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神圣感”到“理所当然”： 一代人的恐惧消退，与另一代人的冷淡崛起

从“政治神圣感”到“理所当然”：

一代人的恐惧消退，与另一代人的冷淡崛起

艾地生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一种极其深刻、却很少被认真描述的代际变化。

这种变化，并不首先体现为制度，也不体现为组织，而是体现为一种心理结构的断裂：

老一代人面对政治，充满恐惧；

新一代人面对政治，则越来越显得冷淡。

这两者之间，看似都是“疏离”，实际上却属于完全不同的时代精神。

一、老一代人的政治心理：禁忌、恐惧与神圣感

在长期高压政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几乎都经历过一种共同的心理驯化：

政治不是普通事务，而是危险领域。

于是，人会形成深层条件反射：

不敢谈论；

不敢表达；

不敢怀疑；

甚至不敢认真思考。

久而久之，恐惧不再只是来自外部压制，而变成一种内化的自我规训。

很多人即使身处相对安全环境，依然会在谈及敏感问题时本能紧张。

仿佛某种无形审查，已经进入了神经系统。

因此，对于老一代异议者、自由派、公知而言，“开口”本身，就具有一种强烈的突破禁忌意味。

他们往往需要大量理由来说服自己：

为了历史；

为了民族；

为了正义；

为了良知；

为了后代。

只有在赋予自身某种道德使命之后，他们才能克服内心恐惧，进入公共表达。

于是，“发声”逐渐带上了一种悲壮色彩。

在那个年代，这当然有真实意义。

因为表达本身确实意味着风险。

但问题也恰恰在这里出现：

当“敢说”本身成为价值时，政治行为便容易走向一种自我神圣化。

很多人会沉浸于一种心理结构：

“我突破了禁忌。”

“我承担了危险。”

“我完成了道德献祭。”

于是，表达本身，开始压倒表达内容。

“敢不敢说”，开始高于“说得对不对”。

政治由公共事务，重新变成了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道德仪式。

二、新世代的变化：政治的“去神圣化”

而新一代人，正在发生完全不同的变化。

他们当然未必拥有真正成熟的公民意识。

甚至很多人显得犬儒、碎片化、娱乐化。

但他们与上一代最大的区别在于：

他们不再天然敬畏政治。

对于许多年轻人而言：

讨论政治并不比讨论游戏、房价、就业更特殊；

批评权力也不一定意味着“英雄主义”；

表达观点无需“悲壮感”；

更不需要历史使命感。

他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

这不就是普通公共事务吗？

这种变化，其实非常重要。

因为一个社会真正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政治从“神圣领域”下降为“公共领域”。

政治不再是：

信仰；

献祭；

革命；

崇高叙事；

历史使命。

而更像是：

物业管理；

公司治理；

公共服务；

税收分配；

行政效率。

换句话说：

政治开始失去宗教性。

而这恰恰意味着社会心理正在趋于正常。

三、从“反抗权力”到“懒得搭理权力”

老一代人即使反抗权力，本质上往往仍然以权力为中心。

因为他们的精神结构，是在“政治至高无上”的时代形成的。

所以无论是拥护者还是反对者，都会天然认为：

政治极其重要。

权力极其重要。

国家极其重要。

他们的一生，很大程度都被这种巨大阴影所支配。

因此，哪怕是异议行为，也容易带有一种：

“与巨兽搏斗”的悲剧英雄感。

而新世代则越来越呈现另一种态度：

“你们配不配占据我的注意力？”

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心理位置。

他们未必热爱自由。

也未必积极参与公共事务。

但他们越来越不愿意：

为宏大叙事献身；

为抽象历史激动；

为权力神话流泪。

他们首先关心的是：

我的生活；

我的快乐；

我的时间；

我的情绪；

我的利益。

从政治角度看，这似乎显得冷漠。

但从社会心理角度看，这其实意味着：

权力正在被“祛魅”。

四、“公知时代”的终结

这也是为什么，“公知”这一代人会迅速失去影响力。

因为他们本质上仍然属于一种“体制内精神结构”。

哪怕他们批评体制，他们依然默认：

国家高于社会；

政治高于生活；

知识分子负有教化使命；

自己是参与治理的一部分。

他们像一家公司的职员。

哪怕对公司不满，

也依然默认公司是世界中心。

因此，他们天然容易形成：

道德优越感；

历史使命感；

教师姿态；

启蒙者人格。

但新一代越来越不接受这种身份。

他们不会天然崇拜“公共知识分子”。

也不会自动认为“关心国家”是一种高级人格。

在他们眼里：

不过是一群打工人而已。

既不是圣徒，

也不是先知。

这种“去光环化”，本身就是时代变化的一部分。

五、从恐惧到冷淡：一种真正深层的社会转型

很多人误以为，一个社会的进步，意味着人们会越来越激情澎湃地谈论政治。

但真实情况往往相反。

成熟社会的特点，恰恰是政治越来越“平凡”。

比如：

言论自由不再被视为英雄主义；

批评政府不再需要巨大勇气；

投票不再带有神圣仪式感；

公共表达不再意味着道德献祭。

人们会越来越觉得：

“这不就是正常的吗？”

而这种“理所当然”，其实正是一种巨大进步。

因为只有当政治失去神圣性，

普通人才真正从权力崇拜中解放出来。

从“禁忌政治”到“日常政治”，

从“恐惧”到“冷淡”，

从“神圣感”到“理所当然”——

这或许正是中国社会最深刻、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一场代际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