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本体论——一种后主权时代的政治哲学纲领 （后启蒙政治哲学之十二）
责任本体论——一种后主权时代的政治哲学纲领
（后启蒙政治哲学之十二）
现代政治哲学诞生于一个问题：
谁拥有权力？
霍布斯寻找主权者。
卢梭寻找公意。
康德寻找理性主体。
施密特寻找最终决断者。
他们看似争论不休。
实际上却共享同一个前提：
政治首先是权力问题。
因此现代政治哲学的全部历史，都可以被理解为对于权力来源的追问。
权力来自上帝。
权力来自国王。
权力来自人民。
权力来自宪法。
权力来自革命。
权力来自历史。
名称不断变化。
结构却从未改变。
总有某种东西被放置在政治秩序的起点。
总有某种东西拥有创造秩序的能力。
总有某种东西能够发出最终命令。
这就是主权传统。
然而，也许问题从一开始就被提出错了。
政治秩序真正依赖的并不是权力。
而是责任。
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始终存在：
权力本身什么都创造不了。
命令不能自动变成服从。
法律不能自动变成秩序。
国家不能自动变成共同体。
革命不能自动变成新社会。
真正使这些东西得以运转的，是无数人承担责任。
父母承担责任。
教师承担责任。
工人承担责任。
法官承担责任。
医生承担责任。
公务员承担责任。
邻居承担责任。
朋友承担责任。
陌生人承担责任。
如果这些责任突然消失。
再强大的国家也会立刻崩溃。
因此，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出现了：
为什么政治哲学总是在讨论权力，却很少讨论责任？
原因或许在于，责任无法被人格化。
权力容易被集中。
责任却天然分散。
权力可以寻找主人。
责任没有主人。
权力总是试图向上汇聚。
责任总是向下扩散。
于是政治哲学更容易看见权力。
却看不见责任。
但如果真正观察社会。
就会发现：
维持世界运转的从来不是权力网络。
而是责任网络。
国家依赖责任而存在。
市场依赖责任而存在。
法律依赖责任而存在。
家庭依赖责任而存在。
甚至自由本身也依赖责任而存在。
没有责任。
自由立即退化为相互伤害。
没有责任。
市场立即退化为掠夺。
没有责任。
国家立即退化为暴力。
因此责任并非政治秩序的结果。
责任是政治秩序的前提。
这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本体论转向。
现代政治哲学认为：
权力创造责任。
责任来自授权。
责任来自法律。
责任来自契约。
责任来自命令。
而责任本体论则认为：
恰恰相反。
责任先于权力。
正因为存在责任。
权力才获得正当性。
正因为存在责任。
授权才有意义。
正因为存在责任。
契约才值得遵守。
正因为存在责任。
共同体才能形成。
换句话说。
权力并不是政治世界最基础的事实。
责任才是。
一个婴儿刚出生时没有权力。
却已经成为责任的中心。
父母对其承担责任。
社会对其承担责任。
医生对其承担责任。
没有人通过契约获得这些责任。
没有人通过投票获得这些责任。
责任先于同意而存在。
同样，一个老人失去行动能力时。
他的权利或许会减少。
他的权力或许会减少。
但社会对他的责任不会因此消失。
责任再次先于权力而存在。
由此可以看出。
人类世界最原初的事实并不是统治。
而是照料。
不是命令。
而是回应。
不是主权。
而是责任。
主权理论从国王开始理解政治。
责任理论则从婴儿开始理解政治。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类学。
前者看见的是命令。
后者看见的是依赖。
前者看见的是力量。
后者看见的是脆弱。
前者看见的是控制。
后者看见的是照顾。
而人类社会恰恰首先建立在脆弱之上。
每个人都曾是婴儿。
每个人都会生病。
每个人都会衰老。
每个人都会死亡。
没有人真正独立。
没有人真正自足。
因此，人并不是一个先验主体。
人首先是责任关系中的存在者。
从这个角度看。
自由也获得新的含义。
自由不再是摆脱一切依赖。
而是在责任网络中获得行动空间。
正义也获得新的含义。
正义不再是正确分配权力。
而是正确分配责任。
共同体也获得新的含义。
共同体不是认同共同体。
而是责任共同体。
于是，一个新的政治哲学图景逐渐浮现。
国家不是主权中心。
而是责任协调中心。
法律不是命令体系。
而是责任分配体系。
宪法不是权力配置图。
而是责任配置图。
民主不是意志表达机制。
而是责任追究机制。
政治不再围绕“谁统治”。
政治围绕“谁负责”。
这是一次根本性的范式转换。
从权力本体论到责任本体论。
从主权政治到信托政治。
从命令秩序到照料秩序。
从统治逻辑到回应逻辑。
如果说近代政治哲学最大的幻觉是相信存在一个最终主权者。
那么责任本体论最大的发现则是：
不存在最终主权者。
只存在不断扩展的责任链条。
世界不是由主人维系的。
世界是由承担责任的人维系的。
政治哲学未来的任务，也许不再是寻找合法的统治者。
而是寻找一种制度。
使责任永远大于权力。
使问责永远追得上决定。
使任何人都无法拥有不承担责任的力量。
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
主权或许不会被消灭。
但它将第一次被责任驯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