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 | 国家主义启蒙：日本这条危险而成功的捷径
——“启蒙系列”之四——
国家主义启蒙：日本这条危险而成功的捷径
——后发国家为何容易跳过“元启蒙”？
赵晓
作者按：为什么要单独讨论日本？
在近代史叙述中，日本往往陷入两种简单化理解：
要么被视为启蒙与现代化的成功典范，却缺乏系统、全面的反思；
要么被标签为“军国主义失败者”，从而遮蔽其真实的历史复杂性。
然而，日本恰恰是近代以来最成功、也最具示范效应的非西方现代化样本之一。
正因如此，它才值得被严肃对待，而非被简化评判。
本文并不试图对日本近代史作道德裁判，
而是将其置于“启蒙路径选择”的比较视角之中：
在生存压力与时间高度压缩的条件下，
一个后发国家如何通过国家主义启蒙迅速完成现代化，
又为何在缺乏“元启蒙”的情况下，
将效率不断转化为深层的结构性风险。
理解日本，并不是为了否定它，
而是为了看清一条在后发国家中反复出现、
危险却极具诱惑力的启蒙捷径。
引言｜日本影响了中国的启蒙
如果不认真理解日本，
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近代启蒙的路径选择。
正是由于近代转型的“成功”，
日本成为中国乃至所有后发国家极具诱惑力的样本：
它向所有后发国家展示了一条看似可复制的道路——
无需经历漫长的信仰与人论重塑，也能迅速建立现代国家能力。
这正是问题所在。
日本完成了现代化，
却并未完成以信仰（“何为人”）为核心的元启蒙。
它为后发国家展示的，
是一条可以绕开信仰与人论、
直接动员国家力量的启蒙捷径。
这条路，效率极高，
风险同样极高。
启蒙面对的三大问题是：
何为人？（Who we are）
人当为何？（How we ought to live）
人何以知？（How we know）
若以启蒙学的三大问题来看：
何为人？人当为何？人何以知？
日本近代启蒙，事实上主要集中于第三问，
对第一问与第二问则长期悬置，甚至制度性回避。
它迅速建立了“国家如何行动”“理性如何服务效率”的体系，
却未重塑“何为人”的终极根基，“人当为何”的权力约束。
第一部分｜日本为何必须“快”？——生存压力背景下的启蒙逻辑
1.黑船来航与体系性恐惧
日本近代启蒙的起点，并不浪漫。
1853 年，美国海军准将 Matthew Perry 率舰队抵达日本（“黑船来航”），强行打开国门。
这不是“交流”，而是文明等级的当场展示。
对日本精英而言，问题被瞬间简化为一句话：
不变，即亡。
2. 时间被彻底压缩。
与英美不同，日本不存在一个：
· 渐进改革的窗口
· 社会自治自然生长的过程
· 信仰—人论缓慢重塑的余地
启蒙在日本，从一开始就被定义为：
启蒙在日本，从一开始就被重新定义为：
一项以救亡为目标的国家工程，而非文明自省工程。
它面对的不是“如何变得更好”，
而是“如何避免被消灭”。
这也是一切后发国家共同的困境：
时间成为最稀缺的资源。
在这种处境下，启蒙自然被重新定义：
不再是对“人是什么”的反思，
而是对“国家如何活下去”的紧急回应。
启蒙，被“救亡”压倒，首先成为一种求生技术。
第二部分｜“脱亚入欧”的真实含义：选择了哪一个“欧”？
1. 日本启蒙的历史形态：明治维新，而非思想革命
日本的启蒙，不是一次“启蒙运动”，
而是一场国家主导的制度—组织重构，集中体现在 明治维新。
核心特征一句话概括：
不是社会启蒙国家，而是国家启蒙社会
2. 日本启蒙的关键人物：不是“思想解放者”，而是“文明教练”
福泽谕吉
这是日本启蒙最重要、也最常被误读的人物。
常见误解：福泽是日本版伏尔泰 / 卢梭
真实定位：福泽是工具理性型启蒙者
他的核心思想不是：
· 何为人？——人的原罪
· 人当为何？——良心的独立，以及是否存在对权力的终极限制以保障人的自由
而是“人何以知”的工具理性三句话：
· 知识即力量
· 文明即竞争力
· 落后就要挨打
他推动的是：
· 学制改革
· 科学常识
· 功利理性
· 国家竞争意识
一句话他问的是：“国家如何变强”，而不是 “国人如何为人”。
明治国家精英集团（非思想家，而是工程师）
· 大久保利通
· 伊藤博文
· 山县有朋
他们的角色类似于：
文明工程的总设计师
其思想来源，并非英美自由主义，而是：
日式“选择性引入”的三重拼装。
3.思想来源：日式“选择性引入”的三重拼装
① 儒家忠君伦理的国家化
· 忠 → 忠于国家
· 孝 → 国家秩序的伦理基础
· 天皇 → 被塑造成超越性的政治象征
但注意：
天皇是人，因此这不是基督教意义上的“超越性上帝”，
而是国家以天皇作为化身和代表，
开启了一条将国家本身神圣化的高度危险路径。
② 德意志（普鲁士）国家哲学的制度输入
日本启蒙最著名的口号，莫过于“脱亚入欧”。
但这一口号，常常被误读。
以 福泽谕吉 为代表的日本启蒙思想家，并非在价值层面全面皈依西方，
而是在战略层面选择阵营。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
日本选择的是哪一种“入欧路径”？
答案并非英美。
日本并未选择英美那条以信仰立基、社会自治与渐进宪政为核心的路径，
而是更接近德意志式的国家主导型现代化道路。
日本在宪政、军制、官僚体系上，系统性学习普鲁士—德意志模式：
· 国家高于社会
· 官僚理性
· 组织、纪律、服从
· 国家是最高理性实体
这直接体现在：
· 明治宪法
· 军国体制
· 官僚国家传统
③ 启蒙理性的“去信仰化处理”
日本几乎完全跳过了：
· 宗教改革
· 原罪论
· 良心神学
· 超越性审判者
理性被直接理解为：
服务国家目标的效率工具
启蒙在日本，不是解放社会，释放个人自由，
而是服务于国家建构。
因此，日本启蒙从一开始，
就带有鲜明的国家主义底色。
4．日本启蒙的结构性特征（启蒙学视角）
回答了的问题：人何以知？（部分）
· 国家如何行动？
· 知识如何转化为力量？
· 理性如何提高效率？
回避了的问题
· 何为人？
· 人当何为？——良心的终极归属？
· 人当何为？——国家是否受超越性约束？
日本近代启蒙，实质上构成了一种去人论的启蒙形态。
第三部分｜跳过“何为人”的信仰元启蒙：效率极高，风险同样极高
必须承认，日本模式在短期内极其有效。
工业化推进迅速，
国家动员能力极强，
社会被高度整合，
在国际竞争中迅速崛起，在近代战争中连续取胜。
正因如此，这条路径显得极具说服力。
但问题在于：
在效率被最大化的同时，
三件关键之物被系统性压缩了：
第一，个人良心。
个体不再以良心面对超越性真理，
而是以忠诚面对国家目标。
第二，社会自治。
社会不再是国家之外的独立空间，
而是国家动员体系的一部分。
第三，超越性约束。
国家逐步被默认为终极秩序来源。
理性在这一结构中，也发生了转变：
它不再是自我反思、限制权力的理性，
而成为服务国家目标的工具理性。
在启蒙学的语言中，这正是理性被主权化的典型情形：
当理性不再受超越性秩序约束，
而直接为国家目标提供终极正当性时，
理性便被主权化，
启蒙也因此开始自毁。
当理性只对国家负责，
而不再对超越秩序负责，
启蒙便开始反转为动员机器。
第四部分｜成功为何反而更危险？——日本的“成功陷阱”
日本并非偶然滑向军国主义。
相反，它是被“成功”一步步推向那条道路的。
每一次战争胜利，
都在验证国家主义启蒙的正确性；
每一次效率提升，
都在强化对国家动员模式的信心。
在缺乏元启蒙的条件下，
国家被自然地抬升为终极价值；
牺牲被神圣化；
个人被彻底工具化。
于是，启蒙并未背叛自身，
而是沿着既定逻辑走向终点。
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
日本并非没有“精神”，
而是将“精神”完全“国家化”了。
日本并非没有“精神”，而是将精神彻底国家化了——
精神不再作为超越性约束存在，而是被国家中介、吸收，并转化为动员资源。
日本最终走向军国主义，这不是背叛启蒙，
而是没有元启蒙的启蒙，被贯彻到底的结果。
一个重要的评价：
为什么日本不是“反例”，而是“警告”？
正因为，日本不是启蒙失败者，
而是一条跳过元启蒙的启蒙路径，被成功执行到底的案例。
也因此：
· 它不仅仅是“日本问题”
· 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的普遍诱惑
第五部分｜日本如何“中介”了中国的启蒙？
对中国而言，日本并非遥远的他者，
而是近代启蒙的关键中介。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留学路线的转向，
从英美逐步转向日本，
并非偶然。
日本提供了一种看得见、摸得着、
似乎可以直接复制、弯道超车的现代化方案。
中国由此学到的，
便是国家能力、制度设计与组织动员；
而信仰、人论与超越性秩序问题，
则被进一步悬置。
启蒙在中国，同样被理解为一套工具包，
而非一项文明自省工程。
如果说“五四”跳过了元启蒙，
那么日本，
正是那块被踩下去的跳板。
第六部分｜日本经验的普遍警告：这不是“日本问题”
日本并不是特例。
在所有后发国家中，
国家主义启蒙都具有极强的诱惑力：
它速度极快
它极其有效
它可被量化与动员
而风险，
往往在很久之后才显现。
这并非文化缺陷，
而是一种结构性选择。
当效率成为首要目标，
当时间被极度压缩，
元启蒙最容易被视为“奢侈品”，在第一轮中就被放弃。
但历史反复证明：
被放弃、跳过的那一层，
终将以更高代价被补交。
结语｜捷径与正路：启蒙从来不是效率竞赛
日本这条启蒙捷径，
并非出于恶意，
而是出于生存焦虑。
它的成功，
也并非虚假，而是真实得诱人。
日本的经验教训提醒我们：
启蒙的危险，有时不来自失败，而来自“成功”本身。
它还清楚地表明：
启蒙一旦脱离元启蒙，
就可能在高度效率化的过程中，积累深层次的文明风险。
说到底，
启蒙，从来不是一场速度竞赛，
而是一项高风险的文明工程。
当一个文明既渴望速度，
又缺乏自我约束的根基，
启蒙，
反而可能成了最危险的力量。
日本证明：
现代化可以绕过信仰与人论完成，
但现代文明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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