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人权报告

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一年

2021年是各行各业的劳动者继续为生计奔波、遭遇权益受损问题的一年，也是劳动者积极关注和争取自身权益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劳动者延续过去几年的势头，声量继续增强，发声所涉及的行业和群体范围也在扩大。疫情持续、经济萎靡和地方财政困难使一些行业的劳动者陷入收入减少、被欠薪乃至失业的困境。“双碳”“双减”政策的实行则对部分企业和行业造成重大影响，受波及的劳动者面临突如其来的停工和裁员，虽然感到手足无措，却没有停下维护权益的步伐。一些近年来受到重点关注的劳动者群体例如互联网从业者以及平台劳工，仍然在焦灼而紧张的对弈当中声讨剥削。企业、公益组织以及政府部门都做出了自己的回应，但是状况仍不容乐观。过去受到人们忽视的传统服务业工人，由于资本非正式用工的日益扩散乃至合法化，正在被看见。与此同时，一些新的问题浮出水面，引发越来越多的讨论。站在性别与劳动的交叉点，人们开始注视生育、婚恋、性与工作和就业平等之间的联系。中国海外劳工、研究生以及职校生的劳动状况也经媒体报道走进人们的视野。令人欣喜的是，除去过往的维权手段，我们也观察到，在许多行业，劳动者新形式的联结正在酝酿和诞生。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以及其它共享媒介，一些团结经验和文化实践得以累积下来，成为开启可持续生态的火种。尽管一些行动注定是转瞬即逝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行动者在短时内所能够产生的共鸣和影响力。这些都是我们推动改变所倚赖的资源。在本年度的最后一天，让我们一起盘点2021年主要的劳动权益事件，用这种方式跨越时迭岁替，从过往的记忆中汲取下一年用得上的智慧和勇气，让希望可以有底气地延续下去。

1、互联网员工权益拉锯

2021年，最先在舆论上吹响劳权号角的互联网从业者继续与大厂展开拉锯战。

1月3号，拼多多22岁女员工张某（网名“润肺”）在凌晨下班途中猝死，这位姑娘最后一条动态是“为拼多多夺边疆”。短短几天后的1月9号，同为拼多多员工的谭某从27楼纵身一跃，结束生命，死时父母还在为其准备午餐。对公司的忠诚和对奋斗的热情，却换不来拼多多的一丝怜悯。张某去世后，拼多多知乎官方账号在相关问题下创建回答：“你们看看底层的人民， 哪一个不是用命换钱。”引起轩然大波。对于报道过劳死的媒体，拼多多则选择起诉。面对舆论压力，多家互联网企业宣布调整工时制度。6月初，腾讯互娱旗下光子工作室宣布限制休息时段加班。快手、字节跳动、美团优选也先后宣布取消“大小周”。到8月26日，最高法、人社部亲自下场，在新一批劳动争议案例中宣布996严重违法。然而，这些表态却并没有彻底消除违法加班现象，而是让加班更加隐形。根据部分一线员工的反馈，新的加班制度让他们难以拿到加班费，造成更多无偿加班，一些加班不得不转移到员工家中。12月，腾讯科兴园同一地点出现两起员工跳楼事件。加上5月一名实习生的自杀，科兴园半年内发生三起员工自杀事件。而12月11日腾讯技术大牛毛星云在周末加班时间的自杀引起了广泛关注。有舆论指出，腾讯延续的违法加班以及严苛的绩效末位淘汰是员工患上抑郁并轻生的重要原因。

面对恶劣的劳动环境，仍然有员工选择站出来硬刚。一名腾讯前员工（微博：鹅厂监控哥）历经两年起诉后，于10月27日在深圳南山法院成功追讨了工作期间的年终奖9万多元。“南山必胜客”迎来失败。而在两年多以前，腾讯曾以该员工工作日在岗时间不足8小时为由否定加班事实，法院因此驳回该员工追讨加班费五百余万元的主张。可以预料，未来数年互联网行业的劳权拉锯战还将持续。

2、平台劳工权益未见改善

近几年，中国的平台经济经历了快速发展，愈来愈多人从事配送、网约车等行业。特别是疫情后，这些行业吸纳了更多非正规就业。这些劳动者大多与企业并无正式劳动关系，收入被平台持续压低；平台乱定规则罚款；工人受工伤后难以得到赔偿等情况相当普遍。

1月11日，江苏泰州海陵区的一家蜂鸟配送站前，一名骑手用汽油浇身点燃了自己。2020年底这名骑手就要离职，但站长以运力紧张为由拒绝，并一直拖欠他的工资，讨薪无果后这名骑手选择了自焚。令人愤怒的事远不止这一件，一位43岁外卖员送餐时猝死，饿了么出于人道主义只赔偿2000元，去世者家属获得的保险赔偿只有三万元。35岁顺丰骑手穿着顺丰工作服，一天干12小时，猝死后顺丰却不承认这是公司的员工。超强台风“烟花”7月25日在东海沿海浙江上海一带登陆前后三天，美团不顾骑手劳动安全，为沿海台风登陆点的骑士准备了7个活动，共计“629”元台风惊喜跑单奖励。在广东，有人去应聘美团配送员却要签协议“自愿放弃”社会保险等待遇。而石家庄的一家中通快递员在营业点突发疾病去世后，家属才发现当地站点从未给这名入职两年的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和缴纳社保。平台经济的二律背反在于，一方面，平台对劳动者进行了极其严苛精细的管理和控制，例如要统一着装、超时要罚款、对劳动进行数字监，另一方面，则将业务层层外包，将企业对劳动者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致诚劳动者发布的调研报告《骑手谜云：法律如何打开外卖平台用工的「局」？》指出，劳动者的利益被侵害后往往求告无门，这是因为要认定用人单位是谁，确定劳动关系已经变成了一件极其困难的事：“这个系统里，不单只有算法令骑手受困其中，更有一张精心设计的巨型法律关系网络将骑手包裹在内：A公司给他派单、B公司给他投保、C公司给他发工资、DEFG公司给他交个税……它们互相交织，将骑手紧紧捆住，可当骑手真正跌进前方的大坑并向外求助时，其中的任何一家公司都不足以成为他的‘用人单位’。”甚至骑手在注册平台时，就已经被暗箱操作认定为了“个体户”，从而失去了作为劳动者的一切保障。面对诸多不合理的情况，一些平台劳动者也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愤怒，集体罢送与个体抗议不断交织出现。从单次事件的参与人数来看，规模超过100人的工人集体行动的比例在过去一年多有所提升，而这一上升趋势在外卖员群体中最为显着。个体抗议包括：5月20日，陕西渭南一名外卖员当街焚烧外卖工作服和送餐箱，疑似因要交4000元手续费才能拿到工资、完成离职手续；6月19日凌晨，沉阳的美团骑手抓住美团App的系统漏洞，原地“完成”253个订单，登顶沉阳当地美团骑手的单日量榜单后注销了账号。最广为人知的团结行动，无疑是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的运作。通过与身边的外卖员建立线上群聊、拍下与工作相关的视频、创建微信公众号、发布短视频等方式，骑士联盟成功迫使平台企业对损害外卖员权益的事件做出回应。7月16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8个部委发表《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要求全面规范用工、补齐劳动者权益保障短板等。互联网平台行业其后陆续推出一些新措施，在工资、社会保险、工会组织上作出改变。但目前来看，新措施对平台的压榨行为影响轻微，平台劳工的境遇尚未得到明显改善。《意见》是否能如政府所愿纾缓劳动关系的矛盾和紧张，仍待进一步观察。

3、疫情下被忽视的劳工高风险

疫情之下，由于恶劣劳动环境和针对工人的防疫措施不完备，一些行业的工人暴露在病毒面前的几率更高，更容易受到感染。7月20日至7月22日，南京出现的41例新冠肺炎感染者多为在南京禄口机场从事保洁工作的40到45岁女工，这些女工受雇于一家劳务派遣公司，而劳务派遣公司和机场方对保洁女工防疫方面措施相互推卸责任，导致了众多女工的感染；8月6日武汉出现局部聚集性感染，中建三局武汉市沌口项目工地出现了首例感染者后，工地人员密集，食宿环境不佳和未做好通风措施，导致了局部聚集性感染的发生。工作时间过长也大大增加了工人的受感染概率。12月13日，浙江绍兴一例确诊病例为52岁出租车司机，此前已经连续多日从早上6点开出租车到次日凌晨2点，工作时间长达20小时。对于其他出租车司机来说，除了长时间暴露在高风险感染环境中，疫情持续、过高的“份子钱”以及车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等多因素的叠加都对收入产生了负面影响，从而引起多地司机wq。疫情之下承受高强度防疫工作任务的社区工作人员则较少受到关注。由于任务繁重、人手不足，他们容易陷入工时过长和过劳的处境中。1月6日，为石家庄核酸检测连续工作两天后，社区工作者李瑞芝晕倒后抢救无效去世。而在此类新闻的评论区中，网友发出的最多的评论是“大家都不容易”，但仅仅止步于“生活不易”的感慨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对疫情之中如何保障工人生命健康以及改善劳工环境的不断追问。

4、拉闸限电背后的停工与赶工

今年夏季由于珠三角地区错峰限电，许多制造业工厂不得不关闭空调，即使紧急购买了一部分大电风扇尝试吹走厂房内的机器设备开动产生的热气以让室内降温，不少工厂的室内温度仍在35摄氏度以上。东莞部分工厂负责人称“偷开空调会直接被关电闸”。9月23日以来，东北多地发布限电通知。而在9月24日，辽宁澎辉铸业有限公司发生了一起因突发限电而又未及时提前通知导致的事故。事故是限电导致工厂内的排风系统停止工作而引起的。23名工人因为高炉煤气中毒而被送往医院治疗。

浙江多地还出现了限电导致工人失业的现象。以“限电”为关键词在B站搜索相关视频，一名up主表示自己所在的工厂开始“上四休三”以后，为了补足“休三”的产能，需要加班至晚上12点，“现在做一天跟原来做两天一样”。评论区也有许多人评论因为限电，原先一天半的产能现在要压到一天做完：“上15天班只能拿15天工钱”，“一周上两天，上班两天从早上12点做到晚上12点”，“晚上11点做到早上7点”，足见由于限电而间接导致的高强度加班以及收入减少并不是个例。限电背后隐藏的工时过长现象同样值得关注，一些工人因为“开一停六”“开二停五”“开四停三”才能得到真正的休息。一名B站用户说“巴不得限电，这样就能真正回归8小时工作了”，下面评论回复道“等你被裁了，24小时都是你的”，短短两句话堪称绝佳的黑色幽默。

5、行业寒冬下的裁员和欠薪潮

教培行业在“双减”政策的重锤之下艰难喘息。高途、好未来、猿辅导、新东方等原先作为毕业生蓄水池的教培机构，不仅进行了大面积裁员，甚至其中多家曝出变相逼迫员工主动辞职以避免支付经济补偿金、正式合同变兼职、拖欠工资的丑闻，从而引起员工的集体维权。到年底，“优化”也成为互联网各大公司的主题。爱奇艺、腾讯、B站、芒果TV等互联网公司也纷纷传出裁员消息，爱奇艺裁员比例更是高达20%-40%之间，其中实习生和老员工成为被裁员的主要目标。裁员潮生动形象的演绎了收益老板享受、风险员工承担的残酷影像。年轻人为了稳定，开始选择走进体制内，寻找庇护所。2022年国考报名人数达202.6万，平均竞争比为59：1。而现实是公务员、教师、医生也在降薪和砍绩效。例如，江西上饶大部分地区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要求退回全部绩效奖。根据网传消息，江苏、浙江及上海公务员多项绩效奖也被“砍”，杭州减薪最多达25%。房地产行业的寒冬使得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群体继续面临讨薪困难的老问题。10月21日，一对农民工兄弟前往碧桂园讨薪，不仅遭到拒绝，而且被企业工作人员开车碾压，造成一位农民工盆骨粉碎性骨折、两眼视网膜脱裂。另一房地产巨头恒大债务危机，损害的不仅仅是业主的利益，更是农民工的利益。在贵阳恒大温泉小镇，忙碌一年的农民工没有收到一分钱，小孩临近开学却无法凑够学费。主要资产分布于房地产的宝能集团也陷入欠薪风波。6月15日，宝能汽车官微宣称已得到国企128亿元投资，而与公告的豪情壮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评论区里员工的讨薪浪潮。“工资不发、社保不交、牛吹上天”等词句充斥着评论区。尽管多地员工申请劳动仲裁，宝能集团却采取了无视的态度。这些事例充分说明，政策变革以及经济波动的成本，最终总是会转移到基层劳动者的身上。劳动者作为这些变动的被动承受者，只能选择默默忍受或者艰难维权，却基本没有参与各层面决策的空间。

6、传统服务业与非正式工人困境

5月27日，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首次审议了《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修正案（草案）》，这次近17年来的首次拟修改中，将用人单位的工资支付日的最低期限从原本的本月22日延长至支付周期期满后一个月，并删除了不定时工作制员工在法定休假日工作享受加班工资的规定。这样的修改不仅对适用不定时工作制或采用劳务外包、派遣等灵活用工关系的传统服务业工人的权益造成伤害，而且由于深圳特区的先行示范区身份，而可能造成其它地区的跟风效应，从而产生更大范围的不良影响。6月4日，兰新铁路发生列车与铁路施工人员相撞事故，导致9名外包工人身亡。11月19日，一名54岁的好邻居便利店店员在连续上了一个月12小时的夜班之后，在排队等待核酸检测时猝死，而便利店从未和他签署劳动合同、缴纳五险一金。

而今年频频登上热搜的上海迪士尼乐园与北京环球影城，也爆出了劳动者低待遇的新闻。身处童话世界的工作人员只能得到远低于地区服务业平均水平的薪酬，与之相对的，则是超高的工作强度与对员工严苛的情感劳动要求。一位自称是上海迪士尼乐园前员工的网友爆料，长时期的过劳导致自己内分泌失调、月经紊乱。12月16日，多名茶颜悦色员工在社交媒体的爆料引发了今年最后一轮关于服务业劳工权益的大讨论，仅9元的时薪与8元的提成与人均11小时的工时为这一网红品牌贴上了低劳权的标签。而在一些讨论中被当成模范来与茶颜悦色进行比对的麦当劳，也曾在此前频繁促销造成员工工作量加大且不支付加班费的风波中受到抨击。同样为劳动关系所困的还有互联网大厂的外包员工。这种外包关系不仅被用于从事保洁、保安、食堂等工作的务工者，且被应用到大厂的核心业务如软件、游戏开发上。从事核心业务的外包员工不仅在着装、工作牌等标示上低人一等，而且承担着比正式员工更多的工作量，工资更低，需要接受更多加班，却没有加班费，五险一金也是按最低标准缴纳。互联网大厂对工时制度的调整与这些外包员工无缘。而大厂里更容易被忽视的保洁、食堂务工者，他们大多是农民工，居住在生活条件恶劣的城中村，工作时如同隐形人。

通常被认为是个体户自主经营的货车司机今年也遭遇到不幸。4月4日，河北省沧州市货车司机金德强途经一超限检查站时，针对司机疲劳驾驶的北斗卫星定位意外掉线，执法人员将此作为违例情况对他罚款，为了表示抗议，他直接在执法人员面前喝下农药自杀身亡。实际上，北斗掉线事件仅仅是货车司机遭受公路机构各类盘剥的一个缩影。雁过拔毛，加上新兴货运数字平台的压价，货车司机的日子也过得愈发艰难。

7、女性员工权益

女性员工遭受公司领导、同事或客户性骚扰和性侵的现象已存在多时。而随着女性权益日益受到关注，这一问题在今年得到广泛讨论。在短短的8月一个月内，三家不同企业分别有女员工曝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类似事件。8月8日，滴滴公司的一名女员工发文称自己入职十天后被强制带入私人饭局，受到性骚扰，此后又被频繁强制参加酒局、接待客户。她报警强制猥亵后却不予立案，向上级投诉，反倒以试用期不合格理由被开除。8月11日，贵州国台酒业一名遭遇性侵的女员工也曝光了自己的遭遇，公司以工作能力不足的理由辞退了她。在这些酒局性骚扰的案例中，引起最大关注的则是“阿里巴巴女员工遭性侵案”。8月7日，一名周姓女员工发文指出，自己在7月出差期间遭到上司与客户的性侵，她向公司投诉后，公司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导致她不得不到公司食堂发传单声张权益。事件曝光后，阿里一边积极公关，另一边却以散布虚假信息、给公司造成恶劣影响为由解雇了这名女员工。12月初，阿里起诉了受性侵女员工，认为其侵害阿里名誉。将此消息由阿里内网扩散出去的另外10名员工也遭辞退。这位女员工此前也提起了性侵案上诉，但目前还没有结果。

同样是8月，多益网络被曝出毫无理由地突然开除了公关部的所有女职员，说辞是“停职调查”，但却强迫签署离职文件。由此可见，女性在职场中仍遭遇着显性的性别歧视。今年另一个重大事件是，多地延长了女性产假，并出台育儿假政策。其中，江西、浙江增加产假90天。陕西省提出对生育三孩的女职工再给予半年奖励假，总计产假达350天。包括修订草案在内，各地产假将长达128天至一年不等。部分地方也增加了男性陪产假。男性陪产假和育儿假的设立有利于男女双方共同承担育儿责任，一定程度减轻了女性在工作和家庭生活夹缝中生存的压力。不过总体来看，我国女性的育儿假期远长于男性，进一步增加女性育儿假可能加剧女性由于生育原因在职场上遭受的性别歧视。且非公就业、非正规就业女性以及女性农民工难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受家务劳动和生育影响，女性职工的升职机会降低，也存在社保中断的可能。在私企的招聘环节中，有过半女性表示在招聘时被询问婚姻和生育状况相关问题，有将近30%的女性因为性别原因在求职时遭受用人单位限制。如何在女性就业权益和生育权益之间取得平衡，在保证女性生育权益的同时消除职场的性别歧视，仍是我们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

8、性少数群体的就业平等

北同文化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支持下，于今年五月发布了《全国企业性别多元友善度调查报告》。在报告设计的122家企业中，只有13.9%的企业在规章制度中明确规定了反歧视和机会平等的内容，开设了性别平等的培训。这表明，大部分企业仍旧缺乏性别平等和多元的意识。作为国内第一位公开出柜的女运动员，中国女足主力前锋李影无缘今年的东京奥运会。6月24日，李影在微博公开出柜，并发布了与女友的合照，后在各方压力下被迫删除了这条微博。在随后公布的奥运会女足集训名单上，李影并不在列。李影为国家队效力八年，参加过两届世界杯，是现役女足国家队中唯一获得亚洲杯最佳射手称号的运动员。有舆论认为，由于公开同性恋的性取向而被教练团队排除参赛资格，这是不公平的。

9、研究生与青教：劳动权益的模糊地带

高校研究生、青年教师作为传统观念上的知识精英，其劳动权益问题常常被忽视。今年，南京大学、延安大学一共有四名研究生与博士生自杀身亡，校方没有给出具体的原因，但种种线索都指向导师的压榨。11月23日，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的研究生谢鹏在自习室猝死，他本已应该在6月毕业，因为被导师要求“多干半年”而延毕。读研期间，除了原本的学习任务，谢鹏还不得不承担导师安排给他的打扫办公室、帮学弟修改论文等与自己学业无关的工作。校方则直接否认对谢鹏的死负有责任。不少研究生会玩笑式地将导师称作“老板”。在表面的师生关系背后，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确存在着隐性的雇佣关系。国外许多大学已经建立了研究生工会来保障其权益，而在国内，尽管近两年新闻频出，社会各界依然对此缺乏足够的关注。不仅是研究生，高校体制下严格的等级秩序与僵化的行政管理也造成了许多问题。6月7日，复旦大学数学学院青年教师姜文华持刀杀害学院党委书记的悲剧，已经极端地展现出了高校内矛盾的尖锐性。据称，姜文华因为科研任务未达标，没能通过“非升即走”的大考核，就在学院宣布解聘前，他作出了疯狂的选择。“非升即走”是国内高校广泛实行的“3+3”式制度，六年后如果没有评上副教授或教授，只能走人。而事实上，青年教师能够通过六年考核的比例不到十分之一，甚至还存在许多三年就踢人的情况。在这种大环境下，高校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同样沦为学术血汗工厂中的奴工。

10、职校生实习乱象与悲剧

在2020年的统计中，全国共有9865所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的数字为1628.14万。这些没有上高中的40%年轻人涌入了职业学校。中职生往往会被分为三类：参加对口高考的、直升本校大专的和直接毕业的。进入高三之前，他们必须接受学校安排的实习，这份实习往往在最基层的流水线。6月25日，就读于湖北十堰丹江口第四中学（丹江口职业技术学校）的17岁高二学生余铭，被学校安排到华高王氏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实习15天后，在宿舍楼道跳楼自杀。在自杀前余铭向父亲诉说，说是来实习其实是来搬箱子，一个箱子二十多斤，一天要搬十几个小时，不允许请假和旷工。与余铭一同来实习的还有另外100多名未成年人，实习前被告知是去公司敲键盘，被“骗”来实习后，班主任警告余铭，再旷工就开除学籍。余铭父亲将求助信发在网上，控诉这场由校方组织的集体实习中，工厂非法用工，强迫劳动，最终将儿子推向死亡。9月4日，微博用户@小鹏失眠睡不着 发布消息称自己在去年1月被湖南省郴州市武临县职业中等专科学校安排强制到湖南久森新能源的工厂实习，并在实习过程中因意外导致手被卷进机器中，右手落下残疾。涉事企业和学校拒绝给他做后续手术，不肯出医疗费。实习是教育实践的重要环节，本应是职校生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渠道。然而，在现实中，不少职业院校把学生强制安排在流水线上，不仅将强制实习与学籍、毕业证挂钩，而且实习内容与所学专业无任何对口之处。学生往往也不能全额拿到自己的劳动所得，学校的克扣盘剥使职校生成为学校敛财的工具。工厂对职校生也缺乏必要的劳动安全保障。若学生受工伤，学生只能自己承担责任和后果。对企业来说，职校生顶岗实习，既解决了用工短缺的难题，又无需按正式员工标准支付报酬，不过是廉价劳动力。尽管教育部等五部门已在2016年制定了《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以禁止上述现象发生，但职校生实习乱象仍层出不穷。归根结底，这仍然是由于规定缺乏强制约束力、职校缺乏权益教育以及职校生难以找到维权途径。在这样的劳权环境下开展普职教育分流，只会导致更多年轻人踏上实习地狱的不归路。

11、浮出水面：中国海外劳工生存状况

2021年3月，5名中国河南籍农民工经中介介绍，抵印度尼西亚进入位于东南苏拉威西省首府肯达里的中资镍业巨头德龙工作。该企业于2015年始在印尼投资建厂，已有镍铁冶炼生产线30条，其工业园为东南苏拉威西省第一大企业。然而，该工业园近两年事故频发，多名中国籍工人受工伤或死亡。工人还发现企业给予的待遇与中介最初的承诺不符。中介承诺月薪为1.3万元人民币，但最终没有工人能拿到全额。出国前规定工作时间为9小时，工人们实际工作时长却超过10小时。此外，资方未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而是将劳动关系转移到外包公司。外包公司对工人随意降薪，对抽烟、玩手机等行为都会进行罚款。拖欠工资也是常态，到今年10月底，很多工人已四月有余未拿到工资。在经历护照被扣、与所在外包企业协商归国反被讹诈、向使馆求助无望后，9月中旬，5名工人涉险偷渡马来西尼，试图改道回国，但被当地警方逮捕并最终遣返回印尼工业园。在工人家属、律师与劳工关注者的多方协作下，截至12月底，5名工人已确认搭乘回国的班机。然而，工人们付出的代价已是惊人的。我们看到，随着中资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越来越多的本国工人也通过中介途径被输送到国外从事各种工作。而这些工人不仅面临缺乏国内和当地劳动法律保障的尴尬境地，因而总是遭遇极其恶劣的劳动环境，而且容易遇到无法融入当地生活、缺乏支持网络等问题。企业正是利用这些因素规避用工责任，对工人大加盘剥。但愿这个刚刚浮出水面的问题能够得到更多关注和解决。

12、打工人也需要生活

2021年10月12日，一个崭新的项目 “打工人也需要生活”（#WorkerLivesMatter）在网络上出现。该项目最早由4名95后程序员发起。项目所贡献的共享文档“公司作息表”在上线短短几天内就得到打工人的广泛传播，最多时收录了6649条各企业的劳动权益状况信息，累计百万浏览，复盖行业超出互联网，也包括金融、房地产以及外企和部分事业单位。项目提议：任何行业任何地区的打工人都可以通过填写问卷的方式来分享所在企业的工作作息。然而，从10月13日起，该项目就遭到不同平台的阻挠，其共享表格、项目官网以及GitHub 地址先后遭到QQ、百度、夸克、UC、微信的屏蔽。10月28日，该项目的小程序和公众号被永久封禁。11月1日20时18分，该项目删除了几乎所有信息，并将项目标记为已终止。11月8日，该项目在github上的最后地址也遭删除。与两年前的996.ICU项目相比，本次项目存续时间非常短暂，也更直接地遭到来自各方面的围剿。但是在项目的初衷以及运作层面，我们看到一些新的创造。借助互联网的新技术，劳动者得以发出最真实的声音，尝试跨行业乃至阶层的联结和互助，尽管这种联系非常脆弱。在它的遭遇当中，我们也看到线上行动所面临的困境。即便是此类遵纪守法的温和倡议，也越来越不为系统所容。#13劳动者与文化：躺平、牛马与海德格尔4月17日，躺平吧题为《躺平即是正义》的帖子引发热议。帖主“好心的旅行家”写道：既然这片土地从没真实存在高举人主体性的思潮，那我可以自己制造给自己，躺平就是我的智者运动，只有躺平，人才是万物的尺度。躺平旋即成为整整一年的流行词，用来指称““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娃、不消费、不工作”的反内卷主张。官媒随后多次对躺平思潮开炮抨击。躺平吧以及相关豆瓣小组亦被关停。

在同年爆红的还有B站up主大猛子。作为刚从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大猛子将自己在半年里的工地工作和见闻录制成视频上传到B站，其对建筑行业恶劣环境的吐槽，引起许多打工人的共鸣。“有人出生就在罗马，有人生来就是牛马”则传遍互联网，成为网民批评社会阶级分化的金句。然而，大猛子也很快遭到所在国企的约谈。随后，他的一些视频遭到删除。另一则引起舆论漩涡的文化事件，则是某家非虚构平台对翻译海德格尔的农民工陈直（化名）的报道。这篇非虚构报道源于作者对当事人的线上采访，却在11月18日采用自述形式发表，从而引起争议。一些观点认为，对学习精英文化的底层劳动者加以表彰，实际上反映了底层劳动者所处的弱势的文化位阶。正是劳动者在各方面的受抑制状态，使得ta们缺乏创造和传播自己文化的渠道和资源。我们在上面提到的事件中也能看到：虽然互联网为劳动者提供了发声平台，然而，一旦那些揭露社会矛盾、容易引起共鸣的声音获得扩散，它们就会被迅速扑灭。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仍然在创造自己的文化。当我们谈论文化时，只以海德格尔为师，却遮蔽那些说出“牛马和罗马”的人，这确实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

二零二二年

2022年是充满煎熬、难堪和纠结的一年，也许也是人们想要匆忙告别的一年。我们说，在2022年的每一天里，时间仿佛总是虚度的。我们居家，静默，生命好像停滞在一个无人关注的角落。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被催逼，焦灼，一个个画面、一条条信息被推到我们面前，令我们手足无措，坐立难安。

我们希望从劳动者的角度来总结这一年。这不仅由于仍然有无数劳动者的权益受到损害，由此酿成悲剧，也是因为我们希望让那些不可见的变得可见，让差异变得清晰，让我们彼此可以联结起来，形成不遗忘任何一个角落的记忆。当然这很难，而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

苦难已经太多。让我们在回忆以前，一起许愿吧。

我们希望，劳动可以真正给人带来快乐。人们可以真正自由地做自己爱做的事，而不是为了生计四处奔波，寄人篱下。

我们希望，如果不快乐，我们可以不劳动。我们可以有大把大把的时间挥霍，去休息，去玩乐，去看这个精彩的世界，去和不同的人见面和交往，没有任何阻碍。

我们希望，没有人再为劳动生，也没有人再为劳动死。我们真正拥有自己的生命，分享自己的生命。没有任何强迫。没有任何霸权。

我们希望，我们记住彼此，记住还有许多不幸者，记住不幸者各有各的不幸。记住为了全人类的幸福，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必须走下去啊。

以下是2022年度劳动权益事件盘点的正文内容：

1、封与开：防疫体系里的工作者

2022年12月，持续了三年的“清零”政策正式结束。然而，公众很快发现生活并未迅速回归到疫情以前的状态，取代封控困扰人们的是大规模的感染潮。在卫健委宣布不再在官网发布疫情信息几天后，日本、美国、意大利等国家分别宣布要求来自中国的旅行者提供阴性核酸证明，历史似乎又螺旋着回到了一个原点。无论是在清零封控政策下，还是在放开后的感染潮中，防疫体系里的工作者无疑都面临着最大的压力。医院里的医护人员，养老院中的护工，社区基层的防疫工作者，方舱的建设工人，乃至进行核酸检测工作的核酸工人，一面承受着大量工作的压力和劳动权益的损害，一面也在舆论和风向的变动中体会工作价值感的获得与失去。

3月13日，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出现群聚感染，一线医护人员在防护衣、口罩等防疫物资不足的情况下被院方强行要求工作。院方还将医院出入口封住，不让医护和其他患者、家属离开，但又让没有防护装备的护士去照顾阳性患者。最终医护和医院领导发生严重肢体冲突。3月29日，微博网友曝光，1500余名浙江医护为支援上海防疫，凌晨3点出发，夜间返回，甚至自带两周食物。而曾在武汉疫情中间写下《查医生援鄂日记》的上海仁济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查琼芳，用文字描述了上海4月世博展览馆临时集中隔离收治点的超时工作问题：“查医生连续工作了快33小时，可能需要先休息一下” ，“排班表已经修订到第13版了，但队员们无人休息”，“（困得不行了就）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会儿”。而根据媒体报道，在隔离收治点外，进行核酸检测的上海医护同样经历每日十小时、中间无休的工作模式，核酸检测“最多的时候一天采过1000多人，1000人的话近10个小时。你至少抬手1000次，浑身都很累。不能吃饭、不能上厕所，这样一天200块钱”。

12月防疫措施放开后，随着患者数量激增，大部分医护人员的劳动处境进一步恶化。多家医院发出倡议书号召医护“轻伤不下火线”。但医护也是人，医护也会感染、生病甚至死亡。12月13日，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一名23岁研究生陈某在寝室内突发疾病晕倒，同学称其带病在一线工作，连上三天班。该学生经抢救无效后于12月14日22点08分去世。

必须指出，医护人员的劳权状况在疫情以前已经十分堪忧，只是很少受到公众的关注。以护士为例，2017年《中国护士群体发展现状调查报告》显示，九成在职护士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0小时，一成护士每周工作时间甚至超过60小时。此外，大部分护士还面临经常值夜班、收入低、职业伤害风险高等问题。这背后则是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拨款的长期不足。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从2009年至2019年，公立医院每年只有7%-10%的收入来自政府财政拨款。而疫情三年以来，医院还要做到自负盈亏，往往选择通过损害工人权益的方式来压缩人力成本。

医院和养老院的护工待遇则更在正式医护职工待遇之下。2022年1月，上海政协网发表的一篇稿件指出，上海“护工每周工作时间超过70小时的高达73.42%，各种职业保险、医疗保险等也得不到保障”。3月16日至4月初，在上海封城期间，东海养老院出现护工和老人院感事件。院方在此期间存在未及时隔离核酸阴性和阳性的老人等问题，期间亦有老人去世。许多临时护工被从中介处招募进养老院时，对院内有感染者并不知情。这些护工还面临着连续工作时间长达三十多个小时、缺乏防疫设备和药物、工作环境不卫生、工资得不到保障、无法离开养老院等问题。

除去普遍的过劳问题，不少医护人员和核酸检测工人今年还遭遇了欠薪。微信公众号"护理人"的文章提到，继7月21日辽宁省丹东振安区医院连续五个月未发工资被曝光后，网络上很多医护留言均表示自己工作的医院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况。同月，沉阳的多个核酸监测点工作人员（俗称大白）因领不到工资，集体罢工。8月2日，有媒体报道，宿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被员工投诉欠缴住房公积金。院方其后称因先后5轮腾空院区收治新冠肺炎患者，收入大幅下降，暂无财力为职工购买住房公积金。11月30日，公众号“大猫财经”发布的一则推送中显示，不少小区的核酸检测员聚集在一起高喊“还钱、还钱”。还有一些检测员表示，他们在进行核酸采集时会遭到辱骂。实际上，大多数一线检测人员基本都是各种劳务公司经手的外包员工，许多工人未领到工资也是因为中介截留了款项。

方舱建筑工人今年也继续遭遇欠薪、感染等问题。3月23日前后，长春市兴隆山方舱医院、吉林市高新北区方舱医院、长春市农博园方舱以及廊坊市方舱等多家方舱医院的建筑工人和志愿者在网上发文求助，许多工人感染新冠，未得到妥善安置，劳务公司此前承诺的隔离补助也并没有到位，且普遍存在欠薪等问题。而廊坊市方舱自3月17日完工之后，根据当地防疫政策，工人们不被允许回家，市政府没有安排临时居住地点，当地酒店也不愿意接受，于是部分工人只能住在车里或露宿街头。直到4月2日，工人才表示已被安排在户外住帐篷接受隔离。方舱工人的困境并非一日之寒：早在2020年2月，《农民日报》一篇报道指出当时武汉火神山医院的建筑工人被拖欠工资。同年3月，377名武汉雷神山方舱的建筑工人在14天隔离期满后无法回家，只能继续滞留在隔离点，同时失去了隔离补助和收入。而这些工人困境的根源，仍然在于建筑业常年实行的层层分包制以及房地产和建筑企业高流动性的资本管理方式。

从防疫体系内部劳动者的境遇，我们可以看到，工人的诉求往往并不能被“清零”和“共存”之争所简单涵盖。他们的困境贯穿了疫情三年，但权益受损的根源却远出现在疫情以前。无论疫情和防疫政策如何变化，劳动者都面临着非常棘手的劳权问题。疫情原本是改善这些工人群体尤其是医护工作者权益的一个良好契机。然而目前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的转变。与此同时，我们也在思考，如果这些防疫体系里的劳动者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决策权，我们是否也能看到防疫政策朝着更加科学、民主和符合公众利益的方向去改变。在此我们呼吁，各级政府和公立医院都应当更加切实地去提升医护工作者的权益和地位，倾听他们的诉求，并加大对公共医疗的投入，不要让劳动者群体流汗、流血又流泪。

2、闭环管理与居家办公

受疫情封控政策影响，许多企业陷入停产境地。2022年5月31日国务院发布了《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第五条“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政策”中第27项提到“优化企业复工达产政策”，部分原文如下：“积极引导各地区落实属地责任，在发生疫情时鼓励具体条件的企业进行闭环生产，保障其稳定生产，原则上不要求停产。”

而在这之前已经有企业开始尝试以闭环生产的方式解决停产难题。4月22日，上海特斯拉作为白名单上的重点企业，率先复工。彭博社称，8000名复工的员工被强制进入“闭环系统”工作。简单来说，就是吃住都在公司，尽量避免与外界接触。另外，彭博社得到的一份特斯拉内部备忘录显示，“因为宿舍数量不足，工人们只能睡在工厂地板上”。停产前，工厂每天生产约2100辆车，实行8小时轮班制。复工后，特斯拉则改让员工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一周六天上班，只休一天。5月5日，上海达丰电子厂发生工人抗议闭环管理的事件，数百名工人冲出闭环关卡。达丰厂是台资企业广达在上海的分公司，主要为特斯拉和苹果等公司加工电子产品。该厂于4月20日复工。据悉，工人在当晚冲出闭环关卡可能是由于厂区发现感染者，也可能是由于闭环管理导致工人无法获得生活物资。

10月-11月，针对闭环管理，郑州富士康工人采取了大规模集体行动，引发关注。10月初，郑州港区富士康园区爆出疫情。10月12日，企业对近20万员工采取了闭环管理的措施，但并没有阻止病毒在厂区和宿舍扩散。10月中下旬，厂区出现工作和生活环境恶化、阴阳混住、瞒报疫情等情况，感染工人无法得到及时的安置和照顾。10月底，大批富士康工人冲破闭环，徒步返乡，并在网络上引起大规模关注和讨论。11月1日起，富士康表示允许工人返乡，多地工人老家政府表示将安排大巴接送工人返乡。面对大批工人流失的局面，富士康推出员工激励政策，将工人薪资提高4倍。河南省地方政府则举全省之力为富士康招工，试图帮助企业稳定产量。在此期间，园区继续实行闭环管理。11月23日-26日，新招募的一批工人在园区举行大规模抗议，并与安保和警方发生激烈冲突。矛盾点聚焦于富士康擅自修改奖金发放标准以及园区阴阳混住等问题上。期间有大量冲突视频在网上流传。据称有多名工人受伤和被捕，详情未知。企业于11月24日表示给予每位离职的新进员工1万元补偿。此后，有消息称部分工人返回江苏徐州老家时遭当地政府阻拦。徐州方面表示郑州并未就送返工人事宜提前告知。富士康事件作为一个典型表明，闭环管理是地方和企业以牺牲工人利益来实现保产和防疫双目标的手段，但这一手段在工人的抵抗下仍然不免走向破产。

除此之外，一刀切的闭环管理还在铁路线、矿区和大学等多个工作场所酿成悲剧。10月份，山西大同大秦铁路湖东电力机务段人员爆发群聚感染事件，为了确保煤炭不断供，网上传出大秦铁路公司要求火车司机不停工作的消息，工人们只能冒着感染风险维持大秦铁路运转。11月11日，深圳大学一名保洁女工在南校区跳楼身亡。一些深大学生反映在学校闭环管理之下，员工生活环境恶劣。由于学校并没有条件提供住宿，后勤员工只能在学校各个角落打地铺，在厕所晾晒衣物和洗澡，在清扫工具间放置被褥和枕头。根据《11月28日清华疫情座谈会会议纪要》，清华大学亦存在部分食堂、宿舍和商户后勤员工睡在工作场所的情况。11月中旬，在阳泉静默期间，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潞安化工的五矿矿场工人被要求住在公司宿舍保障生产，工人阴阳混住，导致矿内疫情不断扩大。同时，由于药物、食品短缺，很多发烧的工人只能吃泡面，感染者得不到治疗。11月28日下午，山西省长治市潞安集团五矿（原阳煤集团五矿）矿长王睿自杀，用自己生命的代价换来上级领导对五矿现状的重视。       

而对于白领群体来说，封控造成的大规模居家办公也导致了工时变长、收入降低、公司滥用软件监测员工工作状态等一系列问题。5月，在线职业教育公司尚德机构要求北京朝阳区全员施行居家办公，并强行安装电脑监控软件，每五分钟自动截屏，每天截屏次数不够89次的算旷工。而居家办公期间的收入，各公司解决措施差别不同，无统一标准，一些公司只支付基本工资，或者付70%，有的则只支付社会保险费用。  

还应该注意到，无论是封控期间的居家办公、闭环生产，还是放开后急迫的复工复产，都可能成为推高工时的帮凶。根据统计，2022年8月最新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劳动时间达到48小时。以现在中国法定的每周工作40小时来计算，每人每周平均加班8小时，每月（按照每月平均4.35周计算）平均加班时数达到34.8小时。这个数字已经逼近中国劳动法的每月加班上限36小时。同时也不要忘记，这仅仅只是官方有限统计范围内的平均工作时间，意味着现实中已经存在大量超时劳动者，而且状况还在持续恶化。

3、疫情和防疫政策的其它广泛影响

自1月起，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体广泛传播，在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下，各大城市陆续展开防疫封控，外来务工人员面临多重困境。停工停产导致务工者“手停口停”，收入下降甚至无薪。

1月，西安封闭管理，许多建筑工人被困工地，缺乏食物和炊具，基本生活出现困难。在工人进行网络求助后，一些热心市民通过快递、快送等方式捐赠了部分物资。地方政府随后宣布取消救助户籍地、居住地申请限制，由乡镇和街道对外来务工者实施救助。4月，上海进入全域静默后，外卖骑手和日结零工同样面临严峻的状况。许多日结零工人由于无法找到工作，缺乏稳定的劳动关系保障，只能住在地下通道、桥洞、公共卫生间等场所。随着管控的扩大与升级，这些公共场所也陆续关闭，导致一些务工者露宿街头。4月4日，浦东新区滴水湖临港新片区建设者小镇的建筑工人表示隔离期间有多名工友验出染疫，但杨浦区并未响应他们做核酸的请求。4月19日，浦东新区张江路孙桥镇上海建工工地的亦被曝出有工人染疫，但当地并未提供隔离和救助措施。

在务工人员大量居住的城中村，由于人口密集、基层人员严重不足，进入防疫管控状态后，面临诸多困难。3月，上海许浦村开始封控，村委会加上志愿者总共十二人，要维持八九千人的基本生活；村委与疾控中心分属两个系统，工作与信息掌握情况断裂，导致管理混乱。一个民间临时互助小组的援助实录指出，许多在沪外地民工的困境在于，即便相关街道、居委即使有心救助，也无从得知有待救助的露宿人员身在何处。此外，居委会派发物资是按户计量，因此对于群租性的、蜂窝式的员工宿舍并不会增加物资供应。即使居委会发放了物资，但许多非本地户籍人员所居住的房间不要说囤积食物，就连冰箱、灶台、锅具都没有，因而就算能收到物资也不能料理。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11月的广州，海珠区康乐、鹭江片区居住了大量务工人员。区内居民聚集参加核酸检测导致感染、生活物资及药品的供应与配送出现困难，而疾控中心的转运，需要通过不定期排队才能等到。无论在上海的许浦村，还是广州的康鹭片区，城中村居民获取信息、反映诉求的渠道都面临阻塞、缺失的状况。11月13日至15日，由于不满封控的现状，康鹭片区发生居民大规模冲卡事件，促成11月30日海珠区宣布全域解封。

防疫管控不仅限制了城市内部的活动空间，也让跨地域流动变得困难重重，使务工者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原地静默则由于无法开工而失去收入；回乡又面临原籍管控、返乡歧视等问题。部分地方政府为减轻疫情防控压力，以各种手段限制人员返乡。例如，1月15日，陕西西乡县堰口镇出台奖惩制度，由当地干部、村支书、民警等电话劝止在外人员返乡，按照10%的返乡率进行现金奖惩。11月26日，新疆阿勒泰市7名福建籍工人在归家路上冻毙于暴风雪中。新疆自8月进入封控后，人员离疆受严格限制，工人原本应该在十月中下旬停工返乡，由于防疫限制滞留当地，直至11月26日暴风雪来临之际，公司才紧急通知同意工人离开，由此酿成悲剧。

疫情及防疫政策还带来了就业歧视的问题。由于既往感染或未接种疫苗造成的求职被拒现象一度非常普遍。7月12日，女工阿芬被发现在虹桥机场卫生间住了一个月，她于3月底到上海务工，但遇到封控，被送往救助站后感染新冠，康复后因感染经历无法找到工作。招工中介明确表示不收有阳性记录的人员。同样是7月，上海的陈先生因患严重湿疹无法接种疫苗，未获医院开具的纸质证明，而无法入职新工作。8月3日，曾是剧场场务的吴哥因三月赴上海做志愿者而感染新冠，康复后屡次求职均因“阳转阴”经历而遭歧视。8月25日，一女孩因没有接种疫苗而无法入职上海某电子厂。

7月29日，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关于坚决打击对新冠肺炎康复者就业歧视的紧急通知》，严禁用人单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以曾经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为由，拒绝招(聘)用新冠肺炎康复者。但是我们看到，直到8月份仍存在针对康复者的就业歧视现象。而尽管接种新冠疫苗并非法定义务，但针对未接种新冠疫苗求职者的就业歧视，实际上至少持续到了12月初防疫措施放开。

12月防疫政策逐步放开，各地陆续复工复产之后，带病返岗等新的劳权问题也开始普遍出现，但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12月18日，浙江省疫情防控办建议，无症状感染者可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继续在岗。同日，重庆市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下发通知，倡导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无症状和轻症干部职工做好防护，返岗上班。网络上陆续还流传一些企业群聊截图，显示个别企业将办公场所分为“阴阳间”，要求感染者在阳性办公区工作。还有企业表示员工感染新冠后只能请病假，若请假则没有全勤奖励，若不请假且不来上班，则按旷工处理。这样的政策已然让一些劳动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2月18日，退役军人景兴起在武汉富士康工作时因新冠病亡，年仅26岁。景兴起在去世前已发烧多日，身体一直不适。但由于厂区内无法获得核酸和抗原阳性证明，也买不到退烧药，景兴起不能入住富士康的爱心康复区。最终，在得不到有效治疗的情况下，他倒在了富士康的宿舍。

4、多行业寒冬：裁员、失业规模创新高，欠薪问题依旧

面对史无前例的漫长寒冬，年内互联网大厂继续开展多轮大规模裁员。

1月中旬，滴滴开启了复盖几乎全公司的裁员计划。知情人士指出，滴滴国内业务无法注册新用户，市场份额下降，导致其总体裁员比例达到约20％；1月4日，多位快手内部员工透露，快手从去年年底开启较大范围的裁员，复盖电商、算法、国际化、商业化、游戏等多个业务部门，个别团队裁员比例达30%，快手方面回应裁员传闻称系例行“业务优化”；3月14日，微博用户“X法师Tony”透露一批互联网大厂的裁员部分情况如下：

数据腾讯：腾讯PCG将大规模人员优化,比例达30%；小米：裁员至少70%,互联网全线裁员；百度：游戏部门300多人几乎全部被裁,直播业务被裁员90%；字节跳动：HR团队一锅端；阿里巴巴：内部裁员大概2万人，有的部门将彻底消失；哔哩哔哩：电竞部门裁员，内部实习生称一层裁了100多人(含实习)。

从大厂公布的2021年年报中可以看出，近年来的大厂频繁裁员，实则是源于增速放缓后的业务架构调整需要。以裁员的方式来减少之前简单外延式扩张造成的员工冗余，对大厂来说是一个急刹车的过程，但对于千千万万的被裁员工和求职者来说无疑是严酷的生死局。

然而，无论是今年京东、B站将裁员称为“毕业”还是早前马云“向社会输送人才”的说法，都无法掩盖互联网大厂想方设法节省裁员开支的残忍现实。职场博主“王落北”于5月27日曝光了一份某二次元大厂总监开裁员动员会的46分钟内部录音，信息量巨大，内容涵盖如何用绩效、考核来推动裁员。录音中提到，“一定要讲他们的绩效有问题，他们能力有问题”“不要讲说是公司规定，不给员工落把柄”“一定要明确给他扣上，他就是能力不行……”，“制定一个他完不成的PIP目标，给他一个考核期，比如一个月到三个月，再考核，PIP考核不过就直接离职”。通过这些手段，许多大厂试图规避法律规定的辞退补偿金。

除去大规模裁员，互联网行业还针对留职员工采取了一系列降本增效的措施，我们仍需要密切关注这些员工的劳动权益是否受到损害。在财报数据低迷的背景下，许多大厂也扩大了业务外包的范围，提高外包员工的比例。根据光子星球的一篇报道，以往互联网大厂外包业务主要集中在通用、非关键、稳定性欠缺、劳动密集型岗位上，如字节跳动的审核岗、美团的外卖小哥、拼多多的客服、阿里菜鸟网络部分岗位等。但如今，许多技术岗位也越来越多采取外包的模式。而有过大厂外包经历的求职者都对大厂外包的评价不高。首先外包公司没有针对员工的晋升培养梯度，受聘人员在大厂的处境就像一个替补。其次，外包人员在面对待遇完全不对等的情况时，往往也会产生较大的心理自卑感，比如正式员工有加班费，外包则是无偿加班，且外包员工的五险一金是按最低标准购买等等。还有一部分外包员工原本倚赖加班费来增收，但由于企业效益下降，过去每周两次的加班费也被取消，改为只能加班换调休。事实上，外包人员在员工总数中占比已不小，例如腾讯的人力部门，外包人员占比就超过了员工的一半。

面对越来越恶劣的职场现状，也有一些年轻人勇敢站出来说“不”。如1月25日晚，腾讯企业微信产品部的应届生认为腾讯用来表彰的文档截图里“连续20多个小时高强度并行设计和开发确保了宣传页面按时上线”“持续一周高强度完成了超过200项产品和设计走查修改”等表述是“把慢性自杀当作荣誉激励”，该应届生在面对公司逐步推行加班治理政策而带给员工的绩效压力时选择离职——用脚投票，并认为自己的坚决离职会给后来者勇气，能够更敢于表达自己的不满；在这之后1月28日，微博用户“陈慕陈儿”实名举报多喜娃（深圳尼罗河移动互联科技有限公司）领导陈燕存在的问题，指出陈燕对员工要求苛刻，对下属以开除威胁，用语言攻击和电话轰炸折磨员工，压低员工工资，延长试用期并随意修改员工绩效。她还公开发出“我们离ICU真的就只有再加一次班的距离”的呼吁，并自陈本人因长期熬夜加班曾突发急性脑梗死，身体健康出现严重问题的经历。

除去互联网行业，今年房地产和相关行业的震荡，继续引发大量欠薪事件。如1月1日，员工李某和张某以威胁跳楼自杀的名义讨要工地建筑商拖欠的工资。青海省民和县公安局川口派出所将此次事件作为恶意讨债案件处理，并对两名员工进行了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这一处罚引起网友的不满。1月20日左右，微博一账号发布文章《中建二局碧桂园云顶一期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1月22日，还有一微博爆料称，西安奥园誉景湾景秀华庭一期总承包工程拖欠一家三人工资近5万元，并随附举报者手持“情况说明”与身份证的自拍。至今没有后文。3月12日，周口日报社房地产工作部副主任赵世全从周口报业大厦坠楼身亡。其妻子在报上发文表明赵世全是因无法回收广告款项，遭到报社克扣工资，没有收入，最终坠楼身亡。此外，今年陆续有多起俱乐部球员被拖欠工资的事件，也与房地产企业资金链断裂、频频暴雷有关。而公众对烂尾楼盘业主集体不还房贷事件的关切程度远远高过欠薪事件，折射出全社会普遍缺乏对劳权问题的相应关注。

去年12月28日，中国教育部表示，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076万人，中国大陆高校毕业生数量首次超过千万人。在毕业生总量激增的同时，大量企业裁员、延缓甚至停止招聘，教培、互联网、房地产等多个行业面临寒冬。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相关数据，今年6月份，16-24岁城镇青年调查失业率为19.3%，创2018年以来该统计数据的新高。应届生就业难，催生劳权受损事件，从上半年的“被毁约”，到下半年的“转正难”，关于应届生的话题始终不断。今年以来，京东、有赞、小米等企业均被曝出对应届毕业生的裁员行为。不少应届生是在即将转正时收到裁员通知。另外，在辞退过程中，企业迫使员工主动离职的事件频频发生，以此来规避试用期裁员的赔偿。

市场提供的就业岗位减少，与之相应的是考公考编大军队伍人数的不断增加，数据调查显示，仅2021年国考，报考后通过审核的人数有157.6 万，为近三年来新高，但最后只招录2.57万人，总体招录比为61.2:1。以云南省为例，2022年云南省事业单位报名总人数达35.52万人，总体招录比为39.7:1，为了不卷而卷进体制的年轻人出路依旧不明朗。

5、平台工人和传统零工：继续困在系统里

外卖员、快递员、家政工、网络主播等多个行业的平台工人继续受到多重因素的冲击。

1月23日，豆瓣用户“夺笋的潘达”发帖称，自己曾在“轻松到家”家政平台工作2个月，发现其拖欠数百名家政阿姨工资，且存在不为员工购买社保、请假扣工资、离职期（离职前三十天）工资减半、无周末补助、不按时发放劳动合同等问题。7月，该家政平台公司暴雷，称疫情期间的封控政策导致上门形式的家政服务难以履约，订单量锐减，最终由于资金链断裂而暂停全部业务。

2月15日，有媒体报道指出，外卖员正走向“职业发展的体系化”。根据饿了么《2022蓝骑士发展与保障报告》的数据，平台超四成骑手为全职，至于六成有其他收入的骑手中，近四成有本职工作，近三成在其他平台从事配送工作。稍作换算，以配送费作为主要收入的外卖员比例达到58%。然而，外卖员权益仍然受到持续损害。年内多地大城市的封控政策导致外卖员无家可归。3月13日，深圳政府连夜宣布临时采取临时封控措施，导致许多快递员和外卖员若要继续跑单，就无法回到住处，只能露宿街头。陆续有多个桥洞住满无法归家的骑手。有骑手备有临时帐篷，还有骑手只能睡在硬纸板上。4月，上海的疫情管控同样使得外卖骑手不得不在外流浪，甚至还要面临从市区内桥洞被驱赶的困境。由于这些骑手不是平台站点的专送骑手，他们中的大多数也难以入住到平台承诺提供的骑手爱心酒店，而一些向骑手开放的社区驿站持续满员，很难抢到床位。

在骑手多年的抗争和社会监督的背景下，平台也做出了一些让步。3月3日起，美团称将修改骑手服务的评价规则，取消对外卖员的扣款处罚。以往，平台的差评及超时罚款对骑手造成庞大的工作压力，导致骑手配送时被迫违反交通规则及超速驾驶。在新规则下，扣款改为扣分——超时、差评、提前点送达等行为会被扣分，而参加安全培训、有模范事迹可获加分。极端天气下所有扣分项会被默认取消。7月8日，全国总工会还开展了互联网平台企业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民主协商工作的试点，在上海市，“饿了么”推出了外卖骑手民主协商会，三方在劳动报酬、合理计算配送时间、劳动保护等方面达成约定。目前尚未见到这一民主协商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也难以确定作为代表的外卖骑手掌握了多少自主谈判权，是否存在民主的代表推举过程，因而其效果有待观察。

在快递行业，2月18日，一名做日结工的未成年人拍摄了关于自己在西安中国邮政快递分拣工作的视频。视频中显示，临时工所坐的面包车严重超载，且当天西安市还在下雪（2021年马鞍山市就发生过运输做物流分拣临时工的小车超载而引发的交通事故，造成10死6伤）。在工作过程中西安中国邮政还存在用工不规范问题，视频显示监工有打人现象。2021年底西安中国邮政就有一名员工在超时加班后于家中猝死，而针对该问题，中国邮政并没有整改的措施。6月12日，江苏常州一极兔网点被曝老板跑路，十几名快递员及员工被欠薪30多万，他们在网点打地铺睡觉等待答复。该网点的快递积压，生鲜快递已经腐烂发臭。极兔网点拖欠工资的事件不是第一次发生，此前也有南阳、重庆、沉阳等地的网点疑似“暴雷”。据报道，极兔快递于2020年进军中国后，采取低价战略扩张。各网点加盟商还受到极兔收购百世快递的压力，持续亏损。这些公司方面的压力通过各种形式被转嫁给一线快递员承担。

而在疫情放开后，北京市快递梗阻问题引发关注。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廖凌竹12月15日呼吁快递公司从其他地区派快递员支援北京，对重点区域以及药品、抗疫物资等进行优先派送。中国邮政、顺丰、京东、菜鸟等物流企业响应号召，从各省调派数千名快递员前往北京。据界面新闻报道，截至12月18日下午，京东已从各地调集约2000名快递员到北京处理积压的快递。这可能将给其他省市的快递业务带来压力。与此同时，在感染潮的威胁下，快递员的健康很可能无法得到保障。

今年有关平台工人的另一起大事件是货拉拉平台司机的全国集体行动。11月16日到18日，全国多地的货拉拉平台司机连续三天罢工，抗议平台为促销宣传损害司机利益，以争取更合理的薪酬和劳动权益保障。引发抗议的关键是货拉拉推出的“多因素计费”和“特惠顺路车”，这些政策使司机的收入降低。此外，司机过去花钱办理平台会员可以免去抽成。但是今年即使司机购买了会员，仍要向货拉拉平台上交5%到15%的抽成。司机就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核心诉求（各地司机提出诉求的细节有所不同）。

与此同时，相对较少受到舆论关注的网络主播行业也爆出多起权益受损的事件，出现劳动者与平台和文化公司之间缺乏劳动合同、无法确认是劳动关系还是合作关系、主播账号中内容的归属权不清等新形态就业的典型劳动争议问题。5月12日，虚拟偶像团体asoul官方宣布，团队成员珈乐因身体与学业原因进入“直播休眠”。虽然asoul所属的乐华公司因这一虚拟偶像团体而获得巨额收入，但网友爆料称珈乐的扮演者月薪只有1万元，提成1%，并长期受公司的职场霸凌。公司甚至以泄露个人真实信息对其进行威胁，逼迫其签订不平等合同。与珈乐扮演者这样的大主播相比，广大的小主播更缺少话语权：7月13日，呼和浩特一名主播爆料称自己没有劳动合同，工资没有着落，甚至还要陪公司主管喝酒应酬；7月26日，杭州市一名从事主播运营工作的22岁女生因连续加班去世；9月27日，西安有人反映一家文化公司诱骗年轻女孩甚至未成年人工作，拖欠工资并以各种理由扣钱；10月22日，《社会与法》节目报道重庆市一家公司拖欠女主播工资，甚至因主播解约而对其进行索赔。

除了平台劳工，建筑业工人也依然面临缺乏劳动合同和保障等老问题。7月，重庆市住建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文件，试点项目全部取消劳务分包制度，这对于解决建筑工人常年被拖欠工资、难以获得工伤赔偿等问题是一个重大利好。然而，8月2日，住建部和人社部联合下发的《关于修改<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称，不再强制要求建筑企业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这与此前要求建筑企业建立自有工人队伍的改革方向实际上是相违背的。建筑业工人劳权问题的化解前景仍然十分不明朗。

6、无保障的职业安全：极端天气与新能源行业扩张里的事故

今年是极端天气频发的一年。在中国，全国各地的夏季高温突破了历史极值，异常高温导致了多起劳动者热射病死亡，其中包括一位河南54岁洗碗女工(6月25日)、一名陕西的建筑工人(7月5日)、一名在湖北仓库打工的暑期工(7月9日)，和一位浙江的装卸工人(7月14日)。此外也有多起劳动者因中暑昏厥而被送往医院、确诊为热射病的例子——包括外卖骑手、交警，还有穿防护服的小区物资志愿者。上述死者和病人均是暴露在高温中长时间工作的体力劳动者。热射病是重症中暑中最严重的情况，因为身体周围的环境温度、湿度太高，人体温度调节功能失效，身体核心温度超过40摄氏度，并伴有一些神经系统的功能损害。热射病的致死率能够达到50%以上。在多起死亡事件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政府部门联合发布了文件，要求督促用人单位尽量避开酷热时段作业，适当增加劳动者休息时间和轮换班次，落实防暑降温措施，发放高温津贴。

热射病慢性、不易引起警觉却会引起致命后果的特点，也意味着一旦发生，其导致的工伤工亡在认定和获赔上存在重重困难。装卸工人张公死于出租屋内，死前就职的杭州湾物流公司，不承认“工伤”一说，一度只愿出于“人道主义”补偿丧葬费3万元。死者家属咨询过的律师表示，需要证明张公生前是在工作期间发病，且在48小时内死亡，方可认定为工伤。余姚市社保局和宁波市第一人民医院职业病诊断办公室则答复，既非上班时间、上班地点，也不是在上下班途中死亡，无法申请工伤鉴定；即便确定死因是热射病，也无法直接归咎于工作单位和工作环境。也有的劳动者则是由于劳动关系证明的困难——如洗碗工韦巧连未签有效合同、也未缴社保，而暑期工郭腾旭是被劳务公司派遣到传媒公司的仓库工作——而难以进一步认定工伤。热射病本就更高比例地常见于在室外高温环境中作业的体力劳动者，而这个群体的高度零工化，更加剧了他们在面对高温和其它极端天气的脆弱性。

在夏天，还有一个事故频发而权益却未受到保障的职业群体需要我们的关注：空调安装和维修工人。一个负责家电工程保险项目的保险公司员工透露，今年夏天他收到一百多条空调工事故的简报，包括维修空调从楼上坠落或坠亡、被电击等等。2018年，中国家电服务维修协会保险专委会称，每年中国有近亿件空调安装维修单，发生空调相关事故约5175起，集中在6月到9月，其中死亡事故约362起，每天约有14位工人师傅无法平安回家。出事的工人多来自农村，绝大部分是男性，年龄在25岁到40岁之间。在用工关系上，家电企业常常将售后业务外包，工人自己需要承担安全成本。而很多开发商房屋设计未预留安全作业空间，室内也无牢固挂点，增加了高空作业风险。由于大部分工人和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无法获得工伤赔付，出事只能获得商业保险赔付。

必须指出，以上这些工作安全事故都是在全球气候危机日益加剧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尽管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官方代表机构已通过多次联合国气候峰会达成共识，必须加快能源转型来扭转气候危机的恶化趋势。但将能源转型产业化的解决思路并没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今年仅在国内，新能源产业在资本飞速扩张下就已经让许多劳动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首先在清洁能源汽车领域，继去年比亚迪员工猝死事件后，今年7月长城汽车新能源汽车子公司一名研发人员高强度工作16天后猝死身亡。长城汽车实行大小周制度，周末节假日也常加班，人均月加班时数超40小时。而在4月长沙比亚迪的制造车间，先后有至少3名员工在一周内从宿舍跳楼，原因仍未调查清楚。长沙比亚迪今年还因超标排放汙染气体引起周围居民流鼻血不适而引起争议。

除了新能源车企的劳动问题，新能源电力行业的生产安全也引人担忧。在本土长年累月的政策刺激和补贴下，新能源发电有着庞大的市场需求，多个省份都在快速发布自己的风电和光电规划，然而扩张的行业产能与激烈的市场竞争似乎让企业在追求规模增长中牺牲了工人安全。近年来新能源电力行业事故频发。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全国各地已出现多起引发伤亡的风电、光伏、储能电站事故：

1月，甘肃省通渭风电基地华家岭西风电场5万千瓦项目施工过程中，发生一起触电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4月和5月，江苏泰州隆基乐叶光伏股份有限公司接连发生2起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7月，海上风电场项目施工浮吊船“福景001”轮在广东阳江附近海域防台锚地避台风时，锚链断裂，船在海上沉没，造成27人落水失联。7月，湖南湘锂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干燥车间进行旋转闪蒸干燥机调试时发生炉膛闪爆事故，造成1人死亡。8月，保定市曲阳县美恒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孝墓乡光伏发电项目发生一起安全生产事故，铲车从高处滚落而下，造成1人死亡。10月，江苏省启东沃太新能源有限公司厂房内储能电箱发生火灾，过火面积约120平方米。11月，新天绿色能源围场有限公司河北承德如意河风电场，一名员工进行风电机组巡视时，触及风机箱变高压电而身亡。12月，太阳能光伏行业的高新技术企业上机数控位于徐州的新能源项目发生火灾，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与此同时，为了弥补现阶段新能源电力技术局限所带来的发电不稳定、并网困难、储电效率低等问题，保持能源可以满足新增的电力需求，传统能源的开采产能仍然处在高位运转。目前来看，能源转型并没有减少传统能源行业的事故。国家矿山安监局山西局局长胡海军指出，截至11月中旬，山西全省煤矿共发生死亡事故52起，死亡62人，同比去年事故起数增加136%，死亡人数增加148%。截止到9月末，煤矿安全网统计全国煤矿作业的安全事故就有94起。显然，劳动权益的境况并不会随着采用新能源技术就自动改善。

7、研究生与职校生：处在用工“灰色地带”

12月15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23岁医学生因心源性猝死去世，此前网传信息称该同学阳性发热依然被迫上岗，在一线工作时猝死。

随着防疫政策的调整，医疗机构和医护工作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特别是同时具有“学生”和“医生”身份的医学专硕规培生。12月13日，中国医师协会发出倡议信，呼吁住院医师包括医学专业硕士生积极投身于疫情防控，而几乎与此同时，昆明医科大学、重庆医科大学等院校发生学生抗议，要求返乡以及同工同酬。

规培，即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最初意义在于通过一段时间的临床实践培养医学生理论知识与操作技能。2015年临床医学专硕培养模式改革后，由于医学专硕合格毕业生不仅可以拿到硕士学位，还能同时获得执业医师资格证和规培证书，理论上将缩短受教育年限，因此部分医学生在做选择时会更倾向于专硕学位。

在种种事件背后，我们应当看到规培制度才是悲剧发生的原因，防控政策的调整不过是一个加速器。首先在政策调整甚至疫情出现以前，医学规培生受压榨的事件就层出不穷，且多因用工地位模糊等多种原因，责任难以被追究。3月31日，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内分泌科研究生被发现自行割断颈动脉身亡。据称该同学因为在心内科规培轮转期间受带教老师粗暴批评而多次情绪崩溃；9月25日，广州医科大学神外科研究生跳楼身亡，网传原因是违反了科室10点以后不许开医嘱的规定而遭到多人批评。此外，在学生要求返乡的时候他们被认定为需要留岗的医生，在要求同工同酬时他们被认定为不具有劳动关系的学生，这种矛盾无疑把如今规培制度的荒谬之处放大到极致。在医疗资源紧张的时刻，学生的合理诉求也逐渐面临外界更多的“逃兵”“医德沦丧”的指责与不理解。应当指出，此种制度无异于杀鸡取卵。

四川省2020年9月1日起实施的《工伤保险条例》第四十五条把规培生纳入了参保范围；而今年3月民革中央提议明确研究生的劳动者地位，将研究生纳入非全日制用工制度保护，并将用工薪酬与工作内容挂钩。这些措施与提议如果得到真正落实与采纳，可以说是一种微小的进步。

与研究生同处用工“灰色地带”的还有更易受人忽视的职校生。2月11日，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护理专业学生小杨在江西南昌龙旗科技园连续12小时夜班后被紧急送医，随后抢救无效死亡，而此前他已有感冒甚至吐血症状，却无法从带队老师和领导那里申请到假期。2月24日，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民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护理专业学生向媒体反映，学校将他们派到仙桃市健鼎电子厂实习，每日工作超10小时，由于厂内实行两班倒，一名学生甚至精神恍惚而被钻头扎伤手掌，此外学生身份证被收走，工资也远不如厂内同类型岗位职工。

今年5月1日起实施的《职业教育法》中，规定了“职业学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并规定职业学校和实习单位违反本法规定的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而在教育部制定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中，也明确规定了职校学生实习岗位应与所学专业对口或相近；除相关专业和实习岗位有特殊要求外，学生顶岗与跟岗实习期间，实习单位不得安排学生加班与夜班。可以看出部分地区职业学校与实习单位全然违反了这些规定。这也表明了部分地区职业教育的缺陷。学生被学校安排进厂实习，由于此类实习基本都是学生毕业的条件，学生只能被迫服从学校的安排。在这种畸形制度下，学校完成了安排学生实习的任务，更有甚者从中收取差价谋得利润，企业得到了廉价的工人，唯独学生的权益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8、女性和性少数劳动者：在可见与不可见之间

2022年，《妇女权益保护法》获得历史性修订，加入了许多保障女性劳动者平等就业权、要求建立工作场所反性骚扰制度的条目。与法律上的进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严酷的现实：疫情之下，全球性别不平等状况持续恶化，女性往往不成比例地承担了低薪或无报酬的再生产工作，同时也面临着大量用工单位性别歧视的情况。

1月24日，由志愿者组成的就业性别歧视监察小组“就业性别歧视煎茶队”发布《2022年国考招考性别限制研究报告》。《报告》显示，2022年国考近半数职位存在性别限制，对过半数拟招考人员存在性别偏好。其中，偏好男性的人数是女性的1.52倍，偏好男性的职位数量是女性的1.56倍。11月14日晚，一张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拟聘人员名单的截图在微博引发争议。名单上，小学语文教师岗位分设针对男性和女性招聘的小学语文教师岗位，对男女之间学历、学校背景要求的差异明显。在这方面也有一个好消息：5月1日，三年多前因怀孕而被辞退的珠海樊女士终于得到原雇主的赔偿和道歉，这一案件也成为了我国司法实践中“平等就业权”民事纠纷的开创性案例。

今年两会期间，女性代表围绕产假和孕期待遇等问题，也提出了许多值得讨论的建议。2月27日，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大学研究院的蒋胜男提交《关于改善产假、陪产假及育儿假规定的建议》，指出目前的产假制度实质上默认了照顾新生儿的大部分责任由母亲承担，所以建议将男性的带薪陪产假增加到30-42天。女性产假和男性陪产假之间的天数差异进一步加大，导致男女员工因生育而对工作的影响程度有着更大差异，可能加剧女性因生育遭受的就业歧视，同时不利于提高男性对育儿活动的参与度，进而降低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3月7日，全国人大代表赵冬苓在小组发言时建议，国家应当为企业承担一部分因雇佣育龄、产龄、怀孕女性造成损失和负担。赵冬苓认为，现在很多保护育龄、产龄、怀孕女性的法律、政策，实际上都是在加重企业的负担。这可能变相导致企业不愿意雇佣女性，从而造成就业性别歧视。

然而，改变还远远不够。尽管MeToo运动已持续许久，许多公司在采取反性骚扰措施方面仍然较为迟钝。10月24日，一位入职美团两个月的应届生揭露上级秦昌江对自己进行性骚扰。随后，美团在内网放出消息称已将秦昌江开除，但并未对性骚扰一事进行公告和致歉。

还有一些女性工人的劳动权益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重视。有微博网友指出，今年4月上海疫情时期，抗疫一线女医护的卫生巾需求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抗疫第三年，卫生巾依然没有进入抗疫物资需求清单中。11月21日，河南省安阳市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造成38人死亡，2人轻微伤送医救治。在火灾中罹难的工人大多是女性，平时妇女们忙完家里的农活，便来厂里打零工。 而涉事企业从2016年至2021年期间，工伤保险等各项社保缴纳人数均为0人。目前，此次重大灾难仍缺乏一个清晰的调查报告。此外，同在 11月，深圳的两位保洁女工接连自杀坠楼身亡。

另外，在去年的年度盘点中，我们提到性少数群体的就业权问题。然而在今年的新闻搜集中，我们没有找到任何一条和性少数人群工作权益有关的报道，这表明国内工作场所的性少数群体仍然处在极度不可见的状态。而媒体可能缺乏对这一议题的关注或缺乏报道的有效途径。但这并不代表这一问题不存在。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新发布的关于性少数职场歧视的调查报告，在中国1571个性与性少数受访者中，已有21%反馈称ta们曾经在职场中因性倾向或性别表达受到歧视，可见LGBT人群极其容易在职场中受到歧视。

9、残障劳动者：促进就业并非唯一目标

根据中国残联的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2月，我国有8500万残疾人，约占总人口的6.21%。以上海的数据为例，上海共有约59万持证残障者，而登记的就业人数却仅有7.1万。且从残障者整体就业环境来看，多数的残障者仍然集中在低收入和低声望的范围。

近年残障劳动的政策逐渐从庇护性向竞争性就业转变，“饿了么”蓝骑士中已有逾3000位残障人士，喜马拉雅残障主播已超8000人、上万的残障者在淘宝天猫等电商平台开设网店或担任客服，还有不少残障人士在小型公司中做着数据标记的劳动。此外不可忽略的是，在富士康等制造业工厂中也招聘残障劳动者，他们被分配在流水线岗位上和健全工人一起工作。

这些残障岗位的宣传中，招聘者和媒体工作者往往使用了“残障者要自立自强”的话语吸引残障者，向社会展示包容的企业形象。然而，以残障骑手的相关报道为切口，我们便可以窥见这些企业展示社会责任背后的另一面现实：一些残障骑手因言语障碍、没有准时抵达送餐而被顾客投诉甚至报警。上观新闻的一则报道指出，有上海的残障骑手在送餐后，用户没有接听电话和看短信。骑手只能敲门通知，用户怀疑他是送餐晚了还装聋哑人，于是报警。最后站长处理了这起“意外”，然而骑手依然被用户差评。肢体残障的骑手在外卖管理系统中也非常弱势，公众号大地传媒坊在2021年采访了一名患过小儿麻痹症的骑手。他表示自己没有得到过平台宣传中所说的奖励和关怀，并直言：“我腿有这毛病，人家让干，能给钱就不错了，还敢提要求？”在大多数的主流报道和网络讨论中，我们往往只能看见励志宣传，或是健全消费者的抱怨，平台的角色则一直缺席，骑手由于残障和劳动者的双重边缘性也处于失声的状态。

图说：网上流传的一张截图，有用户抱怨残障骑手态度差，此事一度引起热议

在残障者从事卖货主播和网购平台客服的宣传中，残联和媒体还乐于强调残障者居家从事这些岗位的便利性。这种舆论导向也令人担忧是否会因此而使公众忽视了残障者外出就业的需求，从而减少人们对社会面无障碍化改造的关注和支持。在以残障者就业数量作为主要指标的官方支持工作中，残障平台零工的劳动权益也很少受到关注。实际上，他们同样可能面临工作时间过长、缺乏劳动保障等问题。

在流水线工作的残障劳动新闻报道中，一些企业落实了残障和健全员工同工同酬的制度，然而在大多数流水线中仍然不具备完整的无障碍工作环境。企业只是提供了一个就业岗位，却并未实施对残障者从劳动到生活的关怀政策。在疫情期间，为了减轻企业负担，原有政策中的残保金和其它企业赋税被放在一起减征免征，甚至是率先减征免征。这一做法折射出政策制定者和企业仍然主要将残障看作被安置的对象。而残障者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的权利和声音，由于政策和时代的沉浮处于极不稳定的情境中。

听障女性在劳动中面临的性骚扰问题也尤为突出。在社会福利公益企业中，存在听障女性遭遇性骚扰的经历。在这种更无声和隐形的侵害中，当事人却时常卡在维权的第一步：在公立机构仲裁部门中，没有手语翻译的服务可以提供。此外，译者金晓宇的故事也在今年被读者熟知。由于小时候经历意外，他右眼几乎失明。而与双向情感障碍相处数十年的他完成了22部共600余万字的外文译着。但不应该将他的经历视为一个健全者视角下的励志故事，金晓宇的故事实际上折射出在翻译劳动力市场上残障劳动者的困境。

金晓宇的故事也让我们将目光投向“精神残疾人”这一群体。以北京市为例，截至 2019年底，北京市持证精神残疾人约 52,973 人，实现就业的持证精神残疾人仅 4159 人，就业率为 7.85%。据“Hust数说”栏目文章，“各行业在招聘时，往往会根据职位特点从残疾类型、残疾程度等方面进行限制”，“从就业岗位分布况来看，肢体残障人士就业岗位分布最广，而智力和精神残障者可就业的岗位相对较少”。残障人士内部也存在城乡、男女的不平衡，其中农业户籍占79%，男性人口占58%。相关数据也显示，有424.4万人从事农业种养、238.8万人从事灵活就业工作。

我们还需要反思，促进残障者就业，远非为残障劳动者赋权、撬动“残障”情境对于世界想象力的终点，更远非反思资本生产与健全中心主义环境的终点。当前就业与康复治疗取得的成果远不能与残障的社会性歧视、环境和制度的重重障碍相抗衡。而关注残障者劳动权益的问题，就是在探索什么样的劳动可以实现对自我与他人的照护——这是关于劳动和人的发展的重要命题。

也应当看到，有相当一部分残障者的伤残是因工伤造成的。今年发布的人社部2021年公报显示，全年认定工伤（视同）的人数达到129.9万人，评定伤残等级77.1万人。与之相对的，却是众多工伤扶持的机构在近年被关闭，例如深圳砥砺和贵州惠民文化服务部，这对工伤支持事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同时，受工伤者面临的也不仅是经济和法律支持的匮乏。他们在漫长的生活中经历着时序的扰乱、社会交往的匮乏等长期的心灵困境。  10、高龄劳动者：离退休越来越远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进一步加快，中青年群体生育意愿持续低迷，养老保险金支出压力越来越大，高层推动劳动者延迟退休、老年人就业和少领取养老金的步伐肉眼可见地加快了。

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确定了男性60岁、女干部55岁、女职工50岁的法定退休年龄。但延迟退休的政策近年来越来越频繁地被提及，这被官方宣传为对标国际的做法。延迟退休不仅意味着劳动者将延长退休前的工作时间，还意味着劳动者将推迟领取公共养老金的时间。3月1日起，《江苏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这被视为延迟退休政策讨论十余年来首次在地方落地。江苏的延迟退休方案主要针对三类人群。一是，在目前男女退休不同龄的情况下，江苏提高了特定情况下女职工的退休年龄，例如将管理岗位的女工人退休年龄从50周岁提高至55周岁。二是，对目前法律规定可提前退休的特殊工种，经职工和企业协商一致，可以选择不提前退休，这些特殊工种主要是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繁重体力劳动和其他有害健康的工种。三是，职工可以自愿选择推迟退休，推迟时间最短不少于一年，需经本人申请、用人单位同意，并向社保部门备案。

在延迟退休之外，官方还推出了老年人就业平台。8月24日，中国老年人才网上线，据报道，该网站涵盖老年人关心的人才政策、调查研究、人才知识、招聘信息、志愿公益、老年教育等方面内容，为全国老年人才、涉老组织、为老服务机构及用人单位提供老年人才信息服务。然而，直至12月28日，该网站上总共只有77条招聘信息，且多为北京市的岗位，包括保洁、护工、医生、顾问等各行各业的招聘信息。

另一方面，今年上半年上海、天津、深圳、湖北荆州、广东珠海、江西南昌等全国多个省市先后发布建筑业对超龄农民工的“清退令”，禁止60岁以上（一些地区则是60岁以上男性、50岁以上女性）人员进入施工现场从事施工作业。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发现，即使没有行政命令，劳务市场的招工者也更倾向于选择更年轻的劳动者。在现有的条件下，强制高龄农民工退出劳动力市场确实容易使得他们陷入失业和贫困的境地，可能会使得他们不得不从事薪资更低、更无法得到安全保障的工作。但应该指出，恰恰是由于缺乏对农村户籍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导致他们不得不仍然在更具有劳动风险的建筑工地工作。而这背后则是持续了数十年的城乡二元分立的户籍管理制度以及差距悬殊的城乡二元化社会保障系统。忽略了这一点而谈论老年人的就业权问题，则无疑是在继续固化农民工为城市市民群体输血的牺牲者位置。

从养老保障方面，我们也看到官方急于摆脱大规模增长的公共养老金支出压力。11月4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多部门联合发布《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对个人养老金参加流程、资金账户管理、机构与产品管理、信息披露、监督管理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办法称，个人养老金自愿参加，相当于一个额外的个人封闭账户，每年缴纳金额上限为12000元，用于购买符合规定的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和公募基金等。当参加人达到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其他符合国家规定的其他情形时可以领取。分析认为这一制度更多适合收入稳定的中产和顶层精英阶级进行投资，但是对于大多数劳动者来说，很难借此实现养老的保障。

11、劳动法外的劳权问题：企业制度、监控与PUA

2022年8月30日，一位青年律师超杰在被达辉律所辞退后自杀。超杰从事民商事非诉讼领域，被开除的原因是在处理紧急工作时存储资料方式违反保密规定。超杰的做法其实得到上司的默许，但管理层得知后仍决定辞退超杰。随着超杰的死，许多不为人知的工作细节浮出水面：高薪和光鲜并不是这份工作的全部，无形的痛苦长久地存在着。超长的工作时间、普遍存在的职场PUA和无处发泄的压力，长期摧残着新人律师的精神与身体。

据报道，在他生前供职的律所，每个人的上下班时间会被精确到分钟上报给律所合伙人，IT会随时检查律师工作电脑中各项软件的使用情况，而职能部门还会把律师的一言一行都汇报给老板。除此以外，来自上司的言语羞辱更是给很多新人律师带来了身心折磨。据业内人士称，受前辈训斥已经成了工作的一部分；训斥大到业务方向，小到文档的行间距设置。“任何一项错误都可能指向你不够专业，不配做律师”，而有些责骂甚至上升到人格。律所界的劳动现状说明了这样一点，即企业可以以不触及法律底线的方式伤害劳动者的身心权益，实现对工人的支配和控制。

其中最典型的是运用企业内部的规定来约束、惩罚劳动者。2月，盒马鲜生一员工因工资单被同事看到，被盒马鲜生以泄露机密为由开除，盒马回应称工资属公司机密，员工手册中有明确规定。所谓薪资保密制度，实际上已经成为许多企业遮蔽同工不同酬现象的手段。同是2月，广东一公司全体员工因未回复微信群内的消息而统统被罚款200元。公司则回应这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执行。

除了明文规定的内部制度，企业也在尝试通过新型技术来强化对劳动者的控制。1月，有网友在招聘网站发现，一家公司招聘“过程管理工牌”的销售人员，该工牌产品所携带的功能引起网友热议，包括“行动轨迹定位”、“远程聆听”、“定位打卡”、“体温监测”、“排行榜”并配备“易于上手的后台管理系统”。点赞最高的评论道：“国内强奸犯还没戴上电子脚镣，打工人倒要先用上社畜工牌了？” 在2月的一次裁员潮中，一款可以监控员工上网行为、以识别其离职倾向的软件系统也引起热议。在爆料的监控系统图片中可以看到，员工有关离职的聊天关键词、访问求职网站和投递简历的次数都可以被统计。这种系统号称能提前发现员工的潜在离职风险，便于公司及时安抚或妥当处置。而在5月初，有用户爆料称，在线职业教育公司尚德机构要求北京朝阳全区员工居家办公，并安装电脑监控软件。每5分钟抓拍一次人脸，如果几次抓拍不到，就要扣除全部绩效，领导和HR也跟着扣钱，以至于“大家不敢去上厕所”。公司则表示是在员工知情同意的情况下由员工自行安装软件进行办公。在工作时间内，软件会抽查员工的工作状态，而不属于工作时间的个人时间不做抽查。从几年前的环卫工”智能手环“，到如今的智能电子工牌和电脑监控软件，可以看出，不管是办公室还是生产车间，对员工的监控都在技术产品的辅助下越来越精密，以达到员工效用的最大化。这些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于员工个人隐私权的追问。然而员工工作期间产生的互联网数据，特别是通过公司提供的设备，公司常常具有查看权限，也经过了员工的知情，劳动者很难在法理上挑战公司的“用工管理权”。

除了公司内部规则和监控技术，职场PUA是另一个劳动者不得不面对的员工操纵术。日本在2020年修正了《劳动施策综合推进法》，首次明确界定了职权骚扰，即权力上位者对劳动者施加了超过工作业务范围的言语和行为，对劳动者造成伤害，形式包括对员工的身体攻击，大声训斥，通过否定人格的言论和行动对员工进行精神攻击，以及通过无视员工的方式对其进行孤立等。 尽管中国的《劳动合同法》第88条有规定，用人单位“侮辱、体罚、殴打、非法搜查或者拘禁劳动者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但它并没有明确和强化与职权骚扰或霸凌相关的概念，而现实中劳动者能够依法维权对抗上司骚扰和霸凌的例子就更少。面对职场中的辱骂、贬低和精神操控，劳动者除了继续忍受或选择辞职以外，很难真正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以上所列均为传统法律疆域保护外的劳动权益议题。这些议题要求对劳动者数据权与隐私权更多的讨论，呼吁与时俱进、处理劳动者新困境的劳动法，也强调了人作为生理的与文化的个体的多面向需求与市场需求对个体劳动异化和窄化之间的内在矛盾。权益的问题同时也直击着权力的问题：公司内部规则的制定、新技术的伦理和应用，与反职权骚扰环境的建立——如何才能让劳动者在这些事务上具有不容被忽视的话语权？

12、海外中国劳工：缘何成为法外之地？

2022年，尽管国内前11个月一直执行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大多数公民受航班熔断机制等因素影响，很难跨国流动，但仍有大批中国工人持续被外派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建设，并面临极端的劳动权益受损及回国困难等问题。在去年的年终盘点中，我们曾介绍多名工人在中资镍业巨头德龙投资的印尼工业园工作时遭遇事故伤亡的事件。2021年9月中旬，为了离开恶劣的环境，还有5名工人涉险偷渡马来西亚，试图改道回国，后被当地警方扣留。

在劳工机构对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新加坡、约旦、巴基斯坦、塞尔维亚等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上工作的工人进行的访谈中，工作人员发现以下侵权行为是普遍存在的：扣留护照、限制行动自由、强迫超时工作、取消节假日、拖欠工资、强迫工人使用非法签证工作、欺骗性招募和虚假承诺、将工人与当地社区隔离、恐吓和威胁、向离职工人收取强制性高额违约金、不给伤病者提供救治、提供恶劣生活和工作环境、劳保和安全设施不足、无合理的申诉和维权机制、限制工人言论自由、惩罚抗议工人等。

而根据相关劳工机构于今年11月22日发布的最新报告，由于大批工人无法拿到有效工作签证而只持有短期商务签证或旅游签证，并通过错综复杂的分包链被雇用，这些工人中还有相当大比例未进入到官方统计的数据。因而，近年海外中国工人的数量要远超过商务部于2021年公开声称的59.2万。而海外多地领使馆对此类事件的处理也常常不够及时和积极。

今年海外中国工人权益受损的事件仍时有发生。2022年1月20日，于去年年底被爆出拖欠阿尔及利亚房屋建筑项目工人工资的山东嘉强置业有限公司提出，要到2022年年中才能向工人发放全部工资。5月23日，在印尼中苏拉威西省北莫罗瓦里县由中资企业德龙投资的大型镍铁电厂，又有一名中国工人被发现上吊自杀。9月13日，155名工人在印尼马鲁古奥比岛的中资雇主办公楼前讨要被拖欠的4个月工资。9月16日，另有一中资承包商被爆拖欠近30名工人近半年工资。9月25日，印尼小K岛某中资园区劳务公司要求工人交钱才能回国。该劳务公司还存在随意克扣和拖欠工资、伪造资质和合同等问题。此外，今年还频频有报道指出，中国大陆、台湾、马来西亚和其它东南亚国家的公民被欺骗和拐卖到柬埔寨。一些诈骗团伙会伪装成中介，以提供工作和旅游机会为由进行诱骗。受害者被贩卖后则往往从事强迫劳动。而这些被报道的事件仍然只是冰山一角。

13、文化事件与劳动者

今年有多部影像塑造了劳动者的形象并引起热议。

7月25日，一段名为《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的短视频在B站上被疯转。视频中，“二舅”被塑造为一个出生于农村、极具头脑但命运多舛的罹难者形象。二舅由于年少时的一场医疗事故而成为残障者，由此丧失了进入到城市实现阶级跃升的通道。但二舅没有丧失生活的信心，而是努力学习手艺，成为了乡村里的木匠。因而，他被视频制作者评价为“庄敬自强”。但批评者认为，二舅视频将苦难美学化的叙述姿态逃避了对社会结构性不公的追问。与短视频形成对照的是7月8日于院线上映的影片《隐入尘烟》。影片同样关注农村的劳动者，呈现农民的生活苦难，且具有鲜明的美学风格。与二舅视频不同的是，《隐入尘烟》通过输血的叙事线更多地呈现了城乡对立体制下农民被牺牲者的位置。主人公夫妇也并非由于残障而无法进入城市，而更多是出于对传统乡村生活的留恋、欣赏以及对现代化城市生活的拒斥。然而，这样的站位也使得影片招致另一种批评。尽管导演出身于农村，他仍然被戴上以中产视角去浪漫化农村生活的帽子。导演对性别议题的多次发言也招致大量观众的批评和不满。《隐入尘烟》在引起票房和舆论轰动后，于9月26日全网下架。

于去年年底上映的动漫影片《雄狮少年》和今年年初上映的主旋律影片《奇迹·笨小孩》则聚焦于近年来引起高度关注的“农二代”群体。《雄狮少年》的主角阿娟作为典型的留守儿童，从小缺乏父母照料。在影片中，他们通过学习带有民族性的传统舞狮技艺来寻回人生的价值。学习舞狮、参加比赛与外出打工以救治从城市建筑工地脚手架上摔落后陷入昏迷的农民工父亲形成叙事线上的交汇，也形成一组矛盾。而《奇迹·笨小孩》的主角则是一对历经磨难得以成功融入大城市的少年兄妹。在救治患有心脏病的妹妹这一剧情目标的设定下，哥哥景浩孤注一掷、借高利贷投资手机回收产业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被温情化和合理化了。我们很容易忽略在手工作坊式的集装箱工厂车间里，一幕幕损害工人劳动权益的场景同样在上演。失聪的工伤女工春梅坚持向工厂讨要赔偿，“三和大神”为了抵制黑中介和黑工厂，宁愿“做一天玩三天”，但他们缘何愿意在这个酷热不通风的小车间里忍受煎熬呢？我们只能随着剧本的导向将之解释为他们受到了景浩救治妹妹决心的感化。而这种无产阶级的互助情谊被鬼使神差地嫁接到大资本业务外包所需要的“奋斗者精神”上。在此，企业主奇迹般地成为了底层的“拯救者”。无论是通过寻回传统技艺中蕴含的民族品格，还是通过提取改开试验区叙事中的创业精神，我们都能看到这些影片在尝试通过不同的路径来为劳动者的处境提供一个合理化和理想化的答案。然而，作品无疑也避免了对劳动者的困境进行真正现实主义的剖析。

今年另一部爆火的影视作品是9月19日开播的律政剧《底线》。该剧多集剧情都涉及到近年来曾引起媒体关注的劳动争议案。例如在第一集中，MCN公司同网络主播只签署了经纪合同，由此认为不应当为主播过劳猝死承担任何责任。尽管在作品中，法院最终判决主播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一些分析认为，作品对家属形象的塑造仍然是存在问题的，如法官也在第一时间认为逝者弟弟是为了榨取姐姐最后的价值。由于该剧宣称由真实案件改编，围绕剧本是否歪曲了现实中对应人物的形象，网络上产生了很大的争议。

今年还有两部新工人文学的作品出版面世：由皮村文学小组写作的文集《劳动者的星辰》和范雨素写作的长篇自传体小说《久别重逢》。我们期待更多劳动者拿起笔或运用其它方式，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打破具有阶级性的社会分工。

二零二三年

2023年是危机深化的一年。

与人们在一年以前的期盼不同，2023年并没有将我们带回到疫情以前那个相对平稳、偶有暖意的时刻。与其说一切已不可能回去，不如看到矛盾一直存在、潜伏和积累，只是等待合适的时机爆发。过去的一年，持续且深化的系统性危机加速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越来越多劳动者感受到经济萧条、产业调整、人口结构变化、全球地缘政治冲突、不平等和极端气候等问题所带来的冲击。矛盾堆叠和交织所带来的焦灼和失望情绪在进一步蔓延。种种信号表明，社会关系变革的需要只是更加迫切。

劳动者的自救行动重新进入到一个高峰期，但权力差距仍然过于悬殊。劳动者受剥削和压迫的位置没有得到改变。工作时间长、收入下降、劳动保障缺失仍然是最普遍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继续关注女性和性少数、残障人士、海外劳动者等群体所面临问题的特殊性。而随着新事物的空间不断被打开，AI横空出世，四天工时制开始在个别企业实施，平台零工常态化，我们急需吸纳和发展出新的话语视角和行动工具来应对劳动领域的变化。新旧交替之际，更需要一点破釜沉舟再来过的勇气和破屋坏垣走出去的蛮力。

新的一年，愿我们敞开心胸，在纷繁时局里辨清善恶，带着希望上下求索。

一、后疫情时代：经济下行中的裁员降薪潮

2023年初，随着严格封控措施的落幕，复工复产和流动恢复成为政策主旋律。但经济和地方财政状况积重难返，由此引发一系列负面影响，宣告着后疫情时代来临。 经历长达三年的疫情封控，大量医护工作者的劳动状况未见好转。早在2022年12月底，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就指出，解封后的感染潮给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基层医生带来了巨大压力。这期间，基层医生面临着病人数量增加、药物紧缺和人手不足等诸多挑战。同年12月极昼工作室的报道（《疫情下，不愿留在医院的规培生们》）则聚焦华西医院专硕规培生陈家辉的心源性猝死。据财新报道，去世的前一日，他仍在繁忙的小儿外科一线工作。

时间来到2023年。1月，一则护士在工作岗位上染病去世的视频引发社会各界关注。澎湃新闻向院方求证后得到回复：该男护士属于DAS科室，临时借调到急诊ICU增援，1月2日不幸去世。另据网友爆料，5月23日上午，武汉一群医护人员前往江汉区卫健委，要求“还我抗疫血汗钱”“还我编制”。6月，第一财经刊文称，目前村医的生存和发展状况依然堪忧。在新冠疫情暴发后，多地区财力吃紧，“基本公共卫生的补助标准提高······但村医实际获得感减少”的现象并非个例。12月26日，遂宁市部分医护人员跳楼维权的视频引发关注。根据该市卫健委的回应，医护人员应该是担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管理权限调整（由遂宁市中医院托管划转到属地管理）后引起待遇下降。此外，封控政策的收尾也使得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核酸提取仪等为主营业务的多家生物技术公司发生裁员。1月初，重庆大渡口区中元汇吉公司、杭州抗原生产企业杭州艾科和新跃生物等工厂员工发起讨薪维权行动。有消息称公司贷款被政府拖欠是裁员诱因之一。

微博用户@杀咸鱼的马特调研了疫情管控、放开政策对劳动者个体工作生活的影响。整体来看，患病对于基层劳动者收入、健康影响较大：只有一半受调查者能够得到较为充分的休息，约30%会以病假、事假或者调休等等方式进行休息；只有约四分之一受调查者表示工资正常发放，还有约20%的临时工或小生意经营者完全没有收入。虽有近半数的人认为待遇不合理，但少有人采取行动。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包括：患病影响时间有限，对大多数人来说损失是一次性的；新冠疫情被归为“客观性”原因，用人单位有更多借口将损失转嫁到劳动者身上等。

 相比于复工复产后患病的“一次性损失”，经济萧条和企业生产调整给劳动者所带来的影响是更长期的。2023年制造业收缩明显，出现工厂订单挤压、工厂倒闭搬迁、工厂拖欠工资和裁员等情况。国家统计局12月3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2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7%，比11月下降1个百分点，制造业PMI连续3个月下降，降至2020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疫情海啸中的制造业：“很多事情都超出了经验能解决的范畴”》一文，称年关和新冠疫情防控措施的调整相伴而来，让前三年里因为各种不确定因素谨小慎微的制造业，一夜间迎来了订单挤压、员工因病减员、生产超负荷运转、物流配送难的多重挑战。雅虎新闻报道，中国劳务市场在春节后出现供过于求现象。许多工厂因为还处于复工复产阶段且订单锐减，进而压缩招工需求并降薪。有工厂出现招聘20名员工，却有300多人在寒冷雨天排长龙面试的现象。另一方面，指标大厂郑州富士康更是在2月时就已停止招工，有员工说进厂的只能拿基本工资，“每月到手三四千，是3年来最低工资”。此外，许多产线停止了加班安排，这对于基本工资被压低而只能长期把加班工资当作主要收入的工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而2023年沿海地区出现的搬厂关厂潮则引发了大规模的工人集体行动（详见本文第十部分）。有消息称，2022年第四季度到2023年第一季度，工人抗议数量剧增达十倍以上。据车讯网报道，2月威马汽车开始了第二轮集体降薪，仅发25%工资，甚至有部分员工停薪留职，引发了外界对威马汽车生产经营状况的再次讨论。威马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威马汽车因为疫情和市场环境等因素遭遇困难，正在采取一系列降本增效措施，全力保障复工复产和终端用户的体验。而在这条微博下方，有大量讨要工资、请求补缴社保的评论。一位网友写道：“作为最底层的员工，整整把五年青春奉献给你们，如今连最基本保障都给不了，太寒心了！”威马汽车湖北黄冈工厂员工向媒体爆料称，由于威马停薪欠薪，工厂两百多名员工进行集体维权。

互联网行业的关键词仍然是“降本增效”，多家互联网企业持续裁员及削减员工福利。5月23日，阿里大规模裁员的消息在互联网上发酵。传言阿里将裁员20%，阿里云裁员比例为7%。尽管网上不乏自称阿里员工的人表示确实被裁，但25日阿里发表声明称，相关裁员消息系“谣言”，并称要新招15000人。5月，58同城突然被爆即将大裁员30％~50％，涉及各个业务线，赔偿N+1。11月27日，经自媒体 @手游那点事确认，字节跳动旗下游戏业务朝夕光年即将进行大规模业务收缩。12月28日，根据“晚点LatePost”消息，阿里云正在收缩表现不佳的IoT业务，首当其冲的是IoT硬件集成业务，该环节裁员比例超过50%。根据脉脉发布的《抢滩数字时代：人才迁徙报告2023》，2022年互联网岗位减少50.4%。除此外，5月网传截图显示，“腾讯正在全面od化，包括csig、pcg、teg在内” 。同期，字节跳动武汉也传出运营等业务全面转向外包的消息。据此前经济观察报消息，2018年后，互联网用人单位出现了大量劳务派遣向劳务外包的转变，劳务派遣的比重从原来的80-90%降至50%左右，劳务外包却高达60%-70%。

  公务员及事业单位的薪资减少，则很可能和疫情后公共财政压力加大有关。雅虎新闻报道，2023年中国各地陆续传出事业单位员工被减薪和取消福利的政策。多家媒体报道，北京同仁医院医生称8月工资大幅缩水，绩效奖金和夜班补助降幅达50%。医生随即向医院提出申诉，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不只北京同仁医院，近两年不断有医院降薪甚至发不出工资的消息。6月份河南洛阳、广西等地就传出了医师减薪的消息。上海医院一名顶级胸腔外科医师表示，他平均做一台手术，收入不到500人民币，还不如上海滩好一点的理发师。除医生之外，教师、记者和警察也出现了减薪趋势。北京、湖北、长三角、珠三角等多个省市频传公务员降薪的消息。有北京市属机关公务员向媒体表示，2023年已“变相”减薪10%，“虽然基本工资没变，补贴少了，上面说之前给的福利‘不合理’”。

整个资本市场下行，金融行业也加入降薪行列。5月，每日人物发布《金融业降薪潮，月薪8万将成往事？》一文，称27家券商披露了2022年报，证实“降薪潮”已经到来。也有消息称银行正加速裁员，自媒体@五道口宏观笔记表示33家上市银行在半年报中披露了员工人数，2023年上半年员工人数减少4.8万人，而2022年是增加了4.1万人。拥有8.8万亿总资产的浦发银行，近年来业绩显现疲态，多项盈利指标下滑，净利润连续三年下降。5月，浦发银行以要求外包人员转签合同形式的形式变相降薪和裁员，引发上百名员工集体抗议。裁员通知显示一员工因严重违规被解除劳动合同。 鉴于宏观经济和需求环境的持续不确定性，部分外企也开启了撤资和裁员之路。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11月3日公布的7～9月国际收支显示，外资新建工厂等新增投资首次低于撤资和业务缩减带来的资本回收，表明外企在华撤资和业务缩减金额高于新投资。上海美国商会和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报告则称，许多接受调查的公司表示，如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缓解、中国政府政策变得更友好的话，它们准备增加在中国的投资。宏观数据背后，多家外企裁员或撤离的消息传来。9月20日，高通裁员、将撤离上海的消息引发热议。11月6日据芯智讯消息 ，爱立信在广州的研发中心发生重大人事调整，整个5G Tool研发团队被裁掉，只保留市场销售、技术支持团队。

 二、青年劳动者：被失业与剥削围困

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高达1158万人，就业压力因此剧增。为了“稳就业”，相关部门和学校的举措层出不穷：河南省教育厅宣布在5月至8月对零就业家庭毕业生和长期未就业毕业生进行“动态清零”；网络上也出现了许多给钱就能买到一份“山寨”三方协议的“假就业”链条。据称这种利益链条在高校中“并非秘密”。此外，据北青深一度报道，5月以来，全国多所高校扩大科研助理招聘规模，成为就业压力下20万毕业生的“缓冲地带”。科研助理岗工作内容相对轻松，保留应届生身份和临时性质是共同特征。不同学生对科研助理的态度不一，有人将其视为福利，而有人则认为科研助理岗位可能更像是一种虚拟的工作，只在统计就业率时具有意义。也有网友爆料，柳州工学院要求毕业生参加毕业答辩的条件是“明确毕业去向”，疑似是为了进行就业率造假。

尽管如此，2023年青年失业率依然一路走高。据公开信息，1-6月中国的青年失业率分别为17.3%、18.1%、19.6%、20.4%、20.8%和21.3%。8月，国家统计局以完善统计工作为由，宣布从当月起暂停公布最新的青年失业率数据。当保证就业率成为高校的一项政治任务，数据就可能成了表面文章，而毕业生的真实就业状况反而被忽略和遮蔽。Tech星球《被毁约的应届生：还未从学校毕业，先从公司“毕业”了》一文指出，有不少应届生拿到了公司的录用通知，甚至已经签好三方协议，一段时间后公司突然毁约。由于此时已经错过了校招季，不少企业停止招聘2023届毕业生，导致突遭毁约的毕业生很难找到下一份满意的工作，而企业“毁校招”的举动却几乎没有任何代价。一些应届生尚未与企业建立正式劳动关系，因此企业取消录用通知书并不属于劳动法意义上的解除劳动合同，所以也不适用裁员的赔偿标准。许多高校没有将毁约企业列入“黑名单”，未来的应届毕业生依然可能深受其害。有人认为这是目前经济不景气形势下企业做出的无奈之举，但现实是一些企业经营情况远远没有到如此困难的地步。归根到底原因仍然是企业毁约成本过低，而高校没有承担起应有的监督责任。极昼story则称，公司毁约和疫情中的行业变动也不无关联，如中创新航因毁约应届毕业生的举动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但据财新报道，正是中创新航在2022年上半年过于乐观的扩产，与新能源汽车下半年放缓的增势，导致供求之间不断拉大差距。还有不少经济困难的学生在暑假期间出于挣生活费等目的打暑假工。然而，暑期工在企业内基本处于最底层，不仅所得的薪资低，工作时间较长，其它劳动权益也不受保护。学生们的圈子里流传着暑期工的“三不进”：不进餐饮、不去刷单、不要进厂。餐饮行业虽然工作时间长、时薪低，但由于上手快以及所需人员较多，还是能吸引不少学生。有部分在瑞幸咖啡兼职的员工在小红书发帖称，由于企业规定洗手频率过高和不戴手套接触消毒水，他们在工作一段时间后都出现了“烂手”的现象。据了解，瑞幸咖啡除了店长和副店长之外其他员工几乎都是兼职。知名服装快消品牌也吸引不少学生去兼职工作，7月，有网友分享了自己在优衣库的兼职经历，该网友质问优衣库“大学生就活该一小时16元给你打扫卫生吗”。兼职圈内甚至把“优衣库”叫作“辛者库”。据称有些大学生暑期工兼职一周后梦里还在吟唱“欢迎光临”。

在青年劳动者群体中，职校生困局也依然值得继续关注。即使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从去年5月1日就开始正式实施，但职校生的实习乱象层出不穷。3月7日，四川省宣汉职业中专学校的一名学生因实习压力过大在宿舍吞下两节电池，此前他多次申请回校而不得；7月1日，重庆开州区职业教育中心一名女学生称，其在实习期间被安排为男顾客洗澡按摩，向带队老师反映并明确表达拒绝态度后那排依然没有取消。由于许多职业院校有着实习经历与毕业证挂钩的规定，学生常常难以避免在实习期间被胁迫劳动等问题。即使向校方反映，部分职业学校也对本校学生的实习问题视而不见。11月10日，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的李同学在出租屋内猝死，此前他已经连续直播5天。而针对这一事件的相关报道都只关注了直播公司与李同学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及直播协议的具体内容，李同学的学校则完全隐身。此外，研究生实验室安全问题也再次引起舆论关注。11月7日，网友爆料中山二院苏士成课题组内多名学生患上罕见型癌症。舆论质疑学生患病与实验室有毒试剂泄露有关。事件发生之后不仅没有第三方机构对课题组工作环境进行流行病学调查，苏士成本人和实验室工作也基本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课题组还分别在12月5日和12月13日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继续发表了两篇论文，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学生患病的成因仍然没有向公众交代。有人认为学生缺乏实验室安全意识，没有做好相应的安全防护。但实验室松散的安全管理根源依然在于导师权力过大和层层剥削的科研评价体系。部分医学生在事件发生之后评论实验室根本没有通风橱，这可能导致有害试剂挥发后被人体大量吸入，而这一风险显然并不是只要学生有实验安全意识、做好安全防护就能避免的。此外，若是导师要求在无防护的有毒环境做实验，学生即使有安全意识，为了顺利毕业也只能忍气吞声，很难有拒绝的机会。高校及医院的科研评价体系同样值得批判，对于科研人员而言，发表论文、申请基金才有机会升职称，否则将会被边缘化甚至淘汰。这一体系中的既得利益者为了得到更多的科研成果往往选择层层向下剥削，因此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无视学生的健康，在得知学生患病后直接把学生踢出课题组群聊，将其当成一个用坏就可以替换的耗材。2023年10月湖北工业大学一位研三学生烧炭自杀，遗书中控诉导师“压榨学生““只会搞钱”。当下导师制和科研体系的扭曲可见一斑。

4月4日，4名年轻人在张家界天门山跳崖自杀。据媒体报道，4名年轻人均在外务工，最小的年仅23岁，最大的也不过34岁，生活为贫穷所困。这一事件也折射出近年来青年劳动者中隐隐弥漫的绝望情绪。

三、AI、自动化与工作变革：技术一定会成为劳动者福音吗？

2022年11月30日，OpenAI正式推出能以自然语言进行对话的人工智能模型ChatGPT。该模型具有聊天对话、图像生成、编辑程序、数据分析等多方面的能力。随着ChatGPT在两个月内的爆火，AI大模型及数据上下游产业受到投资界的热捧。类ChatGPT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会给劳动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也成为被热议的话题。AI是抢走人的饭碗，加速内卷，还是把人从繁琐的重复机械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人类抗议专注于更富创造性的工作并且有更多的自由时间？

目前AI对不同行业造成的冲击和影响是不一样的。最早受到打击的打工人似乎是原画师。有媒体报道，广州一家中型外包游戏公司的原画团队在2023年初使用AI之后，已经裁员2/3。即便留下来的原画师日子也不好过：甲方的要求无论在时间还是质量上都变得更高；工作创作性的部分在消失，原画师有沦为 AI 改图人的风险；而改图人的分工对画师磨炼画技、形成不可替代性并无太大的助益，从某种程度上也堵住了画师们职业发展的道路。一些企业老板和管理层还对AI能力和替代效应存在夸大想象，强制要求员工在工作流中加入AI工具，从而增加了原画师的工作量和工作强度。但也需要注意，同时有报道认为AI产生的行业冲击被夸大了：一些企业只是以AI为借口进行裁员，背后是萧条的市场大环境。关于AI替代人工客服的报道也不少见。招商银行2022年年报显示，运用智能客服AI能力实现人力替代超过1.2万人。有报道认为，大部分客服的工作重复性高，被替代的趋势是不可逆的。一小部分最尖端的AI甚至已经被训练到能在情感咨询公司提供情绪价值而不被客户怀疑是机器的程度，而情感一直被视为人工客服的核心优势。试图在这个工种谋生的人们以线上兼职的形式争夺着有限的工作机会，变得越来越内卷。例如阿里巴巴的云客服需要通过12项考核、花两个月的时间才能竞聘上岗，并忍受漫长的“断流”和平台越发苛刻的规则，而就算在高峰期也不过一个小时挣四五十块钱。但与此同时，AI客服未必能比人工客服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有时甚至成为企业拒绝处理客户需求和开展自动化“骚扰”的工具。在翻译领域，那些主要从事低价翻译工作的译者，或许更容易会被AI代替。但因为AI翻译长于说明性文类而短于文学性，并且在一切重要的商务谈判、合同中难以被完全信任，AI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无法完全取代人类翻译；AI主播的确可以代替部分繁琐、流程化的工作，但因为交互性问题和平台规则，要代替真人主播，还为时尚早；法律、金融、财务等行业的从业者危机感则相对较弱：他们认为人工智能尽管可以帮助完成一些任务，但在法律层面还没法“背锅”。就目前来说，类ChatGPT式人工智能所产生的影响仍然集中在白领类型的服务业岗位上，制造业领域的成功应用并不多。但一些产业观察也提到了少许案例。某家互联网企业AI实验室就帮助国内某知名手机金属零件产品供应商将图像识别技术运用到了质检领域。借助将质检人员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进行数据化，AI质检实现了类人的准确率和更高的工作效率。这家工厂直接取消了400人的质检岗位。实际上，在AI火热以前，制造业机器换人就已经作为官方产业转型升级政策的重点。然而，以产业政策和企业利润为导向的自动化很可能给被刨除在技术设计过程以外的工人带来许多负面影响。目前机器人替代仍然以局部劳动替代为主。一项针对一家北京柴油和氢燃料发动机工厂的实证研究显示，升级换代运用了智能化生产技术的生产线确实提高了效率。但同时，机器越自主，工人越需要做更多种类的任务（如接受培训、保养机器、多线程任务），显着增加了工人的加班频率、时间和精神压力。一项广东东莞等地工业自动化实施进程的追踪研究也得出结论，当前中国工人群体以“半无产化”的农民工为主，工作不稳定、技能形成体系不完善使他们更容易面临被取代和去技术化的命运。技能工人更清楚看见的未来是他们在技术升级后逐步被淘汰，降级成为普工。现在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要让技术真正服务于社会的前提是工人必须参与到技术决策中来，成为机器的主人。这不仅是蛋糕怎么分的问题，更是蛋糕如何做的问题。必须承认，正如加拿大学者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所指出的那样，技术从来不是独立和自主的；从技术研发到应用，是一个政治的过程，即社会权力参与其中为实现自身的意图展开斗争的过程。技术进步也绝不会自动惠及社会，要分享技术带来的好处取决于劳动者如何争取。在2023年为期5个月的好莱坞大罢工中，编剧们反对利用AI替代编剧，尤其斥责用编剧的作品训练AI，反对将AI生成的内容作为原始材料等行为。演员则要求制片方不能将演员形象、声音建模在电影中免费使用。美国演员工会-电视及广播艺人联合会主席法兰·德瑞雪表示：“如果现在不昂首挺胸，我们就会陷入困境，都将面临被机器取代的危险。”此外也应该注意到，在AI大模型训练热的当下，人工智能诞生的背后是千千万万数据标注员的劳动。他们的职责是为训练人工智能模型准备“饲料”，将大量的文字、语音、图像打上标记。有多少智能，就得付出多少人工。报道指出，数据标注员是一份几乎零门槛同时也没有上升空间的职业，数据标注基地大多坐落在三四线城市，甚至是贫困县城。这份工作对当地人而言已经是当下不可多得的选择。例如在山西永和县的数据标注基地里，有80%是女性，有的甚至代替丈夫成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而随着不依赖于人工标注的自监督学习与数据标注开始出现，数据标注员也将成为AI时代被用后即弃的人。当然也有简单而乐观的声音出现。英国智库Autonomy一项新发布的研究显示，未来十年，正确利用ChatGPT可使近30%英美工人实现四天工作制，而北京一家文化公司通过使用AI实现了降本增效，并开始试行4.5天工作制；国际劳工组织（ILO）在2023年8月底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会经济影响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它的管理方式。工人的声音、技能培训和充分的社会保护将是管理这种转型的关键，一项有序、公平和协商性过渡的政策至关重要。然而，在AI缩短人类工作时间的讨论声音之外，却是中国劳动者工作时长不断攀升的现实。12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数据：今年11月份，全国企业就业人员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9小时。这一数据创下了二十年来的新高。而把数字平均到每周五天工作的话，相当于每天9.78小时。与此同时，一些没有借助AI来提高生产效率的企业也已经开始削减工作周，实行每周四天工作日等新工时制（1、2、3、4、5）。这种转变也许表明技术积累所产生的解放潜力受到僵化的生产关系所累，并没有得到充分释放。而AI有望成为劳动者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一个新契机吗？答案也许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仍然全靠我们自己。

四、能源转型与极端天气下的事故

受国内主要产地产能受限、国外能源进口和运输受阻的影响，从2022年9月开始国内煤价一度上涨到了近10年来的高点。2023年，随着复工复产后经济形势的变动，煤炭市场供需两旺。上半年干旱造成的水电出力疲软也导致需要更多煤炭来填补电力缺口。预计全年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耗总量的比例将基本与2022年（56.2%）持平。煤矿市场火爆的背后潜藏的则是相比往年激增的煤矿事故起数和遇难人数。根据官方通报数据，截至11月18日，仅山西一省就发生了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共103起，其中煤矿事故87起，遇难100人。事故起数和遇难人数为2022年同期的近两倍。2月22日，内蒙古阿拉善左旗新井露天煤矿发生严重坍塌事故，造成53人死亡，6人受伤。此次事故打破了建国以来露天煤矿单次事故的死亡人数记录。在许多煤矿事故中也存在不及时上报甚至瞒报的现象。5月9日，河南三门峡耿村煤矿发生火灾事故，该煤矿在得知5人被困后6小时才上报，导致5人全部遇难；4月2日，吉林省白山市吉坤矿业公司采矿区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4人死亡，4人受伤，事故发生后吉坤矿业通过秘密转运和火化遇难人员遗体、封闭事故现场隐瞒事故；11月16日，山西吕梁永聚煤矿火灾致26人死亡，调查发现永聚煤矿所属东泰集团曾涉瞒报事故。6月29日有媒体发布了《山西代县矿工死亡瞒报事件调查》：从2007年至2022年“9·1”滑塌事故发生，精诚矿业有30多名矿工因生产安全事故死亡被瞒报。山西省调查组随后调查发现，截止到2022年发生“9·1”滑塌事故前，精诚矿业先后瞒报生产安全事故40起、死亡矿工43人，报道所附的17人名单和提及的1人，全部查实。发生事故后，矿企封锁消息、隐匿不报，并把遇难矿工家属分别安排在外地单独谈判，通过威逼利诱、私下达成高额赔偿、签订“封口协议”等方式逃避惩处。此外企业还存在层层转包、挂靠资质和管理混乱等诸多问题，也没有进行全复盖的安全教育培训，按照安全要求和设计方案进行开采。尽管有数据显示2016-2022年间全国矿场事故起数和遇难人数整体呈现递减趋势，但一个矿场20年间瞒报的事故就已如此之多，令人不禁发出疑问，过去几年的事故起数和遇难人数的递减趋势是真实的吗？

国内”双碳“目标提出后，各地积极推进能源结构转型。据报道，新能源装机容量已经超过了火电装机容量。然而，新能源行业急速扩张所带来的生产安全事故却并没有停歇。5月21日，株州时代新材料科技公司发生一起风电叶片生产事故，造成一名劳务派遣员工死亡；8月7日，华能甘肃能源开发公司华家岭风电场发生电气设备火灾事故，最终造成1人死亡；10月9日，安徽皖能股份有限公司发生一起事故，一名作业人员在检修作业时触电身亡；11月3日，中电建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发生一起电力建设人身伤亡事故，4人死亡；同日，贵州毕节某光伏建设项目发生高处坠落事故，1人死亡。多地在进行分布式光伏施工时，也均有致死的安全事故发生。如果没有把劳动者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新能源产业也并不会对劳动者权益有更好的保障。另外，还需要密切关注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下频发的极端天气给各行业劳动者带来的灾难。世界气象组织日前宣布，2023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而5月进入立夏后国内部分地区的气温直接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6月，国家卫健委印发《关于做好2023年用人单位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但高温引发的事故依然存在：7月2日，一位研学团的导游在颐和园带队时因高温暴晒终因热射病去世，难获工伤认定和赔偿。《中国新闻周刊》7月时报道称，安徽合肥的环卫工人在街头工作时仍身着长袖工作制服。环卫工说热也没办法，不穿会罚款50元，希望把制服做成短袖。另据《工人日报》7月2日的报道，广东东莞市一位女士探望自己的环卫工父亲时，注意到他的制服布料闷热，于是向东莞市政府服务平台请求为环卫工定制夏天制服。但在极端高温天气下长时间工作，环卫工即使换上了短袖也很容易中暑。7月1日，河南禹州一名环卫工因中暑晕倒在地，从新闻视频中清晰可见当时这名环卫工身着衣物就是短袖的制服。除去户外工作引发的中暑和热射病之外，高温也容易导致疲劳与注意力不集中，从而发生室内工作事故。7月，武汉的黄女士在操作机器时由于中午天气炎热而感到疲惫，右上肢不慎被卷入机器。当地医院称接诊了十多名严重的手足离断伤患者。

2023年亦是暴雨和极端降雪频现的一年。与高温天气相似，极端降水也极易导致事故的发生。7月12日，山东临沂暴雨，一名施工地工人为了挽救自己的挖掘机而落水失踪；7月19日，南京66岁绿化工人蒋梅花在涵洞躲雨时被水冲走。除了频发的暴雨导致工亡事故之外，“暴雨天该不该点外卖”也成为了网络上人们热议的问题。有评论认为呼吁极端天气不点外卖反而切断了外卖员的收入，“市场经济”下应该遵循“买卖双方交易自由”的原则。也有部分外卖员被采访时直言自己更“喜欢”恶劣天气送外卖，原因是收入能比平时高出百分之二三十，毕竟平台补贴由雨量来决定。2023年12月，中国青年报社中国青年网开展的“极寒天气下该不该点外卖”网络问卷调查显示（14963名受访者参与），51.27％的受访者认为极端天气危险系数高，不应该点；48.73％的受访者认为应该点。9月6日，福州一名外卖员凌晨回家时突遇山洪，被困泥石流中6小时才获救。让外卖员在收入和生命安全之间被迫二选一，无疑是零工经济中缺乏保障的劳动关系和外卖平台算法系统给予特殊天气补贴以促使骑手上线所导致的结果。暴雨和洪灾还给农民带来了巨大损失。根据食通社报道，8月初，黑龙江五常遭遇了罕见的暴雨与洪灾，当地250万亩农田中有约40%被淹没，着名的五常大米减产已成定局。文章作者指出，在人们以往的认知里，“台风、飓风这些热带气旋通常只发生在沿海地区，由此导致的极端降雨事件也鲜少出现在东北内陆”。因而当8月发生如此严重的灾害时，大部分人并没有准备。这次灾害进一步表明极端天气对农民粮食作物生产的影响正在加剧。气候科学家表示，人类活动是过去两百年来全球变暖的最主要原因；气候与社会科学家的共同研究认为，资本主义驱使人们过度地开发自然、排放温室气体，因此，在少部分权贵积累财富和权力的同时，人类和其它地球物种的生存环境却被不断破坏，最终恶果由底层劳动者大比例承担。在极端天气愈演愈烈的趋势下，我们理应敦促企业、平台和政府建立起有效的气候停工机制，并在停工期间为劳动者提供无条件的极端天气工资，来取代与不安全的劳动挂钩的所谓“特殊天气补贴”。而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能源产业的劳动者所创造的丰厚利润也应该真正做到为劳动者所享，以帮助恶劣天气的受害者渡过难关。

五、经济下行与零工饱和：系统依然无解？

2023年，灵活用工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职工总数4.02亿人左右，其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中平均年龄38岁，农业户籍超一半，平均受教育年限13年。智联招聘数据显示，新型灵活就业求职者在总人数中占比，从2021年第一季度的18.6%上升到了2023年第一季度的23.2%。

许多从业者也直观感受到了灵活用工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变化：网约车新司机大量涌入，多个外卖站点表示已经招满。零工市场供过于求的变化也开始作用于劳动者的待遇，如美团、达达、顺丰同城的配送费均出现降价。外卖员、网约车司机市场的饱和，体现出了经济下行的压力以及随之带来的劳动力结构和劳工薪酬待遇的变化。

与此同时，灵活用工劳动者依然经历着就业歧视、工资克扣、工伤工亡等劳动权益侵害事件。2月，外卖小哥发布短视频称，成都的“高端商场”SKP不允许外卖员穿着工作马甲进入商场，SKP回应称商场确实有“外卖员穿工装不能入内”的规定，“商场有权拒绝外卖人员进入吗”的话题再次冲上热搜；7月，山西晋中一名圆通快递员称他面临工资克扣、“付费上班”的问题：他辛辛苦苦一个月送了近4万件快递，本来该发1.3万余元工资，但是经过公司的各项夸大罚款，最后还要倒贴给公司200元，且两年讨要工资无果。6月，两起发生在昆明与杭州的网约车司机车祸分别造成了1人与4人死亡，事故原因均与疲劳驾驶相关。

工人们面对制度性的权益侵害并非坐以待毙。4月19日，汕尾美团骑手大罢工。起因是美团取消多项补贴，如果骑手不上线每天将被扣除50元。美团则直接从惠东、河源、梅州、陆丰等周边地区高价调来两百多名骑手到汕尾支援。这一举动也引起了本地市民的反感。面对美团外援，市民们纷纷通过下单后取消或是全部给差评的方式，支持本地骑手罢工。4月26日当晚，外地骑手撤离汕尾，美团妥协，将单价和补贴恢复到原来的水平。除了直接的罢工对抗，不再甘愿被困在系统里的骑手们开始“与系统对话”。一篇访谈提到，很多外卖员不再被动接单，对外卖平台投诉增多，认为系统规定送餐时间不合理。面对激烈竞争，骑手还通过“养系统”降低劳动不确定性，提高系统对其评估能力。外卖员采用“养号”、“垃圾单”、“单飞”等策略，提高收入，但规则因平台不同而异。美团平台也进行了多次算法公开和改进，包括公开“预估送达时间”规则、启动“出餐后调度”试点、调整对骑手收差评和超时的处理方式等。整体而言，骑手对系统的理解和应对策略发生了变化。

人社部也逐渐开始完善针对零工的社会保障制度。2023年3月，人社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合同和书面协议订立指引（试行）》，要求企业（含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需要与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与不完全符合确定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订立三方书面协议，不改变平台企业应当承担的用工主体责任。此次发布的指引还规定劳动合同需明确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等事项，并将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写入文件，旨在解决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问题，填补现行工伤保险制度的缺失。

即便制度上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了新的保障，实际操作中却仍然存在许多困难。2022年7月1日起，人社部等部门在北京、上海等7省市开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作为一项参照工伤保险建立的新型社保制度，职业伤害险的保障范围包括医疗康复、伤残和死亡。截止到2023年9月，该职业伤害保障已复盖曹操出行、美团、饿了么等平台的615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然而，许多骑手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参保，从而可能影响理赔效率。此外，这样的制度探索也表明官方已经决定将大部分平台零工视为与“有劳动关系的企业职工”“自雇个体户”有所不同的“第三类劳动者”，这意味着零工要获得与稳定劳动者相匹配的职工社保保障更无可能，劳动等级制度进一步被固化。我们也再一次提请读者注意：试图在系统内解决系统所带来的问题，终究是无解的。现有的零工经济系统及其意识形态将劳动者的自主权与社会保障权对立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圈套，是将零工贬低为最底层劳动者的设计。人是否劳动、何时劳动、如何劳动的自由与充分和平等地享有社会福利和保障的权利是相互促进而不是彼此矛盾的。在一个技术真正由劳动者设计、所有和享用的制度下，劳动者不必为了更加“自由”而成为“零工”，也不必为了更有“保障”而坐进办公室。尤其在技术变革的今天，“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哲学批判”，将有越来越坚实的生产力基础，也应当成为一个可以争取的现实目标，而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六、女性与性少数：工作平等道阻且长

2023年，我们继续关注女性和性少数群体在就业不平等、工作场所歧视以及性骚扰等方面的问题。女性在获得平等就业机会方面仍面临诸种困境，许多岗位在招聘时都设定了性别偏好等歧视性限制条件，而在工作环境中也并未做到女性友好。2月，就业性别歧视监察大队公布了《2023国家公务员招考性别歧视报告》。该报告指出，公务员系统招考超过三成存在性别偏好问题，其中省级以下直属机构问题最为突出。天津偏好男性比例最高，广东偏好男性人数最多，而西藏的性别偏好比例最低。新京报于2月份发布的《“背奶妈妈”的隐秘战争》一文，则展现了产妇在职场面临的多重困难，主要体现在缺乏母婴室、工作时间难以哺乳和照顾婴儿、晋升和加薪机会减少、缺乏同事和上司的理解和支持等方面。5月10日，江苏南京的一名27岁女子在收到工作offer后，被要求进行孕检才能入职。她在面试过程中频繁受到关于结婚和怀孕的询问。她面试的其他公司也表现出对适婚育年龄女性的歧视。6月，海南航空规定超重10%的女性空中乘务员将立即停飞减重。法律专家指出，该规定未经合法程序，增加了劳动者的劳动义务。8月份，广东省政府发布了《关于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措施全力促发展惠民生的通知》，提出鼓励为育儿妇女提供“妈妈岗”，以提供更加灵活和多样的就业选择。但许多网友也发出了质疑的声音：“妈妈赚钱又带娃，爸爸去哪儿？”设立“妈妈岗”所实行的弹性工作制看似保障了女性“工作”的权利，实际上延续了性别歧视和刻板印象，将抚养责任直接默认为专属妇女的劳动义务。这样的举措也可能进一步固化女性在工作场所的次级地位。由于劳动法律保障方面的缺失，工作岗位上的女性们，尤其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女性，还可能往往为了生计被迫面对危及生命的工作环境。4月，河南的24岁刘女士在上海工厂宿舍猝死。她每天工作12小时，一个月仅休息两天，生前曾表示“想给两个孩子好一点的生活”。7月，南京雨花台区一名66岁环卫女工被强降雨引发的河流冲走，最终失踪。同月，40岁的黄女士（化姓）在工厂操作机器时，右上肢不慎被卷入机器，一旁的工友迅速断电并拆开机器，小心取出断肢后并将黄女士送到武汉市第四医院武胜路院区急诊科。据救治的医生手外二科主任严立所说，夏季是手足外伤事故的多发期。10月，武汉一名38岁月嫂被雇主殴打致死，这是她的第一次上岗，“月薪6500元，带一对双胞胎，近半年没休息过”。

在校园和职场中，利用权力关系进行的性骚扰事件持续发生。1月21日， 一名自称为西南大学博士研究生的女性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她的导师，指控导师利用职权压榨并胁迫她保持不正当关系超过三年。2月17日，安永女员工实名发布举报信，称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大中华区管理咨询服务主管合伙人熊某涉嫌利用女性下属作为性资源，进行职场霸凌。3月30日，湖南衡阳师范学院一名受害者站出来举报，她于2021年6月被学校安排在校企合作单位的佳睦包装进行实习，在被此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文某某性侵后怀孕。3月，一位在新能源车企蔚来工作的女性网友称，一名男同事潜入她的房间并试图对她实施强奸。在该女性报警后，涉嫌强奸的男同事已被刑事拘留。事件发生后，蔚来HR将她开除，指责她影响公司形象。这名女性明确表示希望蔚来承认处理职场性骚扰事件中的不当行为。4月，出版界爆发性侵事件，一页folio创始人范新被指控酒后尾随女下属进房间试图性侵。曝光后，出版界沉默态度受批评。之后，阿踢踢在公众号发文揭露十年前在南京先锋书店遭遇的性骚扰，强调即便在看似文化氛围浓厚的环境中，性骚扰仍然存在。5月12日，两名在印尼德彪公司的中国女工揭露了她们在工作中遭受的性骚扰和不公平待遇。她们的实际工资也远低于预期，常常在工作中遭受男同事和领导的不当行为，拒绝可能导致报复。12月，一位在江苏银行镇江分行工作的女性员工通过工作群实名举报自己的领导马某某，指控其利用职务之便对她施压，迫使她多次发生性关系。这些事件表明，性骚扰并非只是个人道德问题，而是雇佣劳动制度、父权制等结构性因素共同生产的性别暴力事件。2023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三条明确指出，禁止违背妇女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其实施性骚扰。而第四十八条明确指出，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限制女职工晋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而以上事件提醒我们，尽管新版《妇女权益保护法》已经加入了许多有关建立工作场所性骚扰机制和妇女保障的内容，但反性骚扰的实践仍然任重道远。中国跨性别群体依然饱受折磨，除去来自家庭、社会、学校的压力，ta们还在工作环境中面临种种显性和隐性歧视乃至暴力。1月30日，北同文化AllForQueer于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了《2021全国跨性别健康调研报告》。报告估计，我国跨性别者的总数约为400万人。受访者中，92.7%的跨性别者在获得相关诊断时面临困难，62.3%的跨性别男性群体和60.2%的跨性别女性群体会因害怕而避免使用公共卫生间，约61.2%的跨性别者一年内有过自杀想法。2月3日，网站mtf.wiki 确认，跨性别者已无法在毕业后更改学历信息。若有需求，ta们只能在大学本科教育前完成 SRS（性别肯定手术）和证件变更。而依据中国《性别重置技术临床应用管理规范（2022 版）》显示，手术前手术对象应当满足“年龄满 18 岁，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有能力完成性别重置序列治疗”等一系列条件，同时“对性别重置的要求至少持续 5 年以上，且无反复过程”。这一系列的条件都很难让跨性别群体做到在大学本科教育前完成SRS，以得到证件更改的可能性。引用《跨性别者小小霏》一文中出现的文段：（证件更改的困境）导致许多跨性别者很难在其目前或将来的就业岗位上实现他们的性别转换,因其难以证明虽然身份证上的性别与文凭标注的性别相异，但文凭持有者是同一个人这一事实......相关研究显示，中国目前至少有130万到400万跨性别人口，无法学历信息修改造成的人证不符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很多跨性别者的生活。制度性歧视下，跨性别者们的文凭变成了一张废纸，无法帮助他们证明自己的教育背景，实现就业。许多在校跨性别者因此选择退学/辍学，而毕业的跨性别者们选择放弃现有学历，以新的身份重读学位。10月11日，一名跨性别女性因在小红书上分享自己不知道在应聘简历性别那一栏应该填什么，在不到5个小时的时间收到了将近500多条谩骂。另外，2023年还有一件涉及到跨性别劳动者的劳动争议案件入选北京第二中院核心价值观案例：2018年4月9日，一名跨性别女性因做性别重置手术请假休养，被公司按旷工解雇，随后上诉公司至法院。二审法院认为，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公司应继续履行与小高订立的劳动合同。这些事件表明，证件信息修改限制、药物管理和就业等方面的社会歧视等因素，严重影响着跨性别者们的生存状况。除此以外，为这一群体提供医疗和心理支持的跨性别门诊医生也面对着社会威胁。1月9日，北医三院潘柏林及其团队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甚至受到过来自跨性别者家长的举报乃至袭击。

七、高龄劳动者：延退暂缓推行，农民工养老问题悬而未决  

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确定了男性60岁、女干部55岁、女职工50岁的法定退休年龄。然而，人口结构老龄化给社会保障系统和个体劳动者带来的压力，使得延迟退休与高龄劳动者的议题反复进入公共视野。延迟退休是否实行？如果推行，不同地区、性别、工种的劳动者将执行怎样的延迟退休政策？高龄劳动者的法律权益如何保障？其中，高龄第一代农民工何以养老？这些问题均悬而未决，成为了社会保障系统一个亟须正面的缺口。

2023年1月，一份研究报告有关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观点引发热议。该报告题为《共同富裕系列报告之十六：人口负增长下的养老与生育政策图谱》，在“核心观点”部分称，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或于2023年公布，并于2025年正式实施，到2055年前后实现65岁男女同龄退休。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申曙光、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人口学者易富贤均认为延迟退休势在必行，而在2022年，中国当局也在官方文件中多次提到延迟退休改革的紧迫性。

3月13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记者会上回答2023年是否会推行延迟退休的政策时表示，“我们将认真研究、充分论证，在适当时候稳妥推出”。这一表态被视为官方对推行该政策的态度转向审慎。然而，全国性的职工医保系统的改革被视作是老龄化压力下社保改革的试水。2月1日，武汉市医疗保障局发布医改新规。一周后，武汉上万名退休工人前往武汉市政府集会抗议。医保新规最为重要的内容是改变了职工医保的结构比例，参保人的个人账户内保费减少，统筹基金增加。中国劳动趋势整理了近10年的职工医保统计数据后得出结论：目前医保累计结余的繁荣是由于新冠疫情期间使用医保人次减少；实际上，医保支出在近年来总体呈现出高增长状态，医保支出增加速率高于收入速率，这意味着职工医保存在潜伏的赤字危机。而减弱个人账户比例，提高集体共用的统筹基金，意味着一旦财务状况出现问题，医保支出可以通过自我削弱来维持运转，如减少医保药品目录。因此，职工医保改革被许多网民视作社保福利削减的政策。

而“无法退休”的高龄农民工们则面临着更严峻的劳动和养老处境。来自安徽师范大学的农村社会学学者仇凤仙发表专着《第一代农民工可持续生计研究》，将第一代农民工定义为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出生，并且在80年代中后期外出务工的农民群体。她的研究显示，对于农民工来说，“他们的概念里没有退休的词汇”，超过60%的受访农民表示会“干到干不动为止”，15.2%的第一代农民工没有存过一分钱，存不下来钱；存款在5万元以下的占55.2%。这与up主户晨风在《随机找老人购物，我来买单》中拍摄的老年人生活一致：视频中的老奶奶被儿女接到成都生活，还要给人当保姆、做家具，每个月没有养老金，只有农保107元。这一视频引发广泛传播和讨论，最终up主户晨风被封号。

华中师范大学的劳工社会学学者王欧表示，过去十年，整个劳动力市场对于高龄农民工越发封闭，清退令的实施也将老年建筑工人的最后一扇门关上。王欧建议，比起一刀切地把他们赶出建筑工地，不如优先把其它的工作给做好，起码放宽年龄的限制，给超龄的工人们也买上意外保险。“年纪大了，我往哪里去？一旦生病，我的将来靠谁？不能打工了，我将来怎么办”—— 在仇凤仙的调研中，第一代农民工最大的诉求和问题可以以上三句话总结。这些关于未来和养老的困惑，折射出了将一生融入到改开后城市化、全球化历程的农民工的悲剧老年，也质问着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于保障高龄农民的失能。

在不足以保障老年的社会保障系统、超龄劳动力的制度和法律空白背后，是一例例正发生的高龄劳动者令人心酸的经历：2月，上海浦东警方抓获一名使用假身份证的农民工，他为了到工地干活，办假身份证减龄；四川射洪市没有养老金的乡邮政员有110多人，每个乡邮员都曾按月缴纳养老保险费，如今这些钱都不知去向；安徽和河南多地“60后”村医除了300元的政府养老补助，没有其他保障，所以他们无法退休；2月21日，60岁中通快递分拣工凌晨在岗猝死。宁波人社局表示，60周岁本身不属于劳动者范畴，如果没缴纳工伤保险，就不能认定为工伤。

每一个劳动者都面临着老去的未来，他们老有何依？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为什么劳动者一生的工作时间没有缩短，反而要在老年继续面临辛苦的工作？2023年，这些严峻的问号依旧盘旋。

八、残障劳动者：值得被更真实地看见

12月17日，一条名为“为什么聋哑人打字语气很生硬”的话题冲上热搜。据称，听障劳动者在线上对话时的语气引起部分服务对象的不满，有博主站出来对此进行科普。在众多网友惊讶于聋人世界没有语气概念的同时，我们看到公众对残障人士的认知仍然匮乏。

中国的残障者总数超过8500 万，占全国总人口的6.34%。其中，有1500万以上残障者生活在国家级贫困线以下，占贫困人口总数的12%以上。《中国残疾人事业研究报告（2023）》显示，我国 16-59 岁就业年龄段持证残疾人共有 1979万人。截至2022年底，全国城乡持证残障者就业人数达905.5万人。说明目前仍有 1000 多万名就业年龄段持证残障者未实现就业。如果将尚未办理残疾证的残障者算在内，未就业的残障者数量将会更多。

《中国残疾人事业统计年鉴》所统计的残障者就业形式按占比从大到小的顺序依次包括从事农村种养加、灵活就业、按比例就业、个体就业、集中就业、公益性岗位就业、辅助性就业。其中按比例就业的人数占比在近两年上升趋势明显，2021年较2012年增加了近 4 个百分点, 占比达 9. 28%。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是推动残疾人按比例就业人数及占比双双上涨的重要原因。按比例就业是指根据国家立法规定, 用人单位需要按照一定比例吸纳残障者就业。《残保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规定用人单位安排残障者就业的比例不得低于在职职工总数的1.5%，否则就要缴纳相应标准的残保金。一直以来, 按比例就业被看作是保障残障者就业的有力手段。

2023年是实施《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的关键年，方案设立的目标是要在三年内实现全国城乡新增残障者就业100万人。早在7月份，就有媒体对这一目标的完成进度大加报道：截至6月30日，全国城镇新增就业82875人，农村新增就业204454人。2022年度中国新增残障者就业59.2万人；2023年上半年又新增了逾28万人，超额完成就业目标指日可待。

抛开华丽的数字，梳理2023年与残障劳动者相关的新闻报道，我们却发现了以下关键词：“虚假用工”，“残疾证挂靠”，“残保金”。2023年6月，江都宜陵一家企业雇佣了十多名残疾人，却并未提供正常用工关系，而是以“虚假用工”的方式免交了残保金。该企业停缴十多名残障员工医保长达11个月，导致患病残障员工医疗费用无法报销。2023年11月，多家媒体曝光残疾证“挂靠”黑产：中介劳务公司与企业合作，企业虚假挂靠残疾证，在付给残疾人较少的工资支出后，即可减免数额较大的残保金。而处于灰产链条最底层的残障人士，经过层层克扣，只能拿到最微薄的薪资以及随时可能停缴的社保。有媒体分析，随着残保金的征缴力度及征缴数额增大，再加上近年的经济下行，越来越多企业想要免除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一环扣一环的利益链条，组成了残疾人就业数据的虚假新增。

这一客观存在的现象同时也提醒我们，残障者仍然很容易成为竞争性就业体制中的边缘群体。ta们往往被视为被“给予”工作机会的客体，而不是“提供”有价值劳动的主体。2023年全国高校残疾人毕业生达到31843人，创历年新高。与健全大学生相比，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面临多重阻碍，其中最常见的就是针对残障群体的就业歧视。2月份，有媒体报道，一位具有大专学历的言语三级残疾人应聘普工岗位时，因说话不利索而遭到拒绝。当遭遇就业歧视时，很多残障者只能无奈接受这种系统性的排斥。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11月，因肢体残障遭公司拒绝入职的李文光，历经2年诉讼后终获胜诉。这成为全国首个残障就业歧视胜诉案例。

事实上，残障者并非不具备能力，而是能力被排除在非残障者所构建的主流就业市场之外。诸多关注残障劳动者的人类学研究都提到，残障专业知识（Disability expertise）能为促进工作场所组织和技术变革带来大量启示。例如一些残疾理论家和倡导者使用“跛行时间”（crip time）一词来描述残疾人与时间的独特关系。它表示在完成同一项任务上，一个人需要额外的时间以及个人化的时间安排，因而应该以尊重差异和民主协商的原则来进行集体协作。工作日朝九晚五的规范时间是具有排他性的。

另外，仍然需要警惕官方和主流媒体将促进就业尤其是融合就业作为唯一宣传重点的偏颇之处。在残障人士“通过融合就业”实现“自立自强”的话语之下，主流社会强化了只有通过参与市场就业才能获得较为体面的生活的工作意识形态，也排斥了劳动本身所具有的康复、社交、寻求乐趣等多样性目的以及志愿劳动、家务劳动等非市场性劳动形态所具有的价值。

在一项有关残障社工机构日常运作和大型电子厂流水线的田野调查中，研究者看到了两种迥然不同的劳动组织模式：工疗站为残障者提供基于医学评价体系的疗愈劳动；电子厂则将听障工人培育成标准化的生产机器。但在工疗站管理者看来，提供这种简单工作的目的是希望将来能够让残障者进入更加正式的就业市场。尽管残障劳动者为工疗站和电子厂两种不同的工作场所提供了情绪价值和劳动价值，但却依然被视为劳动的客体而非主体，镶嵌在旧有的劳动形态和体制中。残障活动家苏努拉·泰勒（Sunaura Taylor）干脆主张自己不参与“正式”工作的权利。她认为，在资本主义和企业经济体系中，难以找到个人热衷的工作形式。因此，她远离了残障人士就业的行列，而是选择站在残障权利抗争的核心。非残障者的工作霸权也使得ta们在政策制定和社会关切中，没有做到充分倾听残障人士的多样需求和个体差异，从而陷入了促进就业与提供社会保障福利的虚假二元对立之中。

九、海外劳动者：骗局重重，强迫依旧 

据商务部数据，截止到2023年6月末，中国政府记录在册的中国在外各类劳务人员为56万人。而民间劳工机构的调查研究显示，大比例的受访海外劳工没有合法工作签证。这意味着官方数字可能仅仅是冰山一角，切海外工人权益问题依然不容忽视。

Gunbuster Nickel Industry 

随着中资企业在海外清洁能源行业投资深化，新能源行业劳权问题在2023年愈发突出。以印尼为例，随着全球清洁能源转型，中国海外资本大规模在印尼投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进驻镍矿开采及其下游生产设施。数据显示，中资掌控了印尼一半以上的镍生产。海外工人面临着陌生的语言、文化、法律环境以及匮乏的社会支持，更难保障自己的权益。2023年1月，一场以工伤事故为起因的印尼本地工人罢工行动在公司Gunbuster Nickel Industry的分立行为下升级为暴力冲突，造成一名中国工人死亡；3月，三名中国工人在中资煤矿PT Sumber Daya Energi的一条煤矿隧道中身亡，疑似煤气中毒；12月，青山莫罗瓦利工业园发生爆炸，造成19人死亡，成为海外中国镍企最大的一起爆炸事故。仅在事故一周后，同园区又发生一起事故，让一名印尼工人丧命，但由于公司信息封锁尚不清楚事故原因。

2023年12月发布的在印尼中国工人报告指出，中国工人们面临着系统性的强迫劳动。这些违法行为包括扣留护照、扣发工资、工作场所安全保护差、缺乏工作许可、行动限制等。统计显示五年内起码有13名中国工人因工作事故死亡，另有10名中国工人疑似自杀。深度调查进一步发现，引起工人死亡的事故包括冶炼炉爆炸、高空坠落、传送带卷夹等。中苏拉威西省环境论坛的记录显示，没有一家公司因致命的工伤事故受到政府的严厉制裁。这些劳权损害事件和维权新闻表明，在全球能源转型和国家经济发展举措中，中国海外劳工正在付出沉重代价。

在这些沉重的劳工悲剧之外，也有可能为海外劳工带来法律保护的国际措施正在推进。12月14日，欧盟委员会、议会和理事会就欧盟供应链新法达成非正式共识。根据新法《企业可持续尽职调查指令》（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Due Diligence Directive, CSDDD），无论是直接或间接供应商，企业被要求在整条供应链上履行人权和环境责任，杜绝包括劳动权利侵犯和破坏环境的行为。这意味着，企业需对自身以及整条供应链进行尽职调查。新法将对欧盟内约13000家大型公司强制执行，包括总部位于其它地方但在欧盟有重要业务的公司。

另外随着电影《孤注一掷》的上映和中科院博士被拐至缅甸诈骗园区的事件报道，缅柬电信网络诈骗产业链再次引起各界关注。在系列报道中，被救回国的博士表示自己因找海外工作机会而被骗，随后被剥夺手机和证件，与外界失去联系，也无法逃离诈骗园区。相关报道还揭露了诈骗团伙的内部运作、招聘过程、员工培训、工作安排和诈骗套路。受害者和诈骗参与者被灌输“有钱才会被尊重”的价值观，并被鼓励在园区里花光收入。而未完成任务者还会被实施体罚。对此，中泰缅老四国的警方展开合作打击赌诈集团的联合行动。但据称仍有类似诈骗园区未停止运作。

2023年也有一个另类的海外劳工群体——海外主播走入了公众视野。许多中国主播选择到非洲直播谋生，满足网民的猎奇心态以赚取流量，实现流量变现。主播的海外定居依赖老乡和熟人网络，并呈现出群聚性，如居住在专门针对华人开设的廉价旅馆。但主播之间存在内容与流量竞争，当地的华人网络并未呈现出高度团结的社会网络。主播与平台之间的劳务关系松散模糊，则导致主播身份更为边缘，劳动和人身安全缺乏法律保障。2023年，主播“小涛在非洲”在埃塞俄比亚遇害，杀害小涛的犯罪嫌疑人同样持中国护照。在因为直播而死去的主播悲剧中，海外主播得到的关注少，关于猎奇流量导向的“非道德经济”、获利直播平台是否需要为主播身亡意外负责的讨论仍然微弱。

十、劳动者行动：维权进行时 

2023年，中国劳工通讯地图共录得超过一千一百次集体行动，其中十月和十一月的行动都达到了两百件以上。和往年一样，罢工发生最多的是拖欠工资成疾的建筑施工业，占总体罢工过半，其次为制造业、服务业和交通物流业。引发工人集体行动的主因多为薪资问题，包括欠薪欠补贴、降薪、解聘欠赔偿、欠养老金、社保欠缴等，但也出现个别由于编制未兑现、超时工作、职业歧视而引发的维权行动。2023年发生了大规模的搬厂关厂潮，然而许多工厂却并没有妥善解决劳动者失业赔偿的问题，导致工人罢工维权，典型事件从3月深圳宝安西乡玩具厂罢工、6月河北唐山德龙钢铁关停后失业工人抗议，到10月深圳艾礼富电子厂工人要求工厂给予补偿并补交拖欠的社保和公积金的罢工抗议，再到11月扬州宝亿制鞋厂停业跑路到印尼而千名劳工未获补偿引发的罢工抗议。多家科技公司同样出现裁员潮但同时明确了赔偿政策。与之相比，被关厂潮影响的生产工人未能得到法律、政策和舆论的同等保护。

此外，欠薪之痛蔓延到多个行业，影响了很多给民众提供必要服务的关键劳动者，包括医务人员、教师、邮政工人、环卫工等等。5月武汉的医护人员在江汉区卫健委抗议，要求“还我抗疫血汗钱”“还我编制”。6月，莆田市涵江医院数百名医护人员在门诊大楼集体拉横幅维权，表示已经三个月没有发绩效了，只收到基本工资。3月，江西景德镇市乐平市教师抗议要求补发绩效工资并要求与景德镇市区的教师同工同酬。5月，河北大名县金池中学教师因工资拖欠而罢工。同月河南三门峡市有34名年轻教师公开发布声明，要求当地教育局给他们解决承诺的编制和工资等待遇问题，否则用“绝食”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市政员工和针对地方机构的劳动者抗议也有多起，包括哈尔滨市中国邮政工人因欠薪和降薪引发的抗议，临汾市生态环境局隰县分局31名在岗职工的集体罢工，广东汕头陈厝合片区环卫工人因三个月工资拖欠而采取的罢工，一百多个出租车司机在河南省汝州市门前对市政府2018年以来出租车燃油补贴停发的抗议。另外也有沉阳铁路局94、95年被违规内退的约280名退休职工在5月集体维权。因为至今没有办理正式退休手续，这些退休工人只能每月领取生活费。尽管超时加班已成多行业常态，但仍有劳动者通过多种方法拒绝加班、抵制加班文化。9月，抖音上掀起了一场“实名支持8小时工作制”行动，众多工人劳动者手持身份证宣布自己实名制支持8小时工作制，反对12小时工作制，获得不少关注。7月，武汉张某称自己24小时待命工作，微信加班严重干扰休息，起诉了所在团购公司。武汉洪山区法院最终判决公司向劳动者支付加班费5000元。另外在7月有一段某设计院女领导“孙主任”与男下属发生争执的录音在网上被曝光并被广泛传播。录音中，员工表示自己明后天休息，拒绝无偿加班，被领导以“不想干就辞职”驳回。提出《劳动法》要求给加班费后，员工被该领导以降薪威胁。希望新的一年里劳动者们能够在集体互助中更加坚定地拒绝加班，早日实现“打工人帮助打工人”。透过媒体报道，我们了解到的多数抗议行动停留在维权劳动者内部，行动结果公众不得而知，但同样存在广受关注并得到社会支持、取得成功的行动，比如4月的汕尾美团骑手罢工（详见本文第五部分）。

十一、劳动者文化：打工人的长衫在脱穿之间

2023年初，“人矿”一词短暂冲上微博热搜榜。作为一个新词，“人矿”暗喻当下的社会系统把人当成没有感情的矿产资源，即“读20年书，还30年房贷，住20年医院，从生下来就被作为消耗品使用的中国人”。网络论坛上有人指出，保持“人力”这种原材料的低成本，是东亚地区低端制造业产品力制胜的关键。当下的人矿已经被挖得不可再续，深度老龄化开始到来。

比起更富现实批判力的“人矿”，人们还是更习惯于自称“打工人”和“消费者”。但李佳琦直播事件似乎表明工薪阶层工资增长停滞所带来的消费乏力已经影响到直播销售环节。2023年9月10日下午，在李佳琦带货某款眉笔时，直播间有网友评论“✖️✖️✖️眉笔越来越贵了”。李佳琦当即表示，“哪里贵了，国货很难的”，随后更是提醒观众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么多年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 ”，由此引起舆论激烈反弹。这位出身草根、在自己身上实现了个人奋斗神话的时代幸运儿，与那些正面临经济下行现实的猪猪女孩们不再有共情的基础。原本以锻造后现代消费者主体为已任的网络销售直播间转眼间讽刺性地成为打工人阶级意识凝聚的空间和情感宣泄的阀门。

12月份发生的某网络销售企业主播董宇辉小作文风波的解决，则被许多人视为打工人帮打工人走出困境干翻CEO的一场胜仗。在很多人心中，董宇辉是学历不高的普通农村打工人通过努力实现职业转型和职场跃升这套叙事的成功代表。而在阶级固化越发明显的当下，，董宇辉拼下业绩却遭遇公司背刺的经历，使得他本人成为职场雇员完美的心理投射对象。惹怒打工人的下场是短短5天内东方甄选掉粉近30万。而在打工人的帮助下，直到董宇辉复播，东方甄选才实现粉丝回流，股价上涨21.33%。吊诡的是，所谓打工人“互助”仍然是以粉丝消费的方式得以实现的。“打工人”对董宇辉的支持丝滑地汇入了直播间的粉丝经济，使得董宇辉本人顺利进入到了管理层。董宇辉的飞升只是巩固了劳动等级秩序，而对于改善打工人普遍的劳动环境无益。

打工人打工难，年轻人就业也难。他们用“当代孔乙己”、“脱掉长衫”等词语来描述和应对自己遇到的就业困境。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被家长老师耳提面命要为之努力的那种体面白领工作机会越来越少，“脱下长衫”也就意味着放低就业期待。为了“脱下长衫”，2022年末，一个叫“轻体力活探索联盟”的豆瓣小组悄悄诞生。一群厌倦了白领生活，想靠着轻体力活过上开心生活的年轻人聚在一起，畅想逃离格子间惨白灯光，靠双手生活。然而，2023年4月，一个自称某211硕士的用户在豆瓣上发言，表示自己用高中学历去体验了盒马分拣员和蜜雪冰城店员的轻体力工作，却都坚持不了一周。这些工作要面临的严苛管理制度和冷酷人际关系令他萌生退意。尽管如此，“脱下长衫”的风潮确实反映了劳动者希望打破僵化劳动分工的愿望。不过显然这样的愿望在现有的劳动秩序下是很难广泛实现的。2023年10月31日万圣节，打工人的苦闷抒发从线上腾挪到线下。大量年轻人化妆在上海巨鹿路、富民路、长乐路等热门地段游玩。一名女子在路上抱着电脑，面容憔悴，cosplay一名悲惨的打工人。还有群众扮成加班至死的设计院和互联网民工。在万圣节扮演不人不鬼的自己。这种自嘲与创意，才让人感到大家都是鲜活的个体，可以短暂地从工作的异化中解脱出来。祝愿劳动者在新的一年里创造出更多联结和欢乐的节日，体会到更多自由和解放。

除此以外，反映劳动者生活的一系列文艺作品也纷纷与公众见面。王兵执导的纪录片《青春》于2023 年５月18日在第76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首映，影片记录了在浙江织里镇工厂里劳动的年轻人的青春。导演把镜头对准生产领域年轻劳动者的青春岁月，使我们得以看到消费主义之外对青春的表达。2023年3月，外卖员王计兵出版第一本诗集《赶时间的人》；同月，胡安焉的非虚构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而在《我的母亲做保洁》中，作者真实记录了52岁的母亲从陕南农村来深圳务工，想为自己“扫”出一份养老钱的经历。书中绝大多数素材源于保洁母亲的口述，母亲千辛万苦供女儿读书，却发现办公室的工作也并不尽如人意，母女俩反而因为同在深圳打工的经历而互相理解，命运与共。

在互联网打工人文化和劳动者出版物继续发展的同时，对打工人进行文化支持的线下机构进一步走向衰落。2023年5月，建馆满15年的北京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宣布因拆迁而无限期关闭。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是全国唯一一座由民间打工者自己创办的公益博物馆，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打工者群体的复杂经历，它的兴衰也成了时代变迁中的一处注脚。不久，打工人文化艺术博物馆的网站上线，线上还原了博物馆先前展览的内容。根据网站创建成员的透露，目前网站还在更新中。从2009年运营至今的苏州星星家园（苏州工友家园）也宣布在劳动节当天关闭。星星家园曾为当地农民工群体长期举办读书会、电影放映、戏剧排演、音乐会等各类文艺公共活动，同时也提供工伤法律咨询和援助、看护流动儿童等服务。在愈发逼仄的环境下，如何为工人群体提供线下支持服务，仍然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难题。

二零二四年

2024年，对于大多数劳动者来说，可能是不能再糟糕的一年。与此同时，正如诗人布莱希特所言，“餍足之人”仍在“向饥民描述着即将来临的伟大时代”。

在我们亲临的脚下，“大地不再孕育，只吞噬”；在目光与地平线的交界，“天空不再下雨，只下铁”。也许，真正的绝望，不在于变糟，而在于我们再也没有心力去关心变糟的一切。麻木和冷漠才是一切的终结。

我们确实是一步步看着自己走到如今这般田地来的。世界各地陷入到一个相互比烂、竞相逐底的恶循环当中，困局积重难返，但是劳动者仍然缺乏足够的手段去阻止事态的恶化。尽管一切新的因素也正加速涌现，但在旧有的社会结构之下，转捩点被无限地推迟到不可预知的未来。

当然，我们无法停止谈论“趋势”“潮流”和“走向”。但借助这篇盘点，我们希望告诉读者，在各类统计数据和政策指标背后，是真真切切地在工作、呼吸并感到苦难的人们。对于Ta们而言，关键词是“失业”“欠债”“房租”“贫困”“病痛”“劳累”“失去”“伤害”“不稳定”乃至“杀人”和“死亡”。

我们呼唤真正的团结。这种团结可以超越纷繁纠葛的隔阂，让我们为彼此的困难而感到惭愧，并因此付出实际行动。我们也呼吁耐心和定力。在困顿之中，用各自的材料和工具共同编织出新的方法。

我们不祈求哪个救世主能带来风调雨顺。世界的未来仍然取决于我们想要什么以及我们做什么。

一、凛冬已至：经济萧条全方面蔓延

2024年，中国经济自疫情以来的颓势并未得到遏制，经济萧条全方位蔓延。从宏观指标来看，GDP平减指数、CPI、PPI均在低位运行，消费者信心指数触及历史低位，出口贸易面临关税壁垒压力，产能过剩与需求不足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乃至形成下降螺旋，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经济低迷的压力传导至各行各业，制造业、零售业和服务业等易受经济下行波及的行业首当其冲，互联网、房地产、金融等高薪行业亦显疲态。“降本增效”继续成为2024年企业部门的核心关键词，裁员潮、降薪潮此起彼伏，停工停产乃至破产倒闭的情况不乏其数，大量劳动者失去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此外，经济下行带来的财税收入减少，叠加地方政府债务危机，让事业单位与公务员等传统意义上的“金饭碗”也大大受到影响。受失业率增高与收入预期削弱的影响，全社会范围内出现了全面消费降级，这又进一步造成有效需求萎靡不振。国内外大量机构及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社会正面临实际的通缩困境，亟待引起重视。经济寒冬下，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受影响，许多中小企业陷入困顿或停摆状态。一些制造业报道显示，工厂需要通过卷价格、极度压缩成本来换取订单，缺乏良性循环的可持续机制。虽然政府强调要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总体来看，新增就业最多的仍然是具有低收入和不稳定性质的工作岗位（详见本文第三部分）。今年第二季度，农民工数量达到了18，997人，创历史新高，但收入却出现下跌。农民工数量增加也可能是农作物和蔬菜价格下跌、农村经济更加凋敝所致。如何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改善其生活质量，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即便在通常被认为是产业升级重点领域的汽车高端制造行业，无论是传统车企还是新能源车企，员工的日子也都不好过。高合汽车、恒驰汽车、合创汽车、极越汽车等造车新势力先后在年内停产。2月18日龙年春节复工第一天，高合汽车即召开内部大会宣布即日起将停工停产6个月。恒驰汽车也在2024年初停工，“除13名保安外，目前恒驰汽车在上班的员工只有40多人”，且“（上班的员工工资）每月只发80%”。3月，为挽救低迷的销售状况，合创汽车要求包括非营销部门在内的公司所有员工参与车辆销售，后因不退还员工投资款在6月被员工拉横幅维权，11月，合创汽车再次因生产端和销售端问题恶化、公司部分股权被冻结，裁撤上海分公司所有员工，拖欠被裁员工赔偿金。12月，百度与吉利公司合资的极越汽车年终闪崩，宣布经营困难、原地解散，四千多名员工措手不及。“围堵”CEO夏一平后，员工向极越提出四项诉求：补缴10月到12月的员工社保、公积金，补发12月工资，给予员工“N+1”的赔偿款，以及将落户员工流程走完等。12月19日，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极越赔偿方案已公布，员工获“N+1”赔偿，将于明年1月20日前发放完成。

部分经营状况相对较好的新能源车企虽未停工停产，也进行了大规模裁员和降薪。4月15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透露该公司将裁减超过10%的全球员工，以削减成本并提高生产率。特斯拉中国区也受到影响，裁员比例超过10%，充电、销售和市场团队的裁员比例甚至达到40%-50%。国产新能源头部企业理想汽车也在5月进行了大规模裁员，裁员比例为18%，涉及员工总数达5600人，但据多位被裁理想员工爆料，实际裁员总数或接近万人。此外，由于被裁员工转投其他新能源车企时如被对方HR得知自己是裁员离职，薪资会直接降薪20%，部分员工不惜在裁员潮中提前主动离职以放弃赔偿。裁员还存在未足额给予赔偿的情况。面对裁员引起的普遍不满情绪，理想公司选择加强安保措施。如果说电车企业的破产和裁员是由于内部竞争白热化，面对汽车产业新能源转型的大潮，许多传统的指标性燃油车企则由于没有跟上调整步伐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5月，东风本田裁员2000人，裁员采用“N+2+1”的补偿模式。8月，东风本田再传裁员消息。此次裁员背景是汽车销量下滑，2023年1-8月新车销售同比下降19%。在自主品牌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东风集团面临整体销量压力，2023年首次出现亏损，亏损额达到39.96亿元。另一家合资车企大众中国也进行了裁员，主要涉及进口车业务，规模近百人。在本轮裁撤中国员工的过程中，大众中国给予他们两种选择：一是调离北京，去合肥工作；二是直接裁员，给予赔偿——最高可达N+6。此外，豪华汽车品牌保时捷中国也裁员30%，包含正式、外包等岗位，赔偿或按N+6的标准执行。降薪潮还波及房地产、金融、科技、互联网、游戏、文化传媒等传统中高收入行业。据财新周刊报道，近几年房地产市场的剧烈下行使建筑行业受到极大影响。房地产行业的不景气造成大量工程款拖欠，多家企业面临现金回款风险，建筑行业众多大型央国企降薪裁员、中小型民企破产倒闭，许多建筑行业从业人员收入受到严重影响。1月3日，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发布通告：因市场萧条，业务量骤减，公司决定精简人员，希望员工顾全大局，主动申请长假，公司将代缴基本社保。

另据多家媒体报道，年内证券行业从业人数缩减5%，42家已披露数据的上市银行中，仅有11家人均薪酬保持上涨，超过七成银行员工薪酬下滑。头部金融公司中金公司部分岗位工资传闻比此前“打三折”，或间接导致工亡事件。中金公司向红星资本局表示，网传的被裁、降薪、跳楼均为不实消息。但人均应付薪酬一度排行业第一的中金公司确实出现员工薪资大幅跳水。数据显示，其2021年人均应付薪酬为116.43万元，2023年则下降到70.04万元，累计降幅为39.84%。彭博社称光伏行业头部企业隆基绿能将裁员近三分之一，以求在产能过剩和竞争激烈的行业中消减成本。隆基绿回应称当前光伏行业面临复杂内外部竞争环境，公司为应对市场变化的确进行了相关岗位结构优化，但预计人员调整比例约为5%。隆基绿能是全球最大光伏企业，当前光伏行业面临产能过剩、利润下降等挑战，去年以来，业内不乏减产、裁员的声音。今年已有多家光伏企业宣布产线停产。有媒体报道，海康威视员工透露公司10月正在进行大规模组织调整，32个研发区域收缩到12个，预计“优化”1000多人。对此，海康威视方面否认大规模裁员，并表示进行了正常的经营策略调整。互联网行业与游戏行业也未能幸免，且频繁出现以AI技术取代正式员工的情况。6月24日开始，“老牌游戏大厂完美世界最大规模裁员”的消息开始在社交平台流传。有内部员工网络发文称，完美世界预计裁员超千人。业内外人士大多认为持续糟糕的业绩表现是完美世界本次裁员的直接原因。面对经济衰退和新媒体行业的挤压，传统媒体的经营收入也大大降低。版面收缩、广告减少等问题直接影响了员工的薪资和福利待遇。深圳报业集团去年开始施行扣留工资制度，设置严苛的年度考核标准，导致大多数员工的年终奖打折，仅极少数高业绩者能获得全额扣留工资。近期，《深圳特区报》更是开始实行倒扣工资政策，要求记者每月完成一定数量的稿件，其中要求的见报稿件数量较高，但版面和选题有限，导致很多记者难以完成任务。未完成任务将面临严重的工资扣罚，再加上各项五险一金的扣除和考核处罚，很多记者的实际月收入只有2000余元。今年以来，各地还网传各类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职业的降薪消息，这意味着就算身处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等传统体制内“金饭碗”岗位，也未必能有稳定向好的收入预期。地方财政压力令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群体的薪资待遇也受到影响。全国多个省市频传公务员降薪消息，河南省发改委网站则发布了改革方案，提出要按照“531”比例精简机构编制规模。1月8日，哈尔滨工业大学发布通知，明确规定继讲师之后副教授也需要面临6年时间“非升即走”的考核期。此事在学术界引发热议。北京、贵州、浙江等地也纷纷探索建立教师退出机制，以防止个别教师“躺平”。多地还出现中小学欠薪事件，如开封通报一小学欠薪无人上课，南宫市实验小学拖欠教师工资，教师前往市政府讨薪。伴随着收入预期降低、生育成本提高和生育率下滑，幼教行业处境艰难。5月8日，有网友公开反映称，河北省廊坊市六艺幼儿园突然关闭，众多家长及职工连续多天讨要学费及工资。搜狐网报道，在这种情形下，大量幼教老师选择“自救”，或通过兼职补贴生活，或转行做美甲、客服等工作，重新学习和适应。在医疗领域，10月24日至26日，广东梅州市嘉应学院医学院附属医院职工在网上发帖称，他们因医院欠薪10个月后宣布破产而停诊，面临突然失业导致的经济困难。尽管医院承诺将在半年内支付拖欠的工资和赔偿金，但具体兑现情况未明。有职工反映，即便是事业单位的工作也不再稳定，面对医院倒闭，合同工和中年职工的就业前景尤为不明。10月30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南郑州中牟县白沙镇卫生院已8个月没给员工发工资。员工聚集抗议，堵住院内一辆黑色轿车，表达对欠薪问题的不满。白沙镇政府工作人员表示，工资问题正在协调中，预计很快会有解决方案。 许多一线城市医院也无法逃脱经营困境。财新12月11日报道，广州、深圳多家医院降薪。报道指出，两地医生降薪多针对绩效工资，波及当地的头部医院。其中既有推广三明医改经验，将医生薪酬与科室创收、药品耗材收入脱钩后，未能对医院合理补偿的改制原因，也有经济增速下滑、地方财政投入缩水的因素。医保控费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影响了医院收入。

当个体被时代浪潮置于极端境地时，恶性社会事件的产生就防不胜防。9月30日晚，上海松江沃尔玛，一持刀袭击者疯狂伤人，导致3死15伤的惨剧。未经证实的网友爆料，伤人者林某虎曾跟陈某龙做工地活，被欠薪3到4万元。8月，林某虎查知陈某龙公司注册地在上海，来沪寻找无果后流落街头。案发当日，林某虎因生活无以为继，选择在超市随机砍人。11月16日，江苏宜兴无锡工艺学院内发生无差别持刀伤人事件，造成8人死亡17人受伤。嫌疑人徐某为该校2024届毕业生，目前21岁。在网传遗书中，徐某控诉每日工作时长高达16小时却遭工厂拖欠工资、学校拒发毕业证。

凛冬已至，劳动者的劳动环境不断恶化。造成这般恶果，至少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不少企业选择通过缩减人力成本和压缩员工福利待遇的方式来应对经济和行业危机，劳动者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不公平的待遇；二是企业部门为了尽可能减少赔偿，在这轮以“降本增效”为大旗的裁员降薪潮中不惜“变相裁员”与违法裁员，各地劳动仲裁数量大幅增长；三是劳动市场的供需矛盾愈加严峻，求职者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和远低于预期的薪资水平，所获所得与劳动强度不成比例；四是企业为降低成本偏好灵活用工和短期合同，这使得部分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大打折扣，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经济困境。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如何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乃是社会和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青年劳动者：“吃尽时代黑利”

2023年8月起，国家统计局在青年失业率屡创新高的形势下暂停数据公布。然而，调整统计口径后的青年失业率仍在2024年6月后一路飙高，7月份达到17.1%，并在8月份一反往年同期触顶下降趋势，继续升到18.8%——这一数字已经高于前几年旧口径下大多数月份。9月及10月青年失业率虽有下降，但仍维持在17%以上的高位。

因统计口径不同，2024年的官方青年失业率数据难以和往年直接对比。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4届《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截至4月中旬，硕博学历毕业生offer获得率为44.4%，本科毕业生offer获得率为45.4%，均较2023年下降。在毕业去向方面，应届生慢就业、自由职业的占比皆较2023年增加。由此可见在经济继续下行的2024年，青年就业困境持续，甚至可能比2023年还严重。

经济危机下各行各业普遍萧条，优质工作岗位减少，体制内工作受到青年劳动者追捧。《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期待进入国企的毕业生比例在2020-2024五年间连续上升，达到47.7%。2025研究生统招考试报名人数下降，公务员国考报名人数达到了341万，相比上年增长了12%。只要是跟体制相关的工作岗位，都被公众视为相对有保障的岗位，即使不是公务员或事业编，也受到追捧。每日人物《争考社工的年轻人，没有编制也想上岸》一文指出，基层社区工作者岗位日益受青年劳动者欢迎。在安徽一县级市，35个社工岗位，就有超过2000人竞争。这一岗位没编制，要扎根基层，常常加班，杂活多，但在经济下行、企业朝不保夕的大环境下能提供稳定的收入、工作环境和有确定性的职业未来，因此仍被拥有一定学历水平和考试能力的青年当作救命稻草。

然而，“体制”一词越来越不意味着稳定。近年来，报考教师资格证成为教师，也被高学历青年视为一种“上岸”途径。但据《北京商报》报道，北京丰台教育发展理事会在2024年工作会上提出，该区将加强对教师的年度考核和考核结果运用，探索建立教师退出机制，这是继贵州、浙江后，又一地开始打破教师“铁饭碗”。

新冠疫情三年的影响在青年劳动者身上仍在持续。10月，有媒体报道称，多名24届毕业生在求职时被企业视为“疫情班”学生而拒绝录用。一企业负责人表示，不接收2022届至2024届毕业生，并称在自己交流的圈子里，普遍认为这几年的大学生都是上网课的，学不到东西，因此不认可。

缺乏高学历文凭的青年劳动者则延续了前几年趋势，选择离开传统制造业，转向各种零工经济和服务业，如从事外卖、快递、自媒体等行业。一些报道中的年轻人认为，既然无论如何都难以获得稳定体面的收入，那不如逃离工厂等级森严、人情复杂的环境以及收入平平、工作枯燥的状态。此外，今年有更多来自各行各业的失业中年人涌入零工平台与年轻人展开竞争。随之而来的是外卖等平台零工行业作为就业蓄水池，单价愈发降低，零工劳动环境愈发恶化。（详见第三部分）

就业市场上优质岗位变少；想追求的体制内铁饭碗也在瓦解；在疫情三年中饱受压抑，毕业后反而遭遇就业歧视；为了暂时找个饭碗或“自由”转投零工经济，却发现单价变低。“00后吃尽时代黑利”这一网络热句，成为近两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的心声。

2024年，职校实习生、医学规培生、高校硕博等介于学生和劳工之间灰色地带的青年劳动者，其恶劣的劳权状况依旧。

1月，新京报报道，毕节职业技术学院2018级学生李某经学校推荐到实习岗位工作后转正，但因工作内容涉嫌诈骗获刑。律师认为本案中，无论该学生是以实习生还是应届生身份进入电诈公司，学校在合作企业审核上均存在重大失职，应承担法律责任。而学校与企业勾结，向血汗工厂输送实习学生作廉价劳动力也是普遍情况。4月，云南新西南技工学校被曝强制幼儿教育、酒店管理等专业的学生进厂“打螺丝”，每天上班11个小时，不干不发毕业证，并从学生工资中抽成。学生打工的工厂名为东莞正扬电子厂，厂里给工人每小时工价23元，学校要克扣9元钱。普遍恶劣的实习条件也引发了今年多起职校生自杀事件。由于缺乏纾困的有效渠道，今年还发生了一起职校生无差别杀人事件（详见本文第一部分）。我们当然应该谴责伤及无辜的行为，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这起事件所引发的舆论当中，少有人提及正是职校生实习权益长期受侵害和被漠视，导致了这样的惨剧发生。今年是我们撰写年度盘点的第四年，也是我们呼吁保护职校生权益的第四年。但还要多少起这样的悲剧发生，我们才会意识到不从根源去解决问题，情况就还会进一步恶化？

年初还发生了多起医学规培生自杀事件。2月2日，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一规培生因春节期间“卖班”，想回家过年而被医院教学处谈话威胁退培，最终烧炭自杀。湖南师范大学研三规培生曹丽萍，因在湖南人民医院被持续压榨，于2月24日元宵节值班当天于值班室自刎。3月，南宁第一人民医院一规培生疑被卡规培证，在宿舍自刎。中国规培制度的创始者刘进教授在事后接受媒体访谈时，却称“医学生要有在疲劳下工作的能力”，不认为规培制度已成为医院降本增效的重要手段。

高校硕博生方面，今年联名举报导师、将矛盾诉诸舆论成为学术劳工的重要行动手段。1月，11名华中农大学生撰写长达125页的举报信，联名举报其导师黄飞若涉及学术造假，最后黄飞若的职务被停止。4月，北京邮电大学15位研究生联名举报导师郑某存在师德师风问题，举报信中称“老师对我们就像是对待奴隶一样”，指其强迫学生加班，无视学生身心健康。大部分郑某指导的学生出现了或轻或重的身心健康问题。大量交流应对“渣导”经验的自媒体也在社交媒体上出现，而一些在学术劳工群体中名声极差的教授，则被当作过街老鼠对待。12月，中大附二院的宋尔卫在清华开讲座时，被台下学生直播质问有关学术造假、腐败和侵害学生权益的问题。还有学生怒而撕毁其讲座海报。

综上所述，2024年，中国青年劳动者在经济下行、就业歧视和劳权侵害的多重压力下，面临着愈发严峻的困境。从体制内工作的不再稳定，到零工经济的恶性竞争，再到职校生、规培生和学术劳工权益的长期受损，年轻一代在夹缝中艰难求生。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公平与制度完善的迫切考验。

今年有劳工观察机构还录得一起跨国企业在中国雇佣童工的事件。该机构12月初发表的报告显示，雀巢和星巴克中国供应链中的云南咖啡农场正在雇用童工，成年工人同样存在严重超时工作的问题。工人面对恶劣天气，身处农药暴露的环境风险，但缺乏医疗保险，并且几乎只能拿到最低薪水。

三、零工经济时代：就业蓄水池饱和，政府和平台新规引争议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调查，2024年中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零工经济作为农村进城青年、应届毕业生以及失业群体的就业蓄水池已趋于饱和，并促发平台零工之间的竞争加剧。大量劳动力涌入导致单价下降的同时，平台零工受到的管理力度正在加强；收入更为不确定的同时，意外事故与恶性冲突事件频频出现。

据美团官方数据，2023年有过接单收入的745万名骑手中，近一半骑手接单天数都不足30天，说明过渡性就业、兼职占比相当高。而“月入过万”的神话也早已成为幻象，越来越低的单价才是现实。一位深圳骑手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称，他每个月跑5000公里以上，达一两千单，每天工作至少13小时，才能月入过万。尽管《2023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指出，2023年外卖员月均收入为6803元，超过蓝领群体的平均值（6043元），外卖员、月嫂、货车司机等职业的收入水平位居蓝领前列。但零工经济研究中心的年度调研显示，2023年广东省半数网约配送员近三月月均收入低于 4000 元，仅有不到20%月均收入高于 6000 元，其中，69%配送员工作时间在8-12小时。 

近年来，外卖骑手的配送单价持续下滑。有骑手在接受财新传媒采访时具体解释称，2019年其刚开始做骑手的时候，配送单价在5-6元，超过三公里的单价可达10元，但是目前超三公里订单单价已经腰斩至4.5元，三公里内订单单价跌至3.8-4.2元区间，“畅跑”兼职骑手单价甚至跌至3元以下，高温补贴也已经取消。由于美团专送骑手采取梯级计价的基础服务费计算方式，跑单越少的骑手获得的单价会越低。杭州某站点每月700单以下的单收入为4.45元，到1300单以上才涨到5.05元。

1月，山东烟台外卖员反映2023年10月起的工资被美团加盟站点克扣，随即该美团骑手账户被封号，但美团渠道经理表示并不知情。

种种因素叠加之下，平台零工工作环境风险增高，猝死等事故不断出现。随着全球变暖加剧，夏季极端高温暴雨天气频发。7月10日，一位23岁外卖员在深圳街头晕倒送院，后诊断为热射病，不治身亡。8月以来，各地处于40摄氏度以上的烧烤模式，不少城市的骑手却表示从未见过高温补贴，其中包括某一线城市美团专送外卖员。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的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享受岗位津贴。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但外卖平台的高温补贴往往以活动奖励形式发放，并非固定津贴。

9月6日，杭州市余杭区一外卖骑手躺在电动车上休息期间猝死的视频引发关注。据称他是附近的“跑单王”，常工作至凌晨3点，仅睡三四小时，在接单间隙靠在电瓶车上休息。知情者称其家境困难，为增加收入日夜奔波。

9月23日，叮咚买菜一名第三方平台仓管员工被发现猝死于北京租住屋内。这位42岁员工生前常值守12小时夜班，甚至在中秋期间多日通宵加班。此前，他因身体不适于9月18日向店长请假，说自己眼里全是血，看不见东西，随后失联。由于其与雇主间无劳动关系，而是与第三方劳务公司云千斗签订《自由职业者服务协议》，无法认定工伤，暂获叮咚平台“几万元”人道赔偿。

平台零工也面临平台、监管部门甚至物业小区的严苛管理。快递方面，3月1日新修订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施行，对未经用户同意擅自使用智能快件箱、快递服务站等方式投递快件的行为规定了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高额罚款。有快递员得知“新规”两天后无奈离职，因为未来丢件责任更难认定，需要送上门的快件数量也可能激增。还有快递员表示目前送货上门后必须“打电话确认，必须响铃10秒”。有快递派送员称受新规影响，每日能派送单数将从400—500件降低到100—130件。罚款也早已是“三通一达”的常态，此前，有快递员一周收到十几个投诉电话，最高罚款两千元。《2021年中国快递员权益保障问卷调研》显示，高达六成的快递员每月被罚200元以上。快递员们认为，新规只是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派送员承担全部责任和成本、以罚代管的制度设置下，消费者端甚至也无法撤销快递投诉，查询一个包裹的去向时，如果点击“未收到货”会马上导致50-100元的罚款，而工单无法撤销，用于撤销工单的新工单只会造成新的投诉。

除此以外，外卖配送员继续面临进入物业小区及商厦送餐的困难，系统让面临罚款的保安，与面临超时和投诉的外卖员处于持续的对立状态。2023年12月，青岛32岁外卖员与54岁物业保安产生矛盾，导致发生后者被杀害的底层互害惨案。北京外卖员冯文学面对类似的情况，选择起诉他经常前去送货的物业公司畅颐园，引用《宪法》维护自己的权利。做外卖员4年来，面对保安的无礼搜查和禁止入内、商场厕所长时段堵塞修缮、路况不平易摔、商场有扶梯但不运行等情况，他采用的做法是：反驳，争吵，向12345投诉，打110报警，乃至向法院起诉，也试图为跑众包的骑手们组建工会。其中大多事项得到了相应的解决。但6月，法院判决书驳回了他关于骑手进小区问题的所有诉讼请求：“小区业主对小区公共区域、路权具有物权，外卖员对此并不享有权利。”

8月12日，一张外卖员在路边下跪的图片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官方通报显示该外卖骑手王某某在西湖区西溪世纪中心园区送外卖过程中将栏杆踩歪，被园区保安拦下，该外卖员因担心影响其他订单派送遂下跪。事件发生后引发大量外卖员前往现场声援下跪骑手，向物业讨说法。多段视频显示，大量外卖骑手在杭州绿城西溪世纪中心聚集，高声呼喊要求物业“道歉”。

一些办法看似在控制平台算法，保障骑手安全，实则并未改善骑手困境。7月9日，广州"外卖骑手一周三次以上违法将停单"的规定引起热议。9月27日，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外卖骑手新规进一步加强了对骑手和企业的监管，被业内称为“最严新规”。新规明确，骑手第三次违章就要停单一天，甚至面临扣车；违章四次及以上，停单天数相应增加；3个月累计违章10次，则要纳入“黑名单”，实施全行业“禁业”。广州政策的一个出发点是管理广州激增的电动自行车，保证电动自行车和蓄电池的规范使用，却忽视了配送行业骑手的利益。有骑手直接表示：不超速就超时。但新规并不仅仅约束骑手，还要求平台企业按照最高速度25公里/小时守法行驶可完成配送任务的标准，设定配送时限、路线。同时明确提出，不得将“最严算法”作为考核要求，通过“算法取中”等方式，合理确定订单数量、准时率、在线率等考核要素，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放宽配送时限。12月5日，广州电动自行车新规再次规定，电自时速限制在15公里/小时。广州交警还表示将联合市场监管部门约谈平台，要求平台放宽配送时长。然而，最新报道显示，30日新规施行首日，外卖骑手称未感觉到平台调整配送时长。

8月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人社局也印发《石家庄市新就业形态劳动用工管理指引（试行）》提出，网络餐饮平台对连续送单超过4小时的配送员，20分钟内不再派单，防止因连续作业产生事故隐患。12月17日，美团、饿了么先后宣称，已在部分城市试点优化外卖配送防疲劳机制。当骑手APP检测到骑手工作时间过长时，起初会提示骑手休息；如果骑手没有理会，最终会强制骑手下线并休息。对此，社交媒体上有骑手指出：“越是跑单时间长的骑手，越是大概率面临经济困境，单价过低的核心矛盾不解决，限制跑单时长只会反过来迫使骑手在有限时间内跑更多单，越追求速度而忽略安全，强化竞争内卷。”而政府和平台单方面制定政策规则，制定过程缺乏骑手的参与，最终只会是一厢情愿。12月27日，美团宣布拟在2025年前废除骑手超时扣款制度，并引入培训、积分制等正面激励措施。这被认为是相比于防疲劳强制下线措施更有诚意的举措，然而具体实施效果仍有待观察。

相比于外卖、配送、物流等行业，网约车司机一度被视为更为安稳的平台零工形式。但2024年以来，新能源车集体降价，网约车平台也运价不断走低，一些平台上已经出现了低至1分钱一公里的运价，而合规网约车司机的运营成本高达1.2元/公里。

根据每日经济新闻整理，7月多地发布网约车行业风险预警，显示运力已饱和或远超需求，公开提醒慎入网约车行业。根据广州交通部门最新统计，当地网约车司机日均营收从343.34元降至311.63元。这意味着一些网约车司机即便是“整月无休”，在未扣除用车成本的情况下月收入也不超1万元。早在2月份，已有媒体指出，乘客若在聚合平台下单，相比于在网约车企业自营平台下单，因为“两头收佣”，司机到手收入会降低20%左右。

单价的下滑导致网约车司机合规意愿不断降低，合规运力不断减少，越来越多新老司机都跑起了不用办证的顺风车。由于顺风车规则允许司机与乘客协商高速费甚至是走线下单，有人担心“黑车”又要重返市场。在这样的运营压力下，为了节省房租等生活成本，尤其在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一些专职网约车男性司机干脆吃、喝、睡都在车里进行，洗澡则选择去付费澡堂，这一做法难免造成车内异味，“越来越容易打到臭车”的话题频频冲上热搜。许多乘客还反映，便宜的特惠快车打到臭车的概率更高。12月，滴滴出行作出回应，启动“异味车”治理专项行动，通过上线拉黑异味车功能，对车内空气差评率较高的司机，采取暂停服务和培训学习等方法，争取改善用车体验。但此种将责任完全归咎于司机个人的做法，显然只会让司机陷入更大压力。如果不去优化算法派单的逻辑以及与司机的分成机制，重新整合利益三方，这类做法可能并不能收到实际效果。类似的治理在其他方面也存在：花小猪整顿司机违规取消行为；首汽约车加强对司机完单率和有责投诉的管控，上线违约金制度等。

在网约车里休息的司机

与此同时，女性网约车司机也受到更多关注。2024年3月，T3出行发布的《2024年度女性司机就业数据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2月底，超过7万名女性加入T3出行，这一数字在2022年还是2.1万名。女性司机主要集中于上海、南京等一线和新一线城市。女司机群体中，70后、80后超过八成，超过六成每日工作时间在8小时以上。平均来看，女司机驾驶过程中出现包括驾驶分心、疲劳驾驶、打电话等异常行为的次数，都要少于男性司机。这表明女司机在驾驶过程中更加专注和谨慎。围绕男女司机差异的争论，则再次将性别与劳动权益的交叉性话题摆到公众面前。我们应该意识到，在不改善平台剥削的情况下，通过将女司机在一些方面的良好表现归咎于性别气质，有可能既造成对女司机的性别规训，也造成对男司机更为严厉的考核PUA。最终，男女司机双方的诉求都可能无法得到平台的有效回应。

2024年7月，由国家人社部等部门牵头进行的为期两年的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新职伤”）保障试点宣告结束，众多官媒称试点将继续扩大。据了解，与工伤保险不同，“新职伤”不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也不以工资总额为缴费基数，而是由平台企业采取按单计费方式，按月订单量申报缴费。以外卖行业为例，“新职伤”可以复盖到每一个人和每一个订单。即使骑手只送了一单，在工作期间受伤依然可以申请职业伤害保障待遇。报道称，尽管“新职伤”试点已取得积极成效，在2024年3月底复盖了801.7万人，但目前仅涵盖北京、上海、江苏、广东、海南、重庆、四川7个省市的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同城货运行业，包括美团在内的7家平台企业，复盖面仍相对有限。8月2日，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稳妥有序扩大试点实施范围。不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赔付案件还涉及第三者责任，但目前“新职伤”尚未涵盖与第三者责任保障相关的赔偿责任。

不过，“新职伤”政策并未在媒体关注的外卖员猝死和伤亡事件里获得关注，如前述热射病去世外卖员的家属就未能从人社部门获得新职伤身故补偿。针对杭州骑手与北京叮咚员工猝死的新闻报道中也并未提及新职伤救济渠道。

在外卖员与网约车司机以外，其它零工群体的状况相对较少受到主流舆论的关注。一篇讲述新近爆火的短剧行业劳动状况的报道提到，各岗位员工每天 20 小时的高强度工作成为常态，底层工作人员不仅工资低、常被拖欠，多数未签正式合同，工作条件毫无法律保障，演员透露过去一年有 5 人因高强度工作猝死，完全是“耗材”。一度因在账号@七颗猩猩 的系列短剧里为打工人鸣不平而被捧为“打工人嘴替”的王妈，也由于被网友发现亏待自己的下属而“塌房”。在其公司七颗猩猩的招聘上，其开出的待遇是大小周。实际上，这种现象在网红招聘中非常普遍，这类工作往往待遇低，工作时间长，需要一人身兼数职，却不是劳动关系。而签约条款中往往还含有不平等条款，若员工违约离职要给出巨额赔偿。 

四、企业管理转型：劳资矛盾的新解法？

具体工作环境下的劳动者权益，固然与宏观经济环境和行业状况相关，但最终仍须回到企业作为中微观层面管理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对员工所施展的权力关系。本年度大量裁员潮、降薪潮的另一面，是企业在职员工超时工作和无偿加班问题更显严峻，过劳死和自杀事件层出不穷。在“降本增效”的大旗下，部分企业选择以损害员工利益的方式来纾解经营困难，但两者显然并不必然相关，劳资矛盾之所以深化，不能仅仅以“经济寒冬”一言以蔽之，归根到底还是普通职工缺乏民主、无法参与真正的企业管理。诸如“996”工时制等诸多社会舆论长期关注和抨击的恶劣现象今年仍然没有得到改善。1月，国内知名短视频平台快手被曝出施行“11.5小时工作制”，要求员工进出打卡时间至少间隔11.5小时。5月，百度公关部门负责人璩静在抖音宣称 “员工闹分手提离职我秒批”等言论，要求员工 24 小时手机开机，引发公众对百度企业制度和文化的反感，百度股价因此一度下跌。该事件最终以当事人璩静从百度离职而告终。6月，宁德时代号召员工 “奋斗 100 天”，并实行 “896” 工作制。汽车行业的疯狂加班也引起关注。有业内媒体人爆料称，特斯拉车间长期实行 12 小时工作制且缩短工时后薪水减少，蔚来有员工半年加班 500 小时且无加班费。6月27日，钟薛高直播间发生一名女主播在直播期间突然晕倒的事件，引发网友关注。后续报道称，该名主播因为生理期感到身体不适，事发时属于带病上班。企业负责人随后称该主播已就医。这起事件反映出网络主播中间仍然存在比较严重的过劳状况。

宁德时代号召员工“奋斗100天”外卖、快递、司机、保洁、保安等服务行业作为吸纳失业人口的重镇，也因高度拥挤愈发内卷，工亡事件频频发生。9月，杭州一名55岁的外卖骑手“单王”躺在电动车上休息期间猝死。8月，广东一名33岁的保安值夜班时猝死在厕所。保洁人员李阿姨在下班排队打卡时突发晕厥，送医抢救无效死亡，事发前她已连续加班 10 天，每日工作超 12 小时，且昏厥后公司未及时送医。李阿姨身故后，其家属于今年4月敦促上海静安区法院审理了此案。教育、医疗等行业同样广泛存在超时工作的情况，甚至因其工作特点更易受到忽视。3月14日有媒体报道，东莞凤岗镇一民办学校老师李某文被发现在学校宿舍内身亡，警方知情人士向记者表示初步判定死者死因为猝死。南京林业大学青年教师宋凯博士因首聘期考核未通过，被降级降薪，还按要求退还了部分安家费和购房补贴，于4月2日选择自杀身亡。本年度的调查显示，我国中小学教师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长为52. 36小时，超出法定工作时间12. 36小时，一半教师被焦虑情绪困扰。医疗行业因超长工时发生多起工亡事件，如南通大学附属医院麻醉手术科主任医师朱翔1 月 12 日因突发疾病去世，年仅 46 岁，亲属称其因感冒未愈连续加班，诱发急性心肌梗塞。无须赘言，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模式严重损害了员工的身心健康。长期的疲劳和压力，不仅导致了许多无可挽回的悲剧，也造成了大量社会冲突。我们必须澄清，即便在当前经济下行的状况下，相当一部分企业仍有决策空间，通过调整企业制度来改善职工工作待遇和环境。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关注到一些国内企业业开始效仿海外尝试四天工作制，今年仍然有企业勇于迈出变革的一小步，为员工实实在在谋福利。年初，四川京元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宣布，自 1 月 1 日起，对各办事处月薪人员实行四天工作制，薪酬及其他福利不变，周五带薪休假且不鼓励加班，上班时间调整为上午 09:00 - 12:00，下午 13:30 - 18:30，员工如遇休息日有任务，可通过企业微信申请，审批后可调休。11 月，长沙某设计公司宣布从 12 月 2 日起实行上四休三制度，每周三休假，上班时间为上午 10 点到下午 4 点半。这些尝试四天工作制的企业大多旨在通过优化制度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和创造力，更好地平衡员工的工作与生活，反映了企业对员工权益和工作模式的新思考。

除去加班制度，互联网大厂侵犯隐私和滥用竞业协议等问题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京东因严查考勤、人员优化、整治“大公司病”等事件引发舆论关注，频频登上热搜。5月，刘强东在高管视频会议上直言“不拼搏不是兄弟”，引起网民群嘲。而以娱乐化形式出现在公众面前的“英国白男中国大厂历险记”，或许可以成为2024年大厂加班制度的讽刺性注脚：在大厂的毒打面前，的确是人人平等。此外，5月，网传京东强制查看员工手机聊天记录，不给看的员工将被直接裁员。有些刚转正员工因在内网评论此事，被hr约谈并被迫提交离职申请。这一事件引发公众对企业管理权限和员工隐私保护的激烈讨论，主流意见认为企业在管理过程中应明确权力边界，尊重员工隐私。今年饱受诟病的大厂制度还有在招聘员工签约方面滥用竞业协议。2月，拼多多被多名前员工揭露滥用竞业协议。员工工作强度大，离职后还屡遭偷拍跟踪，因竞业限制被前东家起诉高额赔偿，款项从十余万到上百万不等。前字节员工函道发布的名为《给字节卖命两年，被恶意劝退并要求退还全部工资》的飞书文档也引发热议。作者称在字节跳动工作 2 年，因与上级冲突被针对，离职时被要求签署竞业协议才能拿到离职证明，入职下家后被字节跳动起诉要求赔偿 60 万元。一名员工在爆料中还称拼多多与上海地方政府存在“政商旋转门”的现象。劳动合同法中的竞业条款原本只适用于一小部分掌握技术和商业机密的企业员工。但当前竞业限制条款在企业实际操作中存在泛化趋势，几乎已经成为所有员工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竞业协议成为公司限制员工离职权，控制员工跳槽的手段。许多行业头部企业甚至不打算按照协议条款补偿员工，却向员工要出天价违约赔偿，无异于“卸磨杀驴”。目前，相关诉讼案件和职工维权仍在进行中，呼吁读者持续关注。 今年还有一家企业受到舆论的特别关注，那就是胖东来。在劳资矛盾日益激化且无破局之策的背景下，胖东来“独特”的企业制度和文化掀起一波又一波讨论，其实并不奇怪。作为一家饱受当地消费者赞誉的河南本地商超，胖东来也因其对员工的优厚待遇（如按照该地房价估算工资，利润的80%用来提高员工的生活水平、给予确定晋升空间等），福利充足的工作条件（如30余天带薪假期、八小时工作制不加班、员工请假必须批、给员工提供良好的休息区等），“快乐工作”“自由·爱”“幸福生活”的员工关怀理念与文化，而备受网络上打工人的称赞，甚至一度被部分舆论誉为“社会主义企业”。

且不论是否有过誉之嫌，从其倡导社会责任至上而将利润放到次要目标进行考量的制度理念，可以看到胖东来与中国改开以来长期推崇市场竞争和扩张、极度员工剥削甚至造成较大“负外部性”的一众主流企业存在很大差别。而围绕着胖东来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是“革命”还是“改良”的争议，无论持有何种观点，其实都认识到了这种差异。还有大量声音认为，胖东来代表了吸纳北欧“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国家”理念的新型企业价值，是中国经济管理未来应该努力的方向——而这不仅符合近年来全球资本市场流行的ESG运动，也为破解“内卷”困境、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一定程度上，胖东来在管理中确实吸纳了职工乃至其它利益相关人参与管理的“经济民主”思想。例如在今年2月的员工试吃事件中，胖东来最初由于决定开除违规尝面的员工而遭到网友非议。在一片质疑声下，企业通过民主程序将处理方案改为调岗。在最终长达13页的报告中，企业展示了通过“民主合议庭”的制度形式，经过当事人员工和多层级负责人多方共同参与讨论协商和投票表决作出处理决定的全过程。这在中国改开以来的企业管理实践中是极为罕见的。

然而，到11月，胖东来要求“员工结婚不允许要彩礼否则将取消一切福利”的信息却引起较多负面舆论。尽管部分网友认为天价彩礼确实是不良社会风气，但也有许多网友认为企业试图以“处罚”的方式来干涉员工私生活，是一种越界行为。随后，胖东来回应道，目前尚未形成规章制度，只是提前倡导。此后，由前员工爆出的“家访制度”、保洁员要写PPT等细致严格的考核管理制度，也纷纷引起争议。从胖东来的企业管理表现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通过企业治理去推动社会转型的新思维和新思路。但我们也能够察觉出在“新”的理念中，夹杂着那种从前三十年甚至更为久远的传统农业文化里延续下来的家长制道德经济学。用E.P.汤普森的话说，这里也存在“一套与社会规范和义务、共同体内各方经济职责相关的长期延续下来的传统观念”。因而，在与胖东来相关的争议中，我们不难发现始终存在两种对立的声音：支持自由市场和企业自主权的人认为，胖东来是一种威胁，象征着缺乏效率的用工管理制度，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的侵犯；支持劳动者至上的人则认为，胖东来是当前真正先进的企业典范，即便不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汪洋大海中漂浮着的社会主义孤木，至少也代表了一种在体制框架内实现“劳资调和”的改良前景。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围绕着胖东来的所有讨论，都没有基于深入细致的调研和考察。而胖东来不仅成为当前阶段我们对一个经济组织理想样貌的投射对象，也成为舆论场上不同经济治理思路论争的一个公共焦点。对胖东来的讨论注定还将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不妨让马儿再多跑一会儿。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12月修订后的新公司法也将加强企业民主管理、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内容写入正文。该法于2024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不仅对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的行为进行了规定，而且首次对多种企业民主管理的制度作出了新规定：明确不分所有制，一定规模以上的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计委员会中都应有职工代表；强调公司工会的地位和权利；确定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等。对于企业职工而言，这当然是一个微小的进步。但是，在现有体制下，如何避免相关的制度规定像过去一样流于形式、出现走样，如何让职工真正拥有参与管理的经验、能力和权利，如何做到不打击职工自下而上进行组织的积极性，仍然是一个难题。

五、AI替代、控制与新卢德主义

2024年，人工智能（AI）技术的应用进一步落地。在主流的宣传话语之中，这场技术狂潮被视为人类“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个核心组件，有望帮助深陷经济衰退和停滞的主要国家重新进入生产力提升的通道。然而，它对传统劳动方式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影响仍然未得到充分评估，相关研究和报道显得困难而稀少。在政策和产业界疯狂投入的背后，是劳动者的持续消声和失权。当然，每一次“机器换人”的浪潮都会重新定义劳动者的角色与处境，并对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业机会和权益保障构成深远影响。处在新一轮人力替代的初始阶段，我们是否可以抓住主导权，迎来劳动者本位的技术环境，这仍然是未知数。

AI的“替代效应”在今年继续成为讨论的热词。但与公众对生成式AI主要替代白领脑力劳动岗位的印象不同，制造业等传统蓝领岗位受到AI的冲击要更早，相关应用也更加成熟，影响更广泛。除去传统认知中的“机器换人”（机器替代繁重的体力劳动），AI在制造业中的应用已经被拓展到模型预测和规划、生产指挥排程和流程优化、利用机器视觉实现质量检测、安全监控以及设备检测维护等多个方面。一项有关“灯塔工厂”的文章就指出，中国已建成2100多个高水平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富⼠康⼯业富联旗下鸿佰科技(Ingrasys)部署AI需求预测模型，为客户提供订单预测服务；宁德时代溧阳⼯⼚运用AI对电池进行质量检测，并对工厂设备实施预测性维护，利⽤AI基于实时传感数据来优化维护计划等等。

工业机器人与AI的融合应用案例也在媒体报道中屡见不鲜。例如：盘古预测大模型投入宝钢实时生产；山钢集团棒材产线的红检取样机器人24小时无间断采样分析；全天持续作业的棉花打顶机器人相当于18个人力同时作业。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新增工业机器人数量超过50万台，其中中国占比达51%。然而，学者许辉的文章指出，在美国，平均每新增一台工业机器人，就会导致2-3个岗位流失，而德国的影响则更为显着，约23%的就业机会因此消失，总计约27.5万个工作岗位。而在中国，对职业教育的歧视和轻视，导致制造业自动化工程方面的人才短缺，职校生难以从学校课程和外出实习中获得符合社会需求与自身期待的技能。最终，“抗风险能力最弱的一批人，在承担着最高的风险，为智能制造行业输送自动化工程师”。

除此以外，工业机器人的推广还可能带来区域发展和劳动者阶层内部的差异拉大。阿西莫格鲁和波士顿大学的帕斯夸尔-雷斯特雷波的合作研究发现，“在相对边缘的地区，增加1台机器人会减少6.2名工人的就业。自动化能够通过增加生产率带来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促进的就业更多出现在其他地区，使得边缘地区的就业情况更为不乐观”。另一项基于中国纵向家庭数据的分析研究也表明，自动化让普通工人就业更难了、时薪更少了、加班更多了。浙江工商大学的三位作者基于2010年至2019年中国工业面板数据，认为AI拉大了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者两者之间的技能溢价差距。

陈氚和李晓曼对X智能电厂的研究则发现，AI在工厂中的应用对不同岗位和层级的劳动者所带来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在被调研的国有制电厂中，AI设计团队起初试图在车间推行“中层替代”的策略，将相当一部分中层技术专家的管理决策工作自动化，但中层管理者比一线工人拥有更大话语权，因而可以通过谈判、介入算法设计、敦促技术弃用、转岗等方式抵御这类冲击。相比之下，一线工人的社会缓冲机制可能要薄弱得多。

至少就目前来说，白领岗位受到的替代冲击并没有制造业那么大，但也进展迅速。字节跳动今年10月就表示在马来西亚利用AI审核替代的方式裁员700余人。Tiktok发言人说，目前其全球内容审核中“80%的违规内容是通过自动化技术删除的”。同期，关于消费者在线“转人工”困难的话题在网上引发热议。尽管AI客服减少了商家成本，但与消费者需求之间的鸿沟依然明显。另据经济观察报报道，2024 年国内各大银行都采用了AI技术来优化招聘流程，以提高效率。其中，82%的公司使用AI来审查简历，而40%的公司使用AI聊天机器人与候选人交流。大约23%的公司使用AI进行面试，64%的公司使用 AI 来审查候选人评估。

围绕生成式AI所引发的知识版权问题也在今年进一步发酵。8月，内容平台番茄小说的作者发帖称平台签约协议中增加了“AI训练补充协议”，要求作者同意把作品“喂”给平台AI用于内容开发。作者们担心AI小说作品将挤压原创生存空间。有作者号召大家一起转移平台，甚至发起了“停更倡议”；有作者则希望利用“AI训练规则”通过生产大量低质、乱码的作品拉低AI的学习素材水平，寄希望于“教坏AI”；还有作者则在社交媒体招兵买马希望能自建全新平台。番茄小说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已签署补充协议或签约条款中包含AI辅助写作条款的作者，已上线解除相关条款的功能入口。而就在一年前，国内四位画师将小红书诉至法庭，起因也是小红书的AI模型涉嫌使用这些画师的作品训练。环球同此凉热，OpenAI今年已经由于运用互联网文本数据进行模型训练涉及侵权而遭到多名作家以及大型媒体的起诉。这些案例反映了知识工作者在面临资本平台所推动的AI生成工具竞争时陷入的困境。

另一起引起极高舆论关注度的事件是“萝卜快跑”。3月，百度推出的无人驾驶出租车“萝卜快跑”率先在武汉开始24小时全天候运营。其低价策略迅速吸引大量用户，但也令传统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感受到生存危机。尽管无人驾驶车在武汉市区投入的范围和数量都十分有限，但司机群体的敏感神经仍被触动。实际上，今年城市客运司机的生计本已十分艰难。截至2024年4月，全国网约车驾驶员数量接近700万人。大量失业者涌入网约车行业使得从业者的抗风险能力越发脆弱。6月底，武汉市建设汽车客运有限公司发布声明，呼吁政府公平定价，并限制萝卜快跑的运营区域。网络舆论也较多地站在司机一边，认为百度在此时推出这样的计划，无异于抢普通人饭碗。随后，百度方面表示，无人驾驶能够为社会提供远程安全员等新岗位，并欢迎出租车司机应聘。几乎可以预见，随着全球汽车产业电气化、AI产业的竞争白热化以及国内基础设施投资急需打开新出口，自动驾驶和相应的道路改造计划仍然会在各大城市加速铺开。

与AI有关的另一个关键词是“控制”。在AI算法管理下，一些企业和行业的劳动者迎来了更为高压的工作环境。连锁零售品牌便利蜂公司被发现在门店中引入智能算法管理系统，通过店员手持终端分解工作任务至70-80个细项，并用摄像头实时监控员工工作情况。店员的午餐和如厕时间也受到严格限制。这种被算法紧密控制的工作模式使员工感到高度压抑，并导致离职率攀升。11月，一款具备键盘记录、桌面截图、鼠标追踪等功能的AI员工监控软件引发舆论关注。多家国际企业利用该类软件监控员工行为，甚至分析聊天情绪。沃尔玛和肯德基分别通过AI分析员工与顾客的互动行为和推销表现，甚至将其纳入薪资和晋升考核标准。AI系统依据微小的行为差异为员工打分，这些监控手段被视为现代职场中的“数字化奴役”。

与此同时，还需要继续关注种种AI服务背后的数字劳工剥削问题。6年前名噪一时的亚马逊无人超市“Amazon Go”宣称采用先进的“免结账”技术，但在今年4月被揭露实际依赖1000多名印度外包工人进行交易审核。OpenAI开发的ChatGPT则雇佣肯尼亚工人进行数据标注，时薪不到两美元。这些工人负责筛选极端内容，常遭受心理创伤。此外，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系统数据分类工作则外包给委内瑞拉工人，时薪仅90美分。这些案例显示，人工智能模型的开发和应用仍然隐含着对廉价劳动力的剥削。这一现象已被称为人工智能的“新殖民主义”。

与高压控制和替代形成对抗的是工人中间出现的“新卢德主义”。10月，美国36个港口爆发了近50年来最大规模的罢工。工人们不但提出了待遇方面的诉求，而且反对港口自动化。最终资方做出妥协，同意在未来6年内大幅提高码头工人的工资。工人的反抗暂时以胜利收尾，而这与去年美国编剧协会对电影公司引入AI编剧的抵制遥相呼应。另一方面，6月，字节跳动一名实习生因对团队资源分配不满而利用平台漏洞破坏模型训练，显示出技术工人对AI系统的另一种反击。尽管AI浪潮下的新卢德主义在理论上只是反对技术背后的权力结构和资本逻辑，但在具体实践中，往往以破坏无法为自己所掌控的新兴生产工具作为手段。学者王洪喆的一篇论文则提到，历史上的“卢德运动”是工人之间“形成跨地域的集体行动和阶级认同，形成基于道德经济的生产关系组织，形成经由习俗和律法去治理现代技术的政治诉求”的自主性过程。相比于自动化技术对人工的完全替代，需要“保留活劳动与机器共同进步的可能”。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引入AI，劳动者权益的保护问题也开始受到建制关注。美国劳工部于2024年5月根据总统行政命令制定的AI职场使用原则规定，雇主必须如实地公开其使用的AI系统，使劳动者能够随时获取AI系统的信息并提出意见。2024年8月1日，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正式生效。该法案明确提出：将基于人工智能设计的人力资源管理工具进行风险等级划分，限制企业使用高风险工具；禁止在工作场所和教育机构领域推断自然人的情绪。我们期待更多人追问技术究竟为谁服务，反思技术发展是否真正惠及每个人，而非成为权力集中与劳动异化的工具。

六、生产安全事故：新老因素叠加，依旧在高位运行

2024年各行业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仍然主要集中在煤矿、金属非金属矿山、建筑业、化工、工贸、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根据应急管理部统计，前三季度全国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14402起、死亡13412人，尽管较去年同期呈现下降趋势，但仍在较高位运行。以下罗列行业较典型或造成较大人员伤亡的部分安全生产事故：

1月12日，河南平顶山市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十二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造成16人死亡。事故调查显示该矿存在抢工期、赶进度，事故工作面急于投产，违反规定组织生产和施工等问题，39人被问责。1月20日，江苏常州燊荣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发生较大粉尘爆炸事故，造成8人死亡、8人轻伤。相关企业为逃避监管而恶意隐瞒生产活动，未按生产设备的设计要求作业导致生产现场铝合金粉尘大量积聚，应急处置失当，造成事故发生。3月11日，安徽淮河能源控股集团谢桥煤矿由于瓦斯治理不到位，封闭工作面发生瓦斯爆燃，7人经抢救无效死亡。3月13日，辽宁省金矿发生坠罐事故，造成3人死亡，该矿井属无证长期停建矿井，事发4人私自下井盗采矿产。4月13日，河北强荒岛卢龙县发生一起船只侧翻事故造成12人遇难，6人失联。 4月30日，广东开平市八一垃圾中转站内一辆垃圾运输车在倒车过程中与一名女清洁工发生碰撞，致使该清洁工从卸料口掉进压缩箱遇难。5月6日，上海市杨浦区一建筑工地发在塔式起重机拆除作业中发生3名工人高空坠亡。6月15日，河南平顶山市发生因违规使用厢式冷藏货车载人、人货混装运输，造成8名女工在车厢内窒息死亡事故。经调查认定，该事故是一起因轻型厢式冷藏货车挂靠公司未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有关部门专业监管和行业管理失职缺位而造成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8月12日，辽宁辽阳一洗车场在清洗危险品运输车储罐时发生中毒窒息事故，致3人死亡。8月21日，四川乐山市四合煤矿封闭风井井筒时发生事故造成8人遇难。12月7日，荣成市蓝润集团在建的齐东海通冷链仓库因保温材料起火发生火灾，造成9人死亡。事故原因调查等工作正在进行。

除去事故的具体原因分析，我们认为较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还有地方政府在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时难以做到公开透明处理，甚至对来自媒体和公众的监督持警惕和敌对的态度。例如在今年3月13日河北燕郊发生一起燃爆事故后，中央电视台总台记者在核心现场试图开展直播报道时，就被两名黑衣男子上前挡住了镜头。随后，直播连线采访被迫中断。另一端镜头显示，3名记者被十余名男子推搡。此事引起舆论轩然大波。随后，中国记协公开提出三个问题：记者应该进行采访吗？记者是添乱吗？一纸通稿真能代替现场报道吗？这一事件反映了中国公共安全事故的报道存在着越来越深重的阻碍。该事故最终造成7人死亡，27人受伤。而这已是该地在“方圆仅2公里的地方3年内连续发生的第三起煤气燃爆事故”。

2008年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开启了中国的“大基建时代”，全国大兴土木，修筑高速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使中国基建规模迅速增长，成为全球最大的基建市场。热潮过后，各地基础设施的质量问题也开始暴露，叠加愈发极端的气候变化以及地方城投债危机导致的财政紧缩因素，工程维护和监测成为难题。

5月1日凌晨，广州省梅州市发生梅大高速大埔往福建方向附近高速公路路面塌陷灾害，共发现23辆车陷落，造成48人死亡，30人受伤，23车陷落。梅大高速2010年动工，2014年竣工，沿途多为山岭重丘地带，和福建的高速公路对接，成为连接广东和福建两省的重要纽带，也是龙岩人外出打工的交通要道。此次事故大多数遇难者来自福建省龙岩市下辖的村庄，多为外出务工者，趁五一假期在返回老家途中遇难。龙岩矿产丰富，而持续多年的大规模采矿破坏了植被。随着经济转型，许多矿企关停，村民到广东电子厂、机械厂打工成了近十年的主调。专家分析此次塌方与该路段多次遭遇强降雨天气有关，今年4月来梅州大埔县降雨量比常年平均水平多2.75倍，极端暴雨导致路基结构被破坏。除地质、降雨外，工程前期勘测、排水沟设计、路基回填施工质量和运营维护都是造成事故的因素。

6月4日，42109次货运列车运行至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境内绥佳线，与正在进行线路整理作业人员相撞，造成6人死亡。调查公告称事故同时存在施工负责人责任不落实、哈尔滨工务机械段施工组织混乱、中铁集团下属有限公司不履行职责等管理原因。

6月4日，青海省加定至海晏段公路工程隧道出口右洞处发生突发性垮塌，造成3人死亡。调查组调查报告认定其为一起事故灾难，不予纳入生产安全事故统计，所有的管理人员不承担刑事责任。

7月19日，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一高速公路桥被洪水冲垮，造成11人遇难，31人失联。

8月18日，云南昆明市寻甸县渝昆高铁在建项目发生架桥机倾复事故，造成6人死亡。

12月4日，深圳宝安区航城街道洲石路的深江铁路5标段施工现场突发地面坍塌，13名现场作业人员失联。

据2023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全年公路固定资产投资28240亿元。其中，高速公路完成12955亿元。集中的建设期过后，公路养护和巡查需要高昂成本。根据财经报道，从2012年起，中国高速公路行业就一直入不敷出，且收支缺口逐年扩大。以2021年为例，高速公路支出中用于债务的还本付息占比82%，其中需要偿还本金7164.8亿元，偿还利息3426.8亿元。相比之下，每年养护支出739.1亿元，仅占支出比为5.7%。如何避免债务支出过高导致压缩生产和维护成本，从而引发事故，是高速公路和铁路等基建急需应对的问题。      极端天气不仅对基础设施事故施加影响，也给个体劳动者带来劳力型热射病等健康威胁。2024上半年，受厄尔尼诺和气候变暖影响，极端天气事件在全球多地出现，造成严重社会经济影响。据世界气象组织，今年4月为有记录以来的最热4月。6月，全国总工会引发《关于做好2024年职工防暑降温工作和开展“工会送清凉防暑保安康”活动的通知》，要求协助和督促用人单位建立健全防暑降温工作制度，制定防暑降温工作方案和高温中暑应急预案。但热射病致死的事故仍然时有发生。

7月22日，河南济源市建筑工地上，55岁的建筑工常绍胜在30度多度的高温下务工了4个多小时后，晕倒于丽水花园小广场，被诊断为热射病。由于工程被多次转包，劳动关系认定难，其家属难以索要赔偿。7月25日，中国青年报称，四川省绵阳市一名农民工6年前因热射病去世，但直至今年5月家属才拿到75.6万元的工伤死亡赔偿款。由于劳动关系难以认定，没有工伤保险，日结工、暑假工、层层分包的建筑工人热射病认定工伤过程艰难。索赔过程难使得户外劳动群体在极端高温频发的趋势下更加脆弱。

5月30日下午，北京突现暴风雨和冰雹等极端天气，多地出现大风刮倒树木的情况。与此同时，十余位在央视总台大楼高空作业的工人被拍摄到挂着安全绳在空中随风大幅摆荡的危险场景。随后相关视频被传至网上，引起网友的担忧。这些工人原本被安排在大楼外立面执行清理玻璃的工作，却在不可预料的强对流天气中命悬一线。尽管工人最终都得以安全着陆，但仍然引发对极端天气高空作业安全性的讨论。

尘肺病农民工问题是本世纪最严峻的中国劳工问题之一。今年对尘肺病工友的媒体关注也出现了新趋势。过往，我们认为尘肺病主要发生在矿工、风钻工等群体中。12月2日，河南登封64岁的尘肺病人高春现经受不住尘肺病的折磨，拔掉氧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因十余年前在采石行业工作而患病，反映了老一辈尘肺病工人的困境。高春现死后，家人发现他在病中写的诗。在世期间，他一直将这些作品发表在朋友圈，但屏蔽了家人，或是避免悲伤情绪感染家人。

而很多新兴粉尘危害行业的出现，使得尘肺病也侵入了“90后”工人的身体。《尘肺病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4）》指出，“除了传统行业，尘肺病还出现于一些新型的行业或工艺作业中，如牛仔服砂洗作业、厨房台面等人造石材加工、义齿加工、珠宝抛光和水力压裂页岩气开采等”。在这些领域，90后尘肺病患者尤其集中。由于职业健康监察复盖率低和用工制度不完善，这些工人往往极难走上职业病诊断鉴定程序。

长期关注尘肺工人的公益机构大爱清尘于2024年6月发布了共计188页的《2023中国尘肺病农民工调查报告》。除去指出过去四年尘肺病农民工的经济情况更加脆弱，医疗负担依然沉重，对尘肺病相关政策感知小，获得感低，地方保障专项政策呈收缩倒退的趋势外，报告也提出90后尘肺病农民工的特别困境，如身为独生子女，背负房贷，职业健康意识不足，面临就业、婚恋与汙名化“三座大山”等。

从传统粉尘行业到新兴粉尘危害行业，90后农民工重复了上一辈尘肺病农民工的悲剧，说明这些行业中导致劳动者健康损害的结构性因素，没有随着时间流逝和行业发展得到根本改变。雇主依然重生产，轻安全，有关政府部门面对尘肺病农民工问题依然缺乏作为。

七、性别歧视与压迫：工作场所的多重困境

2024年，性别暴力在工作场所、校园和社会多个维度持续显现。女性劳动者因生育相关责任在求职和就业中受到显着歧视；权力滥用导致校园和职场中的性别暴力持续发生；跨性别和同性恋等性少数群体则面临系统性压迫，ta们在医疗、就业和公共空间中所遭遇的隐性和显性排斥呈现叠加态势。

2024年，女性劳动者依然面临严重的求职困境，承担着职场与生育的双重压力。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中国15-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排名从2000年第11位下降到2022年第51位，比同时期男性劳动参与率下降速度更快。

家庭照料与生育负担是导致女性劳动权益受损的重要因素。内蒙古大学最新研究报告指出，2021年女性无酬劳动平均时长为男性2.39倍，而有酬劳动日平均时长则比男性短1.17小时，这表明女性仍承担更多的家庭劳动和照护责任，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2024年1月，江苏南通通州区“益心为公”组织志愿者向通州区检察院反映，通州区某些用人单位在女性入职时要求进行妊娠测试。检察院调查发现，有168人次在入职体检中进行过妊娠测试，涉及南通某科技有限公司等16家用人单位。3月5日，该区卫健委向全区医疗机构发出通知，明确禁止将妊娠测试作为女性入职体检项目。以女职工生育作为歧视缘由的案例也层出不穷。3月，一位拥有硕士学历的女性称，因为育有小孩，她在求职过程中遭遇困境。她总共投递了84份简历，与招聘单位沟通了1292次，却没有收到任何面试邀请。其她怀有二胎的女性也分享了类似的经历：由于生育导致的职场空窗期以及平台规则的变化，她们很难重新回到职场。一家位于北京的科技公司HR表示，公司在筛选简历时通常会尽量避开二胎妈妈，这已经成为职场中一个心照不宣的潜规则。12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宪举在一名哈萨克斯坦官员赴该校演讲时，公开提问为何哈萨克女大学生毕业后能够“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地生孩子”，引发互联网热议。

《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 版》显示：“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中国是6.3倍，高于除韩国以外的美国、英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在中国，每生一个孩子会导致女性工资率下降 12%-17%，并且显着减少母亲的闲暇时间；养育孩子同时会导致女性有报酬工作时间的减少，但中国男性的有报酬工作时间在成为父亲后并没有发生显着变化。”报告称，育龄家庭养育孩子，除了要付出直接的财务成本以外，还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时间成本包括休产假、看护和接送孩子、辅导孩子做作业以及增加家务的时间。

尽管各地政府陆续出台针对婚育女性的保障政策以应对生育率的持续低迷，但妇女在求职和工作中面临的多重困境仍然难以得到缓解。11月1日《云南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正式执行，第九条明确规定：“患有重度痛经的女职工，经医疗或者妇幼保健机构确诊后，经期给予1至2日的休假。”11月25日，《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正草案中包括山东婚假将延长至最多18天、增加学校开展人口国情国策教育、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改为建立生育补贴制度、将分娩镇痛和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等内容。面对家庭内成本付出的增加和在社会上的裁员风险，还有部分职场女性选择“战略性怀孕”以保住工作。根据《劳动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女性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辞退或解除劳动合同。孕妇被裁时，赔偿标准通常高于普通员工，有的甚至能获得高达3N的赔偿。一些公司在面对“战略性怀孕”的员工时，可能采取设局等手段以寻求辞退，增加了孕期女性的职场风险。

为缓解女性生育后再就业焦虑而设立的体贴性政策“妈妈岗”，也引发网友争议。12月，山东青岛市发布首批“妈妈岗”用人目录，共包含190个灵活就业岗位，旨在为育儿妇女提供兼顾家庭与工作的就业机会。所谓“妈妈岗”，是指工作时间弹性、适合兼顾育儿与工作的岗位，如居家客服、电商直播、手工制作等。网友评价：“最后结果就是导致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直接被从正规就业岗位永远拿掉了”“当了‘妈妈’再想出来工作就只能当临时工干兼职呗？”“这不就是没有任何劳动保障的“打零工”吗？” 2024年12月，阴歌志发布《开设“妈妈岗”，不会让我们更想生孩子》，指出鼓励设置妈妈岗的政策默认了女性是育儿责任的唯一承担者，是应当优先被职场淘汰的不重要劳动力；并且进一步点出，根据本次目录，“妈妈岗”提供的岗位主要是餐饮、家政、保安等服务业领域的钟点工和小时工——既然如此，叫零工岗就可以，为何称为“妈妈岗”呢？

在工作场所和校园中，权力关系和制度性不平等加剧了性别暴力的发生和所带来的伤害，受害人时常要面临劳动权益、个人信用度和社会支持网络的全面受损。由于企业、学校等用人主体推诿和不作为，当事人只能依靠向媒体曝光、在社交媒体平台曝光自证、求助警察等暴力机关等方法维权，使维权难度与风险加剧。

1月，长沙岳麓区枫雅名苑小区一名53岁的保安队长于某某涉嫌性侵65岁的女保安方某（化名），案发三次后方某报案，于某某被逮捕。然而，女保安方某夫妇随后被物业公司以“人员优化”为由辞退，并停止发放工资。物业公司称二人属于超龄的“临时工”，不受正式劳动合同保护。6月5日，浙江杭州，外企外派南通的试工期员工王女士向媒体曝光上司杨先生性骚扰，在微信中发送不当言论，并提出不合理的出差要求。随后，王女士被踢出工作群且无法正常上班，最终被辞退。2023年9月，在出差期间，天津某企业老板性侵公司营销总监崔丽丽。随后，受害者经医疗机构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今年12月3日，崔丽丽收到了天津市津南区人社局出具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此事故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

此外，今年还录得一件富士康女工由于遭受性骚扰要求调整工作安排、改善工作条件而被开除的事件。该名女工于2月在社交媒体表示，她在2018年下班路上遭遇两次猥亵。事发后，她联络另外两位有同样经历的受害者工友去龙华广场妇联办公区寻求帮助，建议改善下班路段没监控与路灯的情况，结果被告知无法解决，并被富士康工会指责有心理问题。2023年至今年年初，她多次向企业和工会反映下班路上的性骚扰问题，并申请调班以解决安全问题，反而于2024年1月遭到解雇。在经历劳动仲裁失败后，当事人目前正在等待一审立案中。我们注意到，尽管同样是性骚扰事件的女性受害者，但来自制造业和服务业等行业的女工却更少受到舆论关注和外界环境支持。我们呼吁女性社群将关注重心朝基层下移，尝试为缺乏问题解决渠道的女性提供更多帮助。

在校园，学生也非常容易遭受性别暴力。6月14日，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大四女学生实名举报学校音乐学院党总支书记性骚扰。辅导员在与她沟通时称：“不要钻牛角尖，就当被狗舔了一下。”7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一名在读女博士王迪发布长达58分43秒的视频，实名举报遭到其导师、人大文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王贵元的性骚扰及强制猥亵。7月23日，陕西师范大学一名女毕业生在校友群举报教师王某某涉嫌性骚扰，涉及触摸学生臀部和发送不雅照片，有多名学生受害。当事人描述举报过程：“短短的4天、漫长的7年。” 8月13日，浙江宁波一名18岁女孩小王（化名）向潇湘晨报反映，她在当地一家乐培机构就职时，老板陈某曾对她多次进行性骚扰，包括触摸大腿、强行搂抱等行为。记者联系到处理此事的派出所，工作人员表示，此事因取证问题，难以认定为猥亵。8月，有网友在多家平台爆料，称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赵某某在其工作室午餐饮酒后涉嫌强奸其指导的研究生。搜狐新闻报道称，“早在2014年，有学者们就联名建议，建立高校常态化反性骚扰机制。不过，十年过去，这一机制仍未建立。”关于学院内中的性权力关系，牛津大学哲学教授Amia Srinivasan指出，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伦理关系，教师的责任在于培养学生对知识的渴望，而不是将这种渴望转移到自己身上，从而在师生关系特有的权力差中满足教育者的自恋。师生关系中关乎到教育的实际性化不仅破坏了教学目的，也会加剧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

我们还要继续关注跨性别以及同性恋等多元性别劳动者的处境。12月，一位同性恋公益人彦彦在四川凉山从事支教工作两个月后，突然收到地方部门的通知，要求他立刻离开岗位，理由是由于其性少数身份，他“不能继续参与支教”。尽管支教期间他全心投入教学，与当地学生和村民建立了良好关系，但因性别气质差异和性倾向，他从岗前培训起便遭受背后议论与偏见。隐性暴力与明规则的双重排斥，还成为针对跨性别劳动者职场压迫的重要原因。2024年12月，在经历了3个月强制收治、7次电击治疗以及长达一年的诉讼后，28岁的跨性别女性灵儿（化名）拿到了河北省昌黎县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这使得她成为中国第一位通过法律程序状告性别“扭转”治疗、反对医院强制扭转性别认同并获得赔偿的跨儿。灵儿曾在电子厂工作，后因性别缘由被辞退。在从事直播工作后，她在采访中叙述，有直播公司的老板在她应聘时针对她的形象直接破口大骂，说她“恶心”，并扬言要封锁她。灵儿还陈述，在医院期间她的主任医师常驳斥她所提出的非二元性别的说法。在家庭、职场、医院和一系列场所遭遇暴力后，精神病医院检查评估灵儿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被定为符合强制收容的条件。97天里，她经历了长期药物治疗和电击治疗，每次都以晕厥结束。这种以性别矫正等缘由被家庭强制送入戒网瘾机构的案例数不胜数。如凯博文所说：“社会性的受苦经验会镶嵌于身体形式的病症中，并且依循特定的社会和政治脉络表现出来。”2024年2月，跨性别女性十三自述：在《南方周末》工作期间，她因长发发型不符合前编辑姚忆江的要求而被施压剪发；随着时间变化，工作机会也与性别认同所引发的矛盾挂钩；上司对她的举动从起初的微侵害升级为（基于性别暴力的）公然威胁。在姚的干预下，十三无法发表文章，且未获稿费报酬，出差费用自付。投诉后，副总编辑和人力资源部门将歧视归为“个人冲突”。2024年11月，在《中国多元性别女性的生活与权益报告》播客第三期中，跨性别女性律师苏芳、报告撰写人及法律研究者小芦和正在等待二审的跨性别女性诉讼人呱呱指出：“职场是规范二元性别的一个重要机制。” 她们认为在已有的判决案例中，性别总是被放置在边缘的位置中。因为缺乏针对跨性别就业歧视的明确定义，所以在相关诉讼中需要另辟蹊径，如走“一般人格权”的路子。 2023年4月，呱呱收到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的判决，认定呱呱所在的企业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最终企业共计赔偿近6万元。然而，在对职场所遭受的性别歧视提起重新起诉后，呱呱仍未收到正式的立案信息。2021年，台湾同志咨询热线也曾指出，职场等公共空间的二元性别规范，导致了跨性别员工的诸多基本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由于公司在厕所设置上遵循二元性别，导致一些跨性别员工选择憋尿，从而引起健康问题。还有公司甚至要求跨性别员工不得使用工作地点的洗手间。此外，跨性别员工在穿着制服和工作证件上的性别表达以及性别重置手术所需的假期，都需要职场的支持，才能让ta们得以顺利出现在工作场合。跨性别劳动者的斗争，往往还反映出这一群体在证件信息修改、住房、药物管理和就业等方面的困境是相互影响和叠加的。2024年11月，《泰国—中国跨性别者的应许之地》里一名跨性别者记述：“在中国，跨性别者要在医疗系统中获得认可，顺利情况下通常需要经历至少4年时间。”在25岁时接受性别肯定手术的跨性别女性小狗说：“为了让医疗系统看见和承认自己，为了让公安系统承认自己，为了让教育系统承认自己，她把自己变成那个能够证明自身身份的模样，以自证的方式不断向前迈进。”北京同志中心的《2017年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报告》显示，36%的中国跨性别受访者在申请变更文凭和教育证书中的性别时遇到困难，12%被拒绝。2024年12月5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护理学院一名大学生在完成性别确认手术后，由于校方在校园公告栏公开其性别更新的个人实名信息，导致她遭受一系列性别暴力。这种引入公共审查的形式造成针对这名学生的虐待和霸凌。

同年11月，跨性别男性小迈分享了自己从大一便开始筹划掩藏身份、做手术、改证并获得家庭支持的艰辛之路。如他所说，许多人没有这样幸运，他复旦大学毕业的一位跨性别男性友人便由于学历作废而无法顺利进入职场。中国跨性别就业歧视第一案的作为跨性别男性C先生也表示：“社群中有很多人因为性别表达被拒绝录用，包括女同性恋中的T和跨性别者。”《跨性别人群生存困境调查》显示跨性别人群所面临的失业风险约为社会普通人群的3倍。美国全国跨性别平权中心的研究指出，超过十分之一的人因性别认同被逐出家园。跨性别无家者遭受严重歧视，五分之一的跨性别者在寻找住宿时被拒绝，最终被迫流落街头。2022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布《学习指南：女同性恋、男同性恋、 双性恋、跨性别者、间性人和酷儿 （LGBTIQ+）融入劳动世界》 宣称：“要实现国际劳工组织推进社会正义和促进体面劳动的目标，就必须保护每个人的工作权利，终止包括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认同（SOGI）在内的一切歧视。” 但我们认为，需要进一步追问：对性别的审查和基于二元性别的框架如何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劳动关系？一名劳动者是如何被要求通过一个合格/合法的隶属于二元性别身份/身体来进入到合法劳动市场？正如工劳小报所发布的《跨越性别，困于求职》所提到的，“跨性别者在求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不只是边缘群体的少数困境，我们更应该借助这个契机来反思：劳动、就业与性别身份是否存在必要的关系。”需要注意的是，本文未能收录非二元性别、跨性别男性、间性人、女同性恋和从事家庭劳动、性劳动、护理劳动等未被划定在正式劳动市场中的劳动者在本年度所遭遇的劳权受损信息，是源于ta们的隐形和不可见性。如被强制入院的31岁跨性别女性悦儿回忆：“许多女性因为闹离婚、跟老公吵架、嫁不出去、找不到工作、生不了孩子而被家人送入院。”神经多样性酷儿伙伴们也更容易被简单归类为行为异常者，并以有心境障碍、人格障碍、自杀风险等理由而被家人或暴力机关收管于医院/性别矫正等暴力机构。我们不能遗忘ta们的存在。

八、高龄劳动者：延迟退休、社保困境与超龄压力

截至2023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2.97亿，老年抚养比突破20%。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中国高龄劳动者的权益问题日益凸显。延迟退休、养老金缺口、医保问题等政策和现实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一群体的艰难处境。在“与国际接轨”、“促进社会保障体系可持续发展”等口号背后，高龄劳动者究竟能否承受改革的代价，亟需严肃探讨。

今年是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靴子落地”的一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渐进式延迟退休的决定，表示相关政策将于2025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方案计划在未来15年内将男职工退休年龄延至63岁，女职工延至55岁和58岁，并自2030年1月1日起，用10年时间，将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由目前的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每年提高6个月。尽管方案强调改革要遵循“自愿选择”和“弹性”原则，即达到养老金缴费年限的劳动者可以选择提前或延后退休最多3年，但有评论质疑，对于那些经济收入较低或不稳定的群体来说，他们并没有真正自主选择的权利。而一部分体制内公务员则可以借助“弹性”办法实现最大限度的延迟退休。这实质上拉大了不同阶层劳动者的老龄生活收入和福利待遇差距。

另外，许多高龄劳动者的实际身体健康状况与劳动要求之间存在不小的落差。研究显示，从50岁开始，中国人的健康工作年限平均仅为6.87年，农业劳动者的不健康工作年限甚至是企业员工的两倍。延迟退休政策试图通过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来应对我国人口加速老龄化的趋势。但对许多体力劳动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长时间的劳作与病痛。

还有解读认为，这一政策在扩大劳动参与率的同时，也加剧了代际间的竞争。年轻劳动者就业压力倍增，而许多原本就低收入的高龄劳动者则可能由于技能老化、工作效率下降，更难以获得公平的就业机会。如此一来，“延长工作年限”是否能真正提升劳动参与率，仍需持续观察与评估。

近年来，中国的养老金支付困境也一直是引发广泛关注与争议的社会议题。这一困境主要源于历史负担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压力。由于制度初期未为老职工转轨注资导致巨额个人账户空账，养老金支付高度依赖财政补贴。在辽宁阜新，煤矿工人在长达8年的停工中，因单位未为其缴纳养老保险，退休后无法领取养老金。这些劳动者的无奈境遇，揭示了养老金制度改革中历史遗留问题的复杂性。而随着历时多年的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于2024年10月结束过渡期，一些老问题也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例如改革要求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职工统一缴费模式，并增设职业年金保障，但体制内外的养老金替代率差距依然明显：体制内缴费基准较高且职业年金复盖率达82%，而企业年金复盖率不足10%。当下，农村高龄劳动者则普遍依赖自养或子女赡养，养老保障缺失问题尤为严峻。制度未能有效复盖弱势群体，导致代际矛盾和城乡分化进一步扩大。

养老金制度的“现收现付”模式，还使得年轻一代感到自己需要承担更大的赡养负担，因而引发退保的风险。对于许多高龄劳动者来说，当下沉重的缴费压力也并不能靠未来养老待遇的提高而得到缓解。以深圳市为例，2024年初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上调49%。对于收入微薄的劳动者，这样的调整无异于雪上加霜。

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持续上涨，也影响了弱势劳动群体的参保意愿，从而使得高龄劳动者的劳动权益更难得到保障。城乡居民医保缴费金额从2006年的每人每年10元攀升至2023年的380元。一些家庭收入微薄的高龄劳动者，不仅要为自己缴纳医保，还需为家人分担。这种经济负担对农村地区的劳动者更为沉重。医保标准不断提高、报销比例低、医疗支出压力大，使得农村地区居民缴纳医保的意愿持续下降。今年的医保缴费征收过程中还出现了“催医保”等诸多问题。11月，四川南充一所小学的班主任在家校交流群中要求家长为孩子购买医保，否则“学校要求停课”。类似的强制性催缴措施在许多地区屡见不鲜。而基层政府为完成征缴任务，利用排名考核和问责机制，将医保缴费转化为行政性压力，甚至牺牲了制度本应有的惠民初衷。

国家层面则试图通过新机制提升参保率。8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明确引入“两个激励机制”和“两个等待期”。未连续参保的人员在被设置的等待期中将无法享受医保待遇。而如果中断参保，前期连续参保积累的年限自动清零，再参加居民医保时，年限需要重新计算。这意味着断缴医保的民众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然而，从2019年至2023年，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数连续四年下降，总体减少了2055万人。显然，一项惠民政策无法惠及重点受惠群体，甚至导致参与者主观选择退出，那么该政策已经和政策目标背道而驰。

在延迟退休的讨论热潮中，“超龄劳动者”的权益问题也再次浮上水面。“超龄劳动者”是指超过国家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继续参与劳动并获取劳动收入的人，并不单指城镇退休职工，也包括超过法定劳动年龄仍在继续打工的农民工等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全国农民工中50岁以上人数占比达29.2%，这一比例还在逐年上升。我们确实要认识到，超龄劳动者权益长期处于模糊地带，面临法律法规空白、劳动关系认定等难题。在长沙的一起劳动争议中，遭遇性侵的65岁女保安方某因被公司定义为“临时工”而失去应有的劳动保护。曾是闪送形象宣传大使的62岁闪送员宝哥在交通事故后不久突然被平台以超龄为由封号，毫无协商余地。类似的案例反映了当前社会对超龄劳动者的不公正对待。最高法院工作报告显示，每年约有5万件超龄劳动者的劳动争议诉至法院。然而，希冀于依靠延迟退休来保障“超龄劳动者”的权益，无异于缘木求鱼。高龄劳动者的困境并不能通过人为将退休年龄提高，以减少“超龄”劳动者绝对人数来化解。我们再次强调，大部分“超龄劳动者”困境的核心在于，她们缺乏足够的社会保障，以至于不得不在高龄继续从事有偿市场劳动，其中不乏对身体有所损害的重体力劳动。

在延迟退休推行、养老金和医保负担日益加重的背景下，高龄劳动者正承受多重压力。对此我们提出以下疑问：第一，政策的初衷是缓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负担，但我们真的考虑到了底层处境的劳动者在延迟退休冲击下所要背负的压力吗？第二，依赖延迟退休、提高缴费等手段来平衡资金缺口，却忽视了贫富差距下对经济成果的重新分配，是否反而会使社会保障体系加速进入恶性循环？第三，当政策更重视保障整体社会运行的稳定性时，社会和决策者是否真正倾听到了高龄劳动者的声音？他们自己的诉求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关乎每一位劳动者的尊严与未来，但却被政策制定和执行者有意搁置了。

九、少数民族劳动者：吸纳、排斥与隔阂

中国内部发展的不平衡现象正在族群边界上进一步深化。随着制造业的内迁，少数民族更多地被卷入到全球化产业链中间来。然而，作为新工人群体的一分子，他们不仅在产业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更面临着文化隔阂与就业歧视。贫穷和族群差异在不平等区域发展体系下的交织，使少数民族劳动者长期陷于困境。 今年4月，彝族草根说唱青年诺米歌曲中的一句“谢帝，谢帝，我要diss你”火遍全网。来自凉山彝族的诺米，曾经历过艰苦的农村生活和打工生涯，他对音乐的热情与互联网“抽象”文化结合，使他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热梗引发了网络对创作者本人的关注，其真实生活经历成为众多彝族打工者的缩影，终于在主流舆论场掀起了一丝波澜。“彝族”并非诺米的炒作标签，而是与他的作品紧密相连的身份印记。诺米的作品《阿普的思念》揭示了他留守儿童时期的成长经历：由爷爷抚养，父母外出打工，父亲酗酒；曾随父母去工地搬砖，因工受伤失去了一截小拇指。《枯木逢春》则展现了彝族的生态观和宇宙论，表达了彝族青年对故乡的离愁与在异乡的漂泊感。

诺米的作品还反映了大凉山彝族群体的劳动力历史。大凉山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彝族人民缺乏重要的现代教育投资和生产技能，因而与主流经济发展模式越发隔阂。在此背景下，外出打工成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彝族群体逐步被吸纳到珠三角等沿海工业区，成为廉价劳动力的重要来源。

但进入珠三角的劳动力市场后，彝族人由于自身在语言、习俗、组织方式与汉族工人群体存在差别，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能力较低，四处流动、居无定所和经济收入不稳定成为他们的常态。为应对这些不确定性，彝族工人形成了“领工制”。在这一模式中，彝族工头成为了关键的中介角色。这些工头一般是长期在沿海地区务工的资深打工者，通常汉语较流利，既熟悉打工环境，也了解凉山彝区的文化和人际关系。他们将自己的亲戚和老乡介绍进工厂打工，工价以小时计。在这一过程中，彝族传统的“家支”组织形式在珠三角地区得到复兴。这些“家支”聚会超越了单一工头小团体的局限，原本互不相识的同姓工头们通过这种方式重新“认门”。珠三角的彝人在面对来自新环境的潜在危险时，自觉调动了消失已久的传统组织形式。家支成员的团结性极大地增强了他们遭遇纠纷时与工厂的博弈能力：2011年，“阿萨惹古”家支中一木姓工头带领下的一位工人在东莞长治镇一家工厂死亡，这起事件足足动员了三百多名亲属和老乡一起到工厂抗议。然而，这种集体行动虽然增强了群体的谈判能力，但也让工厂主对彝族产生了整体负面印象。由于担心彝族群体的集结性，许多用人单位在劳动力市场中对彝族人群形成了排斥，造成了更广泛的社会隔阂。 

像彝族这样从家乡“出走”到他乡的少数民族群体，往往通过强化内部团结和扩大社会资本来应对新环境中的不确定性与挑战。1月5日晚，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安费诺电子装配有限公司发生一起食品安全事故，一名回族女工在清真食堂用餐时发现面条中有烟头，引发了回族工人的广泛关注与愤怒。据悉，该公司共有3000名员工，回族员工占了半数以上，且工厂内设有清真食堂。这次的食品安全事故，暴露出了清真食堂的管理混乱和监督缺失。回族工人在自我组织下纷纷走出车间，到食堂和大厅进行抗议。然而，集体行动并没有彻底改变劳动力市场中对少数民族劳动者的排斥现象。2月28日，一名土家族女孩到位于江苏常州的汇川新能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找工作时被告知，公司不接受少数民族，甚至连厂区都不让她进。 少数民族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中所遭遇的文化隔阂与身份排斥，不仅影响了他们的职业机会，还直接关联到他们的工作安全。今年6月24日，韩国京畿道华城市Aricell工厂发生火灾，火灾迅速蔓延，导致大量工人被困，无法逃生，造成23人死亡，其中17人为来自中国的临时工，多为朝鲜族人。调查显示，工厂对他们缺乏足够的安全培训，因而工人没有事故应对经验。来自中国的朝鲜族劳工大多从事韩国社会的“3D”工作（dirty艰苦、difficult危险、dangerous脏汙）。在韩国劳动力短缺的背景下，他们已成为重要的劳动力来源。最近的一项研究还显示，外劳死于工伤事故的可能性几乎是韩国普通工人的三倍。此次火灾引发了韩国本土对朝鲜族外劳群体艰难处境的关注。尽管这些朝鲜族工人熟悉当地语言和文化，但依然面临着严重的歧视和剥削。

十、残障劳动者：系统性排斥与“机械飞升”

今年4月，中央电视台《财经调查》栏目记者通过多地采访，向公众揭露仍有劳务中介机构借助办理“残疾证挂靠”业务生财的现象。具体来说，劳务中介通过与企业和残障人士签订协议，为双方办理劳动合同，达成“虚假用工”。企业借此达成国家关于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的规定指标，从而免除因未雇佣残疾人就业者而需要缴纳的“残保金”。与此同时，中介从残障者的工资中抽取服务费，残障者则未能实际工作，仅获得名义工资中的极小部分（通常仅数百元）。实际上，在我们的检视范围内，类似现象已连续三年被主流媒体披露报道。我们在过去的年度盘点中也屡有提及，但类似的事件仍然无法得到有效遏止。这也折射出当前残疾人按比例就业制度的困境：企业雇用残疾人的积极性依然不高 , 同时残保金征收数额却逐年增加——这一趋势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尤其显着，使得按比例就业制度沦为按比例“挂靠”（即单位挂名雇佣残疾人）和按比例“收钱”（即征收残保金）的现实。

实际上，早在2024年2月，人社部和残联就已联合印发通知，表示要“严厉打击未经许可开展职业中介、劳务派遣，以及向残疾人违规收费或克扣工资等违法违规行为”。然而，历经30多年发展的按比例就业制度未能实现其初衷，问题的根源显然不仅仅在于行政处罚力度不足。

已有的部分学术研究有助于揭示这一制度失效的深层原因。例如，国内公共部门的公务员招募就存在就业歧视的问题，因而没有为私营部门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作者廖娟的研究提到，以北京市为例，2022年公务员招录中，残疾人职位招录人数仅占0.4%，而且许多地方机关事业单位的残保金依旧由残联而非税务部门征收，征收力度有限，导致一些用人单位少缴或不缴。另外，对于雇佣残障者没有达标的单位，政府仅仅侧重于残保金的征收，而缺乏利用残保金来为企业提供支持性服务的政策，从而使得残障人士的融合就业环境得不到有效改善。企业主和健全员工仍然普遍存在对残障者的误解和歧视，企业对如何招聘、培训残障员工，以及为其提供无障碍工作环境的认知和经验严重不足。

西藏大学李丹丹的研究则揭示了目前少数民族边远地区残障者的就业形势与汉地的差异。“西藏现有持证残疾人群体中，农业、非农业户口的人群分别为 103976 人、8959 人，由此可见，西藏残疾人大部分为农民，间接反映了西藏地区的残疾人主要集中在农牧地区”。除此以外，由于农牧地区许多残障者没有汉语读写能力，且无障碍环境设施建设整体要更薄弱，因而这个群体主要是以“灵活就业”（52.05%）和“农村种养加”（32.74%）的方式实现就业的（2021年数据）。在这样的背景下，2022年西藏持证残疾人中按比例就业的仅占5.34%。对于少数民族和“边远穷”地区来说，是否能够直接借鉴发达地区或国家的残障者就业政策，仍然是一个待解的问题。

随着《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进入到收关之年，主流媒体开始频繁报道残疾人创业就业的典型案例。例如，残运会田径冠军罗瑞在姐姐罗娟的帮助下，在云南玉溪开了一家“无声饭店”，前后共雇佣40多名听障人士在饭店里工作。从这类报道当中，我们再次看到残障者并不是缺乏能力和潜力，而是由于面临着系统性的排斥和歧视，难以融入社会。然而，主流媒体仍然通过将残障人士塑造为“自立自强”的典型，忽视了对残障者在克服社会排斥过程中所面临的具体困难和经验的关注，也未能有效对健全读者进行残障意识教育。

此类宣传的另一个趋势则是过度强调新技术对于残障者的赋能，却忽视了残障者真正的需求。比如，某些报道将焦点放在技术平台和企业的社会责任上，而非关注残障者面临的实际挑战。这类报道整体看上去更像是在为企业品牌做宣传。这确实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与此同时，我们还想强调技术赋能的报道取向本身可能存在的问题。澎湃新闻在7月发表的一篇关于脑机接口让脑出血码农“重返岗位”的报道，引起了大量的负面评价。尽管主流社会存在着强烈的技术浪漫主义想象乃至迷信，但这一报道所展现的技术前景仍然令普通劳动者感到害怕：当劳动成为剥削和异化劳动者而不是人们实现自由的方式时，崇尚劳动也就仅仅成为了一种具有欺骗性的意识形态。

在脑出血码农的报道中，我们还看到在缺乏劳动权益保障的环境下，由系统性不公造成的“失能”者似乎只能以努力重拾工作技能的方式自救，却缺乏相应的社会救济。9月，十四年前在富士康工厂跳楼致残的女工田玉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请求网友为她脑梗重病中的父亲筹集足够的治疗费。这位来自湖北的农村女性至今生活拮据，家庭经济状况也十分困难。除了田玉本人因事故残疾外，家里还有一个先天性聋哑的弟弟。年事已高的父亲依靠打工成为家中主要的收入来源。这一众筹事件再次凸显了中国针对农民工以及残障人士等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缺失。

我们并不排斥通过技术手段来改善残障人士的生活。例如12月的一项报道就指出，平台通过与大学团队合作调研，在app上开发针对听障骑手的无障碍设计，可以缩短“无声骑手”与健全骑手之间的送单时间差距。但必须强调，如果外部环境——如消费者和商家的态度——不发生改变，如果平台算法仍旧仅以寻求最短路程为导向，并且不将骑手安全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那么“无声骑手”仍然难以走出遭遇更多投诉和面临更高交通事故风险的普遍困境。而另一方面，像脑机接口这样的新兴技术引发了新一波对“血肉苦难、机械飞升”的想象。但这些技术如果在未经过充分临床和伦理检验的情况下被过度炒作与推广，也很可能导致不可预见的严重后果，并让某些层面的受益者付出意想不到的代价。与此同时，在国内的大部分地方，传统的残障者辅助方式如导盲犬，依然无法在公共场所出现。10月，在上海虹桥机场，导盲犬导师李苑甄、肖佳就由于试图携带她们的导盲犬Dumbo进入而受到安检人员的阻拦。李苑甄在接受北青深一度的采访中表示，在指导视障人士和导盲犬共同训练的十多年时间里，她经常遇到这类“拒绝”。系统性排斥仍然在将困难群体从我们的视野中抹除。

十一、海外劳动者：生存环境恶劣，国内关注升温

据商务部数据，2024年1-10月，我国企业共向境外派出各类劳务人员32.4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4.3万人；截至2024年10月末，中国政府记录在册的中国在外各类劳务人员为57.6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0.5万人。考虑到官方统计一般并不包括不具备有效工作签证的“黑工”，而后者根据民间劳工机构在2022年末的调查研究占比不小，中国在外劳务人员的实际数量应远超于此。 庞大的数字之下，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受限于语言、身份与阶层，许多身处“三不管”境地的海外劳工常年受到精神与肉体的威胁。在一众短视频自媒体的影响下，中国海外劳工问题在2024年再次引发关注，而欠薪、工伤工亡、强迫劳动、扣押护照、克扣工资等劳权问题仍然在持续发生。纷繁复杂的乱象背后，是中国劳工多年来在海外所面临的持续性困境。 欠薪抗议事件显示了海外劳工的维权艰难。据媒体报道，1月29日，印尼雅万高铁因拖欠工程款问题，引发工人和供应商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前抗议，悬挂布条表达不满。一名员工透露，公司项目资金管理不善，导致薪资和款项迟迟未付。这不仅是个案，同样的问题还在印尼青山工业园区发生。有社交媒体贴文指出，在5月25日至27日期间，中国二十冶集团广清德1780项目被指拖欠工资，工人连日罢工。外派至非洲地区的工人也未能幸免。有社交媒体曝出视频：3月22日，中建五局在几内亚的铁路项目拖欠工资，引发工人的抗议，抗议者拉起了“农民工要血汗钱”的横幅。

 工伤工亡事件则揭示了海外临时工面对的生命风险。正如第九部分所提及的，2024年6月24日，韩国Aricell电池厂发生重大火灾，23名遇难者中有17人为中国籍临时工，这一事件既显示出着少数民族劳动者的困境，也暴露出临时工的处境——缺乏安全培训、在高危行业中承担最多风险。 与当地人的冲突也成为一些中国海外务工人员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在巴基斯坦，今年发生了至少三起针对中国人的袭击事件。3月26日，在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一辆运送参与达苏水电站中国工程师的汽车遭到自杀式炸弹袭击，5名中国公民以及1名巴基斯坦司机死亡。10月6日，两名在巴基斯坦核电项目工作的中国人在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真纳国际机场附近的一次袭击中遇害，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一个分离主义组织声称实施了袭击。11月5日，卡拉奇一家工厂的一名保安开枪打伤两名中国公民。中国工程师和工人接连遭遇袭击，背后既有当地反对力量的威胁，也有巴基斯坦国内经济不平等以及本地就业问题等引发的社会矛盾。围绕矿业开采的冲突也在各地发生。7月3日，刚果（金）伊图里省的一个中资金矿遭遇当地武装民兵袭击，至少四名中国公民在袭击事件中丧生。遭受伤害的往往还有当地民众：9月上旬在喀麦隆，因矿区滑坡导致儿童死亡和汙染河流，一家中国矿企遭到起诉。中国企业的不负责行为实际上加剧了当地华人与本国民众的紧张关系。这些冲突不仅导致对劳工的直接身体伤害，也反映出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中资企业并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针对“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劳权问题，新近的研究报告揭示了更为系统的问题。根据民间劳工机构的研究报告，中国国有企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项目中，工人的人身自由被频繁限制。报告特别分析了公司的等级组织结构如何滋生了缺乏问责制的问题，并导致压制工人声音的现象。在塞尔维亚，中国劳工在矿业和制造业中面临克扣工资、身份证件被扣、行动受限、社会隔离、高额中介费和债务束缚等境。这深刻反映了跨国劳动者薄如蝉翼的生存环境。

除此以外，有必要反思参与到当地经济与政治进程中的中资企业到底为当地人民呈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形象”。如果这些企业仅仅出于追逐利润的目的而出海，参与当地政商腐败，掠夺当地资源，损害当地普通劳动者的工作机会和生活利益，甚至输出损害劳动者利益的企业管理经验，那么这样的行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口号无疑是相违背的。

以上研究报告发表在中国互联网防火墙以外，尚未引起国内关注。但12月23日，随着巴西海外务工人员的恶劣生存环境被曝光，海外中国工人的劳权问题在国内引发众议。当日，巴西东北部的巴伊亚州劳动检察官办公室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们在比亚迪所在的工厂建筑工地，发现有163名中国工人在“类似奴役式环境”下工作的情形，于是把他们“解救”了出来。巴西公共劳动部发布的报告显示，这些中国劳工在巴西不仅被扣留了护照，且被雇主“保留了60%的工资”，还面临极其恶劣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宿舍拥挤不堪，卫生设施匮乏，饮用水和食品安全无法保障；工作时间过长，休息不足，医疗需求得不到满足；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导致多起工伤事故。他们的基本权益被严重忽视，身心健康处于极限受损的状态。这条新闻在国内曝光后，引发众多关注。25日，比亚迪集团品牌及公关处总经理李云飞发文回应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并转发了金匠集团巴西分公司当事员工的联合声明，但大量网友并不买账，质疑这份带有手印的声明是员工在受胁迫情况下完成的。27日，中国外交部对此事进行了回应。

除了新闻和报告，也有一些文学和影像作品记录了海外务工人员的生活。纪录片《在沉默中锻造——印尼镍厂中国工人未被揭露的故事》（Forged in Silence-The Untold Stories of Chinese Workers at Indonesia’s Nickel Plants）通过记录青山印尼莫罗瓦利工业园区（IMIP）镍冶炼厂的工人经历，揭示了中国工人在印尼的艰难处境。此外，民间劳工机构发布的名为《远离故土：十位中国工人的故事》的文章合集，讲述了十位中国工人2020-2022年期间在海外务工的故事。他们在此期间被派往印尼、塞尔维亚、柬埔寨和土耳其等地，面临欺骗性招工、工资克扣、护照没收、行动限制等问题。

 与此同时，今年也有一些中国媒体聚焦于中国白领/中间阶级，讲述他们出国寻找工作机会的故事。在加拿大，年轻华人频频遭遇拖欠工资甚至无薪试工的现象；在日本，中年技术移民仍在适应文化隔阂和工作压力；在非洲，工作与生活因环境艰苦和社会冲突变得更加复杂。尽管如此，一些有关中国公民以偷渡“走线”形式完成“移民”的报道也反映出，ta们对国内劳动权益和个人生存状况不满，因而才将希望寄托在国外“重生”上。一篇有关出海建筑工人的报道则指出，工人出海的重要原因是国内建筑行业的日益萧条。 2024年的多个案例暴露出，在中国劳工权益普遍缺失的大环境下，文化语言隔阂、护照被扣、劳动法管辖混乱等海外务工的特有问题进一步恶化了海外劳动者的困境。随着这些问题逐步曝光，改善海外劳工权益已刻不容缓。 

十二、劳动者行动：法律维权大幅增长，网络维权形式多样

在降薪潮、欠薪潮、裁员潮此起彼伏的大环境下，劳动者各项维权行动有增无减，劳动仲裁数量大幅增长，集体维权事件频频发生，形式多样的个体维权也广泛受到关注。

年初，陕西神木、河南西平、广东乐昌、天津蓟州、河北武强、河北南宫等多地都曾经出现过集体讨薪行动，抗议方式包括集体上访、拉横幅抗议、罢工等。5月，因承诺的薪资无法发放，江苏无锡比亚迪工人聚集在厂区举行罢工维权。7月，网友反映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垃圾满地，疑似因为降薪致环卫工人罢工。11月7日，四川南充嘉陵区出租车司机集体罢工，司机们集体停运并把出租车全部停靠在嘉陵区书房大道以抗议交给出租车公司的“份子钱”过高。11月21日，上海国利汽车真皮饰件有限公司发生工人维权堵路事件，以抗议公司拖欠的2690元基本工资。11月28日，湖北潜江，因园林清酒业有限公司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人们集体站在天台上讨薪。

多年来围绕“体检标准”展开的集体维权事件在今年有改变。求职者因体检不合格而被用人单位拒绝录取已是持续多年的社会问题，用人单位以求职者罹患高血压、桥本甲状腺炎、糖尿病等慢性病为由拒绝录取，但这些疾病既不属于传染病，药物控制后也不影响正常工作生活，明显有就业歧视之嫌。许多求职者曾经选择向法院提出诉讼，但基本都被驳回。据搜狐报道，早在2022年，包括慢性病患者和他们父母在内的200多人，就曾联名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请求对公务员体检标准进行备案审查，但只收到了“不属于违宪审查范围”的回复。2024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提交了一份《关于放宽<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用）>，依法保障慢性病患者劳动就业权利》的提案，引发了公众更加广泛的讨论。5月，广西修改了相关标准，使得满足条件的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有望入职事业单位。

今年各行业劳动者经济尤其困难，不乏失去收入的失业者难以果腹。在政府救济缺位的情况下，来自民间的互助成为一股难得的暖流，多地餐馆出现“对无收入者免单”的现象。许多个体小店通过设置暗号提供免费餐饮的举动，在保护受助者自尊心的同时为特定劳动者提供优惠。店主们多经济不宽裕，曾受他人善意而传递爱心，虽偶尔也会遭遇骗子，或被不理解的情况，但仍坚持下来。据店主反映，来吃免费餐者年轻人居多，还有少数落魄者，受助者多有羞耻感，找到工作便不再前来。这一现象体现了民间底层支持底层的力量。

除了集体行动外，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劳动者用个人微小的力量发起行动。1月，上海链家的一名员工“亮哥”为抗议公司的“借薪制”，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最低工资行动”，提出三点要求，分别是“对所有实发工资不足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予以补发”、“变更借薪制”以及“进行工会改革”。1月2日，“亮哥”收到了来自链家补发的工资。8月，链家宣布取消“借薪制”，全员施行3000元保底底薪。尽管“亮哥”被公司辞退，但他以个人的牺牲换来了员工待遇的普遍改善。

杭州一名被称作“帐篷哥”的博主杨建磊也在今年1月引起了媒体报道和公众关注，这位“帐篷哥”为抗议公司裁员在公司电梯门口架起了帐篷，并在帐篷边上贴上一张A4纸，上面写着“本人将在此处深刻反省在公司的即将满五年青春。自尊，自重，切勿打扰本人思过！”。此举仅仅3天便收获了众多网友的支持与打赏。热度越来越高后，“帐篷哥”杨建磊开通了职场维权的粉丝群。他与其他同公司离职同事拿到的赔偿也接近了n+1的数额。

4月27日，一名抖音博主宣布自己将竞选人大代表，为劳动者争取8小时工作制。视频中他计划首先参与2028年街道人大代表的选举。8月，牧原集团旗下子公司33岁职工蒋邓帅突发胸痛，后被发现死在宿舍床上。因蒋邓帅未被认定工伤，其妻冯婉婉将河南省内乡县人社局、内乡县政府告上法庭。双方争议焦点为死亡时是否处于工作状态，以及与办公地点（客厅）仅一室之隔的宿舍是否属于工作地点。在新证据的基础上，内乡县人社局最终做出认定工伤的决定。

无论是集体或个人，在缺少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的情况下，劳动者的行动都存在诸多困难。一名因慢性病而被单位拒录的求职者受访时的观点颇具代表性：曾经想过上访维权的她，因担心影响后续就业并被以后的单位认为不好管理，最终选择了放弃。10月16日搜狐新闻报道称，部分劳动者为了维护自身权益而选择劳动仲裁，不料却成了他们的求职汙点。一些企业使用背景调查的方式评估有仲裁记录的员工，“讨要加班工资”或“讨要迟发一两个月的工资”被视为有风险。这种现象显然成为了企业的威慑手段，阻碍了劳动者维护合法权益。

此外，相比劳动者集体行动，劳动者个人行动更难维持。不少劳动者如今会选择在短视频平台曝光公司的违法行为，这一方式的确有传播速度快、影响力大、直达受众的巨大优势，但也必然会面临来自平台的审查。此前备受关注的“帐篷哥”最终宣布自己失业。有粉丝尝试在平台给他买热度，却收到“审核不通过”的后台提示。宣布为争取8小时劳动而竞选人大代表的抖音博主也逐渐没有了下文。上海链家的“亮哥”虽然收到了补发的工资，但他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再也没有更新有关“最低工资行动”的内容。尽管上海链家最终取消了不合理的薪资制度，但“亮哥”的其它诉求诸如工会改革并没有得到实现。

无论是集体罢工抗议欠薪，还是个体通过社交媒体等途径发声维权，都表明今时今日的劳动者主体意识愈发强烈，正在积极捍卫自身权益。然而，这些维权行动所面临的上述困境也充分显示，如果劳动者不能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翁，将自己的诉求和经验体现在法律和制度上，参与社会的民主管理，那么劳动者将只能作为劳资关系中的权力下位者，行动必然受到限制。而多数行动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即使成功也难以持续。

十三、劳动文化：呼唤真实的声音

年初的跨年档，一部讲述打工人现实生活的《年会不能停》以5.4亿元票房、豆瓣8.2评分成为开年的黑马之作，网友纷纷表示影片中的“996加班文化”“怎么都对不齐的颗粒度”和“忙着互相甩锅的领导”令人深感共鸣。随后，“一旦上过班，你的气质就变了”的词条登上热搜，“班味”一说随即产生：专指打工族身上因上班产生的沉重疲惫感和压抑麻木的精神状态。

同样体现了年轻人对工作之不满的，还有春节复工期间引发热烈讨论的“上班恶心穿搭”。网友纷纷晒出自己上班时的衣着，其不讲究搭配和美观、只追求舒适度的特点被调侃为“恶心穿搭”。在评论区，许多网友直言“好看的衣服根本不想穿去上班”“在公司没有在乎的人”。冷漠的公司环境和繁重且无聊的机械性劳动，将人异化为纯粹的生产工具，“打工人”自然不会真心投入其中，而是选择以讽刺与消解的方式进行消极抵抗。

此外，在就业形势愈发严峻的大背景下，许多人“想成为牛马”而不得。无论是被裁员还是毕业即失业，“找不到工作”给普通人带来的都是难以向家中启齿的压力。年初以来，许多媒体平台相继报道了失去工作后“假装上班”的一群人。为了瞒住家人，他们一如既往地早出晚归，目的地却是图书馆或咖啡厅。有的在看书放松，有的准备考公考编，有的四处投递简历努力寻找工作。

5月“河南说唱之神”张方钊的说唱作品《工厂》MV在B站上线，仅三天便获得了将近200万的播放量。作者带着对故乡复杂的情感，描绘了河南农村、煤矿工厂等在主流流行音乐中罕见的元素。B站视频里高达8000多条的弹幕，被媒体比喻为一堵“小镇青年的哭墙”。

7月，社会学者孙萍出版民族志作品《过渡劳动》一书，其田野调查历时七载，记录下了骑手的劳动状态，探讨了算法技术和平台规则对于骑手的影响，并提出了“过渡劳动”这一概念。这可能是国内第一本关注和研究外卖骑手劳动状态及其社会意义的学术着作。同样以外卖骑手为题材，另一本聚焦外卖骑手劳动的社会学民族志《数字疾驰》也在11月出版。作者陈龙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成为外卖骑手的一员，以真实劳动过程来感受平台和算法对骑手造成的系统性困境。陈龙在书中指出，随着科技的进步，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乃是日益强化而非削弱，平台系统及其背后“数字控制”对人的管理的取代，成为平台经济劳动秩序得以形成的关键所在。

暑期档，两部与外卖骑手相关的电影登上院线，分别是徐峥自导自演的《逆行人生》，以及刘泰风导演的《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因导演知名度与话题热度，前者在上映前便引发了广泛关注，但上映后收获不少恶评。许多影评指出，《逆行人生》的人物设定与情节设置脱离现实，并未能够做到真正从普通骑手的视角出发，且回避了许多结构性问题，有消费底层之嫌。相对而言，后者的热度和票房都较为惨淡，但评论更显积极。有评论认为，同样是中产阶级视角，《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在刻画外卖骑手生活状态，以及城市底层与中产阶级之间的冲突时，并未流于俗套，而是用克制的情绪和冷静的影像语言在剧情中实现了对话的可能，更容易引发观众对冲突背后深层次结构的思考。

尽管上海巨鹿路去年的盛况导致北京、上海市政部门在今年禁止一切万圣节庆祝活动，但在其它城市，10月底仍然出现了规模较小的cos活动。与去年一样，许多打工人以变装party的方式，把对工作的怨念从线上演绎到线下。而除了cos成“吗喽”和“纯牛马”的自我调侃，还有人选择直接本色出演，“根本不用cos，往那一站就是穷鬼”。“工作”，或者说“上班”，是为了生存迫不得已的吃苦，似乎已经成了大部分年轻人的共识，曾经那套将工作视为实现人生意义唯一途径的话语，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已然彻底失效，民众的不满与日俱增。

如此积怨，在11月抖音网红“羊毛月”对00后就业难的嘲讽中爆发。类似去年网红主播李佳琦的“眉笔事件”，羊毛月在视频中发表了诸如“找工作真的就这么难吗？”“00后不是宣称要整顿职场吗？进不去又该如何整顿呢？”等一系列言论，立刻引发众怒，被指责“何不食肉糜”“明知道现在就业环境难，居然这样嘲讽别人”。在事态不断扩大、众多粉丝取关后，羊毛月删除了原视频，并在11月23日道歉，称自己的初衷是为了了解求职者困难并帮助大家，但表达方式不当，伤害了大家的感情，但评论区的网友仍纷纷表示“不诚恳、不原谅”。

此外，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四位新闻学本科生的毕业作品《她立于瓦砾之中：深圳工地女性生活纪实》在今年也颇受关注。该作品以两篇报道和一部微纪录片的形式记录了工地女工这一常常在工人叙事中受到忽视的群体。答辩时，该毕设小组的成员直言“我们希望用一次‘看见’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沉默而庞大的群体，看见女性劳动者坚实的力量。”

相比之下，年末另一部以普通白领为主角的电影《胜券在握》则堪称令人失望。故事包含互联网公司裁员潮、打工人对抗资本的爽文叙事等种种爆款元素，能看出主创团队企图复刻年初《年会不能停》的成功，但浮夸的故事走向和缺乏打磨的细节并没能让观众买账。

当劳工题材因其群众基础越来越受到文化作品的青睐，文艺创作者确有必要厘清，在看似焦虑与仇恨、虚无与疯癫的时代情绪之下，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社会病症。观众需要更多承载劳动文化的作品，但归根结底，人们最需要的是真实的声音。

尾声

今年是我们进行劳动权益事件盘点的第四年。

我们为年度盘点添加了一个尾声，邀请报告的参与者（包括所有撰稿人和编辑）留下自己过去一年的个人心声。整个年度盘点的撰写和编辑工作是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的。如果算上新闻事件搜集的时间，这份报告的完成前后历时整整一年。每次看到这样一份投入无数心血的报告最终跃上屏幕，我们都会由衷感慨。作为第一批读者，相信所有参与者也会感到五味杂陈。有时，阅读这样一个沉重的报告，是很难心情愉悦的。更别提我们是这份报告的亲身编撰者。而所有参与者在提前了解到它是一份志愿性工作的情况下，仍然愿意积极投入到这份工作中来，并且非常出色和负责地完成任务，这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奇迹。我们都由衷感谢彼此的付出。也希望这个尾声可以成为写作者与读者之间更为亲切的沟通。以下是大家的发言：

每年一辑的劳动新闻盘点是我最期待的年度总结。今年因为换了生活地点，对劳动问题的感受有了新的层面，最明显的是移工问题。街头政治经济学读书会还有研究生工会和校工一起讨论劳动者权益活动的海报让我对新年有了更多期待。

——南瓜企鹅

今年从学校毕业，踏入了职场，并尝试在自己的工作场所作一些组织尝试。实打实面对到了在白领劳动者中开展组织工作的阻力。我们这一代青年的成长经验让我们不知道团结为何物。似乎竞争内卷、提防他人才是永恒。想让自己更轻松，最容易的办法是让同事更累。怎么把左翼理论和大家对柴米油盐问题的关心结合起来，促成团结和共同行动，从而对抗老板，对抗整个社会的原子化，是这个时代所有寻找劳工出路的人必须面对的难题。继续努力吧。

——阿豪

上班第五年，正式废工了，这一年过得乱七八糟，年底跟流浪大师朋友一起扎了半个多月帐篷，也学会了堂而皇之吃别桌的剩饭，世界在燃烧，我先烂为敬，边烂边想要是所有受伤的劳动者都能自由自在地玩该多好，要是世界是个大公园该多好。

——咳猫

第一次写年度总结的时候本科都还没毕业，转眼明年自己都要硕士毕业了，这几年看着这些信息有一种时间一直停滞一直在卡bug的感觉，无论如何也搞不懂怎么会有这么烂的世界。

 ——诗凛

2024年的劳动权益盘点，对于我来说，既是反思过去一年零工生活的窗口，也是展望未来社会的镜像。这一年，我在多个工作场景间来回穿梭，看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极为薄弱，竞争、内卷和提防他人，各自为战。孤独、脆弱的个体被“生存之痛”紧紧缠绕，许多人对环境感到无力，甚至对劳动的意义产生迷茫。绝望弥漫，人们该如何找到互相支持的力量，走出各自的孤立呢？

——洛洛

世界很大，它时而像丛林时而像社会。在不停穿梭中，渐渐明白了何为区隔，何为阶级：有人拒绝去人多的集市与小餐馆，答曰需要安静的环境，而我偶然在那里听到了脸上刚缝了十几针的外卖骑手对他的同伴讲他童年的故事，一个玻璃扎进脚底而不觉得疼的故事；一次难以为继的交往，问对方为何轻言放弃，答曰自己是胆小怕事的小市民……与此同时，明白了志同道合的朋友的珍贵：某次读书会上深深触动于关注劳工问题和左翼理论的朋友们踏入工作后长久的坚持与激情……而我的愿望是，愿朋友们继续一起制造尖锐的摩擦声。

——cc

环境越来越凋敝，投身于实践似乎更能缓解不安和无力感。做一线的这几年有意无意地离新闻更远了，但也会惶恐对世界不够了解了，这也是连续两年参加盘点的缘由吧。

——leah

越是接触和认识这个世界，越是难以对抗精神上的反噬与沉沦。参与本次盘点成为锚点之一——拉扯提醒我保留今日的初心，永远不要置身事外，永远不要丧失同理心，勇敢的直视现实并付出行动。

——六月

参与了四年的报告写作，也经历了高密度的四年。在领会到“最好的时机”和“万全之策”根本不存在，今年我正式开始了 HRT 流程。感谢那些在我生命中，让我见证照护劳动和修复意义的人们，使我在许多愿望尚未实现的此刻产生动力去与自己的身体建立更良好的关系。接下来的日子，也希望所有酷儿劳动者伙伴们能不再只是幸存者。

——莱德瑞

今年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很困难的一年。病痛和抑郁情绪一直与我缠斗，外面的笼子也收得更紧了。我很庆幸自己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重新浮出水面。但有时候还是会感到荒谬，为什么我的国家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恶人横行，好人难觅。但至少在这份报告写作过程当中，我感受到了一群善良的人可以彼此合作，推动一点什么。尽管目前我们只是一小群。

——阿夯达措

这一年自己终于开始用选择和行动来面对现实世界了，但还是免不了常常逃回自己舒适的生活范围里。第一次参与劳权的年度盘点，自己没有工作经历，很惭愧在理解和感知一些主题和事件的时候自己是无能的，非常感谢这里所有的友人，让我看到大家对“世界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回应，给我很大的启发。—— Ethel

新的一年，希望劳动者之间能多一些对彼此的帮助和鼓励。哪怕是看似微不足道的连接，也是改变的开始。

——童子

这是我今年能做的，仅有的事情了。工作是一种结构性暴力，这是一片废墟，你我皆立于瓦砾之间。但我也明白，一切的改变，必须从记住开始。

——俄耳甫斯

想给所有上面大家一个真心的拥抱！看见成长不同阶段、性情背景迥异的每一个人所努力多走出来的一步，都会动容。在这个万马齐喑的时代，或许只剩彼此的守望，让一切值得。

——aboc

二零二五年

2025年是比往年更好的一年吗？

当返乡的农民望着枯萎的麦田，工厂的工人面对停转的机器，失业的白领喝着平台补贴的咖啡，年轻的大学生翘课去考证和实习，少有人敢说这一年自己过得更好了。好像在2025年最后一天的这个下午，我们也会恍惚感到自己是在经历2024、2009或是1933年的某个瞬间。当你问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工人：“明天会更好吗？”他们也许会朝你咒骂，吐口水，但也可能向你乞讨，如果你是一个体面的精英阶层的话。

但你的施舍仍然不会让这个世界从根本上变好，就像19世纪爱尔兰大饥荒中派农民去修路的那些计划一样。十块钱可以买瓶劣质白酒，二十块钱可以吃一餐饱饭，五十块钱可以在市区最破烂的老鼠间住一晚，一百块钱可以买一双鞋。但你会用鞋来跳舞吗？还是穿着它去找工作？很有可能，如果你不工作，你也将没有鞋。或者干脆将它狠狠地扔向某个人，你的仇敌，让你变得悲惨的人。但他是谁？长什麽样？那人在哪儿？

也存在另一种人。我们遇到过的最好的人，一个习惯分享的人，而且本身是一个穷人。当Ta有100块，Ta会将50块分给另一个人。当Ta有一双鞋，Ta会分一只给冬天里完全赤脚的人。不管Ta在不在，这双鞋会一直传递下去。从下面这份报告中，我们希望读者可以从不同的地方感受到这种愿望和精神，并希望你加入到这样的行列中来。

在这份报告里，你将要看到的，大多是陷入工作困境的人，当然也包括没有收入的人。也有用鞋扔仇敌的人，但缺少跳舞的人。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要盘点的东西越来越少。人们聚在一起，只是为了跳舞，而不是为了记录不公。但此刻，面对这份十万字的报告，我们应该设法搞清楚为什麽劳动者不再跳舞了。

一、经济寒冬持续，多行业降薪、欠薪和裁员频发

2025年，经济萧条的寒意仍在继续。尽管部分宏观经济数据（如官方公布的GDP）维持着温和增长的表象，但GDP平减指数持续为负值，显示经济体内部收入低于产出增长，同时工业生产价格（PPI）已连续38个月同比下降，居民消费价格（CPI）全年低位运行，表明经济深陷通缩螺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2025年11月仅增长1.3%，创下疫情结束后新低。产能过剩与内需不足之间的矛盾全面凸显。

经济萧条中，私营部门内卷严重，利润率普遍下降，部分企业遭遇了资金链断裂。企业在对未来市场的悲观预期中收缩业务、削减人力，落到一线劳动者头上就是降薪、欠薪和裁员。涉及行业、企业范围从新能源车企、互联网大厂、知名外企一直到基层零售餐饮商家。建筑和房地产业以及传统类型的高端服务业如金融业延续了往年的裁员和降薪态势，部分出口导向制造业受中美关税战影响也遭到冲击。此外，本年度出现的新趋势是——民营医院和民办学校出现大批欠薪倒闭的现象，文化和媒体行业劳动者的恶劣劳权状况也被频频曝光。

另一个凸显的问题是公共服务部门的财政危机。过往支柱性产业和私营部门的萧条减少了财政收入；政策扶持下的新兴产业不足以弥补经济缺口；化债压力要求地方严控开支。在这一形势下，高度依赖财政补助的公共部门，特别是公交公司、公立中小学校和基层公立医院遭受冲击，导致许多“体制内”的基层劳动者遭遇欠薪断保。

民企和外企收缩业务，引发裁员降薪

近年来，传统大卖场在即时零售的冲击下式微，曾为线下零售巨头的人人乐超市经营状况持续恶化，于7月摘牌退市。10月，大量员工集结于人人乐西安总部，抗议公司在资产转移后仅保障高层薪资，普通员工却被长期拖欠工资、欠缴社保，离职员工仅获得远低于法定标准的“0.3N”补偿。9月，运动品牌匹克通知全员降薪，直营销售体系员工受影响最大，薪资直降50%。部分员工因集体提交《拒绝降薪异议书》，遭公司报复性停薪。

前几年在国内大规模扩张的本土连锁咖啡品牌也因行业内卷严重、降本增效而被曝光发生侵害劳权事件。春节前后，MANNER咖啡多地员工反映，公司未向所有咖啡师发放往年惯例的“13薪”，年终奖评定标准不公开透明，导致同店员工待遇差异明显。同一时间段，M STand咖啡则因削减人手、压缩工时、变相降薪和提高工作强度而引发舆论风波。3月，Seesaw咖啡被曝拖欠员工工资，其中包括约50位门店员工和25名办公室职员。还有不少已离职员工反映其在职期间遭遇工资分期发放、五险一金断缴以及违规辞退等侵权问题。

2025年，国内数家科技企业相继传出裁员消息。今年3月，一名阿里巴巴淘宝买菜部门的孕期员工在公司广州办公地点楼顶拉横幅抗议，指控遭到“非法解雇”。尽管阿里随后回应称并未辞退这名外包员工，将依法发薪，但这一事件折射出部分互联网大厂的裁员潮仍在持续。根据财报数据，阿里2024年度减员近2.5万人，2025年度由于出售业务等结构性调整，减员近8万人。百度则自11月下旬起启动近年来规模最大的裁员。此次裁员复盖所有部门，减员比例从5%到30%不等。其中游戏、直播等非核心业务线减员比例更高，而AI与云计算相关业务部门受到的影响极小。12月，有消息称真我手机（realme）启动大规模裁员计划，首轮裁员涉及外包、驻企及正式编制员工。网上甚至有“部分部门仅留一名校招生”“高职级员工调往印度” 等细节流传。

今年陆续也有多家外企收缩在华业务引发裁员。2025年1-11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FDI）为6931.8亿元，同比下降7.5%，延续2023年来的下降趋势。3月，全球支付巨头PayPal上海公司被曝发生大规模裁员，风控部门遭全员裁撤，而赔偿方案据传为“N+6”。奔驰中国于2月底启动裁员程序，比例 为15%，主要涉及销售、汽车金融两个体系。被裁员工可获 “N+9” 赔偿，且若后续两个月未成功入职新公司，还可拿到奔驰3-4月的工资。为规避提高的人力成本和地缘政治风险，多家跨国企业撤离在中国设立的工厂，引发近两年的“搬厂、关厂潮”。2025年底，索尼宣布关闭其位于惠州的工厂，3万名员工将因此失去饭碗。同一时间，佳能也关闭了其中山工厂，其为被裁员工提供的“2.5N+1”补偿、相当于5个月工资的就业支援金及多项特别奖励引发舆论关注，被网友赞誉为“裁员赔偿的天花板”。许多评论将佳能的合规与慷慨，与部分国内企业裁员时补偿不足甚至缺失的现象进行对比，感叹“外企的底线是劳动法，而国内一些企业的上限却成了劳动法”。

佳能被辞退员工晒出裁员补偿，引发网友赞叹

但并非所有外企都以“体面”的方式撤离。2月，日本东洋轮胎公司把其位于江苏一工厂的大部分股权转让给辽宁恒达盛投资有限公司，引发数百名工人聚集抗议。工人们普遍担忧企业借此规避巨额经济赔偿，因而要求企业在转让股权的同时，必须提供合理赔偿方案。这类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一些外资企业在进行产业迁移、撤离原投资地时，可能通过将工厂股权转让给本地企业来获得经济补偿。然而，工人对于企业的所有权变更却完全没有知情权，对自身未来的职业稳定缺乏主动权。而接手的本地企业（不乏我们所认为的爱国资本）则希望与工人重新签署待遇更低的合同，或者以此迫使工人自行离职。今年3月份比亚迪电子无锡、成都工厂（接手自原美资企业捷普电子）的罢工，以及12月深圳易力声工厂（接手自原港资企业）的罢工，都是工人反对新资方擅自降低待遇的行为而采取的集体行动。这些事例也提醒我们，在跨国资本出于逐利性而不断进行全球资产重组的现实中，那种认为“某一国籍的资本更具道德优越性所以更有利于劳动者”的叙事是完全有害的。资本本身具有超越国界的流动性，其核心诉求在于不断寻找更低的成本与更高的回报，而劳动者往往需要在这种快速的资本流动中努力捍卫自身的权益。

因而，争取在裁员中的知情权和自主权，已成为劳资博弈的重点。1月，北京神州信息公司被曝出其旗下子公司中农信达单方面宣布全员降薪40%，同时规定当前未被安排工作任务的正式员工仅能领取原工资的24%，且被要求接受二次面试，若不合格将面临无赔偿辞退。这一做法相当于变相逼迫离职，严重违反劳动合同法。微博用户“风吹啤酒沫”则在春节期间称其在石药集团供职30余年，近期被公司以5万多元的价格“买断工龄”。许多网友认为这一金额远不足以补偿30年工龄的价值。这类“买断工龄”操作，其法律实质是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依法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这两起事件揭示的变相裁员手段，均为国内企业裁员中普遍的侵权行为。

“价格战”下的新能源汽车业工人

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内卷式竞争”在2025年热度不减。尽管由政府向车企直接拨付资金的购置补贴政策已于2022年停止，但地方政府在过去十年里通过土地/贷款优惠和专项基金引入的大量新能源汽车产能并未出清，引发严重产能过剩。政府为刺激消费，帮助企业清理库存，又在今年推出大规模“以旧换新”政策——报废旧车换置新能源车可获最高2万元补贴。以比亚迪为首的新能源车龙头企业，利用其垂直供应链优势发起价格战，全行业被迫跟进，使汽车行业利润率在2025年第一季度降至3.9%，远低于工业企业4.7%的平均水平。价格战中，车企的财务表现也出现分化。2024年，比亚迪凭借其成本优势和规模效应，在营收、净利润、毛利率上都实现了增长。而理想、小鹏、蔚来等腰部车企，遭遇净利润下降甚至亏损，部分二、三线车企彻底出局。  

激烈的“内卷”式竞争在不断挤压企业利润的同时，也伤害到了行业内的基层劳动者。比亚迪总装厂的蓝领工人综合月薪仅5000-6000元，相比过去合资车企的总装工人工资大幅下降。白领员工也未能幸免。因长期亏损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的哪吒汽车，于24年11月主动与员工解除劳动关系，并提出在劳动关系解除后60个工作日内结清拖欠工资并支付经济补偿。1月，资方与员工签署了劳动仲裁调解协议，但到了约定支付时间，款项依然未能到账。年初，蔚来旗下的第二品牌“乐道”被曝，在业绩压力下要求终端销售人员“每人购买一台乐道汽车”，甚至传出“不买就滚蛋”的强硬言论。此外，有报道称蔚来在中国区进行了多部门的人员优化，波及售后服务、NIO House运营和终端销售团队等岗位，裁员比例约为10%。此举可能跟蔚来持续的亏损态势有关。

新能源车企持续的“价格战”也对经销商及其工人造成了严重冲击。2025年上半年，由于车企激进降价，新车进销价格普遍倒挂，全国约 52.6% 的汽车经销商处于亏损状态。4月，比亚迪在山东的经销商集团济南乾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遭遇经营危机，资金链断裂，旗下多家4S店关停，并引发了员工欠薪和车主维权事件。比亚迪官方迪在回应中将此事归因于该经销商“盲目急速扩张并加杠杆运营”。然而经销商员工被拖欠工资达半年之久的问题，则显然未被比亚迪高层纳入决策考量。

各级财政持续承压，公共服务部门震荡

当前，各级政府财政的持续承压已引发了多个公共服务行业的震荡。在医疗领域，医保支付改革的推进加强了对医保支出额度的控制，这一变化被普遍认为是诱发了公立医院经费紧张以及民营医院的倒闭的关键因素。1月，湖北武汉百佳妇产医院突然宣布停业，据多名该院的医护人员反映，该院自24年下半年起持续拖欠全院员工数月工资，累计欠薪额度高达上千万元。停业当天，仍有住院患者滞留院内，而医院管理层已集体失联，院办场所上锁、电话无人接听，员工与财务部门现场沟通无果。此前，该连锁体系内多家医院已相继停业，多名医护人员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申请仲裁。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上海唯儿诺儿科医院、江西抚州东信第六医院、江苏泗洪老年病医院，这些民营医院在停止运营前都长期拖欠工资、欠缴社保。影响也波及公立医院，导致广泛的医生降薪潮（详见本报告第四章）。五一前后，河南省新乡市多家医院陆续辞退医护人员超过500人。新乡市封丘县多家医院已在2024年对未经批准的编外临聘医务人员人员开展清退，清退政策明确强调以学历与职称标准来进行筛选。本次清退共涉及644名人员，其中503人为高中及以下学历或持有初级及以下职称的临聘人员。还有部分医院将编外聘用改为劳务派遣，以压缩成本。

学校状况也不容乐观。5月，江西樟树市滨江中学被曝拖欠老师加班费长达8个月，累计金额高达120万元。老师每天工作至深夜，却被长期拖欠工资，导致部分教师房贷断供。教师被迫以缩短授课时长、不带晚自习等方式进行“非暴力不合作”的抗议。湖北鄂州则出现小学教师岗位停招现象。由于生源减少，当地教育部门锁死中小学教师编制总量，在不同区县、初中小学之间调配师资，并逐步缩减编外教师名额。江西、江苏、广东等多地，大量临聘教师还面临被清退的困境。该群体以女性为主，职业选择常受家庭对教师这一体面职业的期望所驱动。然而现实中，她们的工作却朝不保夕，经常在开学前夕才被告知不续聘，且因合同短期化而难以获得赔偿。由于学龄人口减少、学历贬值、盲目扩张和经营不善等原因，各类民办学校特别是民办高校近年遭遇招生困难，进而也导致收入下降、资金紧张。8月，有网友发帖称“大连科技学院全员停发工资，开学面临停摆”，引发关注。学校发布《致全体教职员工一封信》。信中提到，学校各类相关账户被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致使7月工资未能如期发放。学校工会将为全体教职员工发放临时困难补贴和慰问补贴。自2023年起，广西蓝天航空职业学院持续拖欠500多名职工工资。2025年9月11日，多次投诉、仲裁无果后，部分教职工被迫跳楼讨薪。9月开学季，多地应届师范生还接连遭到签约民办高中的突然解约，原因如出一辙：“招生人数未达预期”。有人要求学校支付赔偿，被拒绝后向当地教育局投诉，却迟迟没有进展。在职老师也受到影响，工资拖延发放成为常态，有的老教师也被辞退。

因城市交通规划欠合理、地方财政紧张对公交系统补助不足等原因，多地公交系统也遭遇资金困境。2025年，多地曝出公交系统欠薪问题。1月，网友“和平heping1968”发微博称，北京公共交通控股有限公司第二客运分公司长期拖欠、克扣司机工资，包括法定节假日加班费、普通加班费等。网友还指控公司给司机强派任务量（如客流人次、上线公里），将病假、事假的当日任务量算在司机头上，完不成就扣钱。2月，某地铁贴吧出现“不给发工资”的帖子，引发大量网友催促地铁公司尽快发薪。吧友称长期欠薪已影响员工基本生活，有人吐槽“都快饿死了”，并指责某位新上任领导导致福利大幅削减，包括夜班补贴、取暖费、年终奖等，员工怨气很大。10月，河北邢台沙河市的公交司机和江苏九江修水县的公交司机发起罢工，要求发放被拖欠了长达数月的工资。在经营困难的背景下，西安公交集团甚至推出了“共享用工”的做法，安排司机从事快递、校车、网约车、公务车及车充电等服务岗位。这引起员工极大不满。抖音视频“西安公交司机困惑”中，一名公交司机称自己被要求去开三个月网约车，由公交公司租车，司机跑车，从流水中扣除租车费和社保，剩余便是自己所得。有的司机每天从早6点到晚9点还完不成任务，最后自己垫钱；有的司机开网约车三个月到期还未接到公司归岗通知，只能接着开。

严峻形势下，还有越来越多地方筹划打破体制内岗位的“铁饭碗”。8月，内蒙古人社厅印发《内蒙古自治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竞聘上岗管理办法》，面向全区建立事业单位岗位竞聘动态管理机制，明确实行“全员竞聘、择优上岗”的用人方式，突出“能上能下、薪随岗变”原则，对不能胜任岗位职责、年度考核不合格等7种情形明确降岗规定，打破事业单位岗位聘用“终身制”。在这种转变当中，基层工作者尤其是编外人员最容易成为牺牲品。今年8月还发生了一起关于公职人员能否送外卖的新闻炒作事件。在报道中，下班后跑外卖的公职人员表示，跑单体验和“打游戏做任务”一样快乐。从此类舆论引导可以推测，未来不排除出现岗位“缩编”、公务员下岗等政策性事件的可能性。

被忽视的文化行业劳动剥削

今年，影视和文化传媒行业频频曝出侵害劳权现象。头部从业者的光鲜亮丽之下，是作为“大多数”的基层从业者的血泪。编剧古二（本名程骏年）直指知名导演王家卫及《繁华》剧组的维权事件引发网络热议。古二称其深度参与了《繁花》的剧本创作，却未获得编剧署名（仅署名为“前期责任编辑”），且未拿到正式稿酬。其在剧组工作期间被当作廉价劳动力，月薪仅3000元左右，还要担任王家卫的生活助理处理杂务。高强度的工作令他患上罕见病，却未获剧组妥善安置。据闻，古二从去年起在微信公众号上就发起过指控，但随后公众号被封禁。

春节档，电影《哪吒2》收获百亿票房，刷新中国影史纪录。但参与制作的外包动画公司特效师却发出血泪控诉，称自己在杭州某特效公司仅拿到25元时薪，每日工作14小时，且需无偿加班。同行有人连续熬夜三个月导致心肌炎住院，公司却删除打卡记录并发布“员工关怀声明”，试图掩盖违法用工情况。该事件也揭露出中国动画行业存在超时加班、薪酬低、监控严、不买社保等普遍情况。行业长期处在项目周期长、回报低、资本高度投机的结构中，票房收益被上游分走，中下游制作公司则极度压榨员工，压缩岗位、极限加班。行业上游常称“动画人才短缺”，现实却是大量动画专业学生就业困难的“内卷式的人才过剩”。

还有汉化组曝出剥削丑闻。前MCE汉化组组员“卡米亚”在B站投稿，声讨组长“夏日幻听”不会日语，却独吞汉化组九成收益。据称，该组长借助汉化组名义接动态广告赚钱，却不向组员公开收益，仅支付组员4元时薪，把20名核心成员当成廉价劳动力。舆论发酵后，组长发动态道歉，却删除了当事组员的评论。卡米亚的爆料视频也被投诉下架。

知名商业媒体虎嗅网2025年也陷入了数起维权争议。写作者小红书博主“铭扬驷海”发帖指控虎嗅长期拖欠稿费。该博主称自己离职后，公司一直未支付部分工资，却在税务系统中为其申报了工资收入，属于“虚报已支付”。另一名写作者韩韩也发文控诉虎嗅网拖欠稿费，称追讨时虎嗅创始人虽承认欠款事实，却以"未签正式合同"为由否认机构间合作，将责任转嫁给涉事员工个人。文章还指控虎嗅通过外约稿件赚取差价。

4月，知名文化类播客“不合时宜”卷入了拖欠实习生工资和侵犯其他权益的风波。该播客团队前实习生siyi在微博发帖，控诉自己及另一位实习生在近一年的实习期间遭遇两位团队负责人（即两位主播王罄、若含）的不公待遇，包括：基本权益失守，如未签合同、拖欠2000元的实习薪酬、支付混乱；管理工作无序，如职责被随意加码，导致超负荷劳动与薪酬不匹配；职场文化扭曲，如被“为爱发电”的情怀绑架，在“为你好”的话术下被迫承担超额责任，并在表达合理诉求时承受情感打压。事件发酵后。“不合时宜”团队发布声明回应，否认故意拖欠和剽窃署名，解释称因团队规模小、未设专职财务岗位才导致支付延迟，并称主播月收入也仅约5500元，所以难以为实习生提供更高薪酬。尽管如此，该事件仍引起许多负面舆论，打破了听众对文化精英群体的“滤镜”。

治理逻辑下的经济提振政策

当前经济形势下，劳动者权益状况与政策转型路径正引发广泛关注。

国家统计局于5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工资增速放缓，非私营单位工资增速快于私营单位，二者差距继续扩大。其中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同比增长2.8%，低于2023年3.0个百分点；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增速为1.7%，较上年下降3.1个百分点。高盛集团发布的一项另类指标也显示，中国2023年以来薪资增长速度呈下降趋势，2025年第二季度录得薪资同比增长 3.9%，创下2000年以来除新冠疫情时期以外的最低纪录。

主流舆论普遍指出，过去数十年来中国官方长期通过投资基建、房地产等“物”来驱动增长的模式现已走到尽头。本章所记录的广泛劳权事件，可以反映当前经济困境下劳动者所受到的侵害状况以及自我保护的行动倾向。在政策层面，202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十五五”规划均明确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思路，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更好结合起来，并逐步推出了一系列以促就业和扩内需为目标的政策。但目前来看，大多数政策仍然带有短期、过渡和兜底的性质，其底层目标可能仍是在控制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前提下，促使经济系统完成市场出清，并在动员体制下将资源投入新的产业竞赛目标。这种思路同经济结构性解困仍有较大距离，与真正向劳动者赋权有本质区别。另一方面，高层政策的出台与落实所依赖的制度路径，深嵌于引发当前危机的同一套治理结构之中。这使政策最终可能难以完全发挥预期效用，并勾连起各类新伤旧病。而这些政策将对劳动者产生何种的具体影响，我们需要进一步观察。

针对企业经营困难所引发的裁员行为，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稳岗政策，包括：提高失业保险费率返还标准，允许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阶段性缓缴三项社会保险费用，提供稳岗扩岗专项贷款，向招聘应届毕业生的企业推出“一次性扩岗补助”等。个别地方政府在提及设置“政策性岗位”时，还十分精准地要求国企整体招聘毕业生规模增加10%，试图通过行政指令让国企起到“稳定器”的作用。在就业政策方面，政府则继续推动“以工代赈”项目。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的以工代赈中央投资达355亿元，专项用于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如村道硬化和水利设施兴建维护）和城乡公益性岗位，计划带动超过400万名低收入群众就近务工，并强调劳务报酬占中央此项投资的比例提高至40%以上（详见本报告第三章）。

在刺激消费方面，政府主要依托3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对购买新能源车、白色家电、数码产品的消费者进行补贴。这一措施在短期内极大带动了相关商品销售，但多家机构警告该政策长期存续性成疑。有分析指出，家电零售的增长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趋势，从7月份的28.7%同比增速骤降至10月份的-14.6%，这表明许多原本在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内才会发生的购买行为被一次性透支了。除去对上述工业品的刺激，也有部分城市通过发放各类文旅消费券来刺激服务消费。但此类消费券主要集中在财政实力较强的东部沿海城市及热门旅游城市。广大中西部三四线城市，由于财政吃紧，消费券发放规模有限，难以形成强劲的消费刺激。在收入分配领域，尽管本年度政策文件还频繁提及“调整分配及再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健全社会保障”等举措，但落实难度巨大。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进展是，今年中国多地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幅度及频率相比2020年以来有所增加。此次上调后，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第一档月最低工资首次突破2000元。

从经济治理逻辑来看，这些政策的大方向多是正确的。从政策实施的时机、规模以及方法来谈，我们还可以论及这些政策可能的得失。但应该指出，经济问题从来都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它嵌合于更广阔的社会政治结构之中。过往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作为一种亮眼的政绩被不断彰显，然而这一宏观成就却并不等同于普通劳动者拥有了实在的权利。直到今天，我们对于在经济奇迹中被损害和被侮辱的劳动者，仍欠一个交代。目前的结构性经济困境，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劳动者长期所处的弱势地位造成的。如果不改变劳动者失权的局面，那麽将经济从衰退中拯救出来的政策努力，也可能异化为对劳动者的新一轮践踏。在本报告接下来的部分，我们都将学习如何去面对这种吊诡而残酷的治理结构。

二、零工常态化，兼职全职化，平台成为社会治理新工具

2025年全国灵活就业人数已突破2亿，占就业总人口的三成。越来越多的人被吸纳进外卖、网约车、即时零售分拣、直播与各种平台化服务之中。在宏观政策中，“平台零工”常被描述为“经济下行压力”下“稳就业”的缓冲垫；但对劳动者而言，这更像是把产能过剩形势下的失业压力与收入不确定性，以更分散、更隐蔽的方式转移到个体身上：人被吸纳进平台化就业，并不意味着获得了工作自主权利，而往往意味着进入一种“随时可替换、难以谈判、风险自担”的劳动秩序。平台以算法调度、评分惩戒、实时监控来组织劳动过程，使劳动强度与时间逼近或超越全职水平；与此同时，劳动关系却在层层外包的合作协议与“非雇佣化”叙事中被持续稀释——社保和解雇保护等本应与强管理相伴随的权利，被拆散为可选项、试点项或商业险条款。所谓“零工常态化、兼职全职化”，并不是劳动者获得了更自由的工作形态的写照，而是剩余劳动力被平台以更低的制度成本吸纳的刻画。

宣传片中的叙事陷阱

如果要给“零工常态化、兼职全职化”找一个直观入口，2025年11月28日那支引发巨大争议、随后被下架的美团骑手宣传片几乎就是最好的选择。它之所以刺痛人，不在于拍得“假”，而在于它恰好把平台劳动最核心的矛盾——强管理与弱权利——抖落出来。

镜头里，一位女性说，“当外卖骑手的三个月，我买了台新相机”，画面随即切到：她把相机挂在胸前，并以送外卖的形式，在城市里“欣赏沿途风景”。网友很快从这份鸡汤里吃出了一张高端相机的价格标签——同款机型动辄一万四左右。于是在宣传片的评论区出现了几乎统一的反讽。

只有当劳动被包装成风景、苦难被翻译成自由时，零工的结构性困境才可能被抹平为“个人选择”。网友嘲讽里最尖锐的一句不是针对骑手，而是针对那套叙事本身——如果骑行真的可以欣赏“沿途风景”，为什麽骑手要逆行闯灯、争分夺秒？如果真是“自由职业”，为什麽算法可以随时扣款、降权、停派单、封号，让人连申诉都无门？所谓零工不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而是在被挤压的就业与被设计的低价竞争中，接受一种逼近生存底线的活法；所谓“风景”，不过是把这种碎裂暂时遮住的一块幕布。

“外卖大战”中的过劳流水线

2025年初，中国外卖市场爆发了激烈的“外卖大战”。京东于2月正式入局，试图通过“零佣金”及承诺为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等策略，打破美团与饿了麽占据超九成份额的市场格局 。战事在4月进一步升级，京东发布公开信指责竞争对手强迫骑手“二选一”，并宣布招募10万全职骑手；美团则反击称京东限制了骑手选择。双方从单纯的补贴战延伸至围绕商业道德与用工责任的舆论对攻。

把这场战争仅看作商业竞争会遮蔽更深层的政治经济逻辑：平台竞争之所以被默许甚至被鼓励，恰恰因为它在短期内能把宏观治理的压力化解为底层劳动的繁忙。通过补贴把需求“做大”，把订单“做热”，把劳动者重新吸进高强度循环，从而在统计意义上实现“就业扩容”和“消费活跃”。中新网9月的一篇发文就指出，多平台参与的外卖市场竞争促进了就业。“平台数据显示，淘宝闪购的日均活跃骑手已经超过200万人的规模，对比四月增长3倍······创造了超百万个就业”。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张成刚则测算，在主要外卖平台日订单突破1亿单时，估算活跃骑手数量预计翻一倍。长远来看，他认为外卖大战将增加社会福利。

全国总工会9月对饿了麽走访调研后，在座谈会上肯定了外卖补贴大战在“拉动经济增长”和“释放就业势能”方面的作用。并点名表扬淘宝闪购平台的加入，让市场从“单个平台为主进入到多平台参与阶段”，进入到“理性、有序竞争的新阶段”。由此可见，尽管市监局会同多部门在5-7月数次约谈各大外卖平台，但官方的主要态度并非否认外卖补贴在经济治理上的成效，而是意在规范市场竞争的同时，给予公众舆论一个交待。

问题在于，这种就业扩容往往不是靠提高劳动者的议价能力，而是靠维持劳动力低价与提高劳动强度实现的。单价不涨的情况下，劳动者只有跑得更久、更快、更冒险，才能把补贴撒钱撒出来的“市场繁荣”转化为自己的生存收入。多家媒体报道，补贴大战中骑手的多方面权益并没有直接改善。中新网在8月的一篇报道指出，骑手收入提升并非由于平台激励机制，而是劳动时间大幅增加。受访骑手每天工作时间就超过了12小时。由于订单激增，平台还规定骑手每天跑单不能低于40单或者45单，这与去年同期平台对骑手单量“限高”形成对比。

补贴大战的外溢效应确实存在。所谓“0元购”“爆单”，并不只发生在骑手端。它同时把奶茶店员、快餐店员与仓配分拣员推入过劳链条。多篇报道指出，在“0元购”和“幽灵订单”出现的补贴高峰期（7-8月），大量奶茶店和快餐店爆单，部分店铺订单飙升至平时五倍多。益禾堂披露门店营业时间从原本的早上9时30分至晚上11时，拉长为早上8时30分开门，营业至凌晨3时，足足增加了5小时。同时，几乎全国门店都大量聘请临时工、增加员工加班时长。还有媒体报道：员工一天做一千多杯奶茶，甚至没空喝水。夜班员工本来八点下班，却加班到下午一点；某连锁奶茶店的前员工透露，由于“外卖大战”带来工作量和压力剧增，其所在门店的店长和三名店员共四人全部离职。这期间，短视频平台上奶茶店员做不完订单而崩溃爆哭以及外卖员因延误送单而与店员发生冲突的视频也反复被传播。门店营业时间被拉长，临时工大量增加，老员工加班成为常态，劳动强度在短时间内被抬升到接近不可持续的程度。补贴把需求抬上去，但履约的弹性只能从劳动端榨出来：以更久在线、更快周转、更高风险来对冲单价的停滞。

与此同时，商户端的利润空间也被补贴机制下的平台规则挤压：7月19日，虎嗅公众号发文，一些餐饮品牌创始人称自从7月外卖大战之后，利润明显下降。受影响更大的还包括个体店、夫妻店、小商家，这些店铺相比大型餐饮品牌，店铺装修成本、租金成本更高，毛利率更低，发声渠道更少。中国经济周刊的文章则指出，对平台来说，每单的交易成本是固定的，订单价越高，平台利润越高，但这也意味着商家要支付更多佣金。

中小型商户吐槽“自己在为平台打工”，绝不是为了情绪宣泄。规则越来越多、口径越来越碎，商户既要跟着平台参加活动：配合满减、叠券、限时补贴，又要承担原材料、房租、工资等刚性支出。很多商户在后台看到的只是“订单数暴涨”，却很难把每一笔订单对应的补贴来源、平台扣费、配送费分摊、活动让利和退款/赔付等细项逐一核算清楚。最终，部分商家甚至面临“卖得越多、亏得越多”的局面。相比之下，连锁品牌和规模化经营更能承受短期让利和现金流波动。它们有更强的议价能力、更稳定的供应链与融资通道，也更熟悉平台玩法，甚至能把补贴战当作一次扩张窗口，把订单峰值转化为门店增长与品牌曝光。

9月24日，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文本重点针对平台与商户的价格促销行为、规则告知与服务管理提出要求，意图遏制“裹挟式”竞争与过度价格战，把平台以规则优势强行把风险外包给商户的做法重新拉回公共规则之下。不过这时，距离补贴大战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两个月。

骑手需不需要社保？

补贴战同时撕开了平台用工的结构性骗局：平台可以在公关中承诺“负责”，却仍尽量避免在法律上成为雇主。在外卖大战里，“社保承诺”被推到最醒目的位置，看似把竞争升级为“责任竞赛”，实际形成的却是一种极其具有选择性的福利叙事。

2月19日，京东宣布，自2025年3月1日起，将逐步为京东外卖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为兼职骑手提供意外险和健康医疗险。同日，美团也表示，将为全国范围内的全职及稳定兼职骑手缴纳社保，预计将于2025年二季度开始实施。次日，饿了麽回应，从2023年2月起已按计划在部分城市展开试点，为蓝骑士缴纳社保，并持续加大对稳定骑手的专项补贴力度和范围。“给外卖骑手交社保”的舆论呼吁似乎变成了现实。

但平台的承诺不仅仅是“外卖大战”的一部分，背后也有强烈的政策导向。2025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 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意见提到，强化社会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主体作用，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会保险制度。这也引发了“不是骑手需要社保，而是社保需要骑手”的争论。（关于骑手缴纳社保争议和社保体系本身困境，详见本报告第四章）

然而，在争论当中，许多人误以为“给骑手上社保”是给所有骑手上全职社保。这是十分天真的。实际上，几家平台从来没有做出过给所有骑手五险一金这样的承诺。澎湃的一篇评论就指出，在京东、美团、饿了麽的表述中，平台只针对“全职骑手”“稳定兼职骑手”承诺缴纳社保。而绝大多数众包型兼职骑手并不在交社保的涵盖范围之列。“美团研究院曾透露，745万骑手中近一半骑手接单天数不足30天，真正高频跑单的骑手只有约80万人。据媒体估算，其社保方案最终可能将复盖超百万骑手。但即便是上百万骑手交了社保，跟全国骑手规模（逾1100万）比，都是少数。”

需要指出，给每位骑手（包括众包骑手）都缴纳全职社保是一个实打实的利好，但在零工平台被用来作为就业蓄水池的当下，没有任何一个平台有财务能力和经济动机为骑手支付这笔钱。考虑到今年在补贴大战下，骑手尤其是众包骑手数量进一步扩容，这样的福利目标就更不可能实现了。就像我们提到的，尽快大范围地提高骑手在各方面的权益，并不是治理上的优先项。实现兜底性质的就业扩容最大化才是。从这个角度来说，零工平台是国资企业以外实现规模化以工代赈项目的最好工具。而且它们是以市场化的方式来运作的。因而，这里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如果零工平台试图将资金用于增补骑手的福利，进而将骑手待遇全职化，那麽平台就要剥离刺激服务消费以吸纳就业的功能。但零工平台恰恰是由于它所具有的这种功能，才得以与政府利益捆绑，并逐渐演化为社会治理工具的。

另一个问题来自社保制度本身。即使只是像现在这样，实现一部分骑手的社保复盖，社保作为一项长期制度，在设计上也要求参保人稳定缴费才能兑现，而现实中骑手是高度流动的。有数据指出，在广东和山西，约一半的骑手从业不足三年，而频繁流动会带来转移接续中的统筹账户折损等问题。对骑手个人而言，每月400—700元左右的缴费（个人承担部分）更像当期现金流的硬支出。一旦最终缴费年限不够，养老权益也可能无法完整实现。从原则上来说，我们应该保障所有人以需求得到满足的方式生存下去，而不仅仅是保障全职劳动者。但目前的社保体系确实是以全职工作者为主要对象设计的。而如果按人社部的规划，采取劳动关系的“三分法”（传统用工、新业态、独立个体），则又必然形成社保待遇的等级制。目前来看，现实情况正接近于后一种局面。

此外，骑手更急迫的保障需求——如应对高发交通事故的工伤保险、意外保险——反而在复杂的商业保险与试点政策中难以落实。2023年8月，41岁的上海众包外卖骑手小徐在深夜送单间隙于公厕突发脑出血，昏迷后在家属接回途中死亡，但保险公司以“非工作时间、非工作岗位”及“未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为由拒赔。2025年4月二审经调解，保险公司赔付50万元。2025年4月，山东枣庄“饿了麽”两名骑手因工作强度大，连续工作超11小时后猝死，家属在索要劳动合同和保险单时遭遇门店的回避；2025 年 10 月，贵州毕节市金沙县 24 岁外卖骑手王某在家中猝死，每日工作近 10 小时，事发前被要求需医院证明才能请假，还被催促 “刷新上线”。申请工伤认定时却因 “家中死亡” 遇阻；2025年8月，陕西大学生外卖骑手骑电动车送外卖，被一辆私家车撞到昏迷不醒。医药费已经花费70多万元，对方车辆保险还没有着落；由于层层外包的用工模式，司法实践中骑手劳动关系的认定率不足50%，导致平台在工伤与社保纠纷中频频“隐身”，工伤难以认定，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又五花八门，而劳动者要寻求法律的保护，则需要等待旷日持久的审理，难以得到及时的救济。

平台里的网约车司机和网络主播

网约车司机的境遇今年也同样十分艰难。卖大战尚且会用提供社保、各项补贴等劳动权益来留住骑手，网约车平台之间的厮杀就直接是以牺牲司机的利益为代价的。

各大平台为抢占市场份额，纷纷推出低价“一口价”订单，试图以低价吸引更多乘客。这是一种新计价模式，“一口价”单无论路程是否改变、路况是否拥堵，乘客最终支付的车费都保持不变。市面上存在着大量价格低廉的一口价单和特惠快车单，加上平台的高额抽成，司机拿到手的单价，连两块钱一公里都没有，并且还在不断下滑。司机接单增多而收入未增反降。“除掉油费、租车费，根本没剩几个钱，纯粹是给平台和加油站打工。”而如果司机拒绝跑“一口价”订单，平台有可能停止给司机派单。为了压缩生活成本，还有很多司机吃住都在车内，所以乘客如果下“一口价”单，很容易打到臭车。7月，还有乘客在乘坐某平台“特惠快车”时，遭遇司机声明“有偿开空调”的情况。车内贴有告示，明确写道：“如需空调扫码3元，自动开启。”

司机拒跑不利订单时，算法通过停派单、扣分、封禁实施事实惩戒；“服务提升”因此常常意味着劳动者必须用更低的报酬提供更高的情绪劳动与服务质量，而“市场竞争”最终以压低劳动价格、提高劳动强度为主要手段。宏观上它仍能制造就业容量，微观上却在制造一种被设计出来的贫困：劳动者越努力越接近一个被算法校准的收入底线。在电商杂志社的短视频中，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说：很多的贫穷其实都是某种设计的结果。比如外卖员和网约车司机每个小时的收入都无限接近于30块。平台经济用算法不停在试探劳动者的底线（价）。

除了被压低的单价，司机们还面临着平台的高抽成、“以罚代管”与账号封禁的风险。2月，有网约车司机晒出处罚截图，因车内异味/车内脏乱被某平台封禁75年；另有司机在2024年10月接“一口价”订单时，因听不惯乘客在车上吹牛，回怼“你要是真混得好就不会打一口价”，被投诉服务态度不佳，同样被该平台封禁至2100年1月1日，时长超76年，且违规处理不支持线上申诉……随意封禁的核心原因是网约车市场趋于饱和。2024年，全国持证司机较2020年增长159%，但月均订单量增长仅约38.3%。在激烈的竞争态势下，多家网约车平台相互竞争压价，以简单粗暴的封禁、扣分罚款替代精细化管理，却未采取措施稳定运价、提高司机收入。单方面要求司机提升服务，完全漠视司机权益。

从288条司机主动晒出的订单截图，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中有超过七成订单的抽成比例高于14%，超过一半订单的抽成比例都在25-30%之间。这反映了高抽成的问题已经十分严重。7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交易平台收费行为合规指南》。8月，头部网约车平台宣布调整抽成比例。滴滴宣布，今年年底前，将订单最高抽成上限降至27%，高德表示，将推动不少于80家合作网约车平台的抽成比例上限不超过27%。T3出行表示，平台订单抽成比例最高不超过27%。同期，西安、开封等地的交通运输局纷纷发布通知暂停或限制“一口价”、“特惠单”等低价营销活动。

这种“压价—抽成—惩罚—封禁”的组合拳并不只发生在网约车，在网络货运平台上同样被复刻，甚至因为计价与履约链条更复杂而更显露出平台权力的不透明。央视新闻12月14日的调查指出，2024年我国网络货运市场规模已突破930亿元，但快速扩张的背后是计价模糊、信息混乱与双重收费。对消费者而言，平台“张冠李戴”的履约并不罕见：刘先生在滴滴货运下单按货物尺寸选择“中型面包车”，到场却变成更高的依维柯货车，结果因限高无法进入地下车库，只能绕行造成延误；平台解释为“高峰期车辆短缺可调配更高级别车型”，但订单信息与实际车辆不符，让安全与责任边界变得更难追索。

对司机而言，收入缩水则来自更隐蔽的规则。34岁的货拉拉司机邹成伟说，过去跑8小时能到400元，如今赚相同收入要拉长到11小时。平台采用“浮动计价”，起步价看似不变，超出里程却落在1.3元到4.1元的浮动区间，司机无法知道最终单价如何从区间里被算出，只能被动接受结算结果。更进一步，许多平台推出“会员+抽成”的双重收费模式：不买会员抽成更高且可能被限制接单，买更高档套餐才能把抽佣比例压下去——劳动者为了获得基本的接单机会，先要向平台缴费，再在每一单里继续被抽佣。网约货车因此把平台化劳动的核心矛盾呈现得更赤裸：规则不透明，风险外包，劳动者缺乏议价权，而所谓“平台治理”首先表现为对劳动入口与收入分配的再控制。

平台上的网络主播也持续遭受典型的零工困境：劳动关系难以确定，被算法操纵劳动过程，承受超长的劳动时长和超高的劳动强度，面临高额违约金。2024年11月，内蒙古根河“中国冷极”因户外主播聚集挑战极寒直播而走红，57岁主播闽哥在车内取暖时不幸一氧化碳中毒身亡。算法推荐机制倾向于奖励猎奇、极限挑战的内容，间接鼓励了主播们进行高风险行为。2月，在河北，游戏主播赵某川加入MCN机构次日就突发脑溢血。为配合算法规则，他需要深夜直播，月收入仅两三千元却要承受高强度工作压力。《网络主播新职业发展报告》数据显示，‌57.4%职业主播每日直播超6小时，80%月收入低于8000元‌。

去世的网络主播“越野唐僧”樊某

2024年7月，“网络主播”被正式纳入国家职业编码后，北京致诚律师事务所团队基于对145篇新闻报道、上千件司法案例及深度访谈的系统调研，揭示出该新兴职业群体面临的严峻劳动者权益困境。大量主播（尤以素人、大学生、未成年人为主）在与MCN机构签订“经纪合同”后，陷入“高违约金—低收入—强控制”的结构性陷阱：99.5%的纠纷中主播为违约被告，90.2%被判赔违约金，部分索赔额高达数百万，而超半数主播月收入低于当地平均工资，劳动关系认定率却不足三成，致使其难以适用《劳动合同法》获得基本保障。

除此之外，这个行业中的女性被迫以“擦边”来换取流量，需要额外忍受行业结构性的性骚扰。凤凰网1月的一篇报道指出，大量来自工厂、餐厅等行业的年轻女性涌入公会，希望通过直播获得快速收入。入行门槛极低，但进入后，主播从外貌、滤镜、穿着到语言风格都被运营统一改造，形成“性感模板化”。公会鼓励模仿“标杆女主播”的夸张身材、夹子音、热舞风格，甚至教授擦边技巧。女主播的劳动也同样被严格控制：每天 6 小时直播、频繁拍短视频、下播后还需私聊“维护大哥”。隐私被全面监控，运营会查手机、代写话术，引导主播在性骚扰信息中“顺着但不回应”，把所有互动导向打赏。小公会鼓励以擦边换流量，大公会表面禁止却依赖模糊尺度获取更多关注。平台审核则以算法与人工手段结合定期对账号判处“赛博死刑”（永久封禁），对观众性骚扰的治理却极弱。观众在弹幕与私信中进行露骨侮辱几乎无后果。

今年陆续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职业出现进入网约平台。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春节特别策划报道了“网约男护士”这一职业群体。接受采访的网约护士高占伟原是三甲医院重症监护室男护士，在高强度、快节奏的 ICU 工作多年后尝试“互联网+护理服务”，从兼职逐渐转为大量接单，最终成为平台“单王”。7月，一家网约摩的平台突然空降粤北小城乐昌。报名培训就给50块，免费发马甲和头盔，拉新客户或者同行入局有人头费，每周依据单量排名，第一名能再获300块。平均年龄60岁的师傅们，纷纷卷入竞争。有师傅说，单价有一部分要上交给平台，赚的主要是平台补贴。然而，当补贴被取消，部分师傅已经习惯通过平台来接单了。这些职业劳动的平台化是否会重蹈外卖骑手的复辙，我们仍需要时间观察。

值得注意的是，平台化风险并不止于零工行业，它正与自动化扩张一起外溢到更广泛的雇佣领域。同样身处即时零售链条里的分拣员，作为骑手将商品外送的前置工种，却还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12月的一篇报道介绍，前置仓作为平台打造“半小时达”的关键环节，近几年在大城市中普及迅速。在自述报道中，分拣员何思齐每天要工作13个小时，一周只能单休一天。而整个前置仓人员一个月换血一半。在这场“接力跑”中，他发现留给分拣员的只有9分钟。面对扫码枪（PDA）上的显示屏幕，Ta们如同拿着手机的外卖员，由系统派单，不能超时，也不能随意点“缺货”。尽管Ta们与公司签署了劳动合同，前置仓却实行工作安排不规律的综合工时制度。

让系统不好用：零工罢工与平台秩序的裂缝

在平台化劳动的叙事里，骑手常被塑造成“灵活”“自由”的个体，但当真正的冲突发生，矛盾几乎总是从同一个地方冒出来：算法把劳动过程压成可计量的时效指标，把收入压成可拆分的计件单价，然后再用无法对等谈判的规则链条去锁定劳动者的选择。

2025年3月19日，四川广安武胜县的美团骑手集体罢工，导火索是平台推出“拼好饭”后，要求骑手在同一或相邻地址多点取餐、再分散配送至多个用户，但单笔配送费却明显下降；罢工骑手称，“拼好饭”订单在当地已占外卖订单总量的约三分之二，意味着Ta们几乎无法绕开这种更“忙”却更“便宜”的劳动安排，只能用更多跑动、更高风险去换更少收入。现场视频里，骑手聚集在县城街头拒绝接单，以“停摆”方式向平台表达不满。这类罢工的意义不在于它能立刻谈出更高单价，而在于它迫使平台承认一个事实：当劳动被过度压榨到低于生存线，系统效率本身会被反噬——不是靠道德呼吁，而是靠订单链条被切断。

更常见却也更能说明平台权力边界的，是围绕配送空间与站点纪律的集体冲突：平台要求“准时”，但小区、商场、园区物业的排斥性门禁规则，使“超时”成为骑手头上的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2025年8月10日，上海临港新片区发生骑手集体抗议：多名骑手在某小区门口聚集，抗议物业禁止骑手进入小区派送的规定；现场信息显示人数达到两百余人，并出现与警方对峙、围堵警车要求释放被带走骑手的情况，最终物业与骑手达成协议，同意骑手进入小区，事件才平息。

到年底，类似矛盾在更密集的城市配送场景里再度爆发。联合早报报道，2025年12月22日晚至23日凌晨，长沙“亨利璞丽小区”发生外卖员聚集抗议事件：一名外卖员由于送餐进小区受阻，与小区保安发生冲突，担心被平台追责；到场的外卖员来自美团与淘宝闪购等平台。警方到场清场后，美团采取了对该小区“暂停外卖配送”的处置，淘宝闪购方面也出现停止配送的情况。这里平台所流露的治理逻辑几乎赤裸：当冲突无法在短时间内被“驯服”为正常履约，它宁愿直接切断服务，让消费者承受损失。对骑手来说，这类“处置”同样不令人满意——平台暂停配送看似强硬，实则是一种把矛盾移出视野的技术：它不解决骑手与物业、骑手与站点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只是用“拉闸”保护平台的履约信誉；而一旦舆论退潮、订单恢复，骑手仍要在相同的门禁制度、相同的时效管理、相同的申诉无门中继续跑单。

除此以外，今年还发生了一起骑手刺伤站点管理人员的事件。11月4日，位于石家庄市桥西区大经街附近的一个外卖站点，一位骑手疑似因被“克扣配送费”而袭击了站长和副站长。这提醒我们平台不仅通过算法，也通过层层外包和设置站点的形式来对骑手进行日常管理。而在这个过程中，算法的指标压力所引发的劳权矛盾被转移到站点管理者和骑手之间。事实上，站点管理着包括全职专送骑手和部分类全职的众包骑手在内的大量外卖员。平台招工和培训也往往依托站点来完成。如此庞大的管理体系，是过去在媒体报道和研究中相对忽视的。

而在个体抗争与集体抗议的压力之下，各平台在今年终于推出了各项“有点人情味”的制度补丁：开启超时免罚试点，允许骑手屏蔽恶意用户、让骑手评价用户，或上线“委屈关怀”补偿机制。它们当然能在个别场景里缓和冲突，但其共同特征是“可宣传、可控制、可条件化”。例如，骑手被允许拉黑的客户黑名单名额有限，审核周期长，且审核权在平台；委屈关怀补偿需要被平台认定为“非骑手责任”；超时免罚则似乎是用绩效奖励取代了罚款。 

不过，部分管理措施并没有被取消，而是有权限上收的趋势。12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实施了《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其中规定，调度算法应综合考虑路况、天气、爬楼等因素，科学规划配送路径。除此以外，关于休息的规定也引发关注，如“每天接单时长原则上不超过8小时”“连续接单时长超过4小时的配送员发出疲劳提示，原则上20分钟内停止向其推送订单”“外卖平台计算配送时长时，对于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的情况，应按平均时速不超过15km/h进行计算”等。目前，《要求》仅是推荐性国家标准，鼓励企业自愿采用，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但媒体报道指出，新国标中不少规定如疲劳提示、取消差评扣款、逆行闯灯处罚等均已经在平台日常管理中有所体现。但接受采访的骑手表示，希望能有更多的政策保障Ta们的收入，如“提高每一单的配送费、订单分配更合理、放宽每一单的配送时间”等。而在不改变单价的情况下，如果强制通过行政要求的形式来限制骑手工时，可能会导致骑手收入大幅下降，进而引发更多有风险的工作行为，如多平台切换跑单等。

三、返乡农民：寻找生计与捍卫家园的困境

2025年4月，一段展示浙江采茶女工住宿、工作和生活条件的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引发网友关注。采茶女工大多来自农村，以中老年女性为主。她们中的多数已无法进入工厂、饭店等过往接纳她们的城市行业工作，只能靠采茶当季节性工作维持收入。对她们来说，“采茶”是少数能接触到的“较高收入+短期劳作”的机会。这反映了在高速城镇化时代结束的大背景下，过去三四十年以长距离跨区域流动为特征的城乡劳动力迁徙模式已然有所改变。

就近就业难题

从一个更宏观的背景来看，中国城镇化率已从1980年的19%上升到2024年的67%左右，接近发达国家水平（70%+），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达到顶峰。今年4月末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6840万人，占比38.3%；省内流动11031万人，占比61.7%。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占13.4%，中部地区占51.8%，西部地区占44.6%，东北地区占33.6%。今年11月，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原所长魏后凯也指出：“近年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出现了就地、就近的趋势，表现为‘三个下降’：2010年至2023年，外出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比重由63.3%降至59.3%；2009年至2023年，外出农民工跨省比重由51.2%降至38.2%；跨省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比重由32.4%降至22.7%。这都表明农村劳动力流动已经由跨省就业逐渐转向省内和邻近市县务工。”

这个趋势也与最近“防止形成规模性返乡滞乡”的话题高度相关：11月，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在全国乡村工匠培育暨脱贫人口务工就业“两稳一防”会议上表示，要继续实施好返乡回流脱贫人口促就业专项行动，防止形成规模性返乡滞乡。“规模性返乡滞乡”的表述旋即在网上引发热议，并出现多种解读。2023-2024年，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推出“农民工稳岗补贴”“技能培训”等政策，要求各地“避免规模性返乡”从而避免农村人口骤增、冲击乡村振兴。这些政策的支持方认为，政府强调“稳就业、防返贫”，主张农村人口“在城市稳定就业”，反对“被动返乡”。而质疑方认为，在政策实际执行中，地方政府为完成指标，强制农民工“留在城市”但无岗位，或对返乡人员缺乏安置。农民工本应有返乡或留在城市的自由，但现实中却因城市就业门槛高（如年龄限制、技能培训不足），非城市户籍人口无法享受同等的市民服务，农村老家缺乏有效的增收机会，农村社区长期凋敝，而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这种困境在经济萧条的当下更加凸显了。退一步来说，“规模性滞乡”是否真实存在？“滞乡”定义模糊——失业返乡多久算滞留？判断标准仍存在争议。

现实当中，尽管各级政府采取了多种举措来增加农民就近就业机会，但在自上而下的治理逻辑下，增加乡村工作岗位只能依赖于农业公司、合作社等企业雇佣方式，或由政府出资设立公益性岗位，由基层乡镇组织实施以工代赈项目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创造就业的过程中，农村治理的种种不合理结构很容易被复刻。

2025年12月湖南日报报道，湖南张家界市桑植县八大公山镇朝南坪村104户村民曾与张家界金良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金吉茶叶合作社签订协议，出租土地并参与采茶务工，约定年底凭工票和租地合同领取报酬。然而自2022年起，企业以“茶叶滞销、资金困难”为由连续三年拖欠工资，累计欠薪达43万余元，导致村民生活困难。2025年2月，村民向镇政府求助，八大公山镇于5月推动村民提起诉讼。8月，经过巡回法庭组织调解，企业负责人最终签署分期付款协议；9月底，全部欠薪汇入专户。2025年10月9日，104户村民在村委会现场领回被拖欠三年的工资。

另一个案例发生在河南安阳。1月，当地华润泰富合作社倒闭，数亿元存款蒸发，引发上千人抗议并导致高速路封锁。当下中国的农村合作社大多并不具有农民自组织的性质。合作社在当地政治经济精英的介入和干预下，很容易产生不平等的权利结构，从而违背合作社民主控制、合作共济和自主经营的原则。部分合作社甚至成为当地特权阶层进行土地和金融控制的工具。华润泰富合作社在缺乏民主控制机制的情况下非法吸储，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套着合作社壳子的私有乡镇银行而已。农民根本不对其拥有管理和控制权。这种权利异化现象在国内的合作社运营中非常普遍。

以工代赈同样是促进农民就近就业的具体措施之一。除去具体的建设工程项目，以工代赈也包括扶贫、公共设施维护、社区保安、保洁、保绿、政策宣讲等公益岗。然而，以工代赈在实际运作中暴露出不少问题。就工程类项目来说，存在招标环节暗箱操作、虚报用工人数、克扣和拖欠工人工资的情况。一些地方的村干部“任人唯亲”“看人下菜”甚至虚设岗位获取专项资金的现象，也是饱受诟病。2025年11月，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纪委监委针对城乡公益性岗位管理中存在的乱象展开专项监督。此前，巡察发现部分村（社区）存在干部亲属未履行备案程序违规上岗、安置对象“吃空饷”等问题。纪委监委筛查出41名未按规定备案的公益性岗位人员，并查实优亲厚友、虚报冒领等问题线索44件，处理处分39人；同时联合公安、民政等部门复审申请资格，清退超龄或不符合条件人员110人。这些问题实际上反映出村组织权力不透明、民主机制被架空的顽疾。

开头我们提到高龄农业季节工的困境，这也反映出国家在农民养老保障上的缺位。2025年3月，两会通过决议，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每月提高20元，增长幅度超过10%。同时，将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3%。然而根据国家养老金的当前标准，仅仅是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3%增额，就已超过了提高后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发放的总额。

另一个问题则是医保缴费上涨和随之而来的断缴催缴现象。2025年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定为400元，相比2003年新农合刚推行时的10元，上涨了40倍。一个三四口人的农村家庭，一年新农合缴费需1200-1600元，五口之家需2000元。相比之下，据《2024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数据，三种粮食作物（稻、麦、玉米）平均每亩净收入为75.14元，油料作物（花生、油菜）平均每亩净收入为163元，每亩流转承包的市场价约为400元。202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691元，与2003年相比，仅增长8倍多，远低于医保缴费40倍的涨幅。稻谷收购价从2003年的0.7元/斤涨到2024年的1.3元/斤，涨幅不到一倍。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历年统计公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从2020年的101,676万人降至2023年的96,240万人，连续四年负增长，年均降幅约1.3%；其中2022年和2023年降幅高达2.6%和2.1%。面对农民缴费率降低的问题，基层甚至出现了依靠村长和学生的老师等社会关系催缴的现象。

以上问题的背后有更深层的矛盾：在城市化进程放缓、就业形势严峻的当下，农村能否真正成为农民的"退路"和"归宿"？这个问题与土地息息相关。土地不仅是农民生产生活的物质基础，更是其身份认同和权益保障的依托。

土地纠纷仍引发大量抗争

针对与农民生存休戚相关的土地问题，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以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2025-02-25 发布）首次在标题使用“深化农村改革”，提出“两个严禁”：严禁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宅基地、严禁下乡利用宅基地建别墅和私人会馆；严禁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为名搞商品住宅开发（限定只能用于工业、商业、物流、乡村产业）。农民是否可以自由买卖宅基地，既涉及土地制度改革，也涉及国家所认定的粮食安全问题。

而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在5月施行，《中国妇女报》报道了多起出嫁女、离婚女通过该法律申请认定“集体成员身份”的成功维权案。法律明确了农村妇女在分红权、宅基地权益上“两头空”的非法性，成为本年度性别平等与农民权益结合的标志性事件。例如今年五月，惠山法院就作出一起相关案件的一审判决：案涉村民小组付给出嫁女付孙芳一家2023年及2024年的集体收益12800余元。同时，法院明确，案涉村小组应保障孙芳一家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2025年及以后的集体收益分配权益。过去，在广大农村地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等父权制观念长期主导村规民约。女性一旦出嫁，即使户籍未迁出，仍在原村生产生活，也常被村民小组以“已属夫家成员”为由排除在集体收益分配之外。虽然《妇女权益保障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早有“不得因结婚侵害妇女权益”的原则性规定，但缺乏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明确认定标准。村民自治实践中，“多数决”机制被滥用，以“村民会议决议”形式合法化对少数群体（如外嫁女、入赘男、离婚返乡女）的权益剥夺。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常因缺乏统一法律依据而陷入两难：若支持“外嫁女”，可能被指责干预村民自治；若驳回诉求，则变相纵容性别歧视。导致大量类似纠纷久拖不决，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

尽管存在一些法律框架内的进步，土地纠纷仍然是今年农民抗争的主要原因。全国各地广泛存在强征土地、不透明流转、补偿不到位等问题引发的一系列现实冲突。除了地方政府或村干部在未征得村民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出让或强占村集体土地以及以“三清三拆”或违规种植为由进行的暴力拆迁，还存在补偿款拖欠与安置房质量低劣等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往以“土地税”作为地方主要财政收入的央地财政划分体制下，中央即使试图遏制地方政府违规用地，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也依然有强烈动机侵犯农民权益。而今年汇总的事件中，农民土地抗议也没有超出过去的问题框架。

2025年8月辽宁一家媒体报道，4年前吉林省长春市公主岭市苇子沟街道长青村启动土地征收，村民董文善因未同意征地补偿方案，其954平方米承包地（属基本农田）于同年9月被街道办强制清表并圈入“新胜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厂区围挡内。董家此后四年持续维权：2022年法院判决街道办强征行为违法；2024年，董文善之子董洪艳在自家地上设栅栏阻止车辆碾压，反被企业起诉“妨碍通行”，但2025年6月中院终审裁定企业败诉；同期，自然资源部于2025年1月确认该地块“尚未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而新胜公司早在2024年5月就因非法占地被处罚，却未拆除围挡、恢复土地原貌，导致基本农田长期荒芜，维权仍未终结。

2025年7月，权益时报网报道，12年前湖南省宁乡市回龙铺镇华田村（现金旺村）在推进工业产业园建设过程中，未依法履行征地审批程序，由镇政府、村委会与无合法资质的“宁乡县工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以低价强制征收包括林碧兰家在内的431亩农用地（含100余亩基本农田）。89岁的村民林碧兰因阻止施工，于2014年10月29日遭多人殴打致瘫痪，住院至今已逾十一年。其子邓建文耗资260余万元提起行政复议和诉讼，最终湖南省政府及国务院确认相关土地征收审批违法，强拆行为被法院判定非法。然而，林碧兰医疗费欠款超百万元无人承担，祖坟被推平、房屋被毁、农田被填埋等问题仍未解决，全家流离失所，多年向各级部门举报无果。事件凸显基层征地乱象与法治执行缺位。

2025年10月阳光网报道称，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鹿苑街道马家村村委会将148亩村民责任田统一流转，先转给已撤销的药惠管委会，再由其整体转包给高陵锦绣现代农业有限公司用于苗圃种植，约定每亩年流转费800元、五年上浮5%。起初企业按时付款，但自2021年起因经营困难开始拖欠费用，至2022年累计欠款达43.488万元。村民欲收回土地自行耕种，却遭锦绣公司阻拦。2023年初，鹿苑街道办起诉该公司，法院虽判决支付欠款，但以“疫情期间可免责”及“解除合同会造成苗木重大损失”为由驳回了解除合同诉求。截至2025年10月，锦绣公司仍未履行判决，土地持续撂荒，村民既拿不到流转费也收不回土地，陷入“地是自己的却作不了主”的困局。

2025年7月，有媒体报导称，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凉泉乡河南村村民组长王某根利用职务便利，在未履行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公开招投标等民主程序的情况下，擅自将本组一块5亩集体土地以每亩每年200元的低价（仅为市场价400元的一半）私下承包给自己，签订三年合同。2025年，该行为被村民举报，乡纪委介入调查，确认其程序违规，造成村集体1000元租金损失。凉泉乡纪委随即责令王某根补缴五年租金差价、终止原合同，并要求村民组按市场价重新公开发包。

9月，四川省纪委报道称：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谢家街道活桥村原3组组长袁某某在收取土地承租方多交的一年租金（作为押金）后，未按规定将该笔集体资金入账，而是私自挪用于个人日常开支；2020年卸任时也未向继任组长移交此事。2023年合同到期后，承租方多次要求退款，袁某某为掩盖事实，于2024年伪造多张村民“收条”，谎称押金早已发放给村民。2025年，彭山区谢家街道纪工委接到举报，经核查银行流水、走访村民，揭穿其伪造证据、挪用集体资金行为。最终，袁某某受到处分，并全额退还押金。

劣质农资、环境汙染和极端天气

除去直接的土地抗议，劣质农资和环境汙染问题也继续成为农民维权的主要原因。2025年9月，澎湃新闻报道：内蒙古太润农业新科技有限公司与沣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肥料销售合同。130余户农民在施用该批“水溶菌肥”后，千亩辣椒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并导致滴灌带堵塞，损失惨重。事后调查发现，沣盛公司涉嫌无证生产化肥，且监管部门因产品未登记标准而互相推诿、不予受理，致使关键证据被销毁。2025年9月11日，两家公司在法院就合同纠纷开庭，但这场公司之间的诉讼旷日持久，农民既无法及时获赔，又难以承担维权成本，陷入“等不起”的困境。事件暴露出“公司+农户”模式下农民权益保障缺失、基层监管缺位及农业投入品监管“三不管”等系统性问题。

工业建设造成的环境汙染也极大地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生活以及农村生存环境。大量抗议行动都是由于矿业开采引发的，涉及房屋下沉、地基变形、水源破坏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新能源项目（光伏、风电）引发的冲突在2025年也极为显着，如海南三亚和儋州多地发生村民阻拦光伏安装的冲突。村民反对新能源项目的原因主要包括：征用程序违法，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以及新能源项目对当地环境的破坏。

与此同时，日益严峻的极端天气确实对农民生产生活造成更大范围、更难抵御的影响。全球变暖背景下，极端高温频率和强度显着增加（世界气象组织《2025年全球气候状况最新通报》指出：2025年或为史上最热年之一）。黄淮地区遭遇了几十年来最炎热的夏天与长达三十多天的干旱，然而到了秋收季节，又出现了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泥泞，作物发芽霉变。多地农户普遍反映玉米减产两三成，湿粮、霉粮收购价不足每斤五毛。三联生活周刊和搜狐极昼工作室分别发表了深度报道，关注河南农户因极端天气带来减产而遭受的巨大经济损失，但这两篇文章都很快被删除。

六月以来，南方尤其是广东地区经历了从“蝴蝶”到“桦加沙”所带来的台风灾害。自媒体博主“遇真纪事”前往台风登陆点广东阳江，记录今年中国经历的最强台风带来的直观和具体影响，向我们呈现了“台风灾害损失200亿”这一统计数据的真实重量：大片的甘蔗地被吹倒，人工饲养的鱼因为停电来不及供养而死亡。许多村庄和城镇一楼被淹，某个家具小店的所有家具都被泡在水中……过去偶发的台风以及暴雨异常灾害，近几年变成农民感受到的“新常态”。

本就脆弱的农民遭遇常态化的天灾，即便购买了农业险，也常陷入向保险公司理赔难的窘境。 12月，黑龙江肇东市五里明镇村民遭遇风灾导致玉米大面积倒伏，村民按惯例向村会计缴纳保费投保政策性农业保险（由安华农业保险承保）。保险公司虽拍照确认灾情，却未按约定理赔，反而在保险到期后将保费全额退回并附加"利息"，同时声称"亩产低于800斤才赔"（实际当地玉米亩产普遍超1000斤）。村民质疑此举违反《保险法》"不得给予投保人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保险费回扣"规定，多次联系保险公司无果，村会计竟解释"返钱即等于理赔"。11月，河南周口郸城县遭遇持续暴雨，玉米减产超80%（部分地块基本绝收），但农户投保的"中央财政补贴型玉米完全成本保险"理赔远低于预期——种粮大户张勇投保622亩玉米，实际每亩仅获赔9元（保费17元/亩），扣除自缴保费后近乎"白投"。保险公司还以"预赔付"拖延定损。集体投保则导致账目混乱（如农户保费被挂靠他人名下），且保费虚高（文件标准8.6元/亩，实际收12.8-17元/亩）。理赔中甚至出现"未受灾也返钱"的违规操作。该事件经媒体曝光后，当地保险公司承诺核查，引发“政策性农业保险”承诺与实际脱节的广泛质疑。

除了种植业面临的困境，畜牧业也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双重挤压下遭遇冲击。食通社将目前中国奶业发展状况总结为“低投入、低产出、低奶价的小奶农逐步退出市场，高成本、大规模养殖场不断兴起”。牛奶生产逐渐集中到乳品公司或者入股的大养殖场主手中，奶业逐渐走向养殖加工一体化。这不仅提高了牛奶生产成本，加剧了开放市场中的产业脆弱性，也令大量小养殖户陷入了生存危机。肉类产业也面临着相似的境况。最近几年，来自南美、澳洲、新西兰的进口肉大批涌入中国，冲击了本地牛羊肉市场，更给传统牧区带来了挑战。放牧原本是牧民赖以生存的传统生计，而如今Ta们也被卷入到复杂的肉类产业链中。自然放牧的生产方式也进一步向工业化的肉类生产靠拢，出现了违反生态方法的“育肥”方式。此举也进一步降低了本地肉的市场竞争力。

新的探索

在这些困境之中，仍有一些基层实践者在探索不同的可能性。在学习和运用新农技方面，食通社报道了一些令人看到希望的成功尝试：成都家园行动公益服务中心所推广的气候友好稻作技术。家园行动的工作逻辑在于两点：一是推广生态农业技术，核心是通过免耕复盖来重构健康土壤——大量科学研究已证实土壤是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缓冲器；二是强调农民的自主性，减少她们对外部投入品的依赖，以及加强村民自组织的凝聚力。

而绿色和平组织与陕西师范大学调研团队所提供的《节气的时差——多元农业经营主体气候变化认知与适应策略案例研究》则提到，在应对农业生产中的各类气候风险挑战进程中，不同生产主体所施行的增量适应策略呈现出显着差异。比如渭塬市一家专业合作社的老板利用向阳面的坡地，逐级修建苹果园，保证果树有更充足的日照。在雨水增多的情况下，坡地排水比平地更快，能够有效防涝。小农户凭借对本地环境的深入了解，采取成本可控的传统手段；合作社则依托资金资源，运用前沿技术支持农业生产。二者有机互补，以各自契合的路径探索是适合自身条件的适应策略，为农业生产在复杂多变的气候条件下构农业韧性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撑。

四、社保争议：零工社保困局，养老“双轨制”与医改“拼多多化”

2025年年初，美团、京东等平台宣布为骑手缴纳社保的舆论热潮让部分人误以为全民社保时代即将到来。然而根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数据，全国7.34亿就业人员中，仅2.46亿人拥有完整“五险”保障，约占就业总数的33.5%，意味着超过六成劳动者尚未获得全面社保复盖，其中有近半数为灵活用工人员。

根据新京智库发布的《数字经济下灵活就业发展研究报告》，截至2024年底，全国灵活就业人员总规模预计约为2.4亿人，其中新型灵活就业群体人数已超过8000万人。报告显示41.97%的受访者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79.68%的受访者将“收入不稳定（波动大）”列为首要困难，这为从业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74.55%的受访者将“缺乏社会保障”列为第二大困难，没有单位缴纳公积金、社保，医疗、养老、工伤等保障缺失。

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的社保收支面临压力，支出增速快于收入增速。今年3月财新周刊的一篇报道指出，中国社保基金对财政的依赖度越来越高，但由于地方财政困难，政府兜底的压力日益增大。郑秉文教授公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25-2060》也显示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赡养率（参保职工与退休人员比例）将从2025年的2.7:1骤降至2060年的0.89:1。

社保收支压力与零工社保问题

为应对社保基金收支压力，2024年9月13日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正式出台。其中规定从2030年1月1日起，按照每年提高6个月的节奏，将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由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得益于此，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枯竭年份已从2019年预测的2035年推迟至2044年。

但延迟退休政策对于缓解社保压力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社会保险总费率处于全球较高水平。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2025年的最新统计，在173个统计对象中，中国社保总费率（雇主与雇员缴纳总额占工资的比例）为38.1%，位列第13位。较高的缴费成本给企业和员工带来负担，加之养老金收支压力，导致部分年轻人参保积极性下降。所以政府试图通过其他各种方法开源节流：取消参保户籍限制、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并逐年提高社保缴费金额、强制雇主和雇员参保、将国企股权的10%转划社保基金；全面推动三明医改、严格追查违规发放养老金、养老金挪用现象等。其中一些影响民生的举措引起了舆论争议。

2025年1月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北京发布《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文件，明确提出全面取消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6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意见》再次强调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

目前全国大多数地区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以个人身份，在就业地或户籍地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单位职工的养老待遇计发方式相同。所以灵活就业人员中的参保群体也在增加。根据国家医保局7月14日发布的《2024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24年底，以灵活就业人员为主的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达到6615.91万人，较2023年底增加了555.91万人。

而灵活就业人员需要缴纳的社保费用也在逐年上升：

2025年初，中国外卖市场爆发了激烈的“外卖大战”（详见本报告第二章）。京东于2月正式入局，试图通过“零佣金”及承诺为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等策略，打破美团与饿了麽占据超九成份额的市场格局 。美团和饿了麽随即回应称，已出资为7个试点省市的全量骑手缴纳职业伤害保费，未来将进一步复盖所有省市所有骑手，并逐步为全职及稳定兼职骑手缴纳社保。各平台公开发布的具体政策如下：

有律师指出，京东与美团的社保方案的区别在于，京东承认全职骑手与平台存在劳动关系，美团的方案则回避该问题——支持全职骑手缴纳灵活就业保险就是否认全职骑手与平台存在劳动关系。其次,美团方案包含的险种太少，骑手个人承担的社保成本过高。《数字疾驰：外卖骑手与平台经济的劳动秩序》的作者陈龙在文化纵横2月28日录制的播客中也表示，在劳动关系尚未明确的情况下直接推进社保缴纳可能并不妥当。

在社保方案实施后，部分骑手也表达了对平台政策的不满：一、转为全职骑手后，工作时间被迫加长（如京东要求每日12小时在岗、每周工作6天）、单价降低（如5公里仅5元）收入反而下降、考勤更加严格（如必须在固定商圈内定位在线）、被剥夺自主权（如被随意强制更换工作区域、不得拒单否则罚款）、工资改为月结影响资金周转；二、签约成为全职骑手需经过不透明的邀请制和三个月试用期；三、众包骑手也在抱怨单价降低。

今年浙江大学袁哲等人对外卖骑手进行的调研结果显示，78.36%的骑手表示每个月可以承受的社保缴费金额在500元以下，愿意承担每月超过1000元社保费用的骑手不到6%。“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的“盟主”陈国江也表示，大多数骑手不愿意自己掏一半的钱买社保，乃至不愿意让平台缴纳社保。担忧成本最终仍然分摊到骑手们身上。

对骑手们而言，社保虽能提供医疗、养老等长期保障，但个人每月至少需多支出几百元，而骑手们的频繁流动导致社保转移时统筹账户缩水，若最终未缴满15年，退休时仅能取回个人账户余额。骑手们最急迫的保障需求——如应对高发交通事故的工伤保险——反而在复杂的商业保险与试点政策系统中难以兑现。最终，社会保障这一基本权益，在脆弱的就业形态和沉重的即时生存压力下，成了骑手们无力负担的奢侈品。

与外卖员工作性质类似的快递员在保障上更加薄弱。除京东、顺丰外，快递行业普遍实行加盟制+外包制的用工模式，快递员与第三方企业签订的也多为合作协议，而非正式劳动合同。这种定位使快递员在法律层面难以被认定为劳动者，因此也无法获得工资保障和社保等法定劳动权益。更有很多公司不与快递员签订任何书面协议。多数中小型快递驿站也未为驿站工作人员购买社保。据热度新闻报道，10月17日，中国邮政苏州某网点快递员小李因系统定位偏差误投包裹，发现问题后多次联系收件人未果，后与赶到现场的收件人丈夫发生争执，不幸被对方持刀杀害，年仅30岁。随后中国邮政称该快递员为第三方聘用员工，邮政仅能帮忙申请工伤赔偿和人道主义补助。

4月，北京致诚律师事务所团队基于对145篇新闻报道、上千件司法案例及深度访谈的系统调研，揭示出主播这一新兴职业群体面临的严峻劳动者权益困境。大量主播（尤以素人、大学生、未成年人为主）在与MCN机构签订“经纪合同”后，陷入“高违约金—低收入—强控制”的结构性陷阱：99.5%的纠纷中主播为违约被告，90.2%被判赔违约金，部分索赔额高达数百万。而超半数主播月收入低于当地平均工资，劳动关系认定率却不足三成，致使其难以适用《劳动合同法》获得基本保障。平台与MCN以“合作关系”掩盖实质劳动从属，规避社保、工时、解雇保护等责任，使主播沦为算法驱动下的“数字佃农”，在流量高压、心理耗竭与法律真空三重夹击中丧失职业尊严与生存保障。

“社保新规”引发养老金公平争议

8月1日，中国最高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再次明确企业必须为所有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包括超龄返聘人员。如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者可依法请求解除劳动合同、申请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这意味着任何“自愿放弃社保”的协议在法律上均无效。

该司法解释同时引发支持和质疑。支持者如胡锡进认为，该举措有利于劳动者的长远福利。质疑声则认为，该举不仅将减少劳动者的到手收入，还会进一步加重企业的生存负担，导致企业缩减招聘人数和待遇，加剧就业困难。

公众号博主“BJ大土豆”撰写文章，称其家门口的包子铺因强制参保政策带来的经济负担太大，选择关门。该文在社交平台被广泛传播（原文已不可见），引发了公众对于社保政策影响小微企业生存的讨论。晚点LatePost引述专家分析称，社保缴费负担重会挤压企业利润，最终减少劳动者的就业机会。据极昼工作室报道，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强制参保”政策加剧了小工厂的经营困境，导致部分企业以关厂、裁员或降薪作为应对。青年志Youthology发布的文章中也指出，社保新规显着冲击了“三小”（小企业、小城市、年轻人）群体，并且会进一步促使企业更广泛地采用劳务派遣等灵活用工与人工智能。一家不到百人规模的制造工厂负责人也对《南方周末》表示，同区域的许多工厂为了规避社保成本，已开始把一部分员工辞退再让Ta们找劳务公司重新进厂。也有声音质疑，高龄从业者如开始强制参保，但无法缴满法定领取年限，是否等同于白缴费？

随着“强制参保”的争议发酵，舆论热度也延烧到了养老金公平性的讨论上。自媒体博主Fenng在微博对比了山东某地机关单位退休者、企业单位退休者和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人员的养老金待遇差距，称“交了几辈子公粮，养老金领一两百块，怎麽说都说不过去”，该帖获得了上万点赞。

大多数农民老龄人口收入微薄，退休后只能依赖全国基础养老金，因此基础养老金对农民养老的兜底作用尤为重要。今年全国两会时期，政府将全国基础养老金的最低标准从去年的每月122元涨到了143元，但许多声音认为该养老金金额仍不足以保障农村老人的基本生活。

为破除养老金“双轨制”，2014年的改革方案明确通过十年过渡期，逐步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体系并入全国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框架。2024年10月养老金并轨改革过渡期结束，名义上体制内外已经实现了制度的统一。但由于体制内职工在退休后还有职业年金作为补充，且缴费基数比大多数企业职工缴费基数要高，体制内外的退休金差异仍然明显。以2024年数据测算，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人均养老金几乎是企业退休人员的2倍。

2024年体制内外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差异对比

对比组

2024年领取养老金的

离退休人数

（单位：万人）

2024年平均每人养老金收入

（单位：元）

2024年基本养老金

支出（单位：亿元）

分项对比

企业职工

12435.6

38336.3

47673.4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

2303.5

75462.6

17382.8

总计

城镇职工

14739.1

44138.6

65056.3

财新周刊在8月发布的封面报道中也点出了养老金双轨制、缴费基数涨幅普遍高于社平工资甚至缴费与低收入人群工资倒挂的不合理现象。体制单位的待遇优势、城乡地区的养老金差异，再次引发公众的不满情绪。

近两年，政府通过重申社保法定强制性、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推进养老金全国统筹、全面推广个人养老金等多种改革举措，旨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支付压力，以及养老金制度公平性与可持续性问题。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制度的抗风险能力。

然而，许多人认为养老金改革并未解决旧问题：养老金公平性问题仍未解决，农民群体每月约200元的养老金水平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高出其约30倍的待遇形成鲜明对比；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企业和个人共承担工资的24%）仍处于较高水平；由于缴费基数设定了上下限，缴费结构呈现的累退性（随着收入增加，实际缴费比例反而降低）导致了“逆向调节”效应，加剧了养老金分配结果的不公。改革举措同时还衍生出新的现实矛盾：延迟退休对体力劳动者、就业困难的年轻人以及需帮助子女照顾孙辈的老年人不够友好；强制参保加重了部分中小微企业的经营成本，一些企业为规避压力转向非规范用工，反而可能削弱劳动关系的稳定性。此外，作为补充支柱的个人养老金制度更侧重个人储蓄与投资，缺乏保险共济功能。智利等国的实践表明，若过度依赖个人账户制，可能加剧老年贫困风险，甚至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

面对农民养老金远低于基本生活需求的现状，养老金改革讨论中的一个关键倡议，是亟需将农民月收入提升至合理水平（例如800–1000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自媒体提出了不同的建议适度下调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待遇中偏高的养老金；探索更多国有资产划转至社保基金（但需注意如何避免国有资产流失）；打破社保等级壁垒，真正落实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适当降低企业和个人的养老保险缴存比例。也需要指出，这些建议仍然存在可商榷之处。例如，仅仅在社保体系内进行削高补低，并不能实现广大农民群体的养老金水平大幅提升，因为养老金资金池本身并不够用。更有效的举措可能是征收富人税（例如财产税），通过在整个社会财富的范围内削高补低，充实社保基金。而提及降低社保的缴存比，需要警惕那种主张减少企业缴费同时降低普通人养老金发放标准的声音。这些声音显然是站在企业主的立场上发出的。

三明医改困局

在现有社保基金中面临亏空风险的不只有养老金。2012年，在本土医保基金面临“穿底”风险的情况下，三明医改正式启动，核心是集采制度和DRG/DIP支付方式改革。2013年至2015年，三明模式在短期内取得显着成效（如医保基金扭亏为盈），开始引起国家层面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

“三明医改”在全国全面实施后，对于集采药物质量的担忧和医生薪酬下降成为了舆论热点。

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是指国家及省级医疗保障部门通过招投标形式与药品生产企业直接谈判价格，集中采购所需药品的制度，其主要目标在于降低药品价格、减轻医保基金支出压力、破除“以药养医”机制。集采成功的中选药品都纳入了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自国家医保局2019年4月启动国家组织药品集采试点以来，截至2025年12月已开展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以2025年10月开标的第十一批集采为例，全国共有约‌4.6万家‌医药机构参与报量。

2025年1月，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瑞金医院普外科主任郑民华等20位政协委员在上海两会期间提交提案，反映临床中部分集采药品（如降压药、麻醉药、泻药等）存在药效不稳定、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医生反馈部分仿制药虽通过一致性评价，但在临床实际使用中效果不及原研药（如“血压不降、麻药不醒”）。国家医保局随后发函上海医保局进行核实调查，并在2月回应称上海瑞金医院开展的研究显示中选仿制药与原研药疗效相当

据财新报道，随着集采进入常态化，“带量采购”对各地医疗机构有着明确的用量要求，加之一些跨国药企的市场策略考量，常规医保用药中，仿制药对原研药的替代渐成趋势。不少患者和医生在社交媒体上抱怨，部分集采的仿制药质量远不如原研药，但医院无法开到原研药。由于DRG/DIP控费制度，患者住院时间也受到限制。

DRG和DIP是基于病例分类的医疗管理工具。DGR/DIP改革，就是医保局把每种疾病的治疗费定一个标准价格，以此价格作为医院结算费用。超出标准的部分由医院自行承担，结余则归医院所有，以此方式倒逼医院减少医疗费用。但此方案相当于迫使医生放弃昂贵（往往也更先进）的治疗手段。

一项面向15000多位社区居民的问卷调查显示，只有25%的受调查居民认同“仿制药可以替代原研药”。根据《中国医院药学杂志》2022年的一项调查，在1208位同时使用过两者的患者中，仅4%表示仿制药效果明显。2022年12月发表于国际期刊《Health Policy Open》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医生对仿制药认可度有限：仅59.2%认同其生物等效性结果可靠，不到一半愿意向患者推荐，仅20.5%愿意自己患病时选用。但医院没有选择权：一方面，国家集采中选药品完成比例连续多年被列入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优先使用集采中选产品成为不少医院的一道“紧箍咒”；另一方面，在DRG（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和DIP（按病种分值）支付方式改革下，部分医院担心费用超出医保额度进而影响绩效，主动减少价格高昂的原研药的使用。虽多地强调“切忌只采购和使用中选品种”“针对特殊疾病保留中选品种对应的原研药品”，但实际执行中却难以满足“1:1”的整体要求。

随医保支出缩水的还有医生薪资。根据南风窗及经济观察报今年11月的报道，多位一线医护人员均证实医生降薪是普遍现象。根据今年6月华医网公布的《医疗人才2024年薪资及就业调研报告》，参与调研的近3万名医疗专业人员中，有57.9%表示薪资降低，较2023年的37%增加了20个百分点，降薪趋势明显扩大。除经济大环境因素外，三明医改使得医院无法再靠药品、检查等项目创造营收，加之持续的强监管态势，导致医院收入明显下降。

当前的医改政策被部分从业者形容为医药产业链的“拼多多化”。三明医改的确极大地缓解了医保基金压力。截止2024年，国采药品价格平均降价达到50%以上，已累计降低药耗费用超7000亿元。2024年居民医保当期结存519.42亿元，比前一年增加了400多亿元。但这一变化在实现医疗普惠、防止低收入群体因病返贫的同时，也引发了公众对服务质量可能随价格下降的担忧。患者和医务人员、医院均出现对医改不满的声音：

一方面，患者选择权受限与药品疗效问题逐渐显现，加强了部分患者对公立医院的信任危机。正如上文所说，临床中高效进口原研药难以获取，而某些仿制药存在疗效不足的问题，反而可能延长疗程、增加总费用，但这一矛盾对重症患者尤为突出。即使转至私立医院，原研药的可及性依然有限，多年缴纳的医保在关键治疗阶段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同时，重症患者面临长期住院难、手术排队时间长，甚至被变相推诿的现象。另一方面，医保报销门槛提高，使得部分低收入群体不得不拖延就医，直至病情加重才寻求治疗，陷入“小病拖大、大病拖重”的恶性循环 。

另一方面，医保局与医院、医务人员形成博弈关系。医保控费使得治疗费用超标部分会转嫁到医务人员身上，严格控费又造成对患者的诊疗不足，医务人员陷入两难境地。医生需要精确计算病种成本，进行分解住院（本该一次的长住院分解为多次住院以多次结算）、低码高编（如普通肺炎症状往重症肺炎里套）等规避控费的操作，非医疗事务性负担显着加重。同时，集采和DRG控费机制限制了年轻医生临床用药与手术器材的接触范围，压缩了年轻医生接触复杂、多样病例的机会，影响其临床经验积累与医术提升。医院认为医保控费过度挤压了医院生存空间，导致医院不得不想办法通过多收病人、降薪裁员、出台门诊日支付限额规定等方式应对；医改降薪显着影响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导致人才流失严重、人手不足，长远来看也减少了未来医务人员的数量，可能会影响医疗服务的稳定性，最后成本仍可能由患者买单。

值得注意的是，北大教授李玲曾在2024年接受凤凰网专访时表示，三明模式为老百姓期待的“免费医疗”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但从实施结果看，三明医改在推进过程中也显现出诸多复杂问题。远不能讲三明医改等同于“全民免费医疗”实现路径。针对这些挑战，专家和公众提出了多方面的改进建议：政协委员郑军华呼吁政策应放宽对患者使用原研药的限制；医卫界人士则建议，医院应着力发展护理、手术等劳务价值已获提升的服务项目，并通过更精细化的运营管理实现降本增效。与此同时，存在主张市场化改革的观点，认为医疗服务应更多引入市场机制，以增强消费者选择权；但另有声音强调，根本出路在于回归公益性导向，推进去商品化改革并加强群众赋权，从而系统性地破解医改难题。

工作伤害保障动向

在最受关注的养老和医疗保险以外，我们也应继续看到工伤保险和平台零工新职伤险的进展与问题。

4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决定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参与试点的平台企业应当以实名制形式为新就业形态人员在接单地参加所在统筹地区的职业伤害保障。平台企业应当按照规定如实申报、及时足额缴纳职业伤害保障费。《通知》明确，自2025年7月1日起，试点新增10个省份和滴滴出行、顺丰同城、滴滴货运、满帮省省等平台企业。2026年，计划将试点扩大到全国所有省份，并将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2027年，探索将其他行业的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有批评认为，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在计发标准上不同于工伤保险，且未设置如一次性医疗就业补助金等项目，致使其保障水平实质低于工伤保险。这种差异可能导致不同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在遭遇类似职业伤害时获得的保障存在差距，也加剧了平台企业的经济利益与用工成本的不匹配性，有损制度公平。

11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三）》（以下简称“《意见（三）》”）。相比旧条例，《意见（三）》进一步细化了工伤认定的“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和职工“上下班途中”的具体情形。第一次明确“居家办公期间有充分证据证明因工作原因受伤可认定工伤”，但同时补充道“但利用微信、电话、邮件等现代通讯方式进行简单工作沟通，具有临时性和偶发性的，不应视为工作原因”。

有律师认为，新规针对上下班途中、居家工作等以往工伤认定争议高发的情形，提供了明确的解决依据。但快递员、家政服务者等灵活就业人员，常因与平台或雇主间缺乏正式劳动合同、劳动关系难以举证，导致工伤认定受阻；而超龄劳动者也常因“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在工伤认定中引发适用争议。且该条例未解决部分企业缴费基数不实、工伤认定程序复杂且耗时的问题，部分劳动者可能因耗不起而被迫放弃应有权益，或接受对自己不利的“私了”方案。

五、AI与自动化中的劳动图景：分配悖论、权力失衡与技术争霸

2025年，从 DeepSeek 的爆发到智能体 Manus 的演进，AI正继续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方式释放生产力。然而，技术从来不是在真空中运行的，当提升的算法效率遭遇深层的不平衡社会结构，原本预期的“普惠红利”却在不同阶层间演变为复杂的生存博弈。技术从设计初始阶段就不是中立的，而它的应用后果也取决于我们如何设计制度。下文将涵盖2025年间有关以下三方面的报道和研究——AI对各行业劳动者的影响，AI产业内部劳动者境况，以及自动化制造业内劳动者的境遇，旨在揭示那些亟待修复的结构性盲点。呼吁关注并非为了制造焦虑，而是为了在“机器迷思”之外，探索一种更加公正、公平且具备人文温度的技术范式。

2025年开年最引人注目的AI大事件便是中国公司DeepSeek的崛起，这引发了一轮互联网民族主义狂欢。官方和公众更认可其对标国外AI大模型技术水准的竞赛属性，却忽略了它的开源气质实际上源于早期互联网黑客强调免费、共创、共享和跨越国界的自由软件社会运动。在多重异化下，AI大模型具有了国际地缘政治竞争工具的性质，成为中美争霸叙事中的一环。很快，有媒体透露，随着DeepSeek成为“国宝级”工具，公司高管已禁止部分参与AI模型研发的员工自由出国，并要求这些员工上交护照。公司称这些员工接触的信息可能构成商业秘密甚至国家机密。

3月6日，中国初创团队发布通用AI智能体Manus。与传统的对话框不同，Manus不仅仅回答问题，而且试图作为代理工具自主规划并执行任务。Manus这类AI代理工具的出现被宣传为AI真正开始具备“数字员工”属性的标志性事件。不过，也有诸多报道认为人工智能体的炒作有些太过了。纽约客在年末的一篇文章指出，AI智能体到目前为止是一个哑炮。它既学不会点击鼠标，也暂时无法直接访问网站。更关键的是，大模型的幻觉错误会导致智能体在执行多步骤任务时越来越错。

AI给谁带来了红利？

在这波浪潮飞速发展之下，关于AI具体如何影响劳动者，在今年持续引发热议。

关于大语言模型对劳动者收入和工作时长的影响，2025年一项基于丹麦大规模实证数据的研究呈现了一个现实：在ChatGPT发布后的近一年半时间里，即便在软件工程师、记者等受AI冲击最大的职业中，使用AI带来的收入变动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便存在增长，幅度也极少超过1%。AI带来的效率红利也极其有限且分配不均。大多数员工节省的工作时间平均仅为2.8%，远低于受控实验预期的15%。更残酷的现实在于，AI节省的时间并未走向“躺平”，约80%的受访者将省下的时间投入到其他的或更精细的工作中，而能够缩短工时休息的人数不足10%。另一项基于美国劳工统计局美国时间使用调查（ATUS）数据的研究指出，生成式AI的普及并未减轻劳动负担，反而导致高接触度员工每周平均增加约3.5小时工时并相应牺牲休闲时间。还有一些研究认为，AI取代应届生通常进入的基层执行岗位的数量比取代的管理岗位多得多。也就是说，AI让应届生们更难找到工作了。

这些研究揭示了一个严峻的分配悖论：尽管AI提升了生产力，但由于员工议价能力不足，技术红利被企业和消费者瓜分。议价能力越低，越容易成为被牺牲者。

一篇关于AI时代中国青年就业的分析则指出，AI产业的高度集聚恐加剧区域间的就业鸿沟。天眼查专业版工商信息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中国现存在业、存续状态的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491.6万家。其中，2025年新增注册相关企业约113.4万余家。从区域分布来看，广东省、北京市、江苏省人工智能相关企业数量位居前列，分别为超76.1万余家、39.4万余家和38万余家，排在其后的是山东省和浙江省，几乎都集中于东部核心城市。

这一格局可能进一步强化东部核心城市在AI人才、资本与创新资源上的“虹吸效应”，导致中西部和欠发达地区面临技术人才流失与产业升级滞后。区域间就业机会与薪酬水平的差距或将扩大，加深青年群体在地域选择上的“马太效应”，影响人才资源的均衡配置。若缺乏有效政策干预，AI产业的地理集中可能加剧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甚至对社会保障体系与劳动力市场结构带来长期挑战。

中国劳动者受到AI影响的情况也有相似之处。个别公司传出因AI裁员的消息。2月，网络上流传出上美股份CEO吕义雄的一则聊天截图，图中吕义雄表示要用AI替代人工，并下达了各部门裁员比例，其中个别部门如客服淘汰率高达95%，新品创新中心淘汰率70%。这则消息引发大量舆论，吕义雄在个人微信朋友圈回应称，“我们公司不是要裁员，只是有些地方加人，有些地方减人，让运营更科学化，更有效率”。

11月，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全球电商与科技巨头亚马逊正式宣布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新一轮组织优化，净裁减约1.4万个企业白领岗位，是2022年底以来该公司规模最大的人员结构优化行动。中国区裁员比例更高，有部门直接减员一半且管理权限上移美国。据了解，自2022年以来，亚马逊已累计裁员超过2.7万人。一方面跟亚马逊在全球落地AI转型与组织扁平化的策略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亚马逊中国区的业绩增速放缓。外界也关注亚马逊后续中国区运营与政策执行的稳定性。

12月，北京人社局发布新一批劳动仲裁典型案例。其中一起AI替代岗位的案例明确“AI替代岗位≠合法解雇”，但将机器换人的企业行为放到劳动法框架内加以规制，在起到兜底性保障作用的同时，并不能真正解决劳动者被替代的失业问题。

不过，对于目前阶段的AI技术是否真的能替代人工劳动，不同领域从业者也还有持续争议。医疗领域，全国知名三甲医院（如华山医院、北京儿童医院等）正积极部署本地化AI大模型。其动因包括：解决医疗资源紧缺问题（如“造出100万个儿科医生”）、降低运营成本（DeepSeek的性价比优势），提升科研与临床效率（如病历自动整理、临床数据库快速建立）。据分析，影像科医生等涉及重复性诊断工作的岗位被替代风险较高，但儿科等紧缺科室的医生现阶段更多将AI视为辅助工具。受限于“幻觉”与决策局限性，AI角色仍将长期被锚定为医生的“专家助手”角色而非决策者。

在公共服务方面，2025年国产开源大模型加速接入政务领域，整体落地步伐加快，大模型已应用于内部办公、政务服务、辅助决策及城市治理等场景。10月10日，中央网信办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出台了《政务领域人工智能大模型部署应用指引》，是中国首个公开面向政务领域大模型应用的专项政策文件。有数据显示，政务大模型通过“文本+机器人”分流了近 1/3 的人工服务，智能派单与智能预审替代了近 1/2 的人工量。实际应用涵盖了辅助起草、材料审核、政策解读及办件流转等环节。

在此背景下，AI替代公务员的讨论也在持续。2月，江苏镇江召开发布会，宣布本地部署国产大模型 DeepSeek，并声称其“单日数据处理量等于全市公务员10年工作量”，引发公众争议。质疑集中在这种表述可能弱化公务员劳动价值、AI本身缺乏深度落地以及数据库和本地训练仍显不足等方面。

深圳在 DeepSeek 爆火后也迅速完成政务云全市级部署。依托此前“城市＋AI”超前布局，深圳在政务、医疗、教育、交通、水务等系统全面落地应用，成为全国最快、最大规模将 DeepSeek 融入城市治理的地区。在对外宣传中，深圳政府称，通过统一算力底座、行业中台和操作培训， AI 直接嵌入公文处理、民生诉求、环卫、司法审判、医院诊疗、校园教学等场景，实现“整座城市的 AI 化”。

然而，目前各地一窝蜂上马的各类政务大模型项目，除去容易出现重复建设、形式主义等问题外，也给普通公民带来了深层风险隐患。首先，政务系统收集的海量公众数据在云端化、模型化过程中，面临着数据泄露与隐私被过度挖掘的高风险。其次，利用 AI 进行全天候智能监测与行为分析，可能在无形中形成数字监控网，引发算法对公民合法权益的隐蔽侵犯。此外，AI 算法的黑箱化可能导致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与申诉渠道，使公民面临因数据偏见或算法错误而被误判、误伤的制度性风险。

另一个真正受到AI冲击的职业是质检工人。在中国新闻周刊对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南开大学原校长龚克的专访中，他提到，目前大语言模型在制造业中的应用其实非常有限。而AI在工业领域最成熟的应用之一，是将计算机视觉技术应用于产品生产线上的瑕疵检测环节。这一技术目前已经在不少汽车生产线上应用，不仅大幅降低了漏检率，也大幅缩短了检验时间。而这也意味着，中国至少500万质检工人面临着失业危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AI技术也正被广泛应用于工作场所的员工管理和监控。3月，瑞幸咖啡推行AI自动排班系统，引发了门店员工的强烈不满。员工发帖控诉该系统通过预估出杯量来压缩人力成本，导致许多门店出现单人值守的极端情况。由于AI算法仅参考商品销量，忽视了清洁、备料等大量“隐形工作”以及设备突发故障等意外状况，员工工作远超负荷，甚至被迫无偿加班。打工人普遍反映自己被异化为吧台内的“永动机”和“机器人”，在高强度的规则压迫下连基本的吃饭喝水时间都难以保障。12月，瑞幸咖啡全面上线AI监控系统，旨在通过高清摄像头实时监控员工操作并自动标记异常行为。然而，这一措施给员工带来了巨大的身心压力，全天候的监控导致员工产生严重不适感。此外，AI监控结合近期上线的烤箱任务及工时调整，使基层员工的劳动强度大幅增加，在提升管理效率的同时，也引发了员工对管理透明度的不满。今年字节跳动公司也推出了一款开源AI监控。它能够实时记录电子屏幕上所有内容，并帮助用户对内容进行总结。网上传出一张用AI监控员工群聊内容并总结的图片，得出某某员工最爱闲聊、做与工作无关内容的结论。

文化行业工作者的挑战

在文化行业，AI在劳动市场引发了以下几个复合问题：从业者收入骤减，“创作者”降级为“AI修理工”，“经验贬值”引发人才流失与审美降级，平台资本主义的数据剥削。

据界面文化报道，在翻译市场，AI的介入大幅压低了单价，译者的劳动价值被严重低估。网文翻译的行业单价从一年半前的50元/千字持续下探，目前30元/千字的单价已难寻觅。短剧翻译的薪酬缩水更为极端，以西班牙语短剧为例，单价从去年11月的15元/分钟，在一年内跌至5元/分钟，降幅达66%。阅文集团数据显示，AI翻译使效率提升近9倍，成本平均降低90%以上。同时，译者也在面临工作异化的问题，正从“创造者”沦为“AI校对员”。虽然打字时间减少，但由于需要查证AI犯下的低级错误，实际工作量并未降低。整个行业甚至因“经验无用化”导致资深译者大量流失。此外，尽管AI在2024年支撑了网文出海平台超40%的热销作品，但在处理深层文化意涵时，AI仍需人工“填坑”。然而，市场却形成了一种“机器能搞定，翻译不值钱”的认知偏见，导致有经验的译者陷入“性价比极低”的生存困境。

小红书上有从业者表示，北京出版行业也面临“AI强介入”与“降本增效”的双重挤压：DeepSeek成为选题审核“裁判”，编辑背负百万字月度KPI，薪资普降且技能要求通货膨胀。同时，部分公司将文字编辑的月加工指标提升至惊人的100万字，工作压力骤增。招聘端呈现“加量减价”趋势。编辑被要求掌握排版、修图甚至摄影技能，但薪资不升反降。行业普遍起薪下调约1000-2000元。内部管理苛刻，甚至出现“打印必须用废纸背面，否则通报批评”、停止供应办公易耗品等现象。

在网文领域，叁零柒计划的一篇文章指出，字节跳动旗下的番茄小说因其“三零模式”（零成本获取内容、零代价占有数据、零补偿技术反哺）的过度压榨，正面临生成式AI爆发带来的严重反噬。由于平台过度依赖“算法自动化”而非人工审核，导致大量AI生成的套路文精准触发推荐机制，严重挤压了真人创作空间并造成审美降级。这种“平台资本主义”将作者与读者异化为AI的“人肉训练集”，不仅引发了激烈的创作者抗争，也暴露了旧有分利机制与新生产力之间的深层矛盾。文章作者呼吁通过“数据确权”与“算法透明化”，重建一个尊重人类劳动、保护原创温度的公平创作生态。

配音界也面临AI克隆的侵权问题。据《21世纪经济报道》，11月初，配音演员穆雪婷质疑亚马逊广告系列片《水手星计划》未经授权使用AI克隆其声音，导致该项目全线紧急下架。这一争议暴露出大公司在外包链条监督上的缺位，以及AI语音合成技术普及背景下，从业者面临的版权保护困境与行业信任危机。事件凸显了在“AI声音权”法律保护日益明确的当下，市场仍普遍缺乏技术伦理意识与合规审查机制。

同样受到极大影响的还有美术行业。一位前画师“小叶”，用亲身经历讲述了AI如何让美术岗从业者失业的进程。自2022年AI绘画崛起以来，美术行业从最初的版权抗议迅速转向全面溃败，中层以下画师遭遇毁灭性打击。某知名游戏外包公司人数从上百人锐减至不足30人，大量小体量工作室直接倒闭。AI仅用三年便优化了手部等技术缺陷，使作画成本从原先的五位数起步降至约2000元精修费，驱动甲方将人工彻底逐出生产环节。在这种环境下，原画师被迫异化为“AI修图师”，不仅面临技能贬值和岗位收缩，还常陷入作品被质疑为AI生成的“自证困境”。作者指出，这并非传统的“技术革命”，而是一场劳动力无法向高阶产业转进的“技术大逃杀”，导致美术这一职业的市场需求、技术门槛和职业尊严均降至冰点，正面临退出历史舞台的危机。

AI产业内部的劳动者困境

而在AI产业内部，不同岗位的劳动者境遇呈现出巨大的两极分化，但也都面临各自的困境。

首先是产业链中最弱势的基层数据采集员。2025年，中国引进并出版了《投喂AI：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底层工人纪实》一书（英文原版出版于2024年8月），通过对全球200多名从业者的深度访谈，揭示了人工智能繁荣背后的不平等权力结构与全球劳动力分工。该书指出，AI并非完全自动化的智慧结晶，而是依托于“全球南方”国家数以百万计的数据标注员和内容审核员的低薪、高强度劳动维持运转。作者认为这台“剥削机器”延续了殖民扩张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逻辑，通过数字监控和任务拆解榨取廉价劳动力价值，使权力与财富进一步向少数科技精英集中。通过记录不同岗位劳动者的真实生存现状，该书审视了技术进步对劳动尊严的侵蚀，并呼吁公众反思现有的数字经济模式，倡导构建更公正、人性的生产网络。

在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地区发展起数据标注产业。比如2025年，贵州出台鼓励政策对数据标注企业给予奖励：企业当年数据标注从业人员首次达300人或营收达到3000万元，即可获得100万元奖励。根据企业规模，奖励分为多档，最高奖励达1000万元。

AI故事计划的一篇文章从陕西宜君县女性AI数据训练师的视角展现了技术下沉如何重塑乡村女性的生命底色：她们白天在县城甲级写字楼里框选图像、喂养算法，晚上回到村庄跨上电摩、下田掰玉米并承担繁重的家务与母职，在“写字楼白领”与“农村妇女”的双重身份间往返。她们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是多重劳动的叠加，工作带来的经济独立虽提升了家庭地位，但并未豁免传统的性别分工，女性仍需在职场高强度产出的同时兼顾母职与家务；其次是技术红利的不确定性，随着学历门槛提高和算法自动化，这些处于产业链最低端、靠计件维生的女工正面临被高学历返乡青年或AI自身替代的危机；最后是精神觉醒与现实环境的撕裂，她们通过工作窥见了广阔的世界与自我价值，却依然受困于乡村传统观念的束缚与退路匮乏的现实。

在上述乡村女性标注员的个体生命叙事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层的政商逻辑演变。吴桐雨、夏冰青的研究指出，中国数据标注产业正经历从“温和扶贫”向“逐底竞争”的结构性转型。2020年之前，科技资本的积累逻辑与国家“脱贫攻坚”目标高度契合，地方政府通过各类补贴打造出“家庭友好型”基地，吸纳了大量“妈妈工”实现社区稳定。然而，随着AI技术竞争加剧，资本积累逻辑转向极致的规模与效率，地方政府也因财政压力和政策重心转移，开始放任标注基地的商业化改革。这种转型导致外部管理团队取代了原有的温和模式，通过强化考勤、延长工时及压低单价，将基地塑造成与社区脱嵌的高压“计算工厂”。与发达国家依赖“算法冷酷”规制网络零工不同，中国模式呈现出鲜明的“资本与政府联盟”特征——借助平台技术超越时空限制，将传统的世界工厂压抑劳工模式成功延展至前沿科技领域。

AI产业劳动者的另一端，是火热光鲜的AI技术人员。据《时代周报》报道，2025年9月的数据显示，有上千家企业在招聘AI人才。仅10家企业就释放了1.1万个岗位，平均最低薪资超4.7万元/月，实习生也能日薪4000元。在2025年春招首周，AI工程师以21319元的平均招聘月薪领跑职业第一。

不过，即便是高端技术领域的劳动者，也有自己的困境。真实故事计划的一篇文章，揭示了AI行业的极速叠代与博士培养的长期性、单一性之间存在的天然矛盾。这一高学历群体在失去“风口红利”后，面临着比以往更严苛的生存挑战。由于行业需求高度商业化，就业市场呈现出严重的两极分化，非顶尖背景的“平庸博士”在大厂与中厂之间陷入“够不上、养不起”的尴尬鱼池；同时，学术界由于论文激增导致评审系统混乱，博士生被迫陷入“为发而发”的低质量创新与“凑论文”的无效内耗；而长期深耕单一细分领域的科研路径与企业通用化、变现优先的岗位需求存在严重脱节，导致高学历人才在多变的技术风口面前不仅缺乏议价权，甚至面临“毕业即过时”的生存焦虑。

除了普通AI博士，最顶尖的AI科技人才也面临异化困境。2024年末，在Google DeepMind 工作了9年的天才科学家Felix Hill自杀离开。Felix 的生前自述，也揭示了现代 AI 研究者正深陷一种“战场化”的职业困境：由于大模型商业价值巨大，科研已从纯粹的智力探索异化为股价敏感、竞争残酷的存量战争，导致从业者即便在私人生活里也“无处可逃”；同时，技术路径的单一——科技寡头所推崇的大语言模型（LLM）崇尚算力规模而非算法创新——让科学家感到个体的平庸与无力，而行业的高流动性又摧毁了团队间的信任与社交安全感。在财富暴增的表象下，Felix 揭露了科研人员正承担着与心理韧性不匹配的极高精神压力，最终可能导致像他一样具备高度人文关怀的理想主义者在技术狂热与个人创伤的双重挤压下走向崩溃。

受国家竞争战略和投资回报预期的影响，AI基建也成为政商机构重仓的领域。2月，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将在未来三年投入超过3800亿元人民币，用于建设云和AI硬件基础设施，总额超过去十年总和。国内三大运营商也在2025财年年初表示，将持续提升算力投资规模，算力投资额度不设限，并为人工智能重点基础设施作特别预算安排。AI基建作为AI时代的“动力车间”，其在征地阶段可能产生的土地争议问题，在建设和运维阶段可能产生的劳权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机器换人进程足够“平滑”吗？

在AI热潮中，我们还希望指出，目前在发生的仍然是工业革命以来持续推进的“机器换人”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从某些方面来看，它并不新。关注大语言模型以外其他行业和职业群体的机器换人状况，有助于我们看到更全面的技术-社会转型图景。自2015年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要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机器换人”之后，如今已经十年过去。《世界机器人报告2025》数据显示，中国市场2024年机器人安装量达到29.5万台，占全球总量的54%。

2025年在文化纵横上发布的最新访谈中，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孙中伟指出，近年来，在自动化率已达80%至90%的低端重复性领域，中国劳动力市场正经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迁徙。从数据上看，制造业从业人数已从2008年前后约2亿人的顶峰，缩减至目前的1亿至1.2亿人左右，这标志着过去十年间有近八千万劳动力撤离了传统工厂。然而，这种大规模的人力更叠并未引发严重的失业潮，其核心原因在于劳动力在行业、职能及空间三个维度的“平滑转换”——

首先，服务业成为吸纳就业的“蓄水池”，数千万制造业劳动力跨行流向快递、外卖及直播电商等新业态（详见本报告第二章）。其次，企业内部开启职能重组，通过岗位调优将简单重复岗位的员工转型为高附加值的技术支持角色。此外，地理空间实现再分布，自动化技术的普及让中西部返乡的高龄劳动力与留守妇女在乡镇工厂重新实现就业匹配（详见本报告第三章）。最后，无法自动化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小作坊”模式下沉至农村，完成了产业与劳动力在宏观层面的平滑重组。

这种宏观层面的劳动力重组，虽然在总量上平抑了部分失业风险，但却远没有政策智库学者所宣称的那麽“平滑”。在各类摩擦和冲突被熨平、消声以后，产业升级和转型治理的制度性代价仍然要落到不同职业群体身上。具体到工厂内部的微观生态时，技术溢价的分配也并非人人均等。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教授许怡表示，虽然机器替代重体力劳动在客观上缩小了男女工人的体力差距，但在实际管理中，性别刻板印象依然主导着资源分配。在自动化工厂内部，男性工人往往能获得更多关于机器调试、操作及基础编程的培训机会。管理层倾向于先入为主地认为男性的动手能力与逻辑思维更强，更适合技术性岗位。这种培训机会的倾斜导致女性工人在技术转型中处于劣势，无法平等地将体力负担的减轻转化为职业晋升的筹码。这种现象表明，技术进步虽能改变生产工具，却难以自发扭转深植于管理文化中的性别偏见。

如果说性别维度揭示了自动化进程中根深蒂固的不平等，那麽另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是，面对自动化带来的岗位冲击，中国工人的整体反应似乎比许多国家的同行更为平静。这种“平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结构性原因与社会意涵？除了前文提到劳动力市场动态消化并未直接导致大规模失业的原因，2025年孙中伟与Nicole Wu发表在《China Quaterly》上的研究报告《无处可退：退出选项与中国制造业工人对自动化的态度》（Little to Lose: Exit Options and Attitudes towards Automation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指出，户籍制度在这种“平静”背后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研究发现，跨区域流动的非户籍工人群体，其担心程度低于本地工人。这主要是因为外地工人长期处于高频率的岗位更替中，社会保障复盖相对薄弱，导致其对特定岗位的依赖性较低。对Ta们而言，被机器替代后的“转换成本”和“损失感”极小，迅速进入下一个岗位已成为一种生存惯性。而企业也更倾向于雇佣能够吃苦耐劳（接受劳务派遣）且用工成本（没有社保缴纳等）更具弹性的外地工人。很显然，这种“平静”是一种“退无可退”的“豁达”，它是建立在缺乏社会契约和底层保障基础上的。它体现了中国在追赶自动化浪潮时，利用了制度成本的洼地优势，将技术转型的代价转嫁给了最缺乏发声机会的群体。

而在唐晓琦《他者的欢腾与集体无意识：工人对“机器换人”缘何反应如此冷淡》的论文中也探讨了这个问题。这篇文章指出，这种反差源于工人主体性的消解，即工人从主人翁转变为原子化的打工者，对企业缺乏归属感；同时，社会通过话语建构将技术进步神圣化，赋予其超越技术本身的社会意涵，从而掩盖了技术升级背后的劳资矛盾。

那麽，这种技术进步神圣化的话语又是否符合事实？许怡在2025年出版的新书《机器时代》指出，在制造业存在着一种“机器迷思”：机器生产一定比工人生产更快 、更好、更稳定，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工厂车间内部流行的“机器优于人工”的迷思，在很大程度上是管理层主观构建与系统性掩盖的结果。调研发现，尽管机器在实际运作中故障频发、效率甚至低于熟练工人且缺乏对不良品的识别能力，但工厂主往往通过放大工人“情绪化”等个别案例，将机器塑造为稳定且科学的替代方案，从而在观念上确立“机器霸权”。

在管理实践中，这种迷思被进一步工具化：管理层通过将工人的非正式经验（所谓“土方法”）转化为机器算法，剥夺了劳动者的技术自主权；同时，利用“综合计时计件制”将工人薪酬与机器效能深度捆绑。这迫使工人不得不充当机器故障的“补锅者”，用高强度的个人劳动去掩盖技术缺陷，维持生产线的表面顺畅。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基础与集体代表机制，一线工人不仅失去了对技术改造方向的话语权，更在个体化的压力下难以形成集体的议价能力，最终只能通过个人离职而非制度性对话来应对技术的异化，使得“机器迷思”在缺乏抗衡声音的环境下得以持续巩固。

六、时间贫穷与休假羞耻：一场被压抑的（不）工作斗争

2025年，围绕工时与休息的争议屡次成为舆论焦点。

调休疑云：谁动了我的假期？

1月2日，“上2休1再上2”的元旦放假安排冲上热搜。和往年不同，安排并没有为追求元旦三天连假而在当周周末安排补班，而是采取元旦当天（周三）休一天、前后两天正常上班而周末按惯例休息的放假模式。这并没有增加新的假日，却获得了大多数职工的舆论支持，原因在于人们对以“调休”为名义的“补班”已经深恶痛绝。

这一微小变化所激发的热烈讨论，也暴露出国内节假日制度长期依赖调休、劳动者休息休假权缺乏保障的深层次问题。调休最早可追溯到1999年由国务院修订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该文件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提出通过调休来形成“黄金周”，达到刺激消费和拉动旅游及相关产业发展的目的。国务院最近一次修订《放假办法》是2024年，将全年法定节假日天数从11天增加到13天，但仍保留春节、劳动节和中秋国庆连假等节假日的调休安排。2025年2月 ，多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延长春节假期，其中冯涛提出完全取消春节调休并将假期延长至9天的建议，这意味着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3到5天的法定假期。虽然顺应了基础民意，但得到采纳的难度很大。

中国的法定节假日调休制度也与法国、德国、西班牙、巴西等国实施的“桥假”制度形成鲜明对照。“桥假”通过在节假日与邻近的周末之间增加休息日来形成连假，不要求劳动者额外补班，满足了更充分的休息需求。这说明中国的休假制度仍然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然而，按照发改委假日办过往的意见，相比于增加法定休息日，官方更倡导的改进方向是“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比如鼓励企业员工休年假。但在员工绝对弱势的情形下，获批和休足年假也是很困难的事。

劳动者对调休制度存在很大不满的一个原因也正在于，国家政策将调休制度化，引发诸多企业滥用调休来剥夺劳动者休息休假权。而这些企业行为在缺乏劳动监察和员工有效抗议的情况下，时常酿成悲剧。4月23日，27岁的猿辅导数学老师虎子在公司被发现离世。媒体报道称，该公司员工单日加班时间超过6小时，甚至在如厕和吃饭时也需报备，频繁倒班和调休影响了休息时间和生活安排。许多员工在节假日仍需完成业绩指标。讽刺的是，在发生员工猝死事件后，公司以“网络故障”为由安排了临时调休，限制员工进入办公区，并升级安保，防止事件传播扩散。

另一起和调休有关的侵权事件发生在9月27日的广东省深圳市拓疆商贸公司。该公司因此前按市政要求在台风天放假，强制安排员工在27日（周六）补班，结果被员工投诉至劳动部门。随后，公司发布通知称将满足员工要求不再进行补班，但也将严格按照国家法律规定调整公司的放假制度，取消员工14天年假福利及所有额外假期。这种举措无疑带有明显的报复性质。根据广州工会在9月24日的发文解释，台风天停工属政府明确要求，企业安排员工周末补班的做法没有依据。但该文也提到不同的法律意见，认为法律未作禁止性的规定情形下，调休属于“用人单位的自主权”。可见在调休导致侵犯员工休息权的问题上，已有劳动法律并没有能够做出清晰的权责界定。

在这样的情形下，员工主动要求更多休息休假自主权确实可能成为“刺头”。她们不仅容易遭到用人单位的报复，而且可能在不支持员工维权的舆论环境中被汙名化。2025年最冤屈的舆论人物恐怕非“最快女护士”张水华莫属。张水华原本是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护士，业余爱好跑马拉松，在赛事中展现出天赋。8月31日，由于在哈尔滨马拉松赛事结束后激动哭诉医护工作繁忙、请假不易、调休困难的现状，并“喊话”领导希望对方支持自己调休，她遭到长达数月的网暴。大量网友批评她要求调休是为一己私利而牺牲同事的周末，并指责她享受了自主调休的特权，却不对领导怀感恩之心。官媒的下场，也推动更多网友加入到指责张水华的队伍里去。人民网的一篇评论就认为，“干好本职工作才是本分”，并宣称这种观点代表多数人意见。还有网友涌入张水华签约赞助品牌361度的直播间，要求企业与其解约。9月3日，361度迫于压力宣布，与张水华的合作暂告一段落。9月21日凌晨，张水华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文向全网道歉，表示对单位及领导形象造成了困扰和损害，自己对此痛悔不已，今后会将工作与爱好分得更清。然而，整起事件并没有结束。12月9日，一份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内部通报流出。根据该通报，张水华存在违规兼职取酬和以虚假理由获取调休的行为，被医院警告处分6个月，且不能参与2025年评优。几乎同时，张水华近50天4次参赛获得奖金近20万元的报道也引起网友的讨论。12月13日，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新闻周刊》节目中评价“张水华事件”，认为院方原本有比处分更好的处理办法，例如将张水华调岗到工会，允许她减少护士工作的时间，“让张水华成立面向公众的跑团”，带动全民健身。但随后亦有官媒发表反对意见，认为就张水华“编造虚假理由获取调休”这一条来看，她已“称不上一个好护士”。

在看似有来有回的多方争论当中，张水华起初为医护工作者权益发声的性质被持续遮蔽了。尽管也有报道指出，张水华的调休困境并非她一个人的困境，而是全国范围内护士这一职业面临的集体困境，但这样的声音被种种将责任归咎于个体的汙名化指控所淹没。真正敢于在公共场合流露真实想法和情绪的勇士惨遭揪斗，令人十分痛心。新周刊的一篇报道指出，截至2024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563万人，与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每千人口5名护士的标准相比，还有超过400万缺口。整个护理体系超负荷运转。《中国护士群体发展现状调查报告》（2019年8月“医学界”发布）显示，91% 的护士每天工作时间超过 8 小时，29% 的护士每天工作 10 小时以上，更有 9% 的人每天在岗超过 12 小时。护士不仅面临典型的过劳境遇，还容易遭到社会主流所塑造的职业伦理绑架，在为自己的权益发声时，陷入自私指控的风险。因为公众从教育和宣传系统中获得的医护形象认知，使Ta们认为医护就是一群没有怨言、纯洁高尚、不知疲倦的照护天使。这一点在新冠疫情等“防疫战争”中被屡屡验证，这里不再赘述。应该指出，如果医院配备足够多的护士人手，给予每个护士足够的休息休假时间，那麽张水华跑马拉松便不可能变成一起舆论事件。在一个劳动者不耻于表达休假需求的国家，普通人追求职业之外的兴趣爱好，也不可能成为被热议的事件，而只是每个人拥有的正常权利。

事实上直到今年，医护还常常由于缺乏自主休息权利而进行抗议，张水华并不是个例。10月14日，湖南桃江县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拒绝了官方工会要求职工参与脱口秀活动的安排。医护称在病房已经忙得不可开交，背稿只会增加工作负担。院方却称，开展活动是为了缓解医务人员工作压力。无独有偶，10月31日，石家庄市西部中心医院医护人员在网上爆料称，她们下班后被要求跑操2公里。院方称跑操不占用上班时间，锻炼身体可以更好地服务患者。这两起事件反映出医院行政官僚占用医护休息时间来加强工作控制，可能是一个比想象中更为普遍的权力滥用现象。而其中的畸形权力关系仍在制造新的受害者。8月16日，广州中山大学肿瘤医院肖医生在家中突发心脏病猝死，年仅34岁。家属称肖医生生前长期超负荷工作，事发前连续120小时值班，凌晨4点还在处理病人问题，认为其猝死系“过度劳累所致”。12月7日，江西省丰城市中医院护士陈某发布视频，称自己因肺癌向医院请假却遭到拒绝，领导不同意请病假只给开事假条，“从手术到现在都没有因为生病大哭，却被单位整到心态崩溃”。

无论对张水华还是其他的医护来说，问题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敦促政府加大对公共医疗包括医护培养体系的投入，尽快提高医护与床位比，增加休息休假时间，同时提高医护待遇。而掌握休假安排的自主权，则意味着必须落实医院里的医护职工民主。这些方案在财政包括医保支出紧缩的医改大背景之下，是主流媒体有意避而不谈的。张水华事件还反映出一个紧要的问题，那就是网络舆论中广大工人尽管已经意识到休息权利的缺失，但仍然不敢公开表达对休息的旺盛需求，甚至因此不经意间就充当了工作伦理的卫道士，去打压出头的抗议者。背后的原因既涉及到劳动至上等生产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思想中的主导地位，也包括建制内外针对休息权所设置的维权渠道的缺失。在这种情形下，挑战本职工作的中心地位俨然成为一种舆论禁忌。在这里，官方也划出了国内打工人舆论维权的一条明确边界：批判996、反对非法加班是被允许的，甚至是政治正确的，但把兴趣爱好凌驾于一份全职且有保障的工作之上，从而消解掉工作本身的神圣性，则是走得太远了。

“反内卷”行动暂未缓解过劳状况

因而，当人们看到“反内卷”一词被频频纳入国家最高层的政策文件时，可能确实不应该太过惊讶。从推动工人完成自身再生产以及释放消费需求的层面来看，“反内卷”是政府应对当下经济危机不得不采取的改良方法。年初开始，国内陆续有多家大厂推行“强制下班”政策。例如，美的1月出台《关于简化工作方式的要求》，内容包括内部沟通严禁使用PPT、严禁下班时间开会、严禁形式主义加班、减少微信群等。3月，美的又因“强制18：20下班”等话题引发关注。2月27日，大疆宣布开启“不准加班”运动，强制员工晚上9点必须下班。同月，国内另一制造业巨头海尔也被曝出要求员工强制双休，周六不准来公司，工作日加班不得超过每天3小时。

有评论认为，除去响应政府号召，做出调整的企业也有适应欧盟新规的考量。11月19日通过的《欧盟市场禁止强迫劳动产品条例》采取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定义，将“过度加班”包括在“限制人身自由”的范围内，规定出口欧洲的商品，若在生产环节存在超时工作情况，将被拒收。该条例虽赋予了企业三年调整期，但对在欧洲市场占有重要份额的企业仍然构成巨大合规压力。当然也需要指出，企业向上合规并不意味着对员工的完全利好。若企业借“禁止加班”之名来减少加班工资支出，但工作量不减，则容易成为另一种“降本增效”，损害到员工的实际利益。所谓合规窗口期还有三年时间，我们需要继续观察国内出口企业将会如何应对这种压力，并对员工造成什麽样的实质影响。

另外，也需要强调部分大厂的合规调整未必惠及行业上下游企业的员工。9月12日，一位网友发帖称其父亲所在的美的工厂一天工作14小时，且离职后未收到工资，引网友关注。9月14日，美的回应媒体称，相关网友发布的内容不实。该回应也显示，企业借助了警方力量找到发帖者（确为离职员工家属）：“在属地派出所······张女士承认‘加班’及‘欠薪’等言论与事实不符。”我们显然无法在这种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中获得公开透明的信息。但这起事件很可能反映了制造业企业在行政管理人员和蓝领工人之间的区别对待。

就今年来说，互联网、教培、短视频、外卖、保洁等多个行业/职业仍有大量劳动者过劳致残或致死的公开信息，而这些信息仅仅揭露了国内过劳悲剧的冰山一角。3月11日，身为郑州知名教培企业高途公司课程顾问的李某，在出租屋内去世。4月23日晚，小红书等平台有账户爆料猿辅导武汉公司一员工猝死。4月24日，一名35岁的前程序员在社交平台详述其因长期熬夜导致脑干出血的经历，其脑出血前在一家杭州初创公司工作，连续一年半每日睡眠不足6小时。为治疗和康复他已支付逾40万元医疗费并背负债务，且无法认定工伤。同样是4月底，山东枣庄“饿了麽”两名连襟关系的骑手先后猝死，死因均为“呼吸心跳骤停”，家属怀疑两人的猝死与高强度工作有关。5月21日，一名外卖配送公司文职员工在浙江杭州深夜线上会议时突感身体不适，经抢救无效于次日凌晨死亡。8月8日，外卖员小徐完成订单后在公共厕所昏迷，送院后确诊为脑干出血，抢救无效去世。9月13日，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一名大二学生小翔在某物流企业实习，从事搬运快递、卸货等工作过程中猝死。家属认为，这与小翔连续三周上夜班，再加上高温天气有关。10月19日晚，贵州毕节市金沙县 24 岁的外卖骑手王某在家中猝死。10月中旬，一名44岁的短剧导演高某在结束拍摄工作返家三天后突然离世。当天中午他依然在处理工作事务。医院诊断为心脏骤停。在为这些具体的受害者哀悼的同时，我们要在这里重申，围绕着工时和休息的斗争，同样是一场阶级对阶级的残酷战争。每当我们选错位置，与压迫者站在一起，我们就在参与一场持续的迫害和屠杀。

劳动者的舆情维权机制

今年各行各业围绕休息权的斗争还聚集在企业休息制度、休息空间设置、面试招聘和文化塑造等不同方面。2月11日，佛山市顺德区三兄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称依据《黄帝内经》规定，员工每日仅可在8:00前、10:30-10:40、12:00-13:30、15:30-15:40、17:30-18:00、21:00后这六个时段如厕，其他上班时间小号上厕所不能超过2分钟，违规者将被处以100元罚款。被曝光后，该企业撤回了规定。3月起，各平台接连出现了关注“保洁员无正规休息空间”的网帖，多名网友对北京、上海、浙江、湖南、广东等地商场和高校场所保洁员缺乏正式休息空间，被迫在厕所隔间、楼梯拐角、汙洗间等“隐秘角落”休憩、饮食甚至睡觉的现象进行了集中曝光，引起很大反响（详见本报告第九章）。6月，国航空保支队二大队实施的“摇号休假”引发员工不满，“二大队”一员工在离职前搜集了证据，由其家属于6月7日向北京劳动部门举报。该单位随后进行了整改。7月11日，上海朱女士告诉记者，她在面试环节由于询问是否双休而遭到了上海谦派文化传媒公司人事主管的辱骂。该事件曝光后企业进行了公开道歉。8月6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贴出某电商公司一则《关于加班的通报表扬》，引发舆论哗然。名单上的员工因“具有高度责任感、默默无私加班奉献”上榜，其中最高加班时长达到159.96小时，最低也有68.41小时。

在这些侵权事件中，经由员工反击和网络发酵后，劳动者的休息诉求都得到一定程度的舆论和制度回应，反映出争取法律框架下的合法休息权已经成为大多数劳动者的共识。由此形成的舆情维权机制，在具体纠纷中也具备了推动事态进展的可能性。然而，这样的维权机制总的来说还是极度脆弱的。11月16日，身在南极“考察”的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向正在加班的员工发布了一封内部信，感慨创业艰辛，感谢员工同舟共济，却引发了员工乃至全网的嘲讽。12月4日，一名新东方员工发表全员信吐槽“加班成奴”，称俞敏洪在南极发信谈“教育初心”和“以人为本”，自己却陷在“每天工作超12小时”的996单休工作模式里。然而，还没等来回应，该员工的企业内网账号就被封禁了。尽管对于涉事企业来说，这是一场较为严重的舆情危机，但此事中，来自舆论和员工的压力并没有推动企业休息制度的改善，发声者反而遭到了惩戒。目前来看，这在工人与大型企业对峙的诸多斗争事件中，是一种常态。

2025年以制造业工人为主角的几起劳权事件，则似乎反映出舆情维权机制的另一个问题：互联网的圈层割裂导致主流舆论对当事人声音的误读和骑劫。2月，深圳一名女工在食堂打饭的视频走红。视频中女工黑眼圈明显，看上去神态疲惫，被网友视为“流水线长期熬夜加班”的证据。随后更有传言称该女工因视频影响公司形象而被辞退。尽管当事人后续辟谣称黑眼圈系天生特征，并指责偷拍与造谣行为致其求职受阻，但她的公众形象已然被停留在由于加班过劳而完全丧失主体性的弱势工人的预设上。

这样的舆论扭曲效应在12月初深圳易力声发生的三千人罢工事件上被继续放大。易力声是一家蓝牙耳机制造商，原本是港资企业。但该企业在去年经过股份重组和产业转移后，恶意压缩工人薪资，以“订单不足”为由，打着“五天八小时”工作制的名义，取消员工加班，只发放2750元基本薪资，实际目的是变相逼退员工，以规避法定解雇补偿——在今年10月安排员工“上四休三”的安世半导体东莞工厂也可以看到类似情况。易力声工人罢工始于12月3日。罢工现场视频在网上扩散后，许多网友将工人（大多是女工）诉求认定为“索要加班”。甚至有批评工人“跪久了不知道怎麽站着挣钱”的刻薄声音。12月6日，一则署名“深圳易力声维权员工群体”的公开信流传网络，澄清了工人的核心诉求是“反对隐性裁员，而非索要加班”。尽管消息封禁对维权工人声音的传达造成很大影响，但一般网友的误读也确实反映出Ta们——在线下生活中想必也是其他行业的职工——对制造业工人状况的长期漠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制造业工人往往也面临着更复杂的斗争局面。由于中国蓝领工人的工资结构中基本工资占比低，薪资提高多依赖加班，她们的休息休假和工作自主权利是与工资问题紧密绑定在一起的。即便在过往的斗争中存在工人主动“要求加班”的情况，这种诉求也完全是资方制定的扭曲工资制度所导致的。在易力声维权事件中，罢工工人们已经识破了这样的结构性骗局。而这场罢工能够在政府和资方的联合打压以及舆论封锁和汙名化的情况下坚持10天，展现了工人很强的斗争能力。12月9-10日，工人甚至一度迫使警察释放了全部先前被抓捕的工人。然而，在多重压力下，这场近年来罕见的大规模罢工事件仍在12月12日以失败告终。资方与工人未达成任何倾向于工人初始诉求的协议。

回到对休息休假问题的讨论上来。我们认为，需要特别强调不同阶层和行业在工时问题上的具体差异。当四川省绵阳市商务局在5月发文件要求落实年休假应休尽休和带薪休假政策，提出“试行4.5天弹性工作制”，11月成都市民向市政留言设立“阳光补偿假”，鼓励员工带薪晒太阳时，一方面我们要鼓励这些声音多多出现，另一方面也要多打一个问号：这些以改良建制（尤其是全职就业体系）为目标的政策行动，对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人（尤其是非正规就业的零工）来说是否同样有效？如果减少工时、增加休假的设计，成为流于形式的口号，甚至成为经济萧条环境下裁员降薪的借口，改革就不可能真正惠及中国那些工时最长、最劳累的人。

与此同时，也必须重申中国劳动者总体来说共享着类似的“时间贫穷”，却又有很严重的“休假羞耻”。而这不是一种仅仅局限于工作场所的文化现象，而是一个社会结构问题。减少工时和拒绝工作仍然应当是一个普遍诉求。《人物》在今年介绍了英国杜伦大学教育学系副教授许玲玲的一项研究。她在过去10年追踪访谈了上百位来自不同出身背景的中国青年，发现“时间”同样具有代际传承的属性：弱势背景的学生背负更多经济、情感和心理“债务”，容易陷入时间贫穷；优势背景的学生则有更强的时间掌控力。关于“时间贫穷”的研究应该成为一个重要启示。老一辈人认为人生的主要目标是财富和地位的积累，而这种阶级跃升是可以通过时间和精力的投入来换取的。但今天的局面已经告诉我们，社会达尔文式竞争只会加剧不平等，而社会不平等问题有一个被长期忽略掉的维度，那就是时间。同工资和福利斗争一样，时间分配正义是社会正义运动的关键构件，与物质分配问题交织，也需要通过持续的政治议程来应对和解决。而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在国内方兴未艾。

七、青年困境：不敢垮掉的一代

今年9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数据显示，8月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8.9%，高于2024年同期，为2023年12月公布这一数据以来新高；25—29岁劳动力失业率上行0.3个百分点至7.2%。而2025年应届高校毕业生达到1222万人，同比增加43万人，两组数据都体现了今年求职难度的再度加大。而处于不同阶段、做出不同选择的青年劳动者，大都面临着艰难局面。

职校生仍陷实习困境

职校生的实习权益仍然难以得到保障。2025年11月，北京媒体报道云南商务职业学院等民办职校强制医学类学生进电子厂“实习”，并以毕业证、学分为要挟。学生在厦门、南昌等地工厂从事拧螺丝、搬空调等高强度劳动，每日11小时以上，工资被克扣，甚至发生工伤与死亡案例, 并且难以拿到赔付。学院与中介、工厂形成利益链签署“输送合同”，带队教师工资与学生留存率挂钩。学生既交学费又被迫劳动，实习与专业以及招生宣传毫无关联，毕业证含金量低，难以进入正规医院或对口岗位，最终多数学生付出了多年青春与高昂成本，却只能继续在工厂打工，完全无法实现当初入学时的愿景。

9月22日，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小翔的家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小翔在学校合作的某物流企业实习时，连续三周上夜班，最终因心脏性猝死抢救无效去世。此前小翔曾向校方反映太累，申请调整上班时间被拒。这两起事件体现出校方与企业对职校生基本权益的漠视。企业工作与学生专业完全不相符的行为明显违反职业教育相关管理条例，但是校方依然把一群在校读医学专业的学生送至电子厂实习，不禁让人质疑校方是否在给电子厂输送廉价劳动力。

职校生还是寒暑假工的主力军。由于未成年的身份以及寒暑假工的短期性，Ta们严重缺乏应有的劳动保障。1月21日，江西九江一名就读于职高的16岁男孩余俊凯在零食店“好想来”打零工时，被店内通往二楼仓库的升降机意外夹住，不幸离世。据报道，店内所使用的简易货运升降机缺乏围栏、传感器等安全防护，且当事人处于特种设备监管盲区。

10月14日某公益机构发布的《星巴克华南门店的劳动与合规风险报告》则显示：星巴克也高度依赖学生工和兼职工。学生工虽然与正式员工承担相同的工作职责，但往往领取低于法定最低标准的工资，被排除在社会保险等福利之外，且难以获得加班费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权益。此外，不同于普通兼职员工，Ta们的工作安排没有每周工时上限，从而成为了一支低成本、灵活性高的劳动力队伍。报告还审视了员工提出的其他工作场所问题，包括无偿培训与加班、职业健康与卫生隐患，以及申诉机制和集体代表的缺失。

大学生的艰难抉择

许多大学在校生在保研考研还是实习考公的抉择中进退两难。但这样的局面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曾经一直居高不下的“考研热”迎来了首次遇冷，2024年考研报名人数为438万人，较2023年减少36万。到了2025年考研报名人数又下降了50万。这一现象与近几年学历的迅速贬值有很大关系。不少毕业的研究生发现，硕博学历对毕业后找工作的助益有限。智联招聘发布的《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2024年硕博学历毕业生offer获得率为44.4%，低于本科生的45.4%。8月9日，搜狐新闻报道了一位叫做“鱼尾”的青年：硕士毕业投千份简历无果后，他在横店当起了群演，作为过渡生存的手段。此外，部分企业单位能为硕博毕业生开出的工资相对本科生工资而言也没有明显优势。8月19日，海南海口市龙华区多家单位发布招聘公告，本科生月薪2700元，研究生月薪3000元；有网友还爆料南京一高校招聘勤杂工月薪4000元，要求有应届硕士学历，目前这一招聘信息已删除。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考公热。据报道，今年通过资格审查的国考报名人数超过341万，而23省的省考报名总人数超过530万。甚至有报道称，为了提高在校大学生的就业率，不少大学内部已经在举办公务员模拟考试。这些模考的主办方多是高校的学生就业指导中心、研究生会等。例如北京大学的公务员模考就属于北大“公考辅导系列”就业品牌活动。事实上无论是考研热还是考研遇冷，都是在校大学生为了能够顺利就业进行的一种选择，而近几年的考公热则反映出不少大学生对于一份待遇良好有保障的工作的期待，以及对私营部门市场就业环境的失望。

就业高压也反映在2025年初中核集团的一则推文和公众的激烈反应中：该集团在春季校园招聘因一则“我们收到1196273份简历”的推文引发众怒。中核集团本次只录用约8000人，这意味着119万人中的大多数人将在本次招聘中落败。不少应届毕业生指责这篇推文的姿态高高在上，将每个投简历的毕业生当成了用来标榜企业地位的数字。舆论背后流动的情绪已然道出年轻人面对结构化的求职困境却无力改变的愤怒和无助感。

为了在毕业季能有更多竞争优势，许多大学生还选择早早地进行实习。8月20日，南风窗一则报道描述了一群无薪甚至宁愿倒贴钱也要去提前实习的大学生。Ta们的目标单位主要是公检法和医院等机构。中国青年报在2023年一项调查也发现，不同于过往印象，近几年有六成大学生在大一期间已经有过实习经历。除了现实环境中的就业压力之外，社交媒体上常年推送“大一/大二生有六到八段实习经历”之类帖子也引发大学生容易为就业问题提前焦虑。有部分大学生坦言正是受到这类帖子的影响才早早“卷实习”，希望毕业后能借助履历中的大量实习记录在互联网大厂得到高薪工作。部分大学生还提前摸清平时授课老师的考勤计分规则，必要时宁可缺勤不去上课，也要在公司实习。

作为特殊的校外实习生，医学规培生的权益今年再次受到诸多关注。网络上“规培面容“一词的流行，源于广大规培医学生的共情。该词具体指规培生下班后眼神麻木、嘴唇发白、脸色发黑的神情。万圣节前后有部分小红书博主发帖称，直接带着自己的”规培面容“去过万圣节，文案是”下了班就来了“，意指下班后的憔悴模样与周围环境完全融合。这个词的爆火侧面体现了规培生的工时之长和工作压力之大。而11月29日三联生活周刊报道指出即使在如此繁重的学习工作之中，规培生依然会有“学不到东西”的感觉，部分原因在于医院对电子病历的要求越来越高；病历还需要在短时间内马上归档，催生了许多行政工作，再次加重了规培生的工作负担。在部分医院中，规培生也受到不少不公正待遇。8月9日，有网友反映陕西榆林市中医医院做出职工就餐安排调整，准备禁止规培生、实习生以及后勤人员进入职工餐厅用餐。8月10日，医院回应称将取消这项不合理调整。但在医学论坛上依然有层出不穷的帖子称，医院禁止规培生使用职工电梯，甚至禁止规培生喝科室的饮用水。在工作强度上被当作正常职工安排，在工作待遇上却被当作待岗学生，这类双标其实已经成为规培生的普遍境遇。今年还有一则“临床医学死于2025”的讨论贴引发了不少人关注，内容直指大学入学填报志愿阶段高分段考生报考临床医学人数减少以及医学院分数线下降的现象。规培乱象正是考生放弃读医的原因之一。若不切实保护规培生权益，临床医学的衰亡也许才刚刚开始。

另一起由在校生实习引发的安全事故也备受关注。7月23日，东北大学6名学生在中国黄金集团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乌努格吐山铜钼矿选矿厂参观学习浮选工艺过程中，因格栅板脱落坠入浮选槽最终溺亡。在极目新闻报道中，一名从业者表示，浮选槽中的矿浆水含有悬浮物、化学药剂和重金属离子，具有腐蚀性和高温风险。通报显示，除去企业未对格栅板做全面检测，学校与企业签署的《教学实习安全协议》也未明确现场监护、限员和应急流程。这一调查结果显示出实习企业以及学校实践教育对实习学生安全的忽视。此外，大河报9月的报道显示，中国黄金集团在近段时间采购了防坠网，让人不禁发问为何非要等到事故发生、出现人员伤亡之后才意识到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在校生通过兼职改善生活也面临着重重困境。在课外辅导需求持续旺盛的背景下，大学生家教成为教育市场中不可或缺却又处境复杂的劳动群体。中介机构常通过收取“信息费”、压低薪资等方式压缩劳动者收益。还存在家长付费后反手举报导致家教被迫退费的案例。家教工作已超越单纯的知识传授，更多时候需要扮演“情绪安抚者”角色——既要满足家长通过消费教育服务缓解焦虑的心理需求，又要应对学生可能存在的抵触情绪。除了脑力劳动还承担了更多的情绪劳动。此外，学历标价下的身份焦虑使985/211学生在家教市场中占据天然优势，而双非院校学生则需在资源匮乏地区争取机，从而形成普通家教时薪50-200元与“清北家教”单课时500元的收入鸿沟‌。

此外，科技大厂外包岗的进一步扩张，直接影响了入职应届生的职业发展前景。应届毕业生小刘（化名）夏季在一招聘平台上咨询了几个注明为大厂招聘的就业岗位，与招聘专员沟通顺畅，但投递简历后约定面试时，大部分招录者都特意说明——“这是外包岗”。小刘的经历并非个案。外包岗位让劳动者在大厂工作，但劳动合同却与第三方公司签署，导致同工不同酬、福利待遇打折、职业晋升通道狭窄等问题普遍存在。外包员工常常缺乏归属感，职业发展的“二等身份”影响了初入社会的应届毕业生的职业起点和生涯质量。灵活用工的普及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内圈”与“外圈”分割，影响社会公平和劳工群体的稳定。灵活就业群体呈现青年化、高学历化趋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高学历者成为外包和灵活用工的主体。目前灵活就业者在劳动保障方面存在盲区，相关法律法规和企业管理标准仍需完善。

就业欺诈现象频发

与就业困境伴随的是频发的就业欺诈行为。今年高考结束后，一场以“梦想合伙人”为名的校园兼职项目大面积铺开。这场看似正规的勤工俭学活动，实则是涉及信息收集、商品欺诈与工资拖欠的“连环套”。全国众多高中毕业生和大学生参与其中。工作初期的主要任务是收集大学准新生的个人信息，之后再推销床上用品、窗帘等“大学新生礼包”。但是少发漏发非常严重，商品与宣传严重不符，售后形同虚设。最后，学生工资也没有发放，HR与各级经理集体失联。4月，1818黄金眼也报道了杭州大学生小牛在招聘平台上遇到的一起骗局。他的面试方为“卓仕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看似招聘“视频剪辑助理”岗位，实则诱导其签署《视频剪辑孵化技术服务协议》，约定15天“培训”后推荐就业，并需分期支付6000元“成本费用”。实际工作中，小牛未接受系统培训，仅被安排剪辑信息流广告，且首月无薪。所谓“推荐就业”实为代投简历，入职岗位通勤极远、环境不佳。事后小牛付清培训费用却未获工资退还。对方则以“需在其推荐企业工作满一年半”为退款前提，形成变相捆绑。8月6日，封面新闻报道，不少师范生遭遇了单方面毁约。Ta们经历多次笔试、面试，最终拿到offer并签订了三方协议，6月份还参与了跟岗实习，但到了7月，学校却突然通知：学校招生情况没有达到预期，用不了那麽多教师。记者发现，以上受访者及众多发布帖文描述相似经历的网友，基本都为高校应届毕业生，被控“单方面毁约”的用人单位则以民办中小学为主，而毁约的理由均与“学校招生情况不好”相关。

“纵向青年”的一篇新闻报道，则揭露了一起针对年轻求职者的“付费内推”和“高端就业安置”骗局。黑色产业链利用毕业生及其家庭“求稳”心态，打着“国企”、“央企”（如国家电网、烟草局）正式编制的旗号，收取高额费用（“安置费”），实则通过信息差售卖门槛较低的合同工/临时工岗位，甚至直接通过伪造合同、租赁场地、雇佣演员来制造“入职”假象。许多毕业生和家长对“体制内”工作有极深执念。即使被骗后，受害者仍试图通过考公考编等方式进入体制。中介将原本门槛不高、毕业生可自行申请的岗位（如私立学校行政、政府临时工）包装成“高端就业”。当骗局败露，公司一夜之间“人去楼空”，或以“表现不佳”为由将受害者开除。

高校科研绩效体系中的挣扎

高校中承压的也不仅限于应届大学生。今年，高校青年教师离世事件相比前几年数量激增。据已经公开消息的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去世的青年学者已达40位，有的是因为生病医治无效，有的是突发疾病，也有的因自杀离世。3月28日，哈尔滨商业大学教授孙丽丽因病去世；5月27日，西南交通大学化学学院副教授刘祥伟逝世；8月4日，浙江大学一名青年教师在浙大紫金港校区坠楼；8月12日，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副教授黄恺跳楼离世，网传原因与“非升即走”考核未通过直接相关……这一现象首先与高校考核制度有关。高校给青年教师设立了严格的科研评价考核制度。青教没能达到考核指标会直接影响薪资甚至面临转岗或解聘。今年10月，小红书就有一位网友称自己是浙江某高校任职五年的副教授，因未通过考核而被校方调整岗位成为学校里的保安。3月中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年近六旬的教授李力，在朋友圈发“罪己诏”称自己考核不合格。

不少青年教师认为如果连年龄大的教授也加入了学术考核，那麽青年教师的生存空间只会更加狭小。因为学术资源和项目资助数量是有限的：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为代表，2024年面上项目资助率仅11.66%，青年基金资助率也跌至15.54%，更不用说青年基金对教师的申请年龄有严格限制。在压力之下，青年教师只能延长工作时间，不断熬夜加班，2017年的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显示，分别有25%、16.6%、8.3%的科研人员表示长期处于身体疲劳、腰酸背痛和失眠状态。

除了对国家和地方政府资助的纵向课题要求以外，高校还对青年教师下达来自企业的“横向经费”的到账任务，部分青年教师因为实在无法拉到横向经费，被迫找公司做假合同，自掏腰包来保住自己的工作。这一操作甚至催生出了造假的灰色产业链，小红书上就有许多中介发布横向课题合作的帖子。而高校这种巨大的考核压力却未必换来合理薪资：以小红书博主“副教授转保安”为例她在当副教授期间月薪仅6000元，一年的绩效仅4000元左右。此外，《每日人物》的一篇报道提到了文科教师的特殊困境：Ta们在高校中受到更多的压力，在高校的资源分配中往往处于劣势；一些文科教师面临着自己所授的专业被裁撤的风险，因此经常需要“自证价值”去不停地卷论文，才能保住自己的工资与工作。

10月，一份名为“2010-2025 年中国青年学者离世数据”的文件开始在网络流传，引发关注。该数据发布者为一家数据与论文服务公司，称数据来源于多渠道公开信息，具体包括：各高校官方发布的讣告、主流新闻平台及学术机构官网。通过对 2010-2025 年期间公开信息的系统搜集、交叉核验与去重整理，最终形成 249 条有效记录，复盖不同学科、地域、任职类型的青年学者群体。发布者展示的部分数据，每位被收入数据库的离世学者都被明确标注了去世年份、姓名、年龄、任职单位以及职称/职务。

在高校青年教师面临巨大科研压力的同时，研究生成为高校考核指标要求下受到最多压榨的一环。近日，知网的一篇论文《模糊的边界：高校研究生何以既无研究也无生活》引发了外界热议，知网下载量已经高达十几万次。论文中以某文科学院硕士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发现高校的绩效主义管理导致高校教师为了把时间用在追求更多科研成果上，而让研究生承担材料整理、经费报销等繁琐事务劳动，从而成为行政管理链条末端；但在许多高校教师的眼里，这一类行政事务是研究生的本职工作内容，部分学生甚至会主动挤压自己的生活时间去换取更多“锻炼机会”。

在繁琐的行政事务以外，也有不少研究生面临更深的剥削。2月13日，大连医科大学研三学生段静仪在出租屋内烧炭自杀。悲剧发生后，其家属发声控诉，认为导师疑似将学生毕业论文的核心数据挪用给他人发表，导致段面临“原始数据缺失”的打击，毕业无望。5月7日，上海交通大学的博士生魏静发文控诉其导师邵志峰百般为难学生，以至于整个实验室的学生长达八九年才能拿到毕业证。3月，退学卖土豆泥的前复旦大学研究生费宇在互联网走红。南风窗报道称，费宇在读研期间出现严重的躯体化症状，于是决定主动退学。如果说高校教师即使在退出考核体系后会相对更容易找到新的出路，那麽研究生能拥有的出路显然少了很多。2月22日，三联生活周刊发布了一篇高校师生关系越来越扭曲的文章，文章采访的一位研究生认为导师和学生之间的权力是不对等的，研究生需要直接面对来自导师的压力：与本科阶段不同，硕博阶段的导师责任制使得只要导师不认可学生，学生就可能面临延毕的结果；由于权力的不对等，少数导师甚至会时常辱骂学生，抢夺论文成果；又由于高校考核体系之下只重视科研成果，轻视学生需求，研究生只能忍气吞声。

荣光下的青年运动员

今年还发生了数起与青年运动员有关的舆论事件，反映出这个群体长期不被关注的劳动权益问题。年初不幸离世的19岁足球运动员郭嘉璇便是其中的代表。北京时间2月2日，郭嘉璇随队前往西班牙马德里集训。嘉璇在一场训练赛的铲球过程中发生碰撞。送医后，西班牙院方确认郭嘉璇脑死亡。由于西班牙将脑死亡认定为死亡标准之一，医院无法继续抢救嘉璇。经过艰难的谈判，嘉璇的父亲终于把嘉璇带回国内，但关于家属提出的事故现场录像、意外保险、送医时机延误等问题，仍然没有人能给出负责的答复。嘉璇效力的北京国安俱乐部给其的待遇标准也令人咋舌。和国安签最后一份合同时，身为主力，嘉璇的工资是2000块。2019 年，嘉璇髌骨骨裂。做手术和康复治疗花了八九万，这笔钱原本该由国安出，但俱乐部说报销不了，嘉璇只能自己掏钱。

今年12月，在亚运会上获得三枚金牌的皮划艇、龙舟运动员王莉通过网络视频的形式，实名举报云南省松茂体育训练基地负责人范某文。视频中王莉说，自己获得亚运三金，回到云南省松茂体育训练基地后，训练基地负责人范某文就向她索要国家发放的15万元比赛奖金。她的拒绝导致她遭受“报复”，在训练基地被边缘化。在王莉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她的退役材料甚至被范某文擅自上报。

面对不合理的运动赛事规则，还有运动员选择以集体方式进行挑战。2025年初，开年，樊振东、陈梦两位知名选手宣布退出世界排名积分系统，引发舆论震荡，社交媒体上各国乒乓球运动员也以不同形式多次发声：法国名将西蒙·高茨多次在社媒抱怨国际乒联赛事的参赛名额“天然偏向传统强队”、奖金远低于其他职业运动项目；非洲乒乓球「一哥」阿鲁纳也曾经因生病缺赛还受到积分赋零和罚款公开表示抗议。在此背景下，首个国际乒乓球员工会（UTTP）成立。这一组织的成立填补了职业乒坛劳资关系规范的空白。

“真实故事计划”所发布的一篇名为《重回月薪3000的青年人》的文章，记录了三位年轻人在经济下行与行业萎缩背景的真实经历。文章指出，当代青年由于薪资下滑等原因对未来感到迷茫的现象。综合上文各行各业青年现状来看，一代年轻人的前途是在各种结构性困境中被埋葬的。Ta们果真成为了“被抛弃的一代”吗？让青年重拾信心，需要的恐怕不仅仅只是经济回暖与上行而已。

八、劳动者的再生产：被家庭消化的照料和教育压力

今年，我们不仅呼吁关注劳动者作为个体在劳动过程中的处境，也希望把视线进一步延伸到劳动者背后的家庭，关注下一代获得良好抚育与教育的权利。在我国，维系社会运转所必需的再生产工作——生育、抚育、照料与教育——仍然主要由家庭内部承担。在劳动强度持续上升、工作时间被不断延长的背景下，劳动者既要维持生计，又要独自消化育儿与教育成本，承受着巨大压力。然而，劳动者下一代的抚育与教育问题，并非“家庭私事”，而是与劳动制度、公共服务供给、社会分配方式等紧密相连的社会议题。

其中，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子女所面临的困难尤为突出。伴随劳动力流动而产生的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问题长期存在，却始终难以得到结构性解决。对流动儿童而言，随父母进入城市并不意味着真正融入城市生活，Ta们往往在入学、托育、课后照护等方面遭遇制度性门槛；而留守儿童则被迫长期与父母分离，得到的情感陪伴与教育支持不足，也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

与此同时，无论是在家庭内部还是社会分工中，育儿劳动与照料责任仍然高度性别化，更多地落在女性身上。生育带来的职业中断、收入损失与晋升受限，也往往由女性承担。在国家层面不断释放“鼓励生育”“支持生育”的政策信号之下，我们更需要关注女性劳动者的权益。（详见本报告第九章）

困难重重的生育支持

2025年11月20日世界儿童日，“北京三知”发布了《2025中国流动人口子女发展报告》，报告采用了儿童全生命周期的发展视角，将儿童的成长划分为四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会面临不同的挑战：

其中，0-3岁幼儿阶段的儿童，正处于最需要育儿投入和成年人照料的时期。7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明确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补贴，至其年满3周岁，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婴幼儿，可连续申领3年补贴，每年3600元，共计108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补贴金额按应补贴月数折算。2025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的意见》。《意见》明确，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对在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儿童，参照当地同类型公办幼儿园免除水平，相应减免保育教育费。2025年10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则再次明确了要“建立全国育儿补贴制度、逐步推开免费学前教育、完善生育保险制度、落实生育休假制度、开展托育服务补助示范试点，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等等相关制度。”

多位研究者认为，以育儿补贴为代表的经济补贴涉及家庭经济收支，能够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是影响家庭生育决策最直接的生育支持措施，能起到直接的激励作用。还有研究者表示，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弥补了各地提出因孩次不同而采取的差别化生育津贴的不足，保证了政策的普惠性和公平性。然而，这些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的举措背后仍然是一种经济人假设的简单逻辑——育儿成本降低后生育意愿就会提高，但养育过程中需要付出的不只是金钱，还有时间、精力、健康这些难以用价格衡量的投入。正如南风窗12月发表的评论文章所述，无论在中国还是国际经验中，单一的经济补贴对生育率的提升始终有限。真正影响家庭决策的，并非某一笔补贴，而是对未来十几年养育环境与风险的整体判断。

育儿补贴只发放三年，金额有限，周期短，难以支撑教育、住房、医疗与照护等长期结构性支出，也难以改变家庭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更重要的是，育儿补贴并未真正触及照料责任的社会安排，默认育儿劳动仍由家庭内部，尤其是女性来消化。而家庭内部的无酬劳动（照料、家务、情感劳动）仍然得不到承认，甚至还会面临用人单位对育儿劳动的系统性排斥。如果女性在怀孕、休产假、育儿阶段仍然面临隐性降薪、边缘化、合同不续签，哪怕补贴存在，也只是在补偿被剥夺的权利；如果育儿仍被视为“女性事务”，缺乏强制性的男性育儿假和反歧视保障，家庭内部与职场中的不平等就不会被撬动。因此，育儿补贴若要产生真实效果，必须与托育公共化、产育假制度重构、反就业歧视执法等方方面面的劳动权益保障同步推进。

2025年2月2日，全国政协委员拜文汇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应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措施，他呼吁延长产假及陪护假，建议女性产假不低于6个月，男性陪护假不低于30天，并且可根据各地情况出台更多支持政策。此外，其还建议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补贴等方式，扩大普惠性托育服务供给，推动社区、企事业单位建设婴幼儿照护中心，缓解“无人看护”的现实困境，从服务端直接减轻育儿成本。下半年8月、9月，工人日报、劳动报都关注到了育儿假落地过程中“有假难休”的问题。工人日报的报道显示，育儿假在不少单位“有假难休”，尤其是在多起案例中，男职工遭遇拒假、被按事假或旷工处理，甚至因此被解雇；劳动报则指出，一些企业通过设置审批门槛、用年假抵扣育儿假，或借“生育友好岗”之名对职工降薪、调岗，使生育支持异化为新的劳动风险。专家指出，育儿假执行受阻，既与企业用工成本上升、成本分担机制缺失有关，也与地方规定强制性不足、法律责任不明确相关。传统性别观念使男职工休育儿假更困难，背离了政策鼓励男性参与育儿、促进性别平等的初衷。报道呼吁通过建立休假成本共担机制、强化法律责任和监管、推动观念转变，避免育儿假沦为“纸面福利”。

2025年8月，育儿补贴申领启动后，深圳有市民反映，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依法完成生育登记、并正常享受生育津贴的家庭，被告知因“没有结婚证”而无法申领育儿补贴。这一做法引发公众质疑：非婚生育是否被排除在育儿补贴之外？深圳市卫健委回应称，前期答复依据现有法律法规作出，是否需要结婚证仍需等待广东省具体实施方案及申领系统要求明确。10月，该市民育儿补贴申请获得通过，但据网友反映各地标准不一致，在四川、广东等地非婚生子女仍然无法获得育儿补贴。

有学者指出，从生育权和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出发，非婚生子女原则上也应获得育儿补贴，应区分不同情形处理，避免将父母行为与儿童权益混为一谈。也有法律界人士援引民法典和未成年人保护法，认为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权利，不应因父母婚姻状况被排除在公共福利之外。育儿补贴是否继续以婚姻作为前置条件，成为检验生育支持政策公平性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关键问题，也关系到单身女性的生育权。

凋敝家乡中的留守儿童

进入义务教育阶段后，“上学难”成为了新的问题。根据教育部2024年数据，全国小学数量已从2023年的14.35万所锐减至13.63万所，一年间消失了7200所。截至2025年10月，上海市共48所学校终止办学，涉及10个区，其中幼儿园28所，小学10所，初中7所，九年一贯制2所，高中1所。广州虽仍是全国小学数量最多的城市，2024年有1013所小学，却只比上一年增加了5所，新增几近停滞。招生人数则锐减3.24万人，降幅接近12%。北京市小学招生人数从23.5万人锐减至19.3万人，一年之内几乎消失了一个中型县城的入学人口。其中一部分学校的关停可能是出于资源整合、优化的需要，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生源的减少。

过去20年，由于青壮年人口持续流出，农村社区衰退，生源枯竭，大量村小被撤并，教育资源向乡镇和县城集中。近年来地方政府财政危机的冲击，则让作为公共服务的乡村教育，进一步成为"被牺牲"的对象。这不仅扩大了城乡差距，更从根本上动摇了农村的未来。在城市，一些生源减少的民办、公办学校关停或合并，许多打工子弟学校也停止办学。在这种新情况下，如何保障农村地区儿童、留守儿童、城市流动儿童接受公平和优质教育的权益，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乡村学校减少的趋势在未来几年内将加速。2017年，全国共有小学16.70万所，另有小学教学点10.30万个，而2024年，全国共有小学13.63万所。另有小学教学点5.22万个，7年间,小学减少3.07万所(减少18.4%),教学点减少5.08万个(减少49.3%)。撤并乡村学校、教育承诺不兑现等教育不公现象的加剧也引发了不少集体抗议行动。2025年9月初，广东、云南、贵州、广西、福建等地，至少十四所乡村学校门口聚集了大批学生与家长，抗议学校被关闭。一些孩子跟随家长前往当地政府或教育局维权，试图为继续在家门口上学争取机会。抗议有五起都发生广东，显示即使财政状况相对良好的省份也同样面临调配教育资源的压力。大规模撤点并校后,越来越多的儿童不得不到较远的县城或村庄去上学。但这些诉求在社交媒体往往很快被屏蔽或删除，难以进入公共讨论视野。

2025年7月，长期关注农村的纪录片平台“遇真纪事”发布了《2025农村希望小学纪实》，报告基于作者自2024年起对安徽、湖北、江西、广东、广西五省区70所希望小学的实地走访，呈现了农村希望小学的整体命运及其对农村儿童、家庭与乡村社会的深远影响。自希望工程启动以来，希望小学曾在农村教育中发挥关键作用，但随着出生率持续走低和教育资源加速向城镇集中，全国大量农村小学——也包括希望小学——正在快速消失。当前仍在办学的农村希望小学，学生规模普遍从数百人锐减至不足百人，许多学校在停办前先行取消高年级教学，撤并已成必然趋势。在学校停办后，校舍多处于闲置状态，少数被改作企业、幼儿园或商用场所，其再利用方式与公共属性的衔接问题亟待规范。同时，报告强调，小学撤并往往引发“连锁反应”，乡镇初中随之被撤，学生被迫向县城集中，农村儿童的上学距离显着拉长。

面对学校撤并，农村劳动者家庭往往只有三种选择：进城买房、租房陪读，或让孩子寄宿。但对以务工为生的家庭来说，陪读与购房直接抬高生活成本，因此农村小学寄宿生规模长期居高不下，低龄寄宿状况普遍。报告最后提出，应当为仍然留在村里的孩子，提供一条安全、可负担、有保障的上学路，比如提供校车接送、课后托管，缓解“上学难”问题。

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也正在成为农村教育中一个愈发突出的隐忧。2024年，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支持下，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对9个省份、18个经济欠发达县小学五年级至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开展调查，采集了13992份有效样本，形成了《2024年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学生心理健康报告》。报告显示，农村学生的抑郁风险检出率明显高于以往中国青少年整体水平：21.5%的农村学生存在轻度抑郁风险，8.1%存在抑郁高风险。农村学校普遍面临专业心理师资匮乏、心理课程体系薄弱的现实，叠加经济压力、校园欺凌、低龄寄宿等多重风险因素，使留守儿童的心理困境更易被忽视，却更难自行消化。

流动儿童入学仍存难点

与此同时，随着城市教育体系调整，曾在特定历史阶段承接大量随迁子女的打工子弟学校，正在逐步退出舞台。2025年9月发布的《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23—2024）》蓝皮书指出，在不少城市，随着公立学校对流动儿童的开放，专门招收随迁子女的打工子弟学校基本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但“使命完成”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解决。蓝皮书对东部某省会城市的调研发现，流动儿童进入当地公办幼儿园和小学，仍需以居住证为前置条件，而办理居住证往往要求儿童本人在当地稳定居住半年以上，这与许多务工家庭频繁流动的现实并不匹配，导致不少孩子在关键入学节点被挡在制度门槛之外。

6月底，纪录片《风起前的蒲公英》在全国公映，将公众的目光再次引向打工子弟学校。影片拍摄始于2017年秋天，导演梁君健将镜头对准北京大兴的蒲公英中学——北京市第一所非营利、公益性质的打工子弟中学，由校长郑洪于2005年在一处旧厂房中创办，长期接收教育基础薄弱的随迁子女。影片呈现的不只是一所学校的教学成果，也记录了它如何在资源极其有限的条件下运转。打工子弟学校因其办学灵活，也探索出了一些创新教育形式，比如蒲公英中学的合唱团，从音乐教育入手培养兴趣、树立信心、锻炼能力。影片从具体的细节呈现出流动儿童在被制度忽视的缝隙中，如何依靠有限的公共与社会资源，努力抓住向上生长的可能性。

今年发布的《流动儿童蓝皮书》还首次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作为独立议题加以讨论。蓝皮书援引的研究《外卖骑手的子女随迁情况和育儿参与分析——基于M外卖公司的数据》显示，近一半受访外卖骑手有未成年子女，其中31%的骑手与子女共同居住在户籍所在地以外的城市。骑手家庭普遍面临公共托育资源不足、子女入学门槛高、工作时间不可控等多重困难。与其他骑手相比，有子女的骑手工作一年以上的比例高出约10个百分点，稳定性需求更为突出。Ta们更倾向于选择离家较近的城市或普通县城工作，以平衡收入与家庭责任。然而，由于工时长、收入不稳定，许多骑手仍难以实现稳定陪伴，孩子转为留守儿童的情况并不少见。

值得警惕的是，在相关讨论中，一些由平台或企业主导的公益项目（如袋鼠宝贝之家），开始被塑造成应对骑手家庭困境的“解决方案”。从劳动权益角度看，这种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责任的转移：骑手家庭的照料危机，本质上与平台用工模式下的超长工时、低保障、高不确定性密切相关，但企业在叙事中却从“问题制造者之一”，被重塑为“问题发现者”和“善意补救者”，而劳动制度与公共服务的缺位则被淡化。这是一种典型的去政治化叙事。它承认困难的存在，却回避了关于劳动时间、收入稳定性、社会保险复盖、公共托育与教育供给不足等制度性问题的讨论；它为儿童提供托管、照顾，却不触及作为家长的劳动者是否获得带薪照护时间，拥有更稳定的工作安排或可预期的生活节奏。

根据北京三知2025年儿童节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子女现状：事实和数据2025》，2013年-2025年，随迁子女初中毕业升入普通高中比例持续提高，但是仍大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随迁子女在初中后升学过程中，占同阶段在校学生比例不断下降，推动异地高考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义务教育阶段入学难问题的改善，并未顺畅延伸至中学升学阶段。

以北京为例，目前京籍毕业生可以报考北京市普通高中，符合条件的非京籍毕业生只能报考北京市职业高中、技校。《流动儿童蓝皮书》指出，总体来看，我国在提高流动儿童入学可及性方面已取得显着进展，但中学升学政策尚未实现与义务教育阶段的有效衔接。未来，如何进一步降低学段转换过程中的制度门槛，优化异地升学的支持体系，为流动儿童真正打通“从入学到发展”的全程保障路径，是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和教育公平目标的关键议题之一。

部分家庭选择迁回原籍地参加升学考试，对于回流家庭中的学生而言，虽然获得了中高考的资格，但竞争优质资源的成本并未消除。县城的重点中学往往是所有回流和本地家庭的竞争焦点。这些学校常设置“片区入学”或非明文的“住房要求”门槛。许多流动家庭为确保孩子能进入县城优质校，被迫将多年的积蓄用于在县城购置房产。这使得原本经济基础薄弱的流动家庭，即使回到老家，也需要背负巨大的债务压力。而在经济水平上更加弱势的家庭及其子女仍被分流到资源相对薄弱的普通学校或镇区学校，县域内部的教育分层和内卷现象持续加剧。

应试教育扩招与替代性教育

近年来，在“缓解升学压力”“促进教育公平”和“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目标下，普通高中与本科阶段持续扩招。“推进教育资源布局结构调整，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和优质高校本科招生。”2025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布局明年经济工作重点时如是说道。研究者解读，扩招在方向上具有现实合理性。一方面，增加高中学位供给可以扩大学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机会，与“职普融通”改革相结合；另一方面，两方同时发力可以推动高中教育从单一的升学预备转向多元育人模式，缓解职普分流带来的焦虑。

扩招在短期内确实实现了教育机会的“数量平权”——更多人被留在教育体系中，延缓进入低端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就业压力。然而，这也可能引发学历贬值（详见本报告第七章）。当本科成为“新中专”，企业并未提供与之匹配的岗位与薪酬，却将学历作为筛选工具，结果是劳动者投入更多时间和家庭资源，却只能进入低保障、低稳定性的岗位。家庭不得不承担教育方面的高投入。而在公共教育资源未同步均衡的情况下，扩招往往伴随培训、陪读、跨城求学等隐性成本转嫁，进一步加剧阶层差距。

在中学阶段，应试导向的教育体系挤压了学生自由探索、学习的空间，高等教育中也出现了课程设置、评价标准与实践安排不断向“可就业性”靠拢的趋势，青年人在尚未形成稳定自我认知之前，就已被纳入持续绩效化的筛选机制之中，忙于实习、竞赛、证书与绩点，学校日益成为就业体系的准备阶段，批量培养“合格劳动者”（详见本报告第七章）。在长达十几年的求学之路中，年轻人没有喘息的机会，没有探寻个体兴趣爱好和人生选择的试错空间，在扩招带来的结构性拖延和进入打工人困境以外，人生缺少其他路径的选择。

于是无法适应传统学校和教育体系的青少年只能靠休学来短暂脱离主流轨道。2025年，“休学”被频繁讨论，甚至与独立教师、AI自习室、托管并列，成为新的“风口”。短视频平台上，“休学”“青少年休学”“抑郁休学”等话题播放量达到数十亿次，相关内容日均发布量超过万条。“休学”仍然被家庭、社会广泛视为一种“异常状态”，并迅速问题化。当教育体系无法为青少年提供缓冲与试错空间，家庭在焦虑中转向市场，给了种种乱象以可乘之机。为了让青少年尽快“继续上学”与“重回正轨”，家庭甚至求助于封闭管理学校、军事化训练营、行为矫正机构。围绕休学青少年的“陪伴经济”也迅速扩张。休学陪伴师、成长陪伴师、住家陪读服务在多地出现；培训、认证、代办休学与复学手续的中介服务不断涌现；甚至宠物疗愈、国学课程、玄学咨询也被纳入“解决方案”之中。

近年来也出现了一批支持休学青少年的创新教育实践，如2019年成立的一出学社和2025年10月发起的“潜岛计划”。一出学社是一个面向青春期休学青少年的小型学习社区。它并不以快速复学为目标，而是提供一个中转空间，让孩子先恢复生活节律、重建自我感受与关系能力。课程大多围绕真实生活经验展开，而不是以学科进度或考试结果作为中心。多数学生最终仍会回到学校体系，也有人通过社会高考、自学、实习等方式继续前行。今年10月，“潜岛计划”开始招募休学青少年。项目计划接收十名12至18岁的孩子，为Ta们提供一个介于学校与家庭之外的空间，帮助Ta们在回归公办体系、国际教育、职业准备或其他路径之间，重新做出选择。招募信息发布后的第一周，就有近两百个家庭主动联系。

从本世纪初开始，创新教育、另类教育（或称替代性教育）的探索在中国已经走过了二十年，仍然面临着多重困境。相关报道将困难总结为：第一，办学资质“卡脖子”；第二，难以形成清晰完善的课程体系与升学渠道；第三，师资与生源的稳定性难保障。2025年10月，北京一所着名的创新学校“北京一土致知学校”被曝面临经营困难，出现了教师欠薪，人员流动等情况。另类教育实验性质的学校往往处于政策边缘，其法律身份、办学资质、课程认证均不清晰，一旦出现纠纷，家长和学生很难依靠现行教育法规获得有力保障。另外，创新学校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及少数新一线城市，主要面向城市中产，学费每年几万至十几万不等。以“潜岛计划”为例，每月收费一万元，价格不菲。目前这类学校只能服务少数城市家庭，更接近于一种“精英式试验”，而非普惠性的教育改革路径。

综上所述，政策所采取的改良办法，无论是育儿补贴、育儿假，还是高中与本科扩招，如果不能与更稳定的就业体系、可预期的劳动保障和公共服务供给形成联动，最终都只能暂时缓解矛盾，无法触及问题本身。在这种结构中，家庭被默认承担起照料、教育与风险兜底的责任，女性承担了更多无酬劳动，儿童则被迫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成长。扩招延长了在校时间，却未能提供更多试错与选择的空间；补贴缓解了部分经济压力，却无法替代时间、照料与安全感。当教育不再保证向上流动，工作无法支撑体面生活，真正需要被回应的，是劳动者是否拥有有尊严的工作，家庭是否获得公共性的照料支持，下一代是否拥有不被过早挤入竞争与风险中的成长环境。这些问题，最终仍将回到劳动制度本身。

九、女性与性少数劳动者：偏见筑墙，困局依旧

回顾2025年，尽管“生育友好”“妇女就业”等政策话语不断涌现，但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依然在这一年的劳动事件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三孩”政策背景下，职场对女性生育的排斥并未因政策倡导而消减，反而出现了政策“异化”的风险。当经济下行与人口焦虑叠加，女性被要求用更碎片化、更低保障、更可替代的劳动，去填补公共照护与社会保障的缺口。

“妈妈岗”争议

湖北、上海、广东等地大力推行的“妈妈岗”，虽然名义上为育儿妇女提供了灵活就业机会，但在实践中往往被限定为家政、清洁等低薪低保障的“安置式”或“缓冲型”边缘岗位。批评者指出：即便“妈妈岗”在形式上可被视为一种特殊支持政策，但在制度目标不清、执行标准模糊、激励与监管机制缺位的情况下，“妈妈岗”在执行上很有可能被异化，演变为“结构性隔离”的另一种形式。

“妈妈岗”并不是在削弱母职惩罚，而是在换一种方式把它固化。在反歧视执法薄弱的环境下，把女性进一步引导进“专门为妈妈准备”的岗位，不是拆墙，而是告诉市场：女性天然应该走“妈妈赛道”。社会学家 Hilary J. Holbrow 在对东亚职场中的“灵活性汙名”（Flexibility Stigma）研究指出：当一个岗位以“灵活”“兼顾家庭”为卖点，它往往伴随着职业承诺被质疑、晋升机会被切断、劳动价值被低估——所谓灵活，常常意味着权利被打折、劳动被廉价化。这种机制导致女性即便在工作时间内保持高绩效，也无法获得与全职男性同等的职业回报。于是，“妈妈岗”的最坏结果，就是把女性的就业困境从“被排斥”转化为“被安置”：不再直接辞退女性，而是把女性放进一个难以逃离的低保障通道里，让统计口径上的“就业率”上升，让真实的劳动权利继续下沉。

而这种制度性分流，还会反过来强化企业对女性的“就业歧视”。当用人单位把女性普遍视为潜在的育儿成本承担者，它就更倾向于在招聘中设置隐性门槛——哪怕法律禁止询问婚育状况，现实中也有无数变体。2025年，深圳一名女教师在哺乳期结束后即遭校方单方面辞退；严女士在入职时被要求提供孕检报告，后因怀孕被解聘；春秋航空以“已婚已育”为噱头推出“空嫂”招聘，看似打破了年龄壁垒，却依然将女性价值绑定在“擅长照料”的刻板印象之上。没有强有力的法律兜底与惩罚性赔偿，政策口号越高，企业越可能把成本转嫁给女性个体，甚至把“妈妈岗”当作一种更体面的性别分工——你不是被歧视，你只是“更适合”那个岗位。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妈妈岗”这种以身份分类为前提的政策工具，通过“优待”的语言，把女性推回到照护者位置，却回避了真正该被追问的问题：为什麽照护成本必须由家庭内部消化，且主要由女性承担？如果政策真要“生育友好”，就不该只在劳动力市场端给女性开辟“特殊通道”，而应在公共财政与用工制度上进行结构性重建：普惠托育和公共照护服务，可转移且强制的男性育儿假，对用人单位的真实成本约束（比如对歧视性解雇与降薪进行高额惩罚），以及让所有劳动者都能平等申请休假的制度权利——否则所谓“优待”，只是把女性的就业权利进一步折价。

社保折价与职场性别暴力

这种折价在社会保障环节同样清晰。灵活就业女性的退休年龄认定成为新的难题。被引导进“灵活就业”的女性，由于缺乏稳定用人单位与完整劳动关系，面临社保缴纳断裂、工伤认定困难、退休权益不确定等一系列制度性风险。原本就高度依赖“标准劳动关系”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平台化与非正规化加速的背景下，正在制造新的排除：当女性被推向更非正规、更碎片化的岗位，她们将更频繁地遭遇身份归类不明、权益落空的困境。于是，女性得到的不是“兼顾家庭的工作”，而是一条更难累积工龄、更难稳定缴费、更难获得工伤与养老金保障的路径——这不是支持，而是用“灵活”来掩盖去保障化。

而在职场中，性骚扰与性别暴力依然是女性劳动者头顶挥之不去的阴霾，且呈现出跨行业的态势。1月，上海求职者张女士在面试中遭公司董事长猥亵；2月，极昼工作室报道了女海员在远洋货轮上遭受的系统性排斥与骚扰；6月，温州一名护士在离职后曝光遭负责人猥亵；8月，川航旅客闯入飞机后舱引发关于女性空乘被异性旅客骚扰困境的讨论；10月曝光的医院职场中女医生面临的隐蔽性骚扰，以及高校内持续发生的权力型性侵害更说明，暴力从不是“个别道德问题”，而是组织权力结构的一部分。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发布了《防治工作场所性骚扰指导手册》，试图为企业和员工提供识别与应对的工具，但现实中的维权之路依然布满荆棘。日本籍女性受害者C曾遭受公司中国籍上级的长期性骚扰，作为中国首例跨境职场性骚扰案，其跨国维权的过程极其漫长而艰难；3月，天津崔丽丽性侵工伤认定案虽然艰难胜诉，却遭遇严重网暴；三亚公职人员性侵案中出现程序违法问题；上海受害者要求辞退偷拍者反被迫离职；还有更多诸如直播平台女主播等受害者则在法律与资本的围猎中陷入沉默。这些案例反复提醒我们，反性骚扰机制在许多用人单位中仍没能有效建立和运作。受害者不仅要承受身体的伤害，还要面对失业、汙名化以及法律维权的漫长煎熬。

各阶层女性劳动者困局

数字化转型的浪潮并未如愿带来平等的解放，反而催生了新的性别分工与控制形态。在AI产业兴起的背景下，陕西铜川等地的农村女性虽然通过成为“AI数据标注师”获得了新的收入来源，但她们往往同时承担家务劳动与农业生产，背负“白领与农妇”的双重负担——这正是“时间贫穷”的典型形态：女性不是没有工作，而是被迫在有偿劳动与无偿照护之间无休止地切换。以“技术红利”为包装的产业升级以更隐蔽的方式吸纳了廉价的女性劳动力。与此同时，直播经济的扩张将大量底层年轻女性卷入其中，MCN机构通过标准化的“性感模板”和严苛的身体规训，将女主播转化为被算法与流量裹挟的数字劳工。7月曝光的山东德州未成年女主播被MCN机构起诉索赔案以及关于直播行业“擦边”生态的调查，揭示了这一行业如何通过劳动合同规避雇主责任，同时对女性劳动者实施全方位的监控与剥削，甚至将性骚扰常态化为工作的一部分。

制造业女工的处境同样不容乐观：2月，深圳一名女工因“黑眼圈严重”的食堂视频走红，不仅遭受了网络暴力的审视，更因此求职受阻；4月，武汉晨龙电子数百名女工因长期被拖欠工资与社保发起罢工，却遭警方驱散并发生肢体冲突；9月获得报道的00后女钢筋工小刘，试图通过重体力劳动打破性别刻板印象，虽赢得了尊严，但依然面临着同工不同酬的现实；10月，河南周口大量农村女工通过媒体走进舆论视野：她们虽通过制作LABUBU娃衣获得了灵活收入，但这种依赖订单的生产模式也让她们的生计充满了不确定性。这里贯穿始终的叙事主线本不应当是“女性能吃苦”的赞美，而是劳动法在基层执行中的失效：女工的性别与阶级弱势叠加，使她们更容易成为用工违规的“低成本对象”。

在外卖与网约车领域，性别与阶级弱势的叠加被演绎到极致。7月23日，四川宜宾一名女骑手在送餐途中不幸溺亡。而母亲骑手“背婴送外卖”等影像在媒体中反复出现，也成为平台经济时代刺眼的注脚。尽管有研究指出女骑手通过更高强度的劳动弥补了算法对性别的潜在歧视，但诸如“妈妈骑手团”的母亲骑手形象，依然是母职惩罚与生存压力交织的真实写照。年初，滴滴推出的“可选女司机”功能虽意在提升女性乘客安全感，但女司机们却反遭部分恶意投诉，暴露了女性在服务行业场所中面对额外的性别敌意。

而在城市的折叠空间中，中老年女性劳动者等边缘群体的处境更加隐蔽且艰难。3-5月，北京、上海等多地保洁员被曝只能在厕所隔间、楼梯角吃饭休息，揭开了这一庞大群体在城市光鲜表面下“无处落脚”的尊严困境。她们多为超龄农村妇女，面临着工时长、薪资低、高罚款、无社保以及“隐形化”的生存状态，更有很多女性保洁员被安排清理男厕所，其身心健康与人格尊严被长期忽视。在6月的北京丰台，两名女保安因被恶意调岗降薪而被迫离职；同期，在江苏三江学院，保洁阿姨挑着扁担为学生搬运宿舍行李，其高强度的额外劳动却被校方否认。更为沉重的是，深圳59岁的保洁员许望青在工作岗位上猝死，却因劳动合同被公司扣留，导致家属在申请工伤认定时陷入绝境。同样在4月，关于采茶女工的视频揭示了中老年农村女性在高强度劳动与恶劣食宿条件下的真实处境；7月，山西大同14名遭遇车祸失联的遇难者多为冒雨采摘的女性零工。这些支撑着城市运转与生产的女性，往往因为年龄、户籍与性别的多重弱势，成为了劳动保障体系中最容易被遗忘的群体。

2025年的女性劳动者权益状况呈现出一种共同的结构性困境：虽然有个别如“空乘平底鞋”改革、呼吁延长产假及陪护假、痛经假立法推进等微小的进步，但整体而言，在经济下行与保守主义回潮的背景下，女性劳动者处境更接近“被动防守”：父权制下的陈旧偏见展现出极强的韧性和生命力，正深深嵌入现有的劳动制度和行业中。女性劳动者面对的不是一张新网，而是一堵由观念与制度共同浇筑的高墙。

多元性别权益与酷儿视角

针对性少数群体的言论管控与文化创作挤压，在2025年造成创作相关题材的网络作者面临严重职业风险。3月起，安徽绩溪、甘肃兰州警方发起了针对“海棠文学城”作者的大规模跨省抓捕行动。这一行动与以往仅仅针对高额非法获利者的执法行为不同，将打击面扩大到了仅获微薄稿酬甚至无盈利的年轻兼职作者身上。大量涉足耽美（BL）及非二元性别题材创作的女性作者，被以“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的罪名立案调查。这不仅标志着亚文化表达空间的进一步收紧，更在实质上否定了自由撰稿人基于性少数题材进行的创造性劳动，将其职业行为有罪化。

今年还曝光了两起高校同性性侵犯案件。这提醒我们，职场性骚扰的定义在实践中不应仍局限于传统的异性恋和性别二元视角。2月，中科院一“大师兄”被曝长期猥亵多名男生——由于法律认定缺乏先例，社会认知存在盲区，受害者面临更深层的的维权困境。4月19日，北理工2023级硕士研究生常某某发布视频和PPT，实名举报其导师宫某。这起事件不仅涉及学术诚信，更涉及同性师生间的权力压迫和性控制。尽管校方最终以“师风师德整治”的名义对宫某进行了处理，但却不敢触及事件背后的结构性权力压迫，也不敢对早已被官方禁忌化的同性性行为做出任何评价性的回应。仿佛只要把个别“搞同性恋的败类”从学院驱逐出去，就可以实现异性恋关系的正本清源了。但国内学院“师徒如父子”的伦理本质上就是高度异性恋霸权式的父权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导师不仅掌控学术资源，还试图通过控制学生的身体和私人生活来实现其“家长”威权。常某某的举报不仅是对宫某个人的反抗，更是对这种强行将学生人格物化的、带有封建残余的学术家族制的酷儿式背叛（Queer Betrayal）。但当这种背叛不得不以寻求公权力支持的形式得到推进时，它的酷儿性再次被遮蔽。

由于多元性别群体跨越阶级，并不占据单一阶级地位，而是分布在整个阶级结构中，人们有时假定多元性别者经历文化或心理层面的歧视、偏见，但没有经历过经济剥削。事实上，与其他在劳动领域遭受歧视的群体相比，多元性别群体得到的社会保护微乎其微。这里再介绍本年度所发生的部分多元性别群体劳动权益事件。

第一个事件发生在成为劳动者之前的受教育阶段。2025年3月3日，鸡蛋bot关注了一则同性恋学生被退学事件的后续。在北京就读公办技校幼教专业的男同性恋学生胡同学，2019年12月18日在校内活动中发表反歧视演讲，随后被校方以“影响声誉”“不适合幼教就业”等理由施压劝退，失去继续受教育与获得职业资格的通道。自2021年起，他与公益律师尝试提起民事与行政诉讼。四年过去，法院始终没有立案。这起事件必须被放回劳动权益的视野里理解：职业教育与就业准入本就是一条连续链条，学校将多元性别身份视为“未来就业风险”，并以此为名义清退学生，本质上是在劳动市场入口处实施筛除；而当司法程序、救济程序也大门紧闭，受害者承受的就不仅是一次退学，更是长期的失业风险、家庭冲突与心理健康风险。

第二个事件关于跨儿社群在修改学历性别标记问题上所作出的努力，这指向跨儿群体在进入就业市场时面临的结构性障碍。2025年3月，一些跨儿伙伴自发呼吁推动学历修改问题的解决。在现有制度规定下，跨儿即使更改了身份证件上的性别标记，学历认证系统和学位证书上的性别标记仍然难以更改。求职者在背调与学历核验中可能被反复质疑“造假”，被迫解释、被迫出柜，甚至直接失去录用机会，难以获得就业机会。对许多人而言，这是一道贯穿职业生涯的长期障碍。社群因此尝试以更集体化的方式与相关部门沟通，却也很快感受到窗口的收紧与阻力的增大。

第三个事件关于进入劳动场所后面临的就业歧视。2024年12月27日，《南华早报》报道了一起针对跨性别者的就业歧视案件。跨性别女性呱呱被南京一家国企单方面解雇，原因是她的性别表达不符合公司对“男员工”的期待。呱呱于2021年提起劳动仲裁，法院最终认定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呱呱拿到了合计约六万元的赔偿。胜利真实存在，代价同样清晰：裁判文书刻意回避她的跨性别身份。后续她与律师试图以平等就业权、人格权等路径追究“歧视”的责任，却长期无法立案。这个案例一方面证明，劳动争议在现有制度中仍可能为面临就业歧视的多元性别性别当事人争取到具体补偿；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更深的困境：当“歧视”无法被命名、无法进入程序，劳动制度与工作场所文化就很难得到有效纠正。

在更广泛的职场环境层面，2025年6月前后也出现一些令人不安的信号。有员工在社交媒体上披露称，微软中国区原计划举行骄傲月内部活动，因内部员工举报而取消。类似的传闻还包括，某跨国运动品牌，原本计划在6月于门店开展多元性别友善宣传，在通知门店后被迅速叫停。它们共同指向一个现实：即便在“企业内部”这一看似更安全的空间，针对多元性别议题的努力，也会因为政策压力、部分员工阻力等因素被迅速推回沉默。但这些事件也提醒我们，许多跨国公司将多元性别议题压缩为节日庆祝，只在骄傲月前后想起来可以做一两场活动完成KPI，在平时缺乏制度建设、培训沟通与反歧视机制的积累，缺乏对本土环境中多元性别议题的工作手法的了解，那麽当压力来临，必然随时面临保守意识形态的反扑。

公共空间与网络空间里围绕多元性别发生的冲突，也离不开劳动与阶级视角。2025年7月6日，网络上开始流传郑州人民公园发生针对男同性恋者的围殴事件的视频。有两种常见话题转移方式值得警惕：一种是把暴力解释为地域问题，顺势汙名化河南人；另一种是把施暴者粗暴归类为“无业社会青年”，对失业、底层、社会青年施以道德汙名。这样的叙事既无助于追责，也无助于改变多元性别者的生存处境。需要被看见的是：在经济压力与分配不公加深的背景下，挫败感与失序感很容易被保守与仇恨动员吸纳，针对女性、多元性别者的性别暴力可能会更加高发。背后需要被问的问题是：谁在成为“无业青年”？ta们为什麽会被仇恨与暴力的意识形态吸引？（相关讨论可参考：《特稿 | 近期性别事件追踪：郑州人民公园、南京“红姐事件”和大连工大的“国格校誉”》）

几个月后百度贴吧“流浪吧”出圈，呈现了吊诡的另一面：在原本主要围绕流浪经验、打零工、生存互助进行讨论的一个贴吧，出现了许多分享被“基友”（男同性恋者）收留、资助的经验分享，部分年轻男性甚至主动寻求男同性恋者收留，通过提供陪伴甚至身体接触换取食宿。此类行为被部分网友视为生存策略，亦被批"无底线"。这个现象受到关注后，平台治理介入，最先被明确清理的就包括“涉gay内容”，并被叙述为“风气好转”。这一“好转”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平台与公共叙事擅长把多元性别标记为“敏感内容”并清扫出场，同时也顺势阻碍对失业、流浪、诈骗、互助的自主讨论。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也能发现，被看见的“无业青年”多半是顺直男性。但多元性别者其实更可能处在就业不稳定、支持网络薄弱的位置，只是更难被统计、更难发声，于是只有在极端暴力事件或与性相关的博人眼球的新闻中才会出现。

这些事件并不彼此孤立：在劳动场所内外、劳动生涯始终，多元性别人群的劳动权益始终缺乏保障。我们对此并不意外。甚至在2025年，我们更明确地观察到，伴随着严峻的失业问题和不断加强的社会管控，一些新的趋势可能在发生。但我们的认识和讨论仍远远不足。

而从酷儿视角出发，诸如“妈妈岗”等基于二元性别而设计的就业机制，则在“支持”顺性别女性的同时，无形强化了严格的性别划分，使得跨性别与非二元性别劳动者在“身份特供”的岗位中难以找到容身之地。生存空间在二元性别叙事的强化下显得愈发逼仄。

最后，我们必须诚实地指出，这份基于互联网信息的年度盘点在呈现性少数群体的劳动权益时仍存在着刺眼的空缺，而这种“失语”本身正是2025年该群体最真实的生存写照。在主流媒体的聚光灯之外，非二元性别、跨性别及同性恋劳动者并非缺席了劳动现场，而是被严苛的二元性别审查机制与社会偏见推向了更深的不可见地带（详见往年劳动权益事件盘点）。还有许多酷儿被制度性排斥出了劳动力市场，无法获得稳定收入，但并不代表Ta们的照护和其他边缘性劳动是没有价值的。无法劳动也不代表没有价值。历史最终将铭Ta们在探索替代性生存空间上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十、残障与病患劳动者：奴役回潮，夹缝求生

当时间推进至2025年，我们愕然发现，残障劳动者的处境并未如技术乐观主义者预言那般随着AI时代的到来而顺利改善，反而呈现出一种令人心惊的“历史回潮”与“技术排斥”并存的撕裂图景。

多地惊现强迫劳动

前两年我们还在讨论残疾证“虚假挂靠”背后制度失效的深层原因，而今年6月，由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揭开的“黑砖厂”强迫劳动产业链，则将公众视线骤然地拉回了至暗时刻。在湖南、山西、云南、广西等多地，超过200名智力障碍者及身体残障者被解救，Ta们被诱骗、控制，非人地在流水线上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不仅常年无休、遭受暴力，甚至连微薄的薪资都被层层盘剥。

这种资本原始积累式的奴役在上官正义10月10日的另一条爆料中，演化为一种令人更加毛骨悚然的“家庭式圈养”：在湖北神农架林区部分村落，身份不明的残障人士被村民“捡”回、“圈养”，长期从事繁重的农牧劳动。Ta们被每户分割控制2至5人，时间最长达11年。在此过程中，Ta们被随意命名、使用、殴打，甚至在死亡后也无声无息。最为讽刺的是，基层管理者早已通过防疫期间的疫苗登记证明完全掌握这些“黑户”和“奴工”的存在，但直到2025年5月才开始“突击收缴”式安置。目前仍有大量人员身份未明、找不到家属。

遍布全国、横跨20余年，拐骗残障者强迫劳动的恶性事件接连曝光，无情地击碎了“残疾人较充分较高质量就业”的幻象。它昭示了在监管的盲区和法律的漏洞中，最边缘的残障群体仍可能沦为现代奴役的牺牲品，被视作可以随意榨取的“生物燃料”而非享有尊严的劳动者。这种“强制奴役”之所以能像幽灵般寄生于现代社会，本质上是农村残障照护体系真空与逐利人性合谋的产物。由于缺乏完善的托养机构和社会支持，智力障碍和身体残疾者往往被视为家庭的沉重负担。正是利用这种照护困境，工头能打着“介绍工作”“帮忙管教”的幌子轻易地将人带走，完成了从“家庭包袱”到“廉价劳动力”的罪恶转变。上官正义曾呼吁把拐卖成年男性纳入刑法，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同等对待；并向中国残联建议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残障人员（包括已失踪人员）的数据摸底和亲属采血入库，以彻底杜绝此类事件发生。

对于这些残障者而言，“解救”远非苦难的终点，而是另一场漫长困境的开端。12月的深度报道揭示了这群被解救者的深层困境：许多人在失踪多年后已被销户，导致低保、医保等救助通道完全阻断；长期的重体力劳动留下了满身伤病，使其彻底丧失了劳动能力；异地维权、追讨工资和工伤赔偿因证据不足、法律援助匮乏而举步维艰。这些现实情况表明，单纯的“打拐”无法将残障者从命运的泥沼中真正拯救出来，而更重要的是系统性的社会支持和法律重构。

被市场理性排斥

在就业市场的另一端，残障者则由于“效率和理性”的法则被主流商业社会排斥在外。在2025年的职场新闻中，我们看到了用人单位对残障者近乎苛刻的身体审查。5月，一名通过三轮面试的候选人仅因腿部残疾走路微跛，便被文具巨头“得力”劝退；10月，一名入职滴滴策略运营岗的员工，因“隐瞒”并不影响工作的跛脚状况被HR以为了避税才招残疾人的羞辱性言语辞退。这种对“不标准身体”的排斥，暗含着以个体生产力为最高标准的劳动力拣选逻辑，与就业市场对病患群体的歧视形成同构，如同一种基于体检单进行的“隐形种姓划分”。医学生梁禄暖以笔试面试双第一的成绩应聘厦门市中医院，却因患有“桥本甲状腺炎”——一种在年轻女性中高发、几乎不影响生活且无需治疗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而被拒之门外。一名幼师因体检时查出携带地中海贫血基因——一种仅为携带者而非患者的生理状态——便遭到解聘。 

尽管《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仅列出了21条可被判定为体检不合格的情况，但实际上《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中有超过70种疾病会被判定为体检不合格。而原本仅适用于公务员招录的严苛体检标准，正被越来越多的事业单位、国企甚至民营企业奉为圭臬。在就业市场供大于求的背景下，企业人事部门倾向于通过剔除任何潜在的健康风险来降低管理成本和后续风险。于是，桥本甲状腺炎、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都成为了求职者身上不可饶恕的“汙点”。今年，一些已经在相关规定中被解除就业限制的疾病患者，比如乙肝病毒携带者依然会在求职过程中受到隐性歧视。

这些案例暴露出，企业依然习惯性地将残障和病患视为“风险”与“麻烦”。这种排斥甚至被写入了代码之中：尽管法律允许持有C5驾照的残障人士驾驶汽车，且上海市交通委明确表示在网约车从业资格许可上“未设置门槛”，但主流网约车平台在注册环节直接将C5驾照排除在外。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月，仅上海就有1255名C5驾照持有者，四川有1.1万人。这意味着庞大的具备驾驶技能的残障群体，因平台设置的“技术性门槛”而无法进入门槛相对较低的网约车行业就业。上海市人大代表金晶呼吁平台开放注册，并通过上线“友好标识”系统来告知乘客司机情况，促进司乘理解。

自救与抗争

而在制度性排斥与生存压力的夹缝中，身患重症慢病的劳动者不得不探索出一种悲壮的自救模式。今年有多篇报道聚焦在广州城郊出现的“尿毒症工厂”，来自全国各地的尿毒症患者聚集于此。工人在透析中心的楼上缝制衣物，用缝纫机踩出的工钱来换取楼下的透析机会。“以工养医”——劳动成为了患者维持生命体征的唯一筹码。当前，我国尿毒症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显着。截至2024年底，我国有超200万尿毒症病人，预计到2030年会突破300万。其中内地透析患者总数达118.3万例，大量乡镇县城尿毒症病人，面临着就业、就医和经济上的困境。同样在生死线上挣扎的还有患有尿毒症的外卖骑手，为了支付高昂的透析费用，在身体允许的间隙拼命接单。

重症慢病群体呈现出的这种“生死疲劳”，背后是医保制度的地域鸿沟与无业保障的空缺。由于尿毒症未被认定为法定残疾，无法享受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带来的岗位红利，加之老家医保报销比例低、缺乏透析资源，Ta们被迫迁徙至医保政策更开放的珠三角。2025年7月15日实施的《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泌尿系统透析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显示，医保报销九成“血液透析费”，通过医保经办机构拨付给透析中心。尿毒症患者可以通过缴纳灵活就业人员社保享受这一优惠的医保政策。而广东是全国独立透析中心数量最多的省份，这里的民营透析中心为了争夺稳定的透析客源及其背后的医保资金，创造出“工医结合”模式。

这种游走在法律灰色地带的模式，其实是社会对“残障”与“病患”僵化认知的某种产物。加拿大学者Monique A. M. Gignac提出的“间歇性残障”（Episodic Disability）困境：现行的劳动法律与福利体系建立在二元对立之上——要麽是“完全健康”的完美劳动力，要麽是“残障失能”的救济对象。而重症慢病患者处于这种二元切分之外的波动区间：患者的健康状况具有间歇性和不确定性，既无法满足企业对“恒定效率”的贪婪要求，又因缺乏显性的肢体缺失而被残联的保障网漏接。“尿毒症工厂”也远非“互助乌托邦”。在计件薪酬的鞭策下，为了复盖医保外的自费药物与生活开支，工人们不得不忍受普遍的超时工作。这种高强度的劳作对于本就脆弱的透析躯体而言，无异于一种慢性透支。而在法律层面，由于缺乏针对慢性重症患者的专门用工规范，一旦发生意外，便极易陷入是“工伤”还是“病亡”的残酷争议中，劳动权益极难得到保障。原本应由公共福利承担的救助责任被转嫁给逐利的市场，劳动者的生命权便被压缩到了极限。

而当这些脆弱的劳动者试图通过正当途径维护权益时，有时却会遭遇公权力的沉重打击。安徽淮南矿工张坡因工伤致五级伤残，基本丧失劳动能力。因伤残津贴多年未随物价和低保标准合理上涨，难以维持生计，他多次向原单位淮河能源控股集团反映诉求未果。在无暴力倾向、无精神病史且本人及家属强烈反对的情况下，警方将其强制送入医院精神科关押22天，其后又被警方以“寻衅滋事”处以行政拘留8天。

2025年也并非全无光亮，这些光亮源自残障者不再沉默的抗争。我们看到：5月，持有焊工证的残障小周通过漫长的法律诉讼赢得了反歧视的胜诉；9月，被滴滴劝退的员工坚持曝光，最终换来了企业的公开致歉与重新入职；10月，在武汉的商圈，当保安试图用水管驱赶杂技表演的残障艺人时，Ta们驾驶着轮椅勇敢地进行反击；在劳动者和法律界人士的不断申诉下，国家有关部门终于调整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将地中海贫血、多囊肾和桥本甲状腺炎三项疾病纳为合格。

“致敬”姿态的背后

纵观本年，由国务院于6月印发的《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标志着相关行动进入到第二期（2025-2027年）。根据官方统计，全国一期（2022—2024年）三年行动新增164.8万名残疾人就业，远超原定百万新增就业目标。然而，当我们穿透这些亮眼的数字，目光下沉至具体的个体命运时，看到的往往不是体面劳动的落地，而是“苦难奇观”的再生产。两则被媒体广泛歌颂的“正能量”新闻，成为了对这一数据的真实注脚：贵州遵义39岁的无腿外卖员高龙友，拒绝了残疾人补助，坚持“靠自己挣钱”，依靠一块滑板和一条板凳，每天凌晨五点半便开始穿梭于车流之中；湖南湘西失去双臂的李向阳则练就了“独轮车送餐”的绝技，用断臂上的磁吸装置固定手机，在古城的石板路上演绎着“身残志坚”的蓝骑士传说。

残障者的艰难求生在主流叙事中被包装成“对生活的热爱”，评论区里充满了“致敬”与“感动”。但我们在感动之余，是否应当追问：为什麽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会让一位无腿者觉得领低保是“不好意思白拿”？为什麽一位无臂者的职业归宿，最终只能是容错率极低、高度依赖肢体健全度的外卖行业？为什麽这些参与劳动的残障者不仅要对抗肢体的残缺，还要对抗不为Ta们设计的城市交通网？而当“带血的励志”被官方和媒体作为典型推崇时，它实际上是在暗示只要你“够努力、够坚强”，系统性的障碍就不复存在。

同样的叙事也发生在技术对残障者的赋能报道上：在一则“高位截瘫患者因侵入式脑机接口实现再就业”的新闻里，耗资巨大的开颅手术与最前沿的神经解码技术，最终服务的竟是数字经济底层的“数据标注”流水线；而驱动残障劳动者坚持工作的动力，依然是“给儿子攒学费”的沉重经济焦虑。当“再就业”被塑造成技术赋能成果的宣传重点时，受试者真实而复杂的处境反而被压缩成一种可被展示的样板——“工资不多”被轻描淡写，劳动权益、合理便利、长期医疗与伦理责任等关键问题几乎隐身。这种报道把残障者的尊严再次系于劳动与生产力：仿佛只有重新进入劳动序列，才能重获价值。它看似在讲“赋能”，实则可能在为制度缺位与低保障用工提供新的道德化包装。

这种割裂迫使我们反思：当残障者成为统计就业率的分子时，Ta们是否真正享有劳动法赋予的安全保障和职业尊严？当我们在谈论“促进就业”时，对这一目标的追求是否掩盖了对残障者基本人权的漠视？如果缺少强有力的法律兜底与社会保障，所谓的“就业”很容易异化为对这一脆弱群体的定向剥削。而Ta们真正缺乏的，不仅仅是岗位，更不是“励志”的赞歌，而是作为“完整权利主体”的社会地位，以及一种能够包容差异、去唯效率论的结构性支撑。 

十一、少数民族劳动者：转移、治理与失序

进入 2025 年，“稳就业”“共同富裕”“边疆发展”“劳动力转移就业”等政策话语持续加码。但在经济下行、产业调整与治理强化叠加的背景下，以少数民族劳动者为主体的劳动困境却并没有真正进入公共讨论的中心。

治理成效与成功故事

主流报道中存在两种稳定的叙事路径：一条是政策与白皮书框架下的“治理成效”，另一条是个体经验被道德化后的“成功故事”。以2025年内蒙古出台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为例，它作为“全国首部”此类地方性法规，着力推动治理逻辑从“集中攻坚”向“常态长效”转变，通过压实建设单位责任、推进资金监管前移、强化部门协同等方式回应欠薪顽疾。这一点在西藏自治区2025年7月发布的《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名单》中也得到了体现——拉萨市劳动监察部门查明四川绵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因拖欠 72 名劳动者工资共计约 102 万元人民币，反映出跨区域的劳权保障联动正在加强。

这些问题当然触及广大农民工的普遍痛点，然而却在公共叙述层面常将“农民工”建构为一个高度同质化的身份范畴,缺乏对群体内部差异性的深入辨识。值得追问的是，在农牧区与跨旗县流动的背景下，那些语言沟通受限、信息获取不畅或维权成本更高的少数民族劳动者，是否在结构上面临着更为突出的劳权风险，而现有政策叙事却未能充分回应其处境的特殊性。

同样的去差异化逻辑也体现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0年9月发布的《新疆的劳动就业保障》与2025年3月发布的《新时代西藏人权事业的发展与进步》中。在上述政策框架中，就业被视为“人权”最核心的实现路径。少数民族劳动者被持续定位为“待解放的剩余劳动力”，其原有的生计方式、土地关系与社区结构被描述为低效和落后的。劳动被转化为一种治理技术，通过自上而下的培训、转移与组织化输出得以实现。

而能够持续进入传播视野的，往往还是经过选择的“成功样本”。如藏族女性卓玛草在甘肃高原地区从事快递投递的故事，在2024至2025年间多次被媒体转载。报道将其塑造为为“大学毕业不嫌岗位低”“扎根基层、连接草原与世界”的励志范例，强调她六年投递四十多万单、一人承担全县配送，在高寒牧区兼顾翻译、代购等多重劳动，从而重新定义了“体面劳动”的内涵。这种颂扬反而遮蔽了另一种现实：在高度依赖物流下沉与基层服务的地区，这类岗位之所以被视为“难得的稳定就业”，恰恰反映了当地可供选择的劳动路径极其狭窄。

类似的赞歌叙事也体现在2025 年5月12日发布的一篇非虚构报道《醒来的卓玛》中。文章以青海海南州共和县江西沟镇牧区女性的直播带货经历为线索，将平台经济描绘为一种“赋权工具”——主人公通过获得收入、关注与可见性，最终进入政协体系，被呈现为基层女性“向上流动”的典型。然而，报道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经济能力的提升并未同步转化为家庭内部的财务主导权。卓玛承担着直播销售、记账与运营等核心劳动，但家庭中的资金仍主要由丈夫掌控——银行卡由其保管，大额支出依然需要丈夫同意甚至批准。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种被称作“成功”的日常生活中，名声规训、父权控制乃至家庭暴力并未真正退出。标题所指向的“醒来”，与其说是对既有性别结构的松动，不如说更像是对特定发展模板的靠近：卓玛通过反复观看《甄嬛传》跟读普通话、学习英语、接触“新文化”，并重新练写名字、学习算账与成本利润核算，这些努力被叙述为自我提升与进步的标志。在这一叙事中，“进步”被隐含地设定为向汉族城市中产生活方式、平台化与规范化经营主体靠拢的过程，而非对家庭权力结构或性别不平等本身的改变。

贵州民族大学晏月平于2024年发布的一项研究基于国家卫健委2016年的数据指出，在政策畅想未复盖的现实处境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总体收入显着低于汉族，且多就业集中于低收入行业和区域；研究进一步揭示，在教育水平、就业质量、社会资本积累和区域发展机会上的结构性劣势，是其难以共享发展红利的关键原因。

赋权抑或失权

与上述主流赞歌形成刺眼对照的，是少量调查性写作所揭露的残酷现实。2025年1月16日正面连接发布的第一人称报道《我在泰缅边境调查电诈产业 200 天》把目光投向被零工化就业体系挤出主流市场的少数民族青年身上：Ta们长期依赖零工平台、熟人介绍等非正规用工渠道，在“高薪出国工作”的诱骗下被带入跨境电诈园区。由于语言能力不足与证件缺失，Ta们在园区内更难完成“业绩”，更容易被当作可反复转卖的“资产”，长期困于暴力、胁迫与赎金机制中。这里的残酷性不只在于“被骗”，而在于同样身处电诈体系，少数民族受害者往往承担更高的滞留和逃离成本。

这种结构性张力在国际层面也被进一步揭示。国际劳工组织（ILO）于2025年2月14日发布的报告中指出，在“扶贫”“解放劳动力”等政策话语之下，存在将制度性风险集中转移至维吾尔族、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群体的趋势，尤其波及农村小农户、牧民与被划为“剩余劳动力”的群体。报告认为，这些群体在跨省转移就业过程中，常被引导或安排进入太阳能电池板、电池制造、季节性农业、海产品加工等高强度劳动行业，其选择的“自愿性”在高度组织化的动员体系中往往难以厘清。一些地区通过带有军事化色彩的职业培训、干部直接介入与配额式安排，推动藏族农牧民脱离传统生计，转向道路建设、采矿、食品加工等产业。这一过程在改变劳动形态的同时，也客观上削弱了原有的宗教实践与社区网络。ILO 强调，强迫劳动的风险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土地剥离、家庭分离与文化同化等过程相互交织，使少数民族劳动者在“就业”“去极端化”等名义下，逐步被纳入一种高度管控、权利受限、服务于国家经济目标的劳动秩序之中。

贴近民族劳工日常处境、从劳动关系与生计结构出发的近距离描写仍然稀缺。2025年，公共policy发布的文章《从“安置”到“归属”》以云南怒江傈僳族的易地扶贫搬迁为例，指出在融入国家经济发展的背景下，这种搬迁对少数民族群体而言远非简单的空间迁徙。Ta们面临的是生计、文化与心理的三重断层：一是经济断层，失地、生活成本上升与非农就业门槛（技能/语言/适应）叠加，迫使许多人进入低保障、低回报、临时性岗位，难以建立稳定预期；二是文化与社会断层，集中安置带来“规矩多”“不自由”的束缚，交往圈仍局限于本民族，传统仪式（如火塘、宰杀）常与社区管理规范冲突，引发邻里紧张与“传统被否定”的情绪；三是教育与代际断层，母语教育缺失、普通话能力弱导致孩子们在课堂上沉默与自卑，而依赖子女翻译的家校沟通又加剧了家长的无力感。这深刻体现了民族劳工所面对的是经济结构、文化秩序与情感网络的三重系统性困境。

2024年发表的《城市外来少数民族青年社会融入状况研究》基于对珠三角、长三角与京津冀 2300 余名少数民族青年的调查，也指出了普遍的经济困境：青年少数民族劳工的年收入与年消费多集中在5万以下；Ta们并非“不愿融入”，但却长期受困于低收入行业与非正规岗位，面临劳动合同签订率与社保参保率双低、住房保障与就业稳定缺失等制度短板。“愿意融入”的初衷，在现实中逐步消耗为“难以扎根”的结局。

同样的结构性困境也出现在返乡民族劳工群体中。2024年的《乡村振兴背景下少数民族务工人员返乡研究》指出，返乡并非简单的空间性回流，而是一种被政策寄予厚望的“功能性回归”。返乡者被期待承担产业振兴、基层治理与文化重建的多重使命，但现实常常卡在政策激励与个体可行能力之间：返乡创业门槛高、失败风险更多由个体承担，社会支持有限，在城市积累的技能与经验也难以转化为稳定生计。因此“返乡”在不少情况下更像是被结构推回的路径。

在这样的发展叙事中，少数民族劳动者虽被持续纳入国家治理的视野，却始终难以作为完整的劳动权利主体出现，Ta们被统计、转移、安置和表扬，其现实处境便被悄然改写为一种“别无选择”的合理状态。许多转移安排与其说是为了效益最大化，不如说是为了系统性地削弱Ta们自身的主体性。那些从小习得普通话的城市中产及富裕阶层汉族群体轻而易举可以得到的资源，对少数民族劳工而言却需要个体超人般的品质才可能获取。在将Ta们视为典范的同时，主流叙事也无意间抹平了不同族群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存在的深层的不平等。

十二、海外劳工：在跨国剥削与灰色产业中求生

从某种意义上看，海外劳工比国内劳工更为脆弱。Ta们面临的问题在今年并未减少，尤其在全球政治加速右转、动荡加剧的当下。2025年海外劳工相关事件呈现出若干共同特征：风险不再仅来自非法中介或灰色地带，而是广泛存在于合法经营与跨国产业链内部；签证依附、信息不对称与监管缺位相互交织，使外籍劳工长期处于弱势位置；在全球政治右转与地缘紧张加剧的背景下，海外劳工问题愈发被地缘政治博弈和民族主义情绪劫持。

海外矿产采掘业仍深陷指控

本年度海外劳工调查中，赞比亚尾矿坝溃决事故以及印尼的镍矿开采所涉及的相关中国公司（分别为赞比亚谦比希湿法冶炼有限公司、中国青山控股集团）尤其受到国际新闻媒体密集关注。中非时间2025年2月18日，赞比亚北部一座由中国有色矿业有限公司在赞比亚注册的附属公司赞比亚谦比希湿法冶炼有限公司（谦比希湿法冶炼）所有的铜矿发生尾矿坝溃决事故，释放了约5000万公升含酸性及剧毒的废料。这次汙染严重破坏了作为赞比亚全国约六成人口主要水源的卡富埃河的水生生态，影响水源供应及沿岸农业。

在印尼，中国青山控股集团（Tsingshan Holding Group）自6年前进入印尼市场以来就争议不断。今年4月， 赵胤风 (Zhaoyin Feng) 与 Hasya Nindita撰写的报道聚焦印尼中苏拉威西省莫罗瓦利工业园区（IMIP）。该园区是世界最大的不锈钢与镍加工基地之一，由中国青山控股集团主导建设。今年6月，气候权利国际组织报道了中国公司在印尼镍矿与冶炼作业中的人权和环境问题。

产能占全球不锈钢产量近三分之一的青山控股集团，于6月暂停了其印尼镍冶炼厂主要生产线。此举反映出全球镍市场正因供应过剩、需求萎缩和价格崩盘陷入困境。这种由供应过剩造成的生产中断，也对印尼依赖镍产业的支柱政策构成了威胁。随着电池技术路线逐渐转向非镍基材料，要求暂停新建镍冶炼厂的呼声日益高涨。相关企业及其利益联盟被指不仅压制工会权利，漠视国家和国际标准，使工人面临低工资、恶劣环境和安全隐患等问题，更在近些年来给当地带来持续的环境破坏。然而，在赞比亚尾矿坝溃决事故中，国内媒体与公众舆论往往较少关注事故对当地环境及居民带来的持续性影响，反而对赞比亚要求中国相关公司赔偿800亿美元感到不满甚至愤怒。

中企存在严重劳权侵犯问题

在多个运营地，中国企业亦出现明显的用工歧视现象。例如，尼日尔（Niger）政府于 2025 年3 月决定驱逐三名中国石油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原因是外籍员工与当地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过大。尼日尔方面批评中石油在岗位分配与薪酬结构上存在用工歧视：中国员工多占据管理岗位，而当地员工主要从事基层劳动岗位。

在人口贩运相关议题上，去年我们提及的比亚迪在巴西非法雇佣163名中国劳工的事件今年仍有新进展：今年5月，巴西Bahia州劳工检察机关正式起诉比亚迪，指控其不仅在与劳工签署的合约中包含大量非法条款，更持续让劳工在“类似奴役”条件下工作。

这都印证了原商务部欧洲司副司长、中国驻法国使馆公使衔经济商务参赞马社在2025中国企业出海高峰论坛上的发言。他认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普遍存在合规能力不足的问题，尤其在人力资源管理和对当地劳动法规理解与适应方面。这些问题已成为海外经营的重要风险源。很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信息来源有限且碎片化；企业多从员工亲友、所在国华人或同行处获取信息，这些信息不全面甚至错误，易构成误导。国内“成功管理经验”照搬到国外往往行不通，比如在欧洲国家解雇员工难度极大。

9月7日发布的一份调查报道则揭示了中国远洋鱿鱼捕捞船队及其供应链中长期存在的劳工权益与环境问题。其作业区域多位于公海或他国专属经济区之外，因此难以被母国有效监管，形成了事实上的“监管空白区”。在阿根廷专属经济区（EEZ）以外的公海水域，中国远洋鱿鱼捕捞船队被指存在严重劳工权益侵害行为，包括超长工时、扣押护照或其他身份证件、拖欠工资，以及在船员受伤或死亡后缺乏及时有效的救助。这些船员多来自东南亚国家（如印尼、菲律宾等），而捕捞产品最终可能进入美国与欧洲市场。环境正义基金会（EJF, Environmental Justice Foundation）查明了187家与问题船只相关的进口商或买家，其中约45%位于美国。该报道进一步指出该行业存在监管薄弱、作业周期极长、船只不受港口国有效约束等“标志性问题”，还强调中国远洋捕捞产业链中劳工权益侵害与环境破坏存在相互强化的共生关系，二者共同构成了一个系统性、结构性的全球性问题。

海外中国劳工困境据商务部统计，截至今年9月末，中国的对外劳务人数达到59.5万人，较去年同期增加2.4万（此数据尚未包含未通过正规渠道出国务工的人员）。以日本为例，截至2025年6月，在日中国籍居民已达90万人，较去年同期增加6.5万人。

越来越多的劳动者由于经济下行带来的就业压力等现实考量，选择向外移民。然而抵达目的地国家后，Ta们往往面对从脑力劳动到体力劳动的转变，因为发达国家高端岗位往往饱和，而护理、建筑等行业等仍存在大量空缺。为应对劳动力短缺，一些国家正调整移民政策以吸引外来劳工。例如法国在2025年6月简化了外来劳工的签证流程，韩国政府也放宽了其针对移民以及外来劳工的政策。然而，韩国民间社会的反应却截然不同。今年9月，韩国政府对中国团体游客实施的临时免签政策引发了一系列反对中国免签入境及反华的示威活动。这种社会情绪的背后，是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韩国本地社会对外籍劳工的歧视依然普遍，而外籍劳工自身则面临更为严峻的生存困境。调查显示，在韩外籍劳动者的工伤死亡率是韩籍劳动者的三倍。2025年5月，联合国委员会在关于韩国劳工权益的结论性意见中罕见地直接批评韩国政府应对种族歧视不力，并对其人权机构在保障外籍工人住宿安全、降低工伤事故及遏制劳动剥削等方面的消极作为表达了关切。

类似的紧张关系并非仅存在于韩国。香港特区政府也于同期暂停原计划为期约三年的输入劳工安排。有在港的女性工人组织于2025年4月公开发声，反对进一步扩大低技能岗位的外劳输入，认为此举会削弱雇主改善本地劳工待遇的动力。2025年6月，港府设立举报热线鼓励公众举报雇主以外劳取代本地员工的行为，这进一步凸显外来劳动者在经济焦虑与政治压力交织下所处的脆弱境遇。

目前各发达国家普遍将引进外来劳动力视为应对少子化、老龄化等社会结构性问题所导致劳动力短缺的重要策略。截至今年4月，在日外籍劳动者已达230万人，创下历史新高。然而，当许多人放弃相对熟悉的国内环境前往异国他乡谋生时，在陌生处境中首先需要面对的往往并非目的国的制度壁垒，而是来自中国同胞的算计与恶意——因为Ta们最清楚这些劳工的被动位置与迫切需求。当地的黑中介及部分缺乏责任意识的中国企业使大量劳动者深受其害。

今年11月，单读的报道《当华人移民成为“剥削者”》亦印证了这一现实。报道指出，意大利普拉托由华人主导的快时尚产业延续着一种“移动制度”的用工模式：通过每周7天、每天12小时以上的超长工时，并以“包食宿+允许流动”为条件，来适配产业的短周期需求。这些产业所雇佣的工人原本大多是华人，形成了种族内部的剥削。随着南亚移民逐渐取代华人成为基层劳动力主力，这一缺乏基本劳动保障的模式开始频繁引发劳资冲突，劳工的核心诉求集中在落实“每周5天、每天8小时”的法定工时。

年初的王星案则再次将公众目光聚焦到缅甸、柬埔寨一带的电信诈骗产业链：2025年1月3日，演员王星星在泰国拍戏途中于泰缅边境失联，其女友迅速报警并借助网络扩大关注。经多方联合搜救，王星星于1月7日被安全找到。此案也提醒人们，社会中层人群同样可能陷入此类跨境诈骗的危险之中。

更值得警惕的是，在中国仍有大量破产负债者、有前科记录者，以及渴望快速致富却社会经验匮乏的学生，在诱惑下铤而走险，最后沦为电诈园区的工具人。2025年11月6日，"三联生活周刊"发布深度报道《想挣钱的失学少年，被骗入严重缺人的缅甸诈骗园区》，详尽披露了起四川农村少年陈志成（16岁）被诱骗至缅甸诈骗园区的真实经历：2023年7月，在四川酒吧工作的陈志成被一名自称“小胖”的男子以昆明高薪工作诱骗至缅北诈骗园区。在园区他每日工作时长超过16小时，需完成150-200条短信任务，未完成指标便会遭到棍棒殴打。他与家人失联半年，直到2024年春天才通过音乐软件与姐姐陈雪重新取得联系。在"全球反诈组织"成员陆向日的协助下，陈雪通过合法途径成功救回弟弟陈志成。然而，因遭受长期虐待，陈志成身心严重受损，返家后精神恍惚、反应迟钝。

该报道还揭示了诈骗园区面临的严重人员短缺问题。据警方人员张亮透露，2023年打击行动导致超5万名中国籍涉诈犯罪嫌疑人被捕，致使诈骗公司开始转向招募未成年人，如15岁四川初中生王子涵。Ta们被熟人以"能有吃有喝，还有现金"为诱饵骗入园区。诈骗公司往往伪造其身份证蒙混过关。其中超过50%被诱骗至园区。

外籍劳工即使选择进入表面合法合规的当地企业工作，仍可能面临更为隐蔽的剥削。某些企业深谙工作签证对外籍劳工的重要性，并利用其对当地法律认知有限、语言沟通不畅、维权渠道复杂等现实困境，将这些弱点转化为控制手段，通过克扣工资、故意延迟发放薪资、违法收取中介费等方式进行牟利。例如，今年6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在针对企业“现代奴隶制”合规情况的调查中发现，移民工人在农业与食品供应链中遭受系统性、广泛性的剥削。又如，今年7月1日，瑞典工会媒体Arbetet发布的深度调查显示，瑞典大型亚洲快餐连锁品牌Chopchop在其全国多家门店存在严重的劳工剥削问题，受害者主要为中国籍劳工。报道称，这些劳工不仅长期超时工作、薪酬远低于法定标准，甚至需支付高额“中介费”才能获得工作岗位，同时还面临严密监控和工伤事故频发等风险，引发了当地社会广泛关注。

在政治局势持续动荡的地区，中国劳工面临的人身安全风险尤为突出。今年6月，尼日利亚南部埃多州一名安全机构发言人通报称，当地武装分子杀害了八名保安人员并绑架了数名中国籍外籍劳工。大部分被绑人员随后获救，但仍有一人下落不明。9月，西非国家马里 (Mali) 境内的“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Groupe de soutien à l’islam et aux musulmans,GSIM，隶属基地组织）加强了对外国工业设施尤其是中资项目的袭击力度。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资料，自6月以来，该组织针对的七个外国工业项目中六个为中资项目。这表明在这些地区，中国劳工及相关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已呈现出结构性、持续化且具有明确指向性的特征。

在以色列参与工程建设的中国籍建筑工人也面临严峻的劳权问题。今年7月，有报道指出，因为以色列发动的加沙种族灭绝战争导致原先巴勒斯坦人占多数的劳工无法进入以色列，以色列建筑业严重缺工，加大了从中国等多个国家招聘建筑工人的力度。然而在以色列工作的建筑工在社交媒体上声称，以色列方拒绝让外籍劳工进入防空洞避难，甚至有多名中国劳工在以色列失联。这些问题的存在，加上中资公司常被指责参与或者无视人口贩运的问题，加之一些复杂的背景因素，使得中国背景的劳务公司有时会受到更严格的审查。例如今年8月，以色列住房与建设部的一项建筑业招标计划文件对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国家的企业增设了额外的合规审查要求。三家中国建筑企业认为此条款构成“不对等对待”，并提出诉讼要求撤销。当地法院最终驳回了中资企业的诉求，维持了招标原案判决。

中国籍海外劳工的维权行动

即便是在法国巴黎这样游行罢工文化较为盛行、劳动者维权意识相对较强的地区，相关调查仍显示，中国劳工普遍面临融入困难的问题。当地人往往认为中国籍劳工“不爱抗争而更倾向于忍受”。中国劳工确实普遍担忧维权导致的失业风险及其他麻烦。这种对风险的高度规避心理，使得许多劳动者在面对不公待遇时选择沉默。然而，从印度尼西亚因欠薪问题爆发的集体罢工事件，到爱尔兰中国厨师成功维权的案例，证明在特定条件下，中国劳动者同样具备集体行动和个体抗争的能力。2月18日，前述印尼的莫罗瓦利园区（IMIP）的矿业与能源工业工人工会（SBIPE）在莫罗瓦利公司总部前举行示威，要求厂方就2024年2月发生的三起工伤事故承担责任，提出赔偿伤亡受害者、改善安全培训、保障防护装备等诉求。示威遭到暴力镇压，厂区安全人员甚至对抗议者使用暴力，包括踩踏一名女性抗议者。2月22日，数百名中国籍外来劳工再度聚集，要求园区内的PT QMB新能源材料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受影响的工人主要是由PT QMB的中国外包单位九龙劳动服务雇佣的建筑工人）。这一事件显示，即便在高压环境下，中国劳工仍可能通过集体行动表达诉求。

在欧洲，个体维权的成功案例亦证明制度性救济渠道的存在价值。爱尔兰卡文郡一家外卖店的中国籍厨师Gao Xiaofeng每周工作时间高达73小时，却被迫偿还高额“中介费”，实际每周可支配收入仅约60欧元。Gao提供的证据还显示，他在工作期间多次被要求将工资返还给中介，且在餐厅工作期间长期遭人身威胁，护照被扣押，直到去年8月在警方介入下才得以脱身维权。爱尔兰职场关系委员会（Workplace Relations Commission, WRC）最终裁定该外卖店违反多项劳动法规，责令雇主向Gao支付总计154,828欧元的赔偿。

综上所述，在全球政治紧张、地缘冲突加剧以及地方民族主义回潮的背景下，试图通过跨国流动寻求生计与希望的移工群体，依然深陷多重交织的结构性困境之中。

十三、气候危机与生产安全事故：不平等的代价

近年来，全球变暖已经逐渐从气象学家的遥远预警，转变成人们切实可感的日常现实。夏季变得更漫长，更炎热，极端高温天气也在持续向高纬度地区蔓延。全球变暖带来的挑战远不止是极端高温，旱涝灾害的发生频率与强度也随之显着攀升。这些灾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烈度，改变着我们的社会环境与日常生活。

极端天气下的劳动者

尽管气候危机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挑战，但其后果却依据社会资源与权力分布，以极度不平等的态势落到最缺乏抵御能力的群体身上。聚焦国内，气候不平等的受害者集中指向了两类群体：农村人口（详见本报告第三章）和在社会阶层上处于弱势的城市劳动者。在城市中，高温的严峻代价，主要由缺乏充分劳动保障的户外劳动者承担，如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等等。今年7月10日，河南信阳一名快递员和辽宁沉阳一名园林绿化工人，都在工作中因热射病倒下，最终不幸离世。6月26日，江苏扬州两名维修工人因高温中暑被困塔吊，由消防员救出送医。7月，江苏常州一储能项目被投诉，高温天强制工人上工，每天都有十几名工人中暑。在缺乏降温措施的封闭空间内，劳动者也同样面临极高的风险。7月6日，青岛大学一名宿管员因中暑去世。7月15日，陕西西安一名小区保安因高温在保安亭猝死。

这些由高温引发的伤亡案例集中暴露出劳动保护制度在应对气候不平等时存在的系统性问题。首先是规章制度设计的不合理。7月，“气象部门不敢报40摄氏度”成为热搜话题。《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规定，气温达到40度时应当停止室外露天作业。公众质疑为了避免停工，气象部门会刻意压低温度。气象专家在回应中否认了此事，但同时呼吁，无论是防暑降温措施还是停工停学的规定，都应该更灵活、更人性化，比如是否停工应该取决于实际工作场所的温度。此外，很多机构的规定都更偏向其服务对象或消费群体，而忽略了劳动者。7月1日，有乘客坐高铁到达山西大同时弄丢了儿童手表，打12345热线求助。两名环卫工人在领导要求下于酷暑天气花费4小时徒手在8吨垃圾中找表。当地媒体报导此事，仅强调城市的暖心服务，从而引发网友普遍质疑，认为环卫工的权益受到忽视。8月3日，上海迪士尼花车巡游过程中一名身着跳跳虎服装的演职人员疑似中暑晕倒，现场救助时为了遵守演员不得当众摘头套的规定，并没有摘掉中暑者的头套。

尽管前述管理办法已对高温下的工时限制、降温设施以及高温补贴做出了明确规定，用工单位却往往未能严格执行，政府监管同样十分不力。7月高温下，浙江横店影视城仍然有剧组违反规定，没有在正午停止露天拍摄，有相关视频显示，多位女明星身穿厚重戏服在酷暑下拍戏。有工作人员表示，由于高温天气，群演很难找，并且待遇没有明显提升，剧组也没有发放高温补贴。在沉阳，即便在有绿化工人因热射病去世之后，其他工人仍然从下午一点开始工作，Ta们表示，从没听说过要避开高温作业时间。青岛大学宿管员的事故则与缺乏降温设施有关。学校的行政楼早已安装了空调，学生宿舍今年暑假才开始安装，而宿管员值班室等基层工作场所被明确排除在安装计划之外，从中可以看出青岛大学的降温资源分配极不平等。除了传统用工场景下的管理问题，新兴的零工经济架构则通过模糊劳动关系，使得平台更容易逃避责任，从而将矛盾转移到劳动者与消费者之间。7月引发关注的网约车司机有偿开空调事件印证了这一点：当乘客在网上反映司机加收空调费时，争议的另一边是，由于平台压低单价并提高高温补贴门槛，司机无力承担开空调的成本。本应属于职业安全保障的降温投入，在没有平台担责的情况下，演变成了司机与乘客之间的个体冲突。

在劳动保障的末端，高温劳动引发的工伤工亡事故往往由于维权举证成本高而难以追责。很多高温下的劳动者处在不正规的雇佣关系中，劳动关系的模糊性给了相关责任方互相推诿的空间。沉阳去世的绿化工人是退休返聘的高龄劳动者，没有签署正式劳动合同。因高温去世的青岛大学宿管员和西安的小区保安都属于外包劳工，这种间接用工模式使责任认定更为困难。即便最终能够通过法律程序获得工伤认定，劳动者及其家属也常需投入巨大的时间与精力成本。以2022年8月四川南充搬运工因热射病去世一案为例，家属在经历长达两年半的多轮仲裁与诉讼后，直到今年2月才获得相应的工亡补助金。

同样值得警惕的是，在采取降温措施来保障劳动者的安全的过程中，是否会陷入片面且急功近利的治理逻辑，最终以牺牲另一部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代价。针对青岛大学宿管员的事件，公众讨论往往止步于增设室内空调，却忽略了空调排出的热量也在无形中加剧着户外劳动者的作业风险。在短期内用空调解决迫切的问题之外，我们能否探索出更高效、更低碳的降温技术？我们能否在建筑规划之初就考虑好避暑的需求，从而降低对空调的依赖？我们的制度设计又能否打破室内外的隔阂，给户外劳动者提供同等的安全保障？此外，降温措施背后的劳动权益也必须纳入考量。空调需求的激增，直接导致了安装维修岗位的超负荷，今年郑州、南京、上海等地仍有空调工人坠落、坠亡事故发生。而对于户外环境，冰块是必不可少的降温物资，但这背后的制冰工人，同样面临着严峻的工作处境：郑州一家产品用于工地和矿井的制冰厂因人手不足，安排工人们每日工作时长近 17 小时。如果在应对高温问题的过程中，降温产业一线劳动者的权益被忽视，那麽所谓的保障，实质上只是将高温风险从一个群体转移到了另一个群体。

除了高温以外，大风、暴雨和异常干燥的天气都在今年引发了各种灾难，由此导致次生劳动事故。4月12日，安徽芜湖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一名外卖员途经一小区时被掉落的墙体外立面砸伤。7月20日，湖南长沙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一道路施工现场有四名井下施工人员被困，已致一人死亡一人失联。7月23日，四川宜宾一名外卖员骑电动车经过当地一条河流时，因连日大雨导致河水漫过桥面，不慎落水身亡。7月27日，山西大同14名蔬菜采摘女工在乘坐中巴车去大棚的路上因暴雨遇险失联。11月26日，香港大埔区宏福苑发生重大火灾事故，极端干燥的大风天气也是这场灾难的诱因之一。

在愈发频繁且复杂的气候灾难下，如何真正保护劳动者的安全，是我们迫切要解决的难题。然而面对台风这种司空见惯的旧挑战，各个企业能否按照规定落实停工都打上了问号。9月23日上午，为应对超强台风“桦加沙”，深圳终于发布了当日14时起停工的通知，但仍然有网友表示，比亚迪公司没有停工，在员工向民生诉求平台投诉后，才陆续有了提前下班的口头通知。引起更大争议的是华为公司号召员工9月23日正常下班，自主解决返程问题。封闭的高速路口甚至设置了华为员工专用通道，这无疑是对员工生命安全的漠视，也反映了监管部门的失职。

尽管官方制度尚不完善，并且在执行层面常常落空，但今年依然出现不少针对劳动者极端天气权益的民间讨论与行动。食通社在《暴雨中的商战，外卖员的苦夏》中记录了几位外卖员在恶劣天气之下遭遇到的困境，并直言城市居民通过点外卖，将恶劣天气的风险转嫁到了外卖员身上，随即在评论区引发了一场关于“暴雨天要不要点外卖”的激烈讨论。在总结这一讨论的后续文章中，作者进一步追问代价是否真的转移了——由于平台压缩成本而导致的食品安全隐患，以及外卖员赶时间引发的交通风险，这些后果最终仍会以不同方式作用在每一个人身上。另外，针对外卖员的高温劳动保护问题，一群行动者在7-8月开展了多个城市的小范围调研，并且发布了一份针对平台、政府和消费者的三方倡议《高温沸腾时代，如何保护烈日下的外卖骑手》。Ta们还发起了人人都能参与的“贴纸送水”行动，通过赠送贴有“骑手高温指南”的矿泉水，为骑手提供了防暑支持，也宣传了劳动权益，同时鼓励大家在平台留言以督促其落实劳动保护措施。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行动起来，气候危机导致的劳动问题才有可能真正迎来改善的契机。

能源转型中的事故

能源转型是解决气候问题的重要一环。在中国，这一以官方为绝对主导的进程在持续推进的同时，也伴随不可忽视的劳动权益问题。尽管能源消费结构不断优化，低碳能源占比稳步提升，2024年煤炭消费比重已降至53.2%，但煤炭消费总量仍在缓慢增长，其作为中国电力供应主力的地位短期内仍难以动摇。在这种持续的高负荷保供压力下，今年依然发生了多起煤矿事故。今年7月下旬起，河南省煤矿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连续发生了3起生产安全事故。此外，甘肃白银、宁夏吴忠、广西贺州、福建三明和陕西安康等地也相继发生煤矿事故，均造成了数名矿工遇难。这些事故不仅集中暴露了现场违章作业多、安全培训流于形式等顽疾，更有企业在出事后试图瞒报。例如，郑新福泰（新密）煤业在7月29日顶板事故致1人死亡后，谎称工人病亡，经核查后才如实上报。而迟报现象在其他矿企中也屡见不鲜。在这些事故暴露出的管理乱象背后，转型压力下劳动者的困境同样值得关注。7月，山西中阳一煤矿多名矿工被强制转签到外包项目部，不仅多年工龄被清零，连法定的经济补偿与欠缴社保也被矿方一笔勾销。这类个案反映出的劳动者的被动地位，也体现在相关的调研结论中：今年发布的《山西能源转型公众认知调查报告》指出，煤炭从业者因为缺乏转型技能和信息知情权，普遍对转型前景感到悲观。报告因此强调，政策不应该偏重宏观叙事而忽视了个体生计保障，要让转型中利益可能受损的群体参与决策过程。

而在另一端，新能源发电虽然延续了高增长态势，并且贡献了主要的发电增量，但相关生产安全保障仍面临严峻挑战。1月25日，内蒙某风电场发生一起因违规操作导致的机械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4月6日，宁夏某风电场发生一起因违规操作导致的高处坠落人身伤亡事故，造成1人死亡。 6月24日，新疆哈密某风电项目在风机安装作业过程中，盘车工装扭力臂因底座螺栓断裂，撞击1名外委人员致其死亡。6月28日，贵州册亨一风电场基坑内发生一起中毒和窒息事故，造成3人死亡。7月4日，贵州黔西一风电项目发生一起违规爆破事故，造成2名外委人员死亡。这些事故反映出，劳务外包体系下安全责任的落实与现场操作的规范，仍是新能源行业的薄弱环节。

基建等其他类型生产事故

除了气候危机和能源转型相关事故之外，今年发生的其他类型的生产安全事故也不容忽视。下半年连续发生多起列车碰撞事故。9月13日，浙江绍兴轨道交通2号线一列车撞上保洁员，造成3死1伤。9月24日，北京地铁13号线轧道车碰撞高空作业车，致1死1伤。11月27日，四川铁路宝成线发生货运列车碰撞事故，造成两名作业人员遇难。同一天，云南昆明一试验列车发生一起重大碰撞事故致11人死亡，2人受伤。大部分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不过有媒体关注到，很多受害者是劳务派遣工人，从而提出铁路外包用工安全管理需要重视。

今年的基础设施安全事故依旧多发。三起特大桥垮塌事件接连发生：6月24日，贵州三都县猴子河特大桥引桥因山体滑坡垮塌；8月22日，青海尖扎黄河特大桥在施工中垮塌，致12人遇难、4人失联；11月11日，通车仅7个月的四川马尔康红旗特大桥同样因地质灾害垮塌。三起事故中两起明确与山体滑坡相关，凸显工程选址与地质风险评估的严重脱节。此外，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报告，今年上半年就发生了许多起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领域的安全事故，公布出的24例事故典型包括了高处坠落、坍塌、物体打击、机械伤害和冒顶片帮。过去数十年基础设施密集建设后的维护问题继续曝露，对运输业及交通设施建设维护相关从业的劳动者构成了直接的安全威胁。

在基建领域之外，化工、建筑及制造等行业的安全状况同样不容乐观。江苏、山东、河北及湖南等地接连发生危险品爆炸事故，均导致多人伤亡。安全风险同样存在于设备检修和实验室研发环节，多地频发的中毒窒息事故已导致至少十余人丧生。与此同时，建筑施工环节的坍塌与高处坠落事故也多有发生。而16岁职校生在零食店打工时被升降机夹击身亡、6名东北大学学生在矿厂实习时坠入浮选槽身亡等事件，则进一步暴露出学生群体在安全监管边缘地带的脆弱处境。

11月26日，香港宏福苑发生的特大火灾引发广泛哀悼。这场悲剧造成至少160人死亡、79人受伤及6人失踪。其中，有5名工人在参与救火和疏散工友时不幸遇难或失联。起火时，宏福苑正处于维修期，外墙由竹制脚手架与绿色防护网严密包裹，玻璃窗亦多被泡沫塑料封闭。尽管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大众的矛头已直指香港传统的竹棚维修模式，也有反对者认为，更直接的原因是防护网和泡沫塑料，而竹棚的应用是基于香港复杂的地理环境与经济现实。评估竹棚火灾风险的同时，我们同样也需要关注，倘若未来行业走向转型，如何为基层劳动者提供切实的职业保障与转型支持。

审视这一系列事故，管理方在善后处置中的失当同样令人深思。绍兴列车事故后，高龄保洁员被一刀切式劝退；四川宜宾有3名工人因违规作业被吊起示众，这种极具羞辱性的管理方式，完全无视了劳动者的基本尊严。安全本该是全社会的共同追求，但在现实的权力不对等状况下，安全成本往往被变相下移，由劳动者个体承担。究其原因，是管理层自上而下制定的生产指标，与一线劳作的生存逻辑产生了冲突。只有打破这种权力的傲慢，创造一个更平等、能让劳动者共同参与决策的工作环境，生产安全困局才能获得根本性的出路。

十四、劳工行动持续，社会支持缺乏

2025年，在经济下行与用工环境持续恶化的背景下，劳动者正在各个领域探索权益保障的可能性，从司法诉讼到集体抗争，从个体反抗到消费倡议，劳动者不断拓展维权的空间与方式，其行动呈现出多元化与常态化的态势。这些行动既展现了劳动者争取权益的韧性与生命力，也暴露出其行动面临的制度保障缺失、社会支持薄弱等深层矛盾：举报者被开除、讨薪者被控“寻衅滋事”，维权者在缺乏支持下走向极端，加之公益机构生存空间收窄导致社会支持网络削弱，凸显了劳动者维权所面临的系统性困境。

法律维权案件数量攀升

在经济环境不景气以及欠薪裁员频发的背景下，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纠纷数量持续上升。2025年前9个月，全国法院受理劳动争议一审案件同比增长37.5%。与此同时，一些推动劳动法完善的维权行动也在发生。

上海地区关于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司法实践转变，正是这类维权行动的典型案例。长期以来，在上海地区，企业与劳动者连续签订两次固定期限合同后，企业可拒绝续签无固定期限合同而无需支付违法终止赔偿金。但从2025年1月起，风向逐渐转变，至11月前后，仲裁委和法院口径统一：劳动者提出续签无固定期限合同时，企业必须签订，否则构成违法终止，需支付双倍赔偿金。然而，合同终止于2025年之前的劳动者仍在仲裁和判决中难获支持。刘晶晶于2022年被国企拒签后，历经“一裁二审”仍最终败诉；孟杰的劳动合同2024年12月31日到期后被拒签，因合同终止时间在2025年之前，二审仍被驳回。《劳动合同法》2008年至今未变，为何人为划分判决界限？律师认为可按“从新从轻”原则主张改判，但实际操作仍存困难。这一转变体现了劳动者的维权行动推动了司法完善，但也暴露出司法实践中劳动者维权面临的各种阻碍。

集体维权与自组织尝试

除了通过司法途径争取权益外，面对欠薪、降薪、裁员等问题，劳动者也采取了层出不穷的维权行动，并涉及多个社会行业。1月10日，网曝荥阳市市政府门口环卫工为讨薪集体堵门，视频显示有环卫工称Ta们干了一年才知道拿不到一分钱；2月，界面新闻报道，连锁咖啡品牌Manner因部分门店员工未在春节前后收到“13薪”，因此在小红书上发布了许多向公司讨要这笔薪资的贴文；3月，比亚迪在江苏无锡和四川成都的工厂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和抗议活动，事发的两所工厂都是原捷普电子在华的电子厂，近年被比亚迪收购，抗议的起因是收购后公司打破“薪资福利不变”的承诺，单方面调整了薪资结构，导致工人收入下降；湖北武汉黄陂区武汉晨龙电子有限公司数百名女工因被累计拖欠工资长达六个月、社保欠缴长达两年，4月10日举行罢工，抗议期间遭到驱散并与警方发生肢体冲突；5月26日，四川自贡富顺县出租车司机将车停在路边集体罢工，据称是由网约车和电三轮数量过多导致出租车没生意而引发；6月，哪吒汽车员工发布短视频，哪吒汽车董事长兼CEO方运舟被员工堵在办公室集体讨薪；9月，由于未领取到工资，河北秦皇岛至唐山高速的部分建筑工人在该高速正式通车运营当天，于九龙山收费站前设路障拦截交通讨薪；9月16日，在广东惠州博罗县，为Nike等多个知名国际品牌代工的隆裕鞋厂爆发集体罢工，数百名工人抗议公司关闭厂区，但公司拒绝对工人作出赔偿，而是要求工人随厂搬迁至东莞——该工厂属于台湾五大制鞋企业之一的隆典集团，此前该集团旗下的大陆工厂曾爆发多起罢工；11月，多名剧组群演及基层工作人员在《江山为聘》拍摄现场拉横幅，控诉剧组拖欠工资超半个月，横幅内容为“《江山为聘》拖欠工资不管我们死活！还我们血汗钱”；临近年末，湖北汉川、广西百色、黑龙江大庆等中国各地出现多起农民工讨薪事件，讨薪方式包括堵路堵门、停工抗议、网络平台发帖等。受楼市下行和层层分包的用工制度影响，建筑行业继续成为讨薪事件发生的重灾区。

以外卖员、快递员和网约车司机为代表的平台零工劳动者们，今年也爆发了多起维权事件。8月，上海浦东临港新片区，超过两百名外卖骑手聚集在一小区门口，抗议小区物业禁止骑手入内派送外卖的规定。最终物业与骑手们达成协议，同意骑手进入小区，事件才得以平息。9月5日，深圳一名女司机接到曹操出行平台的长途订单，与乘客协商返程费，事后乘客反悔并投诉，导致司机倒贴钱，之后该司机多次致电客服申诉，得到的回复是“能跑就跑，不能跑就别跑”。该司机被气到突发脑溢血，前期治疗费就花了十几万。舆论发酵后，众多网约车司机在网上力挺深圳女司机，联合抵制曹操出行。10月27日，据网友在小红书发帖爆料，厦门大学翔安校区快递中心的快递员因被拖欠工资而罢工，大量快递堆积没有及时入库。有网友称，罢工原因是拖欠工资。

除去被动防守式的维权事件，今年劳动者也有一些积极尝试。今年年初，成都、广州等地陆续出现由网约车司机自主创建的新型运营平台。该模式以“高单价、低抽佣”为核心卖点，宣称起步价高于现有主流平台，抽成比例大幅降低且设有返佣机制。平台宣传策略精准切入司机核心诉求：不仅承诺运价竞争力，更以“把司机当人看”的态度获得情感认同。不少司机对此表示支持与期待，认为这是改善行业生态的新希望，并积极询问平台扩展计划。但行业内部存在理性质疑声：提高运价后如何保障订单来源？司乘利益如何平衡。平台运营涉及的技术支持、合规资质、安全监管等系统性成本问题尚未明确解决方案。10月，有网友在小红书上发帖称，匹克某分公司在没有任何员工参与投票的情况下选出了一位即将离职的员工作为工会代表。而员工的诉求是合规选出工会代表。这类诉求在近年的劳工行动中较为罕见。

个体行动困境

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劳动者以个人身份采取的其他灵活行动。比如，广东广播电视台报道，程序员张运来近四年工作日晚长期睡在车内，利用深圳湾公园公共设施生活，日均支出仅100元上下，被称为“车居躺平”。另外，一批曾就职于头部互联网企业的劳动者选择离开高压环境，转入各地大专院校担任教师。这一职业转换的主体多为受困于“996”工作制、业绩压力与职业焦虑的资深员工或前中层管理者，然而，表面上的“上岸”并未真正解决权益保障问题，只是将矛盾从“资本驱动的绩效压迫”转向“体制内的隐性束缚”。这一选择反映了劳动者在恶劣用工环境下被迫进行的权益权衡。其背后是整体劳动环境未能为劳动者提供持续、健康、有尊严的职业发展路径的结构性困境。

7月，一条“杭州地铁保安崩溃演讲”的视频获得了几十万人的点赞评论，视频中，杭州地铁四号线江锦路站一位身穿白衬衫、踩着黑皮鞋的小伙子突然喊了起来，“各位，我今天被开除了，我是一个保安，只干了一天”。通过他的诉说，我们得知他是一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当保安的第一天就被辞退，但他坚持要回了180元的日薪。他“失控”地同周围人诉说：“不管你做什麽工作，哪怕只有一天，也要把应得的工资拿回来。”这名杭州保安在北青深一度的采访中表示，他想告诉有类似经历的人，一定要去争取自己的权益。有人在评论区留言，看了他的“崩溃演讲”后，决心要回自己应有的劳动所得。

更多时候，劳动者的反抗以更隐蔽的方式进行。11月以来，多地三甲医院下发“过紧日子”通知，要求严控非必要开支。12月，广东某医院规培生杨某因衣兜内有一包未登记的纱布，长期在科室给私人充电宝充电，用水壶在科室饮水机接水带回家，被护士长上报训诫。医院方称，这些行为导致纱布用量增加10%、电费每月多出数十元、饮水机滤芯更换周期缩短半个月，对科室的利益造成损害。消息引发医疗圈热议：一项2.2万人参与的投票显示，几乎所有医务人员都曾“薅过科室羊毛”。一些规培生质问：“8月份有医院禁止规培生进职工餐厅，连充个电、拿包纱布都要被处理。难道我们不是人?”有医生透露湖南某医院已将酒精、碘伏、口罩锁起来，“用起来总感觉有双眼睛盯着”。一方面，医保控费、医院运营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医院将普通医疗工作者视为需要严格管控的对象，医院与职工的矛盾加剧；另一方面，医务人员普遍的"薅羊毛"行为，实际上是对工作情绪的一种报复式宣泄，也是对自身劳动权益的微小争取。这些劳动者的个体行动都在试探制度的边界，寻找自身生存的空间。

不过，相比于集体行动，个人行动往往有更大的脆弱性。劳动者个体在面临来自企业和公权力等方面的多重压力下，如果无法寻求社会支持，很可能陷入更大的危险之中。2月，武汉汇科智创科技有限公司官网被黑，搜索点击进入主页后显示“码农的钱你也敢吞，还钱”字样，事后该公司不仅否认了欠薪事件的存在，还表示将起诉黑掉公司官网讨薪的码农。安徽省矿工张坡因工伤导致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其在依法获取每月1900余元伤残津贴后，仍难以维持一家三口的基本生活，在后续维权过程中，他竟被相关部门以“维稳”之名，在未经专业诊断的情况下强行送入精神病院并遭受束缚，其后又被转送至拘留所。7月16日，河南新密一工人工作期间身亡，家属协商赔偿遭企业保安持管喷水驱赶，涉事企业为郑州煤炭工业集团下属芦沟煤矿。根据杭州财康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流传出的一份《关于对厨房员工7人寻衅滋事行为处理通报》，9月6日开始，7名厨房员工在酒店公共区域讨要工资。通报中说，Ta们是以索要工资为由，公然聚众闹事、静坐滞留，严重扰乱酒店正常经营秩序，通报还要求涉事7人赔偿客户取消会议导致的损失金额8万元整。11月，浪潮集团一名员工举报北京浪潮云安全总监造假，将举报邮件抄送给多位高层，但所有高层均“已读不回”。该员工本人反而在当天就收到开除通知。公司迅速寄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甚至在该员工未收到EMS前就注销了其公司邮箱。

拼多多前员工“唐同学”在离职一年后，公司以其违反竞业限制协议为由提起仲裁，要求他赔偿违约金及返还补偿金。2025年8月13日，上海市长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唐同学支付违约金108万余元和竞业限制补偿金5万余元。然而，唐同学从未收到开庭通知，也未能参与仲裁程序。仲裁委员会最终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作出了裁决。事件在社交平台曝光后，唐同学表示自己“事发突然，惊慌失措”。他回顾了自己在拼多多工作5年的经历——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6天，离职本是希望获得解脱，却没想到被索赔高额违约金。根据唐同学的最新回应，他已经就该仲裁裁决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案件正在等待审理，也有律师和网友表示愿意提供法律援助。

面对来自企业和公权力的双重打压，也有一些劳动者在求告无门的困境之中，选择采取更极端的手段表达不满。这些行动的目的不再是维权，而是“鱼死网破”。5月20日，四川宜宾屏山县发生一起放火案。27岁的文某于3月1日经人介绍到屏山县某纺织厂上班，4月30日提出辞职，5月15日办理离职手续和剩余5370元工资结算后，文某要求现场发放工资，厂方考虑实际情况，同意提前发放并走审批流程。文某在当日返回家中后再次要求支付工资未果，产生报复念头。5月20日，文某进入厂区2号、3号车间放火引发火情，随即持刀刺伤财务人员雷某磊。文某随后被控制。据其供述，辞职是因为产生轻生厌世的情绪，急于拿到工资给母亲后自杀了结。6月，南航飞行员李某某在社交媒体上实名举报公司领导，称因拒绝参加领导安排的娱乐活动遭到报复，且拒绝配合领导索贿暗示，遭到以技术检查不通过为由的停飞报复。南航随后回应，该员工所诉与事实严重不符，称该飞行员资质检查屡次不过，技能无法达标，且拒绝在副驾驶岗位苦练基本功。7月1日上午，在吉林省长春市南航吉林分公司，李某某在与飞行部领导谈话过程中，刺伤两名同事后“坠楼身亡”。警方通报为“工作纠纷”。这再次反映出劳动者缺乏维权支持的社会网络。如何维持劳动者的个体和集体行动，使Ta们不致于陷入绝望的自杀式行动，是亟需我们反思的问题。

消费者倡议与公益机构困境

在消费者领域，也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倡议与行动。小红书一位网友发帖称自己准备买一台扫地机，向网友询问有没有对员工友好的品牌，不少网友也由此发出“非暴力，不购买、不使用”倡议：“我决定坚决不购买、使用招聘时有35岁年龄限制的公司的产品。”一位微博网友发布贴文称，在工作时长过高的企业，劳动者积累太多不满，不可能做出好的产品，最终将影响消费者权益，引起不少人共鸣。在此次倡议中，部分网友在评论区积极响应，并用自己曾经的工作经历推荐或避雷相关公司；也有部分网友认为，“35岁限制”等做法已经蔓延到社会各行各业，鲜有企业没有损害劳动者权益的纪录，如果真的要做到非暴力不购买，那麽市面上几乎将没有合适的产品能使用。两种声音的出现，表明劳动者同时也作为消费者正在力所能及地使用拒绝购买的方式维护劳动者权益，但仅仅依赖消费者的行动并不能有效地对企业违反劳动法的行为进行反击。此外，山姆超市事件也在网络上得到极大关注，阿里高管入职山姆超市的人事变动消息在网络传开后，许多网友表示了反对，认为阿里的卷文化、kpi文化是“行业百草枯，内卷福寿螺”，并在山姆商品的购买页面发起一星运动，要求山姆超市把所有阿里系员工裁掉。虽然山姆超市并没有对此事件做出任何回应，但依然说明了人们对恶劣企业文化的深恶痛绝。

今年仍有部分公益机构陷入生存困境。10月，“扔石头空间” 运营者发文告别，文中称因深深的疲惫感及不可抗力，运营者决定关停空间；知名公益项目“大爱清尘”因公开募捐备案未能按期完成延期补正、备案受阻，从2025年1月1日起全国医疗救助全面暂停，制氧机发放也需按病情严重程度优先分配，大爱清尘表示将继续推进备案，争取项目早日上线。实际上，在今年民政部印发《慈善机构公开募捐方案备案指引（试行）》之后，公益机构备案管理日趋严格，其中以中小型公益机构受到的影响最大，例如在今年99公益日中，无法获得备案号的项目无法进行筹款，进一步压缩了中小型公益机构的生存空间。而新规要求基金会只能支持注册地为本地的公益机构，也使一批在基金会挂靠接受支持者月捐的机构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危机。公益机构难以为继或将严重影响受公益项目支持的劳动者。

十五、劳动者之声：鲜活叙事、数字抵抗与工作想象

2025年伊始，外卖员王计兵登上蛇年春晚，为歌手王菲新歌《世界赠予我的》报幕。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诗人，他在23岁已开始文学创作，在做外卖员时，他利用送外卖的间隙写下了6000多首诗，目前已出版《手持人间一束光》等4部诗集。在日复一日的劳动中，文学是让生活呼吸的窗口。6月25日，在公益作家陈行甲的新书分享会上，来自河南濮阳的58岁建筑工人刘诗利，穿着朴素，背着大包小包，默默地站在角落里聆听。“工地大叔”利用宝贵的假期专程“追星”，这段视频在网上被广为关注。27日，刘诗利受到记者采访，他说从河南老家来到北京打工后，有空就会去图书大厦看书。

2025 年 10 月，1991 年出生的北京女骑手兼写作者王晚，出版《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她19 岁时被母亲以 “北京打工赚学费” 骗至北京，学籍遭注销，此后北漂换过十余份工作，成为外卖骑手后，她利用跑单间隙坚持写作，在北京城中村与别墅区的 “折叠” 场景中观察生活。相似地，还有一名叫做胡瑞明的农民工，以“小胡在写作”为网名，坚持每天在今日头条上发布工地日记，记录工地的生活，他的账号目前已有两万个粉丝，成为了许多农民工的“网络树洞”。

这些来自劳动生活缝隙中的创作，以个体经验对抗冰冷的统计数据。通过春晚、社交平台与媒体流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可见度，但也面临着被主流力量收编的风险。劳动的结构性不平等容易被简化为“苦中作乐”的叙事，个体的挣扎与痛苦被扁平化为可消费的情感符号，其中的批判性被消解。保持声音的独立性与批判性，与渴望被大众看见，是工人创作无法回避的张力所在。

除了文字，在短视频时代，也有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以视频为载体记录劳动日常，比如因在佛山工厂直播打螺丝而走红的网红“佛山电翰”，他因长相酷似演员张翰、配合动感音乐甩手打螺丝直播爆火，他视频里真实地记录打工现场：单调劳动、重复动作、按件计酬，激起了许多年轻人的共鸣。他在年初发布视频，宣布将结束自己的打螺丝生涯，他解释称工厂订单减少、收入结构改变，继续在产线上出现会像“作秀”，他不愿消耗“工人”身份。这一决定也反映出当下打工人处境的变化——劳动力市场不稳定、青年向上流动渠道有限，以及“工人身份”在短视频时代被消费、被再造的复杂现实。

在短视频和社交网络上，劳动者不仅呈现了日常劳动，也通过线上讨论和造梗表达所面对的劳动困境，借此抱团取暖。1月，大量“Tiktok难民”涌入小红书，中美网友在评论区对起了账：“收入多少”“上几休几”“上班干什麽”“工资扣税多少”……这一轮“大对账”对比了两国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支出与生活压力，引发热议。中国一线城市年轻人面临工资增速放缓、房租房价高企、加班普遍、劳动时间过长等问题；美国年轻劳动者虽然工资相对较高，却因医疗账单、学生贷款和高房租难以积累储蓄。总体来看，两国劳动者的共同困境在于：收入增长赶不上生活成本，社会保障与劳动权益不足正在压缩年轻人的生存空间。

3月，在豆瓣平台上，话题“#现在gap一年比gay一年还严重”冲上热搜，吸引近万名网友发帖，分享自己因为简历上有gap期而面临就业歧视的问题。根据网易数读的一份调查显示，职场空窗期带来的求职阻碍包括“因为空窗期被忽视能力”“求职过程中不被尊重”“被频繁要求解释原因”“因为空窗期被压低薪资”等。在两份工作之前休息一段时间原本是合理的个人选择，但在现存求职系统和社会评价体系中，似乎被等同于“懒惰”和“能力不够”，被汙名为难以启齿的“黑历史”。

“原生职场创伤”则是衍生于原生家庭的概念，指的是“个体在职业生涯早期，尤其是初入职场或第一份工作中所遭遇系统性贬损、权力倾轧或价值否定后，留下的持续性心理伤痕。”网友们列举了在有毒职场环境中的经历，比如“职场骚扰与霸凌、当众羞辱、剥夺工作成果”等等，许多人遭受心理创伤，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症等。个体在层层压榨的权力结构面前是脆弱的，作为下位者的普通打工人面对这种系统性的异化很难全身而退，而经济压力、家庭期待、朋辈压力乃至于优绩主义下的自我规训，更让离开有毒的职场环境难上加难。

如果这两个话题，体现的是职场上隐秘的盘剥，那12月广西一企业在厂区悬挂的“进入厂区，请自觉放弃一切自由”标语，则更加赤裸地表现出劳动者遭受的极端异化。在这个逻辑中，一旦工人进入这个生产空间，便自动被剥离了社会主体性，被压缩为纯粹的生产工具。而最让人惊心的是“自觉”二字，要求劳动者不仅放弃自由，还要将这种剥削逻辑内化，心甘情愿地主动放弃自由。尽管这则标语在遭到网友的激烈批评后撤下，其背后根深蒂固的畸形生产关系依然值得警惕。

除了这些体现职场遭遇的meme，也有打工人用网络表达着自己的反抗与不满。比如“娇牛马”“职场奶嗝文学”和“嗲员工文学”。这些词语嘲讽的是一类以职场为背景的叙事风格，即一些年轻职场人通过刻意展示幼态行为换取领导的特殊关照，比如点“小孩菜”。这类行为用虚构的“家长-孩童”的依附性关系掩盖了职场上真实的权力不平等。比起这种戏谑吐槽，在“诅咒领导猝死”这一互联网潮流中，网友则更加辛辣直接地表达出对职场的不满。起初因为品牌Tiffany的中文谐音与“踢翻你”相似，网友认为戴上该品牌产品可以让讨厌的领导和同事离职，后来发展成用回形针制作该品牌热门产品的“平替版”来诅咒领导，并且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制作成果。另一种诅咒方式更加直接，那就是直接发帖，幻想霸凌自己的领导死亡的场景，比如“被呕吐物呛死”“因晨会上骂人太激动而死”“骚扰女员工不成被性骚扰举报信活埋而死”等，以荒诞幽默直接表达对职场霸凌和不公的愤怒。这些创作既是劳动者的心理排解，也是Ta们在数字空间中寻求共鸣与抱团取暖的方式。

劳动者在短视频和社交网络上展现日常经验，学界和文艺界也从劳动者的生活压力、工作伦理、收入与时间分配，以及现代劳动体系等不同维度上关注劳动问题，从宏观结构到个体生活的多重视角提供了分析与思考。

2025年3月，《对工作说不》的中文译本正式出版，作者大卫·弗雷恩深入描绘了当今工作对生活的全方位侵蚀，并援引一系列社会学理论，分析了何为工作伦理、工作伦理为何依然难以撼动，以及关于工作我们可以有什麽样的未来。他还追踪了一群在英国积极抵制工作的人，尝试回答以下问题：是什麽推动这些人脱离工作，Ta们的抵抗是否徒劳，以及Ta们是否能启发一种替代性方案。经济学学者梁捷及政治学学者林垚对该书进行了公开对谈和讨论。同月，英国学者威尔·斯特朗和凯尔·刘易斯所着的《星期五不上班》中译本也被出版，作者把“工作时间”还原为一个与资本主义、权力和财富分配紧密相关的政治问题，指出当下的长工时并非自然，而是历史斗争的结果。作者通过历史、现实案例与政治经济分析论证：在不平等加剧、工作不再保障尊严与安全的背景下，缩短工作周是回应劳动危机的关键路径。减少工时不仅关乎个体生活质量，也能推动性别平等、环境保护与社会正义，为以自由和人类潜能为中心的社会打开可能性。

如果说这两本书是从社会学的宏观角度上对现有的工作秩序进行批判，那由美国基金经理人比尔·柏金斯出版的《Die With Zero》则是从更为日常生活的角度探讨了金钱、时间和健康之间的矛盾，他指出如果个体在一生中不断用工时换取金钱却未实际使用这些资源，等同于让部分劳动“白白付出”。该书据此批判以延迟消费和过度工作为核心的工作—储蓄逻辑，强调应在劳动能力与身体条件尚可的阶段，将劳动成果转化为真实的生活体验与社会关系。本书理念恰恰映射了互联网热词“力工梭哈理论”，该概念最初由抖音博主“好师兄戴梦”提出，将“力工”从体力劳动者延伸为“极其传统的奋斗型大男子”，Ta们按部就班地上班生活，思想守旧，将结婚、生子、买房视为人生终极目标，为此努力奋斗，生活极度节俭并将所有积蓄投入婚恋之中。许多网友认为，“力工思维”是一种极端的去主体化逻辑：人生目标被简化为“努力赚钱→结婚生子→积累财富”，个人兴趣、情感建设和生活质量被忽视。该现象不仅讽刺了传统婚姻观，也暴露了经济阶层和性别角色对劳动者生活的深刻影响。但我们也不应忽视个体的劳动选择和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性压力之间的张力。

除了学界，文艺界也不乏探讨劳动问题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探讨了城镇劳动人口流动、人口老龄化、残障人群的劳权问题等。2月，中国导演霍猛凭借影片《生息之地》获得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银熊奖，影片通过十岁少年徐闯的视角，细腻描绘了乡村一年四季的日常，以及背后逐渐展开的社会变迁。电影以丧事开场，婚礼和丧事交替呈现，展现村民在土地上生活、适应变化、经历生老病死的过程。该片呈现了人与土地的联系，同时描绘了城乡差距、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等社会现象。纪录片《劳途归巢》同样探讨了农村的劳动问题，但与“外出务工”的路径相反，该片呈现了农村青年返乡务工的故事。影片通过三年的跟拍，讲述了重庆江津白沙镇青年潘昭德从城市返乡后投身当地酒厂工作，在平衡工厂劳动与家庭责任（照顾年迈父亲、失智母亲及年幼女儿）中的生存状态， 个人命运的裂隙与时代发展的阵痛交织，折射出中国当代乡镇人口流动、产业转型与家庭结构变迁的时代图景。该片在9月入围平遥电影展主竞赛单元。另一部影片《震耳欲聋》则取材于上海律师张琪的真实经历，讲述了一名出身于聋人家庭的律师被卷入一场关于聋人的庞氏骗局中，影片用残障与法律的交叉视角，探讨了聋人群体在权益受侵害时的困境。

尾声

今年是我们进行劳动权益事件盘点的第五年。

我们继续邀请报告的参与者留下自己过去一年的个人心声。今年拉长了战线，从开始整理信息到撰稿和编辑完费了两个月的时间。最终我们难以置信地完成了这份长达10万字的报告。一年又一年，盘点越写越长。这说明，我们对世界的结构和具体的困境，都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也可能说明我们每个人对于不公都有更多的话想要说。也希望在新的一年，我们对彼此都有更多的话说。既然不一样的我们可以肩并肩走到一起，我们也可以学习如何在相互扶持下更好地走下去，在现实的困顿里有所作为。也希望这份报告的读者同我们分享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和对盘点的感受。你可以发送邮件到laoquanpandian@proton.me，我们会不定期查看并给你回复。通过这个邮箱，你也可以将你看到的劳权信息发送给我们，成为这个年度工作的参与者。

以下是报告作者的发言：

今年对于个人来说依然是很困难的一年。贫困、病痛和驱逐并存。但我还没有失去希望。我深知我的困境和其他劳动者的困境是同构的。在年末，我想我要把在这份报告里的付出也献给睡在臭车里的司机，平安夜在便利店睡着的年轻店员，还有我刚认识不久的加布兽——搬完家以后我们可以见面吗？希望2026年我更放松，更坚强，也更幸运。

——珠江玉子

在北京的东四环看到施工的叔叔阿姨大中午就只能也只好在路边空地上午睡，在冬天的海边看到连夜收拾鱼货的阿姨，听到集上买炒货的叔叔说自己只能睡在车上，听到大学里的保洁阿姨说自己的宿舍不能用电…

这些真实的事情有着万钧之力…..这股万钧之力把我推向了这次集体写作中，非常荣幸可以作为参与者（之前连续做了三年的读者）。

这个社会如此破破烂烂，文字写出来只是第一步，但幸好我们有了第一步…愿坏事越来越少...

——川木

希望我的朋友们都好，希望自己能够再坚韧一些，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与千百万人联系在一起。

————诗凛

今年我的工作处在变动之中，过得挺焦虑，于是对很多事情降低了关注，有些羞愧。碰巧年末有空闲，参与到写作中，收获了难得的意义感。接下来又要搬家了，即将开始一段新的临时性的生活。虽然这几年一直在到处跑，但还是有一种受困的感觉。未来希望自己能更有勇气，能更正直地生活，也祝福所有朋友。

——不要辣

作为农村出生的孩子，却一直对农民农村经历的事情感到一种陌生，顶多也是浮皮潦草地了解一下，深感愧疚。这次写作也是逼迫自己去主动了解那里到底在经历怎麽样变化，他们又会以怎样的韧性去面对越来越频繁的天灾人祸。多谢组织者！

——板儿

做了两年读者，今年是我第一次参与这个项目。巧合的是，我今年个人生活的关键词正是“整理、清算、重新开始”——而这次参与整理、书写新闻的过程，也为我自己的2025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我这个无业游民却在搜集和编辑信息的过程中，发现许多事情原来和自己的权益息息相关，也重新唤醒了我对劳工领域的关注。虽然纯属“为爱发电”，但我自认为自己是这个项目中第一批受益人。

——冰冰

虽是第一次做劳权事件盘点，但是往年的都有关注。感觉这像是一个锚点，让我们在下坠的世界中，赛博拉住彼此的手。好在大家还在彼此守望和照护着，痛苦固然难以承受，抱怨和掉眼泪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能在泪眼中捂着彼此的伤口，继续携手走着，真是让人非常动容的勇敢！非常荣幸能参与这次盘点，看见、命名正在发生着的挣扎与痛苦，然后才能有机会终结这些不公。

——Siki

希望一切辛劳的人都可以好好休息，希望一切有关劳动者的声音都会长存，希望所有曾落下的眼泪都能够拥抱我们，成为我们的力量，这一年对我来说不容易，对我们来说都是。新的一年，用结束换开始，祝陌生或熟悉的朋友们，新年平安。

“最要紧的是，我们首先应该善良，其次是诚实，再次是以后永远不要相互遗忘。”

——蛾子

这是我拒绝全职雇佣工作的第五年。可没能成为那种“逃离系统”的自由叙事样本，我依然迷茫、痛苦，找不到自处的方式。尤其是经历了亲人的离世，我感到自己陷入了虚无，没有任何人或事能接住我。

整理这份盘点的过程，恰恰是我今年现实生活中最难熬的一段时间。但也幸好有这扇窗口，让我能短暂地从个体的剧痛中抽离，获得片刻呼吸。

我依然不知道接下来要往哪里去，但在此时此刻，也许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抵抗。

——Mollo

今年年初，我辞去最后一份全职工作，决定以后只做兼职。多年在全职与离职之间循环，直到今年，我才终于有勇气不再将其视为一次短暂停歇，而是彻底告别那种漫长消耗生命的工作模式。这条路给了我一种“退无可退”的自由。但还是希望有一天，每位劳动者都能退有所依，老有所养，不再需要以退为进。

——大西童子

今年六月份毕业以后就当上了无业游民，2025年结束了，我还是没有全职工作过，但是我做了好多志愿工作，无酬的，不会计入经济统计数据的劳动。做了几年读者，今年终于可以为写作贡献一份力量了。要是我有一份全职工作，我这个低精力人恐怕也就没有余力参与今年的盘点了。

——小帽儿

我看到了千千万万的人，看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

——健缸马

第一次帮忙年终盘点，之前有关注过这个系列，能够参加很荣幸。和其ta朋友的感受一样：为什麽这个世界每一年都没什麽长进，而且还在倒退。盘点事件和构建叙事不单单是记录的作用，它还是一种意识的呈现，让更多人获得丰富层次的信息之外，能观察到方向和趋势。新年来了，但新世界并没有来，我们将继续斗争下去。

——鹅肝酱不加吐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