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看待身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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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主政治中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即将矛头主要对准中国的政治世家(俗称太子党、二代)和老干部等各种标签。而我们之前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分析就充分说明,中国近代政治斗争的主线一直是保皇党和反帝党之间的斗争,最多加上极右翼。这三派势力就足以解释中国绝大多数的政治斗争现象,进行过于细致的分析其实意义是不大的。这种身份政治很容易被保皇党利用用以分化反帝党。
保皇党中诚然有政治世家,可如果只看平民的话,目前的平民保皇党知名的其实也不少,除了温家宝、江泽民这些老人,其实还有很多中青年平民也是保皇党。从绝对人数来说,平民保皇党绝对比贵族保皇党多很多。而从比例上说,由于平民中有条件当保皇党的肯定没有那么多,颠覆国家政权也是有一定门槛的,所以贵族保皇党肯定多一些。可是以笔者常年对欧美民主社会的观察,在民主法制社会里,贵族保皇党通常在比例上是比平民保皇党略低一点的,因为仓禀实而知礼节。
实际上政治世家中确实有保皇党,但一一筛选出来就可以了,对于邓朴方、叶选廉等保皇党笔者并不避讳,可是专门以身份政治的形式去刻意反对政治世家的,在中国一般属于毛泽东一派。这些人反对政治世家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彻底打破权力平衡,以实现其保皇党的野心。
老人政治在中国也广受诟病,可是大家要知道,现在反对习近平最有力的一批人,就是离退休老干部。
因为中国从毛泽东1976年去世后,直到1989年六四以前,中间经历过13年没有保皇党、极右翼也非常弱势的时期。六四事件距今已经有37年了,当年的干部即使只有二十多岁,现在也有60岁以上了。这一批人经历过胡耀邦领导下有一定民主法制的时期,所以最了解保皇党的各种荒诞的说法。比如保皇党总是编造各种谣言,宣传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从来就没有民主法制。这不是事实。在1987年的时候,中国副省级城市的市长选举也是可以落选的,即使习近平也在厦门选举市长时落选了,所以后来不得不去了宁德。而在胡锦涛上台后,党内的民主水平也有极大的提高。中国诚然没有真正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民主法制体系,可并不总是这样被保皇党一手遮天的。这种歪曲历史的行为,就是为了掩盖保皇党和极右翼扼杀民主进程的罪行,将帝制说成是中国的传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l6Y5uta5w
建立民主法制一个技术上的现实问题是:在最高领导层中,固然可以精挑细选几个人,可是我们还需要大批有一定经验的人去监督乃至一定程度上领导众多具体的民主法制改革工作。尤其在众多保皇党虎视眈眈的情况下,这些经历过80年代民主政治,从中深刻吸取了失败教训的老干部的监督至少可以避免基本的路线不走偏。否则的话,在保皇党已经出现三十多年之后,目前从上到下究竟由哪一个群体主导,我们的选择并不多:
(一)经历过80年代和00年代民主政治、从中深刻吸取了失败教训、有和保皇党斗争经验的老干部;
(二)在保皇党统治下成长起来的干部;
(三)青年学者,尤其是有域外背景的学者;
(四)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
(五)外国人。
笔者也是年轻人。可目前习近平称帝至今已有八年,在保皇党统治下成长起来的这批干部有很多对民主法制是缺乏了解,需要时间去学习、实践和经受考验的。同时中国面临极为严重的境外渗透,众多新保皇党勾结外国颠覆国家政权的案件还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至于同胞侨胞,这些人诚然也有一些是希望大陆好的,但在境外反华势力常年累月的洗脑下,也有一些是不可靠的。现在各种颜色革命防不胜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固然在每个群体都能精挑细选部分人,可如果以整个群体来说,也只有这些老干部可靠的比例较高。而且中国的国土面积和人口密度在全世界范围内都缺乏对照经验,中国过往的民主实践经历有其独特价值。这些老干部其实只有少数是死硬保皇党,而这部分大都可以通过回顾其过往的经历和通过简单的包围、喊话、到时间再采取强制行动等方式甄别出来。
根据以下宋平的信可以了解,习近平的称帝,和其系统性对老干部的管束,让老干部长期处于实际上被软禁的状态,有密切关系。甚至保皇党的复兴,最早就是由于江泽民在1989年上台后设定了退休后不允许继续兼任实职的规定。这一规定是典型的保皇党政策,因为正常的民主法制社会,就是有很多来自职权外的影响的,有大量职权不一致的情况。例如奥巴马和拜登都是美国反川普势力中很重要的人物,虽然从总统任上退休了,但仍然是有在积极活动的。如果这些人都彻底退休,不允许兼任实职,那么很容易就变成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一个人的剧场了。毕竟除了老干部,全国上下真正有能力和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并肩的屈指可数。这些权力都是自然形成的,有其合理性的。如果职权永远一致,那么习近平就不可能被架空。一般我们关注的重点是这些人具体干了什么,而不是单纯去指责职权不一致。保皇党就非常喜欢去查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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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
我宋平,一个108岁的老党员,亲眼见证了党从成立到今天走过的百年历程。作为一名老党员、老同志,我一直本着对党忠诚、对事业负责的态度,尽量少言多思,少干预多支持。但近年来,一些现象让我这个老党员心里越来越沉重,不得不写这封信,向您坦诚表达我的看法和忧虑。
这些年,中央对退休的老干部实施了全方位监控,行动自由受到严格限制,许多老同志退休后实际上等同于被软禁在家,出门需层层报批,甚至连回老家探亲、祭祖这样最基本的人情往来都难以实现。这让我感到十分痛心,也很不理解。
举一个我听到的具体例子:某位退休多年的老同志(党内资历很深,曾为党工作几十年),年事已高,身体每况愈下,本想回老家祖屋住一段时间,安度晚年,陪陪乡亲,祭扫祖坟,了却最后一点心愿。但多次申请都被以“安全”“维稳”等理由拒绝,最终只能郁郁寡欢地在京城度过余生。这不是个例,许多老同志都有类似遭遇。退休本应是人生一个自然阶段,是党对老干部“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的应有体现,可如今却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圈养”。老同志们为党奋斗一生,退休后竟连最起码的行动自由都没有,这哪里是善待?哪里是信任?哪里是尊重?
此外,我还想特别提到一点:老同志退休后,本应允许他们充分表达个人意见,畅所欲言地谈谈对党的事业、对国家前途的所思所想。这是我们党历来重视老干部作用的优良传统,从毛主席、周总理、小平同志到泽民和锦涛同志,都鼓励老同志讲真话、讲心里话,甚至批评建议。可如今,一些老同志稍有不同看法,便动辄被扣上“妄议中央”的大帽子,言路被堵塞,正常交流也被视为不妥。这不仅违背了党内民主生活的原则,也背离了我党长期形成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优良传统。试问,如果连为党奉献一生、见识最广的老同志都不敢、不愿说话了,那党的自我纠错能力、自我净化能力从何而来?
近平同志,您常讲要“以人民为中心”,要讲“初心使命”,要“让老同志安享晚年”。可对这些为党奉献了大半辈子的退休老干部,却缺乏最基本的信任。监控再严,也挡不住人心;限制再多,也换不来真心拥护;堵塞言路,更换不来真正的团结。党的事业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我们这些退下来的老人。如果老同志们退休后感到寒心、感到被猜忌、感到被防范、感到连说话的权利都被剥夺,那对党的形象、对年轻一代的示范作用,都是极大的损害。
我希望您能认真考虑这些问题:善待退休老干部,不是恩赐,而是党应有的政治担当;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自由和说话的权利,不是放纵,而是对历史、对功臣的起码交代。撤销那些不必要的监控和限制,让老同志们能自由回乡、自由访友;同时敞开言路,允许他们充分表达个人意见,这才是真正的“不忘初心”、才是对党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我年事已高,说这些话没有别的企图,只希望党的事业长治久安,后继有人。望您三思。
此致
敬礼!
中共老党员 宋平
2026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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