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杂思录 5.9 专制体制难於自我纠错 * 生命 社会 价值 思想 *
第五章 苏联成败
5.9 专制体制难於自我纠错
在苏联政治体制的设计中，最高权力始终以高度集中的方式运作，形成了典型的纵向权力结构。中央的最高领导人不仅是政治决策的最终拍板者，也是体制内一切政治合法性的最终来源。这种权力结构在表面上具有高度的执行力与统一性，在特定历史时期——尤其是在战争、内乱或国家建设的集中攻坚阶段——可以迅速调动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然而，正是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使得整个政治系统对错误的识别和修正极为困难。权力越集中，决策链条越短，信息与意见的多元性就越难进入最高权力层，而一旦最高当权者形成错误判断，这种错误便会在整个政治体系中以最快速度扩散，并以最大的惯性固化。
在理论上，集权体制也可以自我纠错——前提是最高领导人具有足够的自省能力、广泛的听取意见的胸怀，以及将权力适度分散的意愿。然而在现实中，这种理想状态几乎不可能持久存在。高度集权意味着最高领导者拥有近乎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威，而在权力长期高度集中于一人之手的情况下，批评与不同意见会被视为对权威的挑战甚至威胁，进而被系统性压制。这种压制不仅存在于政治反对派之间，也存在于体制内部的各个层级。久而久之，建制派官员会形成一种政治上的自我审查与自我保护机制——倾向于迎合上意，而不是揭示问题；倾向于执行指令，而不是提出替代方案。苏联晚期的政治生态已经呈现出这种典型的“上行下效”特征：在最高领导层内部，真正敢于坚持不同意见的人越来越少，即便存在，也难以影响既定的政策走向。
这种自我纠错能力的缺失在苏联改革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戈尔巴乔夫在推行“公开化”和“改革”时，试图绕开既有的党政官僚体系，依赖一小圈政治幕僚与智囊团推进政策，而不是通过党和国家的制度化程序建立广泛的共识。这种改革路径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体制内部的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缺乏有效的对话与协作机制。一旦政策推进遇到阻力，缺乏制度化协调渠道的改革进程就只能依赖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强行推进。这不仅使改革缺乏可持续性，也使得整个政治体系在面对危机时无法形成合力——改革派与保守派相互掣肘，导致政治共识崩解。
更深层的制度性原因在于，苏联的权力结构几乎完全是纵向的，缺乏横向的权力制衡。美国等西方代议制国家至少在制度上保留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相对独立与制衡关系，即便在高度党派化的政治环境下，仍有可能通过多元的社会力量促成某种形式的纠错。而苏联的党国体制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完全置于党的统一领导之下，这在一定时期内强化了执行力，却几乎完全切断了来自制度内部与外部的批判与纠偏能力。换句话说，一旦最高领导人拒绝承认错误，就不存在有效的制度途径迫使其调整政策。
历史上的专制体制普遍存在这种困境。中国历史上的权臣及宦官专权、清末的闭关锁国，皆显示出高度集权体制一旦方向错误，就容易陷入集体沉默与制度僵化的恶性循环。即便是有着悠久官僚传统与“谏官制度”的中国古代王朝，也往往在统治后期出现“有言路而无人敢言”的现象，因为当权者的不容置疑，使得制度化的批评机制形同虚设。苏联的晚期政治状况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处，只不过其背后长期的意识形态色彩造就的体制封闭惯性更为浓烈：一切反对或批判党的路线的声音，哪怕出于善意的忠告，也可能被打上“背离体制”的政治标签。
体制当权者往往在推行改革时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体制内的保守派反对任何可能削弱既有权力结构的变革；另一方面，体制外的批评力量则要求更彻底、更激进的改革。这两股力量在固化与难于纠错的制度框架内无法形成有效互动时，改革就容易陷入“孤立推进”的状态，最终演变为孤注一掷的政治冒险。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改革正是如此：缺乏党内广泛的制度性支持，改革就不得不依赖最高领导人的政治资本一意孤行，而这种依赖使得一旦最高领导人失去权威，改革随即土崩瓦解。
在威权体制中，即使体制内有人意识到政策方向的错误，也缺乏合法的手段去改变现状。于是，绕开体制的非常规手段成为唯一可能的选择，这包括秘密结盟、私下串联，甚至政变或暗杀。这类手段即便一时得逞，也会因缺乏合法性与制度支撑而制造诸多新问题，并且极易引发严重的政治动荡。苏联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便是一个典型案例：保守派试图通过政变挽救正在解体的体制，但由于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持与政治合法性，这场政变在短短三天内就宣告失败，反而加速了苏联的终结。
更为致命的是，这种无法制度化自我纠错的体制，往往在危机中丧失了与社会的连接。苏联晚期的执政集团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脱节，体制内的政治精英和普通大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信息壁垒与信任鸿沟。即便改革者试图通过“公开化”政策重建这种联系，也因缺乏稳健的制度化引导而演变成对执政党历史与合法性的全盘质疑，最终动摇了整个政治体系的根基。在这种情况下，最高领导人的失误不再只是个人的失误，而是整个体制的系统性失效——因为没有任何制度性的安全阀来缓解冲击、阻止崩溃。
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看，专制体制的最大风险正在于这种自我纠错能力的先天不足。它在巅峰时期可以表现出极高的效率与动员力，但一旦进入衰退周期，体制的僵化与封闭性便会迅速暴露。它既难以通过渐进式改革进行温和调整，也难以承受激进变革带来的结构性冲击。苏联的解体就是这种困境的集中体现：既没有在繁荣期建立起有效的纠错机制，也没有在危机来临时找到制度化的应对路径，最终只能在突如其来的政治地震中轰然倒塌。
因此，苏联的历史经验表明，集权与专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形态的问题，更是一种制度结构与权力文化的问题。它的优势在特定阶段可能无可替代，但其固有的缺陷——尤其是缺乏自我纠错的能力——一旦与经济困境、社会动荡和外部压力叠加，就会迅速转化为致命的弱点。没有制度化的纠错机制，任何体制都无法长久维持健康的运转，而一旦失去平和纠错的途径，唯一的选择就只剩下剧烈震荡与突发崩溃。
专制的高墙或许巍峨，却不容修缮；一旦裂痕蔓延，便倾覆于自身的沉重。
大鱼 谷歌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