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什么?——当历史失去主体之后 (《后启蒙政治哲学》之七)

作者:艾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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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是什么?——当历史失去主体之后

(《后启蒙政治哲学》之七)


现代人很难想象一种没有革命的政治哲学。

过去两百年,人们几乎是通过革命来理解历史的。

法国大革命创造现代公民。

美国革命创造现代宪政。

俄国革命创造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革命创造现代中国。

革命不仅改变政权。

革命甚至决定了现代人理解世界的方式。

因为革命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刻的信念:

历史存在主体。

这个主体有自己的意志。

有自己的目标。

有自己的使命。

革命则是这个主体的自我实现。

对于卢梭来说,这个主体是人民。

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个主体是阶级。

对于民族主义者来说,这个主体是民族。

对于施密特来说,这个主体是政治共同体。

虽然名称不同。

但结构完全一致。

历史被理解为一个巨大的戏剧。

舞台上有主角。

有敌人。

有目标。

有终点。

革命则是主角登场的时刻。

因此革命始终带有一种宗教色彩。

它不仅意味着制度变化。

更意味着救赎。

旧世界终将毁灭。

新世界终将到来。

历史主体将在革命中完成自己的使命。

这种结构与宗教中的末世论极其相似。

上帝的位置被历史取代。

选民的位置被人民取代。

救赎的位置被革命取代。

天堂的位置被未来社会取代。

现代革命理论本质上是一种世俗化神学。

问题在于:

这个历史主体真的存在吗?

人民存在吗?

阶级存在吗?

民族存在吗?

答案越来越令人怀疑。

存在工人。

但不存在一个会思考的工人阶级。

存在法国人。

但不存在一个拥有统一意志的法兰西民族。

存在无数公民。

但不存在一个拥有单一人格的人民。

现实中存在的只有具体的人。

而不存在那些被人格化的集体主体。

如果这一点成立,那么革命的意义就必须被彻底重新解释。

革命不再是历史主体的觉醒。

因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主体。

革命也不再是历史使命的实现。

因为历史并没有预设使命。

革命甚至不再是人民创造自身。

因为人民本身并不是一个能够创造自己的统一人格。

革命究竟是什么?

或许革命只是授权关系的大规模重组。

这听起来十分平淡。

甚至令人失望。

因为它失去了所有英雄主义。

失去了所有神圣感。

失去了所有历史使命。

但也正因为如此,它可能更接近现实。

所谓革命,并不是某个伟大主体突然出现。

而是原有的信任结构崩溃。

原有的授权结构失效。

原有的责任体系无法继续运作。

于是整个社会不得不重新组织自身。

革命不是创世。

革命是重组。

革命不是历史主体的诞生。

革命是制度关系的重构。

从这个角度看,法国大革命并不是“人民成为主权者”。

而是旧制度下的授权结构彻底失灵。

税收体系崩溃。

财政体系崩溃。

贵族责任体系崩溃。

王权协调能力崩溃。

于是新的关系网络开始形成。

美国革命也并非一个民族意识的觉醒。

而是殖民地与帝国之间原有授权关系的破裂。

双方不再承认彼此的义务。

于是重新建立新的合作架构。

即使最激烈的社会革命,也同样如此。

表面上看是意识形态的胜利。

实际上更深层的是授权结构的更替。

因为没有任何制度能够仅靠意识形态维持。

最终维持秩序的始终是责任、信任和合作。

革命真正发生的时候,不是人们高喊口号的时候。

而是旧有关系不再被承认的时候。

因此,革命首先不是政治事件。

而是信任事件。

不是意志事件。

而是关系事件。

现代革命理论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总是试图寻找一个革命主体。

谁领导革命?

谁代表人民?

谁体现历史方向?

谁拥有革命合法性?

然而这些问题本身已经预设了主权逻辑。

因为它们仍然在寻找那个最终决定者。

寻找那个历史中的主人。

但如果整个政治世界本来就不存在主人,那么革命也不会创造主人。

革命只是不断取消主人。

这意味着革命将失去神圣性。

革命不再具有绝对正当性。

革命者不再天然正确。

人民不再天然正确。

历史也不再天然正确。

因为不存在一个超越现实关系的最终裁判者。

革命与改革之间的界限也因此变得模糊。

现代政治喜欢把改革和革命对立起来。

改革意味着连续性。

革命意味着断裂性。

然而从关系视角来看,两者不过是同一种过程的不同规模。

改革是局部关系调整。

革命是整体关系重组。

两者都不是创世。

两者都不是救赎。

两者都只是制度演化的不同形式。

于是,一个更加激进的结论开始浮现。

现代政治最大的幻觉并不是国家。

也不是人民。

而是历史主体。

人们总希望相信历史背后存在一个行动者。

民族。

阶级。

人民。

文明。

国家。

仿佛这些集体人格拥有自己的命运。

拥有自己的目标。

拥有自己的使命。

于是个人被要求服从更高的历史事业。

但也正是在这里,二十世纪最可怕的灾难诞生了。

因为一旦历史拥有主体。

主体就拥有使命。

使命就需要牺牲。

而牺牲最终总是由具体的人承担。

如果国家不是人格。

人民不是人格。

那么历史也不是人格。

历史不会思考。

不会判断。

不会决定。

不会命令。

历史只是无数具体行动不断叠加形成的结果。

它没有目的。

没有方向。

没有终点。

因此革命也不再是历史的召唤。

革命只是社会在旧有关系无法维持时,对自身组织方式的一次重新安排。

未来政治哲学最大的变化,也许正发生在这里。

不是寻找新的革命主体。

不是寻找新的历史使命。

不是寻找新的主权者。

而是承认:

没有人站在历史之外。

没有人代表历史。

没有人拥有历史赋予的特权。

革命不能创造神。

革命甚至不应该创造主人。

革命真正的意义,恰恰在于不断拆除那些声称自己代表历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