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与恩典——后启蒙政治哲学的神学基础 （《后启蒙政治哲学》终章二）

责任与恩典——后启蒙政治哲学的神学基础

（《后启蒙政治哲学》终章二）

当《后启蒙政治哲学》写到最后的时候，一个问题始终没有离开。

为什么责任比权力更根本？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不断解构主权。

国家不是人格。

人民不是人格。

历史不是人格。

共同体不是人格。

政治的核心也不再是权力，而是责任。

然而问题仍然存在。

为什么责任具有优先性？

为什么权力必须受到责任约束？

为什么照料比统治更重要？

为什么回应比命令更根本？

如果这些问题仅仅停留在政治哲学内部，那么最终得到的答案总是不够彻底。

因为政治哲学可以说明责任的重要。

却很难解释责任的来源。

它能够解释为什么责任有利于共同生活。

却很难解释为什么责任本身值得承担。

它能够论证责任的必要性。

却难以论证责任的神圣性。

于是思想开始触及自己的边界。

在边界之外，出现的是神学。

近代哲学习惯于从主体开始。

笛卡尔说：

“我思故我在。”

康德说：

“理性为自己立法。”

现代政治说：

“人民决定自己的命运。”

无论形式如何变化，都遵循同一种逻辑：

主体先于关系。

存在先于责任。

自由先于义务。

人首先是一个独立存在者。

然后才进入关系。

然后才承担责任。

然而圣经所展示的世界却完全不同。

在圣经中，人并不是首先作为主体出现。

人首先作为被呼唤者出现。

亚当听见呼唤：

“你在哪里？”

亚伯拉罕听见呼唤：

“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

摩西听见呼唤：

“摩西！摩西！”

撒母耳听见呼唤：

“撒母耳！”

玛利亚听见呼唤。

门徒听见呼唤。

保罗听见呼唤。

整个圣经历史几乎都遵循同一个结构：

先有呼唤。

后有回应。

先有责任。

后有身份。

人并不是通过自我确立而成为人。

人是在回应之中成为自己。

现代哲学的起点是：

“我是谁？”

圣经的起点则是：

“谁在呼唤我？”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类学。

也是两种不同的存在论。

现代主体哲学认为：

存在创造责任。

而圣经叙事似乎暗示：

责任塑造存在。

亚伯拉罕之所以成为亚伯拉罕。

不是因为他首先拥有某种本质。

而是因为他回应了呼召。

摩西之所以成为摩西。

不是因为他拥有主权。

而是因为他承担了使命。

门徒之所以成为门徒。

不是因为他们获得权力。

而是因为他们选择跟随。

于是责任不再是外在命令。

责任成为存在本身的一部分。

这意味着一个深刻的转变。

如果现代政治建立在权利之上。

那么圣经世界首先建立在回应之上。

不是：

“我拥有什么权利？”

而是：

“我应当回应什么？”

不是：

“谁赋予我权力？”

而是：

“谁向我发出了呼唤？”

正是在这里，责任本体论获得了自己的神学基础。

责任并不是社会发明出来的规则。

责任也不是国家创造出来的义务。

责任甚至不是契约产生的结果。

责任源于人与超越者的相遇。

人首先被呼唤。

因此必须回应。

这种回应构成了责任。

而责任构成了人的存在。

然而基督教神学最独特的地方，并不仅仅在于责任。

而在于恩典。

因为如果只有责任。

世界最终会变成沉重的世界。

责任越来越多。

要求越来越高。

人终究无法承担。

每个人都会失败。

每个人都会亏欠。

每个人都会跌倒。

如果责任是终极原则。

那么人最终将被责任压垮。

因此福音并没有停留在责任。

它进一步引入了恩典。

恩典意味着：

人的价值先于人的表现。

人的尊严先于人的成就。

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成功。

上帝爱人，并不是因为人已经尽到了责任。

恰恰是在人的失败之中。

恩典首先到来。

这是一种令人震惊的逻辑。

因为现代政治建立在资格之上。

恩典建立在接纳之上。

现代政治问：

“你配得到什么？”

恩典问：

“即使你不配，你是否仍被爱？”

现代政治关心正当性。

恩典关心救赎。

于是责任与恩典形成一种微妙平衡。

没有责任。

自由会退化为任性。

没有恩典。

责任会退化为压迫。

责任提醒人：

你应当回应。

恩典提醒人：

即使失败，你仍被接纳。

责任使人面对世界。

恩典使人面对自己。

责任阻止人逃避。

恩典阻止人绝望。

因此，世界最终既不是建立在权力之上。

也不仅仅建立在责任之上。

世界建立在责任与恩典的张力之中。

责任使共同体得以维持。

恩典使共同体得以宽恕。

责任要求正义。

恩典允许和解。

责任使人承担。

恩典使人继续承担。

从这个角度回望整个现代政治史。

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现象。

现代性不断扩大权利。

却不断削弱恩典。

不断扩大自由。

却不断削弱宽恕。

不断扩大主张。

却不断削弱承担。

于是社会越来越敏感于伤害。

却越来越缺乏修复伤害的能力。

越来越强调责任。

却越来越难以承受责任。

因为恩典消失了。

一个没有恩典的世界。

最终会变成审判的世界。

每个人都在审判别人。

也被别人审判。

每个人都在要求责任。

却没有人能够获得赦免。

而这恰恰是当代文明最深刻的精神危机之一。

因此，责任本体论最终不能停留在责任。

它必须走向恩典。

正如政治哲学最终不能停留在政治。

它必须面对神学。

因为权力无法解释责任。

责任也无法完全解释自己。

在责任背后。

存在一种更深的东西。

那就是呼唤。

而在呼唤背后。

存在一种更深的东西。

那就是爱。

如果说主权政治问的是：

谁拥有最终决定权？

那么责任政治问的是：

谁承担最终责任？

而福音最终问的是：

谁首先爱了你？

也许正是在这里。

哲学抵达自己的终点。

因为哲学不断追问理由。

而爱并不首先是一种理由。

爱是一种给予。

责任源于回应。

回应源于呼唤。

呼唤源于爱。

因此，世界最深处并不是权力。

也不是责任。

而是恩典。

责任使世界能够维持。

恩典使世界值得维持。

当人理解这一点的时候。

凯撒便不再是神。

国家不再是神。

历史不再是神。

甚至责任本身也不再是神。

因为在一切责任之上。

还有那位首先呼唤并首先爱的上帝。

而这，或许才是一切责任真正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