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杂思录 4.19 自由离不开社会物质基础 * 生命 社会 价值 思想 *
第四章 意识形态与批判
4.19 自由离不开社会物质基础
自由，从来不是一朵漂浮在空中的云，它始终扎根于坚实的土地之上。这片土地，便是社会的物质基础——经济结构、生产力水平、社会分工体系、制度安排以及文化传统。离开这些具体条件，自由只是一种幻象，一句缺乏现实依托的口号。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近代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思想潮流，并非因为它纯粹的道德魅力，而是因为它在特定历史阶段与社会物质发展相契合，成为应对旧制度束缚、释放社会活力的思想武器。
自由市场是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之一，它不仅象征着经济活动中的自主权，更体现了自由与物质生产的内在联系。市场运行依赖于契约、规则、产权保护等制度安排，而这些制度安排本身就依赖于社会经济基础。没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成熟的经济体系，自由市场就无法存在，更遑论发挥作用。这意味着，自由不仅是精神追求，更是物质条件的产物，必须与现实社会的经济结构相互依存。
在人类的自然属性中，自由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生存、趋利避害、自我保护等本能，与群体性、秩序感同样根植于人类进化历程。群体性并非自由的对立面，而是自由的前提条件。没有群体的安全屏障和秩序约束，自由就会蜕变为丛林法则下的生存竞争。历史上，无论是原始部落、城邦制度还是现代民族国家，个体自由的保障都依赖于群体性秩序的维持。正因如此，任何将自由与秩序割裂的观念，都会在现实中走向失衡。
然而，在自由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抽象化与理想化的倾向时常出现。部分自由主义话语将自由从其群体性基础上剥离，甚至把秩序和规则视为对个体的束缚，而非保障。这样一来，原本为了实现更大利益而建立的群体秩序，就被曲解为限制自由的枷锁。结果，自由被塑造成一种孤立的、超越一切现实条件的理想，这种“去群体化”的自由观，极易滑向极端化的个人主义，反而侵蚀个体自由所依赖的公共利益的基础。
历史经验对此提供了清晰的警示。法国大革命时期，“自由、平等、博爱”曾是全民信条，但很快，雅各宾派在恐怖统治中以革命之名剥夺了公民自由，自由失去秩序与法律的屏障，群体意志凌驾于个体权利之上。自由在此不再是权利的保障，而是政治斗争中的筹码。美国建国初期的经验则相对平衡，宪法设计在保障个人自由的同时建立了强有力的制度约束，通过权力分立与制衡，维持了自由与秩序的动态平衡。两者的对比表明，自由若失去制度与秩序的依托，很容易异化为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
这种自由与秩序的关系，在经济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强调，计划经济必然走向极权，因为控制生产意味着控制消费，进而控制社会。他的论断在理论上具有说服力，也在部分历史经验中得到印证。然而，他将这种关系绝对化，忽视了现实社会中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复杂性。实际上，完全放任自由市场同样会带来严重后果。经济周期性危机、财富分配失衡、公共资源短缺，这些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来缓冲与修正。
凯恩斯在二战后的经济思想中，提出了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的主张。他并不否认自由市场的重要性，而是强调在危机时期市场机制的局限性。实践证明，战后西方福利国家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市场自由与政府调节结合的结果。北欧模式、英国战后福利制度、美国罗斯福新政，都是这种平衡思路的产物。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在尊重市场活力的同时，通过公共政策保障社会底线，防止市场失灵带来的社会动荡。这一模式虽然有争议，但客观上延长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期，也为自由的可持续性提供了制度保障。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转型，同样证明了市场与计划的互补性。改革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农业生产的自由活力，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市场机制迅速渗透经济生活。然而，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攻关、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则依然依赖政府的规划与引导。正是市场活力与政府调控的结合，使中国在短短数十年间完成了从短缺经济到全球制造业大国的跨越。这一经验表明，自由与计划并非非此即彼，而是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形成互补关系。
在现实社会中，自由总是与责任相伴。自由意味着选择的空间，但选择也意味着对后果的承担。现代社会中的自由，尤其是在经济与政治领域，并非无条件的放任，而是嵌入制度框架之中的有序自由。抽象化的自由观念，如果忽视这一点，就会变成逃避责任的借口。近年来，西方社会中以“个人自由”为名拒绝公共卫生措施、拒绝纳税义务、拒绝履行公民责任的现象，正是抽象自由观念走向极端的表现。这种自由的异化，不仅破坏了公共秩序，也削弱了自由本身的合法性。
自由的物质基础，归根结底是社会的共利结构。这种共利结构通过法律与制度体现出来——法律不仅是权力的约束工具，也是自由的边界线。秩序与法律并不是自由的对立面，而是自由赖以存在的制度化保障。没有法律的自由，只是丛林法则下的无序竞争；而没有自由的法律，则沦为专制的工具。因此，自由与法治的关系，正是现代文明的核心命题之一。
社会的共利秩序和法律，是人类社会性的体现。它既反映了个体生存依赖群体的本质事实，也体现了人类追求共同利益的理性选择。无论是在古代城邦的公民大会，还是在现代国家的议会立法，法律和秩序都起着维系社会合作的作用。正是在这种制度化的群体性基础上，个体自由才有了现实的空间。离开了这种基础，自由就会失去依托，沦为观念上的空壳。
纵观历史，自由从不是绝对的，它总是在物质条件、社会秩序与文化传统的制约下发展演化。忽视这一点的自由观，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难以持久。正因为如此，现代社会必须在尊重个人自由与维护公共秩序之间找到平衡。自由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无限扩张个人权利，而在于在群体性框架下保障每个人的生存尊严与发展机会。
因此，讨论自由，离不开社会物质基础。脱离了这一基础，自由就会变成乌托邦式的空想，甚至成为极端个人主义的庇护所。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如果不能在物质条件的基础上设计和实践自由制度，最终都将陷入理论与现实的断裂。理解这一点，既是对历史的总结，也是面向未来的警醒。
没有面包的自由，是虚幻的诺言；只有根植于现实的自由，才能生长。
大鱼 谷歌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