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忆往——我当上了造反兵团副司令

文革忆往——我当上了造反兵团副司令

文革英雄起四方，没枪也当草头王。天涯地角任闯荡，海阔云高尽飞翔。

（喜欢“样板戏”的人可能看出，上面四句引子是歪填京剧《沙家浜》里胡传魁的著名自白唱段：“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钩挂三方来闯荡，老蒋鬼子青红帮。”）

话说1967年秋，文革开始一年多了，当时我9岁，因为没学上呆在家里也已经一年多了。

具体地说，是在这年深秋，11月初的样子，我当上了“首都二七造反兵团”的副司令。

不过，今天我要讲的故事不是关于我的，是关于“司令”的。他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是我幼年时期的启蒙者——因为他，我过早地了解和知道了很多事情。这些事情，因为年龄的缘故，我当时不能很好地体会和理解。后来，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慢慢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得益其中，尽管有一些是负面的。

“司令”的大名叫董彦昌，为人机敏多变、身手矫健、谈吐风趣、身材中等、体态偏瘦、皮肤黝黑，给人的第一综合印象是“猴子”或者“猴王”，故得外号“董皮猴”——他也为有这个外号而骄傲，因为猴子毕竟是齐天大圣孙悟空的亲戚（主席的诗句“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更赋予了孙悟空一个“造反派”的身份象征），但是更多的人背后叫他“董逼猴”，或简称“逼猴”，取“皮猴”的谐音，把姓氏也省去是为了略微显示轻蔑和亲昵的意思。当然，只有与“逼猴”实力相当或者远胜于他的人，才有资格用外号称呼他，而我们这些“晚辈”是不敢的。

其实，现在算来，他只比我大8岁——当时他17岁。

文革到来的时候，董逼猴是初三学生，他就读的中学是北京101中学，当时就非常有名了。

这所学校建在圆明园遗址内，校园内湖泊荡漾、古树参天，东临清华，南接北大，被名校包围。它的背景非常特殊：它于1946年建校张家口，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老区创办并随大军迁入北京的唯一一所中学，因此又被称为“红色摇篮”。1955年由郭沫若题写101校名，释义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101比100多1。据说该校当初被批准进入圆明园办校是周恩来总理特批的。在文革初期，这所学校“红色家庭背景”（即高干和革命军人）子弟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这直接塑造了该校在运动初期的激进角色——很多学生是“首都中学红卫兵纠察队海淀分队”（简称海纠）的骨干分子。再后来，他们又参与发起了著名的“联动”（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组织。

但是，董逼猴在101是格格不入的，因为他没有红色家庭背景，在101属于“另类”：他父亲是“留用人员”（实际上，他是他父亲的小老婆所生）。虽然他的家庭生活优渥，但政治地位低下（被边缘化），在101没有被红卫兵组织所接纳，所以在外围逍遥。当红色子弟们在忙着开会、武斗、搞“联动”时，像“董逼猴”这样的人因为被组织排斥，反而获得了一种“不在场”的自由。 优渥的家庭生活条件为他提供了自得其乐的物质基础。当别人读红宝书时，他在玩无线电、集邮、听唱片、钓鱼、摸虾、斗鸡、斗蟋蟀、游泳、滑冰、逗闷子（最后这个活动的内容只可想象不可细说）。这种“边缘化” 反而给了他一层得天独厚的保护色和铠甲。

后来回看，董逼猴有自己的心理防御：既然主流组织不带我玩，那我就彻底走另一条路，做一个自由自在、玩世不恭的“顽主”（或“玩主”）。

我的印象中，董逼猴从来不迎奉和巴结“强者”，虽然他与他们绝不对抗，取“好自为之”和“互不相扰”的姿态。当然，如果可能，他在他们面前会尽量取得好感和支持，以便以后有可能“用得上”。

他有自己的“圈子”或者说“山头”，是一群年龄比他小的无学可上的中小学生——年龄不限、越小越好——唯一的条件是“服他”——当然他没有明说这个——来去自由嘛。这个圈子里一直有我：就是今天，我仍然相信我是他当时最忠实最盲目的追随者——相信他也知道这一点。

如何服众

他会打架，但是很少出手，出手必胜。

有一次，我们中间的一个相当“资深”的孩子（初一学生“洪军”）被一个叫“杨玉”的“圈外人“欺负了，他经过仔细考虑后决定出手。出手前考虑的问题包括：是否能打败杨玉？杨玉后面是否有更厉害的人“戳着”（撑腰）？杨玉的家庭背景是否硬？杨玉的哥哥杨明会不会报复？杨玉的姐姐杨娟是否有男朋友可能出手？如果决定打杨玉，在什么地方和时间出手？怎么能够打服他？

情报：杨玉发狠的时候会把自己的舌头咬在上下齿之间，作凶狠状吓唬对方。这时如果猛击他的下巴，他可能会把自己的舌头咬得流血。所以打他的下巴，会造成他满嘴流血的景象。讨论：这样打，他咬坏了自己的舌头怎么办？那无所谓，那只能是他自己的“自残”造成的，活该。

董逼猴打杨玉的那天我在场，是下午。杨玉也欺负过我，我想看看董逼猴怎么打他。虽然从体态上看，杨玉比董逼猴高大威猛得多，但是我相信董逼猴的实力。

废话少说——几乎没有经过任何前奏，董杨几乎同时出手了：董在气势上一开始就处于主动和强势；杨则没有真正的斗志，只是招架和硬嘴以便维持“面子”。董出拳准而狠，对着杨的面门和鼻梁猛击。一会儿，杨的鼻子被打出血了，眼眶也肿了。这时，见杨不还手了，董也见好就收，停止了攻击，甩出一句话：“你服不服？” 杨低声说：“服”——我们都听见了。

当时北京街面上的规矩：打不过又无后手，就服。而且必须说出来。

杨玉服打，满脸开花，大快人心，乌拉乌拉。

的确是大快人心：杨玉在我们的眼里是一个学生版的“牛二”或者“蒋门神”式的人物，他的外号叫“杨大王八”，这个记得是小说《平原枪声》里面的一个汉奸形象，可见杨玉如何不得人心。

董逼猴会打架是公认的，因此很多人都怕他。但是，打杨玉事件是我唯一目睹的一次他的出手。看来，真正厉害的人会谨慎出手以免失手坏了名气。

【点评】

这是一个身处政治边缘却在民间江湖里构建秩序的“小人物”形象的故事。

边缘者董逼猴的“中间路线”：不迎奉、不对抗

他对101中学那些红色“强者”的态度非常老到。他深知自己“留用人员加庶出” 的背景在政治高压下是脆弱的，所以他不巴结（保持人格独立），也不对抗（避免毁灭性打击）。这种 “互不相扰” 但 “预留好感” 的姿态，是一种极高明的风险管理。他把那些权贵子弟看作一种 “昂贵的资源” ，平时敬而远之，但在关键时刻希望对方能成为 “隐形保护伞” 。

弱势群体的“向下整合”：建立自己的山头

由于无法进入主流的红卫兵组织，他选择向年龄更小的人群渗透。这是一种典型的“向下兼容” 策略——心理补偿： 在政治上被排挤，在小孩子面前找回领导力和尊严。避风港： 这群孩子（包括我在内）成了他的 “亲兵卫队” 和 “情报网” 。来去自由： 他深知这种圈子的凝聚力不是靠强制，而是靠 “服” 。这种去中心化的管理反而让圈子更稳固。

极度理性的“暴力决策”

这不是简单的街头斗殴，而分明是一场精密的战略评估。他在出手前考虑的不是肌肉，而是“社会关系网”。情报工作： 摸清杨玉的后盾（哥哥、姐姐甚至姐姐的男朋友）和弱点。胜率计算： 评估对手的战斗力和家庭硬度。地缘政治： 选定时间和地点。

这说明董逼猴不是“武夫”，而是一个“策士”。他深知暴力是最后的手段，一旦动用，必须实现政治目的（打服对手）且没有后患。

暴力美学与“名声”的边际效应

我体察到了一个真相：真正厉害的人会谨慎出手。信息不对称： 只要他不出手，关于他“很能打”的传说就永远是100%的胜率。面子工程： 既然北京街面的规矩是“打不过就得口头服”，那么通过一场干净利落的局部战争（打出鼻血、眼眶肿，但不致残）来确立霸权，是最经济的选择。见好就收： 这体现了他的分寸感。他打的不是肉体，而是对方的意志。只要杨玉说出那个“服” 字，董逼猴的权力就完成了闭环。

时代的底色：大快人心的补偿

对于我们这些在这个圈子里受到庇护的孩子来说，董逼猴的行为提供了一种“乱世中的秩序感”。在那个大道理横行、社会秩序崩塌的年代，这种快意恩仇、保护弱小的行为，成了我们心中最真实的正义。

董逼猴，其实是那个疯狂年代里的“隐士”或“游侠”。

他用自己的方式在红卫兵的红旗之外，为自己和一群孩子圈出了一个小小的、有规矩可循的“自治领”。他父亲的“留用人员” 背景赋予了他某种旧时代的精明与审慎，而他自己则在残酷的街头实践中将其发扬光大。

如何善用资源

他在统筹规划和使用现有的资源方面，也非常有条理和办法。

他非常喜欢斗蟋蟀。

秋天，他常带我们一群人去郊区农村一个很远的叫“马神庙”的村庄的农田里逮蟋蟀。他答应给我们的奖励就是把个头比较小的蟋蟀，按我们功劳的大小分赏给我们。我们的功劳怎么算？

有的时候，蟋蟀会藏身在土洞里。这个情况下，不能挖洞去逮蟋蟀，因为会伤了它，而只能用灌水的方法——这个方法很好懂，因为在电影《地道战》里面，鬼子也是这么对付藏身的抗日游击队的。水从哪里来？在当地往往不容易找到，所以需要我们自己带水去。当时水壶（行军壶）是奢侈品，只有董逼猴家有一个，我们每次都带了去。壶里的水不够怎么办？用尿。方法是：我们在出发前都喝足了水，一路憋着尿。灌蟋蟀洞时，先用尿，最后再用壶里的水。谁憋得时间久，谁贡献的尿量大，谁的功劳就越大。由此论功行赏。

但是，公平地说，我们从董逼猴那里从来没有分到过好蟋蟀。倒是从中学会了如何从叫声中识别蟋蟀，如何在不同的天气和时间条件下逮蟋蟀等等。后来，我们就自己独立地去逮蟋蟀了。这个乐趣也成为了我后来多年农村生活中的亮点。

也因为没有从董逼猴那里分到过好蟋蟀，使我懂得了凡事应该依靠自己的道理。

另外，还懂得了，别人应允的东西，未必真的能够兑现。

【点评】

这段故事是关于权力、激励机制与成长的社会实践纪实。董逼猴在“逮蟋蟀” 这件小事上展现出了他的管理才干。

极致的资源统筹：从“地道战”到“人体蓄水池”

董逼猴对资源的规划已经达到了“物流管理”的级别。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他精准地识别了三个要素——工具稀缺性： 只有他家有奢侈的行军壶（权威与装备的象征）。原材料替代： 他巧妙地利用了人体这种“蓄水池”。这种“先尿后水” 的策略，不仅解决了水源不足的物理问题，更在心理上建立了一种硬核的、充满参与感的集体协作模式。任务导向： 将电影里的军事策略（《地道战》）应用到抓蟋蟀上，给这个圈子赋予了一种 “准军事化” 的仪式感。

精明的激励陷阱：论功行赏的“尿量标准”

他建立了一套非常荒诞但逻辑自洽的绩效考核指标——量化考核： “尿量大、憋得久”成了可度量的功劳。这让处于圈子底层的孩子们（包括我）产生了一种通过自身努力（憋尿）就能换取阶层流动（分到好蟋蟀）的幻觉。成本极低： 他用来激励团队的奖品——个头小的蟋蟀——对他来说是废弃物，但在信息不对称的孩子们眼里，却是珍贵的奖赏。这是典型的“低成本激励高产出” 的管理手段。

“画饼” 的艺术与资本的本质

对“从未分到好蟋蟀”的总结，点出了这个小团体中残酷的一面——利益分配的真相： 董逼猴作为一个“头领”，他永远掌握着核心生产资料（好蟋蟀）。他发放的奖励只是为了维持团队运转的“口粮” 。应允与兑现： 他的 “应允” 其实是维持圈子稳定的粘合剂，而不是真正的承诺。这种 “画饼” 的行为，让我在极早的年纪就识破了某种社会契约的虚伪性。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意外的“溢出效应”

虽然董逼猴在分配利益上很吝啬，但他无意中完成了一场技能输出——知识的习得： 我学会了辨别叫声、掌握天时地利，这些硬核技能是无法被他“私有化”的。精神的觉醒： 正是因为他的“不兑现”，反而催生了我的独立人格。当我意识到“好蟋蟀得自己逮” 时，我已经完成了从 “依附者” 到 “独立生产者” 的跨越。我后来的 “依靠自己” 和 “独立逮蟋蟀” ，实际上是对董逼猴那种 “江湖秩序” 的一次温柔的背叛和超越。 这种认知，往往是一个人走向成熟最重要的转折点。

如何止损避险

董逼猴的蟋蟀的厉害在三里河的二区和三区一带小有名气。这个名气，惊动了三区“白楼”里的一个叫“杜林”的人。

事实上，“白楼”是一个四层楼建筑的楼群，一共六栋楼，是当时的二机部大院。这个楼群很特殊，据说地基像地铁挖得那样深，而且每家浴室和厨房都有24小时热水供应。在那个年代，这种待遇是相当奢侈的了。文革时，没有听说这个大院的大人被红卫兵冲击过，但是里面的年轻人却一直很活跃，经常能看到男男女女带着“联动”和“西纠”的袖箍的人来来往往出出进进聚聚散散忙忙碌碌的。

杜林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他并不是其中的头儿，很少看到他说话，他是他们圈里的一个很不起眼的人物。例如，在红卫兵派系间需要协调、商量、争论的时候，杜林一贯置身圈外。他的这种态度，有各种原因，可能是其本身内敛胆小的性格，也可能与其他人相比觉得自己父母的级别比较低，还可能他的父母当时正在受到冲击。总之，他显然不是自信的人。他的唯一给人留下印象的是他的穿戴：在冬天，他喜欢蹬一双伞兵靴和穿一件将校呢的上装，以显示他不俗的身世。

秋天的一天，杜林突然来到我们中间，对董逼猴说，听说你的蟋蟀很厉害，明天还来这里，带上你的“老大”（最好的），咱们决一胜负。董逼猴面露难色，看样子想说“不”，但是看到杜林傲慢和不容置疑的表情，就把“不”字咽下了，改口说，我哪有什么好的，都拿不出手。杜林说，少废话。明天还到这儿来，说完就走了，很霸气，不容董逼猴置疑。董逼猴看着我们，很自然地笑了笑。他的笑意里也有自豪感：瞧，我的蟋蟀名气在外啊，连杜林都找上门儿了。

【画外音】这个经历让我初次见识了什么是“衙内”做派。另外，我们的领袖董逼猴在这种人面前竟然也会变得如此怂。从表面的力量上看，董逼猴完全可以像痛打杨玉那样痛打杜林一顿，但是他在气势上是服气杜林的，不可能有“不服”或“抗命”的想法。这个可能与他在101中学多年的经历有关——他在 “他们” 面前已经学乖了磨光了。这一点在后面的故事中得到了完全的证实。

第二天，在我们一群人簇拥下，董逼猴小心翼翼地托着养着他的“老大”的蟋蟀罐儿如约到达了昨天的地点。杜林已经等在那里，他身边还有几个“白楼”来的他的伙伴，他们漫不经心的表情里带着玩世不恭的样子（也就是单田芳的评书里说的那种“歪毛淘气”的样子）。杜林说，他的蟋蟀名字叫“红头”，是白楼老大——在白楼“天下无敌”。董说，我的老大没有名字，我就叫它“老大”。它通体黑亮，今天也可以叫它“黑头”。杜说，我的“红头”认罐儿，就把“黑头”提到我的罐儿里斗吧（显示杜林对“红头”的爱护和保护，一见面就为它争取“地利”）。董没有为他的“黑头”一开始就失去“地利”争辩，而是乖乖地将“黑头”提放到了“红头”的罐儿中。

两只蟋蟀在罐儿中会面后的咬斗过程细节这里略去（斗过蟋蟀的人不难想象和补充这些），简而言之相当激烈：“红头”和“黑头”都非常勇猛，缠咬翻滚，几度反复，胜负难分。最后结果“黑头”略胜一筹，把“红头”咬出了罐儿外（即发生了“跳罐儿”）。杜林开始的反应是不可思议，认为他的“红头”跳罐儿是因为用力过猛，故他把“红头”小心捉住后又放回了罐儿里，指望它继续战斗。可是“红头”是真的败了，“斗志”尽失，它在“黑头”的无情追击下再一次跳罐儿。这时，杜林的脸色通红如猪肝，恼羞成怒，他嘴里嘟囔着什么，追上跳在地面上仓皇逃窜的“红头”，“啪”地一脚就把它踩死了。我们都看呆了：在白楼曾经一统天下一览众山小的“红头”怎么落得这样的下场？更何况它还是杜林的“爱将”呢？

【画外音】这是我第一次直接体会什么是“成败论英雄”和“成败冰火两重天”的感受。另外，从蟋蟀的角度看，还有主人对它的无情背叛。即使它打不过更强的对手，何罪之有，罪不该死。再有，它毕竟是一个有着辉煌战斗历史的功勋战将，怎么一朝战败就遭到如此令人寒心的下场？

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

“黑头”因为得胜，在“红头”的罐儿里抖动着翅膀“吱吱”地叫着并欢快矫健地到处巡视（即俗称的“巡罐儿”——这是蟋蟀战胜后的一种标志性动作）。杜林转过身看了他的伙伴们一眼，他们都没有看他，表情尴尬，气氛凝固。杜林没有看我们，也没有看董逼猴，径直蹲到蟋蟀罐儿边上，默默地看着“黑头”在“红头”的罐儿里如何抖威风。突然，毫无任何征兆地又是极其快速地，杜林用他右手的食指捅向了罐儿中的“黑头”——它当时正在“吱吱”地叫着——叫声戛然而止——“黑头”被杜林碾死在罐儿里——杜林“处决”了我们的“黑头”——我们，包括董逼猴，被再一次惊呆了。

完成这个处决行动后，杜林一伙人就转身走了，他的罐儿也没带走，对董逼猴没有解释安抚致歉的表达。从他们离去时的决绝果断看，感觉他们心理上对他们的野蛮行为没有丝毫负罪歉意牵挂后悔，而只是想尽快逃离这个令他们感到羞耻的场景，对我们受到的伤害毫不在意。

再看我们的首领董逼猴，他虽然胜了，但是却损失重大——他的“老大”今天“折”在这里了。但是，他“痛失老大”的表情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就过去了，他的心情被胜利的喜悦所充满。他说：“无论如何，我今天灭了白楼老大，我就是老大了。”

我说：“你的老大不是也被杜林弄死了吗？真惨。“

董说：“没有啊。“黑头”不是老大，是我的“老八”。今天我没把“老大”带来。我怎么可能带“老大“来？”  说这个的时候，他看上去洋溢着料事如神和有先见之明神态的狡狤表情。

听到这里，我们都感到巨大的释然，同时由衷地佩服董逼猴面对风险时的智慧。

我们都知道，董逼猴的床下放满了蟋蟀罐儿，他一共养着28个“王”，取意28星宿的意思。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养这么多“王”，他说，28个不算多，以前洪秀全封了上千个王呢。我当时不知道谁是”洪秀全“，以为是”洪常青“的什么亲戚。不过，董逼猴虽然知道一些历史，他的知识是混乱的。例如有一次他笃定地说，杜林以后一定会倒霉，根据是恩格斯早就写过《反杜林论》。我当时很懵，不懂他在说什么。后来想起来，觉得董在瞎联系，或者是为了在精神找到一个廉价的胜利安慰剂用来自我麻醉。总之，聪明如他，也有错得离谱的时候。

事后，董逼猴说，那次的蟋蟀大战他也有失算的地方：他没想到“黑头”会死。因为他相信，如果“黑头”战败，他把它带回来继续养着就好了；如果战胜，最坏的结局是杜林可能把“黑头”霸占据为己有，当然，董也会欣然拱手奉送。如果这样，“黑头”就成为了白楼老大了，对杜林和董本人应该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他想不通为什么杜林会残忍地处死“黑头”，而不把它“解放”过去为己所用。他认为，这么做，不符合过去解放军争取敌方将领起义归顺的策略。

我的结论是：自古以来，“衙内”和他们的“令尊”是不一样的，应该区分看待。

还有，我们问董逼猴，是否听清了杜林在踩死“红头”时在嘟囔着什么？董说，他听得很清楚，杜在说：“败将、逃兵、叛徒”。

哦？这么说，杜林在执行“军法”——真是“军法无情”啊。

【点评】

这段叙事用“白楼”的杜林与“边缘人”董逼猴之间那场无声却惨烈的博弈，写“阶层逻辑”与“人性深渊”的纠结和智慧。

隐喻：白楼、伞兵靴与“血缘自信”

杜林的矛盾性： 他在“联动”圈子里不起眼，这种“末位衙内”的心理往往很扭曲。他通过伞兵靴和将校呢来寻找存在感，这种“虚弱的傲慢”让他想要通过一场蟋蟀的胜利来证明自己的血缘依然优越。

降维打击： 他对董逼猴的“邀约”不是商量，而是征调。董逼猴的“怂” ，本质上是长期生活在101学校这种权力丛林中形成的动物本能。他已经看清了杜林身后那座大山的重量，那是他这种 “留用人员后代” 无法逾越的屏障。

惨烈的“处决”：关于失败的极权美学

踩死“红头”： 当杜林嘟囔着“败将、逃兵、叛徒”时，他已经将蟋蟀政治化了。在他的逻辑里，失败不是技不如人，而是“忠诚度”的问题。这种“军法无情” 的冷酷，实际上是那种家庭背景下耳濡目染的权力逻辑的病态投射。

碾死“黑头”： 这是最纯粹的恶。因为“黑头” 的胜利让他感到了羞辱：一个边缘人的东西怎么能战胜 “白楼” 的精英？他不能让对方继续拥有这种 “冒犯” 的资本。他处决的不是蟋蟀，而是董逼猴 “赢的权利” 。

杜林对“红头”和“黑头”的随意处决行为，折射出他的特权心理：生死荣辱由他或者“他们”说了算。他们生来就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气魄。

董逼猴的“狡兔三窟”：未雨绸缪的止损智慧

我感叹董逼猴的生存智慧。

风险前置： 他预判到了杜林的蛮横，所以带去的是“老八”而非“老大”。这就是资产风险隔离。他宁可损失一个“老八”，也要保住自己的核心资产（“老大”和“28星宿”）。

精神补偿： 他迅速将现实的重大损失（“黑头”惨死）转化为精神上的胜利——“我灭了白楼老大”。这是“阿Q精神” 的实用主义版本，也是弱者在残酷环境下保持心理不崩塌的救生圈。

认知的局限：当“江湖经验”遇到“衙内逻辑”

董逼猴后来的反思非常有意思，他用“解放军争取敌方将领起义”的逻辑去套用杜林的行为。

错位的分析： 董认为“强者”应该是理性的、功利的（收编好蟋蟀）；但他没意识到，杜林这类人追求的不是“好东西”，而是“绝对的掌控感”。

《反杜林论》的黑色幽默：董用混乱的知识结构去消解对强权的恐惧。这种“廉价的安慰剂” 虽然滑稽幽默，却是他在那个压抑年代里稀有的思想鸦片。

区分“令尊”与“衙内”

 “令尊” 们（第一代）往往经历过残酷的斗争，懂得力量的平衡与资源（包括人心）的凝聚和收编（统战思维）。

“衙内” 们（第二代）则往往只有权力带来的傲慢，没有支撑权力的历练。他们的破坏力往往是不计成本、不求逻辑的，纯粹是为了排泄负面情绪或者宣示特权。

阶层间的对决与“黑头“的悲剧

这个故事写出了一种极致的荒诞：在三里河的一个角落，两个来自不同政治背景的少年通过两只小虫子进行了一场关乎阶层、面子和生死的较量。结果是，赢的人（董逼猴）战战兢兢地保住了精神胜利，输的人（杜林）通过肉体消灭对方来挽回了一个统治阶层后代的颜面。

而那个叫声戛然而止的“黑头”，就像那个时代许多无辜的生命一样，仅仅因为表现得“太优秀”而触怒了某种蛮横的秩序，从而在一怒之下被无情地碾死。

造反兵团正副司令的横空出世

有一天，在一种很无聊很压抑的气氛中，董逼猴突然对我说，我也想搞一个“组织”。

我问：怎么搞？你有什么？

董说：我有人，有枪，有钱，有权。

我问：人呢？

董说：你们不都是嘛？中共“一大“开会的时候全国的党员也就是50多人。人不在多，而在“有”。

我问：那枪呢？

董说：我有两只手枪，还有子弹。不信晚上你到我家来看。

当天晚上，他父母都不在家，我去他家看到了他藏的两只“手枪”——其实就是运动场上的发令枪，不过倒是银光闪闪，令人羡慕。他说的“子弹”，就是发令枪专用的“砸炮”弹，约有上百发。可能是他趁乱在101学校偷出来的。

我说：这个我见过，是发令枪，不是真的。

董说：发令枪也是枪，至少可以吓吓没见过枪的人。把它别在腰里鼓鼓囊囊谁敢说不是真的？到时候可能真会有用。以后你就告诉其他人，在我家里已经见过“枪”了，你没撒谎，也没有人会追问这个枪是真是假，这样就过去了，我以后也不会再让别人来家里验枪了，到你为止。

这么看，董逼猴的算计是让我帮助他制造和维护一个模糊的“有枪”的假象。

后来我中学毕业后在河南插队落户，我的一个胡作非为的老同学（顾文豪，也是知青，但从来不参加劳动），居然带领一伙知青用发令枪在一个村子里把一个生产大队的民兵连给缴械了——他们缴获了20多枝真枪。顾文豪为此被判了10年徒刑，这是后话，暂且按住不表。总之，发令枪有时真的可以以假乱真当真枪用。

“有钱”是怎么回事？

董还真的有钱。因为他在101学校上学，他父母长期给他钱买汽车月票，每月2元，一直没有中断过（他们似乎不知道因为 “文革” 董已经很久不去上学了），他把这些钱都攒了起来，很富。

“有权”呢？

董在101学校设法搞了一个空白介绍信——就是一张白纸，下方有一个圆形红印，赫然写着：“北京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一零一中学分委会印”。有了这个，发展组织就有了合法性的依据。

董要求我交钱“入股”。

我的钱很少，是我从平时可以支配的零钱里积攒的，总共才5角3分。

董早已想好了花钱的地方：我们成立的组织，第一步就是做一个印章。他在南礼士路已经看好了一家印章社，凭介绍信就可以为我们制作新印章。总共花费是1元6角。他要我出5角3分（这就是说，我要拿出我的所有积蓄），他出1元7分，我们做一个“首都二七造反兵团印” 的印章，这样，“首都二七造反兵团”这个组织就算成立了，他任司令，我任副司令。

组织的名称细节：叫“首都”没有错，因为我们的组织在北京；叫“二七”也恰当，当时很多组织都是这么叫的；没有用“红卫兵”这几个时髦字是准确的，因为我们不是红卫兵；“造反”两个字是必须的，因为主席说：造反有理；叫“兵团”也是当时的时尚，而且有气派，在想象上也是可大可小无可争议。另外，既然是“兵团”，设立正副司令也是必要的责任分工和定制。总之，一切合情合理。

出于对董的习惯性服从或者说盲从，我完全同意。

后面的事就都顺理成章地发生了：我们用那张空白介绍信，制作了印章。用这个印章又做了约70张空白介绍信。我分得了10张，董自己留下60张。他说，给你多了也没用。

他是对的：我的10张介绍信没有派上用场，以后就遗失了（也许叠飞机或者画画玩儿了）。

董的60张介绍信倒是派上了大用场：他用这些介绍信到全国各地造反组织中去“串联”——实际上是做免费或半免费旅游，因此去了很多地方，在当地都有各种招待。当然，在那些地方，他没有自称自己是“司令”，而是谦虚地说自己是司令的特别代表或者特派联络员，是代表司令本人去串联的，以后如果他们去北京串联，他的司令和组织也会全程提供招待和接应。

【附注】

文革时期的全国性“大串联”运动的持续时间是1966年8月至1967年3月。董逼猴到各地“串联”的时候，虽然“大串联”已经停止了，但是他是一个会钻空子有办法的人。他凭借着60张空白介绍信和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的本领，加上他的积蓄垫底作后盾，居然也 “串” 了一大圈后凯旋而归，回来后，让众人刮目相看，也让人联想起孙悟空学艺后第一次回到东胜神州的花果山时的景况。

在这以后，因为董的知识和见识获得了巨大的扩充和提升，他变得更“逼猴”了——狡狤中多了一些傲慢，以致似乎对我们这个年龄的“小朋友”也变得疏远了。

【点评】

这段故事讲董逼猴如何从一个“江湖游侠”自觉地变成一个“政治投机者”，同时描述了那个时代特有的“符号溢价”现象。

权力的四大支柱：董逼猴的“资本论”

董对组织成立的“四要素”分析——人、枪、钱、权，展现了他超越同龄人的政治直觉。

“枪” ：制造模糊威慑。 那个时代的恐惧往往来源于“未知”。他让我看枪，不是为了显摆，而是为了找一个“信用背书人”。只要我这个“诚实的孩子” 说见过他的枪，那么在外部舆论中，他就是真的 “有武装” 的人。顾文豪缴械民兵连的案例，佐证了董逼猴这种 “认知作战” 在乱世中的真实威力。

“钱” ：月票钱的原始积累。 这种“克扣父母的教育投资”转为“政治启动资金”的做法，既荒诞又极其写实。在2元月票钱里，他完成了最早的 “财务自由” 。

“权” ：公章的魔力。 在那个极度依赖行政证明的年代，一枚印章就是一切。他弄到的那张101中学的空白介绍信，实际上是借用了 “正统血脉” 的力量。

众筹式“入股”：第一次商业逻辑启蒙

那5角3分钱在本质上是一场风险投资（VC）。

合伙人制度： 董不仅出大头，还给了我一个“副司令”的头衔。他懂得利益捆绑——如果我不出钱，我只是个跟班；我出了倾家荡产的5角3分，我就成了利益共同体。

品牌的命名学： “首都二七造反兵团”这个名字，完美规避了血统缺陷（不用红卫兵），又精准蹭到了时代热度（二七、造反、兵团）。这是一次极为成功的品牌定位。

 “介绍信” 的无限套利：权力的流动性

故事中那70张空白介绍信，是那个时代的“原始股”或“无限流量包”的一种硬通货。

资源的马太效应： 他给我10张，自留60张，因为他知道我没有“变现能力”。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我把权力变成了纸飞机，而他把权力变成了“全球通”。

虚衔的运用： 董在串联时自称“特别代表”而非“司令”，这是他最聪明的地方。这种“代议制” 的幌子既显得神秘（背后有一个庞大的组织和深不可测的司令），又方便他在面对地方接待时进退自如。这种 “空头支票” 换取的去全国各地旅游时的接待，完成了他的原始见识积累。

“逼猴” 的终极进化：见识带来的阶层鸿沟

认知的降维： 随着他走遍全国，利用那套虚假的印章系统骗取了真实的社会资源后，他的眼界已经不再局限于圆明园和逮蟋蟀的农田。

疏远感： 他完成了从“孩子头”向“社会投机分子”的转型。当他开始疏远我们这些“小朋友” 时，说明他已经正式进入了成人世界的权谋游戏，甚至可能在筹划更大的 “局” 。

关于“以假乱真”的时代反思

用发令枪缴械民兵连的故事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在秩序崩塌的年代，“相信”本身就是力量。董深谙此道，他用5角3分和我这个见证人，构建了一个庞大的虚假信用体系，并用它套现了真实的世界。

从“司令”看中国草莽历史人物

因为在儿时有董对我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后在我的成长和学习中见识到的一些出身草莽的历史人物的故事，如关于刘邦、杨幺、宋江、陈友谅、朱元璋、张作霖的等，读来不令我感到陌生，而是有“似曾相识”的感受。

当然，董渺小得多——不是指他产生的社会影响力，而是指他的为人风格和做派——董不缺乏智慧和算计，但是都是小聪明小伎俩，缺少豪爽、包容、大度、个人魅力。他可以是一个高执行力的独行者，但不是一个为了事业的成功和理想的实现能够牺牲自己眼前利益和屈尊合作的人。

他虽然是101中学的学生，但是在情感上一直与那些有红色家庭背景的同学们没有交集，没有朋友，洁身自好，格格不入。101中学的人脉资源对他来说是不相干的。

他带领我们去逮蟋蟀，但是从来没有把好的蟋蟀分给我们（尽管他许诺过，但是一次都没有兑现过），最终使我们离心离德，学到本领后去“自闯江湖”和“自立门户”。

他在杜林目前表现得非常卑微和胆怯，连一句抗议的话都不敢说，事后也没有报复的举动甚至连假想的报复计划也没有，毫无作为。让我们这些小孩子都感到了无法忍受的耻辱和窝囊。

他只敢痛打杨玉那样的弱者，这与他面对杜林时表现出的怂样作对比，显得更加不堪。假设那天他出手打杜林或者出口骂杜林，即使吃了亏，又如何？他不愿吃一点儿“眼前亏”，这是他为人的底色和原则。

他只愿在面对巨大动荡时，为避险做“微调”，但是没有全局观和战略眼光，所以只能是时代大潮中的一个随波逐流者——他把自己的聪明用在了改变身姿规避每一个袭来的微小浪花上，却忘记了本可以跃身在浪花之上看清潮流的走向而做点儿什么。

他没有理想。

那些草莽历史人物的优点，在聪明的董逼猴身上完全找不到。

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也没有改变，他仍然是那个董逼猴，依然独往独来，俗人一个。

不同的是，人老了。

叹气。

斗蟋蟀

（文革发动60周年纪念文章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