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汉语四声之始》
史家论史，常津津乐道汉唐之雄浑疆域，而视其间的三四百年为离乱之过渡。六朝，这一上承两汉余烈、下启隋唐盛世的历史节点，因其处在两大统一版图的夹缝，极易被“大一统”之宏大叙事所遮蔽。然而，若拨开兵戈扰攘之烽烟，便不难发现六朝恰是中华文明最为细腻深刻之蜕变期。“永嘉之乱”致使“五胡”盘踞中原，“两都”沦陷迫使皇室与门阀世族南迁，然“衣冠南渡”不仅是汉民族血脉与文化之存续与重塑，更是江南经济从蛮荒走向繁华之肇始。当中原大地尘沙蔽日、铁骑杂沓之时，汉文明的精英阶层带着他们的家谱、书卷与礼乐，仓皇而凄美地渡过长江。他们在秦淮河畔重新安家，将洛阳的雅音融入江南的烟雨。尤为要者，在那精神自由奔放之年代，玄学兴起，佛道互融，文学艺术从教化之工具转向对“美”本身之极致追求。
这种对形式美与内在律动的追求，最终不可避免地投射到语言本身，文学之独立推动语言之自觉，“南渡”士族为长江流域带来“洛下雅音”而视当地吴语为“鴃舌”，土著亦暗嘲北人为“伧父”，于是乎语言之整合势在必然。从声律学的兴起到字书韵书的编纂，六朝人对汉语的声、韵、调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审视与规范。可以说，若无六朝文人在声韵格律上的精耕细作，便无日后唐诗宋词那般因音律严谨而迸发出的铿锵之美。
一年前笔者著《诗之简史》曾涉及“声律论”和“四声演变”之讨论，而所得结论多流于推测或存疑。如曾引日本遣唐高僧空海著《文镜秘府论》对唐代四声描述，“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以证盛唐时代的四声已极为规范稳定。然对第四声即“入声”概念确立，彼时仍局限于“源自梵语佛经转读”之推测。最近拜读《十驾斋养新录》部分章节，发觉辛楣先生已将“四声”之来龙去脉叙述得如此完整，深感后学孤陋寡闻之惭。故本文拟以《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四声始于齐梁”为纲，笔者逐句作注，对此作全面讨论。
四聲始於齊梁
南史庾肩吾傳，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
四声的规范和运用始于南朝的齐、梁时期。齐梁两代皇族籍出东海兰陵萧氏，两朝因皇族内部争斗，政权更替国祚合计未足百年。然齐梁短短数十年文坛巨擘辈出，萧纲启“宫体”，萧统汇《文选》，钟嵘撰《诗品》，刘勰著《雕龙》，此年代堪称汉文学之大变局。《南史 庾肩吾传》记载，在南齐永明年间，王融、谢脁、沈约等人，作文始有在意运用四声。此处“文章始用四聲。”之“文章”尤指韵文诗赋。
陸厥傳，时盛为文章，吴興沈約，陳郡謝朓，琅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彦倫，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
《陆厥传》记载，当时文风极盛，吴兴的沈约、陈郡的谢脁、琅琊的王融，因为意气相投而互相推崇。汝南的周彦伦即周颙，精通声韵学。沈约等人的文章都讲究音律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运用到韵律之制定。笔者以为四声之悟，实非无源之水，齐梁之际佛法大兴，高僧为传译佛经创“转读”之法。梵文之拼音构造与声调抑扬，给已习惯直读汉字的文人以极大冲击。沈约等人极可能是在研习佛经声律与梵汉对音的过程中，顿悟了汉字本身潜藏的“平上去入”之理，总之，异域佛音敲醒汉字声调之自觉与思考。齐武帝萧赜次子萧子良雅好宾客，萧衍，范云，谢朓，沈约等八人号“竟陵八友”，时常流连诗酒，吟咏唱和。饮酒作诗，此乃贵族小集团在“竞夸辞藻”中，对诗作刻意求工、互设禁忌以增其难趣，此或为平仄格律滥觞之重要诱因。沈约等人认为，文字有其本身魅力，只要合乎吟诵之节奏，虽离丝竹伴奏依然音韵铿锵。此为诗脱离乐府歌唱，由“歌”过渡至“吟”之关键节点，古人作诗多配乐而歌，乐止则诗意半减。而永明体之功，在于让语言脱离丝竹而独立，通过对声调之精密排列，让文字本身产生抑扬顿挫之乐感。自此，汉诗从“歌词”中挣脱，而成为一种独立，自带音律的艺术形式。此为汉文学史上一次伟大之革命。
有平頭，上尾，蠭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體。
此处辛楣先生阐明“永明体”之形成过程，谢朓，沈约，王融等人先规约了“八病”务必在作诗时避开，这“八病”称作“平頭，上尾，蠭腰，鶴膝”等，“五字之中”指五言古诗中每一句，声韵求完全不同，而在两句之间，音调角徵亦不能雷同。此规则不能随意增减，世人称这种文体为“永明体”。
关于永明体“八病”，古人论述繁杂，笔者试作简析。沈约，王融等所言“八病”分为两类，前四种关于声调之禁忌：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后四种关于双声叠韵之禁忌：大韵，小韵，旁纽，正纽。以五言诗为例，所谓“平头”即五言诗第一联前两字不能与第二联前两字声调相同。第二“上尾”，为五言诗第一联末字与第二联末字声调相同。如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五言诗通常第二句押韵，若第一联不押韵，两联句尾均为平声，听来无“起伏”和“回环”之美感。第三“蜂腰”，即五言诗中同联第二字不得与第五字同声。如东汉古诗《橘柚垂华实》中：“闻君好我甘，窃独自雕饰。”第四“鹤膝”，即诗歌在关节处“肿大”，五言诗第一联末字与第三联末字同调。
“八病”之后四种，古人诠释定义繁复不一，笔者在此试用通俗之语略作解说，所谓“大韵”，即五言一联十字中，若有字与韵脚之字同韵，有喧宾夺主之嫌，削弱韵脚之收束感。第二“小韵”，即五言一联十字除去韵脚字，其余九字中若有两字以上同韵部即犯病。比如诗句“古树五更寒”， “古”和“五”同属“姥”韵即上声，两字在同一句中出现，读来拗口声音重复。第三“旁纽”，即五言诗之一联中避免双声现象，但在实际写作中主要忌讳与重要位置之声母相犯。如韵脚字为“留”，而句中出现“梁”、“落”等字，虽韵母不同但声母重复便谓“旁纽”。第四“正纽”，简而言之就是在一联中使用了声韵母相同、仅声调不同的字。《文笔式》云：“正纽者，一联内有四声一韵是也。”如“梁上两双燕”， “梁”与“两”声母，韵母相同，唯声调不同，此为犯“正纽”之嫌。略懂格律者不难明白，若要完全避开“八病”而凑成一首五言诗几近苛刻，即便成篇亦是诗意抒情荡然无存。《南史》记载，沈约诗作亦难避上述“八病”，后隋唐文人用“平仄”取代“八病”方迎来律诗盛世。
周彦倫傳，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沈約傳，撰四聲譜<陸厥傳又云，時有王斌者，不知何許人，著四聲，行于時。>
《周彦伦传》载周颙著《四声切韵》，《沈约传》载沈约撰《四声谱》，而《陆厥传》更提及王斌等人亦有著述。辛楣先生通过爬梳史料，证明声律之学在齐梁并非空谈，而是已有专著行世。这段考据，不仅厘清了四声之源流，更足见辛楣先生治学之精严与博闻强识。
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未悟，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
沈约对此颇为自负，他认为过往千载的骚人墨客，皆未曾参透声律之奥秘，唯独自己“独得胸衿”，穷尽了其中神妙的旨意。辛楣先生引用此段，意在指出沈约不仅是理论的发现者，更是实践的先行者。此处需略作补充，四声之辨虽始于周颙《四声切韵》，周氏厘清了汉字声调的分类，但真正将这套枯燥的语音规则转化为文学审美实乃沈约之功。正是在周颙的声韵基础上，沈约撰《四声谱》并推行“八病”之说，才使得声律探求在齐梁文坛蔚然成风。
約撰宋書謝靈運傳論，具言其旨云，五色相宣，八音恊畅，由乎元黄律吕，各適物宜，欲使宫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简之内，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辛楣先生原文“元黄律吕”为“玄黄律吕”，因先生身处清代避康熙帝玄烨讳，故玄改为元。其次“一简” 为古文“一句”“一行” 之意，上古时代文人写于简牍之上之由来。在《宋书 谢灵运传论》中，沈约留下了那段著名的声律叙说。他认为正如五色相宣、八音协畅是出于“玄黄律吕”之自然天道，文章亦当如此。他主张“宫羽相变，低昂舛节”，即高低音调需错落有致。具体而言，若前有“浮声”即平声，后须随“切响”即仄声。“一简之内”，音韵须尽变，而“两句之中”，平仄要全殊。沈约认为只有参透并妙用这一规律，方可称得上是真正懂“文”。
回望历史，沈约之“四声八病”在当时或许过于严苛，甚至被讥为“作法自毙”。然而，正是这看似繁琐的格律枷锁，规训了汉语言原本之野性。六朝人的探索并未白费，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大唐，那些繁复的禁忌最终化繁为简，凝练为“平平仄仄”之律诗定式。可以说若无齐梁四声之始，便无盛唐音韵之盛。这或许便是千年之后，仍需回溯这段历史的意义所在。
南史沈約傳，梁武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朱錫鬯廣韻序，誤以爲周彦倫語，捨彦倫子。
辛楣先生在文末作了个人校勘和辩误，此完美彰显一代考据大家“无一字无来历”之严谨治学之风。他摘选《南史 沈约传》记载：梁武帝问周舍何谓四声？周舍道“天子圣哲”。即“天”平声，“子”上声，“圣”去声，“哲”入声。朱锡鬯即清初学者朱彝尊，他在《广韵序》里错误地以为这是周颙说的话，辛楣先生在此考证其实周舍是周彦伦的儿子。
“天子圣哲”四字，平上去入，泾渭分明。这不仅是周舍对梁武帝的巧妙应对，更象征着汉语在那动荡时代完成了一次自我觉醒。从“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之汉歌高古，到“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之性灵初开，再到沈约等人以精密之尺度去解构语言，汉文学终在齐梁时代，由质朴之自然吟唱迈向自觉之声律构建。
诚然，永明体曾因其苛刻之“八病”格律，被后世讥为“作茧自缚”，甚至陆厥与沈约之辩论也曾喧嚣一时。后人常谓：过度之格律必扼杀诗歌之灵性，使文字沦为声韵之符号而失去本真之情志。但我们必须承认，任何艺术形式之成熟，必先经历形式之极端规约，而后方能达致内容之自由与和谐。齐梁文人对声律那种近乎洁癖之审视，恰似在为汉语寻找一种脱离音乐伴奏后，依然能独存其内在之音乐性。正是因为有了沈约等人对“平上去入”的定名，有了对“浮声切响”的精微调控，汉诗才得以在随后的隋唐时代，从严苛的“八病”进化为疏朗有致的“律诗”：昔日之“平头”禁忌演变成了后世之“粘对”规则，昔日之“上尾”禁忌确立了律诗“单句仄收，双句平收”之铁律。当盛唐诗人从容地吟出“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时，每一个铿锵之音节背后，都回响着齐梁先贤在声韵探索道路上的足音。
辛楣先生在《十驾斋养新录》之“四聲始於齊梁”短短数百字随笔中，除开篇之论断和文末之考证辩误外，通篇皆是对史料之爬梳与事实之陈述。这看似枯燥的古书摘录，实则暗含对文化源流之温情致敬。今日笔者再读此文，深感其已超越客观冷静之学术论述，它更像一座丰碑，标记着汉民族在那个风雨如晦之年代，如何守护并重塑其语言之尊严。那“天子圣哲”的清越之音，穿透六朝之烟雨，跨越千载之时光，至今仍在人们每一次的吟诵中跌宕回响。文脉之存续，声律之流变，信夫！