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车声居韵，一字贯通千古 》
构思此文时，余曾数度踌躇乃至意欲搁笔，揆其缘由，因相比其他学术领域，余自揣于“小学”之音韵一学用功尚浅，若强作解人，去剖析晓征先生的精辟之论，诚恐贻笑大方。然转念及当今之学风，《十驾斋养新录》这般宏篇札记，恐已鲜有肯沉下心来埋首苦读，逐条注疏之人。余执笔之初衷，实欲借此唤起同道之觉醒，此书不仅印证晓征先生仰之弥高的学识，更攸关汉文化之赓续与研究，吾辈后学去解读先生之遗墨固然要紧，但更为紧要者，是去体悟其字里行间所蕴含之治学大道与考证之法，此方为后学务必明了且传承之真精神。
其次，回望清代汉学巨擘乃至整个乾嘉学派，前人为后世留下了历经严密校勘、辨伪与注疏之浩瀚典籍。今人实则安卧于先贤造就之“学术温床”之上作学问，或据此指点江山，或发些凿空妄论。然置身当下信息通达，新材料新发现层出不穷之大变局中，却鲜少有人能跳出这旧有之温床，去开拓更新之学术疆土。是故为求得些许新之启示与反思，余以为撰写此文仍有其不可替代之意义。
诚如阮元先生撰《十驾斋养新录序》中所言：“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史学、或言天学、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较之专攻史学之巨著《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并非局限于单一学术领域之集大成者，实乃晓征先生常年博览群书之阅读随笔，为札记经史百家诸义之荟萃。其文由读而思，因思而录，短小精悍。批文小札往往自发凡起例至考订证讹，直击要害而径出宏论。然其间推导之曲折，引证之脉络，常略而不详。后学若无渊博之知识储备，实难窥其堂奥。而先生治学之精妙法则，便往往潜藏于这寥寥数语之字里行间。
余尤于细读《卷五 古今音》一则后，深有感触。此文表面观之，似仅就“车”、“华”二字之上古发音作考辨，今人阅之若止步于此，实为“买椟还珠”之憾。余反复咀嚼文本，渐悟得先生探求古音之匙。试想今人作学问，尽可坐拥电子检索与人工智能之利，而乾嘉乃至先秦中古，茫茫千载，典籍之中全无音频存世。然先生与历代音韵大家，竟能凭借纸上苍黄，精准推演出千年以前之雅言正音。明乎此，则先生所创“古无舌上音”，“古无轻唇音”两大音韵学铁律之由来，亦随之迎刃而解。兹容余以《卷五 古今音》之文本细读为发端，条分缕析，试揭其考证方法之严密逻辑。
《卷五 古今音》
釋名，古者曰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日車，聲近舎，韋昭辯之云，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二說正相反，韋氏誤也。
《释名》成书于东汉末年，最早提及该书者为《三国志 吴书》，其后《颜氏家训 音辞篇》与《隋书 经籍志》均载其作者为刘熙。然历代学者对刘熙是否独撰此书尚存疑义。经考证刘熙确为东汉晚期之人，曾于黄巾起义至汉亡之际避乱交州。清代学者毕沅著《释名疏证》，考辨此书之编撰实始于刘珍，后由刘熙接手继成。今学界多认同，今本《释名》二十七篇确为刘熙所定，而史载刘珍所作之三十篇，或为现已佚失之别书。
《释名》乃一部旨在探求词源之训诂专著，专恃“声训”之法，即以音同、音近之词解释被训诂之词。声训之法古已有之，如《论语》之“政者正也”、“仁者人也”，至汉代益发兴盛。汉儒多以此法释名号、典章及天干地支等，然多限于宣扬儒家思想，重义理附会而少语言本源之探求。反观《释名》，则确由语言学及语源学之角度运用声训，且将其范畴由名物制度延展至百姓之日用起居。
按《荀子 正名》云：“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语言得名之初固然带有任意性，然字词于引申、分化乃至派生之过程中，其实际结合必有内在理据。此理正合《释名》所言：“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余深表赞同王力先生对《释名》之定评：书中所存大量训诂材料可与《尔雅》，《说文解字》参互考证，且其成书去古未远，不仅可推求古人之制度风俗，反映词义之新旧演变，更因其以声训为主，多存双声、叠韵之字，实为考见古音之渊薮。可以想见，晓征先生开篇即引《释名》，其案头或正置此书，然先生考辨古音，眼界宏阔，实不独恃此一法也。
东汉刘熙撰《释名》云，古时“车”音如“居”，盖因车乃载人之物，取“居人”之意。而至汉代，“车”之读音已渐近于“舍”。此“居”、“舍”二音之分化，延至今日依然有迹可循，如弈林象棋之中，棋子“车”确然读作“居”（jū）。考之史实，古人言车必指马拉之战车或乘车，此于《诗经》《论语》等先秦文献中屡见不鲜，至于单骑代步，充作行军，虽史载首见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然必待两晋马镫形制完备后，方大行于中原。故先秦之“车”，重在其车厢之“居人”功能。按刘熙之见，“居”乃古音之正，后世方滋生“舍”音，此“舍”音即与今人所读之“chē”音相去不远。至于文中“韦昭辩之云”一句，乃指稍晚于刘熙之三国东吴学者韦昭，对此提出异议。韦昭认为古时“车”皆读作“尺奢反”（即近“舍”音），而“居”音反倒是自汉代以降方才出现。刘、韦二人之说，在此截然相对。而晓征先生明断韦氏之说为谬，其下文便层层剖析韦昭致误之根由。
韋特見詩王姬之車，君子之車，皆為華韻，而不知讀華為呼瓜切，亦非古音也。古讀華為敷，詩有女同車，與華，琚，都為韻，攜手同車，與狐，烏為韻，車之讀居，又何疑焉，宏嗣生於漢季，稍染俗學，故於古音不甚了了。
“王姬之车”，“君子之车”皆语出《诗经》。韦昭当年便是窥见此等句中“车”与“华”通押，遂轻下断言，以为“车”读作“尺奢反”，近“舍”音乃自先秦始。然而晓征先生目光锐利，直指韦氏之谬，其徒知“车”与“华”押韵，却不知“华”字若按后世之“呼瓜切”，音近今之（huā），亦绝非先秦古音。考之先秦，古读“华”实为“敷”（fū）音。先生特举《诗经 郑风 有女同车》以证之：
有女同车，颜如舜华。
将翱将翔，佩玉琼琚。
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观此一章，“车”，“华”，“琚”，“都”四字赫然同处一韵。试想若依韦昭之说，“华”读作“呼瓜切”（hua），“车”读作“舍”（she），则断难与“琚（jū）”、“都（dū）”二字叶韵。唯有正本清源，复原“华”之古音为“敷（fū）”，“车”之古音为“居（jū）”，如此方能与“琚”、“都”字音相协，浑然一体。
为使孤证不立，先生复引《邶风 北风》中“携手同车”一节：
莫赤匪狐，莫黑匪乌。
惠而好我，携手同车。
此处“狐”、“乌”、“车”再成同韵。此接连之铁证，足可断言“车”读“居”音远早于“舍”音，其肇始于先秦上古，实乃确凿无疑。文末，先生不禁叹惜韦昭“生于汉季，稍染俗学”。所谓“俗学”，即指魏晋之际学者限于彼时之流俗语音，乏严谨溯源之考据功夫，故而对上古音韵之流变“不甚了了”也。
显而易见，晓征先生辨析刘、韦二说之正谬，乃是完全依《诗经》而展开，《诗经》为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之诗歌总集，其用字发音，自当契合彼时中原之雅言正声。且《诗经》篇什，多为朝野上下，燕飨祭祀及民间采风时之吟唱歌辞，与六朝之后脱离乐咏而纯案头之文人写作大异其趣，故其押韵乃由自然吟唱而生，绝非刻意削足适履以就后世之格律。质言之，古人入诗叶韵实本色发声，绝无矫揉造作。以后世学理观之，借《诗经》押韵以考求古音之法，学界多以“系联法”或“归字编韵”概称之。而首倡“古诗确有本韵，语音随时代流变”之卓见者，为明代学者陈第，其著《毛诗古音考》中言道：“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促阔。”而语言流变之缘由端绪繁杂，两晋五胡乱华致族群杂糅，佛典翻译衍生之梵音借代，降及六朝，唐宋以迄明清，邦国分合，胡音新词代有滋生，官话雅言屡经更迭，凡此种种皆致古音湮没，令今人难窥全貌。
逮及清代，顾亭林、段玉裁与晓征先生等汉学巨擘，各辟蹊径，自不同维次探求上古音韵之奥旨，后复有学者陈澧著《切韵考》，将先贤探究之法集大成而体系化。“古音流变”之理既明，遂使宋代朱熹等人所倡之“叶韵（xié yùn）说”，彻底沦为学术史之谬误。所谓“叶韵”，实乃宋儒于《诗经》中遇不押韵之处，为求自圆其说，便主观臆断古人为凑韵脚而临时改换读音。恰如前文晓征先生所破之韦氏谬论，“叶韵说”之根本亦是犯了“以今音测古音”之刻舟求剑之弊病。然余于反复咀嚼《古今音》短文之际亦生出一重深思，汉字音理，不出声母（声纽），韵母（韵部）二端。藉《诗经》押韵之“系联法”考辨古音，固可探索其韵母之演变规律，然则声母之流变规律，又当从何处寻踪？况且，晓征先生名震学界之“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两大铁律，皆属声母范畴之大发现。是以先生探求古音，除却考辨诗韵之外，必另有绝妙之途径。
由此，余乃披阅简编，粗理脉络，略陈固陋以供同好参酌，晓征先生破解声母流变之迷障，实则握有二途：即“以形声偏旁求古音”与“考辨古籍通假之异文”。考汉字之源流，形声字十居其八九，古人造字择取声旁，必取当时语音相同或极近之字。简言之，凡同声旁之字，在上古时代其声母必属同类。纵然历经千载，后世读音已南辕北辙，然其“偏旁”宛如远古语音之化石，死死封存其造字初时之原貌。
晓征先生正是借此形声之理，归纳出“古无轻唇音”这一石破天惊之声母铁律。所谓轻唇音，即今人所发之“ f ”与“ v ”（即传统小学所谓之非、敷、奉、微母），重唇音则为“ b ”、“ p ”、“ m ”（帮、滂、并、明母）。先生断定，今音读轻唇（ f ）之字，其同声旁之字在上古实读重唇（ b、p、m ）。如“番”（fān）字，以此为声旁之“播”（bō）、“潘”（pān），皆发重唇之音，由此推断“番”字在上古必读“ b ”或“ p ”。此论亦可于域外汉音中寻得绝佳之回响，今日本语中“番”字仍读作“ばん”（ban），恰恰保留了上古重唇音之遗貌。又如“反”（fǎn）字，衍生之“板”（bǎn）、“版”（bǎn）等字，亦皆为重唇，足证“反”字在上古同属重唇。先生质言之：先秦上古发音，凡遇轻唇，皆读重唇。
先生之论并未止步于此等孤证，更辅以古籍通假之异文作另一明证。古人抄书著文，常有同音借代之举。如先秦典籍多将“伏羲”写作“庖牺”，此便证得“伏”字在上古之声母实为“ p ”而非“ f ”，又如秦之“阿房宫”，其“房（fáng）”字自古便读作“旁（páng）”。此等异文通假，恰与形声偏旁之规律若合符节，互为表里。然此等定论看似平易简洁，其背后实藏爬梳剔抉之功、皓首穷经之苦，绝非今之浮泛治学者所能轻拟。余于明晓先生探源古音之理际，尤深叹先生乃至前代朴学大师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盖世功勋。若谓《诗经》之系联法，乃晓征先生探求“韵母”流变之经纬，则考辨形声与异文，便是先生破解“声母”流变之罗盘。有此二法交相辉映，汉魏学者韦昭之流“以汉音断先秦”之俗论，自是无所遁形。而《释名》以“车”训“居”，以“舍”音为后起之说，在先生严密之小学考据下，终于洗尽铅华，露出上古雅言之真容。
行文至此，义理似已圆满。然若仅以“车”之上古音同“居 jū”，“华”之上古音同“敷 fū ”之结论便浅尝辄止，恐仍难窥音韵学之极顶堂奥。促使余再起深思者，乃“华”之古音，若谓先秦“华”读如“敷 fū ”，岂不恰与晓征先生亲创之“古无轻唇音”铁律相悖？盖上古唇音仅存“p、pʰ、b、m”重唇，绝无“f、v”轻唇。奉此铁律，则“敷”字于上古断不可发“fū”之音。
与此同时，余亦联及汉语语音史中之“腭化现象”，要言之，古之舌根声母“g、k、h”，至明清之际遇齐齿、撮口二呼（即 i、ü 介音）时，纷纷发生腭化，衍生为“j、q、x”。质言之，先秦上古本无“ j 机”音。故而“车”之古音虽曰同“居”，然彼时之“居”亦绝非今日之“jū”。至此方知，晓征先生以“居”、“敷”等字拟古音，实乃受限于彼时无国际音标，仅能以“同类字”作相对之标示，而非绝对之“音值”。若欲探求先秦之真声，须依现代语言学家如王力先生等之拟音考探。“车”之声母本属“见系”，乃舌根音（k）或送气之舌根音（kʰ），其韵母归“鱼部”，上古先秦多发“a”音，与“马”同类。故“车”之上古音实近乎“kʰia”，若强以汉字拟之，发音略如“喀呀”，甚至带有上古复辅音之遗迹，近乎“克拉”。同理，“敷”之上古声母为“pʰ”（滂母），韵母亦同属“鱼部”，故上古之“敷”当发“pʰa”音，拟音近乎“帕”。而“华”之上古声母为“匣母”，发“ɢʷra”音，拟音则近乎“瓜”或带有卷舌之“华拉”。
掩卷长思，余初涉此篇时，几度欲掷笔搁置。何则？盖因音韵之学，自古已成“绝学”而深如渊海，余自忖学识肤浅，见闻粗鄙，恐以管窥豹，既难承《释名》微言之重，又恐损晓征先生精理之明，更遑论驾驭现代语言学之深奥。然几经踯躅，终不忍将此中之大美而掩埋。一路推演至今，从刘熙之只言片语，到晓征先生借《诗经》系联、形声考辨之抽丝剥茧，再至现代音韵之科学拟音，汉字之音轨跨越三千载，宛如长卷豁然展开。虽历经胡音杂糅、腭化变异之沧桑，其华夏原音之根骨，却于字形偏旁与风雅韵脚中隐秘传承。此等跨越时空之文化韧性，直击人心。余乃强起捉笔，勉力梳理成文。此举绝非为炫耀一己之浅知，实欲以自身这番由畏却到深究，由生疑至豁然之思考历程，稍尽绵薄，警醒当今之浮躁干禄之学风，或求速成，或盲从西论，然视先贤当年皓首穷经，拨开千古迷雾之苦功与笃实，吾辈能不愧汗？
先秦之原音，虽已随斯人消散于历史长风，然一代代学人寻幽探微、辨章学术之精神，绝不应于今世成绝响。余今以浅薄之姿，妄陈固陋，唯作抛砖引玉之想。深望有识之士、博雅君子，能越此褊狭，沉潜心性，接续先贤之绝学，再探千古之幽微，终令这华夏雅言，不仅得现一线真容，更能重焕奕奕光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