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和美台联手制造“民族复兴”幻觉，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落入陷阱

自从乌克兰战争爆发，形成长期相持状态，全世界的安全局势变得日益严峻。而中国内部的舆论，也逐渐分化成两派。一派是坚决支持俄罗斯，另一派则坚决支持美国和乌克兰。而且随着战事始终胶，局势始终都不明朗，中国内部的分歧也变得越来越严重。

这不只是民间舆论出现分裂，在中共官方报道中，我们也明显能看到这种分歧。乌克兰战争爆发前，中俄双方的高调联合声明，大量的合作协议，以及双方关系“上不封顶”的宣言，足以显示中俄关系日益密切。但到后来，中国官方一度又开始降温，声称中俄只是战略伙伴，“不是盟友”。再往后，部分官方媒体又开始在中美建交四十五周年的时刻大肆吹捧中美关系，这就能看出一些端倪。

那么中国到底是应当更注重与俄罗斯合作，还是应当同美国加强合作？这个问题恐怕就不简单是见仁见智了，而是屁股决定脑袋。中俄关系的核心问题，基本上，是首先取决于中国自身，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怎么确立自己的身份认同和战略定位的？如果以大陆体系为核心，强调1949建国的首要地位，那中国当然就应当与俄罗斯加强合作，相反的，如果以海洋体系为核心，强调中华民国和五千年文明-国家的首要地位，那么所谓文明古国就只能与美国加强合作。

正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若追溯中俄关系的起点，从清朝早期到中期，双方在最初的连续冲突之后，实际上也确立了某种类似于“合作伙伴”的友好关系。这时清朝和沙俄接近于盟友，但并没有正式结盟。当时清帝国是一个以大陆体系为核心结合漫长海岸线的庞大帝国。而沙俄也是类似的，但沙俄的地缘条件不同，更强调大陆的核心地位。沙俄最初阶段，对从西伯利亚到阿拉斯加的广袤土地，还缺乏实际有效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沙俄缺乏挑战清帝国的实力，主要是依附于清朝提供的沿海-内陆贸易路线，双方长期合作，友好相处，相安无事。

那么，随着世界格局的演变，到乾隆时代末尾，全世界的海洋格局发生了变化。英国女王派马嘎尔尼访华，是标志性的转折点，英国企图让清朝全面放开沿海地区的贸易。但乾隆当时婉拒了英国的要求，他坚持受控制的开放政策，即英国的商人只能在广州一地通过官办的十三行来展开贸易活动。但实际上当时清朝还是比较开放的，这个限制主要是针对英国和欧洲的国家。当时东亚大陆沿海地区的其它港口，与日本东南亚等邻国、地区一直存在贸易活动，由于这些国家对清朝的影响较小，并没受到严格限制。

乾隆为什么要限制英国的贸易活动集中于广州一地，而拒不接受英国提出的全面开放贸易的要求？这当然也与清帝国的大陆属性直接相关。由于海上贸易会带来大量全球各地的物资，快速制造出大量财富，这就必然会形成买办和商人集团，而且随着地方势力崛起，最终又难免必然会带来军火贸易，催生当地日趋强大的武装力量。

持续发展下去，逐渐地，东亚大陆的政治版图必然会随之分化，逐渐会在沿海地区形成割据势力。实际上，早在唐代、元代的末期，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早就出现过割据势力，而且引发大规模战乱。但当时这些问题并不是由英国等殖民者直接引发，而主要是源于阿拉伯人开启的大航海时代，以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为代表的商人集团和新移民控制政商权力，在沿海地区形成地方武装势力。

沿海军事割据力量的潜在威胁，还只是问题之一。出了军事威胁，大量异域文化的输入，尤其是宗教信仰、伦理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也会随着海外贸易而展开，逐渐渗透到大陆深处。由于清帝国的权力基础是源于大陆的帝国体系，这就与英国控制的海洋帝国殖民体系差异极大，持续发展下去，这也必然会造成难以调和的冲突。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乾隆不可能彻底放开沿海贸易，只能采用限制政策，有限地对英国保持开放。

但随着全球海洋经济体系的高度发达，英国的科技军事实力快速发展，加上清帝国自身逐渐出现问题，高度中央集权的决策模式必然存在官僚化、腐败的趋势，控制力逐渐下降，此消彼长，逐渐地清帝国根本就无法跟英国抗衡。爆发鸦片战争之后，清朝以往的威望迅速瓦解，再加上沿海地区进一步失控，导致广东广西一带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引发超大规模内战，此后清帝国濒临崩溃。

到了这个阶段，东亚大陆的沿海地区事实上再次出现了割据势力。清朝早期并不是这样，只有澳门存在葡萄牙的殖民势力，但并不会构成严重威胁。但到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就出现了香港，然后是上海，此后又有台湾，这些都是最重要的海洋殖民据点，不至于此，其他城市，比如天津、汉口、青岛，宁波，位于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的各地，还有其它大大小小租界区。清帝国的统治模式逐渐名存实亡，沿海地区处于失控状态。

虽然清朝也试图搞改革，这就是洋务运动，持续了三十多年，但并不成功。洋务运动间接地引发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后清朝一败涂地，又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而以往清朝与沙俄背靠背的盟友关系也变得摇摇欲坠，最终清帝国的大陆体系开始走向瓦解。

到1912年，清朝就正式结束了。但与很多人的错误认知相反，清朝的垮台并不是什么革命，而是权力和平移交。这个时候，以英美为代表的海上帝国体系，充分显示出了它的威力。实际上，清朝的瓦解，广东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而这正是当年乾隆唯一准许的广州十三行的所在地。从清末的革命党，到国民党，早期元老人物，正是主要源于广东，孙中山，不但是广东人，还有美国的国籍。

那么，接下来各方势力试图组建中华民国，但并不成功，最开始主要分裂为两大派系，即北洋系和国民党。北洋系整个系统，主要是出自北方京津地区，袁世凯的新军势力。而袁世凯是出自李鸿章的扶持，李鸿章作为洋务派又是英国控制沿海地区的产物。因此，北洋系与国民党，两者其实都是英国长期渗透东亚大陆的产物。但在清朝结束后，双方又不可调和。其中根本的差异，还是大陆系统与海洋系统的冲突。北洋系的政治基础更偏向于北方内陆地区，而国民党是以广东为基地，控制沿海地区。

持续博弈下去，由于英美、苏联、德国都支持国民党，而当时只有日本倾向于坚定支持北洋系，北洋系最终还是垮台了。但随后，国民党试图缔造中华民国，又与日本无法协调一致，尤其是日本决定支持溥仪搞满洲国，与蒋介石的立场不可调和，这加剧了双方的冲突。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借机发动淞沪会战，日本又出兵登陆，引爆大规模的战争。在这个过程里，一方面，国民党的势力遭到了日本的沉重打击，另一方面，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苏双方最终又联手重创日本，彻底驱除了日本对东亚大陆内部事务的干涉。

但在1945年日本战败后，东亚大陆再次形成两大阵营和陆、海体系的对抗。苏联支持中共，这是一个源于大陆体系的强大集团，而美国扶持国民党，这是一个源于海洋体系的强大集团。最后的结果，是大陆集团成功地打垮海洋集团的干预。这是毛泽东在1949年成功缔造新中国并定都北京的原因，也是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一现象背后的地缘力量。

在1949年之后，毛泽东时代，中国主要是以大陆体系为核心来发展自己。毛泽东时代的发展速度实际上是相当快的，1949年-1959年，短短的十年，新中国改天换地。从国庆阅兵能看出来，1949年时的解放军，装备简陋，素质一般，但到10年后的国庆阅兵仪式，喷气式战机满天飞，各种先进的武器装备应有尽有，非常丰富，而且都是国产的，是自己生产制造的而不是从国外买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士兵，普遍精神抖擞，正步走的排列方队齐刷刷地喊着振奋人心的口号，素质已经相当出色。

然而，1949后的中苏关系并不和睦。尤其到1969年，爆发珍宝岛事变，中苏关系彻底破裂，以往的大陆集团就彻底分裂了。但这时新中国的军事实力已经很强大了，比如当时苏联的军事实力那么强，在珍宝岛都无法取得胜利，这就是证明。

但接下来出现关键的转折点，这就是九一三事件。九一三是一次意外事故，是周恩来精心策划的产物。前面已经指出，毛泽东缔造新中国，本来是大陆集团的胜利，是国民党和海外干涉力量 的失败。但在中共内部，由于建立统一战线的需要，尤其是围绕国统区的历史遗留问题，又始终存在着一大批走资派，同情国民党，鼓吹中华民国。这帮人都是扛着红旗，但内心深处，始终又幻想要与美国搞好关系。这就导致中共内部的决策反复出现问题，前后并不一致。

在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毛泽东名义上还是最高领袖，但实际上已经难以控制实权。毛泽东发动文革，是靠林彪通过军队的政治化来全力支持。然而，九一三事件导致林彪意外坠机，林彪死后军队突然出现权力真空，毛泽东事实上无法追查坠机真相，否则新中国建国不久，立足未稳必然引发内乱。由于当时很多人都无法理解毛泽东的深谋远虑，反对文革，在军队内部，包括林彪的嫡系，为了权力和既得利益，也始终不愿对军队高层展开政治清洗。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毛泽东执意追查九一三事件真相，最后不但无法打倒周恩来，反倒很有可能会毁掉毛泽东自己的权力基础。在这种状态下，毛泽东只能按照周恩来的定性，声称林彪要叛逃苏联，导致坠机，随后跟周恩来一起整肃军队。

为了刚诞生不久的新中国保持稳定而忍辱负重的结果，是造成毛泽东此后的威望受到重创，导致文革彻底失败。此后毛泽东不得不让周恩来主持大局，周不断扩大其权力和影响力，其中就包括更进一步，加速推进中美关系。尽管这个阶段毛泽东等人不断提出反对意见，批评周恩来跟美国走的太近，但由于周事实上大权在握，所以毛泽东已无法彻底改变中共的右倾路线。包括中共十大的基本路线，邓小平的复出，实际上都是被周恩来控制的决策产物，毛泽东实际上都是被动的，为顾全大局只能接受。

由此可见，到毛泽东去世后，突然你爆发政变有必然性。1978邓小平上台，正式开始彻底否定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路线。到这个阶段，邓小平实际上再次启动了以清末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以及中华民国时期的国民党所宣扬的围绕海洋体系推动中国发展的路线。比如邓推动的改开，整个经济布局，就都是以当初国民党的基地，广东，作为核心，也是以李鸿章的基地，东南沿海地区，做为后盾。从这个意义上讲，1979年开启的改革开放活动，实际上也就是翻版的洋务运动。两者当然也有差别，但这只是主要的支持者发生了变化，由旧日海洋体系的“日不落”大英帝国核心，变成了今天这个作为所谓自由民主“历史终结者”的美利坚帝国核心。

但邓小平的改开路线，从一开始就有严重的问题，逐渐也就必然造成严重的政治经济后果。由于毛泽东1949年缔造的新中国，它并不是源于洋务运动和国民党，更不是围绕海洋体系而形成的国家形态，而是源于大陆体系的力量，形成的陆权国家形态。那么邓跑到广东大搞经济特区，催生深圳，也扶持香港，必然会严重违背毛泽东制定的整个建国基本战略。毛泽东的发展路线，是强调内需，自力更生，这并不是以沿海地区为主要动力，而是以内陆区和北方为主要动力。从全球贸易的角度看，海上贸易当然也很重要，但毛泽东反对以美国为中心来构筑中国的整个经济和贸易结构。这种战略考虑和布局，与乾隆的时代，有一定的相似性。

前面也讲过，乾隆之所以反对英国特使马嘎尔尼全面开放贸易的要求，就是担心以英国的贸易为中心来形成经济布局，这必然会严重破坏清帝国以大陆体系为中心的政治经济结构。但毛泽东的考虑，显然比乾隆更深远，从大三线的部署，以及1970年毛泽东几乎与欧洲组建空客公司同期下达708项目大力发展自己的大飞机的指示来分析，毛泽东的战略，基本发展布局，是要以大陆体系为核心，来发展出一整套独立自主的高科技发展模式，而不是简单围绕海洋体系而展开。此后，1980年运十成功地首飞，也验证了毛泽东的设想具有可行性。根据这套战略安排，沿海地区的经济布局不能代替大陆中心的政治经济格局，更不能围绕以美国为中心的贸易体系来展开。

但1982年，邓小平就执意停拨经费，要求运十项目下马。最终，1986年运十项目正式停止。然而，在这一阶段，邓搞的所谓改开并不成功，1989更是爆发血腥政治风波。但事后证明，美国其实是视邓小平为自己的代理人，美国和邓一拍即合，联手搞垮了运十和光刻机等重大项目。1989北京大肆射杀学生市民，东欧的舆论一片哗然，很快引发连锁反应，1991苏联正式解体。1992邓南巡讲话，接下来，没过几年，美国就淡化1989的政治风波，迅速放行。临近新世纪，美国开始把中国拉入WTO，这时互联网也跟全球化高速并行，一起带动了中国此后的经济腾飞。

到这个阶段，邓早已于1997年去世。尽管邓本人没有明确提出所谓“民族复兴”路线，但实际上，他修改宪法复辟所谓文明古国，变相复辟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国家理念，早已隐含了这个意思。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共开始正式地提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战略口号，而美国实际上也早就在支持这一“民族复兴”路线。

所谓“民族复兴路线”最初实际上是源于国民党。早在二十世纪30年代，当时英、美、苏联和德国都在扶持国民党，蒋介石就提出“民族复兴”路线，此后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国更是大力支持国民党。因此，美国其实是邓小平搞改开以及所谓“民族复兴”路线背后的最主要支持者。尤其是，美国扶持“民族复兴”路线，也是为了支持中共内部的极右翼分子，从内部彻底颠覆中共的合法性。

所谓民族复兴路线，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彻底否定毛泽东的建国者地位，否定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早就很清楚这一点，他本人就坚决反对所谓“民族复兴”路线。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分析，这个逻辑也很清晰，按照无产阶级的继续革命理论，只存在民族解放，不存在民族复兴。而所谓民族复兴，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复辟，是谋求世界霸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要否定资产阶级的复辟以及民族复兴路线。

从以上的历史线索和思想脉络，就可以看出来：邓小平搞的改革开放，最大的业绩其实主要并不是中国自身的发展动力所促成，而是源于美国有意在东亚大陆再次扶持资产阶级的复辟势力。与邓小平和美国控制的媒体长期煽动的舆论基调相反，1976年到1980年，在改开前夜阶段，中国的国民经济其实从没有濒临崩溃。

事实是，新中国建国的头三十年，从没像海外媒体所说的那样，是一片狼藉，甚至暗无天日。相反，毛泽东时代取得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所谓主流媒体的崩溃结论，完全是诋毁毛泽东时代的虚假舆论。到1980年运十大飞机成功首飞，这是新中国改天换地的划时代产物，当时真实的情况是形势一片大好，高科技事业蓄势待发，毛泽东的战略布局刚要起飞，结果被邓小平废止。邓的发展策略是要让大批农民工到处流窜到沿海地区给西方打工用衬衫换飞机。

邓的改开时代在早期，从1985到1995，真实的情况，中国不但没有什么发展，反而还大幅倒退了。1989年由工人下岗失业和大量官倒腐败活动引发的动乱，就是明证，但遭到了军队开枪血腥镇压的结局。而此后，是美国有意开了口子，意在扶持邓小平控制中共，持续推进下去，最终彻底否定毛泽东，这才积极拉拢中国加入WTO。接下来，并不是因为邓小平多么英明，而是因为全球化、互联网和房地产的神奇威力，加上毛泽东时代遗留的大量工业和制造业基础，尤其是早期的大量基础设施建设，两者相结合，这才突然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二十多年，创造出所谓邓小平时代的“改开”奇迹。

但综上所述，美台海外势力一手扶持的所谓邓氏改开奇迹，副作用是非常大的。这套资产阶级复辟话术，实际上在中国国内制造出了一个前所未有也最为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即以美国的经济利益为中心的资产阶级买办贸易集团。现在这个状况已经发展的非常严重，导致中国内部严重分裂。这个局面就像明清那样，再次催生大陆集团和海洋集团两股势力的对峙局面。假如持续发展下去，历史难免要重演，比如从太平天国到国共对峙，干脆诱发大规模内战。而有不少人，身处这种危险局面，依然敌我不分，甚至还开始飘飘然，被资产阶级控制的舆论不断煽动，沉浸于中国会像美国一样成为资产阶级高收入国家的“民族复兴”美梦。

但毛泽东早已深刻指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相反，毛泽东还认为：中国永远都是作为全世界最广泛的第三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代言人。从目前的情况看，邓小平的改开时代早已走到尽头，而美国媒体一手扶持并助推的所谓极右翼“民族复兴”路线，其本质，也只不过是海外势力对中共不断进行和平演变以便加速资产阶级复辟进而最终制造出加强版国民党的“阳谋”。

在这种前所未有的险恶局势之下，中国早已在不知不觉之间，落入由美国精心设计的所谓“不战而胜”的政治经济陷阱。此时此刻，中国人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国扮演的特殊角色。美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美国本身正是最大的问题。在这种状况下，中国的整个贸易结构，政治经济结构，必须进行全面的调整。

从大陆体系的视角来看，强化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打造雄安新区，加大对香港的控制力度，加快新疆、内蒙、黑龙江等腹地的发展速度，提升这些地区的战略价值，都反映出北京高层已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迄今为止，由于美国几乎可以控制全世界舆论的巨大影响力，以及整个海洋体系形成的利益集团的力量极其强大，而中国自身问题重重，控制局势的力度远远不够，这就导致事态仍然在一步步走向失控。

乌克兰的战争旷日持久，作为明证，足以表明世界危机的危险程度。此时此刻，北京政权其实别无选择：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回归新中国的正统，才能真正解决美国制造的一系列问题。对于新中国而言，毛泽东思想，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为指导的继续革命理论，中俄关系的坚强巩固，恢复整个大陆体系的强大统合力，才能有效对抗美国的影响力，拯救中华人民共和国，拯救俄罗斯联邦，最终也拯救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