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否決川普的關稅政策與下一輪的憲政危機

作者：海阔_天空

发表时间：2026-02-22 22:18

海闊天空博客|海闊天空視頻 |2026年2月22日

作者：海闊天空

前言：2026年2月20日，美國最高法院以6比3的裁決推翻了川普的全球關稅政策，對川普內閣做出了歷史性的駁斥。這項在「學習資源公司訴川普案」（Learning Resources, Inc. v. Trump）中的裁決，否決了川普第二任期經濟議程的核心支柱，並引發了行政當局與聯邦法院之間激烈的憲法對峙，如今這場對峙正威脅著法治的根基。

這場衝突並非真空產生的孤立事件。它是2017年以來的川普各種各樣無視憲法的言論和舉措，保守派大法官裁決的累積結果，這些因素共同標誌著川普當局施政方式正越來越偏離憲政法治。

一，最高法院的否決：第一修正案 vs. 帝國總統

此案的核心是行政當局對1977年《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的激進使用。一年多來，白宮一直依賴這項國家緊急狀態法規，向幾乎所有美國交易夥伴徵收所謂的“互惠關稅”和“非法交易關稅”，產生了估計約1600億美元的收入。

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代表多數派撰寫了裁決書，駁回了行政當局的核心主張：即在緊急狀態下“監管進口”的權力本質上包含了徵收等同於稅收的關稅權力。法院強調，憲法是明確的——徵收關稅和稅收的權力屬於國會，而非總統。

法院援引“重大問題學說”（Major Questions Doctrine），判定行政當局在沒有國會明確授權的情況下，不得擅自承擔“變革性”的經濟權力——在此案中，這相當於增加了1.4萬億美元的稅收。法院裁定，即使是宣佈了國家緊急狀態，也不允許總統奪取國會的“財權”。憲法第一條言出必行。

這一論證呼應了詹姆斯·麥迪森James Madison在《聯邦党人文集》第47篇中的警告，他寫道：立法權和行政權集中在同一個人手中，“可以公正地被稱為暴政的定義”。這項裁決不僅因其結果令人矚目，更因其聯盟構成而具有深意：三名由川普任命的大法官加入了多數派，強調這不是一個黨派性的裁決，而是一個憲法性的裁決。

二，川普對最高法院的強烈攻擊和污蔑

川普立刻作出強烈的負面反應，且在個人攻擊層面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大量 Truth Social 帖子和白宮講話中，他抨擊該裁決是“荒謬的”、“寫得很爛的”和“極其反美的”。

川普向大法官進行最尖銳的攻擊，宣稱他為自己任命的人感到“羞愧”——明確點名大法官戈薩奇（Gorsuch）和巴雷特（Barrett）——指責他們對憲法“不忠”，且缺乏保護國家的“勇氣”。他甚至暗示外國利益集團和全球主義者影響了最高法院——這些指控未提供任何證據。

然而，最具後果的不是言論，而是蔑視的行動。在裁決下達後的24小時內，川普簽署了一項新的行政命令，試圖重新徵收10%的全球關稅（隨後增至15%），這次援引的是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這一極少使用的條款允許為了應對國際收支問題而徵收長達150天的臨時進口附加費。

其傳達的資訊非常明確：法院限制不是必須遵守的界限，而是可以繞過的障礙。

三，為什麼這具有危險的先例性

過去也有總統批評過最高法院的裁決。但是川普對最高法院的情緒化和毫無事實根據的惡毒攻擊是史無前例的。通過將最高法院大法官描繪成敵人——“愚蠢”、“不忠”、“反美”——川普削弱了聯邦法院在公眾眼中的合法性。法院既沒有軍隊也沒有預算；其權威取決於公眾的信任和行政當局的服從。一旦這種信任侵蝕，憲政體制就開始瓦解。

同樣令人不安的是行政當局對“法律跳躍”（statute-hopping）的擁護——即在法院裁定某項行為違法後，立即援引另一個法律授權來實現相同目的的做法。這種方式創造了一種持久的憲政摩擦狀態，在這種狀態下，最高法院的裁決被視為“參考意見”而非最終裁決。

法律學者指出，這種模式反映了川普行政當局更廣泛的施政行為，包括移民海關執法局（ICE）等機構無視各級聯邦法院的判決和程式保障。綜上所述，這些行動表明了川普行政當局對司法監督本身的系統性蔑視。

四，破壞法治之路：從瘋狂言論到實際行動

川普的行為與其公開表達的權力觀是一致的。早在2019年7月，川普就公開聲稱： “我有（憲法）第二條，作為總統我有權做任何我想做的事。” 他在2020年、2024年以及第二任期內多次重複這一主張——將第二條視為一張“空白支票”，而非憲法列舉的行政職權。

這種觀點被JD·萬斯（JD Vance）放大了。2021年，萬斯在一家保守派播客上表示，連任後的川普應該： “開除每一個中層官僚……當法院阻止你時，像安德魯·傑克遜那樣站在美國公眾面前說：‘首席大法官已經做出了裁決，現在讓他去執行吧。’”

2025年2月9日，已身任副總統的萬斯在X平臺上寫道： “法官沒有控制行政當局的合法權力。” 這篇帖子發佈時，聯邦法院正對川普行政當局早期的行動發佈禁令。在批評者看來，這不像是對三權分立的辯護，而像是對司法機構的警告。這種言論直接違背《聯邦党人文集》第51篇，麥迪森在其中強調，野心必須用野心來抵消——每個分支必須擁有抵禦其他分支侵犯的憲法手段。

關稅衝突並非孤立事件。它是“川普2.0”治理模式的一部分，該模式將國會授權視為可選。最顯著的是，行政當局已著手拆除聯邦教育部，這是一個由國會於1979年通過法令設立的聯邦政府部門。川普當局並未尋求通過立法廢除，而是試圖通過大規模裁員、資金凍結和單方面重新任命來掏空該部門——實際上是通過行政命令廢除了一個由國會創建的聯邦機構。

這種做法反映了一個更深層的憲政問題：川普當局表現得好像它可以抹除它不喜歡的法律，而不是執行國會通過的法律。憲法賦予總統的職責是“確保法律得到忠實執行”，而非廢除法律的權力。結合對關稅裁決的蔑視、對法庭命令的抵制以及免疫力主張，這標誌著總統職位正日益脫離立法的約束。

五，最高法院的自我武裝解除：2024年豁免權裁決

如果聯邦法院仍保留有效的執行工具，這種蔑視的危險性會小得多。但在2024年夏天，最高法院的六個保守派大法官竟然無中生有地捏造一套極為廣義的行政權力觀點，竟然宣告總統的“官方行為”享有絕對的刑事豁免權。

該裁決在憲法中缺乏任何明確的文本依據，違背了美國的建國理念，並直接破壞了——作為美國革命核心的——“沒有任何行政首長淩駕於法律之上”的原則。詹姆斯·麥迪森曾警告說，不受約束的行政權力是“暴政的定義”。

最高法院保守派這一裁決公然背離了半個世紀前的憲政先例。在1974年的“美國訴尼克森案”（United States v. Nixon）中，最高法院曾做出一致裁決，拒絕了尼克森總統以“行政特權”為由拒絕交出水門事件錄音帶的要求。當時的最高法院明確宣告：沒有任何總統可以置於法律之上。 尼克森案確立了一個核心原則，即總統的特權絕不能淩駕於司法系統的正當法律程式之上。

“總統絕對豁免權”這一裁決的後果現在已清晰可見：如果川普蔑視法庭命令並被控藐視法庭，他可以根據最高法院編造的“總統絕對豁免權”理直氣壯地辯稱，他的行為屬於受保護的總統職權範圍，免受任何制裁。因此，六個保守派法官無異于解除了最高法院自己的制衡權力。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在《聯邦党人文集》第69篇中指出，美國總統與君主有著根本的不同，正是因為他將受法律約束。2024年的豁免權裁決實際上模糊了這種界限，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行政首腦面前成為空談。

六，下一場憲政危機已經開始

最高法院沒有軍隊。其權威取決於行政當局的服從和公眾的信任。然而，法院在宣佈限制總統權力的同時，卻移除了執行這些制衡所需的工具。

川普行政當局已經將聯邦法院描繪成一個需要被擊敗的政治對手，而不是一個需要被尊重的同等分支（Equal Branch）。歷史對於那些在選舉中倖存卻失去了憲法限制的共和國有著慘痛的教訓。

如果行政當局繼續徵收已被判定為非法的關稅——或者通過迴圈利用緊急狀態理由維持一個事實上的永久關稅牆——三權分立在實踐中就會名存實亡。憲法第一章賦予國會的立法權變成了可選項，而最高法院的裁決變成了參考意見而已。

最高法院對於關稅政策已經作出裁決。現在的問題是，川普及其追隨者將在多大程度上蔑視最高法院的判決。始於關稅的爭議現在演變成了一場更根本的考驗：作為憲政法治共和國的美國是否能容忍一個將法律視為建議、將憲法視為障礙的行政當局；以及能否扭轉美國正在滑向建國先賢們曾反抗過的那種行政濫權獨裁體制。

2026年中期選舉將是美國選民回答以上這個問題，扭轉美國命運的第一次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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