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主权与国家信誉不可予夺和交易！
人民主权与国家信誉不可予夺和交易！
——再谈“我是基督徒，我也相信佐罗”
钱 宏（Archer Hong Qian）
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 Foundation（CANADA）
2026年5月25日晨于Vancouver
近代中国历史，有一个极其沉重却又无法回避的问题：
为什么一个拥有数千年文明的大国，在过去166年里，却不断陷入疆域丧失、国家信誉崩塌、人民流离失所与主权结构失衡的循环？
问题并不只是“国力强弱”，甚至不只是“制度优劣”。
更深层的问题，其实是：
谁真正把人民主权与国家信誉，当成不可交易的底线？
而谁又只是把国家、人民与疆域，当成权力博弈和地缘政治中的筹码？
很多人今天讨论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外蒙古、西伯利亚华工惨案、台海危机，总是孤立地看待某一个事件，却忽略了它们之间，其实存在着一条完整的历史因果链。
而这条历史链条中，有几个极其关键的转折点。
一、1924：被撕毁的不只是《清室优待条件》
1912年，大清帝国退位。
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少数以“和平契约”方式，完成的大规模政权转移。
清帝《退位诏书》，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王朝结束，更意味着：
清朝以法统形式，将“五族共和”的完整疆域，让渡给中华民国。
其中，《清室优待条件》具有极其重要的法理意义。
它不只是“善待皇室”的礼仪安排，而是国家信誉的一部分，是新旧政权和平交接的契约基础。
然而，1924年，北京政变发生了。
冯玉祥发动政变后，派鹿钟麟率兵进入紫禁城，强行驱逐溥仪。
这一事件，在今天很多人看来，只是“推翻旧时代”的象征。但真正的问题在于：
当一个手握国之器的主事者，开始公开撕毁自己已经签订的政治契约时，它摧毁的，不只是某个皇帝的待遇，而是整个国家信誉。
而国家信誉一旦崩塌，其连锁反应，往往几十年后才显现。
18岁的溥仪——作为一种“政治图腾”——被逐出紫禁城后，很快转向日本势力。
随后，日本关东军便借“恢复满洲正统”之名，扶植“满洲国”（虽然其GDP亚洲第一，超过日本本土，这个以后再说）。
很多人只看到1931年的“九一八”，却忽略了1924年的契约断裂，早已埋下政治借口。
更严重的是，这场东北地缘政治巨变，还进一步引发苏联对远东华人的全面敌视。
1936—1938年，斯大林在海参崴与远东地区发动大规模排华、清洗与强制迁徙。
延续数百年的远东华人社会，几乎被彻底抹去。
而俄罗斯历史上的扩张逻辑，也在这一过程中再次显露：
杀光、抢光、烧光、全殖民。
从1792年后的克里米亚，到1860年后的海参崴，再到1936-1938年后来的西伯利亚远东地区，其底层逻辑几乎从未改变。
二、1918：段祺瑞与“真正的国家行为”
然而，历史并不总是黑暗。
就在整个中国最混乱、最贫弱、最分裂的时候，却出现了近代中国极少数真正像“现代国家”一样行动的时刻。
1918年，段祺瑞政府出兵海参崴与西伯利亚。
很多人今天谈北洋政府，只记得军阀混战，却忽略了：
就在列强环伺、俄国内战爆发、远东秩序崩溃之际，北洋政府却做出了近代中国少见的主权行为。
段祺瑞派遣海军与陆军精锐赴远东。宋焕章、苏炳文等将领，与海军协同行动，在陆路上打通并死守华工华侨撤离通道。
那不是口号。
那是真正拿命换命的武装撤侨。
那是中国近代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海外军事护侨行动。
同时，段祺瑞与徐树铮抓住俄国内战形成的战略窗口，于1919年兵不血刃收复外蒙古。
今天很多人喜欢用“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解释一切。
可北洋政府当时比后世很多时期都更弱。
问题不在于弱。问题在于：
有没有骨气？
有没有担当？
有没有把国家信誉、疆域与人民，当成真正不可放弃的东西？
顺便说一句，抗战中的国民政府也不强大，但经过顾维钧等外交努力，1943年1月11日，《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条约》在华盛顿签字，《中英平等新约》在重庆签字。随后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九国相继与国民政府签订了相似的新条约。在英美签订前两天，日本竟也与汪伪政权订约交还租界和废除法外治权。同年，意大利和法国维希政府也交还租界和废除法外治权。
然而，很多时候，历史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三、1949之后：失地确认与飞弹政治
1949年之后，两岸进入长期分治。
而真正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所谓“反攻大陆”与“解放台湾”都成为过眼烟云后，发生的两件事。
其一，是1990年代到2004年间，北京当局主事者先后与苏联、俄罗斯签署边界协定，从法理上正式确认了俄方占领的大量历史失地边界。
这意味着：
海参崴以及约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历史争议，被彻底法理化终结。
而与此同时，另一件事却发生了。
1996年3月23日，中华民国在台湾举行第一次总统直选。
这是华人社会第一次践行“主权在民”民主宪政，真正完成现代国体转型之历史时刻。
然而，北京方面对此的回应，却是向台湾周边海域发射导弹，制造了台海危机（3月8日至3月15日向台湾基隆和高雄外海——部分落点距离台湾海岸仅二三十海里——发射了多枚DF-15短程弹道导弹，封锁了两大国际港口航道。随后，又在福建沿海集结超10万兵力，举行了大规模的三军联合两栖登陆演习）。
于是，一个极其强烈的历史反差出现了：
一边，对外正式确认历史失地边界；
一边，对内却以飞弹恐吓华人民主直选。
这种反差，让很多历史观察者产生极大的震动。
因为它暴露了一个问题：
真正让一些权力集团——Chinese Reproductive Officialdom（中国特色殖官主义）恐惧的，未必是外部强权，而是“主权在民”的镜鉴。
四、为什么中国人仍然呼唤“英雄”？
所以，我越来越觉得：
中国人今天真正缺的，不只是制度，不只是财富，不只是技术，而是英雄气概。
不是喊口号的英雄。
不是“宏大叙事”的英雄。
而是真正敢于：
捍卫常识、契约、人民与国家信誉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我越来越认同一句话：
“我是基督徒，我也相信佐罗。”（I Am a Christian, and I Also Believe in Zorro. 参看 http://symbiosism.com.cn/12215.html）
很多人初听这句话，会觉得奇怪。
其实，它恰恰代表了现代文明最深层的一种精神结构。
因为，人类文明真正健康的时候，往往同时需要三种力量。
第一种，是基督（Christ）所代表的力量。
那不是简单的宗教符号，而是文明为什么存在的根基。它回答的是：
什么是善恶？
什么是公义？
为什么权力必须受到约束？
为什么人的生命尊严高于国家、资本与暴力？
《Holy Bible》真正伟大的地方，不只是信仰，而是“约”的观念。也就是说：
人不能高于真理；
权力不能高于公义；
国家不能高于人。
所以，基督精神真正重要的，不是软弱，而是：即使面对十字架，仍不放弃真理与爱的勇气。
这是文明的灵魂之锚。
没有这一层，再强大的国家，也可能重新滑回弱肉强食，让人民沦为“人矿”或“炮灰”。
然而，仅仅有价值与真理，还不够。因为现实世界，并不会自动正义。
法律可能沉默；
制度可能腐化；
契约可能被撕毁；
人民可能无力反抗。
于是，人类文明便会周期性地呼唤第二种力量：佐罗（Zorro）。
佐罗真正伟大的地方，不是武功，而是：他明明可以安全地做一个上层人士，却愿意戴上面具，为普通人承担风险。他不是为了征服世界，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是为了阻止邪恶失控，还人民以安居乐业的生活。
所以，佐罗其实是：
当制度失灵时，对公义的现实承担者。
他让抽象的价值，变成现实中的保护。
而今天这个时代，还出现了第三种文明现象：超级英雄（Superheroes）。
从钢铁侠、蜘蛛侠、美国队长，到蝙蝠侠与复仇者联盟，现代社会为什么越来越沉迷“超级英雄”？
因为现代人越来越感到：
现实制度的运行速度，已经赶不上文明危机的速度。
核武器、生化武器、金融资本、全球组织、AI、信息战争、生物科技……人类第一次面对如此巨大的系统性力量。
于是，大众文化开始不断创造“超级英雄”。
这不仅是幻想，它其实反映了现代文明的一种深层焦虑：
当人拥有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后，是否还能承担越来越大的责任？
因此，这三种形象，并不是互相冲突的。
而是文明英雄精神的三层递进：
Christ（价值根基）
回答的是：“为什么而战？”
Zorro（现实担当）
回答的是：“谁愿意站出来？”
Superheroes（未来能力）
回答的是：“人在拥有巨大力量后，如何不失去人性？”
而今天中国社会真正缺失的，恰恰是：
既相信更高价值，又敢在现实中承担责任而富有爱之智慧（Amorsophia）的人。
五、“主权在民”不是比较级，而是绝对问题
所以，我始终认为：“主权在民”，不是一个比较级问题。
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问题,而是绝对的问题。
一个政府首先必须对本国人民负责。
一个国家必须守信用。
一个政权不能把枪口与飞弹，对准追求自由与民主的同胞。
这些，不需要复杂理论。
这只是常识。
而在一个连人之常情、常理、常识都可能被扭曲的时代，坚持常识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英雄主义。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越来越多中国人，内心深处仍然在呼唤：
真正的英雄。
甚至——超级英雄。
因为人们终于发现：
只有真正建立在“主权在民”、法治与国家信誉基础上的国家，才可能真正挺起脊梁。
否则，再宏大的叙事，也终究只是虚张声势恃强凌弱的懦夫和追逐特殊利益交换灵魂的犬儒行为。
六、尊重历史，放下包袱，面对数位时代的挑战
当代中国人民，当然应该尊重历史。
因为不尊重历史，一个民族就无法理解自己为何一路跌跌撞撞走到今天。
但尊重历史，并不意味着煽动仇恨。
真正成熟的文明，不会永远停留在历史创伤之中。
同样地，放下历史包袱，也并不等于背叛祖先。
因为真正重要的问题，从来不只是：
谁曾失去什么；
而是：
未来的人类文明，究竟还能否避免继续重复同样的悲剧。
因此，比“仇恨”更重要的，是走向未来。
而面向未来，真正的大德硬道理，不再是：
征服谁；
压倒谁；
消灭谁。
而是：
让生产回归生活，
让生活呈现生态，
让生态激励生命。
在数位文明时代，人类第一次同时面对：
LIFE（生命形态）
AI（智能形态）
TRUST（组织形态）
三者深度耦合的历史跃迁。
如果仍然停留在过去那种：
强权逻辑；
零和逻辑；
敌我逻辑；
工具理性；
人类文明终将被自身制造出的巨大系统力量反噬。
因此，真正的出路，只能是：
将“LIFE-AI-TRUST”重新置于“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交互主体共生）”的新文明范式之中。
唯其如此：
人才不会重新沦为工具；
AI才不会异化为失控力量；
TRUST才不会退化为操控机器。
而文明，也才能真正从：
“谁征服谁”的旧时代，
走向“生且共生，生生不息”的新文明阶段。
历史最终会记住：
谁在关键时刻守护人民；
谁在关键时刻守护国家信誉；
谁在关键时刻，真正像一个现代国家那样行动。
而时间越久，答案就越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