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海外民运近期内讧——界立建被赶出队伍的故事

二〇二三年至二〇二五年间，海外民运经历了一场持续数年的组织危机。这场危机并非由单一事件引发，而是在长期积累的路线分歧、组织治理问题、领导权竞争、财务争议以及海外民运生态变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逐步爆发，并最终导致组织分裂、领导体系并存以及新的政治组织不断出现。 

危机的导火索之一发生于二〇二三年十一月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人道中国、中国人权、中国民主人权联盟、民主中国阵线等多个海外民运团体联合组织两百余名人士前往旧金山，就中国人权、民主自由等议题举行示威活动。全联总青年部执行长界立建担任活动总召集人。会议期间，示威者与欢迎中国领导人的人群多次发生言语冲突及肢体冲突。十一月十六日，界立建、王中伟等人与欢迎人群再次发生冲突，界立建随后被旧金山警方逮捕，并被控共谋、抢夺、攻击他人及持有催泪瓦斯等多项刑事罪名。虽然多个海外民运团体随后联合发起募款，为其筹集约两万美元法律及行动经费，并于十一月二十日获准保释，但此后党内部分人士陆续质疑相关募款及资金使用情况，认为善款流向缺乏透明度，部分在APEC抗议中受伤的参与者未获得应有补偿，而界立建个人生活方式却引发外界议论。这些质疑虽主要来自党内人士，并未形成公开调查结论，但已成为日后组织内部矛盾不断升级的重要因素之一。

尽管围绕旧金山事件的争议持续存在，界立建在组织内部的政治地位却进一步提升。二〇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一日，中国民主党全联总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郑存柱当选主席，界立建当选副主席。会后，郑存柱提出恢复使用“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这一历史名称（去掉“全国”两字），希望借此强化组织的历史延续性。同年七月，早期民主党建党参与者朱虞夫抵达美国，为组织带来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人物资源，也使其日后在组织危机中的调停角色具有特殊地位。

然而，二〇二四年八月发生的唐元隽事件再次重创组织。身兼全联总秘书长及美东党部主席的唐元隽在纽约法拉盛被美国执法部门逮捕，美国司法部指控其自二〇一八年以来涉嫌充当中国国家安全部的非法代理人。事件发生后，美东党部虽然成立紧急过渡小组试图维持组织运作，但重组工作最终未获成功。郑存柱随后公开批评唐元隽未经授权擅自调整党部组织关系，美东党部最终于同年十月正式解散。这一事件不仅削弱了全联总的组织能力，也进一步加剧了党内对于领导层管理能力及组织安全问题的质疑。 

进入二〇二五年，联总内部长期积累的矛盾全面爆发，并迅速演变为公开的领导权危机。一月二十六日，郑存柱发布内部通知，指出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存在重大舞弊行为，建议暂停包括其本人、界立建及监察委员会主席林正治在内三名主要当选人的职务，由朱虞夫主持临时工作，重新组织选举并调查相关争议。郑存柱此举意味着对第五次代表大会合法性的全面否定，也开启了组织内部重新分配权力的过程。

界立建阵营则迅速作出反应。次日，其合作者召开所谓“常务委员会”会议，在未经原有组织程序授权的情况下推举界立建担任代理主席，并开始以新的领导体系对外开展活动。一月二十八日，朱虞夫发表声明，指出界立建在旧金山APEC示威活动中涉及暴力冲突，与中国民主党长期倡导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相违背，希望其暂时退出党务工作，以维护组织形象。此后双方矛盾进一步公开化。一月二十九日，界立建阵营再次召开会议，宣布郑存柱已经辞职，而郑存柱本人则立即出席会议，当场否认相关说法。

二月一日，联总恢复使用“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名称，并召开第五届代表大会第一次总部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由朱虞夫主持的调查及临时执行机构，对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及相关争议展开独立调查，同时宣布暂停郑存柱与界立建二人的职务。与此同时，界立建阵营继续以“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名义发布公告，拒绝承认上述决定，并反过来指责郑存柱从事分裂活动。至此，全联总事实上形成两个互不承认合法性的领导体系，围绕组织名称、代表大会合法性、主席职务以及组织控制权展开全面竞争，长期存在的路线分歧和权力斗争最终公开化、制度化。

二月十五日，朱虞夫在全联总会议上宣读《关于界立建脱党问题的处理决定》。决定指出，界立建拒绝执行组织决议，脱离全联总，自行伪造党部文件，对外自称“代理主席”，并于二〇二五年二月七日另行注册“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继续以民主党名义组织活动，违反党章规定。因此，全联总宣布界立建自动丧失党员资格及第五次代表大会产生的总部副主席职务，并声明其今后举办的一切活动均与全联总无关，相关法律责任由其个人承担。这标志着双方组织关系正式破裂，分裂进入制度化阶段。 界立建并未因此退出海外民主运动。二〇二五年三月，其成立“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继续组织街头抗议及政治活动，使原有组织分裂进一步固定化，也形成多个相互竞争、彼此否认合法性的海外民主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