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和贾浅浅抄袭风波、成名历程与中国知识分子“圈子文化”
7月初，两件相似的事情震撼中文舆论。一是少年成名的“文坛新秀”蒋方舟，被举报学术不端、论文抄袭，其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撤销了授予其的硕士学位，还对其导师阎连科处以暂停一年研究生招生资格的处分；二是长期被质疑其诗词水平低下、内容低俗的作家贾浅浅（知名作家贾平凹之女），被其所在的西北大学认定学术不端，取消其硕士学位和副教授资格，贾浅浅随后宣布辞去教职。
蒋方舟和贾浅浅二人，有颇为相似的家庭出身、文学生涯。两人都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中至少一方从事文化艺术工作且身份较高。二人都是少年时即在文坛和舆论中知名，背后都有家庭的托举。而两人从少年儿童时代至今的文学成就，都存在很大争议。
蒋方舟的若干作品被质疑是其作家母亲尚爱兰代笔，因为其少年时作品一些文字有成人思想和文笔痕迹。蒋方舟在一些访谈和作品中表现的浅陋局促，也让不少人对其文化素养和写作能力评价较低。而贾浅浅常年撰写“屎尿屁”及情色方面的诗词，也没有其他深度和创造性文学成果，同样令不少人质疑其作家身份，批评其是依靠父亲贾平凹而成名得利。
而就笔者看来，蒋方舟和贾浅浅的文学造诣和写作水平，确实并不出色，与其声誉及所获荣誉并不匹配。对于蒋方舟的抄袭指控并非空穴来风，是有实际证据的。其硕士论文确实大量抄袭台湾学者陈重仁等他人作品。其《东京一年》等代表性著作，也被人详细列出若干段落内容明显抄袭别人作品。而贾浅浅的“屎尿屁文学”不仅低俗，也并没有深度和太大文学价值。作为打油诗尚可，但绝不足以撑起一个作家和教授的身份。
文学能力并不出众乃至学术不端的蒋方舟和贾浅浅，之所以能长期活跃于文学界、舆论圈，得到大量曝光和资源，确如许多人所批评的，和其家庭背景有关。但并不仅限于此。她们可以成名得利，也反映了中国学界、媒体界、艺术界、知识界的“小圈子文化”，及其“近亲繁殖”、话语权垄断、利益输送现象的普遍。
以蒋方舟为例，从其7岁就发表作品、两年后登上省教委推荐读本，中学期间即在《南方周末》等多家媒体或刊登专栏、多次获奖，又被清华大学降分录取。这样的青少年履历，若没有多方托举、疏通关系，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的。而各路文学大咖、媒体、高校对其支持，与其家庭和友人广泛的人脉有密切关系，并形成了围绕蒋方舟的新的利益链。
蒋方舟成名和成年之后，也继续凭借亲朋好友铺就的文学之路和对其塑造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活跃于许多媒体平台。这与另一个“少年天才”、同样被质疑抄袭的名人韩寒的人生轨迹、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如出一辙。二人也同样被科普作家方舟子质疑抄袭，也都回避正面回应。
值得一提的是，卡夫卡文学奖获得者阎连科、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震云，这两个都在中国人民大学挂职的重量级作家，也加入对蒋方舟的“造神”。这二人无论道德如何，文学造诣确实都不浅，应能看出蒋方舟名不副实。但阎刘二人却仍然力挺蒋方舟、为其站台和宣传。这也反映了“圈子文化”的根深蒂固。知名学者不仅不能免俗，还深度介入其中，不惜撒谎或夸大其词。
本应最讲诚信与良知的知识分子，却常常相互吹捧、相互庇护，形成一个充满人情世故的、对外相对封闭的、“利益均沾”的圈子。当然，圈子之内还有小圈子，有合作也有斗争。蒋方舟被持续举报、最终丧失硕士身份，也是另外与其不睦的知识分子对其积极攻击的结果。
不仅中国体制内知识分子如此“圈子”，体制外及境外离散群体同样甚至更加盛行“圈子”和党同伐异。比如在海外流散知识分子中较知名的“在场”写作平台和“飞地”书店，以及自由派媒体“端传媒”，及其他相关联的团体和平台，就形成了基于身份地位、价值观、人脉亲属等形成的圈子。包括发声机会和奖金等平台资源，由与这几个平台的创办者张洁平及其背后支持者熟识的人瓜分，而陌生人及与其关系不睦者被排除在外。少数几个人和机构，几乎垄断了大半个地球的中文自由派论坛圈子。而且因为海外资源比体制内更少，圈子的封闭性、排他性也就更强。
而且蒋方舟及其提携者如阎连科刘震云等，以及“南方系”许多人，虽属于中国体制内，得到中国官方若干职位和荣誉，但其实是兼有体制内和自由派这双重身份和复杂角色，并从两面都获利。蒋方舟的成名，很大程度在于以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主的“南方系”相关人士和平台的竭力托举、宣传、照顾。
笔者个人对南方系曾颇有好感，但后来逐渐“祛魅”而褒贬兼有，原因之一即是看到其吹捧韩寒、蒋方舟等才能与德性并不足够的人，为圈子私利而“造神”。笔者也亲身接触发现“南方系”不少虚伪下作之徒。这与其标榜的客观、理性、“为无声者代言”等显然相悖，表现其虚伪和道德低下。
无论体制内外、国内境外，都是很少一部分人几乎垄断了写作、媒体、舆论等人文领域资源，圈子里的人得到好处、圈子外的人被排挤。因为舆论平台等资源是有限的，话语权也存在一定的互斥，这就意味着部分人得到的资源和发声机会越多，另外的人就相对越少。那些缺乏背景和人脉的，要么依附大咖分得一杯羹，要么被边缘化和失声。这也让圈子里更多趋炎附势和功利。
总之，中国知识分子圈子里的少数人，获得了远超其能力水平和代表性的资源、机遇、声量，垄断了本就不算繁盛的中文舆论、文学、艺术、教育、社科领域的话语权。这少数人可以凭借垄断优势，主导各种项目和议题，名利双收、物质和精神都得到极大满足。而大多数人强制被其代表和“代言”，失去了自己自主的声音。
这严重损害了中文人文领域的多元化和包容性，这少数人的言语也变得脱离了大众，成为少数人的玩物、特定势力的工具。讽刺的是，这少数人经常大谈特谈“多元”和“包容”，而其实际行为却是党同伐异、看人下菜碟、屏蔽异议者、脱离人民的。当圈子文化盛行，评判作品不再基于价值而是关系，对人褒贬不出于良知而是亲疏，举才荐能不论对象贤愚而只考虑对己利弊，那必然学术界假货泛滥、文学界充斥废品、人文领域劣币驱逐良币。
这样的境况下，平民大众的真情实感、命运疾苦、所思所想，也被这一小撮人的矫揉造作、风花雪月、自以为是所遮掩、篡夺。文字的失真、舆论的偏向，让社会的真相被扭曲，应被关注的事被遗忘、应关怀的人遭抛弃。在现代文明社会、语言文字如同刀剑、话语权如同军队，选择性的使用，关怀或诋毁一些人，可以决定许多人、团体、国家民族的得失存亡。
可以垄断舆论、篡改是非的，并不只是官方、官媒、官僚豢养的知识分子，声称信奉自由主义、追求民主、支持多元化、为少数派发声的那些人，同样可以凭借其资源、人脉、名声等各种方式和影响力，不惜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并以他人的利益、情感、关切为代价和牺牲，去改写真相、诱导他人，让舆论和政策有利于己，悄无声息的达成其目的。有时他们不需加入虚假，只靠选择性阐述事实、关注部分人和事同时无视另一些相似的人和事、聚焦曝光有利信息而遮掩和辩护不利内容，从特定角度评断，巧言令色，也足以歪曲事实、误导读者、实现其想达到的目的。
这比官方宣传和封杀更加隐蔽，而杀伤力有时不亚于大权在握的官方。因为它可以以“自由民主”、“多元化”、“少数派”面目出现，更具迷惑性。虽然其没有官方那样大的对舆论生杀予夺的权力，却也可以在特定环境制造“同温层”、联合同道和驱逐异己，向特定对象灌输信息和观点，实现洗脑并驱动现实。中国知识分子圈子其实并不大，一些人结成利益纽带、价值观同盟，排除异己，在某一领域或区域实现话语霸权、势力垄断，并不算难。
而如此行径的若干中国出身的知识分子，既是精致利己主义者，又是特定势力的代言人，既靠中国体制滋育得利，又做自由派反对派获名，以公共利益和普世价值为幌子，行狭隘偏见和作伪洗脑之实。其往往有合法身份和伪装的和蔼可亲，甚至有自己的基金会和媒体并在政府注册，光鲜亮丽、衣冠楚楚，但造成的恶果，许多杀人越货的罪犯都不及。
从古至今，思想、文化、写作、舆论，一直为中国士人所看重。因为它不仅是对现实的记录、人情感的表达，还是批判丑恶、弘扬正气、改造人间的载体。“文以载道”、“经世致用”，饱含人们对思想更新与文化创作的高远期许。而充斥着圈子文化、腐败和裙带关系、弄虚作假的当今中国人文界，当然难以诞生真正有才能和创造力的作家，也是华语世界人文凋敝的原因和表现。
虽然知识分子的“圈子文化”和党同伐异，也是自古以来就有的现象。古代中国历朝历代就有儒家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员结成“朋党”，以“同窗”、“同年（同一年同榜考中进士）”、“同乡”等结党营私的也不胜枚举。唐代有持续数十年的“牛李党争”，宋代又有新旧党争和“元祐党人碑”。即便自诩“清流”，也有“东林党”之属。人以群分、党同伐异，某种程度也是一种人性必然。（以官场党争为例是因为较知名，不当官的士人当然也存在抱团结党。而且本文批评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多都有身份和利益关系，以官场党争类比并无不妥）
但这并不意味着结党营私就是对的，且还是有人能做到“不群不党”，如杜甫、海瑞、鲁迅等。即便难免加入圈子，也可做到“大事不糊涂”，在事关重大的问题上坚持良知和公心，而非利用权势名望等谋私、为亲朋好友遮罪。而如今中国文坛、艺坛、知识界的大多数人，显然已经突破了必要的底线，挪公为私、道德堕落，甚至涉嫌违纪违法。这无疑是不该被原谅、应该被谴责的。
蒋方舟和贾浅浅被查处，只是机缘巧合加上私人恩怨斗争的结果，并不意味着知识界风气和中文人文环境改善，也非官方全面整肃学术环境的征兆。中国知识分子圈子和学术界的利益关系网，盘根错节而不可能拔除，各种形式的利益交换和利益输送仍然会继续。中国文坛这个“大染缸”已积重难返，知识分子的“圈子文化”也根深蒂固。对这样的现实，笔者很是反感但也无能为力，只有一声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