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什么?——当历史失去主体之后 (《后启蒙政治哲学》之七)
革命是什么?——当历史失去主体之后
(《后启蒙政治哲学》之七)
现代人很难想象一种没有革命的政治哲学。
过去两百年,人们几乎是通过革命来理解历史的。
法国大革命创造现代公民。
美国革命创造现代宪政。
俄国革命创造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革命创造现代中国。
革命不仅改变政权。
革命甚至决定了现代人理解世界的方式。
因为革命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刻的信念:
历史存在主体。
这个主体有自己的意志。
有自己的目标。
有自己的使命。
革命则是这个主体的自我实现。
对于卢梭来说,这个主体是人民。
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个主体是阶级。
对于民族主义者来说,这个主体是民族。
对于施密特来说,这个主体是政治共同体。
虽然名称不同。
但结构完全一致。
历史被理解为一个巨大的戏剧。
舞台上有主角。
有敌人。
有目标。
有终点。
革命则是主角登场的时刻。
因此革命始终带有一种宗教色彩。
它不仅意味着制度变化。
更意味着救赎。
旧世界终将毁灭。
新世界终将到来。
历史主体将在革命中完成自己的使命。
这种结构与宗教中的末世论极其相似。
上帝的位置被历史取代。
选民的位置被人民取代。
救赎的位置被革命取代。
天堂的位置被未来社会取代。
现代革命理论本质上是一种世俗化神学。
问题在于:
这个历史主体真的存在吗?
人民存在吗?
阶级存在吗?
民族存在吗?
答案越来越令人怀疑。
存在工人。
但不存在一个会思考的工人阶级。
存在法国人。
但不存在一个拥有统一意志的法兰西民族。
存在无数公民。
但不存在一个拥有单一人格的人民。
现实中存在的只有具体的人。
而不存在那些被人格化的集体主体。
如果这一点成立,那么革命的意义就必须被彻底重新解释。
革命不再是历史主体的觉醒。
因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主体。
革命也不再是历史使命的实现。
因为历史并没有预设使命。
革命甚至不再是人民创造自身。
因为人民本身并不是一个能够创造自己的统一人格。
革命究竟是什么?
或许革命只是授权关系的大规模重组。
这听起来十分平淡。
甚至令人失望。
因为它失去了所有英雄主义。
失去了所有神圣感。
失去了所有历史使命。
但也正因为如此,它可能更接近现实。
所谓革命,并不是某个伟大主体突然出现。
而是原有的信任结构崩溃。
原有的授权结构失效。
原有的责任体系无法继续运作。
于是整个社会不得不重新组织自身。
革命不是创世。
革命是重组。
革命不是历史主体的诞生。
革命是制度关系的重构。
从这个角度看,法国大革命并不是“人民成为主权者”。
而是旧制度下的授权结构彻底失灵。
税收体系崩溃。
财政体系崩溃。
贵族责任体系崩溃。
王权协调能力崩溃。
于是新的关系网络开始形成。
美国革命也并非一个民族意识的觉醒。
而是殖民地与帝国之间原有授权关系的破裂。
双方不再承认彼此的义务。
于是重新建立新的合作架构。
即使最激烈的社会革命,也同样如此。
表面上看是意识形态的胜利。
实际上更深层的是授权结构的更替。
因为没有任何制度能够仅靠意识形态维持。
最终维持秩序的始终是责任、信任和合作。
革命真正发生的时候,不是人们高喊口号的时候。
而是旧有关系不再被承认的时候。
因此,革命首先不是政治事件。
而是信任事件。
不是意志事件。
而是关系事件。
现代革命理论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总是试图寻找一个革命主体。
谁领导革命?
谁代表人民?
谁体现历史方向?
谁拥有革命合法性?
然而这些问题本身已经预设了主权逻辑。
因为它们仍然在寻找那个最终决定者。
寻找那个历史中的主人。
但如果整个政治世界本来就不存在主人,那么革命也不会创造主人。
革命只是不断取消主人。
这意味着革命将失去神圣性。
革命不再具有绝对正当性。
革命者不再天然正确。
人民不再天然正确。
历史也不再天然正确。
因为不存在一个超越现实关系的最终裁判者。
革命与改革之间的界限也因此变得模糊。
现代政治喜欢把改革和革命对立起来。
改革意味着连续性。
革命意味着断裂性。
然而从关系视角来看,两者不过是同一种过程的不同规模。
改革是局部关系调整。
革命是整体关系重组。
两者都不是创世。
两者都不是救赎。
两者都只是制度演化的不同形式。
于是,一个更加激进的结论开始浮现。
现代政治最大的幻觉并不是国家。
也不是人民。
而是历史主体。
人们总希望相信历史背后存在一个行动者。
民族。
阶级。
人民。
文明。
国家。
仿佛这些集体人格拥有自己的命运。
拥有自己的目标。
拥有自己的使命。
于是个人被要求服从更高的历史事业。
但也正是在这里,二十世纪最可怕的灾难诞生了。
因为一旦历史拥有主体。
主体就拥有使命。
使命就需要牺牲。
而牺牲最终总是由具体的人承担。
如果国家不是人格。
人民不是人格。
那么历史也不是人格。
历史不会思考。
不会判断。
不会决定。
不会命令。
历史只是无数具体行动不断叠加形成的结果。
它没有目的。
没有方向。
没有终点。
因此革命也不再是历史的召唤。
革命只是社会在旧有关系无法维持时,对自身组织方式的一次重新安排。
未来政治哲学最大的变化,也许正发生在这里。
不是寻找新的革命主体。
不是寻找新的历史使命。
不是寻找新的主权者。
而是承认:
没有人站在历史之外。
没有人代表历史。
没有人拥有历史赋予的特权。
革命不能创造神。
革命甚至不应该创造主人。
革命真正的意义,恰恰在于不断拆除那些声称自己代表历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