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说自己是中国人时，我们究竟在说什么？

最近发现台湾的朋友或者是一些持极端民族虚无主义观点的朋友，或者是耻为中国人，或者觉得中国人本身就是一个不那么高等级的存在，甚至在骂人时说“祝你下辈子投胎到中国”，我是很不认同的。

当代的中国人确实有很多缺点，但是我们的民族也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承和奋斗精神的民族，中国人只要实现真正的全方位的现代化，是有改进和上升的空间的。今天就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讲一讲：当我们说自己是中国人时，我们究竟在说什么？

 先说结论，当我们说自己是中国人时，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很多人意识不到，“中国人”的意思是“京城人”，或更具体的说，

“来自京城的游牧征服者”。

这个结论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中国”的意思。

“国”很好解释，古人讲“诸侯有国，大夫有家”，“国”就是一定规模的古代君主修建的城堡、要塞、城墙，延伸开来，也包括城池内外附属的所有人民、土地和其他资源。“家”就是房屋、围墙及其附属的院子。在上古时代，这也得是有一定地位的人才能有“家”。为什么家里有“豕”呢？这个看一下这个西汉时代的陶俑院子模型就知道了。

我们还是回到“中国”意思的解读。“中”的意思就比较出乎常规的想象。

一般认为，“中”是一个方位词，古代商王的都城都建在所属疆域的中央，所以四面都是藩国或者夷狄，因此商朝就被称为中国。“中国”其实就是“都城”或商朝直接控制区域的形象的另外一种叫法。

商人自称“中殷”。西周初年的何尊中周成王提到“余其宅兹中国”，意为“我要到中国（殷商故地）去定居”。《书经·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意思是说，上天已经把中国的百姓和疆土交付给周朝的先王们治理。《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意思是说，要给中国人民一点好处，好依靠他们来安抚四方。从这些案例来看，“中国”无疑是指商王朝核心统治区及其人民。

但是，这个说法虽然有理，但只揭示了部分真相。

当你以商朝为中心看待世界时，商都或商王国确实是在世界的中心；但任何其他国家也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他们为何不自称“中国”呢？

而且我们看商朝的地图，当你把地图拉远时，你很容易看出来，商的核心区域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山河四省，拉上周也不过增加一个陕西，根本就不在世界的中心。

有人说，这可能是因为古代人地理知识的匮乏，所以误认为自己是在世界的中心。但是从《山海经》来看，古代人很显然是知道自己不在世界的中心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自称中国呢？

我们看下这张图，这个东西，有一些历史常识的朋友可能已经认出，是成吉思汗的九纛大旗。九纛大旗包括九根纛旗。纛旗在蒙语中叫做“苏鲁锭”，意思是矛。

这个是甲骨文和金文中的“中”字，和这个纛旗是不是很像？

说到这里，大家就明白了“中”其实是一种旗帜，而且不是普通的旗帜，是商王所用的“王旗”。

《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这段话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谜题，解释得莫衷一是。

这是因为古人都把“中”当成一个方位词，而“中”在这里是名词。如果“中”是方位词，何谈“执”啊？“执”就是“拿”。比如“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什么“虞廷十六字心法”把这句话解释得神乎其神，其实完全是牵强附会。把这个“中”解释为“中庸”是完全不对的。

当你把这个“中”理解为王旗的时候，那就很容易理解这段话。这段话是尧帝在把帝位传给舜的禅让仪式上，对舜说的话。大意是说现在天命现在转移到你的身上（天之历数在尔躬），你好好地接着我这个王旗吧（即：允执其中）。如果你不好好干，把老百姓弄得困穷，天命也会从你身上转移的（即：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允执其中”的直接意思就是“坚定地举起王旗”，深层的意思是希望舜努力做个好君主。

在上古时代，这个“中”旗，应该类似于蒙古人的纛，相当于秦以后的玉玺、或者古埃及法老的权杖，就是君主权力的象征。

再举一些古汉语中的涉及“中”的案例。《左传·僖（吸）公四年》：“...（齐桓公）建中于管，...尊王室。”《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建中立极，...一统天下。”《汉书·董仲舒传》： “建中兴国，乃圣王之所为也。”“建中”就是竖立起旗帜，建立朝廷。

我们可以通过蒙古人和古代历史对于“苏鲁锭”也就是九纛的说法来帮助理解“中”旗的意义和价值。

据《蒙古秘史》载：成吉思汗于丙寅年“在斡难河源头，建九脚白旄纛做皇帝”。另据《元史·太祖本纪》记载：“元年丙寅（1206年），帝大会诸王群臣，建九斿白旗，即皇帝位于斡难河之源。”

传说成吉思汗出生时候手心握着一块纛形的血块，所以蒙古人也据此认为成吉思汗是蒙古人的战神。成吉思汗崛起于斡难河流域，商人崛起于西辽河流域并不遥远。所以蒙古人和商人有类似的文化传承并不意外。

说到这里，再次回到主题：“中”就算是一种旗帜，和“中国人”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要说到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和作战方式。

在和平状态下，牧民会在春季四散开来，到各个水草丰茂的地方游牧；而到了秋天，则赶着牲口往回走，去哪里？就是“中”旗也就是王旗所在的位置，然后聚集在一起，集中人力和资源，一起度过漫长而寒冷的冬天。“中”并非实际的空间位置，而是族群分散出去的中心位置，而且通常应该是部落首领或族长所在地。当然，这个旗帜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当然会有一定的差别。这种旗通常也是可以移动的，由人举着，或者插在地上，或者竖立在车上由牲口拉着走。看过相关影视的，可能会对成吉思汗的插着大旗的大车产生印象，这就是移动版的“中”旗的大概配备情况。在战争状态下，这种旗帜就是战旗，所有参战的人都跟着这个旗帜来前进或者后退。

在比较古老的时代，可以想象，王或族长或部落首领本身就是将帅，直接举着“中”旗参战；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就会出现非国王的贵族或将领带人出去进行生产或者作战的情况。这个时候“中”或者说旗帜就出现了分化。

《礼记・郊特牲》提到 “（天子）旗十有二旒，龙章而设日月，以象天也”。《周礼・冬官・考工记》提到 “龙旗九斿，以象大火也”，郑玄注 “交龙为旗，诸侯之所建也”。诸侯所建的龙旗一般为九旒，但无日月图案。这个“旒”基本上就是“斿”。穗子、璎珞、垂绳也。《孟子・万章》中提到 “大夫以旌”，“士以旗”，大夫的部队是举“旌”的，士的小部队则是举“旗”。

这是古文中“中”“旌”“旗”的对比。可以看出“方”字旁就是“中”，属于形旁，表示这两个字的属性为旗帜，而它们的右半部分的内容则代表旗帜的特定类型：“旌”是上面有牛尾巴或者鸟羽毛的旗，而“旗”则是上面有画着图腾符号的布面旗。

而“中”旗如果插在地上，可不是随便插的，被插的地方在现代蒙古人叫做“敖包”，其自然形态就是一个大石头堆，藏人版本则称之为“玛尼堆”，突厥系的牧民则称之为“奥巴”。

虽然“敖包”这个汉字汉译（包括清代的“鄂博”）是在近几百年才频繁出现在文献中，但其背后的词根 “Oba / Ovoo”，在阿尔泰语系（包括突厥语族、蒙古语族，甚至通古斯语族）中是一个史前级别的底层核心词。

在公元5-8世纪的古突厥碑文（如《阙特勤碑》）和早期的乌古斯突厥传说中，“Oba”就已经存在，指代堆石、旗帜以及由其凝聚起来的氏族。

在上古阿尔泰语中，这个词根用来形容“隆起、堆积、高出地面的圆包”。在两千年前的北方草原（匈奴、鲜卑、柔然时代），虽然他们没有发明现在的拼音文字，但牧民们在山头堆石插旗时，嘴里吐出的核心音节就是“Oba / Opa”。

现代考古（如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发现，在商朝的东北老家（西辽河流域），三四千年前就已经存在大量的“石棚”、“积石冢”和山顶祭祀遗迹。这意味着，在商周建立之前，北方谱系的先民就已经在用这个词和这种形态了。

敖包在本意上是指标记过冬营地的大石头堆，但也可以被引申指代相关事物。因为“Oba”是放牧时大家约定俗成的集结地和过冬营地的核心，久而久之，“Oba”在很多突厥语言里直接变成了“部落”、“氏族公社”或“游牧大家庭”的代名词。例如，在著名的突厥历史史诗《科尔库特大叔书》中，“Oba”就频繁被用来指代一个游牧帐篷聚落或一个家族分支。

当游牧民当族征服农耕民族的城池，或者自己定居下来，围绕“敖包”建城时，“敖包”就成了城池的代名词，也就是“京”。很显然，插着“中”旗的敖包的自然形态非常类似甲骨文“京”字。

这是甲古文的“京”字：

通常认为“京”是城楼子的意思，这也是《说文解字》的一个误解。我们绝不可迷信许慎，因为即使我们保守地认同只有商朝才有文字，但许慎的时代距离商朝初年也已经过去了1600多年。

现代人读“京（Jing）”，听起来和“Oba”毫无关系，但上古汉语的发音与现代完全不同。

根据著名语言学家（如王力、郑张尚芳）对上古汉语的拟音，“京”在上古周秦时期的发音接近“kraŋ”或“klaŋ”。在北方的突厥-蒙古语族中，“Oba”在某些古老方言或衍生词中带有闪音或喉音（例如满语里的“Fadan”或某些西伯利亚突厥语的“Opa/Koba”）。当三千年前的农耕/半农耕华夏先民，试图用自己的发音去记录北方游牧盟友口中的那个“山顶插旗的石堆（Oba/Koba）”时，通过舌根音和双唇音的转化，完全可能落笔为“京（*kraŋ）”。

“京观”这个词也可以验证“京”就是“敖包”。我们知道“京观”是古代战争战胜者利用被杀死的敌人的头、尸体和土石建立起来的建筑物，并不一定建在京城附近，但是去却被称为“京观”，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敖包”。

所以古文中的“建中”的本意就是“插旗占地”，引申为“建立朝廷”的意思。“京”的本意就是插“中”旗的大石头堆“敖包”，引申为“中”旗和敖包所在的大城。而“中国”的本意就是插有“中”旗的都城，引申为“京城”之意，再引申则用于指代以某城为京城的特定国家。重要结论：“京城”即“中国”，“中国人”就是“京城人”的意思。

作为主题的延伸也是作为对于主题的论证，我们再讲一个案例。

我们知道越南有一个“京族”。“京族”和“中国人”其实是一个意思，都是“京城人”的意思。只不过“中国人”的京城在本意上指的是商朝人的都城，而“京族”的京城指的是汉唐以来中原朝廷的都城长安。现代基因检测学已经证明，“京族”和中国汉人的基因没有太大区别，因为他们就是汉唐时代从长安或者中原其他地方派出去的驻军及其家属的后裔。“京族”“中国人”本质上和清代的“旗人”是同一种类型的存在。满族人打败李自成进北京，把北京内城的汉人和其他民族都赶走，然后让满族人住。旗人在全国各地驻扎，后来很多地方都是永居了，但早期都是按年头轮岗，到一定年头要回北京的，都始终把北京看成老家。古代中原的汉军进入越南也是这个模式。

通过上面的分析，结合古代中国的历史，我们意识到，现在通常所说的中国人其实有四种类型：第一种，其祖先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一直是“京城人”，当然这种人其实非常罕见；第二种，其祖先在特定时代是“京城人”，而在特定时代是被征服统治的普通人，相信这种中国人其实是占绝大多数，从“皇天既付中国民”这个说法中可以看出，周人在灭商之际并不自视为中国人，但“百代宗周”，周人后裔现在可说是最地道的中国人；第三种，父系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京城人”，但是因母系通婚与“京城人”产生混血，当然犹太人就是接受母系认同的，其实有些这种中国人及其祖先可能比第一、第二种中国人地位还要高，生活水平还要更好；第四种，任何父系或母系祖先都不是“京城人”，自己更不是，如世世代代都没有过翻身，始终是当牛做马阶层的一些人，而且也没有通过通婚改善自己家族地位的经历，或如累世生活在偏僻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可能就是这种类型，他们如果可以被称为中国人，实际上是“中国境内居住者”的省略用法。在商代，中国人仅限于属于统治者的商朝人，普通的民众和被征服者并不是中国人。但是当周朝征服商王国时，所有商朝的人民都成了中国之民，而周朝征服者成为中国之人。但随着周朝八百年间人民的不断通婚和同化，无论前商朝的人民，还是周朝征服者的后裔都成为中国人了。在后续的时代，中国人的群体则以类似的模式不断地扩大。

诚然，“中国人”的本意虽然是“京城人”，但周人、商人、东夷、西戎，最终的选择是“礼乐文明”，而非族群身认同。中国人是“接受了华夏文明生活方式的所有人”，所以孔子才会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