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战争始于拜登，而非川普

布拉克·奥克滕利（Burak Oktenli），自主系统治理与威慑研究员，拥有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工商管理硕士和应用情报专业研究硕士学位，其评论文章发表于《华盛顿观察家报》《真实清晰防务》《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评论》《防务邮报》以及西点军校现代战争研究所。今日7月22日上午，奥克滕利先生在《华盛顿观察家报》发表评论－－“伊朗战争始于拜登，而非川普”。请君一读：

随着伊朗战争成本不断攀升，以及国会围绕支付战争费用的法案展开争论，华盛顿出现了一个熟悉的问题：这场战争是否本可以避免？这是一个正确的问题，却针对了错误的时间点。

对这场冲突进行客观审视，不应从2026年2月28日第一批“战斧”巡航导弹发射之日开始，而应追溯到2024年4月13日晚。当晚，伊朗在美国发出警告之后，向美国的一个盟友发射了300多架无人机和导弹，却没有因此付出任何代价。

回顾这一事件的发展过程，因为威慑理论正是建立在对这类事件的记忆之上。袭击发生前几天，当被问及对伊朗有何警告时，前总统乔·拜登回答道：“不要。”伊朗照做了。根据以色列军方统计，当晚共有约170架无人机、30多枚巡航导弹以及120多枚弹道导弹袭来，这是伊朗历史上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拦截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的防空系统击落了约99%的来袭武器。从能力展示来看，这是一次无可挑剔的成功；但从意志展示来看，随后发生的事情却削弱了这一成果。

华盛顿没有施加任何代价。美国政府表示，美国不会参与任何报复行动，并敦促以色列将成功防御视为足够成果，“接受这场胜利”。从其自身逻辑来看，这是一项可以辩护的选择，其目的是防止战争进一步扩大。然而，威慑理论对于这种选择从不讲感情。

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建立现代威慑理论时，其核心洞见只有一点：只有当对手相信威胁一定会付诸实施时，威胁才具有威慑力。西点军校现代战争研究所的分析人士多年前在讨论叙利亚“红线”问题时，将这一推论概括得十分明确：如果最终不得不派遣地面部队，那么威慑实际上已经失败。一句简单的警告，配合一个毫无代价的结局，在德黑兰看来，并不是克制，而是一种价格，而这个价格就是零。

这并不是伊朗决策者获得的第一个信号。2013年，叙利亚跨越了化学武器“红线”，却没有遭到此前所威胁的后果。2024年4月并没有创造这一模式——它只是确认了这一模式。来自两个不同政党的两届美国政府都曾发出警告，却最终没有执行。对手从中得到的教训并不是党派性的，而是精于算计的：在那个时期，美国的警告几乎可以被视为毫无价值，因此其行为成本也可以据此进行计算。

伊朗正是这样计算的。2025年2月，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称，伊朗拥有274.8公斤丰度达60%的浓缩铀，这已经是历史上一个未拥有核武器国家持有的最大规模库存。到5月，这一数字增加至408.6公斤；到2025年6月13日，也就是以色列发动空袭前夕，这一数字已达到440.9公斤。60%的浓缩丰度距离武器级浓缩仅有很短的技术距离，而约42公斤进一步浓缩后，就足以制造一枚核武器所需的核材料。这一库存的增长，并不是对美国威慑的挑战，而是在美国威慑缺失的空间中不断积累起来的。

有必要准确说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因为历史记录并不支持任何一种简单化的刻板描述。当以色列战机于2025年6月首次打击伊朗核计划时，美国并未一开始就采取最大规模武力。相反，它首先向德黑兰提供了最后一次退出机会，而且措辞明确到任何人都不会误解：立即停止，否则为时已晚。只有在这一退路遭到拒绝之后，武力才随之而来。无论人们如何评价随后展开的军事行动，这一先后顺序都至关重要：升级到“死亡与毁灭”是因为此前的警告终于变得可信之后所采取的最后一步，而不是第一步。这正是可信威胁与不可信威胁之间的区别，也是整个论点的核心所在。

德黑兰拒绝了这一退路，随后进一步缩小了国际社会对其活动的了解范围。2025年7月，伊朗暂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到2026年2月底，该机构已经无法确认这批浓缩铀库存目前的数量、组成或存放地点，因为它已经失去了进入相关铀浓缩设施的权限。一个曾经面对一句简单警告、一次象征性报复以及一次有限军事打击，却始终没有失去任何其真正重视利益的政权，如今却在国际核查中断的情况下，将足以制造九枚核武器的核材料储存在未知地点。这正是使2026年2月28日成为一种必然结果，而非一种选择的历史遗产。

历史记录同样值得谈谈代价承受能力，因为分析在这一点上会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超越党派分歧。只有当对手看到一个国家承受痛苦却依然坚持下去时，威慑才能重新建立。这场战争是在真正的巨大压力下进行的：北约作为一个联盟没有参战；除以色列同步展开的军事行动外，盟军基本没有参与，一些地区伙伴甚至拒绝开放领空。战争开始数周后，美国国内支持率便开始下降，而国会围绕战争拨款的斗争也异常激烈。

重点并不是某一位领导人勇敢，而其他人不勇敢——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毫无代价地展现决心，对对手毫无教育意义，因为任何人都会坚守一条毫无成本的底线。只有当坚持这一立场本身需要付出代价，而国家仍然坚持到底时，决心才具有可识别性。几十年来，这是德黑兰第一次看到美国在持续不断的坏消息冲击下依然维持自己的承诺，而伊朗之外的其他对手也同样在观察这一示范。

这一切并不是说战争代价低廉。这场战争的直接成本约为400亿美元，而其完整的战略成本核算还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真正的问题在于，这张账单最初是从哪里产生的。这类战争，本质上就是威慑失误不断累积所产生的复利。每一次没有回应的导弹齐射、每一道没有执行的红线、每一句“接受这场胜利”，都降低了德黑兰预期为侵略行为付出的代价，而这笔债务不断累积，最终一次性以弹药和风险的形式集中偿还。

这一教训属于两党，因为对手不会按照党派标准打分。伊朗决策者以数十年为时间尺度思考问题，而美国近年来的威慑政策却几乎每四年就会重新调整一次，因此德黑兰学会了等待自己不喜欢的政策姿态结束。重建一种“言出必行、必有后果”的信誉，是一项缓慢而代价高昂的工作，而这场战争正是为此支付的第一笔首付款。其实，更低成本的道路一直存在，而且未来依然存在：第一次发出警告时就认真对待它，第一次发出警告时就执行它，永远不要让一句简单的威胁变成对手可以放心忽视的话语。以实力求和平，与其说是一句口号，不如说是一项长期储蓄计划，而2024年4月所发生的一切，就是违约后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