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全方位產業政策」令世界其他地區望塵莫及
華爾街日報：中國「全方位產業政策」令世界其他地區望塵莫及
來源：《華爾街日報》，2026年5月15日 原作者：Greg Ip（格雷格·伊普）
譯者：明鏡譯報編輯部
中國「全方位產業政策」令世界其他地區望塵莫及
從傳統行業到新興領域，從商品到服務，從微觀干預到宏觀調控，中國政府的支持無處不在。特朗普對華施壓所能取得的任何成效，在這一體系面前都顯得無濟於事。
自中國融入全球經濟以來的數十年間，歷任美國總統訪問北京時都會帶上老一套的訴求清單：停止竊取美國知識產權、不得強制技術轉讓、開放中國市場。唐納德·特朗普在2017年上一次訪華時也遵循了這一慣例。
無論他本週是否再次重申這些訴求，其實都已失去意義。這些訴求所反映的對中國產業政策——廣義上指政府對重點產業的扶持——的認知已嚴重過時。
習近平已將中國的產業政策推升到世界前所未見的高度，幾乎覆蓋所有行業與地區，供需雙管齊下，商品與服務並重，尖端與傳統領域通吃。其目標兼具經濟、技術與戰略考量，手段則橫跨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層面。
眼下尚無明顯的破解之道。據報道，特朗普已促使中國同意採購大豆、能源和飛機，停止向伊朗提供軍事裝備，並對美國企業進一步開放市場。然而，這一切都無法阻止中國吞噬越來越多的全球市場份額。
研究機構榮鼎集團受美國商會委託撰寫了一份發人深省的新報告並於本週發布，指出了其所謂中國「全方位產業政策」的關鍵特徵。
優先發展一切
如今，即便沒有政府扶持，許多中國產品在質量和價格上也已比肩甚至超越西方競品。然而，北京方面非但沒有削減支持力度，反而不斷擴大政策覆蓋面。中國在2021年發布的五年規劃中列出了19個重點發展行業。今年3月發布的最新五年規劃中這一數字增至24個，新增了「腦機接口」和「核聚變能」。
儘管智能手機和電動汽車等明星產品搶盡風頭，但中國的雄心同樣延伸到了那些成熟且不起眼的傳統領域。
2015年發布的「中國製造2025」計劃曾令西方大為恐慌，該計劃圈定了10個旨在實現自給自足的行業。而在2023年發布的更新版中，雖然剔除了一項，卻新增了七個行業，其中就包括家用電器和紡織品等成熟產業。
化學品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自2019年以來，用於乾洗的四氯乙烯全球出口量飆升了24倍。用於塑料和塗料的鄰二甲苯出口量猛增了11倍。
化學品領域同樣揭示了中國關於削減過剩產能的承諾不過是一紙空文。這種被稱為「內卷」的產能過剩已壓低了價格與利潤。榮鼎集團報告指出，一項2025年的指令雖承諾解決石化產能過剩問題，但目標僅限於投產20年以上的工廠，僅佔總產能的5%至6%。該計劃非但無意縮減產量，反而要推動該行業從大宗化學品向高價值化學品轉型，並設定了產量每年增長5%的目標。
榮鼎集團報告指出，中國企業一旦在技術上追平競爭對手，便會以驚人的速度奪取市場份額。結果顯而易見：據榮鼎集團估計，2016年，中國在163個行業（按國際標準分類）的出口量中佔據了逾半壁江山。到了2024年，這一數字已飆升至315個。
掌控需求，而不僅是供給
中國龐大的貿易順差通常被歸咎於國內需求長期疲軟。但中國想創造需求時，完全有能力做到。榮鼎集團寫道，為培育無人機產業，中國政府鼓勵農業、地方政府、旅遊業等眾多領域引入無人機，「輔以對配套基礎設施的公共投資，包括動用地方政府專項債券」。
習近平曾認為服務業遜色於「實體」經濟，但如今風向已變。自2024年以來，一系列國家指令將高附加值服務業單獨列為重點，生物製藥外包便是其中之一，該行業專門為跨國藥企提供測試、研發和製造服務。榮鼎集團總結道，該行業的銷售額在2018年至2022年間翻了一番，預計到2027年還將再翻一番。
瞄準「卡脖子」環節
國家安全是習近平產業政策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減少進口依賴，中國就不易受制於外國壓力；擴大出口市場份額，則會讓其他國家更易受制於中國。
榮鼎集團報告稱，因此，習近平將優先發展那些對大型供應鏈至關重要的「卡脖子」產品，如有機化學品和機械設備。
中國慣於將市場武器化來報復不友好的政府——也就是將對方的出口拒之門外。而將「卡脖子」環節武器化則更具殺傷力，甚至可能導致整條生產線癱瘓。就連美國這個唯一強大到足以抵禦中國施壓的經濟體，在中國對稀土和關鍵礦產實施出口管制後，也不得不尋求貿易戰休戰。榮鼎集團警告稱：「隨著對中國依賴程度的加深，外國政府擺脫這種依賴的能力也會相應削弱。」
美國的應對之策
中國產業政策的無孔不入，令競爭對手難以招架。以特朗普的關稅為例，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確實被壓了下來，但中國已將出口轉向其他市場。更關鍵的是，由於中國的中間投入品遍布全球供應鏈，即便美國從中國直接進口的商品減少，流入美國的商品所含中國成分價值仍可保持穩定。
應對之策可以是無視產品原產地，直接對商品中的中國成分徵收關稅；也可以是收緊原產地規則，這正是特朗普貿易談判代表著力推進的方向。
然而，這依然無法化解競爭威脅。美國可以禁止一切中國製造的產品，但這些產品將繼續在海外市場攻城略地，進而威脅美國的領導地位。以中國電動汽車為例，其內部可能搭載了中國的軟件和人工智能技術。隨著這些電動汽車在海外市場份額擴大，中國的軟件和AI可能會取代美國競品，一躍成為全球標準。
這就要求所有市場化民主國家聯手應對中國的產業政策。然而，美國盟友在涉華問題上與華盛頓步調一致的意願本就不高，在特朗普執政期間更是進一步消退。
等待中國失敗
中國產業政策的阿喀琉斯之踵在於其高昂的成本和巨大的浪費。中國的預算赤字佔經濟產出之比要高於美國。在先進製造業的光環之外，中國經濟一片死氣沉沉，被債務、通縮和人口老齡化這三座大山壓得喘不過氣來。
因此，許多批評人士預計甚至期盼，中國的產業政策最終會在自身矛盾的重壓下走向崩潰。
但誰也無法保證這一幕會在短期內上演。套用一句關於市場的老話：中國保持「非理性」的時間，可能比外國競爭對手撐住不倒的時間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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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產業全覆蓋」：一場沒有終點的國家資本主義實驗
明鏡譯報評論員
格雷格·伊普在本文中記錄的，是一個具有歷史性意義的政策轉型時刻：中國的產業政策已從西方慣用框架所能理解的「選擇性補貼」演變為某種更深邃、更難以對抗的存在——一套以「國家意志」為邏輯核心的全譜系資源動員體制。
歷史脈絡：從「追趕型」到「定義型」的戰略躍遷
若以歷史縱深觀之，中國的產業政策並非今日突然成形。1978年後的改革開放以「引進來」為核心，以吸引外資和技術轉讓換取市場准入。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後的頭十年，北京的政策工具箱雖已相當豐富，但大體仍依循「比較優勢」邏輯，在勞動密集型製造業謀取出口份額。
真正的戰略躍遷發生在習近平執政之後，尤其是2015年「中國製造2025」的出台。彼時，該文件所透露的雄心引發西方政策界的廣泛警覺，被視為中國謀求科技霸權的宣言書。然而，本文所呈現的數據告訴我們：那不過是起點。2023年的更新版悄然擴展至家用電器、紡織品等傳統領域，背後的邏輯已不再是「趕超先進」，而是「掌控全譜」。
這一邏輯的深層動因，在於習近平對地緣政治衝突烈度的研判。新冠疫情後的供應鏈斷裂、俄烏戰爭中西方對俄制裁的「武器化金融」手段，深刻影響了中南海對「卡脖子」風險的評估。「不戰而屈人之兵」，在產業政策層面的體現，正是透過成為不可或缺的中間品供應者，使他國在衝突烈度升級前便已束手就範。
「內卷」的弔詭：成本浪費還是有意為之的競爭武器？
本文援引的化學品數據頗具衝擊力。四氯乙烯出口量八年飆升二十四倍，鄰二甲苯十一倍——這在傳統經濟學框架下，是顯著低效的信號。然而，若改換視角，這種被學界稱為「中國式內卷」的結構性過剩，實則構成了一種非對稱競爭手段：以國家補貼承擔企業虧損，系統性摧毀境外競爭對手的生存空間。
這一邏輯早有先例。日本半導體產業在1980年代曾以相似路徑壓垮美國廠商，但日本受制於國防同盟關係，最終在美國壓力下讓步。中國的特殊性在於：它既是市場，也是對手；既依賴現有體系，又蓄意重塑規則。沒有任何外部力量能以盟友身份向北京施以日本所受的那種制約。
特朗普模式的結構性局限
本文一個核心論點，是特朗普的「交易式施壓」——採購大豆、開放市場、停止軍售——在結構上無法回應中國產業政策的挑戰。評論員認為此判斷準確，但尚需進一步剖析其原因。
特朗普模式的問題，在於將「商業談判」邏輯套用於「體制性競爭」場景。採購協議的簽訂與執行，與中國工廠的開工率、地方政府的專項債發行、企業的政策性貸款之間，根本不在同一決策層面。前者是可談判的雙邊事務，後者是嵌入體制的系統指令。關稅可以改變貿易流向，卻無法改變中國生產能力的累積速度。
更深的困境在於同盟協調。中國產業政策的全球衝擊，需要一個多邊框架加以回應——正如WTO當年針對反傾銷設計的規則體系。然而，特朗普政府同時對歐盟、日本、加拿大施加關稅壓力，從根本上削弱了構建聯合前線的政治基礎。北京在這一問題上的外交計算是精準的：當華盛頓疏遠盟友，中國承受的協調壓力就自然消解。
阿喀琉斯之踵：真實脆弱還是戰略迷霧？
本文最後提及的「中國失敗論」——債務、通縮、人口老齡化——值得以更審慎的眼光看待。這些結構性壓力確實存在，且相互強化。但將其視為中國產業政策的必然終結，可能是一種「西方中心式」的期望投射。
更接近現實的圖景，或許是：中國的產業政策體系以某種扭曲但持續的形態運轉，在特定行業取得壓倒性份額，在其他領域承受大量浪費，整體上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維持競爭力——足以使外部競爭對手無法依靠「等待北京自我崩潰」來制定戰略。
凱因斯那句名言，在格雷格·伊普筆下化為本文最有力的收尾：「市場非理性延續的時間，可能長於你維持償付能力的時間。」以「國家」代替「市場」，這句話在今天依然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