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杂思录 5.8 改革与社会脱节 * 生命 社会 价值 思想 *
第五章 苏联成败
5.8 改革与社会脱节
苏联的改革从一开始便带有明显的政治孤立性。改革的顶层决策权几乎完全集中在最高领导人及其身边极少数的智囊团、小圈子之中。这种决策模式，使得改革政策的拟定、论证与推进，并不是依托整个执政集团、中央政治局乃至中央委员会的广泛参与，而是绕过了原有的政治体系与党内长期形成的协商机制。改革的理念与政策，也并未经过自上而下的充分讨论，更没有通过基层党组织在社会中进行试点与铺垫，而是自上而下地直接推向全国。这种脱离执政体系的决策方式，使得改革在启动之初，就失去了与党内多数干部和执政团队的有效衔接。
这种政治孤立导致了两个严重后果。首先，改革政策在政治系统内部缺乏足够的理解和共识，即便是党内高层，对改革目标、节奏与路径的认识也存在分歧甚至对立。其次，执政党的社会基础——遍布全国的党员和基层干部——在改革过程中成了“局外人”。他们既不清楚改革的战略目标，也感受不到改革与自己切身利益的关系，自然也无所谓支持。这不仅削弱了执政党长期建立起来的政治动员能力，更让最高领导层在推行改革时形单影只。
在这样一个长期封闭的社会环境中，戈尔巴乔夫贸然提出“公开化”与媒体开放，几乎是一次政治上的自我拆台。公开化的本意是增加政府透明度、提升社会信任度，但在缺乏循序渐进的舆论引导与信息管理机制的前提下，它迅速演变为对苏联历史与现实的全面抨击。开放媒体很快变成放任媒体——不仅允许，而且事实上鼓励了对国家历史的全盘否定，对执政党的长期执政合法性的质疑，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贬损与嘲讽。大量“反苏”“反共”的言论借助公开化政策迅速占据舆论高地，而缺乏有效引导的苏联民众，在长期信息封闭之后，骤然被海量负面信息冲击，极易从怀疑走向失望，从失望走向否定。
这其中还存在着国际舆论的作用。西方媒体和智库早已将苏联视为意识形态竞争的对手，在苏联开放信息渠道之后，它们迅速利用这一机会，通过各种明暗手段扶持国内的反对派、异议人士与文化精英，将他们塑造成“自由的象征”“真相的代言人”。而在一个缺乏独立媒体传统、缺乏批判性新闻训练的社会中，开放往往意味着被外部舆论力量迅速占领舆论场。这直接导致苏联的国际形象从二战战胜国、超级大国，骤然坠落为西方媒体口中的“流氓国家”“人权恶棍”。国家形象的急剧崩塌，不仅损害了外交与战略地位，更在国内制造了深刻的心理冲击——大量苏联民众开始怀疑苏联制度的正当性，甚至怀疑苏联存在的必要性。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另一个致命问题，是其与原有执政结构的完全脱节。在政治危机加剧时，他没有回到执政党体系内部去团结干部、稳固执政基础，而是继续依赖小圈子的顾问与西方式的改革蓝图。这种一意孤行不仅未能化解危机，反而使最高领导层进一步偏离社会实际——既得不到党内的全力支持，也无法赢得批评者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政策的推进实际上是“双失”状态：政治支持力量丧失，社会信任基础瓦解。
必须强调，问题并不是“不能开放媒体”“不能增加透明度”，而是这种开放必须建立在有序、渐进、可控的基础上。对于一个长期封闭、缺乏公共舆论与政治多元化传统的社会而言，开放必须伴随政治引导与制度性保障，需要一个明确的节奏、路线与舆论管理框架。这种框架既能避免舆论完全被敌对势力操控，又能让社会各群体逐渐学会在理性、客观的环境中讨论国家历史与现实问题。而戈尔巴乔夫所推行的改革，不仅没有这种节奏感，反而是一次急刹后的急转弯，让整个社会措手不及。到最后也印证了托克维尔的“宽松崩塌”的经典描述：最危险的时刻往往不是压迫最深的时候，而是统治者开始改革的时候。
如果对比同一时期的中国改革开放，就能更清楚地看到差别。中国的经济与社会改革采取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模式：先在经济特区试点，逐步扩展至全国；在政治上保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舆论上进行严格引导与审查，防止出现意识形态真空。这种模式虽然争议不断，却确保了在改革过程中，执政党始终掌握政治节奏与社会舆论的主导权。而苏联的开放，则是在没有舆论引导、没有渐进试验的情况下，直接全盘开放，把整个社会置于信息与价值观的风暴之中。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思想基础本身就存在缺陷。他试图在不彻底否定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引入西方式的政治开放与市场经济元素，最致命的是没有底线的政治开放，有如让两头奔向不同方向的马拖曳一辆破旧的马车，结果既无法维持原有体制的稳定，又无法真正建立起新的体制基础，最终只能是车毁人亡。对党内干部来说，这种改革方向模糊不清，看不到可预期的政治前景；对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在开放舆论中看到的，更多是制度的丑陋与腐败，而不是改革的希望。这种“双重失望”正是社会信心全面崩溃的直接原因。
在这种氛围下，改革不仅没有成为解决危机的工具，反而成了危机的加速器。经济停滞、民族分裂、社会对立、党内离心，这些原本就存在的问题，在改革的推动下反而迅速集中爆发。可以说，苏联的改革不是因为改革本身而失败，而是因为改革从一开始就与社会基础、政治结构、舆论生态脱节，缺乏一个能够维系政治稳定与社会信任的支点。
因此，苏联的改革经验表明，任何体制转型与社会改革，都不能脱离自身的政治与社会基础，不能忽视舆论引导与渐进节奏，更不能让改革领导人陷入政治孤立。一旦改革变成精英小圈子的实验，而社会大众只是旁观者甚至被动的承受者，那么改革就失去了最重要的生命线——广泛的政治与社会支持。这不仅会让改革目标无法实现，更可能像苏联一样，在改革的名义下走向体制的崩溃。
若改革失去根基，便像无根之木，必然在风暴中倾覆，而无法在大地扎根。
大鱼 谷歌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