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杂思录 5.11 最高权力的背叛 * 生命 社会 价值 思想 *
第五章 苏联成败
5.11 最高权力的背叛
苏联的解体，表面上是改革失败的自然结果，实质上却是最高权力机构主动放弃权力、放弃责任的直接产物。这一历史瞬间，不仅超乎世人预料，更在俄罗斯民族的记忆中留下难以磨灭的耻辱。人们习惯用意识形态僵化、经济困境来解释苏联的终结，但如果没有最高领导层在关键时刻的政治背叛，这个国家或许仍有机会在改革中求生，而不是在混乱中解体。
苏联改革的初衷，本该是纠正长期以来以僵化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模式——这种模式脱离现实，忽视物质基础，长期与事实对立。然而，在现实政治操作中，最高领导层的改革导向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深刻的危险性：它并非在守住国家与民族利益的前提下调整方向，而是在思想上接受了对体制的全盘否定。这种否定不仅削弱了中央权威，也给反体制势力提供了合法性。换句话说，改革伊始，最高权力核心就已经在思想上与自己赖以执政的国家切割，这是判断与管理的重大失误，更是一种对责任的背叛。
国家的本质是利益共同体，由不同的群体、阶层、民族构成，即便有的成分是历史胁迫的产物，这个共同体一旦形成，就需要政府作为管理核心，保持内部的稳定与资源的协调。苏联政府不仅掌握着国家机器，更垄断了几乎全部的社会财富和政治资源。在这样的体制下，政府天然是社会精英的聚集地，也因此具备动员全国资源的能力和义务。然而，在国家陷入分歧与危机时，戈尔巴乔夫没有利用这一切去稳住局势，而是任由反对力量扩张、地方政府坐大，甚至纵容对国家与执政党的公开否定——这等于主动放弃了中央的整合权力。
这种放弃在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当部分保守派试图通过紧急状态委员会稳住局势时，戈尔巴乔夫既不坚定支持，也未果断反制，而是选择在政治真空中“缺席”。这种暧昧姿态，既削弱了保守派挽救体制的努力，又让叶利钦得以凭借莫斯科的政治舞台，公开挑战中央权威。几个月后，《别洛韦日协定》签署，苏联被三位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直接宣告终结。戈尔巴乔夫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宣布辞职，这一刻，中央政权的崩塌不再是经济与意识形态的被动崩解，而是一次由最高领导人亲手完成的主动瓦解。
在利益逻辑上，政府失去权力与资源的那一刻，也就失去了对社会精英的吸引力。原本依附体制的精英阶层迅速转为中立或投向新的政治力量，甚至直接加入对中央的掠夺性分解行动。这不仅切断了中央与社会的联系，更摧毁了它的权力基础。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这种切断是致命的——分裂、独立、公然的政治对抗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苏联政治史上，一个显著的病灶是“对前任的否定”。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时代的隐性修正，再到戈尔巴乔夫的全面自我否定，这种循环在每一代领导人手中反复上演。若没有明确的理论支撑，每一次否定都在侵蚀执政党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而戈尔巴乔夫的做法，是将这种否定推向极端——不只是批判前任，而是解构整个体制的合法性。这种否定在政治上是一种自杀。
戈尔巴乔夫的个人素质，加深了这一悲剧。他是一个技术官僚出身的行政能手，有较强的执行与协调能力，却缺乏战略格局与政治定力。一个有历史纵深感的政治家，不可能看不到俄罗斯民族数百年积累？？？的国家地位与地缘利益，也不会在外部压力与内部动荡并存时主动放弃作为世界大国的核心身份。叶利钦则完全是另一种类型——要么是政治赌博者，要么是把个人命运置于国家存亡之上的机会主义者。在这对政治宿敌的互动中，苏联的国家利益沦为了政治权力博弈的筹码。
苏联的崩溃，并非单纯的制度失效，也不仅是经济与意识形态的必然结果，而是领导层自我否定、自我削弱的累积爆发。最高领导人在危机中放弃权力，就等于在国家的中枢大脑上开了一枪。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这意味着唯一的结局——解体、混乱、甚至潜在的内战。苏联没有在平和与渐进中走向自由民主，而是在剧烈震荡中付出了更大的社会代价。这不仅是苏联的悲剧，也是现代政治史上关于“最高权力背叛”最深刻的警示。
正如俄罗斯作家马克西莫夫在晚年所言：“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对现在发生的一切感到如此痛心——自己的祖国被糟蹋成这个样子，好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被强奸一样。再没有比这更难受的了。”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灵魂的绝望哭泣。它提醒人们，社会变革的核心不在于意识形态的标签更替，而在于维护人心与社会稳定的秩序，这是社会正常运行的平台，以至牵涉到变革背后活生生的利益格局与国家命运。胡适在《自由主义的信仰》中曾指出，自由主义的核心之一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或许今天我们可以补充一句：如果缺乏和平与渐进的政治智慧，即便是最美好的改革口号，也可能沦为民族灾难的开端。
最深的伤口并非来自外敌，而是源于心脏的背叛；当守护者化作掘墓人，崩塌便无可逆转。
大鱼 谷歌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