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学者谈“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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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摘 2008 年 02 月 20 日 华新民

到了一九八六年文革发动二十周年的时候，湖南省文革中因撰写“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而陷狱十年的杨小凯（后来成为留美经济学家）发表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分析文革的背景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一九五九年毛泽东经济路线的彻底失败是文革爆发的直接历史原因。这一年的经济灾难是世界经济史上极罕见的。当时饿死的两千万人数超过了中国近代史上每次战乱中的死亡人数。……一九六一年，刘少奇、陶铸、周恩来这些在一九五九年积极支持毛泽东路线的人，都一致向右转，支持彭德怀的观点。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史称七千人大会）不敢违抗潮流，不得不承认五八年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刘少奇以力挽狂澜的态势，全面否定了一九五九年的路线，并公开声称‘彭德怀同志很多意见是正确的’。毛泽东对此怀恨在心，开始筹划反扑，从强调阶级斗争、阶级路线的八届十中全会，到社教运动，接着又是全国学习解放军运动、革命化运动、培养革命接班人、突出政治等一系列运动，毛泽东企图扭转局势的急切心情使他显得越来越没有理智。……到后来，毛泽东在五八年所犯的错误越来越明显，党内外有识之士都心怀不满，甚至私下嘲笑他在一九五九年所吹的那些大牛皮。到了文革前夕，毛泽东理亏和羞怒的心情发展到不能自控的状态，他于一九六五年注意到‘三家村’对其路线的讽刺和挖苦，而且难于忍受。……他当时的心理已完全失去了平衡。”

杨小凯的这一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他第一次以公开的文字表示，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是因为自己在五十年代推行的经济路线彻底失败，遭到刘少奇等高层领导的集体抵制和党内公开的批评，受到党内外有识之士的不满甚至嘲笑，毛泽东自知理亏又难于忍受，发动文革是他反扑和扭转局势的一种努力。其次，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态有不理智的一面，这包括因为刘少奇为彭德怀翻案而怀恨在心，因为有人嘲笑、讽刺、挖苦他的政策而恼羞成怒。这种恨、羞、怒的心理发展到失去平衡和控制，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理因素。

文革同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推行的“三面红旗”有关是显而易见的。然而，１９８１年官方对于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的解释对此却只字不提，是很耐人寻味的。杨小凯在海外发表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一文没有言论禁区的约束，毫不含糊地说明了毛泽东维护“三面红旗”，不是什么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死不认错。

到了文革结束二十年的１９９６年，王若水（理论家，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在“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一文中沿着杨小凯的上述思路对此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他从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一案入手，指出“毛泽东手里其实并没有什么过硬的材料……给刘少奇定‘反革命’罪的。这一点，毛泽东难道不清楚？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说？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蓄意罗织罪状。”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都不能成立。毛泽东如此仇恨刘少奇，一定另有原因。毛泽东发动‘文革’，一定有隐秘的动机。要探查出这个隐秘的动机，就要弄清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的真实原因。”确实，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所用的手段是官方的说辞最难以解释的问题之一。

王若水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枝节”，相反，而是以此为出发点来揭示毛泽东的“隐秘的动机”，为此他作了如下的分析：１９５３年３月，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产生当世界共运领袖的雄心。但是，毛要充当国际共运领袖的条件，只有一点不够：苏联是超级大国，而中国只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无法与苏联相比。为了使中国赶上苏联，毛泽东需要创造奇迹，需要做一番震惊世界的事业，需要使全世界目瞪口呆，这样才能确立中国的强国地位和他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领袖地位。这就是毛泽东发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原因。不料，大跃进搞糟了。毛泽东从此有块心病，那就是，闯了这样一场大祸，将来会不会有人像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一样来算这一笔帐？果然，在１９５９年７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触痛了毛泽东的敏感神经。毛泽东立即将会议从“纠左”转为“反右倾”，把他们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进一步蓄意诬蔑他们“里通外国”、组织“军事俱乐部”。由于庐山会议的转向，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一套政策没有得到纠正，使得中国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导致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在饥荒中饿死。这样严重的后果，使得原来在庐山会议上站在毛一边的刘少奇等人开始同毛泽东拉开距离。在１９６２年１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对大会的书面报告所做的口头说明中说了一些毛泽东不能容忍的话，例如“有的同志说，人民公社办早了。不办公社，是不是更好一点？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一点。迟几年办也是可以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算犯错误。”最使毛心惊肉跳的是刘少奇这样的话：“关于‘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作出结论。”这些话使得毛认定刘少奇会像赫鲁晓夫等斯大林死后清算斯大林错误一样，等到自己死后来算帐。与此同时，林彪抓住机会说了一番迎合毛泽东心思的话，替毛解了围。王若水推断，毛泽东是在这时下了决心用林彪换掉刘少奇，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他为此作了四年的准备，终于在一九六六年发动了文革来实现他的计划。

王若水的文章除了分析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理因素以外，还指出了毛的政治野心和对刘少奇的“蓄意罗织罪状”，这就明确地把毛泽东这个人的政治品质问题放到历史的审判台面前。他也具体指出了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作出了罢黜刘少奇的决定。

高文谦（周恩来研究专家）在他的《晚年周恩来》一书中做出了相似的分析：“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运动，与其说是出于对政治理想的追求，为了捍卫社会主义的纯洁性，毋宁说是出于内心恐惧感的驱使，唯恐自己落得和斯大林一样死后被人鞭尸的下场，从而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采取先发制人之举。”高文谦所说的毛泽东的“恐惧感”同王若水所说的“心病”根源是一样的，那就是：斯大林之死“大大刺激了毛泽东内心深处渴望充当社会主义阵营新霸主的欲望”。使得他“决意独辟蹊径，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向苏联模式挑战，企图再一次创造奇迹，与苏联一争高低。”然而“大跃进”惹出乱子，毛只得退居幕后，而把刘少奇推到一线收拾烂摊子。而毛泽东的恐惧感也由此而生，因为刘少奇采取的紧急调整举措为自己赢得了声望，受到了普遍的拥戴。而且刘本人也有针对毛泽东及其失败的“三面红旗”冒犯的言论，如逢会便讲“形势严峻”，“国民经济要崩溃”，自称是“非常时期大总统”，甚至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使毛泽东觉得刘就是将在自己身后像赫鲁晓夫一样作秘密报告的人。“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不堪这种梦魇的缠绕，决心孤注一掷而采取的非常之举。”同王若水一样，高文谦也认为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已经在认真考虑解决刘少奇的问题。

从杨小凯到王若水、高文谦，他们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同所谓“追求完美的社会主义”这一类理想主义、神圣目标无关，而应该从五十年代开始的毛泽东同刘少奇以及其他高级干部在治理和建设国家的政策（主要是“三面红旗”）分歧中去探求。这种观点同官方说法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认为毛泽东有追求理想社会动机的论者多是根据毛泽东自己的一些言论和在他指示下发表的官方讲话和文章。这种观点假定毛泽东的言论都反映了他的真实内心思想（其实未必），因此除了引用毛的话以外，他们未见做很多深入研究。

（雨村摘录2026.6.11，原标题《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研究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