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挑软柿子捏的极右翼-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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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斗争始终以反帝党和保皇党为主线》一文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斗争简化为反帝党和保皇党之间的斗争，虽然能让人对政治格局变动的主线有所了解，但是缺乏细节。为了增强说服力，有必要将邓小平所处的极右翼和反帝党进行切割。此外反帝党内部还分为改革派和保守派（详见《右派和保守派的区别》），因此将整个中国共产党历史以改革派、保守派、保皇党和极右翼四方势力进行叙事可以更真实地还原其政治格局的变动。从中我们可以发现，邓小平是如何从建国时的众多副国级领导人中一跃成为深度影响乃至塑造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人物。
首先，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在十五省已经宣布独立，满清必然被推翻的情况下，孙中山等第一代反帝党人错误地和袁世凯结盟，让袁世凯等保皇党窃取了辛亥革命的革命果实，甚至出现了复辟的闹剧。中国则陷入了长期的分裂和内乱。国民党在1927年发动对左派的清党运动后从右派政党蜕化为一个极右翼政党，以至于后期出现了保皇党。宋庆龄是当时国民党中反帝党的核心人物。而代表民主法制的宪政迟迟未落实。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在大陆的统治最终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故意制造台湾问题，并窃取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革命果实，宪政仍然未落实，人大长期不召开，违反乃至颠覆宪法秩序的事件时有发生。毛泽东公然称帝，并对高岗等反帝党屡次发动肃反运动，导致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极右翼进入高层。在1957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反帝党在力量上退居为第三位，而前两派分别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保皇党和极右翼势力。毛泽东主导的保皇党在1957年至1961年搞了大跃进，造成了上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以周恩来为首的第一代反帝党和邓小平等极右翼势力联合组织了强有力的抵抗力量，从1958年开始逐步将毛泽东架空，并在1959年将毛泽东的国家主席职位剥夺，在1962年主持了七千人大会，全面批判了毛泽东的一系列错误，还在会中出现了“打倒毛泽东”的标语。可是在毛泽东表示认错后，反帝党担忧极右翼势力，并没有将其彻底立即赶下台。在1962年后，以周恩来为首的第一代反帝党又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保皇党联合发动了针对极右翼势力的四清运动。 1963年5月，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前十条”，为运动奠定了初期基调。虽然该运动途中又被邓小平等极右翼势力利用，出现了“后十条”，并造成了大量死亡，但最终仍将极右翼势力大幅削弱。
https://www.difangwenge.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42
在反帝党时隔十余年后重获优势地位之时，毛泽东和江青等四人帮团伙在1966年悍然发动文化大革命，再次夺权，并在此后的几年将彭德怀等反帝党的核心人物大部分迫害致死。各种称帝活动随后达到了新的巅峰。毛泽东亦成为辛亥革命后首个在生前未被推翻的皇帝。周恩来在此期间保护了在建国时已为正部级干部、但此后长期备受打压的胡耀邦，并提拔了华国锋。代表反帝党中保守派的华国锋此后获得军方的支持，成为接班人。
http://www.jsdsw.org.cn/web/detail/detail.html?id=798
在1976年毛泽东死后，华国锋等人将保皇党中的核心人物，四人帮集团，以武力形式直接剿灭。华国锋陈云等人在此后基本肃清了保皇党。从此之后直到90年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长达近二十年没有保皇党的时期。这段时间虽然中国共产党党内仍有不同的派系。可是这些派系之间的主要争议是左右之争，此外还有一部分人希望保留一些特权，但并没有人希望回到那个有皇帝的时代。这段时间的政治斗争主线是是否要根除保皇党的生存空间，据此可以划分为改革派、保守派和极右翼势力。
由于毛泽东长期被视为左派的标志性人物，在保皇党被肃清后，出现了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华国锋因此提出“两个凡是”。邓小平主导了对华国锋所谓个人崇拜的批判。由于其相对保守的作风，华国锋在党内外的广泛压力下逐步失去权力。在胡耀邦和赵紫阳担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的职位后，邓小平在1980年底主导了对华国锋的批斗会，逼迫华国锋辞去仅剩的中央军委主席，并由其自己接任。
https://www.wyzxwk.com/Article/zatan/2011/05/224805.html
胡耀邦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并在随后为保皇党设置了一系列制度性障碍。赵紫阳和朱镕基主导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邓小平通过反对宪政、有选择性地大力支持部分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政策，使得改革出现冒进，并严重激化了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并造成了大量损失。
http://hprc.cssn.cn/gsyj/gsrw/202508/t20250804_5909007.html
在第二代反帝党领袖胡耀邦疑因台湾问题下台，并在1989年意外去世后，邓小平策划了六四事件，剥夺了时任总书记赵紫阳的职位。但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一致压力下，邓小平辞去了所有职位。随后保守派主导了局势，但改革派的势力仍然很大，在1990年主导了中国证券市场改革。
1992年，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于文革后首次将极右翼的影响几乎消除之时，改革派错误地和邓小平再次结盟，让其借机短暂夺取了权力，并成功篡夺了自文革以来反帝党制度建设的革命果实，实际上塑造了中国此后的国家治理体系。
此后，虽然改革派在短期内确实取得了优势，但由于在邓小平的主导下长期执行极右翼政策，中国共产党再次出现了保皇党，或者说那时还不是保皇党，而是希望拥护出一个皇帝的派系。这些人里有据可查的最早的就是温家宝。温家宝早年被胡耀邦赏识，后来又做了总书记赵紫阳的中办主任，所以他按理说是团派的人。可是在六四事件中他又背叛了赵紫阳，和赵紫阳划清了界限。他此后又投靠江派，帮江派做了很多事情，但江派也并不完全信任他。同时他行事专断独裁，在党内又得罪了很多人，政治世家的各种派系、极左派、地方势力，他都得罪了个遍。像他这种得罪了党内几乎所有派系又有大量把柄的人来说，合理猜测其原因可能是想扶持一个皇帝以保住其自身非法利益。温家宝早年和习仲勋有密切关系，所以在他从那时就开始扶持习近平上位，亲自帮他肃清政敌乃至权力稍大的下属，还拆除了众多阻碍他夺权称帝的关键障碍。之前在《你所不知道的保皇党-温家宝》中有详细介绍。https://qingnianduzhe.wixsite.com/youthreader/post/%E4%BD%A0%E6%89%80%E4%B8%8D%E7%9F%A5%E9%81%93%E7%9A%84%E4%BF%9D%E7%9A%87%E5%85%9A-%E6%B8%A9%E5%AE%B6%E5%AE%9D
https://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6502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自己想当皇帝取而代之的，保皇党要扶持一个皇帝出来，首先也需要这个人确实是想当皇帝，保皇党不可能去扶持不想当皇帝的人。因为死硬保皇党犯的事通常很重，只有皇帝能保住他们的非法利益，一般的政治家保不了。没犯什么事只是得罪人的话，法制即保障其合法权益。而温家宝选择了习近平也体现其过人的眼光，因为那时很多人都还不知道习近平的皇权思维如此之重。
当然，温家宝除了习近平，还物色了另一个人物，孙政才，做预备。可这人在2017年的时候被处理了，官方的处理公告也暗示，这人的风格也和习近平是类似的，同样遭到党内一致唾弃。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9/29/c_1121747644.htm
而从90年代开始，因为问题的累积和长期未被处理，保皇党就越来越多，如江泽民也在其任期末加入了保皇党，并成为了核心人物（详见《江泽民去世是2022年新冠管控解封的直接原因》）。第三代反帝党领袖胡锦涛在任十年未能彻底扭转这一趋势。以至于到了2012年的时候保皇党可以直接对政治局委员发动大规模造谣，并将薄熙来、令计划等人以新四人帮的名义抓捕，声称他们希望捧出个皇帝。可是广为流传的消息又存在大量前后矛盾的内容，这一点在《319政变是明显的造谣》。https://qingnianduzhe.wixsite.com/youthreader/post/319%E6%94%BF%E5%8F%98%E6%98%AF%E6%98%8E%E6%98%BE%E7%9A%84%E9%80%A0%E8%B0%A3
在保皇党的强大压力下，反帝党出现了分裂，很多人向保皇党靠拢。到了2017年习近平修宪前，中国共产党党内公开反对保皇党的声音就只剩三派了，团派，部分政治世家和极右翼。随后的一个关键事件是2018年2月28日陈毅之子陈小鲁疑似被害。紧接着习近平在2018年3月修宪成功，反帝党集体嘘声。在2020年疫情之初，反帝党曾经短暂兴起，其中的带头人是任志强，其发表了著名的“习近平就像一个被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的文章。可随后很快随着疫情封控的强化被镇压。任志强本人亦被判刑。
习近平一派也出现了分裂。因保皇党长期将习近平塑造为改革派的形象，因此有很多习近平派系的人开始并不知道习近平是保皇党。较早反应过来的是王岐山。根据蔡霞的消息：“北京的一位前官员告诉我，当时作为七常委之一、作为习的长期盟友的王岐山，曾向朋友抱怨，习和其他常委的关系已是‘君臣关系’。”而王岐山的下属亦被大规模清洗。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xijinpingderuodian
此后的两年，保皇党的势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反帝党的核心成员出现了生存危机。在公开消息中最容易体现的就是古代宦官的名声突然大幅反转，士大夫却被批斗，甚至袁世凯的风评都开始好转。这些都是保皇党在刻意操纵歪曲舆论，颠倒黑白。
https://www.sinoss.net/c/2010-09-14/526787.shtml
第四代反帝党领袖李克强在2022年8月中公开喊出“长江黄河不会倒流”的口号，反帝党再次抬头。在2022年10月发生了著名的胡锦涛被强行拉出会场事件。在民间又出现了彭立发和白纸运动。这些运动在保皇党核心人物江泽民去世后终结了新冠封控。而在新冠封控结束后，反帝党的力量不断壮大，李克强在卸任后仍然四处活动，于2023年8月30日在甘肃露面。在一个多月后疑被习近平暗杀。可与此同时，原先的保皇党也在不断加入反帝党。如在2023年2月27日，秦刚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高级别会议上表示，各国历史文化传统、具体国情、人民诉求千差万别，世界上不存在定于一尊的人权保障模式。这位原先习近平提拔的红人公开反对习近平定于一尊，此后被降级雪藏，但其发言至今（2026年5月）仍挂在外交部官网上。https://www.fmprc.gov.cn/wjbzhd/202302/t20230228_11032387.shtml
在不断的交锋中，反帝党的势力在2024年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习近平下台逐步成为党内共识。其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在二十届三中全会期间，2024年7月15日发表的《改革家习近平》万字长文，突然在一天后从官网上消失，媒体引述原文的相关链接亦变成同日发表的另一篇习近平序言。胡春华和习近平在分组会议上并排坐。公报措辞也大幅削弱了和习近平有关的词汇。此后“习核心”“习思想”等象征习近平最高权柄的语汇在党媒中曝光率锐减。同时中央军委开始出现异动，习近平在军中的亲信不断被调查。
https://m.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24/10/21/85923.html
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cn-xijinping-07182024152304.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9VH7UHo-JI
在此前后，一个新的变化是，在习近平的不断清洗中，围绕习近平的派系感到危机，纷纷与习近平切割，分裂成了两块。一部分加入了反帝党，如李强、赵乐际等人，一部分则围绕张又侠重新驻扎，希望扶持张又侠当皇帝。随着温家宝在2025年左右跳反张又侠，新保皇党基本承接了原先围绕习近平的死硬保皇党的大部分势力。这一点在《张又侠是俄乌战争的核心支持者》中介绍过。
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5/03/10/2842490.html
https://www.zaobao.com.sg/news/china/story20250312-6008130
反帝党的势力在2025年10月二十大四中全会后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胡春华11月7日在人民日报就二十届四中全会发文，发文顺序为党内第六位，结合习近平则为第七位，暗示其重新入常已成反保皇党共识，来自新保皇党和极右翼的阻挠使得让习近平在2028年正常卸任成为临时共识。https://m.creaders.net/news/page/1359780
习近平则在大会开完后，自2025年11月开始，直到2026年4月底，长达半年的时间没有离开北京。外界普遍质疑其由于害怕被杀，不敢离开北京。目前从习近平的活动范围即可看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保皇党仅剩北京、雄安、上海三地，而主要支持者仅剩核心江派。https://www.ntdtv.com/b5/2026/03/22/a104078769.html
但与此同时，新保皇党亦蠢蠢欲动，不断壮大。此外极右翼势力也蠢蠢欲动，时而支持保皇党，时而支持反帝党。由于习近平还没有下台，仍有一定力量，反帝党面临三线作战的困局。新保皇党和极右翼势力以伪装改革派的姿态不断吞噬原先的反帝党。张又侠在二十大四中全会前后开始反对胡春华。这一点从其境外喉舌对胡春华的一系列抹黑亦可看出。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2IhQ7z9sms 胡春华的各种所谓“负面消息”突然在2025年在境外媒体上大规模传播。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VISFsy1634 新保皇党对反帝党尤其是团派势力进行了进一步的打压。
这种局面使得习近平在2025年以后也不急于去抓张又侠，因为对于他来说反帝党才是最早且真正威胁他的。反帝党在三线作战的困局下，于2026年5月突破重围，成功将张又侠扶持的李尚福判死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旧保皇党和以张又侠为核心的新保皇党都已经大势已去的关键时间点，极右翼在最近一个月又猛然抬头。
以上历史事实大部分是中学或大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常识，其余的一些内容对党史有基本了解的人也属于常识，对于少部分非常识的内容，在这里介绍相关证据。
一、“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故意制造台湾问题，并窃取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革命果实”
毛泽东晚年有一段很重要的谈话广为人知：“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https://www.bj148.org/wh/lssdjt/202006/t20200615_1574487.html
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些临终前的话，其实能透露很多关键信息。目前史学届公认，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为夺取法外特权，为了当皇帝而发动的。而在此之上进一步的目的众说纷纭。笔者倾向于是为了防止大跃进的错误被翻案而发动的。（详见《毛泽东到底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老贫农，万维博客）
如果我们明确，文化大革命是一个让毛泽东极为心虚的错误，那么，这段话说的另一件事，“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这件事，就很可能也是让毛泽东极为心虚的错误。所以两件事被放在临终前一起讲。
那么我们要分析，这件事中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简单分析语句就知道，重点是“海岛”，而非蒋介石或日本人，因为海岛重复了两次。而且后者是被人“叽叽喳喳”的。
我们都知道，台湾问题是中国帝制不断的根源。习近平喜欢打台湾牌威胁国内的反帝党。台湾问题严重扰乱了中国的国防格局，使得保皇党总有各种借口。虽然在《两岸和平统一的可能路径》中大量拆穿了这些借口，可是对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没有进一步的介绍。而这篇文章主要就是分析，台湾问题真正的来龙去脉。
台湾问题的起因，就是毛泽东一手造成的。这一点只要梳理时间线就非常清楚。
（一）1949年4月30日朝鲜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金一访问中国，索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内的朝鲜族部队及装备，毛泽东答应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个朝鲜师可以全副武装移交给朝鲜政府。1950年1月中旬，人民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长金光侠到中国接收了被单独抽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朝鲜族部队（一个师又一个团）以及包括炮兵装备在内的所有武器配备。这些兵员是抗日战争以及国共内战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的朝鲜族。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9C%9D%E9%B2%9C%E6%88%98%E4%BA%89
（二）1950年1月以来，在苏联和美国相继撤出在朝鲜半岛的驻军后，朝鲜与苏联密切协商，并使斯大林“同意朝鲜领导人对局势的分析和准备以军事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设想”[99][100]。1950年5月13日，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向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通报越过三八线开战的意图，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斯大林14日复电毛泽东，证实同意朝鲜的作战计划，但此事一定要经过毛泽东同意。15日，毛泽东向金日成说，我最初的想法是，待台湾、西藏解放后，再把部队调到北方，施以援助。既然你同斯大林商量好了，你可以先打[101][102][100]。斯大林随后也给毛泽东电报，希望他调几个师的兵力到东北，布防于安东－沈阳一线。毛泽东则同样要求苏方提供几个师的武器。斯大林回复称，装备问题可以帮助解决一些，但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尽早布置兵力。师哲称战争爆发时，毛泽东并未事先得到消息[100]。何清涟等部分学者对美国和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解密的朝鲜战争资料进行的解读中认为，金日成先是1950年1月赴莫斯科，其战争计划获得斯大林批准，然后于1950年5月再赴北京，一个多月后金日成按计划在1950年6月25日发动了战争。但这些解读并未证明朝鲜告知了北京进攻日期和详细的进攻计划[103][104]。
上述（一）、（二）史料得到中国、俄罗斯和朝鲜各方的证实，充分说明毛泽东对朝鲜战争的具体爆发时间有否决权，有建议权，朝鲜战争的最终爆发时间点是得到毛泽东完全同意，并大力支持的。
（三）1945年8月的八月风暴中，苏联红军占领中国东北地区（满洲国）。8月22日，苏联红军进驻旅顺和大连地区（旅大地区）[4]。此后苏军对旅顺港及周边区域（旅顺口海军根据地）的占领维持至1955年5月。
https://zh.wikipedia.org/zh-cn/%E8%8B%8F%E5%8D%A0%E6%97%85%E5%A4%A7
（四）1950年3月到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击败中华民国国军占领海南全岛，岛上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机关迁往台湾[2]。这场战役中还俘获了大量的船只。
https://zh.wikipedia.org/zh-cn/%E6%B5%B7%E5%8D%97%E5%B3%B6%E6%88%B0%E5%BD%B9
（五）1949年时，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等待尘埃落定，并没有对蒋介石在台湾的军队提供足够的军事援助。当时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充分预判了中共会收复台湾，讨论的决定是放弃台湾。
https://irlib.pccu.edu.tw/retrieve/67195/109-2.pdf
上述（三）、（四）、（五）史料得到中国、俄罗斯、美国等多方证实，充分说明，在朝鲜战争1950年6月25日爆发前，中国共产党有充足的能力收复台湾。哪怕是请求苏联帮忙也是可以的。
（六）解放军本身有在1950年5月由第10兵团动用5个师攻占金门的计划，但随后被取消了。
“之后相继攻占万山群岛，原本解放军希望在逐步累积实力，预定在1950年5月由第10兵团动用5个师攻占金门岛的作战，最后因朝鲜战争爆发、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协防下取消这项用兵计划。 ”
https://zh.wikipedia.org/zh-cn/%E5%8F%A4%E5%AF%A7%E9%A0%AD%E6%88%B0%E5%BD%B9
这一史料其实是有严重疑问的，朝鲜战争是6月才爆发的，第七舰队是7月底8月初的事情，为什么5月的这个计划取消了？真实原因肯定和朝鲜战争，和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协防是无关的。除了时间线对不上，地理也对不上，金门在福建，第七舰队开入的是台湾海峡，阻拦的是渡海收复台湾，和收复金门有何关系？
（七）毛泽东的宣传部门多次宣传，毛泽东是故意不收复金门的，为的就是维护国家统一，防止台独。
http://dangshi.people.com.cn/BIG5/n1/2021/0816/c436975-32193751.html
上述（六）、（七）史料主要来自毛泽东的宣传部门，充分说明，在朝鲜战争1950年6月25日爆发前，中国共产党有收复金门的计划，但疑似被毛泽东否决。
而我们综合（一）至（七），就会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台湾问题其实是毛泽东故意制造的。
毛泽东充分了解金日成攻打韩国，会影响中国共产党收复台湾，并且其对朝鲜战争的发动时间有否决权，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同意金日成在1950年6月25日发动朝鲜战争。并且其在朝鲜战争发动前，就有能力收复台湾，但相关作战计划被拖延和搁置了，直到美国第七舰队在1950年7月底8月初，朝鲜战争发动一个月后开入台湾海峡，这才顺理成章不用收复台湾了。
正常的收复台湾的方案，首选肯定是否决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次选则是在其发动朝鲜战争的同时或之前发动收复台湾的战役，考虑到收复海南前后只用了两个月，而毛泽东在1950年1月就知道金日成要打韩国了，对此完全是有充分的准备时间的。可实际上呢，毛泽东什么都没做，甚至连金门都没有收复。
在明确了毛泽东故意制造台湾问题之后，我们就要思考，毛泽东的动机是什么？
我们在看待蒋介石在台湾这个事，很容易带入中国古代历史的比较粗略的思维，所以认为皇帝都非常迫切要统一。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光是研究下宋朝和明朝历史就知道，皇帝不想统一的多了去了。皇帝如果真的做到了极高的权力，那么肯定是想统一的，比如嬴政，康熙，乾隆，但是皇帝自己的位置还没坐稳，还没有成为绝对的皇帝，没有杀足够多的人，这个时候，维持一种不统一的状态，事实上是有利的。因为这可以名正言顺地让国家长期处于战备状态，而这种状态对于称帝是非常有帮助的。
何况就毛泽东的情况来说，在建国之初，他的权力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强，党内的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乃至林彪对其都是很大的威胁，他也还是要考虑别人的意见。
在目前毛泽东等保皇党篡改过并以各种手段强迫别人承认的叙事下，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建立，对中国共产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同时通过系统性批判抹除前任中共总书记，使得很多人感觉毛泽东就是中共第一任总书记（至少不了解历史的很多人会这么感觉）。
可实际上呢，毛泽东既不是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人，也不是建立红军的人。南昌起义他不在，中共一大他也不在。论军事他比不上朱德、林彪等一众将领，论情报他比不过周恩来。而中国共产党最终夺取政权有其必然性。因为中国国民党在蒋介石的清党下变成了极右翼，而中国需要一个左派政党来执政。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早的左派政党，人数也最多，所以最后只能是中国共产党来执政。这一点和毛泽东任总书记是毫无关系的。毛泽东本人在1946年初就非常自信能夺取政权了，而中共党内当时亦普遍这样判断。可见夺取政权是大势所趋，毛泽东是窃取革命果实摘桃子的。
毛泽东真正成为指鹿为马的皇帝，是在土改之后。在1950年的时候，毛泽东并没有那么大的权力。所以对他来说，不收复台湾，就是更为有利的选择。所以他才要放任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主动借美国人之手，放弃收复台湾。以换取他在中国的称帝和长久统治。而这个他长期心虚的事，就在临终前以这样一种形式被透露了出来。
二、“由于毛泽东长期被视为左派的标志性人物，在保皇党被肃清后，出现了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华国锋因此提出“两个凡是”。”
https://www.wyzxwk.com/Article/zatan/2011/05/224805.html
这一点是根据华国锋本人的说法，结合其过往经历和个人作风，应当是可信的。华国锋为人保守，在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左派路线上也更为坚定。华国锋抓了毛泽东的遗孀江青和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并将其重判，终结了文革，肃清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保皇党。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不可能是对毛泽东本人的愚昧崇拜。
三、“邓小平主导了对华国锋所谓个人崇拜的批判。由于其相对保守的作风，华国锋在党内外的广泛压力下逐步失去权力。在胡耀邦和赵紫阳担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的职位后，邓小平在1980年底主导了对华国锋的批斗会，逼迫华国锋辞去仅剩的中央军委主席，并由其自己接任。”
这基本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需要补充的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保皇党执政三十余年后，中国的政治生态已经从头到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不从头到尾来一场大的改革，不彻底扭转保皇党的既定路线，华国锋在任期间不会再次称帝，但其继任者再次称帝的可能性仍然是很大的。其实胡锦涛也是类似的，其奉行“不折腾”的保守路线，导致其在任十年无力扭转江泽民等保皇党此前的执政影响。在其卸任仅五年多之后，习近平即公然称帝。华国锋本人确实并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但是其保守作风也确实不适应当时的形势。可是华国锋毕竟是周恩来认可的反帝党，只是保守了一些而已，即使在当时的环境下不适合主持政治经济工作，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总是合适的。其此前也成功和平处理了四五运动。在华国锋1980年9月辞去国务院总理之后，执意召开批斗会逼迫其辞去仅剩的中央军委主席，将所谓“两个凡是”的错误时隔九年后仍念念不忘，这幕后的主导者和获益者就是邓小平。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谈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时，谈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邓小平以为，介于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的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邓小平指出：“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
实际上华国锋是有独立的东西的，只是大部分被邓小平篡夺了。华国锋在1976年12月10日，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中，就否定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正面肯定发展生产力：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粉碎“四人帮”这场大革命，清除了破坏生产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大祸害，被“四人帮”长期压抑的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生产积极性迸发出来，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有希望了。”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这个概念其实是华国锋最早提出来的。这也说明他对于文革后应当如何做政治经济工作还是有很清晰的思路的，在大的方针上并没有什么错误，只是过于保守回避长期制度建设而已。现在有很多人居然以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是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的时候首次提出来的。这种用相似话语宣传是常见的篡夺窃取胜利成果的手法。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很多人以为出自毛泽东。实际上这是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说的话：“中国现今处于一次伟大民族运动，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
https://wlt.hubei.gov.cn/bmdt/ztzl/zshb/201912/t20191226_1799447.shtml
此外，1978年6月3日，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听取港澳经济考察组汇报，肯定了利用外资与引进先进技术的建议，指示可先在宝安、珠海等地试办出口基地。这一举措直接促成了蛇口工业区的成立与深圳经济特区的早期萌芽。后来的习仲勋和邓小平只是摘这个桃子的人。
https://zhuanlan.zhihu.com/p/572011443
另一个著名的案例是恢复高考。在《恢复高考不是邓小平拍板决策的》中有详细的论证，在1977年中刚刚复出的邓小平绝无权力直接恢复高考，相反其和文革推迟高考还有莫大的关系。
https://bbs.wenxuecity.com/huifugaokao/596293.html
邓小平甚至连毛泽东的话都去篡夺，其著名的“十个如果”据《细看邓小平明知故犯其所谓“十个如果”中，奇怪性忽隐忽现着毛泽东著作或语录的痕迹》考证基本就是毛泽东的话稍作修改的内容。
四、“胡耀邦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并在随后为保皇党设置了一系列制度性障碍。赵紫阳和朱镕基主导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邓小平通过反对宪政、有选择性地大力支持部分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政策，使得改革出现冒进，并严重激化了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并造成了大量损失。”
http://hprc.cssn.cn/gsyj/gsrw/202508/t20250804_5909007.html
有关胡耀邦和邓小平的关系，在1989年之后被完全颠倒了。首先需要澄清一点，所谓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这个概念是邓小平在1989年六四之后才提出来的（详见邓小平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
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在历史上，遵义会议〔96〕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88〕、瞿秋白〔113〕、向忠发〔114〕、李立三〔115〕到王明〔89〕，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116〕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44〕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117〕。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长的历史中，不管我们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不管其成员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就是我们党第一代的领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这个集体一建立，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虽然两个接班人都没有站住，但在当时，按斗争的经验、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来说，也只能作出那样的选择。况且人是在变化的。
”
这个叙事完全是不尊重党史的，陈独秀从中共一大到中共四大都是总书记，主办了新青年，创立了共产党，这还不能算有能力的中央？而且邓小平还刻意忽略了博古和张闻天，这两人都是被毛泽东打压夺权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邓小平执意刻意抬高毛泽东的地位。显然他很清楚，陈独秀是反帝党，他是极右翼，极右翼和保皇党联合对付反帝党才是长久之计。哪怕这个人曾经把他整的长期呆在乡下，为了肃清反帝党，他也要捏着鼻子去捧。可无奈的是反帝党人多势众，即使在六四之后也只是伤及筋骨，仍然有相当大的势力。
这个所谓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实际上就是毛泽东称帝的三十七年。（详见《习近平称帝始于2018年7月4日》）
邓小平声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他是核心，并且是他安排接班人的问题，将胡耀邦和赵紫阳说成是他安排的两个接班人。这种荒诞的说辞也只能蒙骗一些不了解党史的人。
真实的情况只要看时间线就很清楚了。周恩来是第一代反帝党的领袖，他提拔了华国锋，保护了胡耀邦。即使在文革后期的批斗中，胡耀邦也只是赋闲在北京的家里，邓小平则是直接流放到江西乡下去了。在文革结束后，华国锋是最高领导人，胡耀邦则第一时间复出（1977年3月即出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而邓小平则在文革后近一年才在胡耀邦的大力支持下复出（1977年7月17日，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到底谁是谁的接班人，谁在上位谁在下位？谁让谁复出工作？周恩来生前就是反邓小平的主力人物，深知其极右翼的底色，所以严加防范。而毛泽东则指示要将邓小平和刘少奇区别对待。因为前者是更为明确的极右翼，后者则被毛泽东认为是高喊万岁的保皇党。
正如高文谦所言：“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周、邓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好，邓小平的复出是周恩来起的作用。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政治上来说，邓小平与毛泽东有着更深的关系。邓一直是毛的人，可以说是毛一手扶植起来的。”（《晚年周恩来》P469-470）周恩来之所以有时候支持邓小平，不过是想借助极右翼的力量架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保皇党而已。因为长期的极右翼政策很容易出现保皇党，所以反帝党虽然对内部的不同派系十分宽容，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真的去支持极右翼，
华国锋长期和周恩来在国务院共事，想必对此也很了解，但胡耀邦是负责中科院和团委工作的，所以和邓小平的接触较少，误以为这是个自己人，改革派。胡耀邦在建国时是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兼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川北军区政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部级干部。而邓小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委员、中苏友好协会执行委员会成员、中央军委委员，副国级干部。两人相差11岁，级别高了一级，在建国时的区别就不大。到了文革之后更是完全颠倒过来了。
即使在邓小平复出之后，他在十一届政治局常委的排位也是第三位，第一位是华国锋。而在十二届政治局常委中，他的排位也仍然是第三位，第一位是胡耀邦。这些排位都是非常严谨的。中国共产党无非就是保皇党和反帝党之间的争夺，绝不会让一个极右翼去当党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就算辞职，也是交权给同为反帝党的胡耀邦，不可能给极右翼邓小平的。这两个接班人都是周恩来安排的，不是邓小平安排的。邓小平实际上就是试图篡夺周恩来的成果。甚至赵紫阳也是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自1971年起到内蒙和广东任省委书记。赵紫阳和邓小平的关系还是在1975年去四川任省委书记的时候才建立的。
因此，胡耀邦和邓小平从来就不存在什么上下级的接班人的关系，只是正常的合作而已。胡耀邦比较有礼貌，以为邓小平同为改革派，看着邓小平年龄大，此外有时需要拉拢，在语气上更尊重一些。这些客套话被邓小平用来造谣他们之间互为上下级关系，试图为其发动对胡耀邦赵紫阳的政变论证合法性。
其次是功劳上，在邓小平后续篡改的党史中，胡耀邦赵紫阳的功绩被大量抹除，而邓小平的实际作用则被错误定位了。胡耀邦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实际上就是一系列制度的主要建设者。而梳理邓小平的历次决策就很容易发现，邓小平一直起着激化矛盾的作用。他表面上是改革派，但是在改革派有绝对好的，没有副作用的政策的时候，他是不支持的，比如宪政。可是在改革派推行一些争议极大的政策的时候，他就非常积极支持了。
例如包产到户。这一政策在全国的全面推行直接导致农村留不住人，农村人口进城的速度过快，扭曲了劳动力市场，最终造成了极其悬殊的贫富差距。包产到户在部分地区确实有实践意义，所以当时华国锋也是支持在部分地区放开的。即使在1982年推广包产到户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中，也没有讲要废止生产队废止农业生产合作的模式。可由于邓小平的大力推动，在实践中就变成了农业生产合作模式在全国范围内的瓦解。
https://www.crnews.net/zt/zyyhwjsjk/862169_201901300223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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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改革在造成大量损失的同时，严重激化了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因为胡耀邦毕竟是党的最高领导人，赵紫阳是国务院总理，所以这些问题出现之后，保守派肯定首先会把责任归咎于他们。而在保守派因此向改革派发难的时候，邓小平又转而站到保守派的一边，掉头来攻击改革派，甚至提前向改革派发难。邓小平这一策略的根源在于，其作为极右翼的核心人物，在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左派政党内势力其实是很弱的，远不如改革派，也不如保守派，所以他只能这样来回横跳刻意制造并利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矛盾而壮大自己的势力。
五、“第二代反帝党领袖胡耀邦疑因台湾问题下台”
台湾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就是胡耀邦的下台。这一点只要梳理时间线就非常清楚。
以下史料来自《武力对抗悄然消失：80年代国共两党的秘密谈判》。
https://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jiangjingguo/200904/0412_6156_1103559_3.shtml
（一）“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中国共产党决定在1981年10月9日召开规模宏大的纪念大会。会议召开之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发函邀请蒋经国、宋美龄、蒋纬国、何应钦、陈立夫、张学良以及其他台湾各界人士参加纪念大会，请他们回大陆和家乡看一看，并明确表示:蒋经国等先生来大陆和故乡游览时，“愿意谈谈心当然好，暂时不想谈也一样欢迎”。”
（二）“在应邀与会的人士中，有一位来自香港的新闻界人士沈诚最为显眼。他当时虽是《新香港时报》的社长兼总编辑，但却很有台方背景。沈诚是蒋经国的同乡，曾在蒋经国于抗战时期苦心建立起来的青年军中任师长，少将军衔，到台湾曾担任蒋经国的机要秘书，与小蒋渊源很深。退职后到香港办了一家《新香港时报》，此次亦在应邀参加纪念辛亥革命纪念大会的嘉宾之列。但由于自己的特殊背景，沈诚对是否去大陆一度犹豫，后专程去台湾，向蒋经国当面请示机宜。蒋经国对沈诚此行“既不鼓励亦不禁止”，实际是同意沈诚去北京，而且还嘱托沈诚一定要代他到溪口老家看看，“最好能拍一些现场照片”。”
（三）“1985年12月9日，蔣經國與「美國在台協會」理事長丁大衛談話中，提到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蔣經國說：「他在北平與鄧小平談到鄧與我以前在莫斯科同學的事，鄧問李要到台北去否？如到台北代他向我問好。我對此事沒有任何反應。我們不同中共接觸的政策是不變的。我們根據中國歷史與中共來往的經驗，決不會與它談。」”
https://www.fountmedia.io/article/2848
（四）“从1986年开始，台湾岛内与国际上的一系列新的变化冲击着国民党“永不与中共谈判”的政策，其一意孤行的反共、拒和政策越来越受到孤立，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越来越多的批评。因此，蒋经国不得不改变政策，开始考虑与中共接触，沈诚也因此受蒋经国之命先拟出一个方案。沈根据多次与中共方面接触及中共方面的建议，于1986年夏在台北拟定“国是建言”呈交蒋经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国是建议备忘录”于当年8月交给中共方面。”而彼时的中共总书记是胡耀邦，其实就是在1986年8月向胡耀邦提交了和平统一的意向。
（五）“ 蒋经国默许的这份“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有:(1)分析两岸两党对当前“国是”在观点上的异同；(2)双方对意识形态上的差距和互相执着；(3)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的分歧；(4)如何在“国家至上、民族第一”的大目标下，共同为和平共存，国家统一而努力奋斗；(5)国家一定统一，手段必须和平；(6)实行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沈诚的“备忘录”一经提出，立即得到中共高层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可是紧接着不到半年，胡耀邦就下台了，
（六）"1986年12月30日，胡耀邦打算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书记处关于处理学潮的意见。邓小平不同意开会。1987年1月4日，邓小平在家召开会议，邓小平在会中出示一封胡耀邦写给邓小平要求辞职的信。到会的人传阅这封信之后，邓说应该同意胡的辞职，当时无人表示不同的意见[31]。1月6日，中共中央发布以邓小平关于处理学生示威指示要点的一号文件[27]:552。同日，邓小平通知胡耀邦参加“党内生活会”。胡耀邦在会上首先作了检讨，承认自己有“错误”，但试图做出一些辩解[32]:1303-1304。最终，在连续七天的批斗之下，政治局于1月16日召开扩大会议，以举手通过的方式批准了胡耀邦的请辞，并推选赵紫阳为代理总书记。但胡耀邦依旧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是排名降到最后[38]。
1987年11月，胡耀邦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https://zh.wikipedia.org/zh-cn/%E8%83%A1%E8%80%80%E9%82%A6
（六）“1987年3月，中共中央在对“国是建议备忘录”进行充分商议的基础上，邀请沈诚到北京晤谈。赴京前，沈诚又一次去台湾向蒋经国请示。蒋经国表示:“目前阶段暂时还只能采取‘官民有别’政策，对纯粹民间之接触、交流，政府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励’、‘不支持’、‘不压制’。””
蒋经国在1986年8月提交了有和平统一意向的备忘录，可中共中央直到1987年3月才邀请沈诚到北京晤谈，中间耽搁了半年多。到1987年3月的时候，蒋经国已经改变积极态度，转为保守的三不和官民有别态度了。
（七）“几天后，邓小平亲自接见沈诚，在谈话中对蒋经国希望的技术上的“具体表达”作了完整的阐述，那就是“实行一国两制，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由于历史原因，台湾、香港、澳门一直没有回到祖国怀抱中来。实现祖国统一，本着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事实，我们出了一个恰当的、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就是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所谓‘一国两制’就是在祖国统——后，台湾、香港、澳门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他们可以搞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国家是一个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邓小平的回答，沈诚十分感动，立即把消息反馈给台湾，对国共两党对等谈判的开展十分有信心。”
（八）“密信由沈诚携至台北面交蒋经国。蒋经国在接密函之时满脸笑容地握住沈诚的手说:“则明弟，你辛苦了。”4月4日，蒋经国约见沈诚说:“我对于他们的来函，已仔细看过，大致上他们还是有诚意的，至于在时机上，他们好像操之过急。”接到密函不久，蒋经国就取消了在台湾实施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体制”。”
这里要补充一个背景，中华民国在1946年通过了一个新宪法。这个宪法是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和无党派社会贤达人士为中国和平建国大业，而在政协会议和随后成立的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上，共同制定的宪法草案。这个宪法草案和原先国民党基于三民主义的宪法草案有很大区别，更加偏向社会主义。可是这一宪法在通过后仅仅生效了三个多月就被蒋介石的戒严给取代了，此后近四十年时间，这一宪法都是没有落实的。中国台湾地区长期都是处于戒严军管状态，没有民主。而蒋经国在1987年7月15日突然宣布解除戒严，落实宪政，就意味着，和平统一台湾不再是蒋家说了算，而必须得到台湾民众的同意了，和平统一的难度直线飙升。同时在这一宪法框架下，中国台湾地区施行了大量的社会主义政策。
蒋经国在拿到邓小平等人对此前和平统一意向回复的信件后，很快就宣布解除戒严，这实际上就是彻底否定了在邓小平主导下和平统一台湾的可能性。其他的话语和措施都是常见的套话借口而已。此后国民党就长期开展不统不独的政策，一直延续到现在。
这个事从时间线上看其实是非常清楚的。1981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发函邀请蒋经国、宋美龄、蒋纬国、何应钦、陈立夫、张学良以及其他台湾各界人士参加辛亥革命纪念大会。蒋经国虽然没参加，但是派了他曾经的秘书沈诚参加。这个人此后也就全权负责两岸统一的沟通事宜。而蒋经国对于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是没有任何兴趣的，在公开场合反对过很多次，最近的一次在1985年12月9日，直接说：「他在北平與鄧小平談到鄧與我以前在莫斯科同學的事，鄧問李要到台北去否？如到台北代他向我問好。我對此事沒有任何反應。我們不同中共接觸的政策是不變的。我們根據中國歷史與中共來往的經驗，決不會與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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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从1986年开始，由于国民党在中国台湾地区的独裁统治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不仅有岛内的压力，还有来自美国的压力，这种强大的压力让蒋经国面临两个选择，1，投靠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2，解除戒严，落实宪政。
蒋经国是两手都做了准备，他让沈诚在1986年8月向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提交了和平统一的意向，同时也在筹划是否解除戒严。可让人意外的是，中共中央居然在1987年3月时隔半年后才做出回复。在面对如此重要的机会下，如此长时间的间隔是极为不寻常的。而在蒋经国接到新的中国共产党话事人，邓小平，的回复后，直接就取消了戒严。这种决策其实是符合其一贯公开反对邓小平一国两制倡议的。
那么，为什么蒋经国一方面反对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另一方面又向中共中央提交了那份备忘录呢？这不可能是他试图戏弄中共。唯一的解释就是，对蒋经国而言，和胡耀邦谈和平统一，是一个可行的选项，而和邓小平谈和平统一，是不可行的。而后来胡耀邦下台了，中国共产党换了话事人，那么谈判也就没有必要了，只不过处于礼貌，还是要做做样子。结合此前他派沈诚接受胡耀邦的邀请访问大陆，其实整个两岸和平统一的谈判，在当时，都是胡耀邦主导的。
至于他为什么判断，和邓小平谈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不可行的，这一点他自己有非常充分的解释：“
1982年10月，蔣經國就對美國《新聞週刊》記者表示，中共不允許大陸人民有自由，卻允許臺灣人民有自由，這種想法太天真；大陸人民不能隨時向中共建議改革，卻允許臺灣人民將來隨時提出改革建議，簡直是幻想；1984年5月20日，蔣經國告訴雷根總統特使劉易士：「我們對中共的政策是不屈服，不妥協，因為屈服與妥協，將造成我們的毀滅。」
從蔣經國的角度，「一國兩制」有三個本質缺陷：
一，邏輯上矛盾性：如果「一國」很好，為何要「兩制」？「一國」和「兩制」在本質上存有衝突及不調和，「一國」總是優先於「兩制」。
二，時間上過渡性：不是永恆的。終將趨向於「一國一制」，即中共一黨專政下的社會主義制度。
三，實行上壓制性：「兩制」並不對等。主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目的是把臺灣、香港、澳門統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在「一個中國」的大原則下，臺灣才能享有「高度自治」。
”
“
汪浩指出，鄧小平的「一國兩制」不是給臺灣人民的優惠，鄧小平曾多次呼籲國共兩黨會談，表示：「如果國共兩黨能共同完成這件事，蔣氏父子他們的歷史都會寫得好一些。」汪浩認為，鄧小平的弦外之音便是：只要國民黨願意歸順中共，放棄中華民國的招牌，中共可以保障國民黨在臺利益不受侵犯。反過來，如果國民黨拒絕「一國兩制」，那麼臺灣本土力量就會起來，到頭來國民黨既保不住中華民國的牌位，又保不住自己的特權。
於此前提下，整個1980年代，蔣經國仍以「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來對抗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因此汪浩文中指出，雖他認為蔣經國做外交謹小慎微主動出擊不足，但如果蔣經國當時貪圖一黨之私，完全可以在「民族大義」的幌子下接受「一國兩制」，實現國共第三次合作。然而，蔣經國沒有接受鄧小平的統戰，堅決拒絕「一國兩制」。雖然蔣經國既反對「一國兩制」，又反對台獨，但他寧冒台獨之險，也不要統一於中共。
汪浩文中指出，1985年12月9日，蔣經國與「美國在臺協會」理事長丁大衛談話，提到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蔣經國說：「他在北平與鄧小平談到鄧與我以前在莫斯科同學的事，鄧問李要到臺北去否？如到臺北代他向我問好。我對此事沒有任何反應。我們不同中共接觸的政策是不變的。我們根據中國歷史與中共來往的經驗，決不會與它談。先總統蔣公曾經告訴我說：與中共談判就是自殺，所以無論中共如何威迫利誘，我們都不會變的。」
”
https://www.fountmedia.io/article/2848
蒋经国不愿意和邓小平谈的理由，高度怀疑就是他并不看好邓小平的政治前景。因为如果蒋经国要投靠中国共产党的话，那么具体牵头谈判的这个人，必须在政治上是有前途的，是有政治继承的。比如胡耀邦所属的团派，后来就有胡锦涛、李克强、胡春华等人继承。如果牵头谈判的这个人，此后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政治继承断掉了，那么这个谈判的结果后来的人会不会认可就很成问题。例如香港的一国两制之所以在短短二十余年之后就被习近平破坏，归根结底是因为，当时主导一国两制谈判的人是邓小平。一国两制政策确实是邓小平提出来的，甚至刻意追溯到西藏和平解放，但是邓小平的邓派自始至终力量都非常弱。之所以在中国共产党的叙事中将其描绘成第二代核心，这是党内保皇党和保守派出于抹杀改革派胡耀邦赵紫阳功绩的需要，是在90年代才修改的叙事。实际上邓派的人马在90年代末就基本退出一线了，所以真正要用到权力的时候，是不起作用的。
至于为什么蒋经国不看好邓小平的政治前景，这一点并不难猜到。蒋经国作为蒋介石的儿子，亲历了国民党从右派政党蜕变为极右翼政党的全过程，亲身感受过极右翼政策长期维持的艰难。他能转头做出取消戒严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会看好极右翼邓小平在一个左派政党的政治前景才是奇怪的。
由于长时间不回复备忘录和胡耀邦下台的蹊跷的时间点等一系列异常情况，胡耀邦下台本身和台湾问题都疑有重大关联，只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一历史。
五、“胡耀邦在1989年意外去世后，邓小平策划了六四事件，剥夺了时任总书记赵紫阳的职位。”
六四事件是邓小平自编自导的一场政变，这一观点最早出自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详见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的女儿李南央整理的《鲍彤再看六四（一）：邓小平的一场政变？》）。但鲍彤的关注点放在胡耀邦死后邓小平的一系列异常反应，容易让人有种错觉，即六四事件是一个意外事件。而如果观察胡耀邦下台后邓小平的一系列异常举动，就能对事件的全貌有更加充分的理解。
首先，胡耀邦下台名义上的原因是抵制党为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这一理由是保守派常见理由，却是邓小平先发难的。胡耀邦下台，其实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开始要往保守的方向走一段时间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周期性轮动在任何国家都是很常见的，何况由于邓小平的推波助澜，当时的改革确实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可蹊跷的是，在胡耀邦下台之后，邓小平又站到了改革派这一边。标志性事件是在1987年中，邓小平突然大力支持赵紫阳关掉红旗。在1987年7月7日邓小平家里召见的中央五人小组会上，还确定由邓力群兼主任的书记处研究室解散。1988年5月30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党校创办<求是>和撤销<红旗>杂志社的决定》，1988年6月16日，《红旗》出版了最后一期；7月1日，挂在中央党校名下的《求是》创刊，邓小平题写了刊名。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40728/cc28wuwei22/
在保守派已经占上风的情况下，这一决定直接端掉了保守派当时的大本营。毫无疑问极大激化了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矛盾。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斗争就有见血的苗头了。而随后的六四事件只不过是邓小平又把这些激化矛盾的策略重新搞了一遍，最终摆出所谓军队清场还是让学生在广场的选择题。因此正如鲍彤所说，六四事件就是邓小平自编自导的一场政变，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改革派都只是被他当了枪使而已。更进一步的证据来自《邓小平失踪之谜：有关一九八九真相的一个推测》，这篇网民为明豪的作者写的文章发现了另一个疑点，即邓小平在1989年5月初即可能离京去准备军队了。而那时都还只是正常的抗议示威，还没有什么广场绝食也没有什么阻拦公共交通，所以可见六四要开枪就是邓小平一早就谋划好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改革派赵紫阳下台，让极右翼上台，和学生具体如何表现并无关系。这一计划除了关掉红旗，极有可能追溯到1987年11月，江泽民在中共十三大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六、“但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一致压力下，邓小平辞去了所有职位。”
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经常嘴上说辞职，但实际上是肯定不会主动辞去职位的。其所有辞去的职位都和其失去权力有密切关系。邓小平在发动六四事件后，一个意料之外的情况在于，改革派的势力应该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以通常的观点看，通过激化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矛盾，似乎能达到肃清改革派，削弱保守派，扶持极右翼的目标，可实际上，改革派即使在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下台后，仍然相当强的势力，虽然江泽民任总数量，但新增补的另外两名常委，宋平和李瑞环都是反帝党的。
而且邓小平没有料到的是，江泽民并没有坚定奉行其极右翼路线，反而在之后蜕化为保皇党。
但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一致压力下，邓小平辞去了所有职位。随后保守派主导了局势，但改革派的势力仍然很大，在1990年主导了中国证券市场改革。
六、“1992年，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于文革后首次将极右翼的影响几乎消除之时，改革派错误地和邓小平再次结盟，让其借机短暂夺取了权力，并成功篡夺了自文革以来反帝党制度建设的革命果实，实际上塑造了中国此后的国家治理体系。”
根据目前被篡改的历史，在1992年的时候，由于东欧剧变，中国共产党党内担忧中共执政地位的声音不断增多，所以保守派回潮，改革派陷入低谷，而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挽救了改革派。这一说法是荒唐的，实际上陷入绝境的是极右翼，因为当时邓小平确实快失去权力了，仅在军队还有一些权力。而当时的改革派还能开启中国证券市场改革，创建上交所和深交所，充分说明改革派即使在低潮期间力量也是很大的。由于胡耀邦和赵紫阳对保守派的回潮设置了一系列制度性约束。当时短期的弱势完全不会影响到其后续发展。而和邓小平结盟后，虽然短期内改革派确实占了上风，但长期看则让邓小平借机彻底篡夺了自文革以来反帝党制度建设的革命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