能离开共产党的理由。

如果所谓理性最后走到这里，那么我只能说：这种理性最需要反思的，恰恰是自己。

十八、谁规定改变中国一定要靠最有能力的人？

还有一个隐藏得更深的问题。王志安以及很多治理主义者，都喜欢讨论：谁有能力改变中国？共产党有组织，有官僚体系，有资源，所以改革最可能来自共产党内部。从技术层面说，这可能并非完全错误。历史上很多民主转型，确实存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改革派。但问题是：可能性判断不能取代价值判断。

如果明天中共中央内部出现一个“中国戈尔巴乔夫”，推动政治改革，我当然欢迎。但这不能推导出：中国人因此只能等待共产党恩赐。政治权利不是共产党发给中国人的礼物，言论自由不是改革派的恩典，选票也不是共产党准备好了才赏给公民。如果一个人的全部政治想象，都建立在统治者“自我转变”之上，那么所谓民主最后仍然停留在传统中国的圣君政治里：盼明君，盼青天，盼开明派，盼上面想通。只不过“明君”换成了“党内改革派”。形式变了，精神结构没有变。

十九、真正的现代政治，是允许无能的人拥有权利

这一点恰恰最反常识。民主制度从来没有保证：聪明人统治，专业人士统治，好人统治；美国人可能选出糟糕总统，台湾人也可能选错人，欧洲选民也会被民粹煽动。

但民主制度保护的是另一件事：普通人的政治主体资格。一个农民未必懂宏观经济，但他的选票并不因此只值半票；一个出租车司机可能不懂外交，但政府也不能因此禁止他批评战争政策；一个反对党可能能力很差，但不能因为执政党自认为能力更强，就把它抓进监狱。这就是自由民主最反功利的一面：权利并不由能力决定。

可中国人接受了太久的反向教育。谁懂，谁才配说；谁专业，谁才配决定；谁成功，谁更有资格；谁治理能力强，谁就应该掌权。这套东西最后非常容易回到：技术官僚专政，开明专制，贤人政治。而共产党最喜欢的合法性叙事，也正是你们可以不喜欢我，但是还有谁能管理十四亿中国人？

二十、王志安并不可恨

写到这里，也许有人会以为我很讨厌王志安。其实没有。我甚至认为，如果把海外中文政治自媒体放在一起比较，王志安仍然是其中职业能力比较强的一个。我也不认为他是一个恶人。他有普通人的虚荣，普通人的自负，普通人的算计，也有记者的理想，职业荣誉，对事实的执着。这些东西可以同时存在。一个真实的人本来就应该如此复杂。

“大奸大恶”并不是我对王志安的判断。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为什么这样一个并不邪恶、甚至受过不错教育、有新闻理想、亲自经历专制压迫的人，仍然能够在很多关键政治问题上，反复回到对既成权力的理解与尊重？

答案如果只是“他拿了中共的钱”，这个人物反而没有价值。更让人不安的答案是：也许根本没有人买他，那套思想原本就在他身体里。

二十一、这才是时代的悲哀

王志安只是一个人。真正值得哀叹的是那个生产王志安的时代，那个时代曾经给中国人巨大希望。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九十年代的市场化，加入WTO，互联网，都市媒体，法律改革，公民社会，调查记者，公共知识分子。所有人似乎都相信：中国终于离开毛时代了，只要再向前走一点，再等几年，再富一些，再开放一点，民主就在远处。

然而几十年过去，很多当年最相信进步的人突然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领袖”“忠诚”“斗争”“国家安全”的政治语言里。

这一代人一生最大的错误，也许不是不勇敢，而是太相信历史会自动前进。他们以为经济可以代替政治，专业可以代替权利，治理可以代替民主，渐进可以无限期延长；只要大家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中国自然会变好。直到有一天才发现：如果没有人捍卫制度，制度可以倒着走；如果没有人保卫权利，权利不会因为GDP增长自动出现；如果所有人都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那么永远不会有时候。

结语：一个走出墙却仍然携带着墙的人

所以今天再看王志安，我最深的感受已经不是愤怒，而是悲哀。

一个1968年出生的人，经历毛时代最后几年，赶上八十年代，上过武汉大学，读过北京大学，进入中国最重要的新闻机构，见过改开年代最好的央视，做过调查新闻，经历习近平时代；被封杀，离开中国，来到自由世界，拥有任何一个中国大陆记者曾经梦想过的东西：不需要送审，没有宣传部，没有总编审查，没有禁令，没有红线，可以自由采访，自由出版，自由批评最高领导人。可是，一个人真正走出专制，并没有那么容易。国境可以跨过去，制度留下来的思维却未必。

墙最坚固的部分，也许从来不在北京，而在人脑中。

王志安当然可以继续批评共产党，他也会继续揭露大量中国社会问题。我甚至相信，他以后还会做出一些很好的报道。但如果一个人仍然习惯：用实力衡量政治，用成功证明正确，用治理能力替代政治合法性，用现实的不可能否定权利的正当，用反对派的弱小证明统治者的强大具有某种合理，那么他即使每天都批评习近平，也未必真正离开了那个制度的精神世界。

这便是王志安其人的悲哀。比一个人的悲哀更深的是：有无数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在听他说话的时候，感到的不是陌生，而是亲切。他们从他那里听见的，其实是自己几十年来早已形成、却从未认真检查过的一套世界观。

所以王志安能够带节奏，并不因为他的思想有多深，也未必因为他背后站着什么神秘力量，而是因为在一个漫长的专制社会里，最成功的统治，并不是让所有人天天歌颂统治者，而是让那些自认为最理性、最独立、最不受宣传影响的人，在离开宣传以后，依然会本能地替既成权力解释世界。

一个人走出了墙，墙却跟着他走了出来。这不是王志安一个人的故事，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故事，也是这个时代真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