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太平洋的军事“大跃进”

《华盛顿观察家报》外交政策撰稿人兼编辑汤姆·罗根（Tom Rogan）今天8月13日在《华盛顿观察家报》发表的评论－－中国向太平洋的军事“大跃进”，值得一读：

中国正迅速增强其跨越太平洋进行军事力量投射的能力。此举彻底打破了五角大楼长期以来持有的一个观念，即中国的威胁仅限于连接日本与关岛的“第二岛链”范围内。这一发展态势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主席习近平谋求全球霸权的野心。

与毛泽东时期灾难性的“大跃进”不同，习近平的军事“大跃进”既合乎逻辑又切合实际。

美国自身招致了这一严峻挑战。正如预料的那样，在与伊朗的战争中，“爱国者”和“萨德”（THAAD）防空系统的弹药库存已严重耗尽。尽管这些系统表现出色，但仍有部分导弹突破了防御。如果伊朗导弹能够穿透并消耗美国的防空网络，那么中国就有能力对这些网络所保护的军事力量发动毁灭性打击。

有人认为，美国可以通过完全回避这一问题来减轻中国的威胁——即承认台湾问题本质上是北京的家务事，与美国无关。然而，这些评论人士未能认识到，中国的目标不仅仅是台湾，它还意图控制美国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包括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和韩国。

此外，台湾的陷落或北京强行夺取南海控制权，对美国利益造成的损害将远超伊朗政权存续所带来的影响。这些后果将导致台湾无价的半导体芯片制造业被夺取或摧毁。这将使北京能够利用各国对价值数万亿美元贸易航线的必要准入权，来换取它们的政治效忠。这将确立中国作为崛起中全球大国的地位，迫使各国在明显损害华盛顿利益的前提下向北京屈服。事实上，在美国一些最亲密的盟友身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态势。

而且，时间也不站在美国这一边。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萨姆·帕帕罗（Sam Paparo）去年警告称，解放军“在台湾周边采取的咄咄逼人的行动不仅仅是演习，更是武力统一的预演。[中国]在2024年将针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升级了300%。”与2024年相比，2025年解放军针对台湾的行动进一步升级。习近平已指示解放军做好在2027年前夺取台湾的准备。

要理解解放军这一“延伸利刃”所构成的威胁，中国的YJ-20高超音速反舰弹道导弹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它将中国舰载反舰导弹的射程有效提升了三倍，达到700至900英里。一旦台海危机爆发，这一射程将使解放军能够打击位于菲律宾海（其可能的机动区域）内的美国航空母舰。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正如美国海军学会（U.S. Naval Institute）近期指出的那样：“随着052D型[军舰]具备发射YJ-20的能力，再加上现有的055型驱逐舰[军舰]，北京方面将能够部署一支由至少45艘军舰组成的高超音速海上打击力量。”中国造船速度之快、规模之大，意味着到2030年，可能将有超过70艘具备部署YJ-20能力的军舰投入使用。而这仅仅是指搭载YJ-20的舰艇。

情况还不止于此。

中国还拥有YJ-21，这是YJ-20的空射型“搭档”。这些武器由轰-6轰炸机携带，能够从陆、空、海三个维度对美国海军发起高超音速“蜂群”式协同攻击，构成严重威胁。这些导弹的飞行速度超过每小时4500英里，且在末端机动阶段速度会大幅提升，导致美军几乎没有时间进行规避或拦截。鉴于其极高的速度和巨大的动能，即便只有一枚导弹命中，也极有可能击沉美军驱逐舰或巡洋舰；若击中航空母舰，则会造成灾难性破坏。正如美国的“萨德”（THAAD）系统弹药一样，这些武器也需要稀缺的备件，且制造过程耗时漫长。

然而，中国计划部署数百枚此类武器，并将其视为在战争初期瓦解美国海军力量投射能力的手段。诚然，美方确实拥有能削弱这些武器打击精度的能力；但中国在目标锁定方面的多重冗余能力——包括其太空力量——也正在迅速发展。

不过，这仅仅是冰山一角。

解放军还拥有旨在摧毁关岛关键美军基地的东风-26D（DF-26D）弹道导弹，以及能够对冲绳和夏威夷目标实施同样打击的东风-17（DF-17）和东风-27（DF-27）高超音速导弹。其歼-36（J-36）战斗机堪称真正的第六代战机，具备远程隐身作战能力，使中国能够摧毁美军雷达和空中加油机。在新型雷达系统的支援下，歼-36甚至可能拦截美军B-2隐身轰炸机及其他关键军事资产。简而言之，中国正在构建强大的远程军事力量。其战略意图在于实现四大目标：让美国意识到战争代价高昂到根本无法考虑开战；具备武统台湾及压制太平洋国家主权的能力；有能力击败美军的任何军事抵抗；以及具备以核毁灭威胁美国的能力。

解放军的专业作战能力也在不断提升。

例如，俄罗斯显著增强了解放军削弱美军关键作战优势（即潜艇部队）的能力。尽管习近平对解放军高层的清洗在短期内造成了一定动荡，但这确保了他绝对的领导地位。鉴于习近平将“由共产党实现对台统治”视为关乎其个人及中国政治命运的紧迫议题，他对解放军的绝对掌控预示着该军队将采取更为强硬的姿态。

借用英国空军元帅亚瑟·哈里斯（Arthur Harris）的话说，关键问题在于：一旦爆发战争，美国能否让中国“自食其果”（即“种风得暴”）。唯有建立一种兼具紧迫感、创造力、冗余度和规模效应的协同防御体系，才能给出肯定的答案。这意味着必须放弃诸如“特朗普级”战列舰这类虚荣项目，转而建造能够抗衡解放军强大火力规模与威力的战舰；同时也意味着要增加美军可用资源，并推动美军战略重心向中国倾斜。北约（NATO）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与利益至关重要，但欧洲盟友必须加大努力，以减轻美国海军和空军的负担。美国弹药储备的消耗也凸显了为何针对伊朗采取“秘密行动与复杂外交相结合”的策略优于直接开战（尽管任何允许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都是不可接受的）。

此外，虽然“萨德”（THAAD）及其他尖端精密弹药要到2030年才能实现大规模生产，但五角大楼可以加强对成本较低、易于规模化生产武器的研发与采购，以填补能力缺口。如果这意味着要奖励像Anduril这样高效的制造商，那就这么做；如果这意味着要罢免像波音公司凯利·奥特伯格（Kelly Ortberg）这样效率低下的国防巨头高管，那也应果断行事。同样，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在选拔将领时，不应看重其对自身政治形象的所谓忠诚度，而应考察其实际领导并取得成效的能力。

如今的习近平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已与五年前截然不同。如果美国不能针对这种变化做出有力应对，那么在未来五年内，美国恐怕将不得不面临两难抉择：要么采取灾难性的绥靖政策，要么遭受毁灭性的军事惨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