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押韵：财富狂热、政治信仰与群体幻觉》（下）

永不消逝的群体幻觉

夫天物皆循其至美，惟人独无。故世有尽美之蚁、尽善之蜂，而人则永处未竟之中。人也者，既为未全之兽，亦为未成之人。

—— 埃里克·霍弗

郁金香年年凋谢，君子兰代代枯萎，历代造富神话终成报端陈迹与茶余谈资。然若谓疯狂已止，实乃小觑人性之冥顽。花发花落，泡沫盈亏，然造幻之机理承先继后，从未离场。

究其根柢，发萌于数千年前的人类文明，与茹毛饮血的石器时代相隔仅数百代。进化之相对短暂，使人类大脑难以匹配现代金融与分工社会之要求。祖先赖以存者，非逻辑与宪政，乃模仿同伴、服从首领、警惕异类。远古之林，众奔则随，疑者命丧；彼时之生存利器，今却成理性之桎梏。人类本质上乃叙事之动物，惯于为故事所动，鲜为理智所左右。一段华丽虚辞，碾压常识与理智。吾辈仍以石器之心智，跌撞于机巧百端之世，诸般现代危机，非关科技手段之缺位，实乃心智进化之迟滞也。正如伯恩斯坦（William J. Bernstein）所言：人之失其理智，非偶然于众中一发而已；每遇其势，则循同一轨辙，周而复始，悖离理性而不自知。所谓群体之狂热，亦非史册间罕见之异变，实乃历史运行之恒态之一端。

然群体之幻觉，非特起于逐利之虚假叙事，亦常成于政治之刻意操弄。当政治领袖擂响战鼓，在飘飘旗帜下，许诺以单一手段廓清寰宇之时，民众亦常堕入另一种癫狂。忆及二十世纪暮岁北美之“禁毒战争”，为共和、民主两党共同打造，实乃一场由权力编织之全民幻梦。彼时选民深信犯罪之源皆在于毒品泛滥，需得加强执法力度，再籍由升级执法、大规模监禁而毕其功于一役，获此宗教般之简单救赎。

北美“码头哲学家”霍氏（Hoffer）曾言，群众运动之信徒，不在乎事实之曲直，而在乎领袖所供之“绝对答案”。民众于此幻梦中，只见“邪恶”将被铲除之快意，却不察社会结构撕裂之深重。彼等罔顾人性复杂，宁信“严刑峻法即正义”之逻辑。政治幻觉与经济泡沫，实乃人性之两面：一者许以财货之升天，一者许以罪恶之清零。当民众放弃理性审辨，寄望于强权之雷霆手段时，其所获者，非治安之清平，乃制度性之灾殃。

霍氏又曾言：投身群众运动者，未必先为其纲领所感，实多为其所许之确定、尊严与使命而趋之。人之所恋，往往非其表象，而是其所允诺之救赎。

历史屡见其事。刺加菲尔德总统之吉托，妄欲借历史之名抬高己身；谋刺里根之欣克利，求以惊世之举摆脱平庸；至若十字军东征中芸芸平民，亦多信其可借神圣之业洗去平生之失意与落拓。

今世虽易旗帜，而人心之机理未尝稍异。

二〇一二年西安反日示威期间，年仅二十一岁之打工青年蔡洋，以U形锁重击一名日系车辆车主头颅，致其重伤濒危。事后诸多报道所呈现者，并非单纯民族狂热之图景，而是一位长期漂泊于社会边缘、胸怀郁结、渴求证明自身存在价值之青年形象。群情激荡之际，私愤与公义骤然合流，个人失意遂得寄身于集体愤怒之洪流。示威于其而言，所供者或非政治主张之出口，而是一种骤获意义之幻觉。

群体幻觉之至险者，莫过于人以行不义而自信其奉行大义。至此，人不复问其事之曲直善恶，唯问其是否有益于所奉之事业。其所皈依者，或为国家，或为宗教，或为革命，或为财富；然其深处运转之机括，则往往惊人相似。

当一个人卸下个人失败之责，转而将身心寄托于某一领袖、叙事或运动时，疯狂便如脱缰之马。无论是刺加菲尔德总统之吉托，抑或谋刺里根之欣克利，以及十字军东征中的平民，皆欲以圣贤之血洗白其平生落拓；即便如纳粹魁首戈林，亦是借国家纳粹宏大叙事以遮掩其私德之不修。群体幻觉之高峰，莫过于以道德之名，为不道德之事起舞。强人政治周期浮现，盖因其能供万应灵药：前朝软弱腐败，唯授权于我，万方有难，方可立时廓清。效忠者获权力加持，异见者则成族群之敌。彼此不再以诚实守法相期，唯问其是否“吾辈中人”。

美国的立国之基，出于其联邦性质，赖于分权制衡之精微，成于多元利益之妥协。联邦之妙，在于使各利益群体互相掣肘而非互相吞噬；一旦群众幻觉将政治神圣化，这种“掣肘”便会被视为“阻碍”，导致制度根基被狂热焚毁。 故其本自带脆弱基因，更依赖公民对异见的宽容及个人行为之节制。一旦视异见为叛逆，视大选为生死轮盘，以言论而入刑罪，待领袖为国家，则民主之壳虽存，内核皆空。若众溺于情绪动员而罔顾承担公民之责，再精良之宪政亦必失序。

伯恩斯坦与霍氏之启示，并非人性难以自赎，而是欲人以清醒抵御心魔。从众、贪婪与恐惧人人生来俱有，唯可依赖制度、独立媒体、权力制衡与批判思维以抗之。真正成熟之社会，并非群众无有激情，而是激情虽炽，仍存有机制阻其摧毁国家之架构。

黑格尔曾慨叹：“吾辈从历史所得之唯一所得，乃是人类从未在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 郁金香、君子兰、强人崇拜——彼等押同一韵脚：人类宁随兴奋之故事，而不愿以理性直面其所厌恶之事实。

花谢泡裂，理之必然。然一个社会若失辨幻之能，其代价将远超金钱之失。

明州 老鱼

05/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