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的凌云志
主席的凌云志
1976年元旦，文革后期，《人民日报》并排发表了主席于1965年的两篇诗作，与他以前的诗作风格大不相同。这两篇诗作是：
《水调歌头 · 重上井冈山》 （作于1965年5月）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
过了黄洋界，险峰若无间。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念奴娇 · 鸟儿问答》（作于1965年秋）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当时我是一名插队知青，已经熟读主席的所有我能找到的文章。对比所见所闻，对他的“久有凌云志”的说法感觉需要推敲一番。特别地，如果追问到底，我的结论是，当时主席的“凌云志”已经与国家和民族无关，而与各个时代的志在“坐江山”的帝王一样了。无独有偶，巧得很，当时中国正在评《水浒》。宋江造反前写的“反诗”与主席的还真的对得上。
话说《水浒传》第三十九回，宋江在浔阳楼喝醉后，趁着酒兴在墙壁上题下“西江月”反诗一首：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
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
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
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宋江的“凌云志”是什么？看水泊梁山聚义团伙打出的招牌是“杀富济贫”和“替天行道”。可是，翻遍《水浒》，“杀富”随处可见，就是没有“济贫”这么一说，更看不出他们是如何“替天行道”的。
带着这个疑问，《水浒》再往后看，就会找到答案。
到《水浒传》第七十一回，宋江的造反团伙已经蔚成气候，领袖们踌躇满志，在重阳节酒会上，宋江赋诗助兴：
《满江红 · 喜遇重阳》
喜遇重阳，当日里，莺花尚在。
回首望，燕台句，英雄气概。
种菊东篱情寂寞，披襟北牖风澎湃。
适才间，这些儿，酒后豪情，真堪爱。
铁骑风驱，猛气生。金戈电掣，狼烟解。
问鼎称雄，实堪爱。愿望成，心方足。
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这里，宋江的两个“心方足”道出了他的“凌云志”是什么，即“问鼎称雄”和“天王降诏招安”，没有“杀富济贫”和“替天行道”——那些，只是宋江团伙凝聚人心的口号。中国历史上，如陈胜、张角、黄巢、李自成、洪秀全等辈皆是如此，屡试屡爽，从不失手。
再回到主席的“凌云志”话题。
主席的“凌云志”与别人的不一样，他的是“久有”之志。的确如此，主席在1910年秋天（约16岁）离开家乡韶山，前往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前，在他父亲的账簿里夹了一首七绝诗（被后人称作《赠父诗》或《改西乡隆盛诗》），可谓字字有声、句句慷慨：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可能是主席第一次谈他的“立志”——也就是说，我们找到了他的“久有凌云志”的源头。
当然，主席不是宋江，他是天命之人，不会点破他的“凌云志”是什么——这个是天机，只可意会，不可说破，说破了就俗了。
即使如此，主席后来“搞事业”的路子，仿照“杀富济贫”和“替天行道”的思路，还是有迹可循的，毕竟他熟读《水浒》、《三国》、《资治通鉴》。所以，主席在“成大事”前，也一定要有很多能够“聚人气”、“收人心”的宏言高论布告于天下。
1919年北京发生了五四运动。在这个背景下，主席为《湘江评论》的创刊词发文表达他的观点： “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为人民的绝对自由。” 同时说出“七不怕“名句： “什么都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稍早，主席在读了易卜生和尼采的著作后，还表达了他对个性解放的崇尚。他写道：“个人有至高之价值。一切之法制、习俗，皆为保护此个人之权利。”）
1920年前后，主席甚至倡导 “湖南独立” 和 “联省自治” 的概念。例如在1920年9月3日，主席在长沙《大公报》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一文。他写道：
“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最好是将中国划为二十二个行省，三个特别区域，总共二十五个国家。湖南人既然有如此能力，那么，湖南自建为一个共和国，又有什么不可呢？“
在同一时期的文章中，他多次引用美国作为中国摆脱困境的模板。他说：
“我们要采取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的口号：“湖南是湖南人的湖南“。我们要像美国人对待英国那样，实现我们的独立和自治。” （《湖南受建筑于坛坫之上的演说》，1920年）
快进到1940年代的延安时期，为了争取美国的抗日援助并瓦解国民党的统治合法性，主席和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曾密集发表过大量极度推崇美国民主、自由、华盛顿、林肯的言论。
主席对美国外交官谢伟思等人说：
“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
“我们在延安学习到的，就是美国人民是自由、民主、进步的人民。我们感到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的思想在激励着我们。”
“ 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看到美国，每个心胸中满怀着向往。美国是自由世界的核心、民主的堡垒。”（1943年7月4日《新华日报》社论《民主颂——献给美国独立纪念日》）
在这一关键时期，主席为了构筑一个区别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愿景，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描绘了一个极其动人的“新中国”蓝图。以下是他在几个核心层面的承诺回顾：
1. 承诺 “废除一党专政” ，建立 “联合政府”
这是他在1945年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报告中的核心承诺。
他说： “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一个在全中国真正代表人民的、民主的、各党派联合的政府。”他又说： “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
2. 承诺 “跳出历史兴亡周期率”
当黄炎培在1945年向主席问及中共如何逃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时，他自信满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3. 承诺 “耕者有其田” 和保护农民的利益
在抗战和内战时期，主席承诺给农民土地，承诺建立一个农民不再受剥削和受剥夺的“新中国”。
4. 承诺 “自由与人权”
1944年，主席在回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及中共对 “自由中国” 的定义时，给出了极其明确的回答：
“自由中国将是一个民主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到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投票选举产生。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以及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毫无意外和悬念地，主席的这些“承诺”，如同宋江的“杀富济贫”和替天行道“的口号一样，是实现他”久有的凌云志“前的广告招牌而已，这个已经被历史所证明。
换言之，这些，不过都是实现主席的”凌云志“的激昂的前奏曲和凝聚敢于冲锋陷阵的敢死队的冲锋号。
从1949年主席从委员长手里夺取政权，到1976年离世，他历经了27年执政时期。人们终于看清了，主席的”凌云志“就是为自己打江山坐江山一直坐到死。一旦政权得手，他就推翻了自己的所有承诺，搞掉了与他在一起奋斗几十年的战友和同志，踏着几千万人的血迹和尸体，成就了他个人”久有的凌云志“——成为了中国的独裁统治者。因为，除了这个，真的看不到别的东西了。他一生致力于夺取和掌握政权，但是，掌握了政权之后，他只关心如何利用它来翻云覆雨地折腾所有其他人——甚至包括他的家人。正如他的另外一首诗所说：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主席的“凌云志”，实为中国王朝交替历史悲剧的再现——它，是人民帮助他完成的，却又成为了人民的不幸和噩梦，极具讽刺意味。
作为东方大国的伟大领袖，主席在地球面上、云端之下也是颐指气使“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范儿：抗美援朝、入侵印度并几乎打到新德里、发起袭击苏联边防部队的珍宝岛事件、做红色高棉的后盾屠杀柬埔寨平民200万约等于当时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1975年6月，波尔布特在金边上台后秘密访问北京。主席接见他时赞叹道：“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 毛认为红色高棉在短短几天内撤空城市、废除货币、彻底消灭私有制的做法，是真正而彻底的革命），喜笑怒骂，快意恩仇。所以，主席当然有实力有资格劝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这类俄国佬闭嘴：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平心而论，主席这么说，因为是对外，说得还是相当矜持、客气、绅士的。完全是苦口婆心的好言相劝。如果是对内，主席没这样的耐心。在中国，他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可以直接说：
不许放屁！
不错，你没听错，在主席治下的神州大地，放屁也可以是不被许可的。你看，胆敢乱放屁的人，如彭德怀、刘少奇、55万右派，都被主席这个实现了他个人“凌云志”的人收拾了。在他看来：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而“夹边沟、兴凯湖、白茅岭”的苦难人群是无足挂齿的，不值得占用和影响主席“谈笑凯歌还”的心境。
作为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1976年的主席真的实现了他“久有”的“凌云志”。这么说是有根据的——根据来自于他的《咏蛙》诗（作于1910年，17岁；它通常被认定是表露主席少年志向的“第一声惊雷”）：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现在又回到了这篇杂文的原点：寻找主席的“凌云志”。现在，走了一圈，可以说是找到了：
在那湘乡的小池塘边，那个自比猛虎（化身“蛙”）的少年就已经写好了未来的剧本。
他的“凌云志”，从来不是为了让百鸟争鸣，而是为了成就他一人“独坐”皇位的江山。
那些死在夹边沟和北大荒的人，在临终前或许才明白：在主席的池塘里，他们从来不是平等的人，只是被规定了不准作声的“虫儿”。
而那些当年抛头颅洒热血早早地牺牲在实现他们理想的征途上的人们，当然永远不可能看到这样的现实和真相了。
主席为实现他的“凌云志”做出的所有美好承诺，也都是他的手段和策略，因为他毕竟需要“人民的选择”——人民也的确“选择”了他。
很多人至今还怀念着他，甚至不惜为了维护他的形象而掩盖和改写历史。
而他的从未被说破的“凌云志”，也继续为后人所称道，认为它代表了中国人民的远大理想和志向，并非主席个人的。
你如果也真这么想，可能真的“想多了”。
毕竟，“人各有志”嘛。
【画外音】
相比之下，宋江的凌云志就显得渺小和猥琐：宋江的“凌云志”最终是向皇权低头——寻求合法化，而主席的“凌云志”则是让自己成为永恒的、不可挑战的“皇权”本身 。宋江出卖的是兄弟，主席出卖的是他曾亲口许诺的那个民主蓝图和跟随他几十年前赴后继的人们 。也正应了那句成：“窃铢者寇，盗国者侯”。所以，宋江的悲惨结局不足为奇。
【画外音】
对主席来说，他的久已有之的志向从未变过，只是在不同时期穿上了不同的外衣。在长沙他是“湖南独立”的先锋，在延安他是“林肯式民主”的信徒，而在中南海，他终于脱下了所有的伪装，成了那个让“周天寒彻”的唯一主宰。所谓的“凌云志”，到头来不过是一个独裁者对权力的终极贪婪，和对亿万生灵命运的藐视：不许放屁。
对，这次你没听错。
【画外音——想象】
如果把中国大地比作一张宣纸，把国家公权力比作一支神笔，主席的“凌云志”在这个语境下呈现出的就是一种毁灭性的占有欲。
主席在“成大事”前释放的那些民主、自由、联省自治的言论 ，就像是向世人许诺要画出一幅《清明上河图》般的盛世蓝图 。
他站在历史的画案前，对着围观的战友和百姓高谈阔论，描绘着“联合政府”和“民主新路”的构思 。人们被他口中的艺术愿景所感召，帮他推开了竞争者，合力将这支重若千钧的权力神笔递到了他手中 。
然而，主席的“久有凌云志”并不是为了作画，而是为了“独占”这张纸和这支笔 。对他而言，笔握在手里的那一刻，志向就已经完成 。
一旦权柄在手，由于主席内心缺乏对现代文明、法治、经济规律的理解和尊重，这张白纸便成了他惨不忍睹的“涂鸦”创作的实验场。
他随心所欲地挥洒墨汁，美其名曰“风雷动，旌旗奋” 。他在纸上横冲直撞，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把好端端的社会肌理涂抹得面目全非 。
墨汁溅到哪里，哪里就是“周天寒彻” 。所谓的“天地翻覆” ，在艺术上看，不过是打翻了墨水瓶后的狼藉；在现实中，则是几千万人的血迹与尸体变成了画纸上干涸的暗斑 。
曾经帮主席抢笔的战友们（如彭德怀、刘少奇）试图提醒他画歪了、纸破了，这些声音在他听来全是干扰他“养精神”的“虫儿作声” 。
主席紧紧攥住那支笔，对着那些试图纠偏的人呵斥“不许放屁” 。他宁可把这张纸撕成碎片（文革），宁可让画室变成刑场（夹边沟、北大荒），也绝不松手 。
此时的主席，不再关心画作是否优美，他只关心自己是否依然是那个“独坐池塘”的主宰 。他坐在那一堆乱七八糟的墨迹（权力遗产）之上，心满意足地看着“谁主沉浮”的幻象，直到生命耗尽 。
主席的“凌云志”是空心的——它没有建设的灵魂，只有占有的狂热。他把中国当成了他的私家画室，把几亿人当成了试墨的纸张。当他最后扔下笔时，留下的不是传世名画，而是满目疮痍。
走笔至此，有兴和主席《七绝 · 赠父诗》一首：
《七律 · 主席的凌云志》
主席立志出乡关，不成功名誓不还。
功成名就归何处？独坐中南海池畔。
曾许民主新道路，又颂林肯自由篇。
待到江山得手日，不许放屁手遮天！
历史，还在往复循环的过程中。在历史舞台上，主席们的“凌云志”的戏码，还会波澜壮阔地演下去，给历史车轮注入新的推动力或者制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