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保守主义与极右翼的复辟和崛起

1976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等人突然策划政变，到1978华逐渐失势，邓在右派的扶持下再次上台。然而，在邓启动所谓改革开放后，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政治改革为何长期陷入停滞状态？对此，以往的主流舆论和大量研究都把障碍归咎于毛泽东和中共的体制问题。但事实恰恰相反，毛泽东试图通过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推动中国的深层文化-社会-政治改革，但在邓上台后，反而开始开倒车，导致问题积重难返。

我们尤其需要注意到，与邓的改革说辞相反，到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加入WTO之后，随着全球化的推动，中国大陆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逐渐又兴起了一些让人耳目一新“新保守主义”政治理论和方法。其中，以甘阳、汪晖、蒋庆、张旭东、张维为等人的观点为代表，其中也包括其他一些中国顶级大学、社科院等高级智库研究机构的学者和“智囊”人群，普遍都在结合传统的左翼和右翼理论，一些人甚至还以“新左派”的形象来论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合理性。

简单概括，这些人的理论和方法包括如下几条核心原则：首先，他们都支持1978改开叙事，吹捧邓小平，其次，这些人还使劲鼓吹“中国特色（例外）论”；再次，这些人又同时都在宣扬“美国例外，西方价值观特殊，不具普适性”论调；最后，在方法上，这些人普遍都是以贬低美国或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价值观的形式，来抬高中国或东方的官僚主义、精英主义价值观。

这个新保守主义思路，其实也并不新，在历史上早就反复出现过。纵观二十世纪曾兴起的几大暴力权力中心，它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快速崛起，军事上的对外扩张，也都伴随着一些学者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粉饰过程。但在二十一世纪这个特殊历史阶段，随着理论、方法和研究领域进入新的阶段，上述理论方法被掺杂进了一些新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又颇有新意。

作为理论上的“中国特色论”，有形形色色表现，最经典的阐述，如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再如后来甘阳鼓吹的中国“走向文明-国家”和“三统论”，还有汪晖妄图穿越古今串联左翼右翼的“现代中国思想”，此外还有蒋庆公然兜售的极右翼思想，所谓新时代下“融合天道”的有中国特色的“王道政治”，以及形式上是左派的张旭东所宣扬的“穿越西方、回到中国”的有中国特色的“批判理论”，此后，又出现张维为的“中国震撼”、“中国触动”、“中国超越”的三级跳论调，打造出融合古今中外的所谓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五千年文明-国家”化身。

尽管并不完全相同，但这些理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都认为中国特殊，中国和别的国家不一样，中国人和别的人群也不一样。而这个不一样，到底哪里不一样，则要从这些人各自寻找的“历史”和“传统”中去寻找。邓小平找到的历史和传统，是始自1840年的“民族屈辱历史”，以此否定清朝，再对接辛亥革命和国民党的抗战历史，这套形左实右的叙事又同1949后被高度歪曲的以中共右派官僚集团否定“文化大革命”为核心的历史和传统融合在一起，再与1978后邓启动改开的虚假历史叙事强行拼接在一起，这在事实上也就形成中华民国的新版复辟论调，即所谓“民族复兴”路线。

至于甘阳、汪晖、蒋庆、张旭东、张维为等人找到的历史和传统，也都是他们进一步发掘出的得到自身认同的“中国”的历史和传统。这些人总体上的共同点，是无论形式上打着左派还是右派的旗号，他们都在虚构东亚大陆的所谓五千年文明-国家传统，这也正是邓打着“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旗号开辟的中国新保守主义路线的共性。

然而，这些人论证“中国特色”理论的一大动因，与当初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论证“西方特殊论”和“美国特殊论”的动因完全不同。作为先发的发达国家，很多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是因为自己先行一步，科技明显领先，推动社会创新，具有超人一筹的实力。尤其是20世纪的美国，不仅在经济、政治、军事上无可匹敌，而且在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竞赛中仍然取得压倒优势。因此，当初西方人在探讨西方特殊论的时候，更多地是从“西方中心论”的视角出发，用“高高在上”的方式，甚至用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优越感，来显示出自己对其他国家的先进性。

但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内部的政治进程高度复杂。一方面，中国的学者格外强调中国的近现代屈辱，以邓为代表，不惜通过逆向种族主义公然否定自身的现代国家形象，同时又大肆宣扬复古情结，美化五千年文明-国家的传统和身份认同。而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中国的年轻一代，除少数官宦子弟和富豪千金外，也都难以接受“以抬高自己”方式来贬低西方国家的宣传手段。所以，大陆的学者群体一方面变相复古，使劲鼓吹古老文明-国家传统，但与此同时，要想美化自身，又很难从古典世界发掘出现实资源，这就只能“师夷之长以制夷”，借用西方的理论资源来反戈一击，批判西方。

在西方对现代性的不断批判反思中，也曾产生很多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的声音，从马克思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后现代解构主义思潮，自由主义分化出的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对自由至上主义的批评，等等。这些理论开始关注西方文明的价值观、社会政治机制的普适性问题，或者换句话来表述这个问题：即西方文明，资本主义制度，到底有没有普适性？是否是历史的终结？这类问题迄今仍在不断争论，众说纷纭。

但是，上述中国新保守派学者需要的并不是确凿结论，而只是各取所需，得出他们偏爱的结论，博取改开时代催生的新兴官僚资产阶级权贵群体和特权精英垄断阶层的欢心。这就引出了像甘阳和张旭东这类“食洋不化”的留洋学者，开始充分利用手中掌握的西方前沿思想资源，来论证“中国特色论”和翻版的“美国例外论”。同时，美国的右派、保守派也有意不断扶持汪晖和蒋庆这类学者，通过右派理论不断重构并颠覆现代中国形象。

不止于此，很多新保守派学者，开始充分利用在西方思想资源中的很多批判思潮，以“贬低对手”方式论证自己的“中国特色”理论立场的正当性。然而，在东亚大陆的古代思想资源中，类似的批判精神恰恰又是异常稀缺的。这正是为什么中国的文化学术界开始不断右转，形左实右的新保守派观点愈发甚嚣尘上，甚至开始对“美国人民的历史”或“美国的非民主传统”等非主流思潮越来越关注的原因。而往日的“政治改革”话题观点仿佛突然间就都过时了、不上档次，如甘阳所言，那些缺乏新保守派“中国特色”情结的观点，谈出来都让人觉得“很没有教养”。恍然之间，以明清为代表的所谓“秦制”，实际上是强调官僚中央集权模式的古典法西斯变种政体，反倒成了全世界最先进的政体。

然而，我们完全也可以预见：如果在邓时代快速崛起的这帮中国的新保守主义文人，特权精英群体，对自己身边的人民权利和生死存亡都漠不关心，从不感动，他们怎会突然关注“美国人民的民主权利尚未而应该得到真正地保障”？如果这些新兴官僚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连对自己身边写下的半个世纪的谎言，对改开时代欲盖弥彰的各种历史真相，都不愿直面，懒得戳破，只会整天忽悠五千年文明-国家的官僚主义谎言，他们怎么又突然打起百分百的精神去关心美国几百年前的历史叙事是否足够客观公正？

上述情形，无疑反映出一种价值观之争。中国的新保守主义者的言行，实际上正在通过“中国特色”论调，孕育他们期待的“中国特色神话”和“中国精神”，其宗旨是最终通过文本和各种言行，昭示某种核心价值。这个“中国特色神话”，迄今造就的价值观，似乎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言辞所体现的前后连贯原则：

“历史是任人粉饰的小姑娘”；

“一切向前（钱）看”；

“闷声大发财”；

“儒家传统，五千年文明”。

从以上表述，似乎可以看出一个趋势，那就是随着邓小平神话和1978改开时代的延续，主流的中国文化思想界和政界，似乎已经形成了一股“中国特色“的势力和潮流，而且还继续影响着中国的年轻一代，他们正在构建中国大陆地区的特殊文化价值观和国家认同。然而，邓小平时代建构出的新保守主义特色价值观，形式上是鼓吹五千年文明-国家的复古论调，但在很大程度上这又是一种虚无主义，实质是基于特殊主义的而不是普遍主义的价值观，它对于包括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在内的各种普世理想，都具有很强的破坏和瓦解作用。

这种反常的特殊价值观和复古文明体系，最终难免会形成针对民主、法治和人权理想的反动。在邓小平鼓吹的改开路线的不断引导下，随着官僚资产阶级的全面复辟趋势，新保守主义的快速崛起最终催生反常的“中国特色理论“，这不但会对外构成威胁，对具有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特质的现代中国国家形象，同样会造成难以修复的损害和裂痕。

综上所述，中国急需深刻反省邓小平改开时代的本质，批判新保守主义的极右翼民族主义论调，揭露新版民族复兴路线的资产阶级复辟本质。中华人民共和国亟需彻底告别邓小平的新保守主义反革命路线，回归毛泽东时代的革命理想，弘扬毛泽东一手开启的新华民族意识，而人民群众的普遍觉醒时刻，正是深入人类灵魂的文化大革命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