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伊朗达成任何协议都将比川普所想的更加困难
托马斯·佩恩·邓拉普（Thomas Paine Dunlap）是加利福尼亚州退休律师，同时也是中东历史与政治的终身研究者。昨日6月11日上午，邓拉普现先生在《华盛顿观察家报》发表评论，不赞成继续与伊朗谈什么协议：
唐纳德·川普总统（Donald Trump）不断承诺将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然而，伊朗毛拉们的神学和历史视角，可能使与伊朗达成任何永久性条约都变得遥不可及。
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不仅仅是推翻了一个政府。它也是对大约60年现代化和西方化尝试的否定，而这些尝试削弱了伊朗传统什叶派宗教领袖的权威。
当鲁霍拉·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夺取政权时，他不仅仅推翻了一个君主制。他主张，在“隐遁伊玛目”缺席的情况下，所有世俗政府都是不合法的。“隐遁伊玛目”即救世主性质的第十二伊玛目，他于公元874年消失，人们一直等待其回归以建立全球和平。
因此，唯一合法的政府是由隐遁伊玛目的神学代表所领导的政府。正如历史学家阿里·M·安萨里（Ali M. Ansari）在其关于现代伊朗历史的著作《伊朗》中所解释的那样，最高领袖是隐遁伊玛目的代理人与代表。我们曾看到，美伊谈判似乎在某些时候破裂，因为伊朗谈判代表声称，他们无权作出美国所要求的让步。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按照传统什叶派思想，与非穆斯林之间任何敌对状态的解决，都必须符合穆斯林共同体的利益，并且必须符合伊斯兰法。只有伊玛目本人或其代理人才有权作出此类决定。
其他现代穆斯林国家，无论其多么保守或多么强调自身穆斯林身份，通常都接受国际规范以及国际边界的存在。然而，当前伊朗的神权统治者却回望一种更具战斗性和扩张性的伊斯兰传统。在那种传统中，传播信仰并非依靠传教士，而是依靠武力；在那种世界观中，世界被明确划分为伊斯兰世界与其他所有人。
在现代时代，这种将战争扩展至所有非信徒的历史观念，通常体现于现有现代国家之外的运动之中，例如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其目标不仅是净化现有穆斯林国家，而且还要将这场斗争扩展至非穆斯林国家。这两个组织都曾试图建立领土根据地，以便将其理念变为现实。尽管这些例子属于逊尼派而非什叶派，但两者都是原教旨主义运动，正如伊朗神权政体一样，它们都试图回归早期伊斯兰教解释。伊朗的独特之处在于，这些主张净化社会的神权统治者实际上接管了一个完整且早已存在的国家，并以此作为输出其理念的基地。自革命以来，伊朗一直遵循这一模式：将美国明确界定为根本敌人（“大撒旦”），并资助和武装中东及其他地区的代理组织，以攻击美国利益以及其他目标。例如，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于1983年在黎巴嫩杀害241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以及伊朗（很可能）参与了2000年基地组织对美国“科尔号”驱逐舰在也门发动的袭击。
这与当前冲突有什么关系？
伊斯兰法学不仅涉及冲突本身，也涉及伊斯兰国家应当如何处理与非穆斯林国家的冲突以及如何结束这些冲突。虽然不同古典法学家自然有不同解释，但其中一种发展较为完善的思想路线曾经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至今仍认为，穆斯林国家与非穆斯林国家之间的冲突是永恒的，并且必须持续下去，直至伊斯兰教普遍获胜。因此，永远不可能存在永久和平条约，只能存在敌对状态暂时中止的时期。
这一概念在《古兰经》中可以找到依据：
“你们应当与那些不信真主的人作战……直到他们纳税以承认优势地位，并处于被征服状态。”《古兰经》第九章第二十九节。
“你们应当与他们作战，直到不再有纷争，而且宗教完全归于真主。”《古兰经》第二章第一百九十三节。（“纷争”一词还可以具有内乱、诱惑或迫害等含义。）
拉比卜·艾哈迈德·布苏尔（Labeeb Ahmed Bsoul）在其论文《伊斯兰中的条约缔结》中甚至指出，一些伊斯兰权威认为，与非穆斯林签订的条约不能是永久性的，因为一旦穆斯林重新具备与非穆斯林作战的能力，该条约立即失效。
那些认为与非信徒之间冲突永恒存在的强硬派，将穆罕默德于628年的行动视为先例。当时，他与麦加领导人签订了《侯代比亚条约》，明确将和平期限限定为十年。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基督教十字军国家与穆斯林国家之间签订有期限停战协议的做法也经常被采用。
这一教义并非被普遍接受。其他伊斯兰法学家则接受与非穆斯林签订条约的可能性，并认为穆斯林国家能够与非穆斯林国家维持和平关系。这种推理同样以《古兰经》为依据：“如果他们倾向和平，那么你也应当倾向和平，并信赖真主。”《古兰经》第八章第六十一节。现代伊斯兰国家，包括埃及、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印度尼西亚以及约旦等许多国家，都遵循国际法并与世界其他国家签订条约。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领导层中，或许有许多人能够从现代政治理念和现实需要出发，与美国签订条约。但是，唐纳德·川普总统应当牢记，创建并维持伊朗神权国家的革命者所秉持的根本世界观，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敌对观念，并且天然排斥任何会使他们受到永久性、自愿终止冲突约束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