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与大汉族右派集团的精英垄断

关于民主政治，以往中国大陆的新保守派学者康晓光，曾经表达过非常著名的反民主观点。很多年以前，康晓光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到一个关于精英政治的说法，他认为：“一切政治都是精英政治”。言外之意，无非是说，现代民主政治，也只能是一种精英政治。

在中国国内的舆论界，像这种似是而非的反民主观点很多，这不只是康晓光的观点。比如北大国关学院的潘维教授，一些大牌海龟教授，都打着左派的旗号，一再放言这种逻辑混乱的反民主言论。其妖魔化手法之下，所描绘出的群氓一般的民主形象，把反民主话语与反文革宣传编织在一起，如影随形，到处给中国人民下药。

在这里，首先要澄清，康晓光等人的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所谓的“精英”，到底指的是什么？不澄清这个基本概念，我们就无法准确把握康晓光这段话的基本含义。作为常识，所谓精英，首先有一个基本含义，那必然是指“少数人”。

“精英”这个概念，当然是和“大众”相对立的。因为既然是精英，那就肯定不可能是大多数人，否则这精英也就名不符实了，会沦为庸俗“大众”之流。但精英还不能仅仅是等同于少数人。要被称为精英，还必须是卓尔不群、特别“优秀”的人。众所周知，艾滋病患者算是少数人，至少目前为止还是这样。但这不能等同于精英，同性恋也是少数人，监狱里的罪犯也是凤毛麟角，但这些同样也不能等同于精英。

因此，除了作为“少数”这个属性，精英还得“优秀”。这样，精英的划界标准似乎就更清楚了：精英等同于“少数”外加“优秀”特性。这种标准也就意味着，所谓精英或不精英，都是比较出来的，需要一定的判别标准，符合特定的条件，才能成为少数精英。

但我们还要认识到，是否是精英的这个判别标准，并不是随时间流逝而固定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时序中，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不同的具体语境当中，这个精英的标准往往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除了只能是“少数”，的确是个确定的标准，这精英怎么个“优秀”，则是充满变数的。

我们也可以考察一下古今中外的几种情况。参照古代的东亚大陆，政治精英无非有那么两类：一类是打江山坐江山的群体，以皇上和皇亲国戚为代表，贵族阶层，是靠血统和出身划定的，这没得商量。另一类则是士大夫，官僚群体，他们大都是靠考试、裙带关系和上司提拔一点一点爬上去的。“朝里有人好做官”，士族阶层傍成一团，到底能不能挤进这高人一等的“上等人”行列？这总归和出身也少不了密切的关系，多少皆是如此。

在这种条件下，这种传统政治模式，的确是一种精英政治。然而，这不只是因为政治精英是少数人，最高政治决策权被少数精英所掌控，这更是因为这种政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精英集团“自主”控制社会权力，并且非常广泛地实现了权力垄断。

这也就是说，在古代传统政治的具体语境下，要想做政治精英，基本上只有两条路线：要么是靠血统和出身，要么就是靠裙带关系，持续讨好上司，嵌入官僚精英集团的利益之中，逐级上升。除此之外，恐怕就只剩下造反了。否则，就只能认命，老老实实作良民，所谓自古“成王败寇”，何时又不曾如此？因此，这种传统精英的控制和垄断，就可以被看作一种最典型的“精英”政治。

然而，我们可以再对比一下，现代民主政治的情况是怎样的？为此我们就得接着再仔细追问“精英政治”的更深层含义。在这里，我们格外需要区分精英政治可能具有的两种非常不同的含义，这是非常微妙的关键所在。

如上面所说，精英政治的含义之一，就是指政治决策权是由少数人来掌握决策的权力，这似乎是普遍现象。但同时，精英政治还可能具有另一种更特定的含义。这个特定的含义之二则是指，精英政治是一种确保政治是由政治精英群体来自主地操纵政治权力的机制，它是由所谓精英集团自主地、内在地进行控制和垄断权力的政治模式。

这里的具体差别，体现于这最关键的要点：少数政治精英掌握公共决策权力的整个过程，到底是不是他们自主控制的？然而，这个问题，从身为“少数人”的精英那里，无法直接看到明确答案。我们得去像上面那样追问：这少数“精英”到底是怎么产生出来的？政治“精英”产生的过程，会有助于我们的分析，会决定他们决策的过程到底是怎样的，是不是可以自主的。

以资产阶级民主为例，从资产阶级控制的民主模式来分析，一些典型的西方现代民主国家，如英美民主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来，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决策权的政治精英们，他们的决策过程并不完全是自主的，也不可能是自主的，这也正是现代民主制度相对于古代模式所体现出的进步特征。

我们来看看这些政治精英的具体产生过程，作为官僚体系的代表，上层官员，他们一部分是定期轮换由选民直接投票选出来的，比如议会的议员或者直选的最高首脑，这大都是各级政治精英的权力顶层。另一部分，则是由精英集团内部通过相对透明公开的专业化/标准化考试或筛选逐级选拔而出，比如法官群体。还有一部分，是由最高长官或立法／司法机构在相互制衡的分权体系中进行任命的，比如内阁成员，重要政府部门的首脑；此外，另有一部份是由考试和面向社会的公开选拔中挑选的，比如公务员／文官阶层。

这样一种相互制衡的复杂权力架构，以及言论自由、新闻出版、结社、示威罢工等权利的宪法保护，至少在形式上，使得民主国家的政治精英受到了重重的限制，行事必须时刻谨小慎微。在资产阶级民主模式的权力框架中，大资产阶级的确可以有效操纵舆论方向和政策走向，但对于这些本质上是给资产阶级打工的官僚群体、政治公仆而言，阳光政治下的“鱼缸效应”，使他们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做决策时，必须考虑周全，以免招致在野反对派迅速翻盘局面的出现，否则难免被更换。

从这个角度分析，现代民主政治，以资产阶级民主为例，的确是“由政治精英来进行具体操作”的政治，但它并不是在“政治由政治精英自主决策”的意义上的那种传统的精英政治模式。对此，我们也可以用个形象的比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精英就像是开着豪华旅游大巴的专业司机，而民众，尤其是作为资产阶级的大股东群体，就像那些乘大巴的乘客，甚至是这辆车的所有者。

处于这种状态，旅游大巴车的具体行驶路线，当然只能由少数人，只能由娴熟掌握驾驶技能的“精英”根据实际路况来操作，但这并不代表这辆旅游载客大巴的整个运行过程就只能由少数政治精英垄断。而这正是因为，这个车到底要往哪里开，最终目的在何方，并不是由被雇佣的驾车精英群体来自主决定的的，而是由付费（纳税）民众，尤其是资产阶级群体，来集体决定。

甚至于，一旦众多民众对于驾车精英的所选路径极为不满，这些政治精英的最终下场，往往是被炒掉，即不得不辞职，或下台，通常而言，绝不会是开车的司机自作主张，为所欲为地驾车，甚至还反过来，手中的枪支四处挥舞，连唬带吓、耀武扬威地把不听话的民众轰下车，宣布他们不是良民，往别的车上驱赶。

这是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它也反映出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和那些极右翼御用文人鼓吹的所谓精英政治，具有根本的差别。而康晓光、潘维等人，这些坚定不移的打着左派旗号的极右翼新保守派资产阶级代理人和大汉族主义、原教旨主义信徒，极尽混淆视听之能，利用概念上的相似和直观上的错觉，来不断误导中国的年轻一代，让他们相信“一切政治都是精英政治”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殊不知，即使无需大谈资产阶级的所谓代议制民主模式，毛泽东时代，也早就用铁一般的民主实践告诉我们，“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正是最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形式。虽然这种无产阶级的民主形式有别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甚至会通过阶级斗争压制资产阶级，取消大股东的特权，但这也就意味着它更不可能是由任何精英群体广泛垄断社会权力实现自主控制的虚假民主形式。

于是，我们也就完全可以理解，在邓小平成功篡位意外上台之后，康晓光，潘维，这些高举着“改革开放”旗号的新保守派群体，极右翼原教旨主义信徒，才会如此得势。此后，随着大汉族主义官僚政治的全方位复辟，某些垄断阶级、寄生集团和丑恶的现象，就会堂而皇之地合法化了，而为独裁、专制、暴政辩护，乃至为极右翼法西斯主义招魂的声音，也就愈加胆大妄为。

令人遗憾的是，在邓小平大搞复辟，造成新中国的民主变革大幅倒退之后，今天的中国大陆地区，同一百多年前相比，实际上并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进步。若同晚清甲午海战的时期相比，当今的中国人，区别于过去的最大特征，恐怕只是剪掉了辫子。甚至于，由于邓小平上台后的倒行逆施和长期干扰作用，人们对基本的历史事实，对好坏的判断，对是非的认知，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虽然在1949建国后，毛泽东率领大家，使得中国曾成功地在短时间内就面貌一新，还拥有了最先进的火箭和核武器，搞出了具备毁灭世界能力的“两弹一星”。然而，此后在邓小平的误导下，中国又以形左实右的方式，开始全面复辟，倒退。尤其是在技术之外的领域，比如政治、文化和精神面貌等方面的表现，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后，中国人取得的实质性进步是乏善可陈，甚至是南辕北辙。

君不见：形式上，过去的皇帝是被推翻了，然而，为人民服务的红太阳，伟大的人民领袖，同样遭到变相的否定。同时，另一个神圣无比的光辉形象，“一切向钱看”的邓氏改开神话，右派官僚集团从内部成功夺权的翻版国民党，却又取而代之。尽管《人民日报》还没被撤销，得以保留，无产阶级却愈发不能发表意见，不能拥有为自己主持公道的媒体和舆论。而中国的各种精英群体，仍然被语境化了的“血统”和出身决定，新的士大夫阶层，仍然指望着通过刻意设计过的、有利于维护统治集团利益的考试制度，进而眼巴巴地期待着上级精英集团的提拔、赏识和关照。

一言以蔽之：中国大陆的政治系统，在邓小平确立的反动路线和复辟框架之中，仍然是由政治精英自主控制的政治体系。一些不疼不痒的案例，“杀鸡给猴看”的政治牺牲品，查办少数一些腐败官员倒霉蛋，无法说明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对政治决策权具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力，更无法说明无产阶级群体真的能有效地维护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在这种情况下，大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举着红旗反红旗的大汉族主义官僚阶层，尤其是大量打着自由民主旗号鼓动和平演变的极右翼分子，还在使劲鼓吹捧邓小平的伟大改开功绩，吹捧精英政治，这种法西斯化的立场和意图，很值得中国的广大人民大众去深思并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