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國大陸新增70位億萬富翁，使億萬富翁總數達到470位，這批人累積財富約1.8萬億美元。財富情報機構Altrata估計，在2025年至2035年的十年間，淨資產超過500萬美元的中國人將向下一代轉移高達2.1萬億美元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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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度分析》

財富傳承的中國困局

第一代暴富者老去，繼承財富成社會主義中國的新命題

劉度 ｜ 2026年3月14日

【新聞報導】

經濟學人報導：中國正在應對一個全新的社會現象——繼承財富。隨著1978年改革開放後第一代白手起家的富裕階層逐漸步入老年，中國史上規模最大的代際財富轉移已然啟動。瑞銀集團（UBS）數據顯示，2025年中國大陸新增70位億萬富翁，使億萬富翁總數達到470位，這批人累積財富約1.8萬億美元。財富情報機構Altrata估計，在2025年至2035年的十年間，淨資產超過500萬美元的中國人將向下一代轉移高達2.1萬億美元的財富。

路透社報導：有別於西方，中國大陸的億萬富翁有98%屬於白手起家，相較之下，香港與台灣的自我創業比例分別為66%及69%。然而，隨著財富快速集中於老一代人手中，胡潤研究院數據顯示，到2025年，淨資產達50億人民幣以上的人群中，60歲及以上者佔比已升至49%，相比2016年的23%，幾乎翻了一番。

彭博社報導：中國遺囑問題日趨嚴峻。清華大學研究員高浩對2003至2024年間67位上市公司創始人或控股股東身後事進行研究，發現其中僅有6人留有遺囑。以娃哈哈創辦人宗慶後為例，他於2024年辭世後，三名自稱私生子女的人士向其女兒的繼承權提出訴訟，索賠金額超過20億美元，此案至今懸而未決，震動全國。

第一財經報導：中國法院涉及遺產繼承的判決，從2006至2015年的不足9萬件，急升至2016至2025年的近45萬件，十年間暴增約五倍。這一數字背後折射出的是離婚率上升、非婚生育增加、家庭結構日趨複雜的現實。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主持的世界不平等數據庫估計，至2024年，中國最富有的1%人口掌握30%財富，最富有的10%人口掌握68%財富，30年前這兩個數字分別僅為16%和41%。

【背景與脈絡】

中國的私人財富積累，是一個壓縮在不到半個世紀之內的歷史奇跡。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私人資本幾乎被全面清算，直至1978年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私人財富才獲得重生。

然而，這種快速財富積累帶來了同樣快速的財富傳承壓力。西方國家用了百年乃至更長時間才完成的財富代際過渡，中國卻必須在40年內完成。在這個意義上，遺囑文化、遺產稅制度、家族財富管理行業的發育，均遠落後於財富本身的增速。

城鎮住宅私有化是中國中產階層財富積累的核心引擎。城鎮住房自有率從1980年的20%躍升至2022年的96%，約70%的家庭財富以房產形式存在。這意味著財富傳承的問題早已超出億萬富翁的範疇，已是五億中產階層面臨的普遍挑戰。

與此同時，經濟增速放緩加劇了社會裂痕。16至24歲非在校青年的失業率高達17%。2004年，62%的中國人相信「努力必有回報」；至2023年，這一比例跌至28%。民眾的不滿正積聚在「蘿蔔坑」（為特定人選量身定製的職位）、「躺平」（退出競爭）乃至「啃老」（依賴父母供養）等社會現象之中。習近平2021年明確提出「共同富裕」目標，明言此乃「關係黨的執政根基的重大政治問題」，但至今未見遺產稅付諸實施。

【六度評論說】

角度一：意識形態的內在矛盾

中國共產黨以「社會主義」為旗幟，卻在制度層面長期容許財富的高度集中與無稅傳承。習近平喊出「共同富裕」口號已逾四年，但全國人大在2025年再度審議遺產稅後，仍以「尚需研究」為由擱置。當官方媒體一方面批評富人不思奮進，另一方面卻不願動搖精英階層的財富地位，這種雙重標準本身即是意識形態困境的體現：黨無法在維持資本信心與推進財富再分配之間找到平衡點。

角度二：既得利益的政治壁壘

遺產稅推行屢屢碰壁，深層原因在於黨內既得利益的強力阻撓。眾多高層官員的家族坐擁鉅額資產，遺產稅的實施不僅威脅其財富傳承，更可能暴露隱性貪腐資產。中紀委的反腐行動雖已拿下大批商界人士與官員，但這更多是政治清洗工具，而非系統性財富重分配機制。真正觸動既得利益的制度改革，始終面臨來自體制內的隱性抵制。

角度三：社會流動性的結構性崩塌

代際財富傳承的加速，正在固化中國的階級結構。NBER的研究表明，中國的代際收入流動性如今與美國相近，精英家庭的後代留在頂層十分位的概率約為14.5%。當「出身決定未來」從個人感受變成統計事實，年輕世代的理性選擇便是「躺平」而非奮鬥——這對以人口紅利與勤奮精神支撐崛起的中國模式而言，是一記深層的結構性警報。

角度四：法律體系的嚴重滯後

遺產繼承糾紛的急速增加，暴露了中國法律體系在私人財富領域的嚴重欠缺。中國現行繼承法源自1985年，長達40年未作系統性修訂，難以應對今日複雜的家庭結構——包括非婚子女、離婚析產、海外資產、公司股權等問題。娃哈哈繼承糾紛案引發全國關注，但更大的隱憂在於，數以千計的中小企業在無遺囑狀態下完成交接，其後果可能引發連鎖的商業與金融風險。

角度五：資本外逃的潛在壓力

任何遺產稅討論一旦升溫，中國富裕階層的第一反應往往是資本轉移。儘管中國實行嚴格的資本管制，但通過離岸信託、跨境婚姻安排、境外教育投資等方式實現資產分流，早已是富裕家族的常規操作。若政策層面宣布徵收遺產稅，短期內可能引發資本加速出境，對人民幣匯率穩定及外匯儲備構成壓力。這是習近平政府在「共同富裕」與金融穩定之間進行政策取捨的核心兩難。

角度六：消費動能與代際財富的悖論

財富傳承的規模化，在宏觀層面亦帶來悖論：財富向少數人手中集中，反而可能抑制消費。中國的消費率長期偏低，根源之一即在於財富過度集中於高儲蓄傾向的高淨值群體。另一方面，「啃老族」與「全職子女」現象的蔓延，表面上看是個人選擇，實則反映家庭將財富壓艙石式轉移至下一代的策略，這使傳統的「刺激消費」政策面臨傳導失效的困局。

【判斷與預測】

一、遺產稅短期內不會推出。中共現階段以穩定資本信心、抵禦經濟下行壓力為優先，即便全國人大再度討論，2026至2027年黨代會前後落地的可能性極低。更可能的路徑是推出試點地區的「財產申報制度」，作為遺產稅的前置鋪墊。

二、娃哈哈式繼承糾紛將大幅增加。未來五至十年，隨著第一代企業家集體進入晚年，無遺囑或遺囑無效引發的商業繼承危機將成常態，部分可能波及上市公司控制權，引發市場動盪。

三、家族辦公室與財富管理行業將迎來爆發性增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等機構預估，到2030年代中期或有300萬個家族企業面臨傳承問題，這將催生龐大的法律、信託、家族治理等服務市場，本土私人銀行與專業機構將競相卡位。

四、青年階層的「反奮鬥」情緒將持續發酵。若經濟增長無法提供足夠的社會流動性，「躺平」與「啃老」將從邊緣現象演變為主流心態，對中國長期勞動力參與率及消費結構構成深遠影響，也將成為黨最難以用政策工具回應的社會挑戰。

五、「共同富裕」將更多停留在話語層面。缺乏遺產稅等實質性再分配工具，共產黨的財富平等目標將主要依靠反腐打壓個案、慈善捐款動員等手段加以維持，難以改變財富集中的長期結構趨勢。這一矛盾若在2027年黨代會前未能化解，可能成為習近平長期執政的深層政治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