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紧出入境管理与近年令人担忧的“逆开放”倾向
7月31日，中国国务院公布出入境管理新规，其中包括出入境机构可劝阻拟出境者不要前往高风险国家、核查出境事由并要求出示相关资料和电子信息、对涉危害国家安全（包括商业和技术方面）者一定时期内禁止其出境等。总之，相对于过去较宽松的出入境政策，本次中国出台的新规大大加强了出入境管理力度，扩大了出入境机构限制公民出入境的权力，中国人办理护照及出入境的难度明显增加。
这样的政策变动，引发了很大争议。很多人都担心未来不再容易出国，并感叹中国人拥有“护照自由”的时光仅有约二十年。而且不仅出入境，近年中国多个领域和方面，都表现出与改革开放以来大趋势相逆、让人感到忧虑的“逆开放”倾向。
所谓“逆开放”，特征就是透明度、多元化、宽松性、自由度的降低，以及管制的加强、对稳定的要求压倒个人权利保障需求。
2024年的两会期间，中国国务院宣布未来几年将不再举办总理记者会。这意味着已持续30年的、每年人大会闭幕后举行总理记者会的惯例被打破，中国核心层官员不再直面记者的问询。虽名义说是“未来几年”，但政治气候没有重大变化情况下，总理记者会恐怕不会再恢复。2023年11月，最高法院发布通知，全国裁判文书由对外公开转为仅限内部阅览，曾是司法公开重要成果的全民可查阅的“裁判文书网”虽仍存在，但上传案件量大幅下滑、由普遍公开变成筛选公开。这两件事都反映了中国在信息公开、行政与司法透明度上，呈现倒退趋势。
2020年，已连续举办10年的性少数群体节日“上海骄傲节”宣布停办。而全国其他类似的性少数群体聚集活动也都先后被叫停。2018年，由崔永元等公益活动人物推动举办的“打工春晚”停办。这些活动迄今也都未恢复。这反映了官方对于社会边缘人群彰显特定身份的聚集活动从默认转向打压和禁止。
2017年，窦文涛主持的凤凰卫视著名节目《锵锵三人行》停播。在同一时段，中国大陆一些类似的、涉及批判现实的节目如《东方眼》等也停播或转型。“南方周末”等纸媒的观点和倾向也发生悄然而巨大的变化。2016年著名杂志《炎黄春秋》停刊，编辑部改组后新的《炎黄春秋》内容已“面目全非”，尖锐的批评变成了对体制的颂扬。这反映了中国传媒和舆论从多元敢言，转向了整齐划一和谨慎沉默。
而新冠疫情期间的“清零”政策及“封城”等措施，也是人们最直接明显感到“逆开放”的时段和经历。但根据以上例子及今日出入境新规出台，中国的“逆开放”远早于新冠之前，疫情早已过去后趋势也没有逆转。疫情期间封闭校园不许外人入内，如今许多高校仍然是半封闭状态，而没有恢复疫情前的自由出入。而早在2013年，那时中国校园虽还开放，可课堂上教师讲课自由已明显受限，如“不能讲公民社会、权贵资本主义、司法独立”等“七不讲”等非正式禁令让高校师生戴上了“紧箍咒”。
以上这些，都是“逆开放”的显著表现。当然还有许多，因篇幅限制等原因不再一一列举。虽然这些年里中国官方也有一些促进开放的措施，如疫情后中国对不少国家入境免签，也换取了部分国家对中国免签。但多数政策和大方向确实是“逆开放”的。官方如此政策倾向，有其对外宣称的理由，也有不便说明的动机。
官方在传媒、信息公开、公众活动、人员流动等方面的收紧，往往以技术性、程序性原因为理由。有些是将临时性措施加以常态化，如安检和封闭校园。但这些显然并非真实与根本性的原因。
从根本上说，是中共政权对于政治和社会安全、稳定性的极强烈要求，并要其他事务和政策皆让位和服务于安全与稳定，促成了许多具体反开放的保守政策。中共执政集团对于社会失控风险的厌恶，也促使其利用强大的国家机器加强管制，不惜损害公民权利自由为代价以扼杀风险。
在执政的中共眼中，无论传媒的批评报道、高校的自由发声、特定身份群体的聚集和身份彰显、人员的跨境流动、负面信息的暴露，都是社会走向失控的征兆，也是安全风险加剧的信号，不利于稳定和谐，而需要加以约束甚至取缔。至于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则是次要的，也必须服务于政治安全的。
在中国，民主是缺位的，法治是不足的，当政府管制加强、损害了个人的利益与自由度，个人是很难抗拒、维权、获得救济的。从一开始出台若干政策时，多数民众就无法参与决策讨论，政策公开和出台后无论反对与否民意也都难有影响，而政策具体如何执行及自由裁量权更是政府及执法者所操控。这不仅导致“逆开放”政策执行难以被阻拦，还激励了政策制定者继续加码，不需考虑反弹可能而为安全目的变本加厉控制公民和社会。近年中国无人机禁令、特定时期静街和禁快递、无处不在的安检，都反映了为安全“不出事”不断加码、给民众带来许多不便和负担的现实。
于是，在最近十多年尤其最近五六年内，中国从官方到民间多数领域都在转向封闭保守，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日益自由开放的趋势发生了部分逆转。虽然这些“逆开放”措施并没有终结“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但已导致中国对内改革进取、对外开放交流的大气候变得混沌和不明朗，不少中外人士对中国继续发展进步、融入世界的前景从乐观到悲观。
这一切是令人忧虑、不该发生的。中国从1970年代后期至今，从贫穷落后、几亿人为温饱发愁、长期与世界相对隔绝的糟糕状态，变为经济蓬勃发展、民众从温饱到小康、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举足轻重，很大程度正是依靠对外开放、放松社会管制、容忍多元的立场和诉求、允许人员和信息流动、鼓励自由劳动创造，才得以实现的。
自由开放意味着活力和创造力，让人们发挥聪明才智，并有更加广泛的交流与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不是整齐划一、故步自封下的死气沉沉。如许多中国人出国留学、工作，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学到了新颖的知识、开辟了他乡的市场，对中国发展就大有裨益。而信息公开、舆论多元和批评声，也利于人们监督政府、刺激改革，让社会变得更好更健康。这反过来也利于政府真正获得信任、增加威信、长久执政。一时的管制或许可以换取短期的绝对安全，但长远却损害了社会活力，也不利于执政者争取民心。
在改革开放初期和90年代，中国官方和民间也有不少人对放松管制和对外开放表示质疑，担心“颜色革命”、“精神污染”、“里通外国”等。在加入世贸等谈判时也有反对声音。但邓小平等改革派领导人冲破阻力、坚定推行改革、融入世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自由开放措施是利远大于弊、完全应当且早就应推行的，乃至对于政权也更多是巩固而非破坏作用。中国人民在自由开放中受益良多，不仅富起来了，也有了更多机会和选择权、眼界更开阔、生活更有尊严、对未来更有希望。
而排除功利性的目的，保持国家内部的自由与对外的开放，保障公民各项权利不受侵犯，本就是合理与必要的、不应随意以其他理由损害与剥夺的。如人们可以自由出入境就是人身自由和迁徙自由权的要求，允许媒体展示社会黑暗面和批评政府，高校畅所欲言，也是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基本特征。
当然，一切权利自由确实也要有前提和附加条件，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当然也很重要。但附带的条件应合情合理、符合宪法和法律、出于公共利益。不可为少数人狭隘利益、为体制安全稳定，而过度管制、对一切事务上纲上线，以至严重侵害公民基本权利自由、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打击中外人士对中国未来的信心、损害中国国家形象。若逆势而行、强制限制公民自由、开“改革开放”的“倒车”，政策制定与执行者自身的权威与信誉也受损害。
回到出入境新规问题。因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外交流密切，许多人都有必要且频繁的出入境需求。加强出入境管制，会导致许多不便，也增加了政府管理成本，还损害中外人士对中国继续保持开放与发展的信心。所以加强管制既不合利益，也与公民权利自由存在冲突，应考虑未来重新修订。即便因规定已出台、木已成舟，一时不能撤回，但在执行中也可选择更加宽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