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杂思录 5.3 革命成功是斗争策略的成功 * 生命 社会 价值 思想 *
第五章 苏联成败
5.3 革命成功是斗争策略的成功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首先是斗争策略运用的成功，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社会生产实践中的胜利。它是一场在特定历史时刻、特定社会矛盾与国际战争背景下，革命领袖利用敌对势力分裂、社会秩序崩解与群众情绪激化的机会，以高超的政治和军事策略迅速夺取政权的政治行动。这一历史事实决定了十月革命的成功与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经济发展到资本主义高级阶段、工人阶级成熟壮大”的经典条件并不一致，也说明革命成功与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政治斗争的艺术，而不是纯粹依赖意识形态理论的历史逻辑必然性。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需要与生产力发展相匹配的经济基础。然而俄国在1917年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俄国虽然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有过一定工业化进程，但在总体上仍是一个农业国家，8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城市产业工人只是社会人口中的少数，并没有形成像西欧那样人数众多、组织成熟、政治经验丰富的产业无产阶级。俄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尚处在初级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未深度改变整个社会结构。因此，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中的逻辑推演，俄国并不处在“资本主义发展到极限、必须跃迁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节点上。
但列宁清楚地认识到，革命不必拘泥于经典教条，而要抓住有利的政治时机。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接连战败，军事失败引发了政治危机；沙皇退位后，临时政府既无力结束战争，也无法稳定经济，更不能满足农民和工人的迫切要求。粮食短缺、物价飞涨、城市动荡、乡村不安、民族矛盾加剧，使得社会进入全面危机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布尔什维克党提出“和平、土地、面包”的政治纲领，精准击中了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疲惫厌战的士兵的核心利益诉求。这一口号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忠实再现，而是列宁对俄国社会现实的灵活回应。它具有高度的政治动员力和直接的情感感染力，是革命策略的核心抓手。
列宁的政治智慧在于，他不拘泥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先工业化、后革命”的历史阶段论，而是借助战争失败造成的权力真空，利用临时政府内部的软弱和各政治派别之间的分裂，采取集中化、组织严密的党领导模式，把布尔什维克党塑造成唯一有能力、也有意愿立即结束战争并满足群众诉求的政治力量。他深知在多党制和议会政治的格局下，布尔什维克难以凭借选举获得多数，因此采取了绕开选举、直接夺取政权的策略。十月革命的迅速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少数派通过高效的组织与果断的行动战胜多数派”的政治实例。
在具体策略上，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采取了多条并行的斗争路线。首先是争取士兵委员会和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支持，把苏维埃塑造成比临时政府更“合法”的政治权威。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不仅是政治口号，更是削弱临时政府、转移合法性基础的策略工具。其次是利用媒体与宣传战，布尔什维克报纸《真理报》以及大量传单、演讲在群众中迅速传播，把临时政府描绘成资产阶级的帮凶和战争的继续制造者，而把布尔什维克党塑造成和平与正义的代言人。再次是渗透和控制关键的军事力量，特别是主战场彼得格勒驻军和工人为主体的武装力量红卫兵。军事上的控制为十月武装起义提供了决定性保障。最后是利用敌对阵营内部的不信任与分裂，使临时政府在关键时刻无法形成统一抵抗，从而在几乎没有大规模流血冲突的情况下夺取政权。
这一系列策略的共同点在于，它们并非源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入实践与成果积累，而是对当下政治格局的精准把握与利用。这种斗争艺术既显示了列宁的政治天赋，也揭示了一个事实：革命的短期胜利可以来自策略上的卓越执行，而不是必然依赖于社会物质基础的充分成熟。换言之，十月革命的胜利更多是政治博弈的成果，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逻辑的自然产物。
然而，这种以斗争策略为主导、以政治夺权为核心的革命成功模式，也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留下了深远的制度烙印。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中的高度集中统一、严密的组织纪律，以及对异见的坚决排斥，在和平时期延续为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形成，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必然要求，不如说是革命夺权时期的组织惯性和政治文化的延伸。革命时期的斗争逻辑往往强调效率高于程序、集中高于分权、意志统一高于多元共识，这种逻辑一旦内化为国家治理的常态，便很难在和平环境下自我调整，从而导致日后政治僵化与体制固化。
历史经验表明，政治策略的成功并不等于经济和社会建设的成功。十月革命固然在短时间内改变了俄国历史的走向，但并未解决俄国落后的经济结构、单一的产业体系、技术依赖和农业低效等根本性问题。相反，由于革命后立即面临内战与外部干涉，苏维埃政权不得不将大部分资源投入军事和安全领域，推迟了经济重建与现代化的进程。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经济领域的实践始终未能摆脱战争动员式的计划模式，缺乏有效的市场机制和生产激励，这为苏联后来的经济困境埋下了伏笔。
因此，十月革命的胜利更多地应被理解为一次高超的政治与军事行动，而不是一次顺应经济发展逻辑的历史必然。它展示了政治斗争中策略、时机与组织力的巨大威力，也说明，意识形态在革命中的作用往往是动员和正当化的工具，而非直接的经济社会发展蓝图。革命可以依靠策略取胜，但一个社会的长期健康发展，终究必须回到生产力发展与制度建设的现实土壤之上。
革命并非必然洪流，或是少数人手中的利斧，在风暴中劈开历史的另一扇门。
大鱼 谷歌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