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式打败仗

美国保守派作家威廉·林德（William S. Lind）近日在《美国保守派》杂志发文－－“美国式打败仗”，提出美国有六种办法可以改善其糟糕的战绩：

没有什么比让美国军人沉浸于他们自己的自吹自擂更令他们高兴了。“我们是最伟大的。”“历史上最伟大的军队。”“没人能打败我们，甚至没人敢和我们交战。”等等。这就是他们彼此之间说的话，也是他们期望从平民那里听到的话，在华盛顿，这也是绝大多数官员——包括总统和国防部长——所相信的东西。这种后果目前正在波斯湾上演。

然而，战绩却讲述着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在太平洋战场堂堂正正地击败了日本人。但在欧洲战场，真正赢得战争的是红军，他们面对德国部署了500个师，而德国拥有350个师，而我们在两个战场合计只有90个师。自那场胜利以及伴随而来的欧洲文明终结以来，我们在朝鲜打成平局，在越南战败，在巴拿马、格林纳达和第一次伊拉克战争中取得了辉煌胜利，在阿富汗、索马里和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中失败，目前则与伊朗战争陷入僵局。截至本文写作之时，这场战争已经演变为一场围困战，而围困战总会提出那个老问题：究竟是被围困者先挨饿，还是围攻者先挨饿？在这里，粮食变成了石油，但问题依然相同。

真正应该主导华盛顿国防辩论、却几乎从未被讨论的更大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在战争中失败？不是因为我们的敌人比我们花的钱更多。如果把塔利班的预算和我们的预算画成图表，他们的预算几乎根本看不见。解决办法不是投入更多资金。把更多的钱投入现有体制，只会让问题更加严重。在我看来，我们持续军事失败的根源主要有六个。

第一，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战术层面，而战术恰恰是战争中力量最弱的层面。战略层面才是最强大的，其间则是战役层面（德国意义上的战役层面）。高层次压倒低层次，因此，如果我们在战略上失败，那么无论取得多少战术胜利都毫无意义，而我们恰恰一直在战略上失败。美国最伟大的军事理论家约翰·博伊德（John Boyd）上校曾说：“当我还是年轻军官的时候，人们告诉我，只要拥有陆地优势、空中优势和海上优势，你就会赢。然而，在越南，我们三者兼备，却还是输了。所以显然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那个更重要的东西就是战略艺术，而战略艺术要求的不仅仅是在一场争夺制高点的游戏中不断累积摧毁目标的数量。我们的军队并不明白这一点。

第二，我们追求通过把火力倾泻到目标上来取得胜利，这正是我们至今仍在实践的法国式第二代战争方式的核心，因此我们高估了空军力量所能发挥的作用。许多年前，当我共同主持一档名为《现代战争》的电视节目时，请来了一位极具思想深度的空军参谋长梅里尔·麦克皮克（Merrill McPeak）将军作为嘉宾。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从历史来看，空军总是承诺过高，而兑现不足。”正如我们今天在对伊朗战争中所看到的，无论是我们的军队还是我们的文职领导人，都没有吸取这一教训。当年深陷越南泥潭、束手无策的约翰逊总统曾抱怨他的将军们：“炸、炸、炸，你们除了轰炸什么也不会。”当年没有奏效，如今同样没有奏效。

第三，我们之所以输掉战争，是因为我们过于迷信技术优势。关于这一主题最好的历史著作，是马丁·范·克雷费尔德（Martin van Creveld）的《技术与战争》，书中论证了技术优势极少真正赢得战争。战争更偏爱那些简单、廉价、能够大量采购的武器，而不是像F-35那样复杂华丽的杰作。而且，高科技奇迹往往可以用十分简单的方法加以破解。当年我们在越南修建由高科技传感器组成的“麦克纳马拉防线”，试图发现北越渗透人员时，北越军就在树上挂满尿桶来欺骗传感器。在一次国防部兵棋推演中，我担任红方，我派出携带喷漆、帆布和铁锤的妇女和孩子去对付美国机器人大军，同时全程录像。如果那些机器人向我的“军队”开火，这些画面就会传遍全世界，而美国也会立刻输掉这场战争。推演最终以那些男孩女孩围着一堆失明翻倒的机器人烤山羊而结束。

第四，美国军队的规划能力很差。这一点可能令人感到意外，因为我们的所有参谋学校和战争学院教授的几乎全部都是规划流程。但问题恰恰就在这里：规划流程是靠死记硬背来教授的，重点完全放在是否遵循流程，而不是最终结果。如果规划本身愚蠢至极（例如，我们竟然没有想到伊朗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规划人员也无法意识到，因为他们唯一知道的就是自己已经按照参谋规划程序完成了工作。几十年前，在彭德尔顿营的一次参谋规划演习中，作战计划把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沿朝鲜东海岸拉成长达40英里的战线，而敌军却控制着高地，有些地方距离海岸只有一公里。当我指出，这可能是战神阿瑞斯所见过最糟糕的军事计划时，所有规划人员唯一能做的，就是再把整个规划流程重新走一遍。由于他们从来没有学会军事思维，他们所知道的也只有这一套。毫不奇怪，糟糕的计划会输掉战争。

我们规模庞大得离谱的参谋机构——一个师的参谋机构几乎就是一座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德国装甲师参谋部理论上只有27名军官，实际往往更少）——意味着我们无法迅速应对那些意想不到的威胁和机遇。如果我们今年1月伊朗民众起义达到高潮时就清除伊朗神职人员和革命卫队领导层，也许整个体制都会随之垮台。而等到我们真正采取行动时，公众已经被镇压下去，那些定点清除在战略上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我的第六点观察，又把我们带回了文章开头：华盛顿的文职决策者没有识破军方不断鼓吹的“我们最伟大”那套胡说八道。因此，他们陷入了那些无法结束（原本却以为能够迅速结束）的战争之中。但问题还有另一面：他们也没有认识到，美国军队需要进行深入彻底的军事改革。越南战争失败之后，我曾是20世纪80年代军事改革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我们一度拥有一个跨党派的国会军事改革核心小组，其中包括100多位国会议员（尽管其中多数人只是随大流）。我们主张采用德国式机动作战，而不是法国式消耗战；主张对军队人事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包括取消迫使军官醉心仕途的“不升即退”制度；让官兵长期留在同一部队以形成部队凝聚力；要求大幅削减连级以上军官数量；采购更多简单、廉价而数量充足的武器。然而，改革者手中拥有的是思想，而维护现状的人则掌握着巨额资金。你猜，在华盛顿，究竟哪一方会获胜？

五角大楼、白宫以及国会山那些负责与军方打交道的文职官员，最好牢记保险业流传已久的一个故事。某家保险公司的董事会会议上，人们不断听到关于公司经营状况的各种喜人报告，尽管利润率却一直在下降。董事们个个喜笑颜开，唯独有一位例外。最后，那位出身贫寒、年轻时曾在服装区打工的老人开口说道：“先生们，胡说八道是我们最宝贵的原材料。它是我们卖给客户的东西，是我们告诉股东的东西，也是我们用来蒙蔽监管机构的东西。让我们不要把这样宝贵的资源浪费在彼此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