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数据是伪造的，证明如下。

大饥荒质疑

1. 人口疑案：

   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几千万人的说法一直争议很大，赞成派的主要依据是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发表的数据，包括1960年中国总人口减少整整一千万。这个数字是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得到的，当时没有马上公布。1984年《年鉴》公布后引起很大震动，整个改变了人们对饥荒严重性的看法。但这一千万整数出奇巧合，令人怀疑，也没有其他原始数据支持这个结论。

相反，该《年鉴》同时发表了一个与此矛盾的数字，既1960年中国人口增长率为－4.57‰。1959年底中国人口数为67207万，由此推算当年的人口减少数应当是307万，与一千万相差近七百万，很难用计算误差来解释。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2006年底曾经登门拜访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老先生。他的回答是，一千万是巧合，万位数以下不是整数，两组数据矛盾的结果是用两种不同算法得出的。我当时对此答复感到满意，可是后来觉得这种解释不足以说明问题。我相信李老先生讲的都是实话，但他在1964年人口普查时，还在中南海担任李先念的秘书，没有参加统计局的工作。所以他的解释应该是从别人那里得来的二手资料，不一定绝对准确。关键问题是矛盾的两组数据哪个更可靠。

1964年普查其实是1%人口抽样调查。人口减少一千万据称是当年户籍统计的结果，而出生和死亡率是1%的抽样调查的结果，后者应该更可靠。按照常规，当年户籍统计应该只做参考，因为它无法及时反映人口移动和生死变化。人口总数应以1953年人口普查结果为基础按照历年出生和死亡率推算出来。如果推算结果与户籍统计差距较大，应该相互调整。无法将差距缩小到可接受程度则表明至少一组数据不可靠。

另外，人口减少一千万以及饿死几千万的说法，与当时的社会现象不相符，缺乏证据支持。比如，1875年和1929年饥荒都有大批饥民骨瘦如柴的照片。1959-1961年各县都有照相馆，政府和私人也有相机，却没有发现一张此类照片。政府没有发布禁令不许拍照，饥荒发生后中央派到灾区的调查组也没有留下类似照片。很少发现集中掩埋的尸体。几乎没有饥荒导致荒芜或接受大量移民的村庄。没有大批因饥荒造成的重组家庭和不同父母的兄弟姐妹。文革红卫兵大串联离饥荒只有六年左右，涵盖所有灾区包括河南四川。当年的省领导如吴芝圃李井泉都挨批斗如过街老鼠，大跃进时期饿死人尽人皆知。但直到1984年《年鉴》发表前，没人提过饿死几千万的可能性。如果历史性大饥荒确实发生了，上述长期存在的证据应该不难找到，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除几个重灾区外，饥荒研究中大量死人现象大多根据文革后的回忆，缺少以上所述可以验证的实物证据。

本文试图论证，饿死几千万的说法违背事实，因为导致这个结论的关键数据不可靠，很可能是人为制造的。

2.两组矛盾的数据：

  人口统计的人口数与增长率不相符是正常的，但这种误差不应太大。前面提到1960年人口减少1000万与－4.57‰增长率之间的矛盾就太大。类似情况也发生在1961年，《年鉴》公布的年底人口数是65859万，比一年前减少348万。而当年人口增长率为正的3.78‰，按此计算1961年人口不仅没减少而且增加了二百五十万，相差六百万。这样的差别超过了允许的误差限度。不仅这两年，其他年份也有类似现象出现。

  下列表格给出《年鉴》发表的1950－1983年数据和由此计算出的结果。第一和第二列是历年底人口数（万人）和人口净增长率（‰），第三列是按前一年底人口数和当年增长率算出的年底人口数，第四列是第三与第一列之差。第五列是以1950年人口作为基数，不考虑其他年份的总人口数据，完全按照历年人口累积增长率算出的年底人口数，最后一列是第五与第一列只差。

1950－1983年人口变化

   从表上第四列我们可以看到，在1950－1983这34年内，有些年份里《年鉴》公布的人口总数比较接近按照增长率计算的结果，他们之间的差别可以用计算误差来解释。1960和1961年不仅出现了七百万和六百万的最大差距，而且在此前后的八年里出现了34年里七个最大差距，最小的一个也位列第10，不像随机现象。

1960年以前的三年，即1957－1959年，按照增长率计算出来的人口数字都明显低于公布的人口总数，分别低366万、226万和541万，共计1133万。在包括1960年在内的以后五年里，增长率得出的人口总数全都高于公布的人口总数，分别高出693万、598万、342万、366万和585万。其中饥荒最严重的1960和1961年合计高出1291万。这些差距在1964年，即第二次人口普查那一年以后显著减少。这种现象与正常的统计规律不符，不是随机误差能解释的。

从第四列我们还看到，在1965－1980的16年里，除1967年外，按当年增长率计算的人口数都低于《年鉴》公布的人口数，也不像随机产生的计算误差。 

   现在我们观察一下第六列的数据，即以1950年总人口为基数完全按照增长率计算的人口总数与《年鉴》公布的人口数之差。这个数据组也有明显特征。1951年人口数正好等于按照增长率计算的结果，显然不是单独统计出来的。从1952到1960年的所有结果都是负数，即按照历年增长率计算的人口总数低于公布的人口数。1961年第五和第一两组数据完全一样，即计算的人口数等于公布人口数，巧合的可能性极低，人口数很可能是按照增长率计算得出的。如果如此，说明《年鉴》作者相信历年增长率的可靠性，但为什么其他年的人口数，特别是1959和1960两年却显著偏离按增长率计算的结果呢？这是自相矛盾不合逻辑的。

1961年之后，第六列1962到1977所有16年的结果都变成了正数，意味着增长率结果偏高，或者总人口数偏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差距逐年减少，1977年以后可以看作统计误差，在《年鉴》最后记录的1983年几乎完全消失。

事实上，第六列与第四列的的结果是相符的，反映的是人口总数与增长率偏差的同一个现象。这两组数据在1951年相等，到1960前者一直高于后者，在1961年重合，至1977年则后者一直高于前者，在《年鉴》最后统计的1983年几乎再次重合。

这些偏差的根源都是由于《年鉴》公布的总人口数与增长率不符。为方便起见，我们把它叫做“数率差”。如果我们不能解释如此显著和规范的数率差，就不知道究竟那组数据更可靠，也就无法了解这段时期的人口变化。下面我们尝试来解释这些数率差的来源。我们首先确定1964年普查得到的人口数是不准确的。

3. 1964年普查不准：

   19 64年的人口普查有严重的漏报现象。首先，从第六列我们看到，1964年按增长率算出的总人口数比公布的人口数多1324万。如果前者是正确的，则1964年普查结果大大低估了人口总数。而这一点1982年第三次普查的数据可以证明。

   根据这次普查结果，李成瑞老先生1986发表了《中国人口普查及结果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61页上图3－3列出了1964年人口普查登记的各年龄组到1982年普查时的存活率，该图如下所示。

   从图上可以看到，1964年23岁的男性，2岁和4岁的女性到1982时的存活率都超过了100％。换句话说，1964年23岁的男性人数少于1982年41岁的人数，1964年2岁和4岁的女性人数少于1982年20岁和22岁的人数。1964年19岁的男性，1982年的存活率几乎是100％。这些现象显然是不可能的。

    上述男性的超高存活率很可能与流动人口有关。大饥荒造成不少灾区农民逃荒，常年在外，甚至永久移民。1964年人口普查是按照常年居住地登记的。这些居无定所的群体很可能被漏报了。1964年19岁至24岁的人在1960和1961年大约15至21岁，这个年龄的男性即有独立能力又无家庭拖累，饥荒期间外出谋生的可能最大，被普查漏掉的应该最多。这些人在1964年以后逐渐回到正常社会，在1982年的人口普查中重新露面。这应该是1982年普查中这个年龄段的男性存活率超高的原因。

    上述女婴的超高存活率可能有两个的原因，一是逃荒移民携带和在外地所生的子女往往没有户口，二是饥荒期间许多婴幼儿被他人领养。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婴幼儿经常没有正式登记，不算常驻人口，而在1964年普查时被漏报。1960－1962年出生的婴儿正遇上粮食最缺乏的时候，被领养的机会较大，又因为重男轻女，女婴被送人多于男婴。1982年人口普查时，这些人已经回到正常社会，重新被记入人口统计。所以这一年龄组的女性存活率出现超过100%的最高值。

    如果以上解释是正确的，则逃荒造成的漏报现象不可能仅限于以上两个年龄组，只是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这两个组的漏报容易暴露。我们没有1960－1964年全国流动人口的准确数字，但可以从一些间接资料推测其规模。据中国民政部出版的《中国灾情报告》（见http://210.72.100.6/aspx/grid.aspx?D1=901），正常年景的1955年流动人口为52万。1964年普查时的流动人口为173万。1961年被送人或卖掉的子女人数为67万。流动人口的去向主要是北方人口密度低的省区。按照政府公布的数字（见Banister《中国变化中的人口》302－303页表9－2)，1957－1964年内蒙古人口净增313万，年增长率4.5%，吉林省净增312万，年增长率3.4%,黑龙江净增527万，年增长率4.7%,新疆净增163万，年增长率3.9%。这些地区明显接收了移民。

   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可以解释1965－1983年数率差的变化。假如人口增长率接近事实，1964年普查总人口漏报了一千多万。幸运的是，这些漏报人口似乎在1982年第三次普查中大部分被纠正了。三年困难时期以后国民经济得到恢复，逃荒移民的户口问题逐步解决。被漏报的人口逐渐回到统计系统之内，这些“复活者”使人口总数增加超过增长率得出的结果。所以，在1965－1980年16年里，除了1967年外，表上第四列的数率差连续出现负数，即按增长率计算的人口数低于公布人口数。同时，第五列按照历年增长率算出的人口总数与公布的人口数差距缩小，在1983年几乎消失。

   《年鉴》公布的1983年总人口数几乎等于以1950年为基数按增长率计算的结果，表明后者的预测基本准确。第三次普查结果总体上从第二次普查的巨大偏差向增长率结果回归，逐渐消除1964年出现的1324万数率差。在此期间，其他因素也会影响数率差的变化。比如，1967年文革初期不少黑五类家庭被注销城市户口，又没能在农村登记，导致人口数低于增长率预期，出现正的数率差。1970和1971两年数率差出现较大的负数。此前不久，中国发生了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和战备疏散等大规模人口流动。有些人不愿失去城市户口，所以可能出现一人两户的现象，使得总人口虚增。总之，《年鉴》里1964年以后的数率差可以合理解释。

    1964年普查的人口漏报现象，不仅在1982年普查中暴露，也在之后几次人口普查的结果里继续呈现。比如，根据1990第四次人口普查，1995人口抽样调查和2000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1960年出生的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逐次增加，显示1964年普查漏报了该年出生人口。跟这些人生活在一起的父母很可能也被漏报了，但由于年龄较大死亡较早，没有出现人数逐渐增加的反常现象。直到本世纪初，仍然有人被重新纳入户籍统计系统，可见1964年普查的漏报现象相当严重。

    第二次人口普查不仅对1960-1964年人口可能严重漏报，而且对1957-1959年人口数可能多报，造成三年累计1133万的数率差。1957-1961年的人口数是导致大饥荒结论的关键。下面我们集中讨论这些年份的数据。

4. 1957-1961年数据的来源：

   我们从表上第四列看到，1950-1956年的数率差很小，可以用统计误差来解释。不合理的误差出现在1957－1961年，包括三年困难时期。如果这段时期的增长率大体正确，《年鉴》公布的总人口数就是错的，包括1960和1961年人口减少1348万的结论。这样的错误很难用误差解释。同样，如果人口数正确，增长率就错了。

    1957－1961年巨大的数率差很难找到一个合理解释。用前面讨论的逃荒移民等现象解释不通。假如人口数字基本正确，一千万整数确实是巧合，而增长率错的离谱，甚至可能造假。这种怀疑从《年鉴》公布起就存在。右派认为一千万整数出现的概率很小，肯定是中国政府压缩数字，并伪造增长率来掩盖人口剧减的事实。这种说法不太合理。如前所述，历次普查证明1964年普查明显被低估了人口数，没被人为抬高，增长率则基本可靠，直到1983年与人口数几乎重合。如果《年鉴》作者要掩盖人口减少，应当修改更引人注目的人口数，只改增长率并不能掩盖人口剧减的事实。另外，假如有人要提高1960和1961年的增长率，没必要改动其他年份的增长率，1957－1959年不应该出现显著的数率差。然而我们看到的情况不是这样，这三年的数率差之和为1133万。所以，有人改动人口增长率来掩盖人口剧减的假设很难成立。

   更难解释的是，1961年人口总数恰好等于以1950年人口为基数按增长率计算的结果。巧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若非巧合，则前者应该是按后者得出的。如果如此，《年鉴》作者应该认可历年增长率的可靠性。可是，在1957-1960年期间，我们看到显著的数率差，似乎增长率又没多少参考价值了，明显矛盾。

   一个合理的猜测是，在1961年人口数基础上，1959和1960年人口数被任意拔高了，使这两年人口出现1000万和348万剧减，减少数量大大超过按照增长率的估计，体现为七百万和六百万的数率差。而这两年被拔高的人口数造成1959年底的人口峰值，远远高于1956年。这个巨大的差距迫使1957和1958年人口增长数大大超过按照增长率计算的结果，体现为这三年负1133万的数率差。

   这个猜测的关键在于1960和1961年人口剧减1000万和348万是根据客观数据得出的还是人为主观判断得到的。我们迄今没有看到当年原始统计，但知道这段时期的数据不可靠。1990年以后的人口普查结果出来以后，人口漏报很明显，左派认为1960年人口减少一千万被高估了，但鲜有主观臆断之说。如果是后者，只能是1964年普查负责人而非普通专业人员所为。统计人员没有动机也没有能力这样做。而领导干部缺乏专业知识，可能相信其他信息来源，又不了解人口总数和增长率两组数字多大的误差是合理的，所以二者会出现明显的矛盾。

  但是，这个猜测需要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年鉴》制定者会认为1960和1961年人口分别减少1000万和348万。我们需要解释这两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被1964年人口普查的负责人接受的。

5. 廖伯康的汇报：  

1964年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的组长是杨尚昆。巧合的是，他的确有理由选择这两个数字。根据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的文章，他在1962年到北京当面向杨尚昆汇报，说四川省人口在1957年至1960年之间减少了一千万。杨尚昆问他这个数字是怎么得到的，廖伯康说：“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同时，廖伯康在文章中说，他还告诉杨尚昆，1961年仅四川涪陵地区就饿死二百万人。

廖伯康的说法不可靠。1957年中国没有发布统计年鉴，第一次发表在1984年。1962年以前中国只有1953年一次人口普查，1957年四川人口数据只能依据户籍统计等不可靠估计。1962年四川省委文件不可能提供1960年底准确的人口数字。也不可能获得1961年涪陵地区的饿死人数。事实上，当时纯粹饿死的人是少数，多数都伴随其他疾病而死亡。农村户籍管理部门不会把饿死列为注销户口的原因。民政部门根本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准确区分饿死和正常死亡。

遗憾的是，杨尚昆完全相信了廖的说法。廖伯康在文章里写道：“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既然杨尚昆相信四川省人口减少一千万，他自然会相信全国人口减少一千万。廖伯康说人口减少发生在1957和1960年底之间。1959年之前人口应该增加，而1960年饥荒最严重，所以当年人口减少一千万是保守估计。同样，如果涪陵地区就饿死二百万，全国肯定更多，1961年全国人口减少348万也是保守估计。所以，杨尚昆很可能期望在普查中得到1960年人口减少一千万和1961年人口减少两百万以上的数据，这正是他所相信的事实。

  如果1964年普查结果没受主观判断的影响，首先，1960年人口减少整整1000万是个巧合。其次，这个数等于廖伯康告诉杨尚昆的四川人口减少数，又是个巧合。第三，1961年底人口等于以1950年为基数按历年增长率计算的结果还是巧合。第四，数率差在1957-1959年连续出现罕见的负数总计1133万，而1960和1961年则为罕见正数共1291万，还是巧合。这些小概率事件同时出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所以，《年鉴》公布的1957-1961年人口数的很可能来自廖伯康的汇报，可靠性很低。这不等于谴责杨尚昆造假。他相信改动以后的数字反映真实情况，认为其他的统计数字是错的，大大压低了死亡人数。这种对一种错误倾向矫枉过正的现象可以理解。但他的做法打破了常规，难以理解。所以，我们需要解释以下几个问题。

6.支持性证据：

  首先，假如杨尚昆确实采纳了廖伯康的数字，他应该没意识到如此明显的数率差，至少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这个假设可以得佐证。据网上报道杨尚昆在1996－1997年间曾向身边工作人员谈到1964年人口普查，他说：“在普查中发现，1960年底全国人口为6.6207亿人，比1959年底减少约1000万人，自然增长率为－4.57‰”。由此可见，他很可能不清楚人口减少数与增长率之间的矛盾，至少没有意识到这个矛盾对数据可靠性提出的挑战。

  其次，杨尚昆不在1962年直接向中央汇报廖伯康的数字，而是纳入1964年人口普查结果，说明他认为中央领导尤其毛泽东不会相信，所以才采用更加正式和对历史负责的办法。这一点可以从他以上的谈话中得到证实。他说：“人口普查各项数据汇总后，我们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淡淡一笑说，我从来不相信你们的那些统计数字”。他没有表示他当时出乎意料的震惊。如果毛泽东连人口普查的结果都不相信，当然更不会相信廖伯康的数字。所以，杨尚昆的预见似乎是合理的，他没有直接汇报而是采用修改数据的方式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三，杨尚昆的做法有相当大的风险，他是否会冒这个险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他在此之前做过风险更大的事，就是导致他在文革中挨整的窃听器事件。此事广为人知，我们无须详述。根据文革以后为杨尚昆辩护的文章介绍，1961年毛泽东无意中发现自己乘坐的火车车箱里隐藏着录音机，非常生气，认为有人对他搞窃听活动。其实，杨尚昆等人安排录音机的目的是要全面记录毛的指示，是经过中央讨论的。只是因为有些领导人对录音机不习惯，工作人员就把录音机放在看不见的地方，又“无意中”没有把录音的事告诉毛泽东本人。

  这种说法不能令人信服。没人愿意自己的非正式谈话在不知情时被记录。毛泽东在1959年已明确批评有人未获他的允许就私下录音，尽管是会议上的谈话，相关人士还作了正式检讨。长期偷录他人讲话，而且在非正式场合，当然是窃听。在西方即使警察对老百姓搞窃听都算违法，更何况在中国对最高领导人这样搞了。杨尚昆对此当然清楚。此事一旦被追究，他很难为自己辩解。相比之下，改动人口数字更容易解释。他可以拿出廖伯康的汇报，证明自己相信1960年人口减少一千万是有根据的，改动数字的原因是为了真实地反映现实，纠正下面官员掩盖饿死人真相的错误。因此，后者的风险要低于窃听。而且，窃听器事件1961年被发现，毛泽东发了一阵脾气以后，并没有对杨尚昆严厉处罚。所以，杨尚昆在1964年冒险改动人口数字是可能的。

  第四，杨尚昆虽然是普查领导小组组长，未必能一手遮天，改动人口数字很难瞒住副组长们，没有他们的同意和参与很难实行。副组长是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和国务院副秘书长周荣鑫。徐子荣是中央派到河南信阳专区调查饿死人事件的领队，他又是河南人，对此印象极其深刻。后来他又恰巧被卷入窃听器事件，文革初期被捕，关押在他自己规划设计的秦城监狱，1967年在狱中含冤去世。周荣鑫在文革中被江青指责为西城区纠察队(联动)的后台。1975邓小平复出整顿时，教育部长周荣鑫与文革派水火不容。批邓后周荣鑫下台，1976年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不久不幸去世。所以，他们很可能相信人口减少一千万，完全有可能支持对人口数字的改动。

  从普查领导小组成员的政治立场来看，他们不可能故意掩盖饿死人的现象，不会把1960年人口减少的数字压缩为一千万，也不可能人为地提高增长率来掩盖人口剧减的事实。这个结论支持我们前面分析的结果。

7.结论：

  如果本文以上的分析合理，1960年中国人口减少一千万和由此推导出来的历史性大饥荒是没有可靠根据的。《年鉴》公布的人口增长率比较可靠，由此计算的历年人口总数，即表上第五列，比《年鉴》公布的人口数更接近现实。根据《年鉴》公布的死亡率，1959－1961三年的平均死亡率为1.8%，大致相当于1950－1952三年过渡时期的水平。其中死亡率最高的1960年(大约2.5%)与同时期的印度和国民党统治时期黄金十年富裕省份江苏省类似。这次政策失误和自然因素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没有饿死数千万人，不能与历史上发生过的大饥荒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