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的变量与所谓的中共基本盘

艾地生

谈论中国政治转型时，人们经常提出一个问题：中共究竟有没有一个庞大而稳定的“基本盘”？

一种常见说法认为，中共拥有数量惊人的支持者。他们可能来自体制内，可能是民族主义者，也可能是互联网上那些逢党必护、逢西方必骂的人。于是进一步推论：中国之所以长期维持现有政治秩序，不仅因为中共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机器，也因为它拥有一个规模巨大的社会支持基础。

这个判断可能混淆了几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支持一个政权，依附一个政权，服从一个政权，以及愿意在危机时刻保卫一个政权，并不是一回事。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重新观察中国社会，就会发现所谓“中共基本盘”其实是一个内部差异极大的松散联盟。真正发自内心希望共产党永久统治中国的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支撑现有政治秩序的，更大力量来自两类人：一类是与现行权力结构存在利益和组织依附关系的人；另一类，则是数量远为庞大的、平庸而沉默的大多数。

前者构成政权的骨架，后者构成政权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理解这两类人，可能比统计中国究竟有多少“小粉红”更有意义。

一、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

如果一定要寻找对现行体制具有较强存续利益的人群，首先应该看到的是那些与权力结构深度绑定的人。高级官僚、部分国企和金融系统高层、权贵资本以及围绕权力形成的利益网络，都属于这一范畴。他们与普通公务员并不完全相同。

一个普通基层公务员首先关心的可能只是工资、养老金、住房和职业稳定，而一个依靠现行权力结构获得财富、地位和特殊资源的人，面对政治制度发生根本变化时，需要考虑的则可能是财产、身份、既往责任以及整个家族未来的位置。因此，他们维护现状具有非常现实的理由。

但这里有一个容易产生的误解：利益绑定并不等于政治忠诚。恰恰相反，越接近权力和财富中心的人，往往越懂得政治风险。他们可能比普通人更早安排资产，更早建立海外关系，更早为子女准备不同的人生出口，也更善于在不同政治可能性之间下注。

所以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是：最依赖体制的人，未必是最后保卫体制的人。

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里，他们当然可能表现出极高忠诚；但这种忠诚背后的计算是：现有制度仍然能够提供最大的安全和收益。一旦这个前提发生变化，忠诚也可能迅速重新定价。昨天还在维护旧秩序的人，明天完全可能成为最积极寻找新秩序入口的人。因为他们真正忠诚的对象，从来未必是什么主义，而是安全。

二、强制机器：最值得观察的不是态度，而是组织

第二个重要群体，是军队、武警、公安、国安以及各种维稳机构中的核心人员。他们和一般意义上的公务员也有所区别，因为他们直接掌握着国家的强制能力。然而讨论这个群体时，如果只问“他们是否忠于共产党”，其实仍然问错了问题。真正重要的是：当政治危机出现以后，组织还能不能运转？

一个国家拥有几百万名军警，并不意味着最高权力就拥有几百万个可以无条件执行任何命令的人。命令从最高层发出以后，需要经过层层组织系统才能变成现实行动。其间涉及财政、后勤、干部控制、信息传递、责任承担以及基层执行者对政治局势的判断。在正常时期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国家机器，一旦进入严重危机，真正决定它命运的往往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组织链条。基层警察开始担心工资还能不能发；中层干部开始判断上级还能维持多久；地方官员开始考虑谁会为镇压承担责任；军队指挥官开始判断命令究竟来自国家还是某个正在失势的政治集团；每个人同时又在观察其他人准备怎么办。

这时候，一个原本高度稳定的组织就可能进入完全不同的博弈状态。所以对于任何威权政治而言，最危险的时刻都未必是街上出现了多少反对者，而是国家机器内部开始出现一个问题：“如果别人不再执行命令，我为什么还要执行？”一旦这个问题从个体疑问变成集体疑问，权力结构的性质就改变了。

三、意识形态信徒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化

第三类是真正相信现行政治秩序具有正当性的人。但如果把他们简单称为“共产主义信徒”，恐怕会严重误判今天的中国。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最终理想的人，也许已经不是决定性的政治力量，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套更加具有现实生命力的观念：中国不能乱；中国太大，不适合西方式民主；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中国就可能重新陷入分裂；西方并不真正希望中国强大；个人自由固然重要，但国家崛起更加重要；共产党虽然问题很多，但至少能够维持稳定和国家统一。这已经不是传统共产主义；它实际上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历史创伤记忆、发展主义与威权秩序观念的混合物。

我们不能简单把所有相信这些观念的人都理解成愚昧或者被洗脑。因为有些人确实是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信息环境中形成了这样的世界观。也正因为如此，这部分政治心理才值得认真对待。但是即使如此，它仍然存在一个根本弱点：过去几十年中国民族主义最强大的现实支柱，是“国家正在不断变强”；如果经济长期衰退、社会流动停滞、年轻人看不到未来，而与此同时国家仍然要求个人不断以牺牲来证明忠诚，那么“民族复兴”这套宏大叙事还能维持多久，本身就是一个未知数。

四、真正庞大的基本盘：平庸的沉默的大多数

然而，如果只分析以上三类人，我们仍然可能高估意识形态在中国政治稳定中的作用。真正支撑现有秩序的最大社会力量，也许根本不是那些每天高喊“永远跟党走”的人，而是那些什么也不喊的人。他们是公司职员、小商人、教师、司机、个体户、退休老人、工厂工人、城市中产、农村家庭以及无数只想过自己日子的普通人。

他们未必喜欢共产党，甚至可能经常骂共产党。他们骂腐败，骂官僚，骂房价，骂教育，骂医疗，骂地方政府，骂社会不公。但是当话题真正进入政治制度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说：“换一个就一定好吗？”“老百姓只要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了。”“政治离我们太远。”“中国不能乱。”“真乱起来倒霉的还是普通人。”这些话看起来没有任何政治激情，然而恰恰是这种没有政治激情的态度，构成了一个威权秩序最广阔的社会土壤。

维持一个政治制度，从来不需要所有人热爱它；甚至不需要多数人热爱它，它只需要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间里认为：改变它的成本，高于忍受它的成本。这才是所谓“基本盘”真正值得研究的地方。

五、沉默并不是忠诚，而是一种风险计算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契约其实并不复杂。对于大量普通人而言，它甚至可以概括成一句非常朴素的话：你不要碰政治，我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好。工资增长，住房升值，城市扩大，孩子可以读大学，生意还有机会，阶层还有上升空间；今天比昨天好，明天大概率又比今天好。只要这种预期存在，人们为什么一定要冒险挑战政治制度？自由是抽象的，而房子、工作、孩子、养老金和银行存款都是具体的。于是政治冷漠成为一种非常理性的生活策略。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热爱共产党。相反，他们中的很多人根本没有认真想过共产党。政治只是生活背景，像天气一样存在。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沉默支持的基础并不是信仰，而是预期，而预期是会改变的。

六、一个社会最重要的变化，是“忍耐公式”发生改变

一个普通人是否愿意接受现状，其实始终存在着一套看不见的计算：改变有没有可能？改变需要付出什么代价？维持现状还能得到什么？未来会不会比现在更糟？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这道题很容易回答。即使今天有很多不公平，只要相信五年以后自己的生活会更好，人就愿意忍耐。真正危险的不是贫穷本身，而是预期逆转。当一个年轻人发现父母那一代相信的上升通道已经关闭；当中产发现房产不再意味着财富增长，而可能意味着长期负债；当小企业主发现努力并不能换来稳定预期；当公务员开始担心工资和养老金；当地方政府连基本公共服务都开始捉襟见肘；社会心理就会悄悄改变。最开始，人们并不会走向政治反抗。他们首先做的是降低消费、减少投资、不结婚、不生孩子、考公、躺平、移民，或者想办法把钱转出去。这些看起来都是个人选择，实际上却可能是社会信心撤退的不同形式。

一个社会真正深刻的政治变化，往往早在街头政治出现以前就已经开始了：人们首先停止相信未来。

七、财政，是连接所有群体的一根隐形绳索

这也是为什么观察中国政治未来，财政能力可能比网络舆论更加重要。

现代国家不仅依靠暴力维持。它首先依靠支付，公务员需要工资，警察需要工资，军队需要经费，退休人员需要养老金，地方政府需要维持医院、学校、公交和基层行政，国企需要信用，地方需要土地财政或者替代收入，庞大的行政机器每一天都需要真实的现金流才能继续运转。

财政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它同时也是政治问题。钱还能发的时候，忠诚可以得到奖励；晋升仍然存在的时候，服从具有收益；养老金有保障的时候，中产和体制人员更加害怕动荡；地方财政能够运转的时候，基层机器能够执行命令；经济仍然增长的时候，普通人愿意用政治沉默交换生活改善。真正危险的，是这些条件同时开始松动。

八、所谓基本盘，可能具有惊人的流动性

如果未来中国真的出现重大政治转型，一个今天看起来令人难以想象的场面完全可能出现：过去最积极维护现状的人，开始重新解释自己的过去。有人会说自己其实一直反对极端政策；有人会说当年只是为了养家糊口；有人会拿出一些陈年旧事，证明自己曾经暗中帮助过别人；宣传系统可能突然开始出现新的语言；官僚系统会出现新的政治表态；知识界会重新发现自己曾经的怀疑；甚至曾经最激烈的民族主义者，也可能重新解释自己过去的言论。这并不神秘，因为一个威权体系最容易制造的错觉，就是把公开服从误认为私人认同，把集体沉默误认为政治忠诚。

当所有人都认为别人支持现状的时候，每个人都有理由继续沉默。而一旦越来越多人发现：原来别人也不相信，社会心理就可能出现极快的变化。昨天还是坚不可摧的共识，第二天突然变成无人愿意承认自己曾经相信过的东西。

九、决定转型的不是愤怒，而是临界点

判断中国是否可能发生政治转型，不能简单观察社会上有多少不满。任何社会都有不满，中国社会长期以来也从来不缺少怨气。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分散的不满能够变成共同预期？

一个人对政府不满，并不会自动反抗；一百万人各自在家里不满，也仍然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其他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人怎么想。政治转型真正关键的变量不是愤怒的总量，而是人们对其他人行为的判断。普通人开始相信别人也可能行动；官僚开始相信上级未必能够继续控制局面；资本开始相信政治风险已经超过留下的收益；地方开始相信中央未必能够继续提供资源；强制机器开始怀疑命令是否仍然具有未来意义。当这些判断互相强化时，一个社会才真正接近临界点。

十、中国转型最大的变量，恰恰是那些今天什么也没有做的人

我越来越认为，中国未来真正值得观察的，并不是那些已经明确反对共产党的人，这些人的政治态度其实是已知变量；同样，那些真正坚定维护现政权的人，也不是最值得研究的对象，他们同样是已知变量；真正巨大的未知变量，是夹在两者之间的亿万普通人。他们今天上班、还房贷、接孩子放学、刷短视频、抱怨工资、担心养老，偶尔骂政府，也偶尔为国家取得的某项成就感到自豪。他们没有政治纲领，没有组织，甚至没有改变制度的愿望，他们只是想过正常生活。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是最大的变量。

在秩序仍然能够提供安全感的时候，他们是现状最庞大的缓冲层。他们不会为了抽象政治理想轻易冒险，但是如果有一天，维持现状本身开始意味着越来越大的风险，他们的计算也会发生变化。而一旦这种变化出现，它未必表现为突然产生民主信仰，更多时候，可能只是一个极其朴素的念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历史上许多巨大的政治变化，最开始都不是因为多数人突然拥有了共同理想，而是因为越来越多人同时失去了继续忍耐旧秩序的理由。

十一、真正的问题不是谁忠于共产党

与其争论中国到底有多少人“真心拥护共产党”，不如换一个问题。

中共真正的社会基础，也许从来不是一个庞大的共产主义信徒集团，而是一个由利益依附、组织服从、秩序需求、风险恐惧、发展预期和民族主义共同维系起来的联盟。

这个联盟非常强大。因为在过去相当长时期里，不同群体虽然理由完全不同，却得出了同一个结论：维持现状对我更有利。但它同时存在一个结构性的脆弱之处：这些人忠诚的并不是同一种东西。权贵需要利益，官僚需要前途，强制机器需要组织和财政；中产需要财产安全，普通人需要生活改善；民族主义者需要国家不断强大的证明；沉默的大多数需要的是可预测的明天。

所以中国政治转型真正值得观察的，并不是某一天突然出现了多少反对者，而是这些维系现状的理由是否正在一个接一个地消失。最终决定一个政权命运的，也许从来不是：还有多少人愿意高喊忠诚？而是另一个安静得多、却危险得多的问题：当继续服从已经不能换来安全、利益和可以期待的未来，还有多少人认为维持现状值得？

一旦这个答案发生根本变化，所谓坚不可摧的“基本盘”，可能比人们想象的更加流沙化流散化。

而中国转型最大的变量，也恰恰隐藏在那些今天最平庸、最沉默、最不关心政治的人群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