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海：论负债人≠失信人

论负债人≠失信人

朱东海

一、现实图景：高负债时代的群体困境与结构失衡

当前中国社会已迈入“高负债常态化”阶段，债务问题正从个体风险演变为群体性社会议题。数据显示，全国约7.86亿成年人背负各类债务，占成年人口比例近七成；其中近2亿人面临债务逾期或已发生逾期，失信被执行人数量逼近850万。更值得警惕的是，年轻群体已成为负债主力军：90后负债率高达78.3%，平均负债额达12.1万元，25岁以下年轻人负债率攀升至42.1%，且保持最快增速。

与债务规模扩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财富分配的结构性失衡。研究数据显示，约1%的人口掌握着95%的社会财富，而另一端，约6亿人月收入仅维持在千元水平。这种两极分化格局，使得普通家庭在面对创业投资、重大疾病、子女教育等刚性支出时，往往陷入“不得不借”的困境。极端情况下，超8000万人依赖网贷维持基本生活，债务链条的脆弱性愈发凸显。

二、法律本质：厘清负债、逾期与失信的三重边界

从法律逻辑而言，“负债人”“逾期债务人”与“失信被执行人”（俗称“老赖”）存在本质区别，三者不可混淆等同：

1. 负债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正常形态，个人或企业因经营、消费、投资等合法行为产生债务，本身不具有违法性，更不直接关联道德否定；

2. 逾期是债务履行的时间违约，即未按约定时限偿还债务，其法律后果主要是征信系统留痕、承担逾期利息等，并不自动导致失信身份的认定；

3. 失信被执行人的核心构成要件是“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且需经法院依法审查认定，本质是主观恶意与客观违法行为的结合。

现实中，绝大多数负债者并非恶意逃债，而是因市场风险、家庭变故、意外事件等客观因素暂时丧失履行能力。将“负债”直接等同于“失信”，既违背民事法律的公平原则，也扭曲了信用评价的核心逻辑，更会对普通负债者造成不必要的权利损害。

三、制度进步：信用修复机制为善意负债者开辟重生通道

2026年起实施的系列信用管理政策，标志着我国信用体系建设从“惩戒导向”向“惩戒与修复并重”转型，为善意负债者提供了制度性救济路径：

2026年1月1日起生效的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明确规定，对2020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产生的单笔金额不超过1万元的逾期信息，若债务人在2026年3月31日前足额结清，征信系统将自动调整，相关逾期记录不再计入个人信用报告。这一政策精准覆盖工薪族、个体工商户等小额逾期群体，据测算将惠及千万级别非恶意逾期者，为其提供了“信用重启”的契机。

紧随其后，2026年4月1日实施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进一步建立失信信息分类管理制度，将失信行为划分为轻微、一般、严重三类，明确不同等级失信行为的修复条件、流程与时限。这一制度设计打破了以往信用管理“一刀切”的局限，实现了信用评价的精细化与人性化，为真正愿意主动纠正违约行为的负债者筑牢了制度保障。

四、道德反思：善意负债者的困境不应被道德标签否定

当我们审视负债群体的构成，不难发现大量“诚实而不幸”的负债者，其负债成因与恶意逃债有着本质区别，应予以道德层面的理解与体恤：

1. 创业探索者：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导向下，无数人押注个人财富乃至举债投身创业。但市场波动、政策调整、疫情冲击等不可控因素，往往让理性的创业行为遭遇意外失败，使追梦者沦为负债者；

2. 困境求生者：重大疾病治疗、意外事故救治、亲人离世后的家庭负担等突发事件，往往伴随着巨额开支。许多家庭为挽救生命、维持基本生活，不得不通过借贷周转，甚至被迫陷入高息债务陷阱；

3. 生计承压者：经济下行周期中，行业调整、企业裁员、收入骤降等情况频发，而房贷、车贷、教育、养老等刚性支出却无法同步缩减，收支失衡最终导致债务逾期。

这类群体主观上无逃债意图，客观上因不可归责于自身的原因丧失履行能力。将其与恶意转移财产、拒不履行义务的“老赖”混为一谈，既不符合法律精神，也违背了社会基本的公平正义与人文关怀。

五、制度与人道的平衡：构建差异化的债务处置体系

当前债务执行实践中，不少地区存在“重结果轻原因”“重效率轻公平”的倾向：一些法院在案件量大、考核压力等因素影响下，对负债者的履行能力、负债成因缺乏全面调查，简单将债务逾期等同于“拒不履行”；部分执行人员对“有能力履行”的认定标准过于宽松，忽视负债者的家庭负担、收入稳定性等实际情况，动辄将其纳入失信名单。这种不分缘由、“一刀切”的执行方式，不仅加剧了负债者的生存困境，更可能引发次生社会风险，本质上背离了司法公正的初衷。

构建兼顾制度刚性与人文温度的债务处置体系，需坚守“区别对待”原则：

1. 建立“善意负债人”精准识别机制：通过核查负债成因、家庭状况、履约意愿等维度，对因创业失败、重大疾病、家庭变故等客观原因负债的群体，依法给予宽限期、分期履行、利息减免等救济措施；

2. 严格“有能力履行”的司法认定标准：综合财产核查、收入稳定性、家庭刚性支出等多重因素，建立科学的履行能力评估体系，杜绝仅凭“有收入”“有工作”就简单认定为“有能力履行”的粗放式判断；

3. 规范债务催收的法律边界：明确禁止恐吓、骚扰、泄露隐私、暴力催收等违法行为，建立催收行为投诉举报机制，对违法催收主体依法追究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

4. 完善个人破产制度顶层设计：为“诚实而不幸”的负债者提供制度化的重生路径，通过破产清算、重整等程序，依法合理减免部分债务，帮助其摆脱债务困境、重新融入社会。

六、结语：信用社会应有的刚性与温度

“负债人不等同于失信人”，这不仅是一个法律层面的逻辑命题，更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价值命题。一个成熟的信用社会，既需要刚性的制度体系维护信用秩序，让恶意逃债者付出应有代价；更需要柔性的人文关怀包容合理风险，为善意负债者保留重生的空间。

对那些因创业探索、家庭困境、生计承压等而“不得不负债”的普通人，社会应给予理解而非标签化否定，制度应提供支持而非全方位压制，司法应给予救济而非简单化惩戒。唯有如此，才能让信用体系真正发挥“褒扬诚信、惩戒失信”的核心功能，既守住市场经济的信用底线，又彰显社会治理的人文温度。

信用社会不该是冰冷的惩戒机器，而应是有温度的治理生态。当制度能够区分恶意与善意、惩罚失信与包容不幸，才能真正实现“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诚实者重获新生”的法治理想，让信用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

2026年1月22日写于北京

（作者：朱东海、世界华人报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