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和实生物”到“交互共生”：走出误区的生命契约

从“和实生物”到“交互共生”：走出误区的生命契约

钱 宏（Archer Hong Qian）
2026 年 5 月 3-4 日 凌晨于温哥华

2024年3月21日的“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 (International Day for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加拿大卑诗省政府隆重举行了“2024多元文化与反种族主义奖” (Multiculturalism and Anti-Racism Awards) 颁奖典礼活动，我有幸与艾美宝议员（Mable Elmore）进行了一次交流。

当我向她提出将“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升华为“多元交互共生主义”（Multi-Symbiosism，或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时，她眼神中闪过的光芒让我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词汇的修正，也是对人类文明生存逻辑的一次诚实面对，更是人类走出当代冲突困境的一把钥匙。

让我们从两千八百年前的一句古老预言说起。

【远古的智慧】二千八百年前的“生命箴言”

公元前8世纪东方思想家伯阳父就发现并明确指出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Harmony generates and sameness stops vitality）八字箴言[1]，是人类“交互主体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最早的思想源头。

伯阳父是这样说的：“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亥极。故王者居九亥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

从“八字箴言”到“交互主体共生”，蕴涵两层含义。

一是从“物”到“人”：伯阳父最早用五行、五味、五色、五音调和，以至优生学、财富学、治国理政学，解释人、事、物世界的生成机理；而“主体间交互”受其滋养，将其升华到人与人、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与恊和进化。这里的“和”乃自然社会万事万物的生命、生活、生态基础，这里的“生”则是永葆个人、家庭、社区身心灵健康的生命、生活、生态愿景。

二是否定“单极化”：“同则不继”，预示了单质化（Uniformity）会导致系统的僵死；“共生”则强调在保持各自独立主体性的基础上，通过连接互动产生1+1>2的效应。

道理很简单，物各有性，同性相斥，异性相吸，故而必须“存同尊异，和恊共生”。凡事交互主体共生（Everything 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的观察，揭示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真理：新事物的诞生源于差异的恊和；而强制的相同，则会使生命力枯竭。

【逻辑的跃迁】从“追求相同”回归“互利共生”

然而，回望自轴心时代以来的两千年文明史，人类却反复深陷“两重误区”。

第一重误区，是极权式的“绝对大同”

从古至今的各种理想国、乌托邦，甚至到了近现代的党国主义，其共同的逻辑缺陷在于“以同裨同”。这些思想将“主体”（Subject）设定为唯一的支配者，而将他人、他族视为可操纵、可榨取的“客体”（Object）。所谓“求同存异”“识时务者为俊杰”，往往事实上是以消灭差异为代价的统一归化，不仅是“通往奴役之路”， 势必“以同裨同不可继也”，注定会走向文明的死寂。

第二重误区，是缺乏灵魂的“抽象多元”

二十世纪末以来，我们虽然在谈论“多元主义”和“生态主义”，却往往忽略了其中潜藏的冲突与分裂。当多元、多样沦为互不关联的碎片，当“和”被误解为无底线的宽容和片面的反种族歧视，乃至所谓“政治正确”时，这种脆弱的平衡极易崩溃，组织性（TRUST）特权（低效、浪费和欺诈），照样发生，于是，人为制造的资源占有冲突，就不可避免。事实上，世界上绝大多数种族、宗教、地缘冲突，乃至战争，本质上都是“生态战争”——即共生关系的断裂。

因此，将笼统的描述性的“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注入“共生”（Symbiosis）灵魂，升华为具有规范性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共生主义”（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实际触及了现代文明论的核心痛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其意义：

1. 从“并存”到“共生”的质变

Multiculturalism (多元文化主义) 往往侧重于“并存”的物理状态，容易滑向互不干涉的“马赛克”式拼凑。如果缺乏深层联结，这种并存是脆弱的，在利益冲突时极易崩塌。

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 (多元交互共生) 则强调了生物动力学与社会恊和学意义上的“互利互惠”。它规定了各族裔之间不仅是“你活我也活”的 Live and let live，更是一种“你活得好，我才能活得更好”的生命共生体。

2. 为“多元”注入哲学灵魂与行为规范性

行为规定性：“共生”为不同族裔的互动设立了底线和目标——即任何损害他者生存权的行为，最终都会损害整体的共生系统。

反种族主义的内化： 在共生框架下，种族主义（包括逆向种族歧视）不再仅仅是道德瑕疵，而是对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致病因子”。反种族主义成为了维护生态平衡的必然选择。

3. “愛之智慧”（Amorsophia）的落地

如果说哲学（Philosophy）是愛智慧即智慧之愛，那么愛之智慧(Amorsophia),则是将愛作为一种生存的最高智慧。在比如BC省这种多元族裔聚居的地方，将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 转化为一种生活方式，意味着将抽象的政治口号转化为了邻里、社区间的连接、默契与互助。

这里多说一句，“Philo–Sophia”是“愛智慧”，但“愛”只是趋向，“智慧”（知识化、技艺化的知识理性）才是目标。人因为“不知”而追求这样的智慧，于是形成以认知为核心的体系：分析、定义、建模、规划，世界（自然、社会与人自身）成为对象（Object）。然而，当“智”脱离了“愛”，理性便容易滑向工具化，关系便逐渐断裂。知识在增长，理解在加深，技艺在发展，而冲突、撕裂却也如影随行。而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主体（Subject）的愛，也被对象化或被抽象空置化，被所谓“理想国”（哲学王）或“Seeing Like a State”所取代。但问题不在于“智”，而在于：“愛”被置于何种位置与位格？

于是，我们在“时空意间”寻找愛的位置，由Amore（愛）及Sophia（智慧）耦合而成的一个新哲学——“Amorsophia（愛之智慧）”，应运而生。

4. 解决冲突的潜在路径

面对“生态战争”或“文化冲突”，这种视角提供了一种超越“零和博弈”的方案。它促使人们思考：我们的共同利益边界在哪里？当大家意识到彼此是呼吸与共的共生体时，对话（Dialogue）才真正具有了建设性的基础。冲突不是因为差异，而是因为共生关系的断裂。

【时代的觉醒】走出轴心时代遗留的文明迷局

在人类组织形态上，亟需从“共同体”的语义丛林中，向“共生体”进行一次生命形态的回归。这种视角的变化，旨在超越那种容易滑向整齐划一、忽略差异的传统认同，转而确立一种“因差异而互补、因互补而互为前提”的生命纽带。在“共生体”中，没有谁需要为了整体而消减自己的独特性，因为独特性本身就是系统活力的源泉。

传统的“共同体”，容易在不经意间滑向忽略、消灭差异、强制整齐划一的误区。而“共生体”的本质，则是你我他（她它祂）不同主体间差异互补——明确了我们不仅是聚在一起，更是互为生存前提。从“共同体”到“共生体”的逻辑跃迁，势所必然：

一是从“一致性”转向“互补性”：“共同体”（Community，群体）往往隐含着某种预设的同一性（如身份、信仰或地缘的重合）；而“共生体”的本质则是差异。没有差异就没有共生。正如伯阳父所言“和实生物”，共生体强调的是不同物种、不同族裔在保持各自独立主体性的同时，通过代谢式的交互支撑起一个更高的生命系统。

二是从“社会契约”转向“生命契约”：“共同体”更多基于社会契约或政治认同；“共生体”（Symbiont 或Symbiotic Entity）则是一种不可剥离的生存依赖。在“多元共生主义”（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框架下，差异不再是需要被“克服”的障碍，而是系统得以延续的能量。相关各方不再是单纯地签署一份和平共处协议，而是深刻意识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中有你”，大家进入互为生存条件的深层嵌合。

三是对“冲突”的转化逻辑：在“共同体”语境下，异质性有时被视为分裂的隐患；但在“共生体”中，异质性是系统的免疫力和生命力源泉，是语境的重构：反种族主义就不再是外部的行政干预，而是共生体内部的自我修复机制；Live and let live 不再是无奈的容忍，而是共生体维持动态平衡的“愛之智慧”（Amorsophia）；BC省也就不仅是一个多元文化聚集地，而是一个由不同族裔相互滋养、共同进化的生态共生体。

回到“交互主体共生”思想源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更能理解，为什么要把共同体更正为共生体，也更有理解为什么轴心时代产生的“理想国”“乌托邦”“大同世界”“共产主义”“天下为公”“社会主义”“党国主义”思想及其实践并不可取，不但是“通往奴役之路”，而且势必“以同裨同不可继也”。

是故，人类需要“存同尊异，间道竞合”。

“存同尊异，间道竞合”，这对今天的人类，应该是一种常识。否则，远的不说，就是最近一百多年以来至今，领袖们发现也发明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民族仇恨，一激就坐收渔利”！然而，付出代价和最后买单的是谁？恰恰是被拖入陷入斗争和被斗争的阶级、教派和民族国家！这就是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的诸如“大国沙文主义”“列宁国家资本主义”“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金氏主体思想”“波尔布特主义”“查韦斯主义”“卡扎菲主义”“庇隆主义”“卡斯特罗主义”“霍梅尼主义”极端思维方式，必然首先带给“本国人民”深重灾难——脱离人之常情后自陷“韭菜+炮灰”的悲惨命运！

由此可见：中国的平民总理2012年3月面对中外记者发出的警告，对“中国人民”有多么难能可贵；而美国的平民总统对“本国人民负责”的呼吁和担当，对世界各国“领袖们”是多么宝贵而难能的常识！

【未来的秩序】用“愛之智慧”签署《全球公生公约》

今天，我们身处工具理性（AI）高度发达数位时代，这意味着，我们亟需做三件事：

第一，走出“两重误区”的迷局

由于虚幻的多元主义，缺乏规范的“和”：如果只谈“多元”和“生态”而不谈共生规定性，这种多元就是松散、无序的。它掩盖了深层利益冲突，导致各美其美却互不相通，最终演变为你死我活的“生态战争”。这种没有灵魂的多元，其实是秩序的真空。

“王道”“霸道”，皆趋以同裨同的“同”：所有“理想国”“天下为公”“大同世界”“共产主义”“体用论”“本末论”“自己人论”，在实践上，都会滑向“结党营私”“党同伐异”“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其本质都是将他者“客体化”（Objectification），这是最危险也最可怕的“坏人、恶人、小人、蠢人”当道的犬儒文化。当主体（Subject）自视为唯一的支配者，将他者视为可榨取的资源或可操纵的零件时，就产生了奴役。这正是伯阳父所警示的“同则不继”——系统因丧失异质开放性带来的创新力而最终走向死寂。

在今天工具理性（AI数字集权）空前强大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走出这两重误区，冲突、压迫乃至战争将借助技术手段无限放大。

第二，重建世界秩序的底层架构：LIFE-AI-TRUST

以交互主体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思想重建世界秩序，确立人类生活——“生命形态（LIFE）-智能形态（AI）-组织形态（TRUST）交互耦合”的约定底线：

生命形态 (LIFE - 核心)：承认每个生命体、每个族裔都是本自具足独立又非独存的富有“自组织连接动态平衡”的主体。这是“交互主体共生”的物理-生理-心理-伦理-数理-哲理基础，确保人类不会在技术浪潮中丧失生命本真，回归“交互主体共生”。

智能形态 (AI - 工具)： 警惕AI被单一人类主体利用，演变成更高效率的“奴役工具”。必须将AI纳入共生框架，使其成为辅助多样性演化的“交互媒介”，而非强化“主体-客体”压迫的利刃。这就是所谓的“人机共生”的底线规范。

组织形态 (TRUST - 链接)：用基于“小即是美”的共识，建构透明、互利的“信托/信任”机制，取代传统的“大而无当”的强权组织模式。确保不同主体在互动中能够Live and let live; do not be evil and let evil be (自己活也要別人活，不要自己邪惡也讓別人邪惡)，这是共生体的生存纽带。

第三，“交互共生”：从认知到生活方式

通过与艾美宝议员的交流，给我的启发是，将哲学转化为了一种生活方式是可能的。Multi-Symbiosism亦即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给了多元文化一个“哲学灵魂”，划定了一个规范性底线：让你、我、他（她它祂）任何破坏“共生体”（Symbiont）的自残行为，如种族主义、歧视和逆向歧视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也让“任何统治全世界的帝国政治企图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康德《论永久和平》）。

这就从根本上超越了那种容易导致冲突的、分裂的、笼统的“多元文化”，转向了一种具有愛之智慧（Amorsophia）、有边界约束力且可永续连接发展的文明形态。

总之，身处工具理性（AI）高度发达的数位时代，我们必须走出两重误区，在生命形态（LIFE）、智能形态（AI）与组织形态（TRUST）的交互耦合中，确立一个新的约定生活底线。

当“愛之智慧”渗透进每一个邻里、每一段算法，冲突将因理解而消融，而我们也将从那种“以同裨同”的死寂中，重新步入丰长不息的文明新境界。艾美宝议员微笑着与我合影的寻一瞬，我意识到，只要我们的智慧、勇气和能力足够，交互主体共生，便可望从纯然的哲学思辨转化为一种切实的生活方式——没有什么“不共戴天”的事，“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通过这种交互主体共生，我们就能在差异中找到联结，在尽善尽美的联结的中获得新生。这是共处蓝天白云下的人类和地球生灵，走出当前文明冲突和群体奴役困境的“第三条道路”——全球共生公约。

参考文献

左丘明著，徐中玉译：《国语·郑语》http://symbiosism.com.cn/4316.html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1944）

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jilas）：《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1957）

钱 宏：《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一个民族的灵魂：从文化再造到中国再造》（香港新文化出版公司，2007）

钱 宏：《中国：共生崛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5）

钱 宏：《原德：大国哲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

斯科特（James Campbell Scott）：《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Seeing Like a State，Yale University Press，1998，繁中版由麥田出版Rye Field Publishing，2023）

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Crown Business，2012，简中版湖南科技出版社，2015）

钱 宏（Archer Hong Qian）：《论殖官主义（Reproductive Officialdom）：政权更迭为何不能终结人民的苦难？》http://symbiosism.com.cn/11723.html

钱 宏（Archer Hong Qian）：《共生：一种创新生活方式的精神力量》（SYMBIOSISM：The Mind Power to Agree on An Innovative Lifestyle，Onebook Press，2021）

钱 宏（Archer Hong Qian）：《怎么办？——原德：大国政治探微》（科创出版集团，2021）

钱 宏（Archer Hong Qian）主编：《全球共生：中国化解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Global Symbiosism：Chinese School of Defusing Clashes and Rebuilding the World Order (Chenxing Press 2018）。

[1] 尽管《论语·公冶长》中记载孔子曾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表明左丘明与孔丘生活在同一时代（春秋末期），且关系密切，但是，左丘明撰写的《左传》及《国语》，并非后世儒家说的对《春秋》枯燥的“流水账”记录的“微言大义”，而是独立史书——中国第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史及国别体史书，特别是《国语》记录了周王室及诸侯各国的史事，侧重于记言，保存了大量珍贵的上古史料，如伯阳父与郑桓公“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八字箴言。说左丘明是“中国史学之父”，名至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