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和他的《制度基因》

《制度基因》的写作与出版, 按照许成钢本人的说法，历经十数年。显而易见，这本书涉及的问题是作者长期关注的焦点。作为一个大半生都是在顶级经济学研究机构中度过经济学家，本书的写作立足于经济学基本理论。然而，这本书的视野又明显超出了经济学本身。也许作者真正关心的，不仅是社会运行的经济逻辑，更是历史哲学层面的问题：当代中国为何会形成今天的制度结构，而这种结构又将如何塑造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说，作者聚焦于推出一种历史哲学的观点，一种审视当代中国历史，且可以说必然涉及社会现实与未来发展的可能性的哲学。看来，许成钢追随他的前辈经济学家，从经典的经济学分析转向更为广泛的社会历史哲学研究。

      显而易见，这本书是作者的倾心倾力之作。一个鲜明的特点是，作者引用了大量的政治社会历史文献，发掘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历史细节，以坚实的例证支持众多富有挑战性的观点。然而如果从他早期的写作中了解他的人生经历，便会发现推动他专注于这一课题的动力大概并不完全源于纯粹学术上的挑战。试图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制度的原始动机，应该始于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极权体制发展到极端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那时，人人都一面极力表达对“革命领袖”的“无限效忠”，一面又深陷于无处不在的恐惧。任何人都有可能在任何时刻，因为任何荒诞的原因，被打成“人民的敌人”，成为“群众专政”的对象，陷入绝境。那种黑暗专横野蛮的社会氛围，对于六十年后今天的人们来说，已经难以想象，甚至难以相信那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当年的作者，怀着献身“人类终极理想”的愿望，从北京远赴东北的荒原，放牛养猪。面对现实与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巨大冲突，他与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陷入思想困境。仅仅因为与朋友私下交流对共产主义的思考，便被打成“反革命”，沦为“群众专政”的对象，遭遇长达数年的关押和歧视。历史反复证明，即使是极端的暴政，也无法磨灭人们，或至少一部分人心中追索真理的渴望和冲动。之所以是“极端的暴政”，是因为那是通过释放和利用每一个人性中的黑暗，编织严密的控制之网，试图扼杀每一个人对自由的向往，和每一个头脑中可能产生的独立思想。然而独立思想的愿望，如石缝中的小草，是生命中无法遏制的基本冲动。少年的许成钢没有被生命中的磨难压垮。虽然他既迷惘于乌托邦的光芒，又不得不直面乌托邦释放出来的，也是它赖以生存的人性的黑暗。很可能就是这种人生和精神上的磨难与困惑，最终成为写作《制度基因》的底层的动因。这个动因使得作者在进入学术生涯后，不断回归他难以逃避的问题，为什么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偏偏在俄国和中国生根，并演变成前所未有的极权体制。 因为被这一历史迷思所萦绕，他在付出巨大努力取得机械学硕士后（在那个看不到希望，也没有学校教育的时代，他只能通过不懈怠的自学走出蛮荒之地，但那需要的坚韧的意志和自律），却最终选择了经济学，特别是研究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学，作为长期研究的目标。在这一意义上，《制度基因》的问世，也许可以说是一个人命运的使然。

“制度基因”是作者在本书中构建的理论框架，以此对“共产极权”这一在时间（历史角度）和空间（世界地理角度）上独特的专制制度为何在上个世纪历史选择的关键时刻，在俄国和中国产生，发展提供一个据有清晰逻辑的系统解答。并为预测未来演变提供合理根据。作者强调， 这一切的发生并非是偶发事件的集合，也并非是个别领袖的出现，抑或革命运动在特定时刻的爆发的随机结果。其关键在于中俄两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高度集权专制制度。这个制度消灭了体制内一切可能挑战或制衡专制政权的异质因素，形成对于产权及政治权利的长期垄断，以及依附于这些垄断的社会认知。作者特别指出，中华帝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才形成稳固的专制制度。自秦汉已降的数百年中，中央集权对拥有大量土地，有可能挑战皇权的残余和新兴贵族持续打击和镇压，因而造成一个不断震荡的历史时期。直到儒教和科举制度合流，演变为帝制结构的稳固的意识形态与人事制度，才终结反复的动乱，真正成为稳固的专制体制。

      俄国沙皇制度的建立同样是一个持续摧毁独立贵族集团的过程。与此同时，东正教被改变为依附于皇权的工具，为皇权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相反，在西欧，天主教及由宗教改革而产生的新教，独立于世俗政权之外，形成多元的权利和意识形态中心。这种情况不仅形成权力制衡的重要机制，且造成多种社会力量博弈的空间。同时作者指出，朔源于早期基督教的思想内核的乌托邦幻象，在集权形成的过程中演变为富于煽动性的世俗宗教。而在专制社会底层长期潜伏的秘密会社，则深刻塑造了极权政党的组织形态。作者认为，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共产极权体制的制度基因。

      作者梳理了乌托邦在俄国，特别是在中国扎根及演变的历史过程，并在书中重演了颇多重要的历史的细节。作者试图回答的首要问题， 是为什么通常强烈地排斥几乎所有的外来文明，视之为异端的中国社会，却几乎无抵抗的接受了苏俄传来的“马列主义”？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精英群体在寻求建立现代国家的价值体系，同时又普遍怀有强烈的的民族主义意识。虽然苏俄继承了并拒绝放弃沙俄在中国攫取的领土和利益，但它在中国打出反帝的旗号，恰好契合了中国精英们的关注点，甚而成为他们破解社会危机的简易出路。这是因为民族主义虽是一种社会激励机制，但其本身缺乏明确的愿景和清晰的制度蓝图。而马列主义则填补了空白，提供了包搅一切的终极目标。更进一步，作者通过挖掘文献中具体而微至个人活动的细节，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图景。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节点，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的文明学说或意识形态像马列主义一样，获得来自外部势力持续而庞大的金钱和武器的支持。苏俄成规模有计划地帮助扶持并利用了刚刚兴起的国民党，并从无到有地建立了共产党。这种支持始于革命意识形态本身具有的扩张性， 但随之就被苏俄的国家利益所主导。之所以扶持国民党，是因为那是一只有组织的，且愿意接受扶持的现实力量。之所以只能利用国民党， 是因为无法将这股政治势力完全纳入共产国际的掌控，或使其服从苏俄的国家意志。反之，通过共产国际持续的，包括资金、组织与政治资源的支持，使得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伊始就成为俄共的分支。这种系统性的直接介入，有效地打破了那个混乱时代社会中脆弱的政治思想体系的平衡，使得马列主义在其后几十年的政治博弈中获得的持续的资源支撑，从而成为一种强势的，具有严密的，能够自我复制的组织结构与制度的意识形态，楔入中国社会的底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引发的并非是中国人自发的思想感召。这是一个通过资本与物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成功干预了一个国家中社会意识形态的选择。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一战末期德国政府资助列宁重返彼得堡，并发动政变的手段，不同的是，德国的目的是破坏俄国的战争努力，而不是传播特定的意识形态。在历史关键节点，“制度基因”与外部偶发因素的同时作用，诱发共产极权体制的形成。当然，即使特定的偶发因素不存在，在当时的中国建立宪政体制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从满清，到民国以及共产党的那些主导社会转型的人们，或是完全不理解宪政的实质，或是根本没有走向宪政的意愿。这正是“制度基因”在历史中的显性表达。

       作者关注的主要历史哲学问题， 是为什么百年前当帝制专制崩溃之际，中俄两国未能成功走上宪政发展路径，反而相继演化出前所未有过的全能型极权体制。 这种制度的最显著特征是企图把政治组织，思想言论，经济发展，文化娱乐等一切社会活动，悉数纳入绝对控制中。而且它几乎做到了。然而为了这个体制的建立与存续，千万人付出了惨痛的生命代价。作为世界上的大国，中俄的制度演变深刻影响世界格局。因而作者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是极富挑战性的学术思辨，同时也承载着沉重的现实关怀。然而，在共产极权制度在俄国崩溃，“历史终结说”的三十年以后，世界上，至少在世界的某些部分中，流行着对宪政民主制度的强烈质疑。“路径选择”这一议题在许多人眼中已经无足轻重， 甚至有些不合时宜。其原因有二。 其一，宪政民主国家，特别是西欧，长期受困于高福利体制带来的经济发展乏力，国家影响力衰退。 同时，多年来，左翼特别是极左翼持续推行缺乏“边界感”的“进步主义”议程，猛烈冲击传统经济政治秩序，形成了对社会认知与价值观的挑战。 而右翼则强调本土利益和同质文化的凝聚力，排斥“全面的”经济全球化。左右翼激烈的互搏推动政治撕裂与社会极化，使得西方国家面临治理困境。于是乎宪政民主制度是否还有生命力的问题浮现出来。其次，相较于西方面临的重重困境，中国在过去四十余年的高速发展，特别因其巨大的体量，实现了举世瞩目的经济腾飞。 经济规模的成倍增长，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的巨大提升，和世界影响力迅速的扩张，使人们几乎忘记了这曾经是，也仍然是一个高度极权的国家。或者说人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认可极权体制，因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威权和极权体制下的发展中国家,展现出罕见的高效。尽管事实上，经济的高速发展恰恰是极权体制通过“改革开放”局部松动社会控制，对市场经济体制作出的刻意低调让步的结果。但许多人们却选择性地遗忘过去暴政带来的苦难和痛苦，甚至愿意相信中国的极权体制，可能成为宪政民主制度的替代方案。

      “以经济绩效论合法性”不仅是中国官方学界努力论证的理论。类似的认知也在社会上流行。从精英到底层，广为流行的心态是，任何政治体制，只要能控制物价，并能提供医疗和养老保障，就是可以接受的体制。把政权的“合理性”架构于经济与社会福利的增长这种认知当然有其合理性，特别是对那些经历过极度物质匮乏，对贫困怀有本能恐惧的人群。但这种认知也反映了对于体制无能为力，并放弃了对于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毕竟，与专制体制抗衡，代价高昂，不为大部分人所能承受。就是说，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保障可以置换公民权利。但问题在于，专制体制下的高效经济发展并不是天然的，而是又特定条件的。

    宪政民主从来不是一种追求高效的治理制度。从其发端，人们就在制度构建的过程中博弈，争吵，在规则范围内为自己或自己的集团争取最大利益。因而难以听到一致的宏大声音。每个立法或政府行动无不是在反复争辩和讨价还价中完成。博弈迫使人们遵循同一规则，并共同驱逐规则破坏者。以此预防形成任何人或集团的专制。虽然从不高效，然而纵观历史，驱动文明跃升至新高度的创新型社会都产生于政治权力被分散而互相制衡的制度中。因为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最大限度的容纳个体自由，催生由内在动力驱动的自发秩序和社会。如作者指出，产业革命的发生紧随宪政制度的成型。因为本质上，产业革命不是技术革命，而是经济政治制度的重构。而生产要素的解放催生了技术革命。但专制制度通过推行国家意志和产业政策在经济治理上显现的高效，只是在外来先进技术的辅助之下，才有可能。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苏联也曾通过有限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控制的松动，再加上石油资源的开发和引进的先进技术，实现了强大的工业实力，走到了其国力的顶峰，成为唯二的超级大国。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苏联人的经济收入大幅上升，生活水平显著改善。然而，当“后发优势”的红利吃尽，被“软预算约束”主导的苏联在其鼎盛的顶峰失去了生命力，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走到了尽头。

      以上问题的可以换一种方式，共产极权制度是否有可能甚至已经演变成一种高效，少害或无害的社会治理工具。这大概是人们所期待的一种演变模式，随着经济的发展，从极权到威权甚至到达宪政。但是，宪政，即或仅仅是法制（Rule of law)的实现恰恰是要限制绝对权力，无法与极权体制相容。问题就变成，当经济结构和社会愿景的改变使极权的体制感受到了挑战，它会如何应对呢？从历史上看，极权体制将其受到的挑战包装为“国家和民族”的威胁，制造一个或数个内部或/及外部的“人民公敌”，进而动用最包括暴力在内的一切手段，从政治上乃及物理上消灭对手。1980年以前的中国处于一个毛式的类斯大林时代，大量体制自身的成员也在其中被极权怪兽吞噬。但是这在事实上动摇了极权体制本身。“改革”不得不因此而启动。随之而来的“解放思想”呼唤人性的回归，却迅速引发以“清除精神污染”为名的政治上反复的压制。1989年广泛的社会运动，事实上表达了大众对政治宽容的普遍期待。这种期待却被极权体制视为对其意识形态及权力基础的重大威胁，用坦克碾碎了任何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幻想。随后三十年中，随着国际资本的引入，市场经济的发展，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依次被“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并最终为“民族主义+大国崛起”所取代。 无可怀疑的是，这些改变是不得已为之，经典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彻底破产。这正是因为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不可逆的进化。作者也因而认为， 新的制度基因已然在与旧的极权制度基因的博弈中产生。然而，在强大金融能力和发达技术的加持之下，极权体制作为一种制度，也更为成熟完善。今天，借助无孔不入的网络监控，极权体制可以轻而易举地侵入，恐吓，破坏人们的私人生活。

      极权体制的根基在于一个组织严密，盘踞于全社会之上的政党。由于其独立于社会的利益和自我意志，它的生存本身已经成为它的至高使命。为了这个有着近一亿成员的组织运转，党必须维持庞大严密的组织，持续网罗包括意识形态的鼓吹者，侵蚀社会互信的告密者，以及善于制造种种“莫须有”罪名以铲除异见者以及权力的对手的打手。仅仅是维护组织结构和权力的秩序，就必须持续地摄取海量的资源，其后果就是造成一个巨大的，无法清除的特权贪腐集团。极权体制对于全社会的深度控制，强韧高效，造成的却是一个脆弱的，原子化而缺乏独立意识的，失去韧性的社会。当社会的每个人的日常行动都必须仰赖于权力的首肯，人们追求独立意识的愿望必然弱化。极权体制无法容忍独立的个体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更无法容忍独立个体的集合， 因为那可能是权力制衡的开端。 而独立的个体及其集合恰恰是一个社会的生命力的源头。如《制度基因》所揭示，极权体制所做的一切，无论是发展经济，还是铁腕维稳，都不过是维系这种制度本身的生存。 尽管作为极权体制的基石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理论，现今只能寄身于一地鸡毛的成千所马列学院，尽管全社会为这种体制的生存付出的代价无比沉重。因此，仅就经济成本而言，极权体制也是不可能进化成为高效而无害的制度。 这也是当年苏联崩塌的底层逻辑。

      毋庸讳言，共产极权体制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如作者在书中指出，极权体制动员群众用暴力去“摧毁旧社会”，然后建立一个奴役他们自己的“新社会”。这种动员能力在早期依赖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有组织的暴力。当乌托邦的光环破碎，动员能力更依赖于“制造恐惧”的能力。这基本上也是自法国大革命以降，反对旧的专制体制的暴力革命常常导致的是一种更为残暴更为专制的制度的原因。在这方面， 中国的极权体制创造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典范，恐吓全社会的“创新”层出不穷。在文革时期被广泛使用的“群众专政”就是一种低成本但极其有效的恐惧制造手段。“群众专政”故意释放人性的黑暗，使人人都可能成为迫害他人的工具，却又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成为受迫害对象的恐惧之中。无需任何法律程序或行政文件，即可随时剥夺一个人的政治身份认同，使其成为“人民的敌人”。这个人瞬间失去所有的基本权利，隐私，亲情。甚至关押。弥散于全社会的恐惧氛围，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和诚信，个体被原子化。社会失去自发组织能力，从而更加畸形地成为领袖和权力集团的附属。另一方面，极权体制的动员能力也取决于有效的激励机制。通过一系列的早期研究，许成钢在本书中指出， “区管制极权制” 是是一种中国特有的高效的激励机制。“区域分权极权制（M-form totalitarianism）”是作者提出的核心概念，用以描述长时期以来在中国运行的政治经济体制的特点，即高度依附于中央，却又具备地域性竞争特性的体制。 这些地域性极权在贯彻高层意志时展开近乎疯狂的竞争。这一机制曾使得中国在通往奴役之路上加速狂奔。“反右”，“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一站又一站。这个竞争机制的层层加码把荒唐的政策推向疯狂。但也是这个机制，在引进外资外企，放松对民营企业的管制的经济改革中，激发了地域竞争，有效促进数十年中的高速经济增长。时至今日，强制乃至恐怖手段以及区管制极权体制仍然是极权体制动员能力的两个基本方式。社会性的恐怖虽已不复存在，然而专制极权体制并未丧失制造恐怖的能力，并时常通过被其工具化的所谓“法治”展示这种能力，迫使整个社会在思想和行动中自我设限。而区域分权的竞争机制却不可避免地日益僵化，特别是当其博弈的焦点已经从经济发展异化为“领袖忠诚”，从而失去了那种虽然还远不完整，但仍可以进行没有被明令禁止的一些行动的自主活力。极权制度，无论它具有何等高效的动员能力，也最终无法逃脱，或说自我制造了经济发展的“后发劣势”。

    许成钢引入“制度基因”的概念以强调旧有的体制和文化思想的传统对于体制演变的重大甚至在决定性时刻的关键影响。 他特别用这个概念论证，产权和政治权力绝对垄断结构，屏蔽了中俄两国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立宪民主体制的选择，并最终滑入全能极权深渊。他写道，产权和权力高度垄断的结构及相应的社会共识是造成极权体制产生的主要制度基因。这个论断定义“制度基因”的概念。 他也明确指出，绵延两千年的“秦汉帝制”是中国极权体制的“最大制度基因”。从读者的角度而言，“制度基因”是制度演变底层逻辑的一种形象描述。一方面，在文明的演变史上，曾经的和现存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及其底层的经济，文化，地域的传承对于政治体制演变的深刻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言而喻的。“制度基因”的提出，可以更为准确地定义那些对极权体制的产生与发展起着关键作用的要素。这个概念或许还会促成历史要素的量化分析。另一方面，本书中“制度基因”概念的使用颇为宽泛，在一些地方给读者一种模糊感，和缺乏确定性以及一致性的印象。例如尽管在多数情况下，制度基因的被用于描述过去的或现行体制对社会演变的影响，但作者也谈到社会向不同方向演变取决于新的制度基因的产生以及它和旧的制度基因的博弈。因而制度基因似乎被赋予一定的物理本质。新的制度基因是新的产权制度，还是随他而来的新的认知，共识或社会意志？参与博弈的是制度还是意识？也许“制度基因”的概念值得更精准的定义和讨论。

      基因在其生物学上的定义是以DNA为载体的遗传信息单元，是特定物种的功能或性状在子代稳定遗传的保证。套用这个定义，如果说一个社会或群体的政治体制中蕴含着极权制度的基因，可能给人一种暗示，既这个社会或群体难以逃脱专制制度的阴影。这是否是一种悲观的隐喻？特别是作者还指出，极权体制通过制度基因的自我复制，得到强化。过去，即使在文革中全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力已经被高度垄断的的情况下，毛泽东仍然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以彻底铲除任何可能对其个人极度专制形成挑战或制衡的因素。而文革后近五十年奉行的“四项基本原则”本质上与“党的一元化领导”一脉相承。在不断的复制中，极权体制的制度基因依然强大。问题是它还能存续多久？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个哲学命题。它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个能够改变和裹挟万千人命运的历史迷思。

      1882年，普列汉诺夫把完整版《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俄文，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引进了俄国。讽刺的是，也正是普列汉诺夫本人，在共产极权体制建立之初，就对其性质及命运做了精准预言：“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他更断言， 布尔什维克统治，也就是共产极权的体制， 最终将经历彻底终结其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危机。其实，列宁和他的伙伴们也并不讳言他们建立的体制的残暴性质。列宁要求公开绞死大量的“富农和有钱人”，以达到“让方圆百里的人都看到并发抖”的震慑效果。季诺维耶夫则将这种统治方式归纳为“生活在苏维埃俄国的一亿人中， 我们必须吸引九千万人追随我们。剩下的那些无法沟通的，必须被消灭”。在过去一百多年里，人们往往更愿意关注极权体制的效率和光鲜成就，却有意或无意地遗忘这些断言，以及成就背后那些生命的代价。

      今天，《制度基因》再次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历史学的角度系统考察了极权体制的本质。作者指出，这个体制的运行机制，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集中制”，不过是最高领袖的个人专制，所以其内部永远充斥着残酷的斗争。“帶有極端平等內容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帶有人道主義內涵的關於人的自由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只是用於宣傳的意識形態，只是抽象的名義上的意識形態。因其從基本上與極權主義制度矛盾，在任何極權制實踐中，這些抽象的意識形態都被摒棄。任何堅持名義上的意識形態而不服從最高領導的人，即便位於最高階層，都必遭極權主義制度的嚴重懲罰，甚至從肉體上消滅。”当然，《制度基因》不仅仅是再一次警醒，也许作者真正要引起人们关注的是，只有当新的制度基因替换旧的制度基因，才能有可能孕育出一个开放，可以进行全方位探索的，充满内生动力的社会。

      在生物进化中，“新基因”的产生导致物种的跨越。那麽新的制度基因，如作者在书中指出的，受到法律界定和保护的私有产权， 即法制下的私有产权的产生与增长，会使中国走向一个开放性的社会吗？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又一次面临转型。这一次的转型，也许甚至将超越人类社会曾经经历过的社会制度转型，而是伴随人工智能（AI）时代的来临，成为文明发展的过程的转型。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前所未有的复杂的变局中，是极权的制度基因借助数字锁链终结自由社会，还是自由的制度基因有机会重构文明？

      作为普通读者，我们无法准确判断《制度基因》的学术地位。但它逻辑清晰，实证坚实完整，语言流畅而毫无晦涩，观点犀利透彻而成一家之言。它刨析极权体制的来源，敦促人们在解读未来制度转型时正视那些不可遗忘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